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四章 基金會

只要政府擁有核武器一天，核戰爭的危險就有可能存在一天，而且，如果這種毀滅性的東西落入私人手裡，那麼這種危險持續的時間甚至也許會更久。起初我以為，喚醒人們注意這種危險，應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也和大多數人一樣，相信自我保存的動機是一種很強烈的動機，當這種動機生效時，它通常都會壓倒其他一切動機。我想人們不會喜歡看到自己與家人、鄰居，以及自己所聽說過的每一個活著的人一起受煎熬的景象。我以為，只要讓大家知道這種危險，所有黨派的人就會全都團結起來，恢復以往的安全。我發現這是個錯誤。有一種比自我保存更強烈的動機：那就是勝過他人的欲望。我曾發現了一個常常被人們忽略的重要的政治事實（比如說，我以前就沒有注意到這個重要的政治事實）：人們並不像在意消滅他們的敵人那樣在意他們自己的存活——或者說，實際上也就是人類的存活。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始終存在著普遍死亡的危險的世界。消除這種危險的方法對大家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些方法都伴隨著有人可能扮演賣國賊角色的些小機會，而這是件使人感到非常屈辱的事，因此幾乎所有的人都寧可冒核戰爭的危險也不設法確保安全。我曾認為，而且我現在仍然認為，如果使整體毀滅的這種危險變得足夠鮮明的話，那就會取得所想要的效果。但是一個人，或一群人，怎樣才能造成這種鮮明性呢?我與那些和我有同樣想法的人一起，試過各種方法，成效不一。我最初嘗試的是理性的方法：我把核武器的危險與黑死病的危險進行比較。大家都說「很有道理」，但卻沒有行動。我曾試著提醒某一個團體，這雖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對普通大眾或政府沒什麼作用。我接著就嘗試聲勢浩大的遊行這種大眾的訴求方式。大家都說：「這些遊行的人很討厭。」後來我嘗試和平抵抗的方法，但也未能成功。所有這些方法都繼續在使用，我對它們都儘可能加以支持，但事實證明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有效。我現在在進行一項新的嘗試，即把訴求政府和訴求公眾結合在一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會繼續探索下去，而且我很可能會把工作交給別人繼續進行下去。但人類是否會認為自己值得保存下去，仍然是個令人懷疑的問題。 多年來，我一直關心遭迫害的少數民族和許多國家中我認為被不公正地打入監牢的那些人。例如，我試圖幫助那加人和我在前面已經講到過的索貝爾。稍後，我開始關心吉卜賽人的苦境，特別是對蓋伊·普克斯頓為了給他們一個適當的居所（至少要有必要的設備，如適當的衛生設備）和至少得到最低限度的正規教育的機會而作的努力感興趣。 我承認，我在解放犯人方面的名聲並非毫無瑕玷。許多年前，有位年輕的德國猶太難民來向我求助。內政部已下令要將他遣返德國，而如果他被遣返回國，他就會被處決。他看起來是個傻乎乎的年輕人，很憨厚。我和他一道去內政部，我對內政部的人說：「哎，你們認為他是個危險人物嗎?」他們說：「嗯，不是。」他們同意不把他遣送回國，但是說他必須換新護照。他們立即開始問他一些為了換新護照而需要他回答的問題。「你父親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你母親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出生?」「我不知道。」內政部的官員感到很沮喪。他唯一確知的是，他是個猶太人。內政部官員看到我堅毅而陰沉的臉色（雖然在這時我稍微有些臉紅），只好發給他新護照。我最後一次是從一封信中聽說有關他的消息的，該信大意是說，他知道留在英國他得支付自己的生活費，而他聽說最保險的弄錢方法是，找個英國女孩子讓她懷孕，然後他就可以申請獲得政府發給的一份救濟金。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聽說到目前為止他仍未能成功地實施這個計劃。 同樣也是在許多年以前，有一位年輕的波蘭人因寫猥褻詩被判入獄而向我求助。我心想：「把一個詩人打入監牢!不可能吧!這不可能!」於是我再次訴求於內政部。後來我讀了一些他寫的詩，覺得非常噁心，不得不同意原先的裁決。不過他還是被允許留在英國。 雖然這兩件事如今回想起來有點令人尷尬，但我並不後悔。在我看來，因為人們的不太可能傷害到普通公眾的蠢舉而把他們關押起來，是毫無道理的。如果按這種邏輯推論下去的話，那麼幾乎沒有人會是自由的。再說，用法律手段和監禁的威脅來對付猥褻行為，也害多益少。它只是在原本只是愚蠢或邪惡的行為之上增添一種令人愉悅的、誘人的邪惡之氣氛。根本就起不到遏制這種愚蠢或邪惡的行為的作用。至於政治犯和因為類似的原因而入獄者，我對他們則更加同情。只因為一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把他關進監獄，不管這種做法多麼誘人，更有可能造成那些觀點的擴散，而不是遏止其傳播。這只會增加人類的不幸和鼓勵暴力，僅此而已。我已經說過，最近幾年，我越來越多地從事反對因個人或團體的政治或宗教上的看法而把他們投入監獄或對他們進行迫害的工作。我不斷地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個人和團體的求助信（這些信越來越多），而且幾乎每天都有團體的代表來見我。我本人無法去遙遠的國家旅行，因此，為了儘可能地獲得第一手資料，我不得不派代表到各個國家去。 1963年，我對希臘抵抗運動戰士的關注達到了極點。他們曾在那裡反對過納粹，但仍然是遭受牢獄之苦，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他們派了一些代表來見我，其中有些是4、5月份訪問英國的希臘國會議員。在希臘成立了一個叫作「伯特蘭·羅素百人委員會」的組織，他們在4月底舉行過，或試圖舉行過，一次遊行，我派了一名代表參加這次遊行。後來發生了國會議員蘭布拉基斯在薩洛尼卡被謀殺的事件，很明顯，這是在當權的縱容之下乾的。我和其他一些開明人士一樣，對此深感震驚。我再次應邀派代表去參加在雅典舉行的蘭布拉基斯的葬禮。我的代表回來後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到7月份希臘王室成員訪問白金漢宮時，那裡群情鼎沸。我也非常激憤。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發表演說反對希臘王室成員的來訪，並參加了示威。新聞界對女王陛下的臣民的這種失禮的行為感到震驚，內閣閣員們氣得嗷嗷叫，警察將磚塊偷偷地放進被捕的示威者的口袋裡，然後以攜帶攻擊性武器的罪名指控他們。英國示威者當中最執著最勇敢的人是貝蒂·安巴蒂耶洛斯，她的希臘丈夫已被關在監獄裡好多年了。兩年後，他被釋放出來，到倫敦拜訪我們，但其他政治犯仍被關在監獄裡。後來，他和他的太太再度入獄（他的太太只被關押了一段時間），而且另外還有許多政治犯被希臘當局關進了集中營。想到他們在那些集中營里的生活，在大太陽底下被集中在一起，沒有水，沒有衛生設備，沒有任何照顧，使人感到心裡很不舒服。 也是在1963年4月，我派一名代表到以色列調查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的情況。我們想對下述這樣一些國家作出某種評價：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這些國家可能受到最有效的催促，要求它們幫助解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關於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事情。從那以後，我經常應邀派代表到以色列和埃及，討論這些國家各別的和共同的問題。反過來，它們也派密使來見我。我那時也很關心蘇聯境內猶太人的境況（我現在仍然很關心），而且就這方面的問題，我與蘇聯政府通了不少信。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東歐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妻離子散，他們希望與海外的親人（通常是在以色列）團聚。起初，我呼籲允許他們個別移民，但是後來，在好幾百人請求的壓力之下，我開始代表整個團體提出呼籲。隨著這類工作的展開，我發現我是在為釋放四十多個國家的政治犯而工作，這些政治犯因為往往是值得稱讚的行為而被拘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有人告訴我們，由於我的同事和我的努力，許多國家的許多政治犯獲得了自由，但是有許多還在獄中，所以這項工作繼續進行下去。我在這方面的工作有時候陷入困境，不得不承受相當多的指責，例如在索貝爾一案和後來關於釋放海因茨·勃蘭特一事中。東德政府劫持和關押從希特勒集中營中倖存下來的勃蘭特，在我看來非常不人道，因此我不得不退還東德政府頒給我的卡爾·馮·奧西埃茨基勳章。勃蘭特不久即獲釋，速度快得令我印象深刻。也許正是由於我為政治犯所做的這些工作（至少部分地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於1963年1月獲得了美國公民自由權緊急救援委員會頒發給我的湯姆·潘恩獎。注67 在近幾年，尤其是最近我能以一個組織中的一分子從事這項工作以來，我派了一些代表到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他們到過大多數歐洲國家，「東方」和「西方」，以及許多東方國家——柬埔寨、中國、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越南。他們到過非洲——衣索比亞、埃及，以及東非和西非的一些較新的國家。當然，他們也到過西半球的一些北方和南方國家。這些調查員受到了他們所到國家的領導人，以及許多政府官員和處理他們所關心的那些問題的機構的負責人熱情的歡迎。當然，他們也與普通群眾交談過。我本人與各國首腦和政府官員保持著長期的通信聯繫，並與他們，尤其是與那些來自東歐、亞洲和非洲的各國首腦和政要，在倫敦討論過各種國際問題。特別是，大英國協會議的集會使得這些會面有許多成為了可能。其中有些會面很有趣，點綴著適當的裝飾物——忽閃忽閃的眼睛、長袍、短彎刀、珠寶和高大威猛的隨從——我在1965年與巴林酋長的那次會面就是如此，當時會面的情形我現在仍記憶猶新。當然，關於具體問題，我經常與各國駐倫敦大使館聯繫。 整個這項工作由於需要而不斷擴大。到1963年，它很快成了即使有非常能幹的助手心甘情願的幫忙也非個人所能獨自承擔的工作。再說，旅行、通訊（寫信、拍電報、打電話）、聘用秘書和工作人員等所需費用，也不是我個人的財力所能負擔得起的。而且完全由一個人來負責，責任很重。我認為又是由很有思想的拉爾夫·舍恩曼策劃的、關於建立一種機構的方案，逐漸成形。建立這個機構不應當只是為了某種目的，而應當是為了促進反對戰爭和軍備競賽，反對動盪、被壓迫的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這一切的那些民族的鬥爭。這種機構可以擴展，以滿足各種各樣的需要。它也可以隨著情況的變化而進行自我調整。因此，1963年，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討建立這種機構的計劃。參與研討的人當中，有許多是從百人委員會的早期階段就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我的同事對於機構工作沒有經驗，我自己也不完全在行，但至少我們使我們的目標取得了某種有內聚力的進展，我們犯錯誤的地方，是在允許改變和擴展的靈活性方面。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該機構的早期階段，我們必須差不多和以前一樣開展工作，我負責大部分公眾事務，並擔任公眾事務最後仲裁人的職位。我們希望逐漸加強這個機構。我們覺得，它作為一個實體，不僅應當承擔日常工作，而且還應當承擔責任和規劃工作。當我回顧我們的進展時，在我看來，我們在它的最初三年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我們所敢希望的。 許多人為成立基金會出過力，但在此我想要強調不但是我自己而且還有基金會對拉爾夫·舍恩曼的感激。他有時候幾乎是一個人獨自挑起基金會的工作重擔，而且基金會的許多最富有創造性的構想，都是他提出來的。此外，這些構想的實施，主要得益於他的聰明才智，得益於他那近乎超人的精力和果敢的決斷力。我也想在此記錄下我和基金會對另一位新近認識的朋友克里斯多福·法利的感激。如果沒有他的判斷和縝密的思慮，我們簡直不知道怎樣保持像我們設法想要保持的那種平穩。但是他沉默寡言，不裝腔作勢，而且經常留在幕後。他領悟力很強，反應很快，起初我以為他偶爾發表自己的看法時說話結結巴巴，是因為羞怯。現在我知道了，那是因為他極其謹慎。過了一段時日，我才體認到他追求正義時所懷的那種深厚的感情，或與這一追求摻和在一起的那種同情和忍耐。後來我才逐漸得知，他的關於當今人物和事件的顯見的知識，通過廣泛的閱讀和對過去相當深入的研究而得到豐富。這種結合在比較淺薄的人身上可能會產生的那種武斷、欺瞞和譁眾取寵的傾向，被他對反諷、荒謬的強烈感知和他諸多興趣的盎然勃發一掃而光。他的觀察既敏銳又獨到。所有這一切使他成為一位有益有趣、為大家所喜歡的同事。 1963年春季和初夏，我們以我的名義給我們認為可能願意成為這個新基金會的發起者的那些人發函。到夏末，已有9人同意成為這個基金會的發起者。有了這樣一群支持者，我們覺得可以將我們的計劃公開，尤其是在有理由盼望其他人很快加入我們的行列的情況下，更應如此。而事實上，在宣布成立基金會後不久，另外又有7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知道我們的一些目標——其中主要目標是成立一個真正國際性的機構——和達到我們必須努力達到的那些目標的長期方法，以及我們必須開展的那項工作（即像我們有段時間曾開展過的那種工作）的要點。我們也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要想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必須要有一大筆錢。我的同事，在有點違背我的意願的情況下，敦促基金會冠以我的名字。我知道，這會使許多原本可能會對我們的工作本身給予支持的人對基金會產生偏見。這肯定會使一些已經樹立聲譽且享有名望的機構產生偏見，而且也肯定會使英國的許多個人，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在金錢上支持我們的人，產生偏見。但是我的同事卻爭辯說，因為我多年來一直在從事這項工作，他們的幫助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我的名字已與這項工作相等同，所以，略去我的名字就會意味著這項工作受挫。他們的堅持令我感到高興，儘管仍然有點懷疑這樣做是否明智。但是最後我同意了他們的看法。然而，當我們決定為我們的機構尋求慈善身份時，我和我的朋友才明白，在英國任何一個冠以我的名字的機構，都不可能得到這種身份。 最後，我們的律師建議我們採取折中的辦法，成立兩個基金會：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和大西洋和平基金會，後者可以獲得慈善身份。這兩個基金會可以攜手合作，而且事實上它們的確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後者的目標純粹是教育方面的。其目的是要在和戰爭與和平的研究有關的各個領域建立探索機制，並創造探索及發表探索成果的機會。由於濟貧事業委員會將這個基金會登記為慈善機構，按標準稅率對根據七年合約所給的任何一筆捐款所扣的所得稅都可退稅，反過來，這意味著這種捐款的數額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六十。 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則處理工作中與政治關係比較密切的和有爭議的事情，而捐款不論多少，都按普通贈與看待。在這個基金會成立的頭三年，它得到的捐款有好幾萬英鎊，其中有些是個人捐的，有些是機構捐的，有些是各國政府捐的。附有條件的捐款一概不予接受。尤其是政府的捐款，我們向捐款人說清楚，錢的來源絕不會影響使用這筆錢的方法和結果。 不幸的是，9月初，當我們決定要公開我們的計劃時，我生了一場大病，但是到月底，1963年9月29日，我們可以將我們的計劃公布於眾了。在我發表了一個言辭激烈的聲明後，我們把我的同事為兩個基金會各自準備的傳單分發給記者。關於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的那份傳單上，印有當時發起者的名單，和一封吳丹為了面子而寫的信。我曾與他談其他事情時談到過我們的計劃，並且就我們的計劃一事給他寫過信。他熱情地表示贊同，但又解釋說，他因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身份，不能成為發起者。不過，他表示願意寫那封我們印在傳單上的、雖然措辭謹慎但卻鼓舞人心的信。 記者們看過我們雄心勃勃的計劃表後，問我們打算從哪裡募得基金。這是個切中要害的問題，而且並不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因為不想在9月29日之前透露我們的計劃，所以一直未能開展募集基金的工作。我們只能回答，我們決心募集必要的基金，而且確信能夠及時地募集必要的基金——這個回答自然受到尖刻的懷疑。 回顧當時的情景，我想我並沒有責怪那些記者的態度，也沒有責怪新聞界未給予我們鼓勵。任何一個願意以行動支持其對於未來的幻想的人，都應該有被認為是「瘋子」的心理準備；而我們當時就有這種心理準備。再說，我們當時都很興奮。能夠再度公開為我們心中的目標而工作，是一種自由。當然，我們首先要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募得必要的基金。 我們接觸過的個人不計其數；與有錢人打交道，成功的幾率非常小，他們往往會說：「噢，不錯，我們認為你們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們完全相信你們所做之事，並祝你們成功。但是，當然了，我們已經承擔了這麼多義務……」雖然乞求他人給予錢財上的幫助總是件令人尷尬、不討人喜歡的事情，但我們只是偶爾遇到不愉快的場面，而且只有一次遇到不禮貌的惡語中傷。那是在一次富裕的猶太人聚會上，舉辦那次聚會是為了讓我講一講我們為蘇聯境內的猶太人所做的工作，那些有錢的猶太人聲稱自己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非常關注。出現那些不愉快的場面也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因為我們事先已經打聽過，知道我們所接觸的人對我們的某些計劃非常感興趣，對我們很友好，而且始終「非常欽佩」我和我的工作。我們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消息，既有令人高興的，也有令人惱怒的：有天早上我們收到一封信，信的內容是，有兩個人立下遺囑，要將他們在歐洲大陸相當大的一份產業捐給基金會；另一個早上收到英國駐巴黎前任大使格拉德溫勳爵的一封信，我將這封信連同我的回信一道附在本章中，因為成立基金會需要大量的通信，而此信顯示出其中一部分信件的語氣和推理。我相信這一來一往的兩封信，以前一直未曾發表，儘管格拉德溫勳爵曾提議公開發表。讀者將會注意到，他在信中主張我在上議院提出我的建議，「好讓有才智的人加以仔細審議」。我在回信中強忍著沒有說我在上議院提出建議時，我沒有覺得我的聽眾，除了少數例外，表現出有什麼特殊的智力水平——但也許自從格拉德溫勳爵出現後總的水平有了提高。 然而，世界上許多地區的許多人都幫助我們。各國的藝術家——畫家、雕塑家和音樂家——尤其慷慨。確實，我們最初的籌款方式之一，便是拍賣他們捐贈的畫作和雕塑品，拍賣會因貝德福德公爵的鼎力襄助而在沃本隱修院舉行。我沒能參加拍賣會的開幕式，但我後來還是去了，使我感到開心的是，到達那天正好是沃本在款待參加世界小姐選美大賽的各國佳麗，因此我有幸與她們會面。拍賣會相當成功。從那以後我們不斷地收到藝術捐贈品，拍賣所得對我們的工作幫助很大。雖然音樂家對我們也很慷慨，但他們慷慨的行為往往受到他們的經紀人或樂團總管和音樂廳經理的阻撓。演員和劇作家曾多次答應我們進行義演或某種特殊的演出，但無一兌現。我們向各國政府的領導人募捐，運氣還比較好，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比較能了解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募款工作的困難之一是，我們的許多工作——比如，關於特殊犯人或破碎家庭和少數民族團體的工作——在完成之前都不能說，否則就會無效。關於國際調解的討論和方案，更是如此。因此，當有人明確地問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時，我們往往只好含含糊糊、籠籠統統地講一下，只有機敏的人和已經皈依者才能相信這種話。 這種多少有些隨意的籌款方式的缺點是，無法確定我們什麼時候能籌到多少錢。一度到手的大筆錢均未能被用作儲備金，而一些承諾也不總是能及時兌現。結果是，我們有時有足夠的錢來實行相當雄心勃勃的計劃，有時卻幾乎身無分文。要不是對基金會的宗旨和諸多計劃的奉獻精神，和與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尤其是拉爾夫·舍恩曼、克里斯多福·法利和帕梅拉·伍德）頑強的決心，後面幾個時期不可能平安地度過。