魯迅評傳 · 十 在北京

魯迅跟著南京政府搬到北京，那是1912年的事。民初那一段時期，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他有一回，在復許廣平的信中說：「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 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只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櫱。」 他的觀點，帶著很濃厚的虛無主義色彩，那是很顯然的。他自己的家鄉，正在敗落中的周家子弟，以及北洋派分崩離析所招致的動亂，在他的眼前，都是漆黑一團，這是他所以悲觀的主因。他是期待著武力革命的新局勢的到來，也和一般人一樣，對國民黨的建軍革命，寄以希望的。（孫伏園說：「魯迅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殼，內面是熔岩。這熔岩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什麼毀譽。」這也是虛無主義者的人生觀。） 在那一段苦悶的長時期中，魯迅一直住在北京。開頭，他們兄弟倆都住在紹興會館。到了1919年，他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後，就在北京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特地回南去迎接老母及全家人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說：「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那時，他自己並無子息，這空地，可說是為了侄兒們著想的。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以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據許壽裳所說，後來魯迅搬出了八道灣，那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所迫成的。他說：「羽太信子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毫無效果。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 魯迅搬出之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此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北屋的中間，後面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許多的譯著，皆寫成於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望後園牆外，即見《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謂「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南屋是他的藏書室。）關於「老虎尾巴」，許廣平曾有過這樣一段描寫：「覺得熄滅了通紅的燈光，坐在那間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是時而聽雨聲的淅瀝，時而窺月光的清幽，當棗樹發葉結實的時候，則領略它微風振枝，熟果墜地。」（替魯迅設計這一寓所，是他的教育部同事李先生，這「老虎尾巴」近乎畫室，也是李先生所設計的。） 魯迅在北京十四年，主要的職務，是教育部僉事；先後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講師。後來參加《新青年》的新文化運動，從事寫作，先後在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語絲》、《莽原》這些報刊上寫稿，後面這兩種刊物，他是主要的領導者。 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許壽裳提到他的「提倡美術」。許氏說：蔡元培先生任職教育部長，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這種教育方針，當時能夠體會的還很寥寥，唯魯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魯迅研究美學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請他擔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事宜。魯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講會，曾演講美術，深入淺出，要言不煩，恰到好處。（他的講演，曾刊在教育部的《匯報》上。）民元以後的北洋政府，一直不曾安定過，而官僚主義的政府，也用不著什麼作為，所以魯迅不一定有所表現。（魯迅有一篇《又談所謂「大內檔案」》，乃是官僚主義的最好注釋。）此外提到魯迅在教育部時期的工作時，實在很少，只有周作人說到周瘦鵑翻譯《歐美小說譯叢》三冊，由教育部審定登記，那條讚許周氏的批覆，是魯迅所做的；那時他在社會教育司任科長，知道譯介西方文藝的重要，很希望周氏能繼續譯下去，給新文學增加些力量。 魯迅在北京大學，教中國小說史，那是周作人所推介的。關於這一經過，周氏有很好的追記。他說：「魯迅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已完成，定名為《古小說鉤沉》。他因為古小說逸文的搜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他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但因為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他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地答應了回來，同魯迅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為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魯迅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都有，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鉤沉》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 魯迅是有志於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的，可是在那社會動盪的生活不安定的情況下是無法成書的。他生前曾寫信給筆者說：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範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抄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 魯迅在北京那一時期中，有幾場重大事件，筆者且分別追敘一下。我們知道在《新青年》積極推動新文化的進程中，魯迅已經參加了他們的戰鬥行列。可是，到了1924年，《新青年》本身有了分化了，五四運動帶來的文化高潮，已經慢慢地退落了，所以，他在《彷徨》的序詩中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新青年》內部的分化，我們從陳獨秀、胡適的往來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了。1920年年底，陳獨秀從上海到廣州去了，《新青年》的編務，交給了陳望道手中。那時的《新青年》，宣傳社會革命的氣味很濃，社內外人士都不十分滿意。所以獨秀寄給胡適的信中也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胡適的復言，提到三個辦法：「（一）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別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發表一個新宣言，聲明不談政治。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當時，在北京同人，都贊成歸北京編輯，可是，到了結局，《新青年》還是分裂了。當時魯迅曾表示意見：「贊成北京編輯，但我看現在《新青年》的趨勢是傾於分裂的，不容易勉強調和統一。無論用第一、第二條辦法，結果還是一樣。所以索性任它分裂，照第一條做或者倒還好一點。」這是他從《吶喊》到《彷徨》的經過。他說他自己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近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 魯迅後來準備從廈門離開時，也曾說到他心頭的彷徨：「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寫點東西，也許於中國不無小好處，不寫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於研究，則於餘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他在北京時期的彷徨情緒，也是這樣的。 在黑漆一團的當時，教育界的混沌，也和政治圈子差不多的，而且無分於南北東西。1925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楊校長便不到校，後來任意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除名，並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學生們不服。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並且命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們出校。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本極以章、楊二人的措置為非，復痛學生的無端失學，遂有校務維持會的組織，魯迅本是女師大的講師，所以成為該會的委員之一，而章士釗視作眼中釘，竟倒填日子，將他的教育部僉事職免去了。女師大被解散後，師生在校外重新開學，經過了三個月的相持，女師大就復校了。這其間，就有著「新與舊」、「復古」與「進步」鬥爭的痕跡，而魯迅表現了最積極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