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三章 特拉法爾加廣場

在1957年的前五個月，我為英國廣播公司做了很多廣播講話。我和艾倫·伍德與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代表之間關於艾倫出版他為我寫的傳記一事的訪談，差不多是這些廣播講話中最後的一次。艾倫對這次訪談感到非常失望。他的廣播講話方面的經驗比我少，因此當代表英國廣播公司的那位女士問我們一些在排練時她沒問過、實際上關涉我的私生活等等的問題時，他感到相當驚訝。她的問題使我們倆都感到有點困窘。不過，儘管廣告做得並不怎麼樣，這本書本身倒是挺受歡迎的。在我看來，那是一本優秀的著作。 我非常希望艾倫對那本書所受到的評論感到滿意。我們愉快地在我生日那天在米爾班克舉行的小型宴會上分送那本書給我的一些老朋友和親戚。這差不多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艾倫。此後不久他就得了重病，於10月去世。兩個多月後，他的太太瑪麗也去世了。這是個令人心碎的損失。他們年輕、快樂、聰明、能幹，對自己以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的未來有很多計劃。他們的去世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我不但很喜歡他們，而且已經依賴他們關於跟我有關的一切的知識和他們富有同情心的理解，我非常喜歡與他們為伴。 必須要說的是，艾倫對我著作中所討論的問題的理解有限度。尤其對於政治問題則更是如此。我認為他有點保守，而他則認為我比過去或現在更激進。當我主張每個人都應當有選舉權時，他認為我是在強調每個人的能力是均等的。我通過指出我一直支持與自然能力的差異有關的優生學，才消除了他的這一看法。不過，這種意見分歧從未損害我們的友誼，而且也從未影響純哲學的談話。 這些傷心的事情，以及6月初我太太嚴重的心臟病突發，打亂和延緩了我們的活動達幾個月之久。有段時間我幾乎沒有干任何可以算得上對公眾有益的事情。不過，到了11月份，我對國際事務又突然關心起來。我覺得我必須再做點什麼，以便至少促使少量的常識打入俄美兩個大國的政策。它們似乎正盲目但卻堅決地沿著一條不甚令人愉悅的道路奔向毀滅，一種可能會把我們所有人全都吞噬的毀滅。我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和赫魯曉夫總理寫了一封公開信，稱他們為「最有權勢的先生」。我在信中試圖說明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的共同點比他們的相異之處多得多，而且也重要得多；他們通過合作所能得到的比會失去的多得多。就像我現在仍然相信的那樣，當時我就相信，作為避免戰爭的唯一方法的國與國之間合作是必要的；避免戰爭是避免災難的唯一方法。當然，這就需要所有國家有點兒令人不快的讓步。十年後，俄國似乎認識到了合作的需要——可能除了和與她同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的中國的關係之外。美國繼續混淆合作與支配。但是在1958年，我對這兩個大國的醒悟仍寄予希望（儘管是希望不大），因此在這封信中我試圖向他們陳述我的觀點。 赫魯曉夫總理幾乎立即回信。艾森豪威爾總統則沒有回音。兩個月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替他回信。赫魯曉夫總理受這封回信的刺激而又給我寫信回答杜勒斯先生提出的各種論點。所有這些信全都發表在《新政治家》上。不久，它們便與此刊主編金斯利·馬丁的一篇引言以及我給杜勒斯先生和赫魯曉夫先生的一封最後的回信一起，以書的形式出版。這些信都各說各的理，而我的那封最後的回信則表述了我對這些信的看法。杜勒斯先生在其信中表露出來的那種正直而堅毅的心態比赫魯曉夫先生的怒斥和有時的矛盾更令我充滿不祥的預感。在我看來後者似乎表現出對於現實和二中擇一的某種基本的理解，而前者則不然。 那年秋天，喬治·凱南一直在英國廣播公司作里思講座演講，發表了一些從他的關於美俄政策廣博而直接的知識中敏銳地推斷出的精闢的見解。12月初，我們一群人應金斯利·馬丁之邀與他見面商討一些事情。就我所記得，禁止核武器運動的第一道微光就是在這個會議上閃現的。「全國禁止核武器試驗理事會」的發起者在阿門大樓的卡農·約翰·柯林斯家開了一個會，於是，禁止核武器運動於1958年1月初正式開始。該組織由卡農·柯林斯任主席，佩吉·達夫太太任秘書，我任會長。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其成員包括一些在反核運動中已為人們所承認的領袖人物和其他一些感興趣的知名人士。有一段時間曾有許多社團在從事消除國際舞台上瀰漫的各種危險的工作。禁止核武器運動打算把這些社團全都收納進去——或者至少把它們幾乎全都收納進去。 禁止核武器運動於1958年2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召開的一次大會上被公開發起。參加這個大會的人非常多，因此不得不增設一些分會場。現在在許多人看來，好像禁止核武器運動一開始就是國內舞台的一部分，它由於熟悉而失去了光彩和能量。但是在其初期，它的信息和推理不僅純真而且新鮮，並且引起了全國各界重要人士相當大的關注。這第一次會議開得非常成功。此外，對於禁止核武器運動的興趣迅速蔓延。不久，全國各地成立了一些委員會，後來還成立了一些地方委員會。各地舉行許多會議，我曾在其中的一些會議上發表演說。我尤其記得1959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由威森肖的西蒙勳爵擔任主席的那一次會議。 在那段日子裡，以及直到1960年10月西蒙勳爵去世，我經常與他見面，因為他非常關心核危機，並且努力工作，以便讓世人知道這些危險。他在上院就這個主題安排了一次辯論，並且在他倫敦的寓所舉行了許多次會議和記者招待會。他是禁止核武器運動執行委員會委員，我們在與此有關的大多數問題上看法完全一致。像我已經所是的那樣，他也成了「直接行動委員會」的活動的支持者。我們倆都認為，必須用儘可能多的方法促使公眾關注這些危險，如果我們只限於舉行集會和非暴力遊行，那麼不管它們是多麼值得讚美，我們最終只是向已皈依者宣傳而已。禁止核武器運動的主席不贊成非暴力反抗，因此，禁止核武器運動雖然表面上承認「直接行動委員會」，但卻未能公開幫助它。例如，禁止核武器運動沒有參加1958年的奧爾德馬斯頓遊行，因為它是由「直接行動委員會」發起的。這次遊行結果很成功，於是第二年禁止核武器運動完全插手接管，當然，它把這看作是一件非常大而且比較重要的事。我未能參加1959年的遊行，也未能參加隨後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的集會，不過第二年遊行結束時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發表了演說。那幾年，我真希望自己年輕一些，好參加遊行。後來，我覺得它們似乎蛻化成了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動。儘管參加遊行的個人的努力仍然像以前那麼真誠，那麼令人欽佩，這些遊行在達到他們的目的方面則完全無效，他們的目的是使人們密切注意該運動並使之擴展開來。這些遊行大多變成了一種無聊、苦惱或快樂的事情，只改變了極少數尚未皈依者的觀點。不過，我認為，這些遊行在使該運動持續下去（如果沒有擴展開來的話）方面，還是有用的。為了爭取皈依者並吸引觀點迥異的人們的興趣，必須不斷地尋求反對危險的核政策的新形式。 1960年的那次奧爾德馬斯頓遊行之後不久，舉行了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之間的峰會——結果峰會失敗。對這次峰會我們全都抱著很大的希望，峰會在U-2飛機事件之後破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打擊。我們對該事件背後的陰謀詭計了解得越多，就越覺得這是個凶兆。這對於合作的進展來說是個壞兆頭，更不用說對於裁軍的進展了。看來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尋求新方法，以便在人們再度陷入因受挫而導致的冷漠之前，使公眾銘記越來越不穩定的國際事務狀態。但是這種新方法可以是什麼，我卻想像不出來。 禁止核武器運動一直在為單方面裁軍而工作，認為如果英國放棄核競賽，甚至要求美軍基地撤出英國，那麼其他國家也會跟著這樣做。這是個微小的希望，而且現在仍然如此，但不管怎麼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總是一個希望。因此，這似乎值得繼續幹下去。該運動還希望不僅能說服一般公眾而且還能說服政府接受這一想法。由於該運動的支持者大多出自工黨，因此它傾向於對議會工黨施加影響。我個人的觀點是：這是件超越黨派政治，甚至超越國界的事。由於在我看來，這個合理的觀點似乎無法抓住公眾的想像力，因此我願意支持該運動的各種努力。為達到我們雙方都想要達到的目的而採取的手段，與目的的達到相比，並不重要。我想，如果能夠說服工黨支持該運動，也許我們可以縮短達到目標的路程。 在我1958年夏天撰寫、1959年初出版的《常識與核戰爭》一書的引言中，我已經明確地表述了我的觀點。1958年，我因接受加林卡獎而受到鼓勵，當時我由於無法到印度去，只好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受此獎。（當然，當時負責陪伴我的那位法國物理學家，在我表述了自己的觀點之後，安慰他的太太說：「沒關係，親愛的，到明年法國也能爆炸自己的原子彈。」）而且，帕格沃什運動持續不斷的成功，以及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之間的那些公開信中所表現出來的興趣，也令人鼓舞。我繼續進行我從那時起已經進行的探索，以尋求試圖改變公眾看法（包括政府看法）的新方法。我在1958年所做的所有事情只涉及這個或者那個相當小的圈子。禁止核武器運動在那時提供了這樣一個希望，那就是：還可以進一步擴展到一般公眾。我當時的看法和現在的看法一樣，認為必須按常識看待政府政策。必須去除政府政策的繁文縟節、「傳統」和通常的神秘性。它們當時往往被認為，像它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只是導致可能出現的普遍毀滅。 我們需要的是受常識支配的政策。如果能讓公眾明白這一點，那麼我就有了一線希望，那就是，他們可能會堅決要求政府政策必須符合常識。我就是懷著這種希望撰寫《常識與核武器》一書的。這本書我相信讀的人相當多，並受到好評。但它並沒有處理每個人究竟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見解為人所知並影響決策的問題，這一點使一些讀者不滿意。當國防大臣鄧肯·桑茲寫信稱讚這本書並說想要跟我面談時，我曾一度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是一位保守黨人，政府的一位決策者，而且他自己與人合寫過一本有關這個問題的小冊子。但是當我去見他時，他說：「這是本好書，但我們不但需要禁止核武器，而且還需要消滅戰爭本身。」我指出書中我說「確保世界不發生核戰爭的唯一方法是終止戰爭」的一段話給他看，但是徒然。他仍然認為我不可能說出這麼聰明的話。他將我的其他一些論證棄之不顧。我頹然離去。我知道，已經了解情況的人讀我這本書往往抱有非常強烈的偏見，只接受他們想要接受的東西。因此，在隨後的幾個月，我又干起那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即在各種集會、禁止核武器運動和其他場合發表演講，作廣播講話，而且又體會到我個人生活的樂趣。 為了慶祝我的87歲生日，我們驅車南下，經過巴斯、韋爾斯和格拉斯頓伯里，到達多塞特。我們參觀了阿伯茨伯里的天鵝飼養場和花園，在那裡碰巧看到一隻雄孔雀在跳求偶舞，它表達準確，這是我所見過的最迷人、最優美的芭蕾舞。我們到我以前沒見過的義大利風格18世紀金斯頓·羅素小屋做了一次感情上的朝聖。我認為它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地坐落在它的花園和山谷之中。我非常希望自己能住在那所小屋裡。我很少有這種羨慕感，但金斯頓·羅素小屋卻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而且，我對找出我的家族開始其較為顯赫的事業的那個村子和那些舊農舍感興趣。這是一次各方面都令人滿意的旅行，但因為某個我現在已記不起來的原因，不得不提前結束。