舍恩曼、法利和伍德這三個人各自以他們不同的方式，維繫工作，並使之度過順利和艱難的時期。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其他許多人，幫助我們的工作，他們有些是志願者，有些則領薪水，但是，直到現在，出於某種正當的理由，他們原來都是些臨時工，而且有時薪水過高。不過，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一支由一些似乎固定的，而且有相當強的處理事情的能力的同人組成的隊伍，每個人負責一個或幾個方面的工作。 總的來說，英國新聞界對我們的幫助很少。他們不是封殺我們的新聞，就是一逮到機會就讓我們出醜，暗中嘲笑我們。這也許並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情，因為我們一直在反對（雖然是完全合法地反對）我們國家的既定政策——不是反對哈羅德·威爾遜政府在兩度執政之前所承諾的那些政策，而是反對該政府在執政期間所採取的那些政策。由於同樣的原因，其他國家的新聞界也在不同的時期責罵我們，或拒絕提及我們。當然，記者和評論員動不動就拿我當目標，說我老邁昏庸。美國的記者尤其如此，因為多年來我一直在為那個國家暴力的增強擔憂，我最近的文章大多數都是猛烈抨擊他們政府的好戰政策。這種消減我的作用的方法使我的朋友感到擔心和憤怒，這也是對我的侮辱，但是從與我意見不同的那些人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他們唯一的反擊。總之，如果這種指責是正確的注68，那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那麼費心地評論我的胡言亂語。 那些想要自行判斷我究竟是不是老邁昏庸，或者甚至是不是比他們以前所認為的更糊塗的人，有的是機會這樣做，因為我接受過無數次報社和電視台的採訪，而且還拍過幾部電影。我在決定是否接受採訪時堅持的總的原則是，拒絕所有那些對我的「私生活」而不是對我的工作和思想感興趣的人。宣傳我的工作和思想我很高興，而且歡迎對它們公正的報道和批評。我認為，在最近幾年我所看到過的這些電視訪談中最好的有：1963年10月初的那一次電視訪談，主持人是約翰·弗里曼；1964年4月初所做的那一次電視訪談，主持人是羅伯特·博爾特（後來還有一次，是在1967年，也是由他主持，但我沒有看到過那次電視訪談）；1965年9月所做的那一次電視訪談，主持人是拉爾夫·米利班德。不過，當然還有許多電視訪談我沒有看到過。我所發表過的兩次最重要的公開演講，都與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期間工黨政府的背信有關，一次是在1965年2月中旬，另一次是在八個月之後。第一次講的是該政府的一般國際政策，第二次講的是該政府對越南的政策，因此收錄在我的《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一書中。在第二次演講結束時，我宣布退出工黨，並當場撕毀黨證。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此舉使同台的其他兩位演講者非常生氣，一位是下院議員，另一位是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後者對新聞界說我是事先安排好那樣做的。如果我能事先安排好，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早就那樣做，然而，事實上，演講的事全都是由這次集會的主辦者——青年禁止核武器運動——一手安排的。那位常常對越南問題發表與我類似觀點的下院議員，在那次集會時遲到，後又因為我撕毀黨證之舉而退席。這種怪異的行為使我有點吃驚，因為這兩個人都曾說過許多我所說的話。唯一的不同似乎是他們繼續當他們所譴責的黨的黨員。 其他還有四種對我的指責可以在這裡提一下，因為我認為它們也與「老邁糊塗」有關。最嚴重的一種指責是說，我在著作和演說中說一些沒有給出其來源出處的、極端的話。我相信，這是針對我的《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一書的。然而，如果有人願意研究這本書，我認為他們就會發現這是一本文獻資料非常翔實的書。如果我偶爾說些沒有給出其根據的話，那麼我通常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那是自明的，或是根據書中其他地方已提到過的事實，或是眾所周知而無需標明來源出處。 與這種指責相關的另一種指責是說，以我的名義發表的演說詞、文章或聲明都不是出自我的手筆。奇怪，大家都知道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和大公司經理的公開講話稿，都是秘書或同僚寫的，而這被認為是無可非議。為什麼換成一個普通俗人，就該被認為十惡不赦?更何況事實上，以我的名義發表的東西通常都是出自我的手筆。即便有的不是出自我的手筆，它也仍然代表我的看法和思想。我從不在我沒有討論、閱讀過並認可的東西——書信或比較正式的文件——上簽字。 我最近聽說在流傳的其他兩個謠言，我也覺得令人煩惱。這兩個謠言是：為了不麻煩我，我的秘書扣下了寄給我的信件和公文；我的秘書和同事不讓想要見我的人見我。但事實上我在家親自拆閱所有寄給我的信件。不過，我的信件很多，我不可能全都親自回復，但我把我想要說的話告訴替我起草回信的秘書，而且在回信寄出之前我都親自過目。另外，為了這個那個事情想要見我的人也很多，不可能全都接見。例如，1966年年底，為了主持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預備會開幕式，我在倫敦待了一個星期，在此期間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接待想要與我會談的來訪者。但是，因為在這一個星期中要求與我會談的人大大超過一百人，所以不得不謝絕很多人（一百多人）的會談。 我之所以用這樣長的篇幅談論這些指責，不僅僅是因為我不喜歡被認為是老糊塗，而且還因為我的論證和言論，由於這些指責而被人輕視，沒有人看，或沒有人聽，使我很惱火。我也不喜歡我的同事因為極其豪爽地做了我要他們做的事情而受責難。 基金會成立之後不到兩個月，我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樣，聽到甘迺迪總統遇害的消息感到震驚。也許我對這一邪惡的攻擊事件不像很多人那樣感到意外，因為好多年來我一直在寫有關這個世界，尤其是美國，越來越縱容暴力的文章。我的關於這一論題的文章，有些已經發表，有些則因為太直言不諱，編輯先生不敢將之刊登出來。 當我看到有關總統遇刺、後來傳說中不利於奧斯瓦德的證據以及他遭魯比射殺的新聞報道時，我認為似乎存在駭人聽聞的誤判，可能是在掩飾某件非常齷齪的事。1963年6月，我和最早代表奧斯瓦德的母親調查這個案子的紐約律師馬克·萊恩會面，他已收集到的事實證據證實了我的懷疑。與基金會有關係的每一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我們盡己所能，各自或一起幫助馬克·萊恩，傳播有關他調查結果的消息。從所使用的掩蓋法和被否定或忽略的事實來看，顯然牽扯到的是非常重大的問題。不光是馬克·萊恩調查有關事實時充沛的精力和機敏的頭腦，而且還有他表述事實時嚴謹客觀的態度，絕不推斷出或暗示事實本身原本沒有的意思，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認為，要是基金會自身不出面支持那些查出事情真相的人，也不傳播有關這些事情真相的消息，那麼會更好些。因此，我們成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委員會，名字並不令人滿意，叫作「英國『誰刺殺甘迺迪?』委員會」。我們聚集了不少發起者，甚至還有一位秘書，但也並不是沒有困難，因為許多人認為這件事與我們英國人毫不相干。只有少數人不僅了解美國當局的欺騙對於美國人民預示著什麼，而且還了解它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預示著什麼。這些少數人有過一段艱難時期。我們確確實實遭到過誹謗。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接到過美國大使館打來的恐嚇電話。其他有些國家也成立與我們類似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有些辦公室也接到過類似的警告電話。最後，基金會不得不庇護我們的委員會，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由於這項額外工作，日夜操勞。到8月份，當我撰寫一篇叫作《關於J.F.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十六個問題》的文章時，人們紛紛舉行集會，並發表了其他一些聲明和文章。群情激憤。馬克·萊恩親自到英國各地和其他國家（包括他自己的國家），詳細說明他所發現的、反駁關於這一事件人們普遍接受的官方看法的事實。我在《沃倫委員會報告》於1965年9月公布之前就已經收到了這份報告，並立即發表了我對它的看法，這顯然使許多人很惱火。一時傳言四起，說我是在胡說八道，我甚至連報告都還沒看過，而且不可能看過。實際上，萊恩已寄給了我一份早期報告的副本，我看過，而且有時間思考。由於《沃倫委員會報告》已被仔細審閱過，而且批評這份報告是「可敬的」，許多人便同意我的看法，並泰然自若地忘卻了他們和我早先的態度。那個時候，他們非常膽小，不敢傾聽或關注已發現的事實，而是盲目地接受官方的看法。他們竭力阻撓我們將這些事實公布於眾。 自從1963年3月底以後，我的時間和思慮越來越多地花在了越南正在進行的那場戰爭上。我的其他興趣，絕大部分只好放棄。當然，我還是抽出一些時間來處理家庭和個人的事情。而且偶爾還是有機會（雖然這種機會非常難得）關注我以前常常感興趣的那種東西，即哲學的，或尤其是邏輯的問題。但這方面的研究我已經荒疏了，因此有點怕做這方面的研究。1965年，一位年輕的數學家G.斯潘塞·布朗，硬要我審閱一下他的著作，因為他說他找不到其他任何一個他認為能看懂他著作的人。因為我以前看過一點兒他的著作，認為還不錯，也因為我非常同情那些試圖讓他們無人知曉的新作得到注意而非遭到冷遇的人，所以，我就同意與他討論他的著作。但是隨著約他來的時間的臨近，我越來越深信我應付不了這項工作，應付不了他的新符號系統。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但是在他來到並且我聽了他的解說後，我發現我又跟得上了，聽得懂他的著作。那幾天我過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因為他的著作既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在我看來，又很優秀。 這些年裡我最大的快樂之一是我與維克托·珀塞爾的友誼（我太太也分享了這份友誼），而最使我傷心的事情之一是他的去世（1965年1月）。他是個幽默且判斷力均衡的人。他既有文學鑑賞能力又有文學創作能力，學識相當淵博，而且對時事也非常了解。他在東南亞當政府行政官員和在劍橋大學當指導教師，都很有成就。與他交談是我的一大樂趣。我通過他的政論文章認識他已經許多年了，他過去經常將他的政論文章寄給我，而我則寫信告訴他我對他的文章的看法。稍後，我欣然接讀了他那以Myra Buttle 〔與 My Rebuttal（我的反駁）諧音〕筆名所寫的妙趣橫生的韻文。在1962年他在節慶廳為我舉行的生日宴會上致賀詞之前，我從沒見過他。甚至在他被領來與我們討論基金會在東南亞方面的工作之前，我還根本就不認識他。1964年4月，他在曼徹斯特的一個會議上發表演說，這個會議由基金會主辦，在那個會上我也發表了演說。不久後，他為我們寫了一本全面論述「東南亞和平的可能性」的極好的小冊子。在這段時間，我們接長不短地在倫敦見到他，但是直到1964年5月，他到北威爾斯拜訪我們並小住幾天後，我們才真正開始彼此了解。我們不停地交談。我們兩人，你說一個故事，我就說一個更有趣的故事，你引一句引語，我就引一句更好的引語；並且把自己最喜歡的詩和散文吟誦給對方聽。我們相互探測對方的知識，尤其是歷史知識；並且還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另外，令人欣慰的是，找到了一個能立即了解你的意思，即使在不完全同意時，也願意耐心且富有同情心地與你討論任何問題的人。他在12月份，也就是在他去世前兩個星期多一點，再次來拜訪我們；而且，如同他所說的，我們突然覺得我們已是老朋友了，儘管我們彼此很少見面。尤其是，我對他最後這次來訪記憶猶新：他突然吟誦《利西達斯》注69，非常優美，然後又朗誦他的一首以Myra Buttle（邁拉·巴特爾）筆名發表的新作，並且以詼諧的曲調將之唱出。他是個勇敢、細心、富於同情心而又喜歡鬧騰的人。當我認識到我是多麼的懷念他（這不僅是因為他能給我帶來快樂，而且還因為他能夠而且我確信他會給我以幫助）後，我有時也感到震驚。我想，像我這種年紀的人能交到一個這麼令人滿意、這麼珍貴的新朋友，是很難得的；而且這種摯愛、信任和理解全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滋長成熟，乃是令人驚訝的。 我的那本關於越南形勢及其含義的、叫作《在越南的戰爭罪行》的書，以布面精裝本和紙面平裝本兩種形式，問世於1967年1月初。它在英國由艾倫和昂溫出版公司出版，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我一直非常感謝該公司的慷慨大方和開明的態度，尤其是斯坦利·昂溫爵士本人。這本書由我自1963年以來所寄出和發表的無數信件、聲明、演說和文章中的一小部分所構成。書中除了被收錄的這些信件、聲明、演說和文章之外，還附有：一篇介紹1967年初越南形勢總的背景和表明我自己對越南形勢的看法的「序言」；一篇簡要地描述我所呼籲成立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後記」；和一個附錄，其中包含拉爾夫·舍恩曼在他有一次訪問越南許多周中的一些發現。《在越南的戰爭罪行》一書非常詳盡地述說了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和我持這種態度所根據的事實，而且，在過去的幾年裡，不管怎麼說，在我所發表的文章和廣播講話中，關於我的態度和這些事實，也都講得不少了，因此這裡就不再細述。這本書在某些刊物上受到相當有敵意的評論，所以得知這本書的紙面平裝本在其出版兩周之內售罄，這本書已在美國出版，而且它還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 舍恩曼的報告極為重要，因為它們不僅包含第一手的觀察資料，而且還包含有可靠的證人在場做證、逐字逐句記錄下來的越南戰爭受害者證詞。這些報告也為「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所派的那些調查組在印度支那進行比較正式的調查鋪平了道路。我對越南戰爭的態度和關於越南戰爭的聲明，不但是以其他特別調查員的報告為根據的，而且部分地還是以舍恩曼的那種報告和克里斯多福·法利（他於1964年12月前往越南，是為獲得直接印象而親臨越南的第一位基金會成員）的報告為根據的。然而，我的意見主要是以每天報紙（尤其是美國的報紙）上所報道的事實為根據的。這些報道看起來差不多都是偶然的，因為它們好像並未影響編輯政策。 北越人偶爾請我談談我對越南戰爭的各個發展階段的看法。他們曾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應准許《紐約時報》助理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先生以記者的身份訪問河內。索爾茲伯里先生以前在他為《沃倫委員會報告》所寫的導言中攻擊過我，他在那個導言中說，沃倫委員會「對它所能發現的每一個證據都進行了徹底的調查」。這些評論很快就被看作是荒謬的，但是我想他可能很難無視北越平民普遍遭受轟炸的證據。因此我向他們建議，值得冒險讓他前往河內採訪。幾個星期後，我很高興地讀到他發自河內的報道，這些報道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引起了驚恐，而且可能也使他失去了普利茲獎。 當然，我一直與在倫敦的兩名北越代表和北越駐巴黎代辦保持密切聯繫。我也一直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許多成員、美國武裝部隊的成員和美國平民（既有支持這場戰爭的，也有反對這場戰爭的）通信。只要想獲知，不愁沒有消息。但是要讓普通公眾知道那些消息，並說服人們注意那些消息，卻有很大的困難。閱讀或聆聽那些消息，並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和我的同事越研究越南的形勢，我們就越深信美國對越南的態度是完全不可原諒的，越南戰爭是一場用新的折磨方法進行的史無前例的殘酷戰爭。我們在仔細核查了我們所搜集的一大批事實材料之後，得出如下結論：這場戰爭必須儘快結束，而結束這場戰爭的唯一途徑是毫不含糊地支持北越人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此外，我們擔心，如果這場戰爭繼續下去，它就會被美國當作藉口，使戰爭逐步升級，最終有可能成為全面大戰。我們成立了「越南團結運動」，該組織使將越南戰爭視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一個農業小國的公然侵略」的那些團體團結起來。該組織的支持者認為，正義要求他們完全支持越南人。我在1966年6月「越南團結運動」成立大會上致開幕詞，後來這篇開幕詞被收錄在我的那本關於越南的書中。該組織派演說者到全國各地去，而且同他們一起還送去了基金會的越南戰爭圖片展，因此該組織成了英國支持「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核心。 在我的那本關於越南的書中所談到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引起了全世界廣大公眾的想像。四年來我一直在尋求某種有效的方法，讓世人知道美國在其企圖征服南越的不義之戰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忍。在朝鮮戰爭時期，我無法相信李約瑟教授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指控，他們指控美國人把那場戰爭當作大規模毀滅性的新生化武器的試驗場。我應該為我自己當時認為這些指控太極端而向李約瑟教授和其他人致以誠摯的歉意。到1963年，我已深信這些指控是公正的，因為在越南顯然應當對美國提出類似的指控。在那年年初，我給《紐約時報》寫信，將美國人在越南的行徑描述為「令人想起德國人在東歐和日本人在東南亞所發動的戰爭」的野蠻行為。這封信的言論當時對《紐約時報》來說似乎是太激烈了，該報先是發表社論攻擊我，然後刪節的回覆，最後乾脆拒絕刊登我的來信。我試著給其他報刊寫信，決心查明更多有關當時那場「秘密戰爭」的真相。我發現得越多，美國人的企圖和行徑似乎越駭人聽聞。我不僅聽說了各種野蠻的行徑，而且還聽說了對一個小國要求獨立的願望最乖戾最無情的壓制。破壞日內瓦協議、支持獨裁政權、建立警察國家、摧毀所有反對勢力，這一切都是令人無法容忍的罪行。第二年，我開始定期派觀察員去印度支那，但是他們的報告老是落後於戰爭的擴大。「戰爭逐步升級」的藉口，尤其是進攻北越的藉口，使我想起了25年前希特勒在歐洲冒險所提出的那些藉口，兩者完全一樣。我明白，把侵略、試驗性武器、不分青紅皂白的戰爭和集中營計劃結合在一起，需要比我所能安排的更徹底、更正規的調查。 1966年夏天，我在作了廣泛的研究和規劃之後，寫信給世界各地的一些人，邀請他們加入「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結果使我振奮，很快就有18位回信表示接受。我尤其感到高興的是讓-保羅·薩特的加入，因為儘管我們在哲學問題上有分歧，我還是非常欽佩他的勇氣。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早先曾到北威爾斯拜訪過我，由於他對西方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廣泛的了解，最後成了一位受尊敬的夥伴。我也嚴重地依賴我有10年未見的隨筆和政論作家伊薩克·多伊徹。每當有關「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電視或其他媒體的採訪要求太多時，我總是可以依賴在倫敦的多伊徹，就世界事務和我們自己的工作，向新聞界作有根有據、令人信服的評價。1966年11月，我邀請「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所有成員到倫敦作初步的磋商，會議以我的一篇演說（這篇演說詞收錄在本章末尾）開始。在我看來，對越南正在發生的事情進行認真細緻的核查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我只邀請那些其正直是毋庸置疑的人。這次會議非常成功。而且我們已安排好了，先以「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名義派一個接一個的國際調查組去印度支那，然後在第二年舉行為期數周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公開聽證會。 當「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最初提出要選派代表去調查暴行時，這一行動計劃遭到了嘲笑，理由是美方並沒有什麼暴行。