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八 托尼學說

孫伏園在《魯迅逝世五周年雜感》中，有這麼一段話：「從前劉半農先生贈給魯迅先生一副聯語，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當時的友朋，都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對。所謂『托尼學說』，『托』是指托爾斯泰，『尼』是指尼采。這兩個人都是十九世紀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極宏富，對於社會的影響深而且大。魯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深，自然與他們相比也很恰當。而魯迅先生在學生時代，很受託、尼二家學說的影響。托、尼二家的學說，一般的說法，是正相反對的。尼采的超人論，推到極端，再加以有意無意的誤解，在德國，便成了第一次大戰前的裴倫哈特的好戰論，和這納粹主義的侵略論。魯迅先生卻特別喜歡他的文章，例如《蘇魯支語錄》 [1] ，說是文字的剛勁，讀起來有金石聲。而他的學說的精髓則在鼓勵人類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漸向上，不長久停頓在瑣屑的、卑鄙的、只注意於物質的生活之中。至於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那是導源於基督教的精神，與後來思想上的平民主義、民族自決主義、國際平等主義，都有精神上的聯繫。直到二次大戰時的反侵略陣線，例如對於歐洲被侵略的各小國，雖然它們的軍事勢力已在國內早被侵略國家所摧毀，還儘量地設法支持它們反侵略的微薄勢力，以期共同消滅侵略國家的暴力與野心，這還可以說與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托尼學說的內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魯迅先生卻同受他們的影響，這在現在看來，魯迅先生確不像一個哲學家那樣，也不像一個領導者那樣，為別人了解與服從起見，一定要將學說組成一個系統，有意地避免種種的矛盾，不使有一點罅隙，所以他只是一個作家、學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評家。」這一段話，對於了解魯迅早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不過筆者所知道所了解的，和孫氏的觀感頗有距離，因此，對於孫氏的說法作相當的保留。 原來，19世紀的哲學，從叔本華到尼采這一派悲觀哲學，導源於佛學，脈絡非常鮮明。叔本華生於1788年，卒於1860年，正當19世紀前半葉，德國承康德之後，哲學鼎盛，名家輩出之時。「叔本華雖自命為康德嫡嗣，而其學乃似教外別傳，與同時哲人如黑格爾、費希特、謝林等相較，頗有空谷佳音、遺世獨立之慨。叔本華近承康德，遠紹柏拉圖，旁搜於印度佛說，遂自創為一家之言。其所以異於並世德國諸哲學家者，特徵有四：當時諸哲人，其思想淵源純出於西方，而叔本華則兼采佛學，有東方之色彩，此其一；當時哲學上傳統之假定，以為就根本言，人生乃諧合者，而叔本華則以為人生乃凌亂憂苦，故持悲觀，主解脫，此其二；當時哲人多為唯理主義者，重理智與概念，而叔本華則兼尊直覺，此其三；當時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學，運思密栗，而文辭質樸，甚至於晦澀難讀，而叔本華則有文學之天才，其文章特為清美朗暢，亹亹動人，此其四。叔本華早年英發，才氣甚高，而稟性孤僻，與世寡諧，沉憂善感，易傷哀樂，其論述哲思之書中，時有郁轖之情，孤憤之語，故叔本華可謂詩人式之哲學家。」我們仔細對比，魯迅的思想、性格，正有著叔本華的影子。魯迅接受尼采學說，也正是接受叔本華與佛家的悲觀哲學，那是不待言的。 章太炎先生以治佛學，講因明唯識，完成思想體系，也是人所共知的；這一方面，魯迅也受了太炎的影響。許壽裳說民三以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他曾對許氏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他對於佛經，是當作人類思想發達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觀的。 依筆者所了解的東西文化思想相互影響的跡象來說，16世紀以後，泛濫於歐洲的自然主義哲學，導源乃由於老莊道家思想的西行，其影響所及，在政治則有法盧梭之《民約論》，在自然科學則有英達爾文、赫胥黎的《進化論》。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可說是無政府主義全盛時期，溯其源也和老莊思想有血緣上的關係，而叔本華、尼采的個人主義哲學，也和道家哲學相通。魯迅篤好魏晉文人的文字，其於嵇康、阮籍的思想，有最深刻的研究；對於他的愛好赫胥黎《天演論》，篤信尼采學說，可說是相反而實相成的。至於托爾斯泰的大愛主義，出於佛家思想，也是治托氏學說所共知的。（印度的甘地主義，正是托氏大愛主義的實踐。）無政府主義固是社會主義的一派，卻是極端尊重個人主義，和尼采思想相通。所以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矛盾的；從無政府主義觀點看來，卻正是相互發明的，這是筆者和孫伏園氏所了解的不同之點。 魯迅早期的宇宙論、社會觀、人生觀，略見於《墳》中所輯集的文字中。（《墳》，魯迅的散文集，所集系1907—1925年間的文字。）其中介紹進化論學說的有《人之歷史》。他說：進化之說，創始於希臘哲人德黎（Thales），至達爾文而大定。他說，德國的黑格爾和赫胥黎一般，都是達爾文學說的謳歌者。關於這一方面思想的發展，他說到瑞典的林那（K.Linne）、法國的蘭麻克（J.D.Lamarck）和德國的歌德（Goethe）。他是研究生物科學的，所以條秩源流，非常明白，並不像若干社會科學家，或主黑格爾（如陳獨秀），或主達爾文（如胡適），建立不要融合的宗派的。 魯迅並不自悔其少作的，他的《文化偏至論》，便是提倡極端個人主義的。他說：「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苟被其諡，與民賊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誤為害人利己之義也歟？夷考其實，至不然矣。