所以，為了完成我們事先定下的假期，我們在我的生日過後，又驅車出外旅行，這次是到皮克區。然而，從享樂的觀點來看，這一次則完全失敗。一些應該人跡稀少和安靜的地方擠滿了像我們一樣的度假者；一些雖然安靜但卻似乎應該充滿生機的地方，比如簡·奧斯汀的貝克韋爾，被一些會議搞得黯然失色。這一切之所以顯得令人沮喪，也許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做了錯誤的決定，到我外祖父母（斯坦利勳爵和夫人）曾有過一個莊園的奧爾德利去。那幢房子已經毀了。只有田園還在，但卻一片荒蕪。政府曾因某個不神聖的規劃而接收了它。我有一張小桌子，它是奧爾德利那棵叫作「世界末日」的櫟樹不得不砍掉時，莊園木匠用那棵樹為我母親做的，另外他還用它為我父親做了一張較大的桌子。但這整個地方使我感到憂鬱。那裡非常荒涼。 1960年初，我們到哥本哈根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去接受哥本哈根大學因我對歐洲文化的貢獻而頒發給我的索寧獎。領獎演說給了我一個根據過去的文化變遷史來概述我對當前文化差異的看法的機會。如果世人對我的看法加以思考，並像我所認為的一樣，認為它是正確的而加以採納，那麼它就會使目前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完善，而且還會增大進一步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我的這篇演說後來被冠以《新舊文化》這一標題收錄在《事實與虛構》一書中出版。 頒獎大會是個愉快的場合，其間有個歡迎酒會，隨後又有一個豪華的國宴。我太太坐在自稱不會講英語的教育大臣和因此談話的重擔落在其身上的尼耳斯·玻爾教授之間。尼耳斯·玻爾教授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宴席上從頭到尾講個不停。我們聽說他講的話很難懂，甚至在他對丹麥人講他的母語丹麥話時也是如此；他講英語時，我總是覺得非常難懂，因為他講得很快。我太太覺得要想聽懂他的話是不可能的。那是夠令人惱怒的了，因為他顯然是在談一些她很想聽的事情。然而更糟糕的是，當他談話時，他的身子越來越向她靠過去，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言談之中。最後，在同桌就餐的其他名人的旁觀之下，他吃她盤子裡可口的甜食，喝她杯子裡的酒，談笑自得，渾然不覺自己所做之事。她像我一樣繼續喜歡他，這要歸功於他的魅力。 這些年裡我的許多演說和文章很少給我帶來樂趣，因為它們通常講的都是些核問題。不過我也時常愉快地談論其他問題，就像我在哥本哈根所做的那樣。稍後，我甚至在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中大膽地評註莎士比亞的作品。曾經有好幾個星期，關於那些付梓的十四行詩可能是題獻給誰的問題，引發了言辭謹慎但又惡毒的通信。人們對W.H.這兩個姓名首字母做了這樣那樣的解釋，極富想像力，而且很有學問。依我看，像麥基洗德一樣，W.H.先生似乎是W.S.先生的筆誤，而後者實際上就是那些十四行詩的「唯一促成者」。我鼓起勇氣，猶猶豫豫且半開玩笑地把這一看法提了出來。結果沒有一個人對此作出反應，也不再有人寫信談論這一話題。恐怕我掃了學者們的興。 有一天晚上，我去做和一些亞洲學生一起談亞洲事務的廣播節目。當我沿著我們會談的飯店走廊走過去時，一位像鳥一樣的小個子女士從沿牆放置的紅色長毛絨大椅子上跳起來，站在我前面情緒激昂地說「我真真切切地見到了雪萊」，然後便坐下。我被嚇得夠戧，顫顫悠悠地前進，但心裡很高興。 我做過一系列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是伍羅德·懷亞特，後來這些訪談以書的形式發表，書名叫《伯特蘭·羅素述說自己的想法》。這給了我一個向世界各地廣大讀者述說許多我想說的有關國際事務和其他方面的看法的機會。1960年2月，我與印度科學家巴巴和「氫彈之父」特勒在加拿大廣播公司的節目中進行了一場辯論，愛德華· 默羅擔任主持人。我覺得這是個非常令人苦惱的節目。辯論進行得很艱難，因為我們每人都在各自的國家發言，講話時看不到對方臉部的表情或反應。更令人困窘的是，我對特勒強烈的厭惡和那些我覺得是言不由衷的阿諛之詞，使我感到壓抑。我離開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室時，覺得我沒有較好地闡述自己所持的論據，因而使得所有同意我的觀點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次令人失望的電視節目，是我和羅斯福夫人、布思比勳爵、蓋茨克爾先生在英國廣播公司所做的關於核問題的討論。我非常震驚地聽到羅斯福夫人宣布這樣一個信念，即：與其讓人類屈服於共產主義，還不如讓它毀滅，而且她寧可如此。我離開時認為自己可能是聽錯了。當第二天早上在報紙上看她的這番話時，我不得不面對她確實表達過這一危險的看法這個事實。 在此期間，我與一位名叫西德尼· 胡克的美國哲學家發生了一場我們倆都覺得難以用合乎邏輯的語言溝通的爭論。他是一位擔心俄國統治世界的孟什維克。他認為這太可怕了，還不如人類不再存在。我根據下述理由反對這種看法：我們不知道將來，但只要人類生存下去，將來就可能會比過去好得多。我舉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兩個時代為例，它們只有一代之隔，但一個令人恐懼，一個令人欽佩。但是他也可以舉出大量相反的例子，因此要想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堅持認為，世界變得更好的任何機會都取決於希望，因此是人們更加願意選擇的。這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論證，但我認為大多數人會覺得它有說服力。幾年後，胡克再度公開攻擊我，但這一次他所採取的方式使我覺得對它沒有評論的必要。然而，使我覺得好笑的是，為了保護「自由」和攻擊我對越南的看法，他竟然選擇一份後來承認得到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雜誌作為工具。注56 大多數人對人類的毀滅所抱的態度令我驚訝。1959年12月，我讀了內維爾·舒特的《在沙灘上》，而且還看了由該書改編的影片試映。該影片有意迴避核戰爭所帶來的恐怖、嚴峻的事實——被污染的空氣、水和土壤所造成的疾病和苦痛，沒有通信工具而且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人們之間有可能發生的掠奪和殘殺，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產生的罪惡和痛苦——令我沮喪。它跟有時候聽說的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塹壕戰的那些被美化的故事一樣。然而該影片公映後，受到那些想要弄清楚情況，而不是想要縮小這種恐怖的人們的讚揚。尤其使我感到苦惱的是，我自己在看過之後抱著有一點點總比什麼也沒有強的錯誤想法而馬上對該影片加以稱讚。後來我才想到，所有這一類東西，會使人們覺得習以為常，使其喪失應該造成一種震驚、厭惡效果的真正價值。諸如《斯特蘭奇洛夫醫生》或《噢，多麼美好的戰爭!》中的那種反諷，則是另一回事。那種反諷確實促使人們思考，至少得思考一陣子。 到1960年夏天，我認為，帕格沃什、禁止核武器運動，以及我們嘗試過告知公眾的其他方法的作用似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也許可以鼓動普通大眾一起（因此也是不可抗拒地）要求重新制定現政府的政策， 這種辦法現在可以先在英國試行，以後再擴大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然而，有一段時間，我不得不把那些令我操心的事情置於腦後，因為我的女兒、女婿以及他們的孩子來看我，尤其是因為那些事情都還八字沒一撇呢。我很長時間沒有見他們了，自從我上一次在美國見到他們之後一直沒有見過他們。從那時以後，我的女婿成了美國新教聖公會的一位正式牧師——他原來是個俗人，在國務院工作——這次他是帶著全家到烏干達去傳教。我的女兒也變得非常虔誠，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抱負。我本人在這方面當然並不支持他們。當我想在他們來英國之前寄一筆錢給他們，而不得不到英國銀行去辦理匯款手續時，我的匯款要求引來別人的微笑，有的甚至是嘲笑，笑我這麼堅定的一個老無神論者，竟然想幫助某人成為福音牧師。但是對於許多事情我們的看法相同，尤其是自由政治方面更是如此，再說我很愛我的女兒，而且也喜歡她的家人。他們計劃在英國待兩年，為他們的傳教工作作準備，而這兩年中的每年7月他們都到北威爾斯來，住在波特梅瑞昂飯店內的一棟小樓里，我們每天都見面。這，以及其他一些小事，就占去了我這兩個月中的大部分時間。 大約在1960年7月底，我接待了一位叫作拉爾夫·舍恩曼的美國年輕人首次對我的訪問。我聽說過他的一些與禁止核武器運動有關的活動，因而我有點好奇，很想見他。我發現他精力充沛，很有主意，而且很聰明，雖然在政治方面經驗不足，而且有一點空談理論。另外，我還欣賞他的反諷意識和在本質上很嚴肅的事情中發現幽默的能力，但我覺得令人遺憾的是，許多為我所擁護的事業而工作的人就缺乏這種意識和能力。我發現他很快就能產生共鳴，而且是個急性子。我後來才逐漸覺察到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能顯露的東西，是他對相反意見的難以容忍，和他那十足到令人驚訝程度的、不可捉摸的自信。我相信，對經驗起作用的才智會執行必要的紀律。我起初並不完全了解他，但我碰巧得到他的贊同，反過來，我也贊成他當時正在為之工作的事業。而且因為他對我個人一直慷慨大方，所以我曾經，而且直到現在仍只能，深表謝意。他的腦子轉得很快很穩，而且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勁兒。所以，求助於他把事情做好乃是一種誘惑。在我們最初幾次見面的那段特殊時期，他對我的關於如何使我們禁止核武器運動的工作產生新的活力的探索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他很想發動一場和平抵抗運動，該運動可以發展成一場如此強烈地全面反對政府的核政策，以至直接迫使政府接受其意見的民眾運動。不管剛開始是多麼小，它都可以成為一場民眾運動。因此，它是一場與過去「直接行動委員會」的抱負不同的新的運動，因為「直接行動委員會」 常常只是熱中於個人表白，以使個人的良心得到寬慰。 這個方案在我看來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我與舍恩曼越談越贊成這個方案。我知道，「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不贊成和平抵抗，而且甚至不太同情「直接行動委員會」。我也知道，禁止核武器運動不但容忍，而且越來越在口頭上（儘管不是在行動上）支持「直接行動委員會」的活動。我與「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討論這件事。他並未對和平抵抗可能具有的效力提出異議，也沒有反對我支持這樣一場新的運動。他只是懇求我不要在工黨會議之前宣布這個新的計劃，他希望在這個會議上工黨會「一邊倒」，至少會支持我們的一些主張。對此我欣然同意。 我知道「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既不會反對也不會幫助這場新的運動，所以我並沒有想到要與他商量我們準備工作的具體日程。我與舍恩曼一起列了一份可以與之聯繫以支持這類運動的人的名單。我們以我的名義給他們發信。我堅決要求，信一定要寄給我們知道他是同情這場運動的人，但不幸的是，錯誤還是發生了。有一封信寄給了某個名字與預期的收信人相同，但地址不同，而且倒霉的是，看法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立即把我們的信寄給《標準晚報》，並附上他自己一封用刻薄的言辭談論我們的活動和意圖的信。這封信在我們的計劃遠未完全成形或參與者遠未聚集之前登了出來，更糟的是，它是在「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認為該計劃可以透露之前登了出來。9月24日特拉法爾加廣場有一個盛大的集會，我在集會上發表演講。在舉行這個集會之前，我曾向「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建議我在演講中談「禁止核武器運動」內部已打算發動的這場和平抵抗的新民眾運動。