當這一爭議注70出現時，有人就說美國軍事當局會處理這件事情。當這件事情出現時，有人就說一些著名的法律權威因從事這種工作而使自己成為笑柄。有人爭辯說，不懲罰這些暴行要好得多。新聞界、軍事當局，以及美國和英國的許多法律界名人都認為，聽任他們的軍官燒死婦孺，比採用紐倫堡審判中所使用的標準，更有利於維護他們的榮譽和人性。這是由於接受希特勒遺產的緣故。 當我們的對手看到我們正在籌劃的事情的嚴重性時，我們聽到了我多年來已經習慣了的喧囂抗議聲。三位曾贊助過基金會的非洲國家領導人退出，而且不難發現隱藏在他們背信後面的那隻手。其中一位甚至寄給我一封信的直接影印件，說那是我寄給白宮約翰遜總統的關於「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信，其偽造手法之粗劣笨拙，連美國中央情報局看了都要搖頭。下一步是各報的新聞記者對我們「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公正性表示懷疑。使我感到相當好笑的是，上述這些批評者中有許多在此之前不久還是關於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沃倫委員會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注71不過，他們對公正性新產生的興趣，倒給了我們闡明自己觀點的機會。顯然，我們全都對我們準備要評估的一些證據作過相當多的考慮。我們的腦子並不是空的，但也不是封閉的。我相信，「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成員的正直、他們不代表任何國家權力這一事實，以及聽證會的完全公開，可以確保審判的客觀。我們還決定接受有可能得到的、出自任何來源的證詞，因此我寫信給約翰遜總統，邀請他參加「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聽證會。遺憾的是，他忙於部署轟炸越南人，沒有空回我的信。 有關「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所有這種騷動，自然又引起了人們對基金會本身的重新關注。大西洋和平基金會仍然是一個已登記的慈善機構；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成了一個責任擔保有限公司，在許多國家都設有分支機構：阿根廷、澳大利亞、紐西蘭、法國、印度、義大利、日本、菲律賓和美國。在倫敦，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不僅保留了它一開始就擁有的、位於秣市外面的那些小的中央辦公室，而且還為「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提供了一間較大的辦公室。後來它又買下了一處較大的不動產，把許多工作都移到那裡去做。所有這一切使得我們的工作有了比較穩固的基礎，而且也為進一步發展做好了準備。我也許是第一次意識到我們以「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為中心的活動，得到世界各地廣泛的支持。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史達林獨裁政權的恐怖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它使我相信要解除冷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後來我才看出，史達林雖然殘忍，但卻很保守。我跟西方大多數人一樣，想當然地認為他的暴政是擴張主義的，但後來的證據表明，是西方把東歐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部分戰利品送給了他，而他大致上一直信守他與西方的協議。在他死後，我熱切希望世人能看到長期生活在核武器陰影下的愚蠢和危險。如果能將世界霸權的爭奪者們分開，中立國也許能將理性的聲音引入國際事務。這是個不太可能實現的希望，因為我高估了中立國的力量。中立國只是在極少的情況下（如尼赫魯在韓國），才對冷戰施加具有相當大的分量的壓力。 中立國繼續體現我的這樣一個觀點：我認為人類的生存比意識形態更重要。但是出現了新的危險。顯然，俄國已不再抱有世界帝國的希望，但是這個希望現在已傳給了美國。如同我對越南戰爭的起因和形勢所作的調查所顯示的，美國在進行軍事冒險，這種軍事冒險日益取代與俄國的戰爭，成為世界的一大威脅。美國反共的狂熱，加上它對市場和原料的不斷尋求，使任何一個認真的中立者都不可能把美國對世界構成的危險視為與俄國相等。美國軍事、經濟和冷戰政策本質上的統一，日益為越南戰爭的卑鄙和殘酷所揭示。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是很難承認的事實，我再一次體驗到那些已開始接受我前10年看法的人的沉默或反對。然而，在第三世界，我們得到相當大的支持。並非完全沒有人敢向殘酷挑戰。 雪萊的以下詩句，對我對未來的看法做了最好的表述： 呵!別唱了吧!難道恨和死必須回歸? 別唱了吧!難道人類非殺戮而死? 別唱了吧!莫把預言的苦杯 狂飲幹了，只剩下渣滓。 世界是多麼厭惡那過去種種， 呵!願它終於安息，否則進入墳冢! （478.1096—1101） 書信 關於《自由人的崇拜》 親愛的伊爾茨教授： 謝謝你6月27日的來信。關於你的三個問題：（1）大約從1920年以後，我就一直認為《自由人的崇拜》一文「過於華麗藻飾」；（2）這種看法僅就風格而言；（3）我現在並不像我寫這篇文章時一樣，認為道德價值是客觀的。但是，我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基本上沒有變。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2年7月27日 感謝朱利安·赫胥黎的小冊子：《心理代謝》、《以進化論的觀點透視優生學》、《教育與人本主義革命》。 我親愛的朱利安： 非常感謝你寄給我三篇你的論文，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了它們。我很喜歡你的那篇關於心理代謝的論文，它解釋了孔雀為什麼跳舞，女人為什麼用口紅，這兩者以前對我來說都是個謎。我對這篇論文所探討的問題不太懂，因此提不出任何意見。你偶爾觸及心身問題，對此我有很明確的看法，我的看法對於有些生理學家來說是可以接受的，但幾乎所有的哲學家卻都嗤之以鼻，他們沒有一個既懂物理學又懂生理學。你可能會發現，我收錄在《記憶中的肖像》中的一篇叫《心與物》的短文值得你一讀。 我在某種程度上，但不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同意你所說的有關優生學的話。你似乎認為，各國政府會受到啟發，而且，它們想要製造的那種人將勝過自然隨意造就的作品。如果你所想像的那種精子庫在希特勒政權統治時期就已存在，希特勒就會是所有那個時代在德國出生的嬰兒的父親。特殊的長處並不為（而且一向不為）當權者所喜歡；顯然，當權者會控制精子庫。因此，在優生學發揮效力的階段，特殊的長處就會消失。我完全同意你的關於優生學能取得什麼什麼成就的看法，但我不同意你的關於優生學會取得什麼什麼成就的看法。 對於你所說的有關教育的話，我有一些多少有些類似的批評意見要提。例如：你摒棄構成正統宗教的那些荒唐的神話，而你卻未提及在整個西方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公開拒斥這些神話的人能成為教師。再比如：教育大大助長了總體戰。由於人們能閱讀，而教育者卻一直煞費苦心地不讓他們思考，所以，好戰的暴行現在遠比以前更容易蔓延。 你似乎認為，各國政府會由聰慧、開明、其價值標準與你我不同的人所組成。這有悖於所有的證據。畢達哥拉斯是個被放逐者，因為波利克拉特斯不喜歡他；蘇格拉底被處死；亞歷山大一死，亞里士多德就不得不逃離雅典。在古希臘，要逃離希臘並不難。在現代世界，要逃離希臘就難多了；而這就是現在希臘的偉人比過去少的一個原因。 我和我的太太祝福你們夫婦倆。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蘭·羅素 1963年3月10日 普拉斯·彭林 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非常感謝你迷人的來信。我能聽見你因孔雀和口紅而發出的格格笑聲。 關於心身問題，我認為必須從進化論的角度來探討。我們大家全都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心身」有機體，而且與其他一切有機體有親緣關係。在我看來，這意味著心身以某種方式構成單個的統一體。 當然，關於優生學措施或已得到認可的教育措施所固有的危險，你是對的。但是，人們必須採取些措施!我的態度既不完全樂觀，也不完全悲觀——也就是說，我們和我們目前的情況遠非完美，但可以改進，如果不採取些措施，那確實很有可能會惡化。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要害——必須採取些措施，不過當然我們必須設法知道這些措施原則上是對的，而且還必須設法儘可能地防止它們被濫用。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有不怎麼樣的教育制度——而且我原以為我們應當設法改進它，儘管可能出現危險—— 朱麗葉要我代向你們致意。 你的永久的朋友 朱利安·赫胥黎 1963年3月13日 漢普斯特德，西北3區 龐德街31號 與艾麗斯·瑪麗·希爾頓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希爾頓小姐： 非常感謝你寄來的《邏輯、計算機和自動化》一書。到目前為止，我一直沒有時間通讀整本書，只是拜讀了其中的部分，但我所讀過的那些部分已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尤其感謝你對《數學原理》和我本人所說的那些好話。哥德爾的信徒已幾乎使我相信，花了20年的工作量寫成的《數學原理》是件廢物，最好還是忘掉這部書。發現你並不持這種看法，乃是一種安慰。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3年6月9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羅素勳爵： 非常感謝你關於我的《邏輯、計算機和自動化》一書的來信。你真細心，還想到要給我寫信。對於你對我那本書的興趣和你的好意，我簡直無法表達我的感激之情。雖然我知道我對《數學原理》一書的看法如何並不怎麼重要，但我深信，未來幾代的數學家會將它評定為對科學的兩三大貢獻之一。我覺得，這部著作之所以受到批評，並不是因為其他什麼原因，而是因為批評者對它缺乏了解。我不敢說自己完全了解這部巨著，但我通過幾年研讀，如今已學到足夠多的東西，因此至少能了解一些基本原理。我完全確信，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數學家（我當然不是）能在讀過《數學原理》後還認為「花了20年的工作量寫成的《數學原理》是件廢物，最好還是忘掉這部書」。我完全確信，只要使具有真正偉大思想的作品得以留存的文明存在，那部書便不會被遺忘。 我過去曾向你提起過，我在計劃編一套暫定叫作《電腦文化時代》的叢書，它將包括對了解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時代有貢獻的思想家——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的作品。在我看來，人類似乎從未處於這樣危急的階段。我們不僅生活在恆久不變的滅絕的危險中，而且即使我們在經歷了核毀滅的危險之後的確存活了下來，我們還是站在對人類來說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獄的這一個時代的門檻上。我隨信附上這套叢書非常簡明的內容提要一份。因為我堅信，這個世界上有學識有思想的人之間的了解和交流非常重要，所以我冒昧地要求你為這套叢書撰寫一部著作。不僅如此，我還進一步想要求你擔任編委會委員。我知道你是個大忙人，所以我並不是隨便說說而已。但是我也知道你在盡力讓別人聽見你的聲音，我堅信這套叢書會對在不同的領域裡工作、必須合作並學會相互了解的人之間的進一步了解作出貢獻，而且可能會對這種進一步了解有相當大的影響。我希望通過這套叢書的作者和讀者能對這個社會的政治決策者產生一些影響，而且還希望通過他們能對我們所有必須認識到自己有責任選擇正確的決策者的人產生一些影響。 准許與本世紀最有才智的人——以及其他許多有才智的人——一道工作，會給我個人以最大的快樂。 我想讓你知道，你的錄音帶（《伯特蘭·羅素講談實錄》）剛在本國上市，我們都很喜歡，有好幾個晚上和朋友們一起聆聽你的講話，度過愉快美好的時光。 再次感謝你的一切好意。 誠摯的 艾麗斯·瑪麗·希爾頓 1963年7月2日 紐約州 紐約市21區 東63街405號 致約翰·保羅斯 親愛的保羅斯先生： 非常感謝你的來信。 我擯斥黑格爾和普通一元論的理由是，我相信反關係的辯證論證完全是謬誤的。我認為像「A在B之西」這樣的陳述完全可以為真。你會發現，布萊德雷對這個問題的論證的前提是，每個命題都必須具有主謂形式。我認為這是一元論根本性的錯誤。 祝好!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6年8月2日 致馬克薩·奧里戈 親愛的馬克薩： 我正懷著極大的興趣，拜讀你的那本關於萊奧帕迪的書。我雖然一直很欣賞他的詩，但對他的生平卻一無所知，直到讀了你的那本書才了解。他的一生是個駭人聽聞的悲劇，而這個悲劇主要是由於萬惡的制度造成的。 我不能同意桑塔亞那的說法：「萊奧帕迪的不幸對他的天才來說無疑是幸運的。」我相信，在比較幸福的環境中，他會寫出更多的作品。 我的義大利文不是很好，而我讀的他的詩大多是義大利文，結果我可能錯失了許多精彩之處。我很感激你的書填補了我知識上的許多空白。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6年1月19日 致海斯先生 親愛的海斯先生： 謝謝你11月18日的來信。說我比較反美而不是反俄的流言，是一種無知的惡意宣傳。不錯，我是批評過美國在越南的行為，但我同時也強烈抗議蘇聯猶太人所受的待遇。當俄國人恢覆核試驗時，我先是給蘇聯大使館寫信，表示強烈抗議，然後又組織反對蘇聯政府的各種懷有敵意的示威活動。我把東德政府說成是一個「外國武裝力量所強加的軍事專制政府」。我在表示絕對公正的蘇聯報刊雜誌上寫文章。我唯一比較偏袒俄國而不是美國的是古巴危機，因為赫魯曉夫退讓而不是發動核戰爭。在任何牽連到核戰爭的危機中，如果一方退讓而另一方不退讓，我就認為退讓的那一方比另一方更值得稱讚，因為我認為核戰爭是人類所可能遭遇到的最大不幸。 鑒於你的來信，我恐怕寫不出一篇能讓你滿意的文章，因為我總是在出版物上發表文章批評俄國，批評俄國的次數之頻繁和語氣之強烈，如同批評西方一樣。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3年11月25日 阿諾德·湯因比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你的九十五歲生日給了我一個好機會，像無數此刻也在寫信給你的其他朋友一樣，表達我一直對你所懷有的一些感情：首先，是我對你和伊迪絲的深情（我一想到你們兩人之中的任何一個，就會同時想到你們倆），另外還有我的欽佩和感激。 我第一次與你見面，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在你對柏拉圖對他的哲學家同伴所提出的那個近乎超人的要求作出反應之後。當時你退離陽光，進入洞穴，以幫助你的仍被囚禁在洞穴里的人類同伴。那時你剛從真實的監獄裡出來（而且那並不是最後一次）。那是你第一次入獄，原因是你公開發表反徵兵的演說。 你本來可以繼續專門致力於創造性的腦力勞動，在這方面你因成就斐然而享有盛名——我們知道，這種勞動給了你很大的理智上的樂趣，同時它通過增進我們對我們置身於其中的奇異的宇宙的認識和了解而造福人類。那時你本來可以過一種相當平靜的生活，而且本來可以受到所有學者的一致稱讚。當然，後來你在這個領域裡還是繼續贏得殊榮。但是你太關心你的人類同伴了，以致不滿足於只是從事腦力勞動的生涯，儘管那是光輝燦爛的生涯。你有崇高的精神，不願「隔岸觀火」。從那時候起，你一直在為文明的留存而戰，後來，自從原子武器發明之後，你又為人類的留存而戰。 8. 伯特蘭·羅素同羅特布拉特教授在一起 ［照片由辛克羅弗拉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克里斯多福·艾恩賽德設計的九十華誕大紀念章 我最感謝你的是，你長期以來一直，而且迄今依然精力充沛、無所畏懼地給予至少連續三代的、比較年輕的你的同時代人以鼓勵和希望。只要有像你一樣關心人類並將這種關心付諸行動的人在，我們其餘的人就能從你為我們樹立的榜樣中找到，以你的精神，為試圖給人類以其與生俱有的未來並拯救人類免於自我毀滅而工作的勇氣和信心。 這就是為什麼1967年5月18日（星期四），對數億不知道這一點的你的同時代人，和數十萬的確知道你代表什麼、你為什麼而奮鬥的你的同時代人來說，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的原因。你已超越自我，設想自己處於特異種群的歷史中，你是其非常傑出的代表。每一個有生命的創造物天生都是自我中心的；然而每個人的人生使命是將其關心的中心從其自身轉移到最高實在，不管這種最高實在會是什麼。那是人類命運的真正實現。你已經實現了人類的命運。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對你心存感激，對你懷有深情，以及1967年5月18日對我和你的許多朋友來說是個幸福且充滿希望的日子的原因。 你的永久的朋友 阿諾德·湯因比 1967年5月9日 美國 加利福尼亞 斯坦福 94305 聖特雷薩街273號 陸軍元帥、巴恩大十字勳章獲得者克勞德·奧金萊克爵士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勳爵： 原諒我未能及早寫信謝謝你的熱情招待，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非常有趣且又鼓舞人心的拜訪。我看了你給我的論文——《通向和平的新途徑》，覺得非常動人心魄。我衷心同意並支持該文中所說的一切。我知道大西洋和平基金會與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的關係和功能，我希望能對前者的費用作一點微薄的貢獻。 如果我能在其他任何方面有所幫助，也許你或者你的秘書會讓我知道。與你見面是一種榮幸。 祝好，望你成功。 你的誠摯的 C.J.奧金萊克 1964年5月1日 薩福克 貝克爾斯 諾斯蓋特 奧斯瓦德宅所 吳丹的關於成立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的來信 （吳丹為聯合國秘書長） 很高興知道要成立一個以羅素勳爵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以擴大和延續他為和平事業所作的努力。 羅素勳爵是最早認識到無限囤聚核武器的愚昧和危險的人之一。早年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討伐這一趨勢，現在他已經有了許多追隨者。雖然對於單方面裁軍的明智以及其他類似的觀念，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與羅素勳爵有一共同的感想：無限制地製造、試驗、改良和儲備核武器，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也是對人類的生存最嚴重的威脅之一。 因此，我希望，將羅素勳爵長期以來以這樣一種獻身精神所進行的為和平而奮鬥的聖戰置於公共機構基礎上的這種努力，會獲得成功。 吳丹 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的發起者 通向和平的新途徑 伯特蘭·羅素 我們不幸生活於其中的核時代，是一個將新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以及一種新的性格強行注入國際關係中的時代。自從氫彈誕生以來，細心的人都明白，如果兩個強國或國家集團之間爆發核戰爭，人類將面臨滅絕的危險。不僅這種戰爭對人類的各種希望來說是個大災難，而且只要過去的政策繼續存在，核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這種局勢使希望人類繼續存在的那些人不得不承擔起一項很艱巨的任務。我們首先得使政府和民眾相信核戰爭是個大災難，這一點做到了以後，我們還得勸政府採取將使維護和平成為可能的那種政策。 這兩項工作中，第一項大體上已經完成。它是通過將各種鼓動的方法結合在一起而完成的：和平遊行、和平示威、大型公眾集會、靜坐抗議等等。 這些活動在法國由「禁止核武器運動」和「百人委員會」主持，在其他國家則由或多或少有些類似的團體主持。它們證明了——我為自己是它們中的一員而自豪——核戰爭對於全人類來說將是一場災難，而且還指出了核戰爭的急迫和危險。它們已成功地使廣大民眾，甚至各國政府，知道核戰爭的危險。但現在是採取新途徑的時候了。人們不可以忘記這些危險，但現在必須採取下一步行動。必須尋求並讓大家知道解決可能會導致核戰爭和人類的其他危險的那些問題的方法和手段，而且必須說服人類採取這些新的、各不相同的、有助於促成和平的措施。 迄今為止，對立核團體之間衝突的高潮是古巴危機。在這一危機中，美國與俄國彼此對抗，而整個世界等待著似乎迫在眉睫的毀滅的到來。在最後一刻，那場爭鬥避免了，雙方似乎都不願意因為對不然會住在古巴的那些人的政治主張有不同的看法而毀滅人類。