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五 在日本

魯迅到了南京，呼吸了「洋務」的維新空氣，也可說是多可喜亦多可悲。他眼見當時所謂辦洋務的當局，那麼短視淺見，他們那所礦路學堂，就是一幅諷刺畫。而他們就在屢傳裁撤聲中畢了業，他們一到了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不過，在魯迅去國赴日本以前，並不是如他所自謙的「一無所能」的，他那時已經接受了赫胥黎、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而且對於囂俄 、小仲馬的小說戲曲有所體會，已經比一般維新志士高了一著了。他到日本去留學，也有著救國的雄心的。他到日本，開頭學的是醫學；那時留學界的空氣，偏重實用，十之八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對於醫學也很少興趣。魯迅曾經眼見他父親病中所受的折磨（他父親病了一年，死時只有三十七歲），後來到南京進洋式的學堂，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他們卻看到些木版的《人體新論》《化學衛生論》之類。他說：「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地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他學醫的動機，也和當時談革命準備流血一樣偉大的。他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習成績，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傳他一家之學的希望存在魯迅身上，好到仙台醫專的同學對他妒忌，以為他獨得藤野先生的照顧；然而他忽然又拋棄了醫學，轉到文學這邊來了。 這一曲折，魯迅自己有過很沉痛的追憶：他在仙台醫專讀書時，教師教授生物學，已用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中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當時是站在愛國的民族主義觀點上學習醫學，也就站在同一觀點上變而為提倡文藝運動了。周作人說：「魯迅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或則取其反抗壓制也。」這話是不錯的。 魯迅第二次到東京，為了要從文藝運動來救中國，第一步就是要辦雜誌。那時，在日本的留學生，辦了許多雜誌，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名詞，多少和但丁的《新生》有點關係，含有文藝復興的意味。其時，留東學生多輕視文學，《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當時，他們也找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許季茀（壽裳）、袁文藪等，可是《新生》還不及出版，朋友又分散了，大概他們都準備了一些稿子，只是不曾發刊。據周作人說，《新生》終於沒有辦成，但計劃早已定好，有些具體的辦法也已有了。第一期的插畫也已擬定，是英國19世紀畫家瓦支的油畫，題雲「希望」，畫作一個詩人，包著眼睛，抱了豎琴，跪在地球上面。雜誌擱淺的最大原因是經費，這一關通不過，便什麼都沒有辦法，第二關則是人力，實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計劃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他們所做的是後面的一種。他們經營了好久，才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上的序言，魯迅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他們工作十分辛勤，選擇也非常精當，可是社會的反應非常冷落。直到十一年以後，那已經是五四運動以後，才重新為文化界所認識。《域外小說集》重版時，魯迅寫了一篇新序，敘述當初的情形：「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第一冊多賣一本，那是他們自己去買來的，實際上只有二十位讀者。）……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 （第一冊印一千本，第二冊印五百本。）當時，這一類小說所不受讀者歡迎，魯迅自己曾說了一個主要原因，說：「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於無物。」 阿英則謂周氏弟兄的翻譯，雖用的是古文，但依舊保留了原來的章節格式，這對於當時的中國讀者是不習慣的，既沒有林紓意譯「一氣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歡迎，是必然的。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也不甚發達。）這許多作家中間，魯迅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好李長吉有點關係吧。此外有伽爾洵；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魯迅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理，《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是顯克微支。如周作人所說的：「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 周氏兄弟都在日本求學，都接受了西洋文學的薰陶，有如上述；至於他們所受日本文學的影響，究竟怎樣一種深度？我看，啟明所受的比魯迅深得多。依啟明的說法是：「魯迅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魯迅候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味。魯迅日後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來也。」 前幾年，周作人曾在上海《亦報》刊載《魯迅在東京》的故實，一連串三十五篇（後來又補寫了幾節）。從這些故實，我們可以知道魯迅那一時期的文藝修養，正是中西兼修，古今交融的。那時，他於1906年秋天再往東京，先住伏見館，後住東竹町中越館，後來又隨著許壽裳住在西片町的伍舍（五人同住的房子）。他住在伍舍，由龔未生髮起，往小石川到《民報》社請章太炎先生講《說文》，那是1908—1909年的事，太炎在東京一面主持《民報》，一面辦國學講習會，借神田的大成中學講堂定期講學，在留學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壽裳和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和章先生說，請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章先生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周氏兄弟、許壽裳和錢均甫），龔未生和錢夏（玄同）、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聽講的，也來參加。《民報》社的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廳，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地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一尊廟裡的哈喇菩薩。魯迅的舊文學，本來很淵博，很篤實，經過這一番啟發，境界更進一階了。 魯迅從章氏問學的動機，據他自述，主要是為了嚮往章氏的革命人格，他說：「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和『××』的××× 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 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這倒是他們師弟二人一生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這兒留著一件待考定的公案，即魯迅曾否在東京參加革命組織——光復會——問題。周作人說：「魯迅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聯絡江浙會黨計劃起義，以浙東人的關係，魯迅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但林辰替這件事作考證，卻認為魯迅曾參加過光復會，他引用了許壽裳的《魯迅年譜》作證明。究竟如何，還待再行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