他回答說這可能會損害「禁止核武器運動」影響工黨會議的機會。我說我會與運輸工會會長弗蘭克·卡曾斯商量，如果他覺得這會在某種程度上危及禁止核武器運動的願望，我就不會在演講中觸及這個主題。弗蘭克·卡曾斯給我寫了一封簡短的回信，信中說，無論我做什麼或說什麼，不管怎麼樣都沒關係。我把卡曾斯的回信告訴了「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同時告訴他，我因此打算在演講中談這場新的運動。他接受了這一建議，因此我就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談這場新的運動。 在《標準晚報》披露了已打算發動的這場和平抵抗的民眾運動之後，我們必須趕緊執行我們的計劃。但是這件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向他的朋友、執行委員會和新聞界發表聲明，實際上是指責我背著他發動一場新的運動，而且是一場未經「禁止核武器運動」許可的運動。10月的第一個星期，我每天與他在我的位於哈斯克街的房子裡會談幾個小時，試圖達成某種臨時協議。他帶著一位，說得婉轉些，不贊成和平抵抗的朋友來參加這些會談，因此我也請了一位當時曾表示支持我的「禁止核武器運動」執行委員會委員參加會談，以示平衡。因為從前關於我說過什麼和沒有說過什麼曾有過許多傳言，所以我這次堅決要求把這些會談用磁帶錄音機錄下來，並將它拷貝一份送「禁止核武器運動」辦公室給主席，原帶由我保存。 到10月7日，我們達成了協議，該協議允許我們繼續一起工作，並向新聞界做了那樣意思的說明。但不久我就明白，我不能繼續擔任「禁止核武器運動」會長的職位，因為擔任會長必須與「禁止核武器運動」的主席一起工作；而且我還明白，即使只是為了使「禁止核武器運動」本身的工作保持和諧，我也必須辭職。我在致新聞界的一封信中宣布自己辭去會長職務，隨後我給主席寫了一封辭職信。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全國各地支持「禁止核武器運動」的人紛紛來信來訪規勸我，而且，其中大多數人指責我造成「禁止核武器運動」的分裂。這使我感到驚訝，因為我無意於造成分裂。我也並不認為我造成了分裂。而且，我也注意到「禁止核武器運動」的工作並未因我辭職而受影響。我認為，如果「禁止核武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的看法完全（至少大致上）一致，那麼，它開展起工作來就會比在彼此公然互不信任的那些人的領導下更順利。我曾說過，而且是一再重申，我無意於收回我對「禁止核武器運動」的許多工作的支持。我給「禁止核武器運動」的各分會寄去聲明，以說明這一點以及我辭職的理由。據我所知，這些聲明根本就沒有人看。在11月5日召開的「禁止核武器運動」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接受了我的辭職請求。有人告訴我，有一個委員，因為我曾說過或寫過的某些話，想控告我誹謗。後來他在別人的勸說下打消了這一想法——這，也許對於我個人的名譽來說，是件遺憾的事情。我繼續應邀在「禁止核武器運動」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而且我仍然是「禁止核武器運動」威爾斯分會的會長。我只是不再對「禁止核武器運動」的決策感興趣，也不再負我曾作為其會長對其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所負的任何責任。 與此同時，旨在發動民眾和平抵抗的那個新運動終於被定名為「百人委員會」。我同曾是該運動早期支持者的那一小群年輕人一直保持著頻繁的聯繫。主要在拉爾夫·舍恩曼的熱情的激勵之下，這群人發展成了一個相當大的、而且一直在持續不斷地擴充的團體。9月初，他帶著邁克爾·斯科特牧師來看我。斯科特是直接行動委員會的一名活躍分子，而且成了百人委員會最堅強的成員之一。我幾乎天天見他和舍恩曼，我和他聯名發表一份題為《行動或滅亡》的傳單，該文披露了百人委員會策略的中心內容。 百人委員會的早期成員大多來自「禁止核武器運動」和「直接行動委員會」。活動很多，而且天天都有會議或集會，我大多無法參加，他們也不指望我參加。我想，我只是在1960年10月在尤斯頓路友人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再就是在12月在金斯韋廳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代表百人委員會發表過演說。外來的支持者逐漸增加，這一過程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而大大加快：（1）在霍利灣建立美國北極星基地，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反對；尤其是，（2）宣布了舉行和平抵抗的第一次示威行動。這就是1961年2月18日在國防部外面的「靜坐示威」——希望至少有兩千人參加。我們計劃，隨後的每一次示威都要有更多的人參加，參加每一次新的示威的人數不斷遞增，直至成為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為了確保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決定讓儘可能多的人發誓參加第一次靜坐。 百人委員會的活動在2月18日前幾天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貼海報（後來被人撕掉），到街上、酒館、咖啡屋去拉人，與他們爭辯，直到他們轉而相信這次示威行動的必要。但這一切我只是聽說而已。我只參加沒完沒了的討論。 我希望讀者不要以為我在試圖寫百人委員會、 或者禁止核武器運動、或者甚至其他任何運動或公眾事件的歷史。我只是在試圖記敘我所記得的、影響我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於2月18日的靜坐示威及其準備工作，我的熱情很高，而且我完全同意百人委員會的計劃和抱負。在這一卷自傳中我已經談到過我對和平抵抗的看法，當時我曾公開在演說和文章中述說我的看法，尤其是在2月17日《新政治家》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公開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唯一擔心的是，由於我們的策略過早地公布，因而它們制訂得很倉促、很零碎，而且，考慮到可能會遭到的反對，恐怕很難——也許不可能——避免群眾當中發生暴力行為。我認為，在那種狂熱之中，關於要堅持消極抵抗的勸說，可能很少有人聽得進去。結果並未造成任何麻煩。 2月18日早晨天色陰暗，下著毛毛細雨，很冷，我們的情緒也為之低落。如果雨勢轉大，參加示威的人數肯定會減少，儘管骨幹分子大多已發誓參加。但是當我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集合時，那裡已聚集了一大群人。這群人究竟有多少，誰也不可能精確地說出。根據新聞界、警方和百人委員會的估計，取中位數，大約有兩萬人。演說進行得既順利又迅速。然後開始遊行，隊伍沿著白廳注57進發，最前面由一面大旗開路，百人委員會的糾察們非常熟練地維持著遊行隊伍的秩序。隊伍中包含原先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的五千多名蜂擁而又平靜嚴肅的群眾。我們一度遭到警察的阻攔，他們企圖以阻塞交通為由，阻止隊伍繼續前進。但是，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遊行隊伍繼續前進。最後，五千多人在國防部周圍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我們在那裡坐了大約兩個小時，直到暮色降臨，非常強烈而又安靜（即使並不是完全緘默）地抗議政府的核政策。在這段時間，有許多人加入我們的隊伍，而更多的是來看我們靜坐示威，當然，新聞界和電視台的記者更是蜂擁而至進行採訪。當有人傳話說所有的遊行者全都坐下了時，邁克爾·斯科特、舍恩曼和我立即拿出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的一張告示，將它貼在國防部門上。我們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署用水龍帶對付我們。所幸的是，消防署予以拒絕。當六點一過，我們便宣布這次靜坐示威結束。人群中響起一片歡呼。當我們在暮色和燈光中朝著白廳返回，走過歡呼的支持者身邊時，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完成了那天下午出發時要做的事情，我們嚴肅的目標已經公之於世。人們向我歡呼，當我走過時他們大喊「因為他是個大好人」，也令我感動。 這次示威比我們有任何期望權都吉利得多。在隨後的幾個月，百人委員會的氣運一直很旺。在全國各地以及其他一些國家設立分會；有些國家則發展它們自己的委員會。這一活動所需要的通信聯繫，印製和散發必要的「宣傳品」（傳單、聲明等等），更不用說維持某種辦公所需要的費用了，全都花費很大。當然，這意味著，如同在任何沒有固定會員或會費的組織中總是發生的事情一樣，大量時間浪費在籌集資金上。雖然如此，但由於許多人慷慨而且常常自我犧牲的、自覺自愿的努力，百人委員會的力量逐漸增強。 為了表示我對禁止核武器運動的繼續支持，我於3月中旬和4月中旬對伯明罕青年禁止核武器運動發表演說。其中有一次演說，由於我說了一句有關當時首相的話，引起了騷動。這句話普遍被新聞界斷章取義地引用。在上下文中，它只不過是前一論證的證畢。不幸的是，等到騷動平息下來時，我已經病了好幾個星期，無法為自己辯護，後來要想解釋已為時太遲而不起任何作用了。奧爾德馬斯頓遊行結束時，我也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集會上發表過演說。 大約在3月底，我與企鵝出版社，然後他們與我著作通常的出版者斯坦利·昂溫爵士商定，再為他們寫一本關於核問題和禁止核武器的書，該書為我的《常識與核戰爭》一書的續篇，並將它的部分內容加以擴充。這本新書被定名為《人類有未來嗎?》，我馬上著手開始撰寫。但是撰寫工作卻因我在倫敦所做的一系列錄音和兩次伯明罕會議，以及後來使我一度無法做任何工作的那次十分嚴重的帶狀皰疹而中斷。但是在病癒休養期間，這本新書我寫了許多，而且在其第一截稿期及時地完成了全書。它於當年秋天出版。 8月6日「廣島日」，百人委員會安排舉行兩次集會：上午在白廳舉行向兩次世界大戰死難者紀念碑獻花圈儀式，下午在大理石拱門注58舉行演說集會。前者舉行得莊嚴肅穆。我們希望人們回想起廣島的核彈事件。我們還認為，在悼念英國的死難者時，我們可能使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活著的人們理應避免無謂的犧牲。下午的演說，我們希望人們支持這一觀點。然而，對許多人來說，將在廣島和長崎的死難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日本人作戰的那些人的死難相提並論，乃是褻瀆神聖。持這種看法的那些人中的許多人是否反對華盛頓將軍或斯穆茨將軍的塑像受公眾瞻仰，是值得懷疑的。 海德公園的集會是一次氣氛緊張的集會。警方不准我們使用麥克風，因為海德公園禁止使用麥克風。這條規定以前曾多次被忽視，但這次對我們卻要堅決執行。我們之所以決定設法使用麥克風，部分地是因為我們知道必須使用麥克風才能讓更多的人聽到我們所說的話，部分地是為了揭露公園各項規定執行上的那種奇怪的不一致。我們畢竟是一個致力於和平抵抗的組織。所以，我開始用麥克風講話。一個警察悄悄地規勸。我堅持。那個警察就將麥克風拿走了。於是我們便中止集會，宣布要遊行到特拉法爾加廣場去繼續舉行集會。這一切是我們原先就計劃好的，而且計劃執行得相當成功。我們沒有料到的是，當群眾沿著牛津路前進時突然下起大雷雨，而且在廣場集會的大部分時間一直下個不停。 一個月後，有一天下午我們在北威爾斯開車兜風回來，發現一位雖然表情非常尷尬但卻討人喜歡的警官跨坐在他停在我們正門前的摩托車上。他是來給我太太和我送傳票的，傳我們9月12日到博街治安法庭去接受審訊，罪名是煽動民眾和平抵抗。有人說，治安法庭給百人委員會所有的領導人都送去了傳票，但事實上只是給其中的一些人送去了傳票。接到傳票的人很少有拒絕出庭的。 我們到倫敦去聽取我們律師的意見，更主要的是，去同我們的同事商議。我不想成為這一事業的殉道者，但我覺得我應該充分利用任何一個機會來宣傳我們的觀點。我們不至於天真無知到看不出我們的入獄會引起某種騷動。