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它表明雙方都不認為毀滅人類是值得想望的。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世界各國政府都準備避免核戰爭。而且不光是各國政府，還有大多數文明國家的廣大的各界人士（可能是大部分人），也持這種看法。 因此，維護和平的第一部分工作已經完成。但是還有更加艱巨的工作。如果不想有戰爭，我們就得尋找避免戰爭的方法。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爭論，開始時也許是心平氣和的，但後來可能變得越來越激烈，到最後，大發雷霆，爆發公開戰爭。意外事件或錯誤的消息也可能會引發戰爭。此外，還有在爭論中當消息傳到某一方時因消息的片面性而造成的種種困難。顯然，如果沒有重大的讓步（有時是這一方讓步，有時是那一方讓步，但通常是雙方都讓步），這個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追求和平的這些困難，需要與遊行和示威不同的技巧來克服。有關問題是複雜的，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使一方或雙方反感，討論這類問題的談判者，若想要談判成功，就必須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這一切本應是政府的工作。但政府不會恰如其分地做這種必須做的工作，除非它們為一個或幾個具有國際性質且對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特別關心的團體所推動。我們希望看到這些新的基金會所做的就是這種工作，我特此向你們推介它們。 這兩個基金會中，有一個叫「大西洋和平基金會」。它是一個旨在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金會，因而被登記為慈善機構，並獲得了英國國稅局的慈善機構資格認定。因此，按標準稅率對根據七年合約所給予它的任何一筆捐款所扣的所得稅都可以退稅，這意味著這種捐款的數額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六十。這個基金會與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攜手合作。後者貫徹大西洋和平基金會的意圖。由於這個緣故，我在接下去的討論中只提一個基金會。 也許有人會說：「但諸如此類的工作是聯合國的工作。」我承認這應該是聯合國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它將及時地成為聯合國的工作。但是聯合國有缺陷，其中有些是可以補救的，有些則是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團體所固有的。前一種缺陷中，最顯著的是把中國排除在外；後一種缺陷中，最顯著的則是聯合國大會各會員國的平等，和安理會中某些國家的否決權。由於這樣一些原因，單單由聯合國來從事和平工作，是不夠的。 我們希望我們所創立的基金會能及時地證明能勝任排除和平的一切障礙，並提出可以被人類的常識接受的各種困難問題的解決方案。也許這一希望太雄心勃勃。也許取得最後勝利的將是其他某個具有類似目標的團體。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基金會的工作大概已經對幸運的結局有所助益。 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有兩類。第一類同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有兩個：即禁止核武器和教育。第二類問題是關於領土的調整，其中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可能是德國。如果要確保和平，就得要解決這兩類問題。 自從核武器出現以來，人們便一直召開會議討論禁止核武器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美國就向全世界提出巴魯克計劃。這個計劃旨在打破美國對核武器的壟斷，把它們交給一個國際組織。其用意令人欽佩，但美國國會執意要加上一些大家都知道俄國人不會接受的條款。結果，一切就像人們所預料的一樣。史達林拒絕接受巴魯克計劃，俄國繼續製造它自己的原子彈，然後是氫彈。結果是冷戰、柏林封鎖和雙方都製造出首次對全人類構成威脅的氫彈。史達林死後，美俄試圖重新全面禁止核武器。艾森豪威爾和赫魯曉夫在戴維營會晤。但五角大樓的好戰分子繼續從事間諜活動，俄國擊落美國U-2高空偵察機事件結束了短暫的友好嘗試。從那以後，雖然禁止核武器的會議還是不斷地召開，但是一直到古巴危機之後，雙方總是決定不達成任何協議。古巴危機以後，再度出現比較友好的氣氛，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外，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禁止核試驗條約》是有價值的，因為它還表明東西方之間達成協議是可能的。關於這一條約的各項談判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帕格沃什」——一個由關心和平與戰爭問題的科學家所組成的國際團體。 關於禁止核武器的現狀是，美俄雙方都有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計劃，但它們的計劃互不相同，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消除分歧的方法。基金會最緊急的任務之一，是設計一套雙方都能同意的禁止核武器方案。然而五角大樓再度讓它的一架飛機在共黨的領空被俄國人擊落，實在是個不祥之兆。 如果要確保和平，教育就得作重大的變革。現在，我們只教導孩子要愛他們的國家，不教導他們去愛其他的國家，而且特別教導他們要敬佩的歷史上的國人，通常都是那些最擅長殺外國人的人。英國人教導英國小孩要敬佩納爾遜和威靈頓；法國人教導法國小孩要敬佩拿破崙；德國人教導德國小孩要敬佩巴爾巴羅薩。這些人並不屬於為世界鞠躬盡瘁的那種國人。他們是以如果人類要存活下去就必須永遠禁絕的那些方式為他們的國家服務的人。我們一定要像現在傳授與「人類是一家」相反的思想那樣仔細地傳授「人類是一家」的思想。這可不是一件容易轉變的事情。有人會說，在這種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男孩將是軟弱的，沒有男子漢的氣概。有人會說，他們會失去男人的美德，會缺乏勇氣。這一切可能都會出自基督教徒之口，儘管基督的教導並非如此。但是，雖然這種教育方式看起來也許很糟糕，用舊的方式培養長大的男孩卻會發展成喜歡吵架的成人，他們會覺得沒有戰爭的世界，平淡乏味得令人難以忍受。只有一種新的教育，即反覆灌輸一套新的道德標準，才能使維持世界和平成為可能。 畢竟，將來冒險的機會有的是，有的甚至是充滿危險的冒險。男孩可以到南極去度假，年輕男子可以到月球去。有許多無須殺人就可以顯示勇敢的方法，應該鼓勵的是這類方法。 在歷史教學中，不應過於強調自己的國家。戰爭史應當只是教學內容的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應當是關於文明藝術的進步。應當像對待謀殺一樣對待戰爭。應當把它看作是同謀殺一樣恐怖，一樣可憎。這一切，恐怕全都不合當今大多數教育家的心意。但是，除非教育作這樣的改革，否則人們兇惡的本性恐怕遲早會爆發出來。 但是，需要教育的不光是孩子。成人，普通男女和政府要員，也需要教育。武器裝備方面科技的每一個進步，都必然導致國家疆域的擴大。文藝復興時期，黑色火藥使得城堡成為廢棄過時之物，從而使得現代國家的出現成為可能。現在的國家，相當於當時的城堡，因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得甚至最大的國家都會完全毀滅。因此，一種新的展望是必要的。到目前為止，如果有一些社群存活了下來，那麼它們是通過把內部合作和對外競爭結合在一起而存活下來的。氫彈已使得對外競爭成為過時。現在，全世界的合作是存活的一個條件。但是，全世界的合作，若想成功，就需要個人具有合作感。如果組成世界政府的各國繼續相互憎恨和猜疑，很難想像世界政府會成功。讓比較友好的感情跨越國界，首先是成人教育的事。必須教導個人和政府：人類如果是一家，那麼就會空前地繁榮興旺，但如果是許多相互競爭的家庭，那麼人類除了死亡，無前途可言。教這一課，將是基金會教育工作的一大部分。 全世界有許多領土問題，大多是東西分隔。其中有些問題非常棘手，必須先解決才能確保和平。讓我們從德國開始談起。 在雅爾達，美、英、蘇三國首腦決定將德國劃分成四部分：美國占領區、英國占領區、法國占領區和俄國占領區。德國境內的柏林也作類似的劃分。他們希望所有國家到時候都會同意並且甘心接受獲勝的同盟國強行提出的任何條件。然而，很快就出現了麻煩。柏林市是在俄國占領區內，而當時卻沒有訂立任何適當的條款保證西方盟國進入柏林的西方占領區。1948年，史達林利用這一情況，進行所謂的「柏林封鎖」，不准西方盟國經由公路或鐵路進入西柏林。西方盟國以「空運」反之，儘管俄國實行封鎖，「空運」使得西方盟國仍能對西柏林進行補給。在整個柏林封鎖時期，雙方都完全合法。由空中進入西柏林受到和平協定的保障，俄國人從未對此表示過異議。整個事件以俄國人勉強而且有點含糊地同意讓西柏林與西德自由往來而結束。然而，這種解決方式西方並不滿意。顯然，俄國人隨時都能占領西柏林，而西方所能採取的唯一對策就是核戰爭。一些有點類似的考慮倒是不那麼強硬地適用於整個西德。這樣一來，德國問題變成與禁止核武器問題聯繫在一起：如果西方在沒有關於禁止常規武器的適當保證的情況下，接受禁止核武器，那麼德國對於東方的防禦，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難的。 至於東德，也存在德國問題——而且它在這裡表現出各種新的複雜性。德意志帝國的東部被劃分成兩部分。東邊一半給了俄國和波蘭，而西邊一半則給了東德的共產黨政權。在給俄國和波蘭的那部分，所有的德國人都被逐出。男女老少全被趕上擁擠不堪的火車運往柏林，到柏林後他們還得排著隊從東站走到西站，這段路往往需花費36小時。很多德國人死在火車上和柏林的隊伍中，而對於那些倖存者，卻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補償。 給予東德政府的那一部分德國如何呢?東德政府是一個共產黨政府，而其人民絕大多數都是反共的。東德政府是由俄國人建立的，並由他們的軍隊維持，以防叛亂。東德成了一座監獄，在柏林圍牆築起之後，要想逃離這座監獄，只有冒著生命危險才有可能。 我們不可能指望德國會溫順地接受這種情況。過去，在給予俄國或波蘭的那一部分古老的德意志帝國的土地上，居住的大部分都是波蘭人，所以那一部分土地不再屬於德國，應當被認為是有充分理由的，不管人們對被逐出的德國人所受的苦難持什麼看法。但是如今居住在德國東部的那些德國人的處境則完全不同。東德實際上是一個被俄國人征服，並且由他們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進行統治的地區。這種情況，加上西德人所感受到的那種自然的民族同情心，是一種不穩定的情況。它所依賴的只是軍隊的力量。 到目前為止，我們講的都是關於德國的事情，但是納粹分子在他們掌權時期，在所有非德國人的心中激起了一種對德國力量難以消除的恐懼。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德國重新統一，納粹便會再次試圖統治世界。西方各國政府顯然沒有這種擔憂，它們一直盡力加強西德的力量，使其又能再次作統治世界的災難性嘗試。這種擔憂，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 有什麼辦法能確保這一問題得到公正和平的解決呢?西方可能會提議，德國應該是自由的，並且應該重新統一；而東方，可以想像，可能會同意，如果德國解除軍備的話。但是，德國人絕不會同意唯獨要求他們解除軍備的懲罰性條件。只有全面解除軍備才能使德國人接受德國解除軍備的要求。這樣一來，德國問題變成和解除軍備問題糾纏在一起。很難想像，除了在全面解除軍備的情況下重新統一之外，德國問題還有任何德國人和世界上其餘人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第二個最難解決的領土糾紛問題，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問題。納賽爾已經宣布，他的目標是消滅以色列，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將在兩年之內擁有導彈。（1964年3月16日《衛報》報道。）西方世界肯定認為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但大多數亞洲國家，可能還有俄國，都準備消極旁觀，只要阿拉伯人繼續保持勝利即可。除了外部壓力的結果之外，阿以雙方似乎沒有什麼和解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理想的解決辦法，是由聯合國作出一個有關國家都會被迫採納的決定。我不準備公開提出這種決定的條款，只是建議它應當出自聯合國，而且應當得到東西方主要大國的支持。 一般說來，當一個國家出現關於該國政府究竟應該支持東方還是西方的爭執時，正確的做法是，由聯合國在該國進行公民投票，然後將政府交給獲得多數票的那一方。目前，這是個雙方都不接受的原則。在南越，美國人就不接受這一原則，但是他們卻打著保護農民免遭越共侵害的旗號，以掩蓋其從事反共活動的真實原因。美國對古巴卡斯特羅政府的態度很不明確。美國大部分輿論認為，整個西半球沒有一個令美國反感的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那部分輿論是否決定美國的行動，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值得懷疑的。在這方面，俄國同樣該受責備，它違背匈牙利和東德人民的意願，強行在匈牙利和東德建立共產黨政府。如果全面解除軍備，迄今為止世界各地附庸國的自決就會變得容易得多。 最終目標將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各國的武裝力量都不超過國內安定所需要的限度，只有改革後的聯合國部隊才能採取跨國行動。向這一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案的靠近，必須是逐步的，而且必須逐漸增強聯合國，或者也許是某個獨自擁有主要戰爭武器的新國際團體的權威。除此之外，很難看出還有任何人類可以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明之後存活下去的方法。 以上所建議的改革有很多取決於聯合國或某個為此目的而特地創建的新國際團體的權威。為了避免累贅，我只談聯合國，以此涵蓋這兩種可能性。如果聯合國的權力要擴大，那麼就必須藉助於既中立又具國際性的教育做到這一點。這種教育必須由本身是國際性的和中立的組織來進行。現在，許多國家都有為和平而工作的全國性社團，但就我們所知，我們的基金會是第一個旨在創造一個和平世界的國際社團。其他基金會的範圍是有限的——要麼是全國性的，要麼只是旨在處理有關和平的一兩個方面的問題，或探索一兩條通向和平的途徑。我們會儘可能地支持它們，而且也希望它們會在我們的工作與它們的工作關係非常密切的那些領域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也會努力消減國際爭論的尖刻性，並且勸導各國政府和重要的輿論機構在批評對方時至少要保持起碼的禮貌。 這個基金會的管理權將交託給一個小型理事會。這個理事會現在還不完善，但它會儘快地代表所有與戰爭的預防有關的利益集團。基金會得到一群贊助者的支持，他們贊成基金會的宗旨，但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參與日常工作。我們將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每個顧問都有一個或多個領域的專業知識。他們的專業知識將在基金會的有關工作中被倚重。基金會的總部將留在倫敦，總部還將設國際秘書處。基金會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在世界各地設立辦事處。最近可能要設立第一批兩個辦事處，一個在紐約，一個在貝魯特。其他的辦事處將在招募到合適的人員之後立即設立。這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是件困難的工作。許多國家的政府，雖然不敢公開鼓吹核戰爭，卻反對在它們自己的領土上進行任何反對核戰爭的工作，而許多個人，雖然真心想要和平，卻又不願作出基金會的總方針似乎會使之成為可取的這種本國利益的犧牲。顯然，和平的總方針必須要求處處節制，而許多愛好和平的朋友，雖然承認，除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之外，其他國家的讓步是件好事情，卻往往不願鼓吹他們自己國家必要的讓步。願意鼓吹這種讓步，是成為國際秘書處成員和任何下屬辦事處主任的一個必要條件。每個下屬辦事處都得從普通百姓和政府當局那裡搜集有關當地一切事情的情報和第一手資料。它們得根據這種資料在和平工作中的重要性，對其作出評估。而且它們得傳播準確的消息，並以和平工作中令人滿意的態度和行動，教育政府當局和民眾。每個辦事處還都有物色合適的工作人員來維持它自己那部分一般性工作和為它自己的工作和一般性工作募集經費的任務。傳遞消息並提出意見，以便中央秘書處能擬訂出很有可能為發生爭議的雙方所接受的、理由充足的解決爭議的方案，應是下屬辦事處工作的一部分。 要完成這些任務，沒有相當多的經費是不可能的，雇秘書、租辦公室、出差、公布調查結果等等都需要經費的支持，而且最後，當經費許可時，還要建一個我們自己的廣播電台和辦一份我們自己的報紙。在經費許可之前，基金會必須研究這些必需的宣傳工具的各種可能性，並對勘定的設備和人員進行評估——雖然這本身並不是任務。 可見，基金會要成為我們所希望的樣子，必須一步一步來，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存的東西只是我們所憧憬的東西的一顆小種子。我們在倫敦有一個總部。我們有一個國際性的、中立的和充滿活力的小型秘書處，但是對於我們要做的工作來說實在是太小了。我們有陳述我們對各種時事問題的看法的小冊子和傳單。同時我們儘可能地通過在報刊上發表書信和文章來補充這些宣傳手段。但是到目前為止，以這種方式所能做的還是非常有限，因為大多數報紙都反對為了確保和平而必須在某個紛擾地區所採取的行動。不過，即使現在，我們還是發現有很多我們可以完成的工作。我們可以部分靠已經公布的事實，部分靠旅行（在旅行的過程中，我們訪問各國政府，了解它們的看法），收集情報資料。基金會在其存在的短短五個月中，向許多騷亂地區和相關的政府派遣了使者。我們已經收到了很多信件，部分來自世界各地的同情者，還有部分來自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從所有這些來信中，我們既獲得情報資料又獲得忠告。我們收到的來信中也有部分是呼籲釋放世界各國的政治犯和改善各國少數民族的處境。這兩方面，我們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而且出乎意料的成就。然而，在數說基金會在這最初五個月中的成就時，我們苦於對有些事情不能具體明說。譬如說，我們正在進行的那些談判就不能說出去，因為說出去會使談判前功盡棄，這一點將不難理解。 如同每一個曾經試圖創建一個大型組織的人都會了解的那樣，我們在這早期的幾個月里主要的工作是籌集資金，而且這項工作必須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為我們想做的事情大多數都要相當大的花費。我們在許多國家開立賬戶，以支付在當地的花消。我們以各種方式籌錢，譬如出售藝術家捐贈給我們的畫作和雕刻作品等等。我們正在資助一部影片。我們希望從各種舞台表演中賺到錢。但是單靠這些並不夠，除非輔以個人和團體組織的捐贈。顯然，我們募集的錢越多，我們實現我們的目標就越容易和有把握。我們堅信，要是有足夠的資金，基金會一定能完成其所承擔的這項巨大的工作。我們正在為一項偉大的事業——人類的保護——而工作。在這一工作中，想必會得到每一個人的支持。哎呀，到目前為止，事實仍並非如此。我們希望事實會及時變成如此。 與埃里希·弗羅姆的往來書信 倫敦西1區 由克拉拉·厄克特夫人轉交 伯特蘭·羅素勳爵收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我知道你在莫斯科會議之前一定非常忙，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請你對於一個人——海因茨·勃蘭特——的命運提供意見並給予幫助，你會諒解。勃蘭特去年6月在東柏林或波茨坦被東德警方逮捕，今年5月10日在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處服13年苦役，罪名是從事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間諜活動。 勃蘭特在希特勒時代之前就是一名德國共產黨員，在希特勒的監獄和集中營里待過11年，並在集中營里受到嚴酷的折磨。大戰後，他去了東德，在東德擔任共產黨的記者。後來他越來越與東德共產黨格格不入，最後逃到西德，在法蘭克福的一家金屬工會的報社當記者。去年他被該工會派到西柏林參加一個工會會議，結果顯然是被東德警方綁架或引誘到東柏林，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認識他的人相信他會自願到東德去。