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六 辛亥革命前後

要替魯迅寫上一段革命的光榮歷史，也未始不可的；但我們看了《阿Q正傳》，看了趙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的盤辮子革命，說魯迅也是辛亥革命的戰士，就幾乎等於諷刺他了。本來，構成辛亥革命的勢力，原有袁世凱所領導的北洋派軍人、憲政運動以及康梁派維新人士和同盟會革命分子，這三種，並不能讓同盟會獨占革命的功績的。而同盟會，乃是合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和章太炎所領導的光復會而成的。 （光復會成立於1903年頃，是清末一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會黨分子所組織的，它的會員，以浙江人為最多。）章太炎和汪精衛一同主持同盟會的宣傳刊物《民報》，在宣傳工作上，雙方所賣的氣力是相等的，並不如後來國民黨的史書所載，只把辛亥革命歸功於孫中山的同盟會的。 不管魯迅是否參加同盟會或光復會，他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則是事實。魯迅是一個熱情的民族主義者，光復會首領之一陶煥卿（成章），和他往還甚密。（光復會的實力派，有竺紹康、王金髮、陶成章、陳子英等人，後來徐錫麟失敗了，竺、王逃回山里，陶、陳溜到了東京。辛亥革命成功，滬軍都督陳其美忌陶成章派的實力，遣蔣介石在上海廣慈醫院，暗殺了陶成章，乃為黨人所不齒。）周作人說：「陶煥卿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那時煥卿正在聯絡江浙會黨，計劃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喚強盜或喚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囑來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如何？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我們看了這一段記載，可以知道當時黨人的浪漫氣氛，也可見魯迅和光復會人關係的密切，也許這一類浪漫氣氛，不合魯迅的口味，所以他就不正式參加革命的組織了。 清末革命黨之中，那位有名的「女俠」秋瑾，也是浪漫氣質很重的。秋瑾與魯迅同在日本留學。取締規則發表後，留學生大起反對，秋瑾為首，主持全體回國，老學生多不贊成，因為知道「取締」二字的意義，並不怎樣不好，因此，這些人被秋瑾在留學生會館宣告了死刑，有魯迅、許壽裳在內。魯迅還看見她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不久她歸國，在江浙一轉，回到故鄉去，主持大通體育學堂，為革命運動機關。及徐錫麟案發被捕，只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口供，在古軒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殺。革命成功六七年以後，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藥》，紀念她的事情，夏瑜這名字是很明顯的，荒草離離的墳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國人不曾忘記了她。 從魯迅的《藥》，可以了解他對「革命」的看法。這一篇小說，「他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截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革命黨人的「浪漫」觀點，浪漫主義的革命行為，也是時代的悲劇。 魯迅之不曾成為革命黨人，許景宋（他的夫人）曾經引用了魯迅自己的話有所解釋。魯迅對於革命的舉動，因著自然的耳濡目染，雖則知道得很清楚，似乎還沒有肯參加過實際行動。他總說：「革命的領袖者，是要有特別的本領的，我卻做不到。」有一回，看見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談天說地，而當時當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著丟炸彈，做革命暗殺事情。當震耳的響聲傳到的時候，他想到那實際工作者的可能慘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劇的可怖，就焦躁不堪。的確是這樣脾氣的，他對於相識的人，怕見他們的冒險。而回顧某君神色都不變，好似和他絕不生關係的一般，使他驚佩不置。所以魯迅又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過問。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在《兩地書》中，魯迅也曾說過：「凡做到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景宋說魯迅終生是一個思想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 1909年（清宣統元年）6月間，魯迅從日本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第二年8月間改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又明年，辛亥，暑假後離紹中，和孫德欽辦報。9月間，紹興光復，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辛亥革命前，魯迅的經歷，就是如此如此。