……蓋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首，繼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無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加以往之習慣墜地，崇信盪搖，則其自覺之精神，自一轉而為極端之主我。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盪無高卑。此其為理想誠美矣，顧於個人特殊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更舉黮暗，則流弊所至，將使文化之純粹者，精神益趨於固陋，頹波日逝，纖屑靡存焉。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況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於凡庸。非超越塵埃，解脫人事，或愚屯罔識，惟眾是從者，其能緘口而無言乎？物反於極，則先覺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納爾（M.Stirner）乃先以極端之個人主義現於世。謂真之進步，在於己之足下，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亦即資財，亦即權利。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制也。國家謂吾當與國民合其意志，亦一專制也。眾意表現為法律，吾即受其束縛，雖曰為我之輿台 ，顧同是輿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絕義務。義務廢絕，而法律與偕亡矣。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 這是魯迅五十年前所說的話，到今天看起來，不是更切中時弊，批評得最切當嗎？ 個人主義哲學，自以叔本華為宗匠。魯迅說：「勖賓霍爾（叔本華）（A.Schopenhauer），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觚，為世稀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並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麥哲學家契開迦爾（S.Kierkegaard）憤發疾呼，謂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而顧瞻他事，胥無益焉。其後有顯理伊勃生（易卜生）（Henrik Ibsen）見於文界，瑰才卓識，以契開迦爾之詮釋者稱。」 易卜生說：「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後來胡適在《新青年》介紹易卜生主義，也就是這一種個人主義。 魯迅推尼採為個人主義哲學的傑出之士。他說：「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這便是震驚歐洲思想的超人學說，對於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作最猛烈的抨擊的。因此，反唯物主義的傾向，也和反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相呼應。魯迅介紹主觀主義，說：「如尼佉（尼采）易卜生諸人，皆據其所信，力抗時俗，示主觀傾向之極致；而契開迦爾則謂真理準則，獨在主觀，惟主觀性，即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為，亦可弗問客觀之結果若何，而一任主觀之善惡為判斷焉。」 這種說法，和其他學說一樣，各有所獨至，卻也是一偏之論。清末民初，介紹歐西學說的，幾乎各宗各派都介紹過來，有的提倡社會主義的，骨子裡還是個人主義；有的以民主政治相號召的，滿腦子仍是英雄觀念，這都是不足為異的。魯迅的思想，受叔本華、尼采學說的影響，在他自己乃是順理成章、井然有其一貫體系的。 另外一篇，題名《摩羅詩力說》，提倡浪漫主義的文學，也是魯迅的前期文藝觀。（「天竺古有《韋陀》四種，瑰麗幽夐，稱世界大文；其《摩訶婆羅多》暨《羅摩衍那》二賦，亦至美妙。厥後有詩人加黎陀薩者出，以傳奇鳴世，間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詩人歌德至崇為兩間之絕唱。」）浪漫主義，本來和返諸自然的人文哲學精神相吻合。魯迅說：「尼采（Fr.Nietzsche）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於蠻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隱曜即伏於內。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他說：「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於具足。」 這一說法，和他晚年的文藝觀，頗有出入；但其發揮文藝的一方面意義，也和晚年所發揮的另一方面意義，同為真理之一面，有同樣的價值的。 晚清文藝界，最激動國人心靈的詩篇，乃是英國詩人拜倫的《哀希臘》，而拜倫的浪漫主義色彩及其傳奇性的行為，尤足以鼓舞人心。魯迅也是推介拜倫的浪漫文學的，他說：「裴倫（拜倫）既喜拿破崙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制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其平生，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瞻顧前後，素所不知；精神鬱勃，莫可制抑，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敵，戰則不止。而復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毀譽褒貶是非善惡，皆緣習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理也。」 這是民初的文藝空氣，也是魯迅性格的一面呢！ [1] 現譯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Thus Spake Zarathus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