他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儘管已轉而反對共產主義，卻並不像其他人一樣，成為西德偏激的反共代言人。相反，他是為了和平，為了和蘇聯達成諒解，而反對西德重整軍備的最有熱情和激情的戰士之一。雖然他的在法蘭克福的工會在西德不僅是最大也是最愛好和平的工會，但他勇敢無畏的立場仍使他在許多地方樹敵，然而他卻為自己的理想而鬥爭，毫不妥協。 我知道勃蘭特由於在納粹集中營所受的折磨而變得有點神經質，他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兒，想到他目前55歲左右的年齡和他的健康狀況，他被判的刑期就等於無期徒刑，或者甚至是死刑…… 自從他被捕和如今被判刑以來，有許多人感到憤慨並提出抗議。當然他的案子一直被許多黨派用來進行狂熱的反共宣傳。但是我們一直在盡力防止這種錯誤的利用，同時我們已發電報給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要求釋放勃蘭特。［這些電報上有許多美國和平主義者和主要和平工作者的簽名，而且還有來自法國（克洛德·布爾代）和德國（阿本德羅特教授）的一些人士的簽名。］被判刑之後，看來他獲釋的唯一希望是有足夠的人，來自西半球有足夠影響人的人，洽請蘇聯人對烏布利希政府施加影響，使其赦免勃蘭特，讓他回到西德與家人團聚。我個人認為即將舉行的莫斯科會議，是一個這種嘗試的好機會。我打算以觀察員的身份前往參加。不久前，我拍電報給貝爾納教授，問他如果我去的話，可不可以提出勃蘭特這個案子，他回電說可以。當然，此舉成功與否取決於一個事實：有多少其他非共產黨員和西方和平人士會支持這一行動?我非常希望你也能決定予以支持。 附上西德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的宣言。W.阿本德羅特教授、H.J.海多恩教授、H.布拉克邁爾和E.德內，也簽署了類似的宣言。（你可能知道，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正因為其反對西德重整軍備的立場，被逐出了西德民主黨。） 在莫斯科會議之前，我很想與你談談如何採取對勃蘭特最有利的行動（我想你一定會去莫斯科）。請給我來一封簡訊，告訴我你將在倫敦待多久，什麼時候到莫斯科，你去莫斯科之前或在莫斯科，能否抽出一個小時與我相見討論一下這個案子，好嗎? 你的誠摯的 埃里希·弗羅姆 1962年5月30日 聯邦區 墨西哥城12區 岡薩雷斯·科西奧路15號 附件 抄送——克拉拉·厄克特夫人 親愛的埃里希·弗羅姆： 直到現在才回你5月30日的來信，在此最衷心地向你道歉。關於勃蘭特的事，我將照你的意思去做。我最近收到赫魯曉夫兩封信，所以在回信中可以很容易地提及勃蘭特的問題。 我不去莫斯科，但是我會派一個私人代表去，百人委員會也將派4名代表出席該會。我很想在倫敦見你。我將在倫敦待到7月10日左右，然後回威爾斯。我很樂意在倫敦家中見你。你一到倫敦，請馬上與我聯絡。祝好。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2年7月1日 致尼基塔·赫魯曉夫 親愛的赫魯曉夫先生： 冒昧寄上我寫給莫斯科裁軍會議關於海因茨·勃蘭特一案的一封信的副本給你。我希望你會同意我的看法，即就這個案子而言，採取寬恕之道將會促進和平事業。 最衷心地感謝你在我九十歲生日時寄給我的賀信，它使我十分高興。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2年7月4日 致莫斯科裁軍會議主席 先生： 我想請貴會注意海因茨·勃蘭特的案子，他在東德被判服13年苦役。我不知道他被控的確實罪名。起初他被控從事間諜活動，但在審判時，這一罪名卻被推翻。海因茨·勃蘭特是一個具有奉獻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人，他在其整個積極的一生中，為和平事業而工作，反對西德重整軍備。在希特勒掌權時期，他曾在監獄和集中營（包括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里度過11個年頭。對西德所有愛好和平和提倡裁軍的朋友來說，他被東德當局逮捕和判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西德的軍國主義者來說，則更有了變本加厲的理由。我確信，釋放他會對貴會所關心的裁軍極為有利。我希望貴會能通過一項根據這些理由要求釋放他的決議。 伯特蘭·羅素 1962年7月4日 致瓦爾特·烏布利希 親愛的烏布利希先生： 最近我榮獲你的政府所頒發的卡爾·馮·奧西埃茨基和平勳章。我非常敬重奧西埃茨基的人性，而且尊重他為之而獻身的目標。我強烈反對冷戰和所有以冷戰做交易的人，所以我感到接受授予我的這枚勳章，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此，你會了解導致我再次為海因茨·勃蘭特而向你呼籲的動機。我先前的呼籲一直沒有得到答覆，令我感到非常困擾。海因茨·勃蘭特曾是一名政治犯，與奧西埃茨基一起被關在集中營里。他因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受多年監禁之苦。我在此不提出這些信念相對優缺點的問題。我只要求你考慮一下繼續囚禁海因茨·勃蘭特會對改善貴國與西方的關係和緩和冷戰的嘗試所造成的傷害。我基於人道的立場，再次呼籲你釋放這個人，如果你能來信告訴我你打算如何處置他，我將不勝感謝。 雖然我珍視奧西埃茨基勳章，但繼續監禁海因茨·勃蘭特，則使我處於曖昧的境地。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3年8月12日 1963年10月30日，東德國務院的秘書寫了一封長信給我，信中解釋說，「間諜勃蘭特」因「犯叛國罪」，已受到服13年苦役的「正當的判決」，刑期至1974年6月。勃蘭特才服了兩年刑，而這種長期徒刑，在服完一半刑期之前，不可能有條件地中止。因為該案罪行重大，沒有理由「根據特赦令減刑」。赫爾·戈切的信最後下結論說：「我可以斷定，親愛的羅素先生，你在深入了解之後一定也會意識到……為了人類的利益……這個案子必須不折不扣地使用刑法。」 致瓦爾特·烏布利希 親愛的烏布利希先生： 我寫這封信告訴你，我決定將卡爾·馮·奧西埃茨基和平勳章退還給你的政府。我是在為海因茨·勃蘭特私下斡旋兩年之後，萬不得已，才這樣做的。繼續監禁他，是東西方之間和平共處、緩和緊張狀態和相互理解的一個障礙。 我的代表金西先生最近在東柏林與貴國國務委員會的官員進行了會談，他傳達了我的意思。 我很遺憾未收到你有關這件事的回信。我希望你仍然認為可以通過特赦釋放勃蘭特，這對和平事業和貴國都將是一大福音。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4年1月7日 親愛的烏布利希主席： 我寫這封信來告訴你，我聽到海因茨·勃蘭特獲釋的消息，非常高興。我知道，這對貴國政府來說，不是個容易下的決定，但是我絕對相信，這個決定對貴國，對和平事業和東西方之間良好的關係，都十分有利。 我很感謝並贊同貴國這一重要的寬恕行動。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4年5月29日 與托尼和貝蒂·安巴蒂耶洛斯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和我的丈夫希望很快就能訪問英國，屆時如果我們能與你見面，親自感謝你多年來的支持，我們將感到非常高興。不過，我們同時寫這封簡訊給你，略表我們對你的深深感激和敬意。 我們將永遠感謝你幫助促成托尼獲釋，而且我們知道，同時獲釋的托尼的同事，也希望我們代為向你傳達他們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雖然好幾百人已經獲釋，但將近一百人仍被關在獄中。但是我們全都相信，有像你那樣受人尊敬而且忠貞的朋友繼續關心和支持，他們不久也將能獲釋。 請代向羅素夫人問好，祝福你們，並再次謝謝你。 你的誠摯的 貝蒂·安巴蒂耶洛斯 1964年5月7日 希臘 比雷埃夫斯 菲洛諾斯路22號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想藉此簡訊表達我對你在支持政治犯的事業方面所作的努力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我們大家都非常尊重你。 請接受我個人對你所做的一切深深的謝意。 你的誠摯的 托尼·安巴蒂耶洛斯 親愛的安巴蒂耶洛斯先生和夫人： 非常感謝你們的來信。我很樂意在威爾斯或倫敦與你們見面。我已經在與帕潘德里歐聯繫，促使他釋放其餘的政治犯，並撤銷最近在薩洛尼卡的指控。 謹致問候。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4年5月13日 與格拉德溫勳爵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從美國一回來，就讀到了我的秘書籤收的你9月11日的來信，非常感興趣。真的，謝謝你寄給我有關「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的資料和《非洲與和平運動》這篇論文，並要我提出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如下： 總的看法是，我應當立即表明我對你的整個大前提表示懷疑。我真的不認為越來越有可能發生全面的核戰爭；相反，我相信越來越不可能發生全面的核戰爭。我並不認為，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有絲毫這樣的意向，即：將對方置於為了保護自己必須「先發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境地（如果「保護」一詞在這種情況下本身並不是似是而非的）。中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有「先發制人」的能力，等到他們有這種能力時，他們可能也就不想「先發制人」了。我們無疑遇到了艱難，也許甚至是革命性的十年，西方必須團結一致，討論對付這十年的明智的共同政策，否則我們可能會完全陷入平庸、無政府或野蠻的狀態。如果我們確實制定出一個明智的共同政策，那麼不但不會發生全面的核戰爭，而且我們還戰勝饑荒和人口過剩的大災難。然而，照我看來，現在一切都取決於是否能使西方團結一致。 我也不相信「偶發的戰爭」（雖然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是一個站得住腳的假設。因此所謂的「恐怖均勢」（我說「恐怖均勢」，指的是兩個巨人彼此使對方遭受完全無法承受的損害甚或第二次打擊的能力）可能會導致所有在其疆域內東西方武裝部隊有實際接觸的國家保持現有的邊界（有時指的是「現狀」），和所謂的「冷戰」，換句話說，西方的自由社會與東方的共產社會之間為擴大自己在南美、非洲和亞洲「新興」國家中的影響而進行的鬥爭的繼續。1958年，我在一篇叫作《緊張狀態是否必要?》的論文中詳細地闡述了這一總的論點，後來的一些事件大體上證實了這一總的論點。恐怖均勢並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麼「易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個人倒認為它越來越不易破。 在「冷戰」的鬥爭中，西方總的地位很可能由於蘇聯與中國之間最近意識形態的破裂而得到鞏固，儘管赫魯曉夫下台了，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破裂似乎很可能繼續存在。我甚至認為，從沒有發生核戰爭這個意義上說，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破裂，是僅次於俄美之間「恐怖均勢」的一個有利於延長世界和平時間的主要因素。事實上，當前世界局勢的主要特徵（而且這是一個使人放心的特徵）是，美國和俄國正在變得不太相互害怕。一方覺得其自由經濟受到顛覆的可能性相當小；另一方則覺得西方「資本家」現在不可能對其發動攻擊。 當然，我並不認為這一總的局勢是理想的局勢，或甚至是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期的局勢。雖然核均勢已經達成，似乎用較少的錢就能加強或甚至維持這種核均勢，但大家，尤其是美國和蘇聯，卻都用這麼多的錢擴充軍備，這是荒謬的。德國繼續被分割，這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全面裁軍顯然是值得想望的，但現在可加以論證的是，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通過協商而得到解決，尤其是對於德國的重新統一問題進行和平談判之前，全面裁軍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很可能是，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雙方實際上都不願實行超越某一程度並且幾乎不可能有任何保證的裁軍，而且往往把缺乏進展的責任徑直推在對方身上。說責任全在西方，而蘇聯則毫無過錯，這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尤其要對你的（在關於非洲的那篇論文中的）一個說法提出質疑，你說蘇聯已同意裁軍和接受各階段適當的檢查，你還說未能達成裁軍協議，責任全在西方。事實是，雖然蘇聯政府已接受美蘇裁軍條約草案所規定的對雙方各階段該銷毀的所有武器進行仔細的核查，但它們並不同意對雙方剩下來的武器是否均衡進行任何核查。因此，在俄國的提議下，各階段剩下來的兵力和武器不得超過雙方同意的限額，完全沒有任何保證可言。對此，美國人作出了重大的讓步，即早期階段只在幾個抽樣地區進行核查即可，但蘇聯政府到目前為止仍對這些建議充耳不聞。後來出現了關於裁軍及其與雙方都同意的各項原則之間的關係的整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意圖目前尚未被充分揭露。最後，西方想要讓國際維和部隊（如果全面裁軍，顯然就需要這支部隊）歸一個由各方代表組合而成並且負責任的指揮部統轄，但是蘇聯政府為了實際的目的，堅持要將否決權引入該指揮部。 因此我也不可能同意你接下去的說法：「如果我們要改變毀滅的趨勢，就必須要改變西方的政策（著重號是我加的）」——而且顯然只需要改變西方的政策。在古巴危機期間，你散發一份名為《不要因為古巴而發生核戰爭》的傳單，該傳單開頭一句話是「你們將死去」。看來，除非在你的領導下能動員輿論以改變美國的政策，這樣好讓蘇聯政府在古巴建立用來對付美國的核導彈基地，否則我們就會死去。幸好沒有人理會你的宣言：俄國人放棄了他們的自殺政策；而甘迺迪總統則以其決心和遠見挽救了世界。我們並沒有死去。我們大家總有一天會死，但我認為，我們不會在西方想像的大屠殺中死去。誠然，人這種動物具有食肉獸的許多特性，但幸好沒有旅鼠的自殺傾向。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想要的是更多的愛和更少的恐懼。雖然我非常尊敬你，但我並不認為你所從事的運動對這兩個目標有任何貢獻。 這些對於我們的人民，甚至對於人類來說，都是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有一天會準備在上議院提出你的建議，好讓有才智的人加以仔細審議。同時，我建議我們同意將這封信連同你的回信一起發表，如果你確實覺得有必要回信的話。 你的誠摯的 格拉德溫 1964年11月3日 倫敦 中東2區 格雷沙姆街30號 親愛的格拉德溫勳爵： 謝謝你11月3日帶有推理的長信。我來一一回答你的論點。 一、你指出，俄國與西方之間發生核戰爭的危險比幾年前小了。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之間發生直接衝突的危險，我同意你的看法，是減小了一些。但是，又產生了新的危險。自從廣島事件以來，東西方列強全都認為，由於新的強國成為核大國，核戰爭的危險增大了。但是人們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阻止核武器的擴散。法國、比利時、印度、中國和巴西已擁有或即將擁有核武器。至於中國，你說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可能具有「先發制人」的能力，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這一說法。西方以前就認為俄國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擁有原子彈。當俄國擁有原子彈時，西方認為俄國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擁有氫彈。結果這兩個預料都是錯覺。 你認為出現偶發的戰爭可能性極小，因此可以忽略。然而，因錯誤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已經有好幾次，因為錯把月亮當作蘇聯的飛機，或諸如看錯雷達信號之類的錯誤，差一點發生戰爭。我們不能認為，這種錯誤未必不會遲早被及時發現。 再說，核導彈越多，發生核意外事件的危險也就越大，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統計學問題。大量的火箭和其他導彈，隨時待發，並且依賴機械裝置和極短的餘裕時間，所以發生意外的幾率很高。任何保險公司都會證實這樣一種情況：有關因素與諸如汽車運輸或民航等民間活動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容許這種武器裝置繼續存在，發生意外戰爭的危險就會與日俱增。這種危險也不完全是機械方面的危險：人，即使經過嚴格篩選和受過專門訓練，當其處於極度緊張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狀態（現在許多與核武器打交道的人就處於這種狀態）時，很容易患歇斯底里症和各種癲狂症。 另一個危險是美國的一些非常有勢力並且喜歡冒險的大集團的存在。美國政府在攻擊北越軍隊方面一直冒著很大的風險。在最近的選舉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選民投票選戈德華特，他曾公然鼓吹戰爭。好戰的集團隨時可以製造像U-2飛機這樣的事件（該事件使得戴維營的和解氣氛蕩然無存）。 在評估一個政策是否明智時，不僅必須考慮造成壞結果的可能性，而且還必須考慮結果會壞到什麼程度。人類的滅絕是有可能造成的最壞結果，而且，即使造成這一結果的可能性很小，它的災難性也應成為制止任何容許這一可能性存在的政策的一個因素。 二、你承認目前世界的情況不理想，並提出，使其好轉的唯一方法是西方的團結。你的來信似乎暗示：這一團結可以通過西方各國盲目地遵從一個政策而得以實現。這種團結在我看來並不值得想望。你似乎認為西方應該堅持的政策——支持美國目前在南越的戰爭以及美國在剛果和拉丁美洲的經濟擴張的政策——確實無法避免陷入你說你最想避免的平庸、無政府或野蠻的狀態。 美國正在越南進行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容忍並指導對裝備原始落後的農民所施的各種獸行。剖腹取腸、切胳膊剁腿、用燃燒彈進行大規模轟炸、摧毀該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村莊、將八百萬人送進拘留營，成了這場戰爭的特徵。這種行徑不能說是對平庸、無政府或野蠻狀態有條不紊的防禦。美國本身就有許多人反對這場戰爭，但是美國政府堅持要把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你所鼓吹的團結在促使美國政府改變其政策方面起不了什麼作用。美國在剛果的政策看來也同在越南的政策一樣殘酷。西方各國並沒有顯示出支持那裡的其他任何政策的跡象。（隨信附上兩本論述越南和剛果問題的小冊子給你，以防萬一你沒有看過。） 然而，諸如我完全相信可以通過世界政府實現的那種全球團結，則是世界和平所必需的。 三、你對我加以批評，理由是，我似乎總是責備西方，總是認為蘇聯無辜。這絕不是事實。史達林在世時，我認為他的政策可惡。最近，我強烈抗議俄國在《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之前所進行的核試驗。目前，我正忙於指出猶太人在蘇聯所受到的虐待。只是在某些方面（古巴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我認為最該責備的是美國。 四、你對古巴危機的評論，在我看來，完全是駭人聽聞。你說古巴危機之所以能得到解決是因為「俄國人放棄了他們的自殺政策；而甘迺迪總統則以其決心和遠見挽救了世界」。我認為，這完全與事實相反。俄國和美國的政策都有可能直接導致核戰爭。赫魯曉夫看出這一危險後，便放棄了他的政策。甘迺迪沒有放棄他的政策。讓人類得以繼續生存的是赫魯曉夫，不是甘迺迪。 除了危機的解決之外，要不是有戰爭的危險，俄國對古巴的政策是正當的，而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則純粹是帝國主義政策。古巴建立一種美國不喜歡的政府，而美國認為，它不喜歡是企圖以武力改變古巴政府性質的正當理由。我不想為在古巴的土地上部署導彈找正當的理由，但我不知道西方怎麼能夠為其反對這些導彈找出正當的理由。美國在金門、馬祖、台灣、土耳其、伊朗，以及建有核基地的中國和蘇聯的所有周邊國家部署了導彈。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你說蘇聯政府正在古巴建有核防護設施的核導彈基地，尤其是因為無論是麥克米倫先生還是霍姆勳爵，都沒有說過古巴的導彈是核導彈，裝有核彈頭，或在古巴的土地上同時有核彈頭存在。 