我們希望這能使那些原先對為什麼我們要做違反規定的事情一直不了解的人對我們產生足夠的同情，至少對我們所持的某些理由產生共鳴。我們已從我們的醫生那裡得到我們最近生過重病，如果長期監禁會產生嚴重後果的證明。我們把這些證明交給將在博街治安法庭陪我們出庭的那位專門律師。凡是我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相信我們會被判監禁。他們認為政府會覺得這對他們來說划不來。但我們自己則看不出他們可能不會將我們判監禁。因為有段時間，我們的活動顯然令政府厭煩，警方對百人委員會辦公室進行突然搜查，並且笨拙地暗中監視經常進出百人委員會辦公室的。那位專門律師認為，他完全能幫我們打贏這場官司而使我太太和我不被判監禁。但我們既不希望完全不被監禁，也不希望被監禁時間太長。我們叫他設法不要讓我們受到寬大處理而免於處罰，但同樣地，還叫他設法使我們被判的監禁時間不要超過兩個星期。結果，我們兩人都被判處兩個月監禁，但同時又宣布，由於醫生的證明，我們每人的監禁期都減為一個星期。 9月12日上午將近10點30分，我們在一群旁觀者的簇擁下，和我們的同事一起，沿著博街走向法庭。此時的博街猶如舞台的場景。大多數窗口都擠滿了人，有些窗口擺著一盆盆亮麗的鮮花。相形之下，法庭里的場面看起來就像一幅杜米埃的蝕刻畫。當法官宣判我監禁兩個月時，旁聽者大叫「可恥，可恥，一位八十八歲的老人!」這使我感到不快。我知道他們這樣叫是出於好意，但我是故意要被監禁的，而且無論如何，我看不出年齡與罪有什麼關係。如果說有什麼關係的話，那也只是使我感到更加有罪。在我看來，那位治安推事說的差不多是對的，他說，從他的觀點來看，我這麼大年紀了，應該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不過總的來說，法庭和警方對待我們都比我們所能希望的要溫和。在庭審開始之前，一位警察在這所建築物里到處搜尋，想找一塊墊子給我墊在又硬又窄的法庭木條凳上。結果找不到——這正合我意——不過我還是感謝他的好意。我覺得我們有些同事被判得確實過重，但是使我感到憤慨的只是那位治安推事對我們之中一位碰巧是來自德國的猶太難民所說的那番話。我覺得那位警方證人在做證時給人的印象不好。我們的人，我認為講得很好，既有尊嚴，又言辭有力。所有這些講話並不令我感到驚異。我很高興，因為我得到法庭的容許，基本上說出了我計劃要說的話。 到傍午，我們的案子全都申述完畢，法庭給我們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我太太和我回切爾西。我們走出法庭，進入歡呼的人群當中，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有一位女士衝過來擁抱我。但是根據上午那位治安推事所說的話以及他總的神情，我們下午回去聆聽判決時，並不抱會被從輕發落的希望。我們按名字首字母的順序一一被判決之後，便被帶到牢房，在那裡我們像度假的男孩一樣，有的唱歌，有的講故事，忐忑緊張的心情鬆懈了下來，我們別無他事可做，只是等著被囚車運走。 這是我第一次坐囚車，因為我上一次被判入獄時，是坐出租車到布里克斯頓監獄的，但這次我太累了，無法享受新奇感。我被徑直送進了監獄醫院病房，我的一個星期的時間大部分是在床上度過的，每天都有醫生過來看我是否領到了我所能吃的那種流食。誰也不可能假裝喜歡被監禁，除非是保護性的監禁。被監禁是一種可怕的經驗。就可怕的程度來說，受到特殊、嚴酷的對待或虐待，以及身體上的不舒服，也許是最低的。最可怕的是那種無所不在的氣氛，那種老是受監視的感覺，那種死一般的陰冷與幽暗，以及那種總是會被注意到的、不會被弄錯的監獄氣味——還有那某些其他囚犯的眼睛。對於所有這一切，我們只體驗了一個星期。我們一直很清楚，我們許多朋友遭受這種可怕的痛苦達許多星期之久，我們只是因為情況特殊，而不是因為「罪」較輕（如果我們是有罪的話），才得到從寬處理。 在此期間，百人委員會已將我發自布里克斯頓監獄的信印製成傳單。傳單背面是百人委員會的緊急呼籲，它號召所有的同情者於9月17日（星期天）5點鐘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集合，然後遊行到議會廣場舉行公眾集會並靜坐示威。當時內政大臣已發布公開令，禁止我們使用特拉法爾加廣場，但百人委員會認定不予理睬。對於我們來說不幸的是，我太太和我還在監獄裡，要到第二天才能被釋放。我之所以說不幸，是因為這肯定是一個值得紀念和令人振奮的活動。 我們很高興星期一一大早在家裡自由地團聚。但是我們幾乎馬上就被擁入哈斯克街的報社、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們所包圍。他們一直纏著我們，使得我們有段時間無法得知前上個星期博街治安法庭開庭之後所發生的所有事情。根據我們在獄中從報紙上所看到的，我們知道，不僅在英國，而且還在其他許多國家，舉行過各種集會和靜坐示威，以抗議對我們的囚禁。此外，我太太從霍洛韋監獄的一些囚犯口中得知，17日的那次示威舉行得很成功。他們收聽了無線電廣播，站在監獄大廳的陽台上（下面是他們的牢房）向她豎起大拇指興奮地大喊這次靜坐示威成功極了。我們後來才逐漸地知道它取得了多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關於那次示威的全部故事，我應當留給某位歷史學家或參與者去講述。重要的一點是參加的人數前所未有。這對於使之成為我們所企望的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勢來說是個好兆頭。到傍晚，特拉法爾加廣場和通往廣場的街道都擠滿了靜坐的人和儘可能往前擠到有利的位置上去看熱鬧的人。遊行到議會廣場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雖然人們曾經嘗試過。靜坐示威者沒有暴力，沒有喧囂。他們很嚴肅。其中有些人是在表現個人英雄主義。例如奧古斯塔斯·約翰老人，雖然他當時已身患重病（他不久後便去世），但還是從國立美術館出來，走進廣場，坐下來加入示威行列。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計劃這樣做，而且幾乎沒有人認識他。我只是過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的行為，但我懷著敬佩的心情將它記錄了下來。其他還有一些為了證明極度的信仰而表現出英雄氣概的事例。同時也有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有人告訴我，尤其是在晚上較晚的時候，許多名人過去看看情況如何，結果被警方誤認為是百人委員會的熱心支持者；他們儘管抗議，但還是被塞進了囚車。不過這種錯誤可以說並不能怪警方。在浩瀚的人群中，個人的身份是不可能區分的，甚至戴著身份證明牌鏈也是不可能區分的。但是警方對其屢屢採取的暴行就難辭其咎了。這是無可爭辯的，因為有許多當時所拍的照片，其中有一些則記錄下了警方令人遺憾的行為。 電視和報刊中有關這次示威以及此前的囚禁事件的報道和照片出現在世界各國。它們對於引起各國人民思考我們在做什麼、企圖做什麼和為什麼要做等問題，具有極好的效果。那是我們原先就希望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對於會被引起的那種不可阻擋的公眾的關注和興趣，卻沒有充分的準備。我們一開始就仔細地做了安排：任何一次特定的示威，只有幾位我們的成員會使自己有可能被囚禁。這樣，總是有一夥領導人繼續開展工作。但是政府並不是根據特定時間的特定罪行，而是以籠統的煽動罪為由，判決了一大批人，因而打亂了我們的安排。此外，當9月17日的靜坐示威發生大騷動時，警方便進行逮捕，而此時我們幾乎還不能確定誰會被捕誰不會被捕。結果是，百人委員會只剩下少數幾個成員來處理急迫的事情和制訂未來的計劃。當時我感到很累，整天忙於處理主要是因為我的入獄而發生的、只有我才能處理的事情。所有這一切確實非常遺憾，因為曾給過我們一個極好的機會，而我們卻未能充分利用。 出獄後的那個周末，我們回到北威爾斯，但是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報社和電視公司的記者仍然絡繹不絕地前來採訪，當然，每天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者——義大利人、日本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僧迦羅人、南北美洲人等等。接待來訪者是件十分煩人的事情，因此我們一有可能就驅車出去到鄉間躲清靜。我們有過一些驚險的遭遇。有天下午，我們沿著沙灘，繞著岩岬，步行去一個小海灣。岬角的礁石為干海草所覆蓋。起先我們還小心翼翼地先試試落腳處是否堅實，但後來就越來越大意，結果走在前頭的我，出乎意料地陷到了大腿。每動一下，我就陷得更深一點。我太太差一點兒也陷進去。她設法爬到一塊礁石上，最後把我拽了出來。另外還有幾次，我們的車子陷入沙坑或泥沼里，只好找人把它拖出來——有一次，使我們覺得既好笑又可氣的是，把它拖出來的是一輛核基地的大貨車。 我們回到倫敦後，也有過一些奇特的遭遇。有一天上午，兩個男青年和一個女青年出現在我家門口，要求見我，他們說想要和我討論反核工作。我和他們討論了一段時間，然後示意他們該走了。他們拒絕離開。我和我的管家——當時家裡只有我們倆——誰也說不動他們，我們也沒有足夠的力氣把他們推出去。他們開始在我家客廳舉行靜坐抗議。我有點害怕，派人叫來了警察。警察的行為是無可挑剔的。他們甚至沒有一絲微笑，更不要說嘲笑了。他們將靜坐抗議者攆了出去。後來有人告訴我，警方已查明那個女青年是個想出風頭的年輕女演員，那兩個男青年是想要幫助她的仰慕者。他們這下子出了風頭，而且提供給了我一個好故事和很大的樂趣。百人委員會的有些人對我叫來警察這一做法有點反感。 在隨後的幾個月里，百人委員會舉行了多次公開和秘密的集會，我在這些集會上發表演說，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10月29日在特拉法爾加廣場和11月1日在加的夫舉行的那兩次集會。百人委員會宣布12月9日要在全國各地的美國空軍基地和核基地舉行示威活動。但是在謀劃這一活動時，對於不是在倫敦而是在鄉間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缺乏經驗的百人委員會，尤其是對有關運輸方面的問題，想得過於樂觀。例如，他們確信，他們租來運送示威者從倫敦到目的地之一韋瑟斯菲爾德去的大轎車會如期出現，因為那些大轎車的司機曾親口說過，他們贊成百人委員會的觀點。然而，像我們有些人所擔心的那樣，汽車公司在最後一刻拒絕將其大轎車租給百人委員會。一些堅決的示威者利用其他交通工具抵達韋瑟斯菲爾德，但是失去了這些大轎車，而且又沒有任何變通的安排，使得參加的人數比原來預期的少了許多。後來遇到的困難也不小：曾經對百人委員會辦公室進行過突然搜查並騷擾百人委員會成員的警方的陰謀詭計，以及政府的反對，政府用大量的地面部隊和空軍、警犬和消防水龍帶保衛百人委員會示威的目的地，使之免受手無寸鐵、保證不使用武力的示威者的侵擾。雖然如此，示威的場面還是挺壯觀的。不過，百人委員會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事先宣布示威的場面會比人們可能希望的更壯觀，而對於一些可以預見到的困難卻沒有仔細周到地預想出各種應變措施。 在其他方面，百人委員會已經開始自我削弱。在其成員中間，就百人委員會應該只致力于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事情呢，還是應該開始反對國內、社會和政府的一切不公正行為，開始進行冗長的討論。這是浪費時間，白費精力。這種普遍的反對，如果要完全沉湎於其中的話，顯然是遙遠的將來亦即百人委員會的勢力和能力得到鞏固以後的事。制訂這種計劃，只能延誤勢力和能力的鞏固。其次，這種不幸的趨勢，主要是百人委員會缺乏實際的政治和管理經驗，再加上過高地評價9月17日示威成功的意義造成的。9月17日示威的成功應該被看作是很大的鼓勵，但無論如何不應該被看作是對民眾和平抵抗運動的確實允諾。按照全國人口的比例來說，這個運動的規模仍然很小，而且它也尚未證實可以抵擋得住堅決的反對勢力。不幸的是，12月9日那次示威相對而言的失敗，只是被看作是一次令人沮喪的挫折，並未被看作是臨近鞏固時期的一個教訓。我試圖在我當時的一些公開聲明中克服這種沮喪，並且在私下反覆灌輸這個教訓。但在這兩方面我都失敗了。 12月9日的那次示威的直接後果是，根據1911年的《政府機密法》對百人委員會的五名領導人提起訴訟。根據門外漢的觀點，這是一次奇特的審判。原告方被允許充分地陳述其起訴的理由，最後談到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未經許可，擅自進入韋瑟斯菲爾德機場，企圖使那兒的飛機動不了而停飛，這是不是危害國家的安全。