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七 民初的潛修生涯

辛亥革命，說穿來只是「盤辮子」與「剪辮子」的革命，其使我們失望，那是必然的。那時的魯迅，已經到了北京，看了走馬式的政治局面，他摸到了病根所在，便沉默下去了。《兩地書》中，他在一封復許廣平的信中提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作『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只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難。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單知道燒搶，東三省的漸趨於保護鴉片，總之是抱『發財主義』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濟貧的事，已成為書本子上的故事了。軍隊里也不好，排擠之風甚盛，勇敢無私的一定孤立，為敵所乘，同人不救，終至陣亡，而巧滑騎牆，專圖地盤者反很得意。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占得勢力，但若同化，則占得勢力又於將來何益。……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只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要成聯合戰線，還在將來。」 他對於中國的民族性從社會根底上看，可說是十分悲觀的。而民初的社會政治，都使他十分失望。 他在另外一篇《燈下漫筆》中有更深切的剖析，他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面，但又屬於無論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的時候，宋末元末的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因此，他下十分沉痛的結論：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其更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裡：（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 魯迅在他的《吶喊·自序》中，說過民初那一時期的心境：「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裡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會館裡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與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 這段話的暗示性非常強，因此，有人要討論魯迅抄碑文的心境如何？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 民初，袁世凱政權下的政治空氣，那是十分低沉的。魯迅那時在教育部做事，住在S會館補樹書屋，抄點古碑，表示對世務不聞不問，這種消極方式，可以避免當局的注意，也是我們所了解的。S會館，便是紹興縣館，原名山（陰）會（稽）邑館，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北頭，這地段不算很好，因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國以後不在那裡殺人了，所以出入總還是自由清淨的。會館在路西，進門往南是一個大院子，正面朝東一大間，供著先賢牌位，便是仰蕺堂。堂屋南偏有一條小弄堂，通到堂後的小院子，往北跨過一個圓洞門，那裡邊便是補樹書屋了。補樹書屋本身是朝東一排四間房屋，在第二間中間開門，南首住房一間，北首兩間相連。魯迅住時，只使用迤南的三間。魯迅抄碑就在補樹書屋那兩間房裡，當初是在南偏，後來移到北邊的一間去了。據周作人的說法，洪憲帝制活動時，袁世凱的特務如陸建章的軍警執法處，大概繼承的是東廠的系統，也著實可怕，由它抓去失蹤的人至今無可計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設法逃避耳目，大約只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則玩古董書畫，也就多少可以放心。教育部里魯迅的一班朋友，如許壽裳等如何辦法，是不得而知，但他們打麻將總是在行的，那麼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魯迅卻連「挖花」都不會，只好假裝玩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於紙張，收集些石刻拓本來看。單拿拓本來看，也不能敷衍漫長的歲月，又不能有這些錢去每天買一張，於是動手來抄。這樣一塊漢碑的文字，有時候可供半個月的抄寫，這是很合算的事。因為這與謄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別漢碑又多斷缺漫漶，拓本上一個字若有若無，要左右遠近地細看，才能稍微辨別出來，用以消遣時光，是再好也沒有的，就只是破費心思也不少罷了。 後來帝制失敗了，袁世凱也死了，魯迅還是繼續抄下去，因為他最初抄碑雖是別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發生了一種校勘的興趣，這興趣便持續了好幾年，後來才被創作和批評的興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來和王蘭泉的《金石萃編》對比，看出書上錯誤的很多，於是他立意要來精密地寫成一個可信的定本。這是他抄碑的進一步的成就。 魯迅校勘碑文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廣，共幾行，每行幾字，隨後按字抄錄下去，到了行末，便畫上一條橫線，至於殘缺的字，昔存今殘，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別註明。（從前吳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孫的《績語堂碑錄》，大抵也用此法。）這樣的校碑工作，不僅養成他的細密校勘修養，而且有積極的一面。 我們且看魯迅生平知己許壽裳先生的追憶：自民二以後，他常常看見魯迅伏案校書，單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過多少遍，參照諸本，不厭精詳，所以成為校勘最善之書。其序文有云：「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為濃墨所滅，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並作《逸文考》《著余考》各一卷附於末尾，便可窺見他的功夫的邃密。許氏說：「魯迅對於魏漢文章素所愛誦，尤其稱許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們讀《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便可得其梗概。為什麼這樣稱許呢？就因為魯迅的性格，嚴氣正性，寧願覆折，憎惡權勢，視若蔑如，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類似的緣故。」此外，魯迅搜輯並考證歷代小說史料，計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三部，是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副冊，搜羅的勤勉，考證的認真，允推獨步。近年來研究小說者雖漸次加多了，宋以後的史料雖有所獲了，但是搜輯古逸之功，還未見有能及魯迅的呢！ 許氏說到魯迅中年研究漢代畫像，晚年則提倡版畫，工作的範圍很廣；搜集並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的。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證精審，一無泛語，如《南齊呂超墓誌跋》，便見例。這一篇墓誌跋，乃是魯迅所編漢魏六朝石刻研究中的一節，書未完成，所以全集中未收入。據許氏所知，呂超墓誌石出土以後，便為許氏至戚顧鼎梅所得，藏在杭州。顧氏及魯迅均有跋文，考證詳明，兩人不謀而合。 考證校勘之學，在清代原是樸學家的主要功夫。宋明理學家治儒家的經學，考證校勘，乃其旁枝，不過朱熹弟子如王伯原，便在這方面有所表現。清初經學大師，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於文字訓詁名物制度有所考訂，已開樸學之先河。到了皖學（戴東原）吳學（惠氏父子），對於考證，訓詁名物，尤見功夫。考證學所研究的雖是紙片上的文字，而其方法與近代科學邏輯相合。清代大師孫詒讓、章太炎、王國維都是在考證校勘上下過功夫的。這一方面，魯迅也還是樸學家的正宗，繼承章太炎這一脈而來的。不獨他個人的興趣，在考索上有所表現，即其審慎嚴密的態度，也和清代樸學家相一致的。胡適從美歸國，從新考證學廣大了皖學的門庭，汲取西方科學方法以充實考證的技術；他深深佩服魯迅的考訂功夫，魯迅也推許胡氏的小說考證，這都不是政治偏見所可抹消的。清代思想家，視野廣大了，宗派的偏見沖淡了，章太炎的弟子，如錢玄同、周作人、魯迅，都不拘於今古文的門戶之見，也可說是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新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