鑒於豬灣的衝突，我們不能堅持認為古巴沒有試圖自衛的理由。鑒於甘迺迪對危機過後返國的古巴流亡分子所說的話，我們不能說古巴仍然沒有理由。 你說到「自由世界」。古巴似乎是個恰當的實例。西方似乎比東方自由不了多少。 你提到我的傳單《行動或滅亡》。這是危機達到最高潮，大多數消息靈通人士都預料全世界的人將在幾個小時之內死亡的情況下寫的。危機過後，我已不再認為這類強烈的語言是適當的，但是作為當時正確看法的一種表達，我仍然認為它是對的。 五、你說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愛和更少的恐懼，這我非常同意。你認為這個目標要靠恐怖均勢來達到。只要恐懼均勢的理論占優勢，就會不斷有新的發明，這些發明會增加軍備開支，直到雙方都陷入貧窮的境地，這不是明擺著的嗎?恐懼均勢是由兩個軍備開支龐大的武裝集團所構成，每一個都對對方說：「我想要消滅你，但我怕如果我這樣做，你會消滅我。」你真的認為這是促進愛的方法嗎?如果你並不真的這樣認為，那麼，你要是指出你認為可行的方法就好了。關於這方面你只是說，除了裁軍之外，你看不出有其他任何方法，但是除非各種政治問題先得到解決，否則裁軍並不可行。 我本人的看法是，裁軍現在就可以進行。你也許知道菲利普·諾埃爾-貝克的小冊子——《通向世界裁軍的道路——現在!》。在這本小冊子中，他準確而又客觀地記下了裁軍談判的實錄。我隨信附上一本給你，以防萬一你不知道。他除了發表其他的言論之外，還說蘇聯的提議使得在裁軍的所有階段都有許多核查人員在蘇聯的領土上核查。1955年，蘇聯完全接受西方的裁軍提議。西方卻在蘇聯接受時馬上收回其提議。強烈要求裁軍的絕非只是西方，中國也一再要求裁軍，最近的一次就在幾天前。 至於目前武器生產計劃的花費，我當然同意你的看法。列強的武器生產花費，超過三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國民生產總值。 我也承認，如果各種政治問題先得到解決，裁軍就會比較容易實現。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寫信告訴過你的和平基金會，目前正忙於調查這些問題，並與直接有關的各方進行商討，希望與他們一起想出可以接受、可以實行的解決辦法。而且正是為了增加世界上的愛和減少世界上的恨，基金會正致力於解決與政治犯、因政治統治和官僚作風而分離的家庭成員，以及不幸的少數民族有關的問題。基金會在其成立後的第一年，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相當大的成功。 至於發表，我非常願意將你我的信全文發表。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64年11月14日 普拉斯·彭林 附上： 《越南和寮國》 伯特蘭·羅素和下議院議員威廉·沃比 著 《通向世界裁軍的道路——現在!》 菲利普·諾埃爾-貝克 著 《非武裝的勝利》 伯特蘭·羅素 著 《冷戰與世界的貧窮》 伯特蘭·羅素 著 《伊朗的自由》 K.扎基 著 《南阿拉伯半島的壓迫》 伯特蘭·羅素 著 《剛果——一齣悲劇》 R.舍恩曼 著 自此信寄出後，我一直沒有收到格拉德溫勳爵的回信。據我所知，他一直沒有將以上的兩封信公開發表。 關於J.F.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十六個問題 關於J.F.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官方說法充滿了矛盾，因此已被放棄並重擬了不下三次。明顯的捏造得到了大眾媒體非常廣泛的報道，而對於這些謊言的駁斥卻未見發表。照片、證據和宣誓陳述書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一些不利於李·哈維·奧斯瓦德的最重要的案情陳述被全面封鎖。同時聯邦調查局、警方和特工處試圖封住主要證人的嘴，或教他們如何作證。涉及此案的其他人不是失蹤，就是死於非命。 需要注意的就是諸如此類的事實，而且沃倫委員會本來就應當認為它們是極其重要的。雖然我是在《沃倫委員會報告》公布之前寫這篇文章的，但是泄露給新聞界的消息已使得該報告的大部分內容可以預料。由於沃倫委員會的委員都是一些高官，而且它是約翰遜總統指定組成的，所以，該委員會被廣泛地看作是一個由一些被任命來宣布事實真相的聖潔之士組成的組織。然而對該委員會的構成和行為進行公正的考察之後，人們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沃倫委員會根本不能代表美國人民。該委員會的委員有：兩位民主黨黨員，喬治亞州參議員拉塞爾和路易斯安那州眾議員博格斯，兩人的種族主義觀點給美國帶來了恥辱；兩位共和黨黨員，肯塔基州參議員庫珀和密西根州公議員傑拉爾德·R.福特，後者是當地戈德華特運動的領導人，前聯邦調查局的成員，在華盛頓以該機構的發言人知名；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麥克洛伊先生，他被稱為商界發言人。由於在參議院裡領導議員對民權法案進行議事阻撓，參議員拉塞爾在這段時間裡不能參加單向聽證會。正當地博得尊敬的美國最高法院院長厄爾·沃倫，最終很不情願地被說服擔任該委員會主席，他的加入尤其有助於使委員會增添合法和權威的氣息。然而該委員會的許多委員同時也是極力歪曲和隱瞞甘迺迪總統被刺案事實真相的那些團體的成員。由於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如果奧斯瓦德接受審判，根據美國法律，他們誰也不會被允許擔任陪審員。難怪最高法院院長自己就說：「你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了解全部事實真相。」因此，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沃倫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與美國政府有密切關係? 如果該委員會的構成是可疑的，那麼其行為則進一步證實了人們最大的憂慮。任何一個律師都不許為奧斯瓦德辯護，因此反詰問被摒除。後來，在壓力之下，該委員會指定美國律師協會會長、亞利桑那州戈德華特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沃爾特·克雷格代表奧斯瓦德。據我所知，他不參加單向聽證會，而是滿足於派遣觀察員代表參加。以國家安全為藉口，該委員會的聽證會都秘密舉行，藉以繼續其在該案中一以貫之的政策。這引起了我的第二個問題：如果，像有人告訴我們的那樣，奧斯瓦德是個人單獨作案的刺客，那麼哪裡有什麼國家安全的問題?在這裡甚至還必須明確地提出以前在法國德雷福斯案調查期間曾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如果政府對其訴訟那麼有把握，為什麼它所有的調查都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 開始時，該委員會委派六個專題小組進行調查。它們考慮：（1）奧斯瓦德在1963年11月22日那天做了些什麼?（2）奧斯瓦德有什麼背景?（3）奧斯瓦德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時做了些什麼，在蘇聯時又做了些什麼?（4）魯比如何射殺奧斯瓦德?（5）魯比有什麼背景?（6）11月22日那天對總統採取了什麼保護措施?這引起了我的第四個問題：為什麼沃倫委員會不委派一個專題小組調查「誰射殺甘迺迪總統」的問題? 提供給該委員會的所有證據都被列為「最高機密」，甚至包括公開舉行聽證會的請求。儘管如此，該委員會自己還是將大部分證據泄露給了新聞界，雖然只是當證據有助於證明奧斯瓦德是個人單獨作案的刺客時才將證據泄露了出去。例如，最高法院院長沃倫，在奧斯瓦德的妻子瑪麗娜作過證之後，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說，她做證說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刺客。在奧斯瓦德的哥哥羅伯特做證之前，他得到該委員會的同意，絕不對他所說的話進行評論。在他做了兩天證之後，艾倫·杜勒斯留在聽證室里，而幾個新聞界的人則進了那個屋子。第二天各報充滿了關於「該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告訴新聞界羅伯特·奧斯瓦德剛做證說他相信他的弟弟是蘇聯特務的報道。羅伯特·奧斯瓦德因此而感到憤慨。他說，只要有人編造和歪曲他的證詞，他就不可能保持沉默。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他絕不相信他的弟弟是蘇聯特務。他只是告訴委員會：他相信他的弟弟與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毫無關係。 該委員會所採用的方法確實很糟糕，但重要的是要向沃倫委員會的整個角色提出挑戰。它說它不會自己進行調查，但它依靠的卻是現有的政府機構——聯邦調查局、特工處和達拉斯警方。因此，對沃倫委員會的信任以對這三個機構的信任為先決條件。為什麼那麼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他們自己對一個他們拒絕考察其情況的委員會的責任? 我們都知道，11月22日那天在達拉斯對美國總統採取了最嚴密、最精到的安全預防措施。該市以暴力聞名，而且是美國一些最極端的右翼狂熱分子的家鄉。1960年，林登·約翰遜先生和夫人在那裡遭到襲擊，當時林登·約翰遜先生是副總統候選人。艾德萊·史蒂文森在甘迺迪訪問前僅僅一個月在該市演講時也曾受到身體上的攻擊。11月22日早晨，《達拉斯新聞晨報》刊登了一幅把甘迺迪總統和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占整版篇幅的廣告。該市到處貼滿招貼，招貼上是甘迺迪總統的照片和「叛國通緝犯」的標題。達拉斯顛覆分子名單上有23人，奧斯瓦德排名第一。那天，除了奧斯瓦德以外，所有的顛覆分子都受到跟蹤。為什麼當局將每一個曾公開發表言論贊成廢止達拉斯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制度的人視為潛伏的刺客而加以跟蹤，卻未能注意到奧斯瓦德帶著一支超過四英尺長的來復槍（根據官方所說）進入書庫大樓? 甘迺迪總統所坐的汽車通過達拉斯的行進路線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刊登在11月22日的《達拉斯新聞晨報》上。在最後一刻，特工處稍微改變了原先的計劃，總統所坐的汽車駛離主街，轉入休斯頓街和榆樹街。這一改變使得總統所坐的汽車經過據稱奧斯瓦德開槍朝他射擊的書庫大樓。奧斯瓦德怎麼知道這一改變始終沒有得到解釋。 為什麼總統所坐的汽車的行進路線在最後一刻突然改變而使總統經過奧斯瓦德開槍的地方? 在總統遇刺和奧斯瓦德被捕以後，官方很快作出判斷：奧斯瓦德是刺客，而他是一個人獨自行刺。官方未曾試圖逮捕其他人，這一地區的周圍沒有設立任何路障，達拉斯地方檢察官韋德先生向新聞界宣布一切有助於證明奧斯瓦德有罪的證據。這樣一來，在奧斯瓦德有任何受審機會之前，已有數百萬人對他存有偏見。官方宣布的第一種推測是：奧斯瓦德開槍時，總統的汽車是在休斯敦街上快到書庫大樓的地方。在可獲得的照片和目擊證人證明這一說法完全不真實以後，這種推測便被放棄，然後又提出一種新的、確定總統的汽車的正確位置的推測。 然而，在此之前，地方檢察官韋德卻已宣布：在搜查奧斯瓦德在達拉斯的居室後的第三天，在他的居室發現了一張地圖，地圖上書庫大樓的位置被圈了起來，而且在大樓與休斯敦街上的一輛汽車之間畫了數條虛線。當第一種推測被證明是錯誤的之後，美聯社在11月27日發布了如下電訊：「達拉斯當局今天宣布，根本沒有發現什麼地圖。有關地圖的任何說法都是錯誤的。」 第二種推測正確地確定了總統的汽車是在榆樹街過了書庫大樓50至75碼處，但這種推測必須對以下難題作出合理的解釋：甘迺迪總統是被人從正面射中喉部的。奧斯瓦德怎樣設法從背後射中總統的正面?聯邦調查局為《生活》雜誌舉行了一系列背景情況介紹會，《生活》雜誌在12月6日那一期上解釋說，總統正好完全轉過身去時被射中。這也很快被證明是完全不真實的。這一解釋被幾個目擊者和一些照片所否定，而且《生活》雜誌自己前一期刊登出來的照片也顯示總統中彈時是面朝前方。第二種推測又被放棄。 為了保住官方一切想法的基礎——奧斯瓦德是個人單獨作案的刺客，現在必須作出為自圓其說不惜改變醫學證據的第三種推測。在案發的第一個月當中，從來沒有一個特工處特工找曾在帕克蘭紀念醫院設法挽救過甘迺迪生命的三位醫生談過話。現在卻有兩個特工花了三個小時同這三位醫生交談，說服他們承認他們完全弄錯了：甘迺迪總統喉部的傷口是子彈穿出處，而不是射入處，而且子彈並沒有往下穿入肺部。當記者問為什麼他們會錯得這麼離譜時，麥克萊蘭醫生提出兩個原因：他們沒有看過驗屍報告——以及他們不知道奧斯瓦德是在總統後面!特工處告訴他們，驗屍報告表明甘迺迪是被人從背後開槍打死的。然而，特工們拒絕向這三位醫生出示驗屍報告，這三位醫生後來的說法完全是根據特工處就這一建議所說的話。這三位醫生明確表示，他們被禁止談論此案。改寫醫學證據的第三種推測，保住了不利於奧斯瓦德的案情陳述的基礎。為什麼將有關總統死亡的醫學證據改得面目全非? 雖然官方說奧斯瓦德從背後射殺甘迺迪總統，但有許多目擊者仍然深信子彈來自前方。這些目擊者當中有兩位《沃思堡電訊星報》的記者、四位《達拉斯新聞晨報》的記者、兩位當時站在書庫大樓前面的人——書庫經理和那家商行的副總裁。當時好像只有兩個人馬上進入書庫大樓，一個是那位書庫經理羅伊·S.特魯利，另一個是警官西摩·韋茨曼。這兩個人都認為子彈來自總統所坐的汽車的前方。韋茨曼先是朝前方跑，後「有人」告訴他子彈來自書庫大樓，因此他又回頭向書庫大樓奔去。特魯利陪他進去是為了幫助他了解書庫大樓內部的格局情況。然而，達拉斯警察局局長傑西·柯里先生說，他當時馬上就深信子彈來自書庫大樓。雖然還是有人相信他的這種說法，但到目前為止他一直都是勉強地這樣說的。我們還知道，達拉斯警方電台發出的最初通報說：「子彈來自甘迺迪總統所坐的汽車前方的一座三岔立交橋。」另外，有人還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第一聲槍響之後，為總統開車的特工人員幾乎完全將總統的汽車剎住，如果子彈真的來自後面，受過訓練的司機不可能作此反應。負責那天特工處警衛工作的羅伊·凱勒曼先生當時就坐在總統的車上，在槍聲響起時，他確實是面向前方。特工處已把汽車上的證據全都拿走了，因此不可能再察驗破碎的擋風玻璃。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甘迺迪總統是被人從後方射擊的說法? 在犯罪現場拍下來的照片可能是最有用的。一位開槍時正好站在總統汽車左邊的小姐，拍下了射擊之前和射擊時總統汽車的照片，因此也有可能拍下書庫大樓正面的全景。兩個聯邦調查局探員立即從她的相機中取走了膠捲，至今仍拒絕讓她看她拍攝的照片。為什麼聯邦調查局拒絕公布可能是整個案子最可靠的證據? 在這一點上，不能得到官方所說的各種兇器的照片原件，也是值得注意的。當《時代》雜誌發布奧斯瓦德被捕的照片——僅見的一張——時，整個背景全被消掉了，至於箇中原因，至今未見解釋。我想不出還有其他任何事件像奧斯瓦德案一樣，照片被做手腳到這種地步。 進入書庫大樓的韋茨曼警官在宣誓陳述書上說，他在六樓發現了所謂的那支行兇的來復槍。（最初官方宣布那支來復槍是在五樓找到的，但很快又改口了。）那是一支德國造、口徑為7.65毫米的毛瑟槍。後來第二天，聯邦調查局發布第一號公告。奧斯瓦德在1963年3月購買了一支義大利造、口徑為6.5毫米的卡賓槍。為了與聯邦調查局的說法相一致，地方檢察官韋德立即改變奧斯瓦德的武器的製造國和口徑。 報刊上發表過幾張所謂兇器的照片。2月21日，《生活》雜誌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張「攜帶後用來射殺甘迺迪總統的兇器的奧斯瓦德與蒂皮特警官」的合影。在第80頁，《生活》雜誌說明這張照片攝於1963年3月或4月。根據聯邦調查局的說法，奧斯瓦德的手槍是在1963年9月購買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張警察正在將所謂的兇器帶進達拉斯警察局的照片。這支來復槍完全不一樣。專家們說《生活》雜誌上的那支來復槍的扳機根本不可能扣得動。《紐約時報》也刊登了《生活》雜誌的那張照片，但是略去瞭望遠鏡瞄準具。3月2日，《新聞周刊》使用同一張照片，但照片中是一支全新的來復槍。後來4月13日，《生活》雜誌的拉丁美洲版在其封面上刊登了2月21日美國版的那張照片，但在同一期第18頁上卻刊登了改換來復槍的那張照片。為什麼數百萬人會受新聞界徹頭徹尾的造假的誤導? 關於槍擊事件的另一個虛假的消息，是美聯社11月23日發自洛杉磯的一則電訊。這則電訊報道了奧斯瓦德從前在海軍陸戰隊時的長官，他說奧斯瓦德是個神槍手，而且性子很急。這則電訊在各地報紙上刊登出來。三個小時後，美聯社發出一則更正電訊，取消發自洛杉磯的那則電訊。那位軍官查閱了奧斯瓦德的檔案記錄，結果發現，他說的是另外一個人。他根本不認識奧斯瓦德。據我所知，至今還沒有一家大的報刊刊登過這則更正電訊。 達拉斯警方對奧斯瓦德的臉和雙手進行石蠟試驗，以證實他在11月22日使用過槍支。達拉斯警察局局長傑西·柯里於11月23日宣布，試驗結果「證明奧斯瓦德是刺客」。負責調查該案的達拉斯-沃思堡地區聯邦調查局主任說：「我看過石蠟試驗。石蠟試驗證明奧斯瓦德的臉和手上都有硝酸鹽和火藥。這證明他在11月22日使用過來復槍。」這種不可靠的試驗不僅不能證明任何這樣的事情，而且後來有人發現，奧斯瓦德的臉部試驗結果實際上是否定的，也就是說，那一天他不可能使用過來復槍。為什麼石蠟試驗的結果在當局宣布之前被更改了呢? 大家可能還記得，奧斯瓦德最初被逮捕，並被指控謀殺巡警蒂皮特。蒂皮特是在11月22日下午1點零6分被殺的，殺他的人先與他交談，然後使他走出他原先在裡面坐著的警車，用手槍射殺他。聲稱自己是這一罪惡行徑的唯一目擊者的海倫·L.馬卡姆小姐，向達拉斯警方描述了襲擊者的長相。她在宣誓陳述書上籤了字後，聯邦調查局、特工處和許多警官指示她不可與任何人談論此案。宣誓陳述書上對兇手唯一的描述是：他是一個「年輕的白人」。馬卡姆小姐後來透露說，兇手徑直向她跑來，從她身邊跑過，手中揮舞著手槍；而且她把她向警方說過的關於兇手長相的話又複述一遍。她說，兇手「矮胖，一頭稠密的頭髮」。（警方對奧斯瓦德長相的描述是：中等身高，或略高一點，身材瘦削，一頭前額已禿的金髮。）馬卡姆小姐的宣誓陳述書是指控奧斯瓦德謀殺巡警蒂皮特的唯一根據，然而地方檢察官韋德卻宣稱：「我們所掌握的可以證明奧斯瓦德殺害蒂皮特的證據要多於我們所掌握的可以證明他殺害甘迺迪總統的證據。」他接著又說，奧斯瓦德謀殺蒂皮特的罪證是絕對有說服力的罪證。警方為什麼故意把對殺害蒂皮特的兇手長相的唯一描述從唯一目擊者的宣誓陳述書中刪去? 在甘迺迪總統被刺後才12分鐘，達拉斯警方就將對奧斯瓦德長相的描述廣播了出去。這引起了謀殺案當中最怪異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巡警蒂皮特是在11·月22·日下午1·點零6·分被射殺，而達拉斯警方電台卻在中午12·點43·分就以奧斯瓦德涉嫌謀殺蒂皮特的名義，將對奧斯瓦德長相的描述廣播了出去? 根據為紐約《美國人日報》撰文的鮑勃·康西丁先生所說，另外還有人聽見朝蒂皮特射擊的槍聲。沃倫·雷諾茲聽見街上從附近一個房間射出的槍聲，他跑到窗口看見兇手跑掉了。雷諾茲本人後來被一個步槍手射穿頭部。一名男子因這一犯罪行為而被捕，但他提出自己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他的女朋友貝蒂·穆尼·麥克唐納告訴警方，雷諾茲被人射殺時，她跟那名男子在一起。達拉斯警方立即撤銷對他的指控，甚至在雷諾茲恢復知覺能夠指認射殺他的兇手之前就把那名男子放了。那名男子立即失蹤，兩天後，達拉斯警方以某個小小的罪名拘捕貝蒂·穆尼·麥克唐納，然後宣布她在警方拘留所里上吊自殺。根據康西丁先生所說，她是傑克·魯比的夜總會的一名脫衣舞舞女。 另一位在奧斯瓦德案中得到特殊待遇的證人是他的妻子瑪麗娜。她在她丈夫還活著時被帶到監獄，警察局局長傑西·柯里拿出一支來復槍給她看，問她那是不是奧斯瓦德的槍。她回答說，她相信奧斯瓦德有一支來復槍，但是那支槍看起來不像是奧斯瓦德的。她和她的婆婆在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發生後處於極大的危險中，因為公眾隨時都有可能對她們採取報復行動。在這段時間裡，她們得不到任何一位警官的保護。然而，奧斯瓦德一被殺，特工處立即違背這兩位婦女的意願，非法將她們扣押。三天後，她們被隔離開來，此後人們再也沒有見到過瑪麗娜。在被拘禁了九周，幾乎天天受聯邦調查局和特工處審訊之後，她終於向沃倫委員會做證，根據厄爾·沃倫的說法，她說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刺客。最高法院院長接著又說他們打算在第二天拿出兇器給奧斯瓦德夫人看，而且沃倫委員會頗相信她會指認那件兇器是她丈夫的。第二天，厄爾·沃倫宣布，此事真的發生了。奧斯瓦德夫人仍然在特工處的監護之下。用這種方式將一個證人隔離九個星期，並由特工處對她反覆加以審訊，這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其他國家的警方行徑，那裡的這種行徑被稱之為「洗腦」。厄爾·沃倫為什麼能夠預見到瑪麗娜·奧斯瓦德的證詞會與她原先所相信的恰恰相反? 在魯比槍殺了奧斯瓦德之後，地方檢察官韋德發表有關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發生後奧斯瓦德行蹤的聲明。他解釋說，奧斯瓦德上了一輛公交車，但是他所說的奧斯瓦德上車的那個地點，與公交車司機在宣誓陳述書上所說的地點，差了七個街段。