被告方陳述的理由是：諸如韋瑟斯菲爾德這樣的基地，就像所有用核武器「保衛」國家的基地一樣，本身就已危害國家的安全。物理學家萊納斯·泡令和雷達的發明者羅伯特·沃森-瓦特爵士，從美國來出庭做證，陳述目前核政策的危險，而韋瑟斯菲爾德則是該政策的一部分。他們和我在法庭上待了好幾個小時。後來我們的所有證詞，就像被告方的其他證人（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被允許傳喚出庭）的證詞一樣，被宣布與起訴的內容無關而被擯棄。審判進行得完全合法，但所有的空子對於被告方全都無情地堵死，而對於原告方卻全都變成是行得通的了。當然，審判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歡快的時刻：當問原告方的主要證人空軍司令麥吉爾從倫敦到韋瑟斯菲爾德有多遠時，他回答說：「坐快速飛機，大約50英里」。儘管陪審團退庭四個半小時（這是相當耐人尋味的），他們最後還是裁定被告有罪。沒有一個人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會作出任何其他的裁定。五個被判有罪的男人，各被處以18個月徒刑；一個被判有罪的女人，即百人委員會的福利秘書，被處以1年徒刑。 我深深地感到，由於我鼓動這次示威而又未能參加，我與被判刑的那些人一樣有罪，而且我在最後能在審判中發言時做了這樣的表白。其他許多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因此審判結束後，我們就到坎農街警察局去聲稱我們自己有罪。正像我們所預料的那樣，警方雖然客氣地聽取了我們聲稱自己有罪的陳述，但並沒有把它當回事。為了說明這次審判的意義和百人委員會自己對這次審判的態度，百人委員會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了一次集會。在風雪中，我和羅伯特·沃森-瓦特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向人數不少的聽眾做了演說。 打那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很少為百人委員會作公開的演說。在7月的最後那一個星期，百人委員會和「禁止核武器運動」派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裁軍會議」。就在會議即將開幕之前，我接受了貝爾納注59教授的要求，他竭力勸我派一個代表到會議上致辭。曾參與過百人委員會的策劃和行動的克里斯多福·法利代表我去。他到那兒後，與一些非共產主義者一起，在紅場舉行公開集會並散發傳單。這是非法的。當時也在那兒的「禁止核武器運動」主席，用各種手段，強烈反對這種非法活動。它也受到其他人的反對，甚至有些在國內熱衷於和平抵抗的人也反對這種活動。他們覺得他們是俄國人的客人，應當嚴格遵守為客之道。這次集會雖然遭到驅散，但舉行集會的人很得意，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已經指出了和平抵抗運動的國際性，而且能夠在遭驅散之前可以說舉行了辯論。當時，我所聽到的只是強烈的反對，但是誰也沒有說明反對的理由。法利回來後向我說明了事情的經過，我覺得他支持那次集會做得對，這有助於使人們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是中立的，為了國際性的目標，無論何地，凡是我們能進行和平抵抗的地方都應當進行和平抵抗。 將近8月底，百人委員會開始實施其預定在9月9日舉行示威的計劃。他們接受上一年12月9日的教訓，決定回到倫敦市中心，並且要人們立誓參加。他們宣布，如果找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舉行示威。9月9日快到了，他們顯然不可能按時湊齊這一立誓人數。我很堅定地認為，既然他們公開宣布過不到7000人立誓就不舉行示威，他們就應該放棄這次示威，尤其是因為那些已立誓的人，為了恪守諾言，可能會要求他們參加沒有預定數目的共同參與者保護的示威。倫敦百人委員會的幹事很不願意放棄，許多委員也認為沒有必要放棄。這種出爾反爾，將諾言當兒戲的行為令我憎惡，而且更加使我相信百人委員會正在瓦解。最後，這次示威還是被取消了。 在那次秘密審判以後的那段時間裡，我發生了許多與百人委員會無關的事——午宴（例如外國記者在倫敦為我舉行的那次午宴）、電視廣播講話（例如薩斯坎德主持的那次為美國人錄製的長篇講話）、各方顯貴要人的來訪（例如五位俄國著名記者的來訪，他們和我在威爾斯度過了一個下午）。3月底，我們還開車出去度假了兩個多星期，這次度假完全失敗，因為天氣濕冷陰鬱，我們倆在整個假期都患了重感冒。關於我個人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以5月18日我的90歲生日為中心的那些事情。 我承認，我懷著相當激動的心情期盼我的生日慶祝活動，因為雖然籌辦活動的人沒有告訴我成功地舉辦那些活動所需付出的辛勞和焦慮，但他們告訴了我它們是些什麼活動。我只是後來才聽說樂團經理和音樂廳經理所設置的特殊障礙，或指揮、管弦樂隊和獨奏者極度的仁慈和慷慨。我後來才逐漸知道，我的朋友們為了讓我高興，在好多個星期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心思，並且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我的這些朋友中最活躍的是拉爾夫·舍恩曼，他主要負責有關音樂會的所有事情，包括制定安排得極好的、在我看來非常令人滿意的節目單。當我知道這一切時，我深受感動，就像我被這些慶祝活動本身所深深地感動一樣。而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發現我非常喜歡成為這種出乎意料的友好的喝彩和讚頌的中心。 在我生日那天，我們與我的兩個孫子和我在倫敦的管家瓊·雷德蒙一起，舉行了一個歡樂的家庭茶會；為了慶祝，準備了一個上好的蛋糕，上面適當地擺放著一個小軍官（麵包師傅送的），他擎著一支蠟燭，以示好運。晚上，A.J.艾爾和魯珀特·克勞謝-威廉斯安排的晚宴在皇家餐廳舉行。我認為這是一次愉快的聚會。我的一些朋友講了話：艾爾和朱利安·赫胥黎對我倍加讚譽，E.M.福斯特回憶起早先在劍橋的日子，並且非常高興地談到了我的老朋友鮑勃·特里維廉。我在這次晚宴上第一次見到了我們家族的族長貝德福德公爵及其夫人。我稱讚他儘管有很大困難但卻不惜任何代價在沃本給自己保留一座私人莊園的決心。我也喜歡他那不受陳規約束的脾性。有人曾告訴過我，當邀請他在音樂會上向我致賀詞時，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因此我準備喜歡他——他並未讓我失望。那天晚上與一些老朋友（例如，阿瑟·韋利和邁爾斯·馬勒森）重新取得了聯繫，同時又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使我頗為高興。 至於第二天下午（在「節慶廳」經理T.E.比恩的大力支持下）在「節慶廳」舉行的慶祝會，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或說些什麼。有人告訴過我，慶祝會上將會有音樂，並且會有人向我致賀詞，但我事先並不可能知道音樂（無論是科林·戴維斯指揮的管弦樂，還是莉莉·克勞斯的獨唱）會有多美妙。我也不可能知道賀詞會有多感人，賀詞中使用讚美之詞會有多慷慨：致賀詞的有拉爾夫·舍恩曼（慶祝會司儀）、維克托·珀塞爾、丹麥的索寧夫人、恩斯特·維利（瑞士雕塑家）、非洲的莫萊·恩科西、瓦妮莎·雷德格雷夫（女演員）和我的表妹伊恩·貝德福德等人。有些不能親自來參加慶祝會的人，事先寄來禮物，由主持人當場送給我——我的堂妹弗洛拉·羅素送給我一座蘇格拉底半身雕像，漢斯·厄尼送給我一幅他畫的、惟妙惟肖的我的肖像。許多人發來賀信賀電，它們或由舍恩曼當場宣讀，或被輯印成《生日賀詞》。這本賀詞的封面是波特馬多克的T.E.莫里斯所拍的一張我的照片。我聽說這本賀詞已被寄給世界各地的人們。音樂家協會拒絕將現場音樂錄製下來，英國廣播公司也拒絕記錄慶祝會的過程。那些禮物、節目單、私下拍攝的慶祝會過程的錄像帶，尤其是我所感受到的與會者和演員們的那種親熱的友情，迄今我仍十分珍惜，而我將永遠珍惜。當時我感動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更不用說找到能表達自己感激之情和解說這次聚會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的話語。但是，很幸運，後來話匣子打開了。我認為我不可能再次非常動情地，或者說，帶著那種純粹的、未經思考的真摯情感述說我當時的感受，所以我就把我的演說原原本本地抄錄於此，它是我根據錄像整理而成的： 「朋友們： 這是我幾乎不知道如何找出話來說的一次聚會。我所受的感動，甚於我所能說的，而且比我在任何時候所能希望表達的更深。我必須向為促成這次聚會而工作的那些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謝：謝謝演出者，他們優雅的音樂，精彩的演出，充滿了歡樂；謝謝那些默默地工作的人，比如我的朋友舍恩曼先生；謝謝所有送我禮物的人——禮物本身很珍貴，而且也是對這個危險的世界永遠寄予希望的表示。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信條：生命、歡樂和美比灰不溜秋的死亡好，而且我認為，當我們聆聽像今天我們所聽到的這種音樂時，我們大家肯定都會覺得產生這種音樂的能力，和聆聽這種音樂的能力，是值得保存的東西，不應當在愚蠢的爭論中將其丟棄。你們可能會說這是一個簡單的信條，但我認為，一切重要的東西其實都是很簡單的。我一直覺得有這個信條就夠了，而且我還認為，你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會覺得有它就夠了，否則你們就不會到這裡來了。 但我現在只是想說，當一個人走上了一條招致某種程度的迫害、斥責和辱罵的道路後，就很難發現他反而像我今天這樣受歡迎。這使他感到相當卑微，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設法不辜負促成了這次聚會的那種感情。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從心底里感謝你們。」 我生日的最後一次正式的慶祝活動是在第二個星期舉行的，當時芬納·布羅克韋非常友好地邀請我參加在下議院為我舉行的午宴。對此，我心裡多少有點緊張，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是上議院的議員還是下議院的議員，他們似乎都不太可能會來為我祝壽。當我們在前廳等著人來領我們去舉行宴會的哈考特廳，以及再次站在門口有點渴望地看著議員們喝餐前飲料提神時，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但是，當宴會開始時，氣氛既歡樂又友好，我認為參加這次宴會的那些議員中許多人都很大度。有一段時間對政客們的活動我曾進行過毫不留情的抨擊，在這種場合，我恐怕沒有機會而且實際上也沒有義務直接責備他們。 當與我成為九旬老人有關的這番令人愉悅的忙亂全都過去之後，我們便返回威爾斯，只是在7月份為了與吳丹注60談關於國際核政策和裁軍政策的事，我們才又回到倫敦待了幾天。這是我第一次與他相見；不光是他的精力和對事情清楚的了解，而且還有他的均衡的客觀態度、縝密的思考能力以及他那隨和悅人的好脾氣，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段時間裡，我還首次參觀了沃本隱修院。我覺得這幢宏偉壯麗的房子非常賞心悅目，可愛的庭園綠樹成蔭，園內草地綿延開闊，大衛神父的小鹿嬉戲於樹蔭之下，景色非常祥和恬靜。 那一年的最後幾個月時間，全都花在了古巴危機和後來的中印邊界爭端這兩件事情上。12月初，企鵝出版社接受了我的關於我想在1月份動筆撰寫一本有關這兩個事件的書的建議。這本書於4月份由企鵝出版社與艾倫和昂溫出版公司聯合出版，書名是《非武裝的勝利》。關於我在那段時間的想法和行動的任何趣事，要說的我在這本書中已經全都說了，在此我不打算重複了。不過，也許我應該再加上一句：對於那段時間我所做的與這兩次危機有關的一切，我一點也不後悔。對於這兩次危機，儘管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但我的觀點仍然沒變。我只想給批評我的人這樣一條橄欖枝：我對我10月23日發給甘迺迪總統的電報措辭不夠婉轉感到遺憾。