許壽裳曾說他自己因為學費無著，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沈衡山任監督）。魯迅是他向沈氏推薦，延攬來杭的。他說：「魯迅在東京不是好好的正在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嗎？為什麼要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呢？這因為周作人那時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阿哥資助，所以魯迅只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魯迅教書和研究學問那麼認真，那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紹興中學堂教書，學生中如胡愈之、孫伏園、宋紫佩，後來都在教育文化界卓然有所立的。 辛亥革命到來那一時期，魯迅十分興奮，在紹興尚未光復之頃，城中人心浮動，他曾經召集了全校學生們，整隊出發，在市面上遊行了一通，鎮靜人心，結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來了，成為唾手而得的紹興光復。關於這一段經過，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有生動的描寫： 到冬初，我們（他和范愛農）的景況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髮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 這便是他們所身經的辛亥革命。當時，有幾位年青的學生，辦了一種報紙，對軍政府有所攻擊，頂的還是魯迅的招牌，但是青年們的居心和王都督的手法，都使他十分痛心。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幾乎到處都是一樣的。許季茀從南京來請魯迅到南京教育部去，范愛農對他說：「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這是很淒涼的話頭！魯迅自己也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見過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他用諷刺的筆法來寫阿Q的革命，才勾出了真實的一面。《阿Q正傳》第七章開頭便標明「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舉人老爺送箱子來趙家寄存，把革命消息帶給了未莊，使得阿Q興奮起來，在街上發出造反的口號，嚇得全村的人十分驚惶。他的警句是：「我要什麼就要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買了他褡褳的趙白眼想探他的口氣，問道：「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吧？」阿Q回答道：「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據周作人說，這一個場面乃是實有的，確實是阿桂自己的事。那時，杭州已經反正，縣城的文武官員都已逃走，城防空虛，人心惶惶，阿桂在街上掉臂走著嚷道：「我們的時候來了，到了明天，我們錢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對他說：「我們這樣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對答得好，「你們總比我有。」有即是說有油水，不一定嚴格地說錢。在那一天的夜裡，嵊縣的王金髮由省城率隊到來，自己立起了軍政分府，阿Q一覺醒來，已經失掉了他的機會，他的成功便只是上邊所說的那一個時期，這之後他想革命只有靜修庵一路，但是那裡也已經給秀才與洋鬼子去革過了。 周作人說阿Q在靜修庵革命失敗，原因是趙秀才與錢假洋鬼子先下了手，這裡顯示出來他們三人原是一夥兒，不過計劃與手段有遲早巧拙之分罷了。《正傳》里寫士大夫階級絕不多費筆墨，卻可以看出這對於革命有保守與進取兩派，也可以說甲是世故派，乙是投機派。舉人老爺與錢太爺不曾露面，趙太爺的態度，可以對阿Q的話為證，他反對秀才驅逐阿Q的主張，以為怕要結怨。這是舊的投機派。新的便要更有計劃了，第一步是靜修庵，第二步則是「柿油黨」；有了這銀桃子的黨章掛在胸前，在鄉間就成了土皇帝，什麼人都看不在眼裡，何況是阿Q呢？阿Q想要投效，前去拜訪假洋鬼子，遇著正講催促洪哥動手的故事，看見阿Q便吆喝滾出去，阿Q從哭喪棒底下逃了出來，不曾被打；但假洋鬼子既然不許可他革命，他的前途便完全沒有了。 依鄭振鐸的說法：「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魯迅卻不贊同這一種說法，他說：「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 《阿Q正傳》第八章開頭便說：「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 這樣簡單的一句話里，便包括了辛亥革命後社會上換湯不換藥的混沌情形，雖然王金髮做了軍政分府都督，總攬民政軍事之權，本文中說知縣和把總還是原官，並不是事實；但見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的話卻是真的，因為當時投機派搖身一變，做了新貴的的確不少。一群舊人都擁上了台，與清朝不同的，便只是少了一根辮子。這是魯迅筆下的辛亥革命。（他在《阿Q正傳》之前，曾寫了《懷舊》，立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