韋德接著又說，奧斯瓦德後來上了一輛計程車，計程車的司機叫達里爾·克里克，他已在宣誓陳述書上簽字。後向城市交通公司查詢，發現達拉斯並沒有這樣一位計程車司機。有人提出這一證據後，韋德就將計程車司機的名字改為威廉·瓦萊。韋德在達拉斯當了14年地方檢察官，在此之前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探員。依地方檢察官韋德豐富的經驗，怎麼來解釋他對自己在奧斯瓦德案調查期間宣布的證據和證詞所作的一切不尋常的更改? 這些只是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官方說法和對整個奧斯瓦德案的處理方法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而已。十六個問題並不能取代對這個案子所有因素的全面調查，但是我希望這十六個問題表明這種調查的重要性。我很感謝紐約刑事律師馬克·萊恩先生，因為本文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他提供的。他是奧斯瓦德的母親為奧斯瓦德聘請的一位刑辯律師。萊恩先生的調查仍在繼續進行，它應得到廣泛的支持。為了這樣一個目的，紐約市成立了一個平民調查委員會注72，而且歐洲也在成立類似的委員會。 在英國，我邀請知識界的名人參加「誰刺殺甘迺迪」委員會，該委員會目前由以下人員組成：劇作家約翰·阿登先生；議會議員安東尼·韋奇伍德·本的妻子，來自辛辛那提的卡羅琳·韋奇伍德·本夫人；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前任理事長，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博伊德-奧爾勳爵；出版家約翰·考爾德先生；設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教授威廉·燕卜蓀；議會議員邁克爾·富特先生；《新政治家》前總編輯金斯利·馬丁先生；作家康普頓·麥肯齊爵士；劇作家和作者J.B.普里斯特利先生；藝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爵士；電影導演托尼·理查森先生；薩瑟克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牛津大學近代史欽定講座教授休·特雷弗-羅珀；國家劇院文藝經理肯尼思·泰南先生；以及我本人。 我極其嚴肅地看待這個問題。各國駐美使館很早以前就向華盛頓報告，世界各地人士不相信美國官方對奧斯瓦德的指控屬實，但美國新聞界對此卻從未反映。美國沒有哪個電視節目或哪家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向所有斷言——奧斯瓦德是刺客，而且他單獨行動——的永恒基礎提出挑戰。這是有待於美國人民去完成的一項任務。 工黨的外交政策 伯特蘭·羅素於1965年2月15日 在倫敦經濟學院發表的演說 在發表演說之前（演說詞從本頁背面開始），羅素勳爵就越南局勢發表以下緊急聲明： 「就像古巴危機發生時一樣，世界已瀕臨戰爭的邊緣。美國對北越的攻擊是不顧一切的海盜式瘋狂行為。南越人民希望他們的國家中立和獨立。美國，在一場想要完全控制南方的戰爭中，攻擊北方的主權國家，因為南越全體人民的抵抗已使美國的企圖受挫。 我們必須要求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立即進行談判。我號召全世界的人都到美國駐各國大使館去抗議。而在英國，我們必須用集會、遊行、示威和其他一切抗議方式，抨擊工黨政府對美國瘋狂行為怯懦而可憎的支持。 如果現在不制止這場侵略戰爭，世界將面臨總體戰爭。這一問題必須在不引發核戰爭的情況下解決。這隻有通過現在全世界對美國的強烈抗議，才可能實現。美國認為一個完全擺脫美國控制的獨立的越南比核戰爭更壞，這是喪心病狂的想法。如果允許美國為所欲為，讓它殘酷的企圖得逞，那麼全世界將淪為美國的奴隸。 美國再一次將人類帶到世界大戰的邊緣。 美國再一次寧可冒毀滅人類的危險也不屈從於共同意志。 除非現在立即制止美國，否則將會危機連綿，直到世人感到完全厭倦而決定自殺。」 我這次演講的目的，是要檢討工黨在大選之前的外交政策和工黨政府在國際政治方面的政策之間的關係。首先，我想使你們回想起去年9月的《工黨宣言》中題為《對於和平的新展望》的那一節——差不多是最後一節——的序文。我根據的是9月12日的《泰晤士報》。 這篇序文一開始非常扼要地回顧了1945年以來的東西方關係，並說即使是在「最陰森恐怖的時期……工黨也總是把冷戰看作是次於最好的策略……而且長期以來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信念，相信東西方之間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實力已然加強的聯合國朝世界政府發展的基礎。」 這篇序文嚴厲批評保守黨政府的守舊政策，尤其是保守黨在緩和緊張局勢和遏止核武器擴散方面的失敗。「工黨政府將盡一切可能糾正這些政策。」 工黨的那篇宣言接著談到為「緩和緊張局勢」所採取的方法。它說：「首先，我們要在裁軍方面採取主動。我們確信，現在是裁軍談判中實行新的突破的大好時機，放棄原本不多的資源和極其缺乏的人力而使之用於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 「我們將任命一位大臣在外交部專門負責裁軍方面的事務，以便與我們的朋友和盟邦一起在裁軍委員會裡採取新的主動。」 它說：「我們已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1）遏止核武器擴散。 （2）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歐建立無核區。 （3）有節制地削減兵力和武器。 （4）制止私售武器。 （5）建立一個國際裁軍機構，以監督裁軍條約的執行。」 工黨政府的確任命了一位大臣在外交部專門負責裁軍方面的事務，甚至還成立了一個由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國際關係高級講師領導的武器管制和裁軍研究單位。工黨政府確實為裁軍、防禦和攻擊的各個方面任命了許多新大臣，成立了許多新部門，多得令人分不清誰負責什麼部門、什麼事務。 至於工黨所提出的這五條建議，據新聞界告訴我們的，無一付諸實行。工黨政府非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遏止核武器擴散，反而做出完全與此相悖的事情。它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有節制地削減兵力和武器——它拒絕接受任何裁減駐德英軍的建議。拉帕茨基先生所提出的在中歐建立無核區的建議似乎也沒有什麼結果。中國所提出的在亞太地區建立無核區的建議——甚至可以說是請求——也遭不屑一顧的蔑視。據我所知，工黨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制止私售武器，也沒有成立國際裁軍機構。 在工黨的那篇宣言中再往下幾行，出現下面這樣一句話：「工黨將信守其終止向南非供應武器的諾言。」該宣言說：「對所有國家的這種悲慘處境，英國都不可能袖手旁觀。」這話說得多漂亮!而且有先前的漂亮話加以支持：1964年1月26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巴巴拉·卡斯爾夫人在談到南非可能向英國訂購「大獵犬」轟炸機時說，「如果在大選之前下訂單，我們就會盡力加以阻止。」過去，威爾遜先生一直把與南非的武器交易稱作是「這些鎮壓性武器的這種血腥交易」，並且號召英國人民「立即採取行動加以阻止」……然而在1964年11月25日，威爾遜先生卻宣布，工黨政府決定信守保守黨執政時期簽訂的合約，將16架「海盜」攻擊機售交南非。 在我所引的這五條建議之後，該宣言說：「為了進一步緩和緊張局勢，工黨政府將積極地促使共產黨中國在聯合國中居於適當的地位；同時將竭盡全力把東西方貿易發展成和平共處最堅實的經濟基礎。」自從工黨執政以來，英國在促使中國加入聯合國方面毫無成就可言，也沒有促進多少東西方貿易。商人通常都走在政客前頭，保守黨的商人與工黨的商人沒什麼兩樣。 根據工黨政府的所作所為，該宣言接下去所說的那句話讓人聽起來很不是滋味。它說：「然而，和平共處只有在真心愿意談判並且堅決頂住各種威脅和壓力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人們很難將這種說法與工黨政府當即斷然拒絕中國政府所提出的舉行政府首腦級會議討論裁軍以及我們的報刊告訴我們在工黨執政後不久所發生的其他國際上的事情的建議的做法等同起來。 至於工黨政府「將繼續堅持確保西柏林的自由」，我們還不知道是否能兌現——這個問題在工黨執政期間還沒有凸顯出來。我們也還不知道工黨政府對於其關於聯合國的極好的建議將能付諸實施到什麼程度；我們也還不知道工黨政府將能帶我們朝著世界政府走多遠，該宣言中所說的世界政府乃是最終目標——正像我認為它應當所是的那樣。到目前為止，工黨政府領導下的英國在加強聯合國實力方面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但是據《衛報》（1965年1月27日）報道，它一直在「仔細研究指定專門備用於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部隊的問題」。然而，根據過去的兩三個月中所發生的事件，我對該宣言就這些問題所說的話是否能兌現並不抱多少希望，雖然我很同意它就這些問題所說的話。 就像該宣言說工黨想要做的那樣，我打算在我討論工黨政府的政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討論工黨政府到目前為止一直沉迷於其中的那些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的問題。但我想先繼續談一談該宣言中所提到的下兩個事項：工黨的「國防政策概要」和它的加強國防的「新方法」。 工黨痛斥保守黨政府的「疲弱的國防」，認為保守黨政府浪費國帑，堅持發展諸如「閃電」、「空中弩箭」和「北極星」那種東西，以及它的關於飛機製造工業的政策績效不彰，使得我們的國防荒廢不振。工黨打算修改向美國購買「北極星」技術和導彈的拿騷協定。但是，面對關於TSR2轟炸機的風潮，以及工黨正在繼續執行「北極星」潛艇計劃和正在討論為東南亞提供核保護傘的事實，人們不知道工黨政府打算要將這些計劃執行到什麼程度。似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工黨儘管為自己制訂了諸如工黨宣言所提出的那種方案，卻並未很仔細地檢討轉變的問題和制訂某種計劃，以避免失業以及對機器和金錢的浪費會帶來的苦難，或將之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報紙沒有向普通讀者提供過任何有關工黨曾作過這類基本研究的證據。 工黨政府可能會加強普通正規部隊，以便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貢獻一份力量，和履行它對大英國協和聯合國所承擔的維護和平的義務（工黨的宣言說，工黨政府強調履行該義務）。然而，除非工黨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同時實施裁減，否則這似乎與其也聲言要勉力為之的逐步裁軍相左。 下一個事項既使人困惑又有趣。工黨的宣言說：「我們反對發展國家的核威懾力量，也反對當前美國所提出的建立一支多國核水面艦隊（MLF注73）的建議。我們相信西方聯盟的互相依存，而且要提出一些建設性建議，那就是：在有效的政治控制之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所有核武器進行統一管理，以便所有的盟國都享有適當的部署和控制核武器的權利。」稍後，在談到保守黨人簽訂拿騷協定並侈談「獨立的英國核威懾力量」的愚蠢時，工黨的宣言說：這一核虛張冒鼓勵「將核武器擴散到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包括德國）」的危險。可是，當首相宣布人們必須假定的是工黨宣言叫我們期盼的「新的建設性建議」時，這些國家的核威懾力量結果卻成了大西洋核力量（ANF）。ANF可能不僅與MLF一樣，是由多國組成的一支水面艦隊，而且可能還包括其他的核發射系統，包括飛機和潛艇。因此它比MLF——我承認MLF是一個糟糕的建議——更熱情地鼓勵核武器的擴散，而且當然也鼓勵將核武器擴散到德國。因此，這種糾正法遠比它自稱要加以消除的災禍更糟。 如果你們想一窺這種肆意的狡辯，我建議你們看一下12月14日開始的那一周議會關於國防的辯論報告，以及12月18日《泰晤士報》一篇題為《英國將放棄對北極星武器的控制》的報道、同一天《工人日報》刊載的《我們在亞洲上空的轟炸機》，和前一天《衛報》刊載的《英國將保留部分V型轟炸機》。這些資料還使人們獲得其他一些信息，其中有：英國打算通過各種迂迴的路線，將一些軍艦和V型轟炸機交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但將保留其餘部分以供其本身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外的地區使用。因此工黨政府使民眾相信它正在履行既放棄其獨立的威懾力量同時又能獨自在東南亞形成「一個核保護傘」的諾言。我們用ANF撫慰德國人的感情，因為德國人可以同我們一樣參與對這個核力量的控制，並分享其好處，因此他們就會無意於努力發展他們自己的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工黨政府通過新聞界以下述這樣一種方式向大眾宣布了這一ANF計劃：門外漢完全摸不著頭腦，既不了解ANF由什麼組成，也不知道它與工黨宣言中所給出的或工黨的一般黨員所了解的那些工黨公開表明的信仰大相徑庭。這是個厚顏無恥的轉變，就工黨政府已成功地完成了這個轉變而言，它是通過用毫無條理的言詞和「首相在MLF問題上未向美國屈服」、「英國再次主動提出建設性的和平建議」等漂亮的口號作掩飾而完成的。 工黨的宣言用八段文字作為結束語。在這八段文字中，工黨首先為自己未能立即履行其諾言找理由，它說它還不知道保守黨人對國家造成了什麼工黨得加以彌補的傷害。似乎有點奇怪的是，渴望執政的工黨成員居然對國家的財政狀況感到非常驚訝——對這種情況，連許多門外漢都相當清楚——而且他們也沒有制定任何適當的對策。但是我不打算在這裡談論經濟和財政問題。該宣言接著說，工黨政府首先要使自己比它所取代的政府更有效率。現政府像出疹子一樣冒出來的新部門和新官員想必就是工黨政府提高效率的秘方。第二，該宣言說，工黨政府將試圖在人民和他們的議會之間建立一種真正的合作關係。第三，工黨政府必須在全國各地培養一種更具批評性的新精神。該宣言說：「工黨政府會帶頭接受人民對其各部門、審判工作以及社會福利事業持續不斷的尖銳批評。」在這裡，我想說一說似乎與我剛才引自該宣言的那句話中所包含的承諾相徑庭的我自己的經歷。俄國政府指派三位傑出的俄國人與我討論國際事務。11月這三位俄國人申請英國入境簽證。內政部最初拒絕給予這三個人簽證，但是在遭到抗議後，內政部才給予其中兩個人簽了證。對於這三位俄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最高蘇維埃的首席檔案保管人，內政部仍堅決拒絕給予簽證。我寫信給內政部——當然，我說的是工黨政府的內政部——請求他們撤銷對這位首席檔案保管人的簽證禁令。我的信寄出後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在許多星期之後，才收到內政部長的回信，信中說他無法同意我的請求。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給首相寫信。寫了幾封信之後，我又收到內政部長的內容與以前一樣的回信，和首相的一張字條，字條上說他同意內政部長的意見，因此不會要求他重新考慮。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沒有向我或那三位俄國人說明拒絕簽證的理由。如果說這次經歷是具有代表性的話，那麼，該宣言所說的關於工黨政府會，或者說一定會，歡迎批評或與其選民和工黨黨員展開討論的話，幾乎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兌現。 該宣言最終以激動人心的聲明結束全文，它聲明工黨政府「必須終止保守黨政府執政年代處於支配地位的令人生厭的商業主義和個人的自私自利」，它還說「工黨正在向英國提供一種新的、會使我們心情激動的生活方式」。 現在我們已見到了該宣言所結出的果實，人們可以從該宣言中得到許多反諷的樂子。 關於使現政府得以當選的那個宣言，以及它在某些方面的承諾究竟履行到什麼程度，就講到這裡。現在我打算回到它最重要的一個承諾性意向上：它決心要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在我講述國際活動的某些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時，我請你們捫心自問，你們是否認為現政府一直在資助並且打算繼續資助的這種活動是為了緩和什麼緊張局勢。 關於南越的戰爭，你們肯定知道得很多，但是我還是要簡明扼要地說明一下這場戰爭的進展和性質。南越是法屬交趾支那的一部分，但在長期內戰之後，法國被逐出該地區。1954年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達成了一些明智的協議，如果它們被加以執行，那麼就不會出現任何麻煩。根據這些協議，越南將成為一個獨立而又中立的國家，並且將經過普選建立一個議會制政府。美國人不喜歡這樣。他們宣稱，如果由越南人自行決定的話，越南就會成為共產主義集團的一員，而且北越已經並且繼續是共產主義集團的一員，儘管北越政府一再聲明他們想要中立。 美國人派遣的觀察員斷定，南越太混亂，不適合舉行普選。南越有三部分人：占絕大多數的農民、佛教徒和曾支持過法國的極少數基督徒。美國人決定支持這個少數派。他們最初是通過給予技術和物資援助，和派「顧問」，支持這個少數派。但是不久人們發現，在美國人支持的這個少數派與佛教徒和農民之間接著發生的戰爭中，那些「顧問」所扮演的遠非是一個消極的角色。現在這場戰爭已持續了許多年，美國人支持的政府——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美國人——則節節敗退。這是一場野蠻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戰爭，其野蠻的程度是任何一個文明強國都很少能達到的。 八百萬人已被關在用有刺鐵絲網圍起來的集中營里強迫勞動。鄉下——平民、動物、莊稼，以及戰士和叢林——已被灑上膠狀汽油和有毒化學品。光是1962年就有五萬個村莊被燒毀。以下報道出現在1963年1月1日的達拉斯《新聞晨報》上：「在村莊裡築防禦工事的目的想必是為了防止越共進入。但有刺的鐵絲網使村民進出受阻。越南農民在槍口威逼下被迫進入這些實際上等於集中營的村莊。他們的家園、財產和莊稼全被燒毀。在建祥省，七個村莊的村民被帶到鎮上廣場。他們的肚子被切開，他們的肝被掏出來展示。這些受害者都是婦女和兒童。在另一個村莊，孕婦們應政府軍之邀到廣場上去接受褒揚。結果她們的肚子被剖開，她們未出生的胎兒被取了出來。」反共的越南民主黨告訴國際管制委員會說：「斬首、剖腹取臟腑和公開展示被殺害的婦女、兒童，是司空見慣的事。」如同1963年1月19日的《國家報》所說的，這是「一場齷齪、殘忍的戰爭」，我們只能同意越南民主黨領袖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訪問時所說的（該訪談錄刊載於1963年9月份的越南民主黨公報上）：「這確實是使農民大眾不受共產主義毒害的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方式。」 人們普遍都認為，美國人不可能有望贏得這場戰爭。顯然是由於在南越遭到挫敗，美國人現在正在考慮將這場戰爭擴大到北越，儘管中國已宣布，如果美國人這樣做的話，中國將支持越南，而且俄國可能也會跟中國一樣支持越南。迄今為止，工黨一直反對這一帶有導致世界大戰的危險的政策。就在1964年6月4日，《工人日報》說：威爾遜先生在莫斯科會談結束時，反對將戰爭擴大到北越，也反對北越人潛入南越。但是，自從他所領導的政府組成以來，工黨卻同意美國的看法，在美國的這場征服戰中支持美國。1964年12月10日，《衛報》報道：威爾遜先生告訴約翰遜總統說，英國完全支持美國在南越扮演的合法角色。儘管絕大多數南越居民都反對美國的這場戰爭，想要達成和平和中立（北越人一再聲明，他們也想要和平和中立）；儘管這場戰爭是極度、空前的殘酷；儘管美國人在南越毫無權利可言，而且他們正在進行工黨一向強烈反對的那一種戰爭（而這一事實必須著重提到），工黨政府卻還是支持美國。再說，如果像美國人所揚言的那樣，他們將這場戰爭擴大到北越，那麼，我們和他們都將捲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其後果勢必很可怕——可能會變成一場全面的核戰爭。對於所有這些後果，工黨政府將難逃其責。 類似的情況正在剛果發展。加丹加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珍貴礦物，尤其是鈷礦。鈷可能是製造末日彈必需的原料。當剛果獨立時，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和比利時，決意勉力要為西方保留加丹加的礦產。剛果選出的總理，盧蒙巴，遭人謀殺；在西方的壓力下，沖伯被任命為全剛果的總理。剛果人民起而反對這一決定，美國人和比利時人派兵遠征，強行貫徹他們的意志。在工黨政府領導下的英國人支持這一遠征行動，他們允許美國和比利時的遠征軍用阿森松島作跳板進行侵略。結果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在剛果全國各地展開。