我同意，那份電報的直率使得它不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但當時我幾乎不抱什麼希望，就像現在在相似的情況下我對美國政府明智而迅速地撤軍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一樣。 百人委員會的某些領導在9月事件中的愚行，以及百人委員會的越來越沒有策略，使我非常生氣，因此在1月初我辭去百人委員會倫敦總會的職務。不過，我不想在我公開辭職時提及以上這些理由。我所提出的辭職理由同樣也很正當、很有說服力：我在威爾斯的時間越來越長，無法有效地參與倫敦總會的工作。我仍然非常支持百人委員會早期的目標和行動，如果我認為這些目標和行動有成功的希望，我會支持再現。在我看來，民眾和平抵抗仍然是攻擊目前國際政策（這些目前的國際政策，如果說不是更糟的話，也與以前的一樣糟）最有效的方法。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對於發生核戰爭時該怎麼辦有其自己的計劃。我們從一個自稱為「維和間諜」的組織那裡知道了這些計劃的部分內容。這個組織打聽到了政府當局準備在戰爭爆發時付諸實施的秘密計劃。屆時英國將被分成若干個地區，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各地政府都由預先安排好的一班官員組成，他們將住在地下想必安全的「地區政府所在地」，（在敵人允許的範圍內）決定我們其餘人的命運，尤其是如果我們還能活著的話，決定如何處理放射性墜塵。政府的這些措施恐怕老百姓不會喜歡，所以必須保密。「維和間諜」發現了一些有關文件，並且急於想公之於眾。他們沒有資金，向我求助。我給他們50英鎊，並祝他們好運。這些文件儘快地被公布出來，副本被分發給參加奧爾德馬斯頓遊行的人們。 （我覺得）不幸的是，禁止核武器運動的領導人對於和平主義者居然使用秘密方法感到震驚。他們千方百計阻撓「維和間諜」散播其所設法獲得的情報。「維和間諜」搞到了一批新的文件，就拿去給一份主要的和平主義雜誌的主編，以為他會把那些文件刊登出來。但是這位主編生恐走漏風聲和如若發表那些文件必定會招致的懲罰，把那些文件寄給一位「維和間諜」的母親，而她怕警方突然搜查，就把那些文件燒了。所以，我們獲知政府的關於地區政府的拯救和可能被允許存活的那些民眾的救助的計劃的希望就破滅了。對闡明我們的立場和大大地推動和平工作的這一沉重的打擊，竟然出自本意良好而且並非才疏學淺的和平主義者之手。 書信 與歐內斯特·瓊斯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瓊斯博士： 信中附上一位傑出的英格蘭聖公會主教來信的副本。我認為，這是一份值得納入你的個案記錄簿的文件。如果你能來信告訴我你對此信的意見，我會非常感謝。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57年2月2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我附寄給瓊斯博士的信（沒有這位主教的地址，也沒有他的簽名）： 羅切斯特的主教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拜讀了你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的關於死後重生「大奧秘」的文章之後，我的良心驅使我給你寫信。我知道，84歲的你，正處在那個門檻上。 你的同代人，像我本人一樣，稱讚你是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智者。而且許多人肯定也同我一樣相信，要是你的道德境界不亞於你的智力以及其他非凡的才能，你就能使我們免受二戰之苦。然而，在你的那本論「友愛婚姻」注61的《婚姻與道德》（1929）一書中，好色之徒的本性不禁露了出來。好色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注62，它蒙蔽了你偉大的心智，辨識不出所有現象——例如形成你那迷人的研究的現象——背後的那個無限偉大的「心智」。只有心地純潔的人才能看見上帝；一個具有這麼睿智的一個頭腦的人，居然娶過四個太太，離過三次婚，那一定是個奇恥大辱。 此外，雖然你的名聲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我還是不得不相信，你一定時常為對因兩次大戰之間年輕人試驗你所倡導的「友愛婚姻」而發生的謀殺、自殺和極度痛苦的回憶所糾纏。我本人是個72歲的老人，沒有傑出的才能或學識；然而，我想謙卑而真誠地將活到100歲才去世（1854）的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院長M.J.勞思博士寫給他認識的一位被關押於死囚牢房中的教友派信徒的一段話奉送給你： 「先生，這封信來自一位已經90歲，像你一樣沒有多長時間可活的人。他比大多數人有更多機會明確地知道新約聖經為人類救主的使徒所撰寫。這些使徒在新約聖經中明確地說道，耶穌基督的血洗淨所有的罪，如果我們坦承自己的罪，仁慈而公正的上帝就會因我們的悔悟而赦免我們的罪。在你去另一個世界之前，你應盡力去想、說和做一切事情，以拯救你的靈魂。」 你可能知道，在智力方面能與你相匹敵的達勒姆的約瑟夫·巴特勒大主教，臨死前耳際充滿了約翰一書第1章第7節的那段經文，並低聲說：「嗬，這真舒服!」 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你能認識到，因為某個原因，我一直深深地為你擔憂。 你的真摯的 克里斯多福·羅夫騰 1957年1月29日 羅切斯特 畢曉普斯考特 珀森爾注63 親愛的羅素： 你覺得這位英格蘭聖公會主教的信很奇特，使我感到有點驚訝。我本以為你收到過許多這樣的信，而且我甚至真的在想，到底有多少人為你的靈魂做過彌撒。 這一類信，有趣的當然是平心靜氣地認定性活動就是邪惡。弗洛伊德過去常認為宗教的主要功能是遏止人天生的侵略性（一切邪惡的顯著根源），但令人奇怪的是宗教導師常常又把它帶回到性活動。這使人們想到兩者之間必定有某種深層的聯繫，現在我們相信，大多數（也許是全部）侵略性最終都可以追溯到無數種形式的性挫敗。不過，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你這位我們真道德（愛、仁慈、寬容等等）的主要倡導者，竟然因為不接受天主教的婚姻觀而被打入地獄。 如果你想要聽取對此信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評論，那麼，他歸諸你的那種全能（制止戰爭的能力等等）中就有一個線索。那只能指向一個高大的父親形象（一個世俗的上帝），他令他兒子非常憤恨的唯一的罪，是他跟他兒子的母親睡覺。令人奇怪的是，這些人從不對上帝與聖母馬利亞的通姦行為感到震驚。這可需要大事潔淨。 你的誠摯的 歐內斯特·瓊斯 1957年2月4日 薩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爾斯特德 普拉特 親愛的瓊斯： 謝謝你2月4日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來信。接到你的來信後，我一直沉浸在把自己視為在等級森嚴的英格蘭聖公會中引起恐懼的、使人望而生畏的父親形象的喜悅之中。我附寄給你的那封信令我驚訝的是，我原本以為傑出的英格蘭聖公會神職人員通常都是相當文明的人。我收到過幾百封與我附寄給你的那封非常類似的信，但它們一般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寫來的。我無法確定，寫那封信的人究竟是因後悔他所犯下的罪而苦惱呢，還是因他沒有犯下的那些罪而感到非常懊悔。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57年3月14日 普拉斯·彭林 與利物浦的羅素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隨信寄上埃德蒙·帕里斯先生的來信，他把我們兩個人搞混了，而且不只他一個人如此。他的信第一段是寫給你的。其他部分則是寫給我的，我會回復。你看完之後，請將此信寄還給我。 你的忠實的 利物浦的羅素 ［1959年］2月13日 西南19區 溫布爾登公地 老沃倫田莊 親愛的羅素勳爵： 謝謝你的來信，所附之信隨此信寄還給你。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別人不把你我二人搞混。我有一個淺薄的想法，即認為我們可以聯名給《泰晤士報》寫這樣一封信：先生，為了使經常發生的混淆不再繼續下去，我們懇請貴報代為聲明，我們兩人彼此都不是對方。你認為這個辦法好嗎?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59年2月18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羅素勳爵： 多謝你18日的來信。 關於給《泰晤士報》寫聯名信一事，我不知道你是當真還是開玩笑，但無論哪種情況，我都認為那是個好主意。即使這樣做無效，那也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個小小的、令人輕鬆愉快的樂子。如果你想寫這樣一封信，我會很高興將我的名字簽在你的名字之下。 說到這個話題，順便提一句，你將會發現卡斯爾公司將於3月19日出版的我的回憶錄《那使我想起》一書中第61—62頁頗有趣味。這兩頁詳細敘述了我兩次被誤認為羅素伯爵的經過。1927年在印度被誤認為是你的哥哥，1954年被誤認為是你。 第60頁也會使你感到有趣。 你的誠摯的 利物浦的羅素 ［1959年］2月20日 西南19區 溫布爾登公地 老沃倫田莊 親愛的利物浦的羅素勳爵： 謝謝你2月20日的來信。我提議寫一封聯名信，乃既當真又是開玩笑。信中附上我已簽好名的聯名信草稿，但是如果你認為此稿太輕浮，我完全願意在措辭方面進行修改。不過我認為目前的措辭比較為嚴肅的聲明更能引起注意。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59年2月23日 普拉斯·彭林 致《泰晤士報》的編輯 先生： 為了避免經常發生的混淆，我們在此懇請代為聲明：我們兩人彼此都不是對方。 你的 利物浦的羅素 （利物浦的羅素勳爵） 羅素 （伯特蘭·羅素伯爵） 謹上 1959年2月23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已將我們的信寄給《泰晤士報》，不過，我當然要他們將你的大名放在我的名字之前。 我非常喜歡你的措辭。 利物浦的羅素 1959年2月25日 西南19區 溫布爾登公地 老沃倫田莊 與A.J.艾爾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艾爾： 我剛剛看完你的《知識問題》。我看了這本書非常高興，而且我同意書中的大多數觀點。我喜歡你分析問題的方法，例如你談論電視和預知這類問題時所說的那些話，在我看來恰到好處地結合了邏輯和健全的感官意識。我唯一非常不同意的是你對知覺的看法。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雖然在科學家看來只不過是集合一些自明之理而已，但卻被各派哲學家斥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荒論。所以，你不必因我不支持你的看法而有絲毫的不安。不過，我要說明一點：你在126頁中說，從「物體的那些可感知的性質在原因上取決於感知者的狀態」這一事實，並不能推斷出物體實際上並不具有那些性質。這當然是正確的。能推斷出的是：沒有理由認為物體具有那些性質。從「當我戴著藍色的眼鏡時，看到的東西都是藍色的」這一事實，並不能推斷出它們不是藍色的，但可以推斷出我沒有理由猜想它們是藍色的。 因為我發現哲學家們，與科學家們相反，全都曲解我的知覺理論，所以我在信中附上一紙有關這一問題的簡訊，此信與你的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你的非常誠摯的 羅素 1957年1月19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羅素： 我剛從盧德里奇注64那裡聽說你已收回授權，不再允許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一書新譯本使用你所寫的序言。我提及此事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包括該書在內的那套叢書的編輯。 我想，你之所以這樣做，肯定是因為奧格登的弟弟所出的難題。我不知道奧格登對你說了些什麼，但我確實希望我能說服你重新考慮你的決定。