這場戰爭很可能變成西方無法確保勝利的長期游擊戰。也許摘錄一位在剛果替西方打仗的僱傭兵所寫的文字，可以清楚地說明我們支持的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以下所引文字摘自1964年11月22日的《世界新聞》： 「在去斯坦利城的路上，我們的一輛車子壞了。我們帶上自己的東西離開車子，撤退到叢林裡。到了下午接近傍晚時分，我們回到這輛車子那裡，發現這輛車子已被完全搗毀…… 「年輕的英國中尉火冒三丈。『我們要給這些狗雜種一個真正的教訓。』他命令我們立刻前往最近的村子，把整個村子給毀了。 「這是一道相當熟悉的命令。我認為，我們從遙遠的南部一路上來，一直都在毀村滅舍，我們所毀的都是不想與這場戰爭有任何瓜葛的、愛好和平的農民的無辜村舍。 「我們總是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開火，迅速穿過村子，將所有可憐兮兮的農舍小屋全都一燒而光，不管裡面有沒有人。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散播我們果毅、無情的形象，讓整個地區的人都感到恐懼，『殺雞』給反抗者看…… 「看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村民對反抗者的活動一無所知。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車子被毀了。 「我們進村子時正是接近黃昏時分。毫無疑心的婦女在四處奔忙，提水，幹著她們一天當中最後的一些家務活兒。孩子們在塵霧中玩耍，相互叫喊笑鬧。 「我們停頓了幾分鐘，然後開火的命令下來了。機槍和我們手中嶄新的比利時步槍的射擊聲大作。婦女尖叫，倒地。小孩子則只是傻呆呆地站在那兒，或在子彈射中他們時滿地打滾。 「然後，像往常一樣，我們一邊開火一邊往村子裡沖。我們中有些人將汽油罐投向農舍，然後劃根火柴將農舍點燃。另外一些人則投擲含磷手榴彈，中彈者立即化為一團無法撲滅的火球。 「當我們衝進村子時，整個村子一時成了一座瘋人院。尖叫、呻吟、求饒聲四起，尤其是我們之中那些顯然十分喜歡這種事情的突擊隊員半瘋狂的野獸般吼叫聲。 「後來，當我們離開村子時，村子裡相當靜，遠處傳來幾乎分辨不出的傷者哭聲，空氣中瀰漫著燒焦的筋肉所散發出的刺鼻的氣味。」 這篇文字所記敘的內容接下去還有，但我並不認為我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還要引述下去。訓練這些僱傭兵的主要目的——我再次引述——是「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應當收俘虜。他們告訴我：『即使男人、女人和孩子跑來找你，即使他們向你下跪求饒，也不可猶豫。格殺勿論。』」 幾乎用不著說，這位年輕人對自己身為一位僱傭殺手感到噁心，所以他辭職不幹了。但是在英國，在工黨政府領導下，我們在繼續支持這場屠殺。1964年11月20日，《泰晤士報》宣布，我們的外交大臣喬治·湯姆森先生在上個星期收到比利時政府的照會，說他們和美國政府正在制訂一項應急計劃。英國後來允許他們使用阿森松島。《泰晤士報》還宣布，得到英國的允許，比利時軍隊已被空運到阿森松島。1964年11月30日的《每日快報》報道說：「有一個階段，內閣曾考慮派英國軍隊過去。英國是最先向比利時提出武裝干涉建議的國家。但是白廳官員現在卻說，反抗者控制地區的地形不適合大規模部隊登陸。」1964年12月15日，喬治·湯姆森先生說：「我們完全支持沖伯。」然而兩天後，我們的國防大臣（不管怎麼說，是這些白廳官員中的一員）就「談到剛果的『原始野蠻狀態』，並且說，我們必須看到，非洲其他地區和亞洲並未陷入『類似的混亂狀態』。」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將繼續得到工黨政府的允許和幫助，支持非洲其他地區類似的、血腥且無正當理由的屠殺?這是一個我作為一個英國人不可能為此感到自豪的記錄。作為應對此事負責的工黨的黨員，我感到噁心。 但我還得繼續往下說：英國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戰爭中所採取的主動，正在引起類似的麻煩，這場戰爭可能像我前面所談到的那兩場戰爭一樣血腥殘酷，持續的時間可能也會像它們一樣長，根本就沒有勝利的可能。在1963年7月工黨第62屆年會報告的第65頁上，你們會發現工黨支持放棄英國對北婆羅洲、沙撈越和新加坡的主權的馬來西亞法案。工黨覺得——我在此加以引述——「馬來西亞聯邦會在東南亞扮演重要的、起穩定作用的角色。」去年12月10日，《衛報》報道威爾遜先生告訴約翰遜總統說，英國在婆羅洲有八千名士兵，在馬來西亞總共有兩萬名士兵；1965年1月15日的《新政治家》說，「英國艦隊的絕大多數艦隻，即包括『林火』號登陸艦和數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大約七百艘艦隻」，現在就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附近的海面上。「聯邦旅就在面對著蘇門答臘的馬來亞。」 然而工黨政府不光是在這些地方支持西方帝國主義。在英屬圭亞那、亞丁和南阿拉伯各受保護國，工黨政府在繼續奉行保守黨政府的政策，雖然工黨政府已派殖民大臣赴紛爭地區再次研究當地的情況。 所有這一切都是企圖違背當地民眾的意願、反對鼓動以前的臣民的聲勢浩大的獨立運動、支持英美搖搖欲墜的霸權的可恥嘗試。工黨政府在支持這些無望而又殘酷的征服嘗試，乃是可怕的事實。幾乎更糟糕的事實是，工黨政府正在讓我們冒這些戰爭逐步升級為大規模核戰爭的危險。工黨政府對中國所提出的關於和平與裁軍的建議的反應，是表明工黨政府態度的一枚令人生厭的指針。工黨執政後不久，周恩來總理寫信給我們的首相，建議世界各國政府保證不使用核武器，並且還提議舉行最高級會議。威爾遜先生回信說：「我不相信你所建議採取的措施是改善目前情況的最佳方法。」他批評中國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中國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她的方法「不現實」。首相的這種態度，看來好像並不是想緩和緊張局勢，消除東西方之間的分歧，或遏止核武器的擴散——這一切都是競選宣言中所說的工黨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工黨政府又在繼續奉行以往的危險政策。在過去的幾年裡，西方已數次斷然拒絕中國所提出的關於禁止核武器和建立無核區的建議。如果討論裁軍的會議沒有中國參加，那麼世界和平幾乎沒有什麼希望。工黨政府本來可以採取——現在仍然可以採取——一種新的、比較現實的態度，相信東方和西方的承諾，至少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直到這些承諾被證明是空口說白話為止。但我們的新裁軍大臣主要的興趣似乎在於如何以比以往更低廉的代價使我們的軍隊保持較強的戰鬥力。（參見他於1965年2月2日在索爾茲伯里的演說，以及工黨似乎認為很重要的那篇該演說摘要。） 在那方面，工黨政府的種種行動無一能證明它在努力履行緩和冷戰的緊張局勢的諾言。 工黨政府在履行其競選宣言中所許的諾言方面所做到的事情是，任命一位裁軍大臣在外交部負責裁軍事務。可能它還通過大量設置新的部門，大量任命新的大臣和各種委員會，使政府更有效率。 在裁軍談判、建立無核區、削減兵力和武器、制止私售武器、徹底重新審查和修改我們的國防政策、拿騷協定的重新談判、允許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重振士氣和增強聯合國的力量等非常重要的方面，工黨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明顯的行動履行其諾言。它也沒有作過任何自我批評或像它所提倡的歡迎其黨員進行批評的表示。 此外，在賣給南非武器和反對核武器擴散方面，工黨政府完全違背自己明確的聲明。而且，也許最糟糕的是，它在許多方面常常使東西方之間冷戰的緊張局勢加劇。 對於這種背信的行為，我們應當怎麼看?這是由於我們國家岌岌可危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所造成的一種敲詐勒索的結果嗎?但是，準備上任接掌政權的那些人，肯定已研究過我國的經濟和財政狀況以及我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並根據其心中盤算的結果擬訂履行其諾言的計劃。難道他們沒有大膽地著手解決問題的勇氣——或者更確切地說，從現實出發把自己的行動可能會造成的結果擱在心上? 要是一個政黨的領袖一上台執政，其行為就與其競選諾言截然相悖，那麼議會民主還有什麼希望?那些不喜歡背信的工黨黨員，為了團結，到目前為止一直保持沉默。但是邪惡的團結有什麼用?犯罪集團的基本德行就是團結和忠誠。在我們無可挽回地受制——而且我們正在很快受制——於將我們自己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導向災難的那些政策之前，我們應該明確地讓世人知道我們對現行政策的憎惡。再等下去就會太遲了。如果工黨要恢復它以前在支持極其必要的改革中所起的作用，那麼，那些基於工黨的競選宣言而投工黨一票的人就必須堅決要求，一定不要讓現在這個政府的主要成員以後再有擔任公職的希望。不管他們是否履行了自己競選前的諾言，他們至少已使我們捲入，並且打算讓我們處於，有史以來最殘酷最無益的兩場戰爭——滅絕性戰爭。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可行的辦法，反對這種政策。 1966年11月13日在國際戰犯審判法庭 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請允許我為你們願意參加這個法庭向你們表示感謝。法庭已經成立，因此我們可以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的性質進行調查和評論。 這個法庭在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先例。紐倫堡法庭雖然審判指定的戰犯，但它之所以能夠審判，是因為獲勝的諸盟國強迫戰敗國將其領袖交由該法庭審判。實際上由國家力量支持的紐倫堡審判，不可避免地包含強烈的現實政治因素。儘管有這些對紐倫堡審判的某些程序提出疑問的抑制因素，紐倫堡法庭還是表現出實際上是全世界的、對納粹在歐洲所犯罪行的憤慨。人們普遍認為，不管怎麼樣，必須要有可以評判這類行為，並可據以給納粹分子定罪的標準。許多人覺得在道義上有必要將這種極度恐怖的事情記錄下來。有人則希望能夠設計出一套法律程序，處理納粹的重大罪行。這些不明確但卻可以強烈感覺到的情緒，圍繞著紐倫堡法庭。 我們的工作更難，但是責任卻相同。我們不代表任何國家力量，也不能強迫應對對越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負責的決策者站在我們面前受審。我們缺乏強制力。審判程序無法執行。 我認為這些顯而易見的限制其實也有好處。我們可以任意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認真調查，不受國家利益或其他這一類義務的驅迫。為什麼在越南進行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究竟對誰有利?我確信，我們有義務研究這些問題，並在徹底調查之後對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因為我們這樣做可以幫助人類了解為什麼一個小的農業民族忍受了十二年多擁有最先進最殘酷軍事力量的、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的攻擊。 我寫了一篇論文，希望你們能在審議時讀一下。這篇論文列出了相當多的西方報紙以及諸如此類原始資料中的報道，顯示出美國在越南的記錄。這些報道應該使人們明白，我們是根據相當數量的初步罪證開始進行調查的，這些初步罪證的提供者不是受害人，而是贊成該為此罪負責的那些政策的新聞媒體。我相信我們作如下推論是有道理的：有必要成立一個莊嚴的審判法庭，這一法庭由一些傑出的人士組成，他們之所以傑出，不是由於他們的權力，而是由於他們的聰明才智，以及對我們樂觀地稱之為「人類文明」的東西的道德貢獻。 我確信，如果這個法庭的調查是很徹底的話，那麼它就會扮演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角色。我們必須記錄越南的事實真相。我們必須對我們認為是事實真相的東西下判斷。我們必須告誡世人注意這種事實真相的後果。另外，我們必須拒斥那種認為「只有冷漠無情的人才是不帶偏見的人」的觀點。我們必須擯棄將虛懷若谷與心靈空虛混為一談的那種關於個人心智的退化概念。 我希望這個法庭會選出尊重事實真相，而且其畢生的工作證明那種尊重的人。這樣的人會對我所說的初步證據有所感觸。凡是由於冷漠而不熟悉這種證據的人，都不夠資格評判這種證據。 為了劃分調查範圍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我責成這個法庭設立一些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歸法庭管轄。我希望選出合格的調查員組團對越南進行調查，目前對於越南問題，我們所見到的證據還只是一小部分。我希望看到美國政府應要求而提出證據，為其行為辯護。對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抵抗，也必須加以評價，並且必須將它置於它與我們所想要提倡的那種文明的真實關係中。在打算於巴黎舉行全面的聽證會之前，我們大約還有五個月時間的工作要做。 當我思考這段時間的工作時，因為我所見過的罪行和我所培育的希望，我不禁想起我一生的事件。我曾經歷過德雷福斯案，參加過對利奧波德國王在剛果所犯罪行的調查。我能回想起許多戰爭。在這幾十年中，好多非正義的行為已被默默記錄下來。在我自己的經驗中，我找不出完全類似的情況。我想不起來有任何一個這麼受折磨的民族，而折磨他們的人又是如此缺乏弱點。我不知道有其他任何實力如此懸殊的衝突。我想不起來有任何一個這麼有韌性的民族，或任何一個具有如此不可壓服的反抗精神的國家。 我不向你們隱瞞，我對越南人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非常欽佩他們。因為我有這樣的感受，所以我不能放棄評判對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的責任。我們受命揭露並公布一切事實真相。我深信，我們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提供經由不屈不撓的認真調查而獲得的事實真相。 但願這個法庭制止沉默罪。 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目標和目的 （1966年11月） 人類的良知深深地為正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所困擾。在這場戰爭中，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在對付一個由窮苦農民組成的國家，這些農民為了他們的獨立已奮鬥了四分之一世紀。這場正在進行的戰爭，似乎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世界各地的報刊，尤其是美國的報刊，每天都發表一些報道，如果這些報道得到證實，那麼它們就會表明，違反紐倫堡法庭所設定的原則和國際協定所確定的規則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越南人民所忍受的苦難令我們震驚和感動，而且我們深信世人必須知道事實真相，以便對越南發生的事情以及誰應當對這些事情負責的問題作出認真公正的評判，因此我們接受了伯特蘭·羅素的邀請參加會議，以便慎重地查證這些事實，並用轄制它們的那些法律規則來衡量它們。 據說，在1966年的前九個月中，美國空軍每天在越南投下四百萬磅炸彈。如果按這個速度繼續到年底，總數將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整個太平洋戰區投下的炸彈還多。以這種方式轟炸的地區，其面積不超過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兩州。在南越，美軍和他們馴服聽話的西貢盟軍，將八百萬人（農民及其家人）趕進在政治警察監視之下用有刺鐵絲網圍起來的集中營。化學毒劑一直被，而且現在也在被，用來脫葉，使得數萬英畝農田成為不毛之地。莊稼正在遭到有計劃、有步驟的毀壞——而這卻發生在這樣一個國度：在那兒，即使在平時，普通人的食物量還不到普通美國人的一半（而且他們的壽命還不到普通美國人的三分之一）。 灌溉系統受到故意破壞。凝固汽油彈、含磷炸彈，以及其他各種以前從未聽說過的施虐性武器，正在被用來對付北越和南越人民。五十多萬越南男女老少已在這種攻擊之下喪生，該數目超過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損失的兵員的人數，儘管越南人口已在日本和法國占領期間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饑荒中減少了十分之一。 雖然我們沒有受任何權威組織的委託承擔這一任務，但我們為了人類的利益和維護文明，擔負起了這一責任。我們按我們自己的協議行事，完全獨立於任何政府和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組織之外。我們堅信，我們表達了許多國家中同為人類一分子的許多人所感受到的極度焦慮和同情。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將有助於喚醒世人的良知。 因此，我們自認為是一個審判法庭，雖然這個法庭沒有強行實施制裁的力量，但它除了做其他事情之外，還得回答以下問題： 1.根據國際法，美國政府（和澳大利亞、紐西蘭、韓國政府）是否犯了侵略罪行? 2.美軍是否使用或試用了新武器或戰爭法禁用的武器（毒氣、特殊化學製品、凝固汽油等等）? 3.美軍是否轟炸過純粹民用性質的目標，例如醫院、學校、療養院、水壩等等，而且轟炸的規模有多大? 4.越南戰俘是否受到過戰爭法所禁止的非人對待，尤其是拷打折磨或殘害肢體?有否對平民採取過不當的報復手段，尤其是處決人質? 5.有否設立強迫勞動營，有否驅逐全體居民或其他企圖滅絕全體居民和在法律上可以被描述為種族滅絕的行為? 如果本法庭裁定這些罪行中有一項或者全部都犯過，那麼本法庭就會著手裁定誰該為這些罪行負責。 本法庭將對任何人或黨派提供的所有證據進行仔細核查。證據可能是口述的，也可能是以公文的形式。凡是與我們的目的有關的證據都將受到重視。凡是與我們調查的事件有關的證人都可以出庭做證。 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已向我們保證，願意與我們合作，提供必要的資料，並幫助我們查證資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同樣願意幫助我們，向我們提供證據。我們相信他們會信守諾言，而且我們將既心懷感激地接受他們的幫助，而又不影響我們自己的看法和態度。作為一個法庭，我們重申伯特蘭·羅素以其個人名義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呼籲。我們要求美國政府提供證據或促使他人提供證據，並指派其官員或代表出庭申述自己的觀點和理由。我們的目的是要公正地確定有關這場戰爭的全部事實真相。我們衷心希望我們的努力將對世界的公正，對和平的重建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有所貢獻。 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決議 我們感謝伯特蘭·羅素和平基金會已做的工作。我們確信，該基金會已採取的初步行動將幫助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內完成我們的任務，而且會使我們的工作更具效率，儘管該基金會的初步工作對我們的審議並無助益。 10. 伯特蘭·羅素在彭林代德賴斯他自己的家裡 （1964年）［照片由基斯通通訊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呼籲支持國際戰犯審判法庭 幾年來，西方新聞媒體一直在不知不覺地記錄美國在越南所犯的罪行，其中包含大量的顯然對美國所發動的這場戰爭的控訴。一系列可怕的照片，有關拷打折磨、殘害肢體和試驗性戰爭的報道，迫使伯特蘭·羅素將我們召集在一起，對這場戰爭進行全方位的徹底調查。科學家、律師、醫生和世界知名學者，都將加入調查證據委員會。來自越南的證人將提供第一手證據。調查小組將走遍越南和印度支那，實地收集材料。西方以及其他地區所發布的新聞資料將受到嚴格的查核。這五個月深入細緻的工作，由於需要進行巡迴科學調查和細密的研究，將花費一大筆錢。為期十二周的公審，花費甚至會更大。 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決心財政獨立。這只能通過支持該法庭的工作並清楚地認識到充分了解該法庭的任務極為重要的每一個人的捐款來做到。 我們沒有國家的力量；我們不代表強權；我們沒有軍隊和國庫。我們的行動出於最深摯的道義關懷，我們依靠全世界給予實實在在的支持（物質上的幫助）的普通人的良知，這種良知將決定越南人民是被默默地放棄呢，還是讓他們得到向人類的良知傾訴他們的苦境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