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事實是：這個新譯本將取代舊譯本，所以如果新譯本中沒有你的那篇序言的話，以後人們幾乎再也看不到它了。我認為這將是一大遺憾，因為除了闡釋維特根斯坦的理論之外，你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有趣的作品。 新譯本的譯者，皮爾斯和麥吉尼斯兩位先生，告訴我說，如果你現在在准許他們使用你的序言之前想提出任何條件，他們將儘量予以滿足。 聽說你病了，我很難過，希望你現在已經康復了。 你的誠摯的 弗雷迪·艾爾 1961年5月26日 牛津 新學院 皮爾斯和麥吉尼斯說，他們已儘量滿足奧格登，但發現他非常難纏。 親愛的艾爾： 謝謝你5月26日的來信。我一直弄不明白奧格登弟弟與你之間爭論的問題。原則上我不反對重印我為《邏輯哲學論》一書所寫的序言。我受到以下事實的影響：維特根斯坦及其所有追隨者都討厭我的序言，而維特根斯坦之所以同意用我寫的序言，只是因為出版商們把這作為他們出版《邏輯哲學論》的一個條件。在我今天上午收到你的信之前，我並不知道有人認為我的那篇序言有價值。既然你認為它有價值，我十分樂意重新授權將之再版。請你將此信的內容轉告盧德里奇。 你的誠摯的 羅素 1961年5月27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羅素： 非常感謝你准許我們重印你為《邏輯哲學論》一書所寫的序言。維特根斯坦老是埋怨闡述他的理論的著述者曲解他的思想，而他的那些追隨者只是他的應聲蟲而已。但是我確信你的序言是該書重要的附加部分，而且新譯本的譯者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當他們以為他們將無法得到你的許可重印那篇序言時，他們真的感到非常沮喪。至於奧格登的弟弟，我的看法和你一樣：我仍然不明白他究竟不滿意什麼。 你的誠摯的 弗雷迪·艾爾 1961年5月31日 牛津 新學院 與魯道夫·卡爾納普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在我整個一生中，我一直不僅以最大的興趣關注你的哲學工作，而且還以最大的興趣關注你的政治活動，尤其是你最近幾年的政治活動；我欽佩你的勇敢，以及你那旺盛的精力和高昂的熱情。如今，正值你九十大壽，我想藉此向你致以最良好的祝願，並因你對我的幫助，向你表示深深的謝意。你的書確實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書更強烈地影響我的哲學思考。我在我的思想自傳（即將由希爾普出版的一本關於我哲學的書）中用較多的篇幅談到了這一點，而且還特別談到了你在你的《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一書的最後幾頁中呼籲採用一種哲學新方法的那一席話對我的啟發作用。 我完全同意你目前正在為之奮鬥的那些目標：以認真的談判取代冷戰，不要核彈試驗，不要放射性墜塵掩蔽所。但是，我沒有你那種令人稱絕的駕馭文字的能力，因而只能參加其他人發起的公眾呼籲和請願活動，只能就這些事情給甘迺迪總統寫些私信。甚至寫這種信對我來說也是很難的。我生來就喜歡避開各黨派或政府與政府之間無謂的爭吵，在純理論的領域裡進行思考。但是目前，當文明瀕於危亡之時，我認識到至少必須表明立場。我還欽佩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你與愛德華·特勒的那場辯論中你那有說服力而且令人信服的論證。我覺得，目睹一位傑出的科學家（與政客形成對照，對於政客人們不抱任何指望）加強聽眾的偏見，令人抑鬱。 在你生日的那一天，我也將71歲了。祝你長命百歲，身體健康，滿意地看到一種更為理性的世界秩序在形成，你曾為其發展作出過很大貢獻。再過幾個星期我將退離教職，專心致力於進一步發展我的歸納機率理論。我從1950年就開始發表這方面的論著，而且對這一理論一直研究至今。 衷心祝福並深深地感謝你。 永遠是你的 魯道夫·卡爾納普 1962年5月12日 加利福尼亞大學 哲學系 親愛的卡爾納普教授： 非常感謝你的來信。你的來信使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很抱歉未能向你致以我真誠的祝福。 我相信，你為使哲學變得清晰和精確所作的努力，將對人們的思想產生持久的影響。得知你退休後將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我非常高興。沒有什麼事情比你成功地完成你的歸納機率理論更適當的了。我完全理解你在給政府官員寫信方面的缺乏自信。很難用一種語言來向社會活動家們述說我們對這個世界強烈而又真誠的擔憂，他們對促成我們擔憂的原因了解很少。我得承認我深感憂慮。我擔心有人一門心思想要實現一個巨大的死亡願望，恐怕現在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喚醒大眾，抵制可能造成數十億人滅絕的瘋狂而又野蠻的政策。 我們在這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功比美國似乎明顯的成功大得多，儘管美國的抗議行動顯然比這裡的抗議行動需要大得多的勇氣和獻身精神。雖然如此，我仍希望我們少數人抵制的作用會增大，並找到一種協調的國際表現方式。9月9日我們將在白廳的空軍部舉行一次大規模和平抵抗示威活動，屆時我將親自參加。我相信人們渴望獲得消除恐懼的方法，如果能克服他們的無助感，他們就會有反應。 衷心感謝你的來信，並祝你偉大的研究工作取得成功。 致以良好的祝願和敬意 伯特蘭·羅素 1962年6月21日 普拉斯·彭林 摘自1962年5月13日的《觀察家》 年屆九十的利與弊 伯特蘭·羅素 成為年紀很大的老人有利也有弊。其弊顯而易見且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我就不說了。其利在我看來則比較有意思。長遠的回顧給予經驗以內容和分量。我能觀察許多人的一生，包括朋友和公眾人物，從早期階段到他們的結局。有些人年輕時挺有出息，後來卻沒有取得什麼大的成就；另一些人則在漫長的一生中加強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最終取得重大的成就。毫無疑問，經驗使得猜測一個年輕人可能屬於這兩種人當中的哪一種變得比較容易。不光是個人的生活，而且還有運動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可構成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幫助預測可能出現的成敗。共產主義雖然開始很困難，但迄今為止其勢力和影響卻在不斷地擴大。相反，納粹主義，由於奪權太早，而且統治也太殘酷，落得個悲慘的下場。觀察這樣一些形形色色的過程，有助於深入了解歷史上的往事，而且應當還有助於猜測未來可能出現之事。 談談比較個人的事情。那些精力旺盛、喜歡冒險的人，在年輕時自然感到有一種想要取得某個重大成就的充滿激情而且焦躁不安的欲望，至於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它可能是什麼樣的成就，他們卻沒有任何明確的預見。到了老年，人們就比較清楚地知道什麼已經完成，什麼沒有完成。人們能夠進一步去做的事情，只占已經做過的事情的一小部分，這就使得個人的生活不那麼狂熱。 看到報刊上強加於人們所記得的以往時期的一些陳詞濫調，例如「淘氣的90年代」和「狂暴的20年代」，有一種好奇的感覺。那兩個年代在當時看起來根本就不「淘氣」或「狂暴」。貼易懂的標籤的習慣，對於那些希望無須思考便可顯得聰明的人來說很方便，但很少切合現實。世界總是在變，但並不是以那種方便的陳詞濫調所暗示的簡單方式在變。如果人們能忘掉世界的狀況，老年，就像我正在體驗的那樣，可能是一段非常快樂的時期。私下，我享受能使生活變得快樂的一切。我過去常想，當我到了老年時，我就遁世，過一種優雅閒適、修身養性的生活，讀所有我早就該讀的名著。總之，這也許是痴心妄想。一種長期養成的、帶有某種人們認為是重要的目的的工作的習慣，是很難打破的，而且即使世界已處於較好的狀態，我也可能覺得優雅的閒適生活平庸乏味。不管怎麼樣，我覺得不可能不理會正在發生的一切。 從1914年以來，幾乎每當關鍵時刻，總是做出錯誤的事情。我們被告知，西方正忙著維護「自由世界」，但像1914年以前存在的那種自由，如今像圈環裙一樣成了一種模糊的記憶。據說，1914年聰明的人曾向我們保證，我們是在以戰止戰，但結果卻變成了一場終止和平的戰爭。我們曾被告知，必須加以制止的只是普魯士軍國主義；然而，從那時起，軍國主義卻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在我小時候幾乎會讓每一個人都感到震驚的殺人歪理，如今卻是由傑出的政治家一本正經地說出。我自己的國家，由一些沒有想像力、沒有能力適應現代世界的人所領導，執行一種如果不加以改變，將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所有英國居民完全滅絕的政策。像卡珊德拉注65一樣，我註定要預言災禍而不被人們所相信。她的預言成了事實。我真希望我的預言不會成為事實。 有時候人們很想求助於愉快的幻想，想像在火星或金星上也許存在著比較快樂和健全的生命形式，但我們瘋狂的技術正在使這成為一場虛夢。不要多久，如果我們沒有毀滅掉自己的話，我們毀滅性的爭鬥也會蔓延到那些星球上。也許，為了那些星球，人們應該希望地球上的戰爭在人類的愚行蔓延到全宇宙之前，將人類滅絕。但這並不是一個我能在其中找到任何慰藉的希望。 6. 羅納德·塞爾畫的伯特蘭·羅素像（載於1957年3月《笨拙周刊》） 最近50年來世界發展的方式，在我身上造成了一些與典型的老年所應該出現的恰好相反的變化。一些毫不懷疑自己智慧的人經常向人們保證說，老年會帶來安詳平和，以及把表面上的惡看作是達到終極之善的手段的那種更加遠大的眼光。我不能接受任何這樣的觀點。在現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通過盲目或野蠻才能達到安詳平和。與人們通常所預期的不同，我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叛逆。我並不是生來就是個叛逆者。我覺得，1914年之前我或多或少還能適應這個世界。當時雖然有邪惡（大邪惡），但有理由認為它們會越來越少。儘管沒有叛逆的性情，事態的發展卻使我越來越無法默默地容忍正在發生的一切。少數人（但他們的人數在逐漸增加）像我一樣，也有同感，只要我活著，我就必須與他們一起工作。 羅斯福夫人的來信 閣下： 非常感謝你與我一起參加在倫敦錄製的有關英國防務政策的電視節目。那是一次熱烈而且令人亢奮的討論，結果令我感到滿意。 誠摯的 埃莉諾·羅斯福 1960年9月22日 紐約市 東74街55號 與馬克斯·玻恩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教授： 你的《西方哲學史》一書，我在家時一直沒有時間拜讀，但在我的假期旅途中它卻一直陪伴著我，給了我很大的樂趣，因此我冒昧地給你寫信，以聊表謝意。 我承認在我將這本書放進我的行篋之前，我曾問過蘇格蘭哲學界的幾位朋友此書如何，他們警告我不要讀這本書，因為它會造成我對實際的人和事扭曲的印象。幾個星期前，我在哥廷根時，曾與當地一位哲學家討論你這本書，我發現他的反對態度則更為強烈，其根據主要是你對柏拉圖和德國唯心主義學派的論述。這使我更想拜讀你這本書。因為我在學校讀書時一直受柏拉圖的折磨，而且我一向非常不喜歡德國的形上學，尤其是黑格爾。因此我決定先讀你的最後一章，由於我衷心誠意地同意你的哲學，接著我就開始興致勃勃地從第一頁讀起，而且越讀越有趣，越讀越入迷，一直讀到你對一些「主觀主義狂」的現代學派適度但卻堅決的駁斥。我自己一度曾是埃德蒙·胡塞爾的學生，但覺得他的「現象學」不能令人滿意，而經過海德格爾翻新的現代版，則頗令人作嘔。我想你一定會覺得它不值得一提。 這次與我們一道旅行的我兒子、兒媳也和我一樣欽佩你的大作，他們甚至把你我的名字結合在一起，將他們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取名為馬克斯·羅素。 旅途中我曾在哥本哈根到尼耳斯·玻爾家住了一個星期，與他談論量子理論的哲學基礎，十分有趣。 你的誠摯的 馬克斯·玻恩 1951年12月7日 德國 奧伯斯多夫（阿爾高） 弗賴貝格街 菲爾澤寓所 親愛的羅素教授： 我讀了《新政治家》上赫魯曉夫的長篇宣言。我覺得它也像幾個星期前杜勒斯發表的那封信一樣令人沮喪。金斯利·馬丁說這些傢伙的心智構造驚人地相似，他說得完全正確。人們也可以稱他們為赫魯勒斯和杜曉夫，而他們所相信的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白痴形態」。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寫一篇概述性文章，談談你對你所引發的這種意見交換的印象。 同時，我們「十八個」在這裡捲入了反對西德的火箭和核軍備的鬥爭。馮·魏察克目前在帕格沃什，他將於4月17日回來，屆時我們再在萊茵河畔會晤。 我還揭發了另一件有關太空旅行的醜聞：軍方用太空旅行來掩飾耗資龐大的發展火箭彈的真相。所有的報紙、電台、電影院都用大量的篇幅或時間刊登、播放或放映有關這件事的新聞，我在這段時間也很緊張。絕大多數人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政府（阿登納、斯特勞斯）很聰明，而且使用一切手段。 你的誠摯的 馬克斯·玻恩 1958年3月18日 巴特皮爾蒙特 馬卡爾德街4號 親愛的玻恩博士： 非常感謝你3月18日的來信，信中所表達的關於赫魯勒斯和杜曉夫的感受，與我完全相同，你說他們相信的是「白痴形態」，非常巧妙貼切。我會把我對此事的感想寄給《新政治家》，不久將會刊登出來。 祝你有關太空旅行的戰役取得全面勝利。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58年3月22日 普拉斯·彭林 親愛的馬克斯·玻恩： 在我們任何人說什麼都已經太遲了之前，我想告訴你我非常欽佩你，不僅欽佩我四十年來一直崇敬的你的才智，而且還欽佩我最近才比較了解的你的性格。在你身上，我發現有一種甚至在基本上為我所欽佩的那些人身上都很罕見的慷慨大方和從善如流。在我看來，你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不幸的是，像你這麼高尚的人太少了。 原諒我寫得這麼露骨，但我說的都是發自肺腑之言。 你的非常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61年11月25日 普拉斯·彭林 以下是百人委員會於1960年秋發布的聲明 行動或滅亡 非暴力行動的號令 羅素伯爵和邁克爾·斯科特牧師 我們呼籲支持反對核戰爭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非暴力運動。我們的呼籲出自一種共同的意識，那就是，共同意識到東西方各國政府正在將人類置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災難幾乎不可避免 每一天，以及每一天當中的每一時刻，一件偶然的小事、未能分清流星和轟炸機、單單一個人一時的精神錯亂，都有可能引起世界核戰爭，這種戰爭極有可能將人類和所有高等動物全都滅絕。東西方集團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巨大的危險。幾乎所有未在任何政府中任職的研究國際局勢的專家，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目前各國的政策繼續不變，在相當短的時期內災難幾乎必然會發生。 被誤導的公眾 很難使這些事實為一般人所知，因為政府不想讓他們知道，而且各種強大的勢力也反對傳播可能會引起對政府的政策不滿的消息。雖然通過耐心仔細的研究有可能弄清這些可能性，但各種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言論卻通過權威的渠道發布出來，目的是為了誤導那些沒有時間仔細研究的人。無論是在這兒還是在美國，官方所說的有關民防的話，基本上全都具有誤導作用。放射性墜塵的危險，實際上要比當局希望人們相信的大得多。最重要的是，無論是政客們的言論還是絕大多數報紙，都無知或虛假地低估了全面核戰爭的緊迫危險性。要抵制以下這樣一個結論很難：大多數輿論製造者都認為，促成「敵人」的失敗比確保人類的繼續存在更重要。他們小心翼翼地不讓那些對政治事務只是略微和偶然予以注意的人知道「敵人」的失敗必然引起我們自己的失敗這一事實。 絕對必要的行動 到目前為止，在製造反對核武器的輿論以影響政府決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還不夠。這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災難大得使我們不得不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以便使我們的同胞，而且最終使全人類，認識到必須趕緊徹底地改變政策。我們想要每一位有小孩的為人父母者，每一位心地仁慈的人，都感覺到他們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那些還年輕的人能有正常的壽命，並且都了解目前政府正在使這一點變得非常不可能。在我們看來，正在策劃的這個龐大的大屠殺方案——名義上是保護我們，但實際上是全球毀滅——既恐怖又可惡。我們覺得，我們為阻止這個恐怖方案的實施而所能做的一切，是一項意義深遠而且絕對必要的責任，只要這種危險依然存在，這項責任必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合法的行動是不夠的 有人叫我們等國會、委員會和峰會的慈善活動。痛苦的經驗已使我們相信，只要大國仍然頑固地決意要阻止達成協議，聽從這種勸告完全是無用的。對抗通常決定輿論的主要勢力，用一般的合法方法，很難取得比有限的成就更大的成就。有人告訴我們，在民主國家，只能使用合法的說服方法。不幸的是，那些有權的人極不明智和仁慈，用一般方法說服他們，既難又慢，結果是，如果只用這種方法，在我們的目的能夠達到之前，我們可能全都一命嗚呼了。尊重法律是重要的，只有很深的信念才能證明輕視法律的行為是正當的。人們一般都承認，過去有許多這樣的行為，都已被證明是正當的。基督教殉教者違反法律，毫無疑問，當時大多數的輿論都譴責他們這樣做。現如今，要求我們（如果不是主動地，那麼就是被動地）默認顯然會導致相形之下以前一切恐怖都顯得微不足道的那種野蠻暴行的政策。我們不能這樣做，就像基督教殉教者不能默認對帝王的崇拜一樣。他們的堅定最終獲得了勝利。現在我們要表現出同樣的堅定和承受苦難的意願，從而使世人相信，我們的事業是值得這樣奉獻的。 通向世界和平 我們希望並且相信，那些與我們有同感的人和那些可能與我們有相同信念的人，能組成這樣一個團體，該團體具有如此不可抗拒的說服力，以至東西方目前的瘋狂會屈服於一種新的希望，一種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新認識，以及一種人們將不再尋求相互傷害的縝密歹毒的方法，而是團結起來使快樂和合作成為可能的決心。就政治方面而言，我們眼下的目標只是說服英國放棄對核武器的虛幻保護的依賴。但是，如果能達到這一目標，一個更廣闊的前景將展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將覺察到，人類的創造性才智為了和平的目的加以利用時，自然的無限可能性。我們將在有生之年，繼續追求世界和平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目標。我們真誠地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餘的東西。如果你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就會出現一條通往新的伊甸園的道路；如果你們做不到，那麼展現在你們面前的只是全球毀滅。 以下是我《論和平抵抗》傳單的正文 羅素論和平抵抗 1961年4月15日，羅素伯爵在伯明罕召開的「英格蘭中部地區青年禁止核武器運動」首屆年會上發表演說。 在為和平抵抗辯護時，羅素伯爵為了人類的利益，有條不紊地呼籲禁止核武器；凡是支持禁止核武器運動的人和那些樂於接受合理的勸說的人，都會對他的話感興趣。 朋友們： 今天下午我的主要目的是為作為被用於與核危險作鬥爭的諸方法之一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辯護。許多人認為這種方法不可能達到其目的，有些人則按照原則從道義上反對這種方法。他們大多會承認，當法律要求有關個人去做某件他認為邪惡的事時，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正當的。根據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我們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我們提倡並踐行作為做以下事情的一種方法的非暴力和平抵抗：使人們知道這個世界所面臨的種種危險，並說服他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反對目前影響世界上許多最強大的政府的那種瘋狂。我承認，除非在極端的情況下，作為一種宣傳方法的和平抵抗很難證明是正當的，但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問題比防止核戰爭的問題更極端、更重要。想想一個簡單的事實：如果目前許多大國的政策不作徹底的改變，那麼今天在場的各位，十年之後極不可能還活著。那並不是因為你們的處境格外危險。這是全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危險。 反對者會說：「但是，為什麼你不能滿足於一般的政治宣傳方法?」我們之所以不能滿足於這些方法，主要原因是，如果只使用合法的方法，那麼就很難——而且常常不可能——使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為人們所知。所有的大報都反對我們。電視和電台只勉強給我們一些短暫的機會陳述我們的觀點和理由。反對我們的政客得到充分的報道，而支持我們的那些人則被稱為「歇斯底里」，或被說成是為對某位政客的個人敵意所驅使。主要是很難使我們的觀點和理由為人們所知，這才迫使我們有些人採取非法的方法。我們的非法行動，因為具有聳人聽聞的新聞價值，所以就得到報道，於是偶爾就會有一家報紙，讓我們說明我們為什麼那麼做。 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不僅我們2月18日的示威得到了世界各地廣泛的報道，而且，作為一種直接的後果，所有各種報紙——國內和國外的報紙——都要求我們陳述自己的觀點和理由，並將這些陳述加以刊登，而這是他們以前所拒絕登載的。我還認為，這麼多神情嚴肅的示威者，看上去根本不像以前報紙上所說的是「胡鬧」，這種場面，即使是在照片中，也會使人們普遍相信，不能把我們的運動說成是歇斯底里情緒的爆發而不予考慮。 無論是大眾還是官方，對有關的主要事實的無知已開始逐漸減少，我們希望政府的一些官員，或許還有一兩家大報，能夠及時地獲得有關他們加以妄斷的那些可怕的問題的一些知識。 一些按照原則反對非暴力和平抵抗而批評我們的人說，我們靠的是脅迫，而不是說服。哎呀，我們遠遠沒有強大到足以脅迫任何人；再說如果我們有朝一日到了足夠強大的地步，目前的方法也就變成沒有必要了。我要拿3月29日《衛報》上威爾斯登主教的來信當作反對我們的人的論點的典型。你們可能會認為，在道德問題上反對一位主教，是魯莽輕率的，但是——非常大膽的——我還是要試圖完成這個任務。威爾斯登主教說，我們的示威是企圖強迫社會接受我們的看法，而不僅僅是表明我們的觀點。他本人並沒有經歷過我們經歷過的那種困境：在各大媒體全都聯合起來試圖不讓人們知道我們的觀點和理由的情況下，很難將我們的主張公之於眾。按照這位主教的說法，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少數人用勢力迫使多數人服從。在我看來，這是我所聽到過的一個最牽強、最荒謬的論點。發誓不使用暴力且手無寸鐵的少數人，怎麼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以大眾的冷漠為後盾的統治集團的所有勢力呢?這位主教接著又說，這種方法可能導致無政府狀態或獨裁。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德國的納粹分子就是顯著的例子。但是他們的方法並不是非暴力的。我們的這種非暴力的方法，只有靠說服才能成功。 有兩個論點常常被用來反對非暴力的和平抵抗。一個是和平抵抗使那些要不然可能會支持的人產生敵對情緒，另一個是和平抵抗造成反核運動內部的不和。關於這兩個論點，我要說幾句。我完全不希望看到所有反對核武器的人全都採用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我認為，實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組織與不搞和平抵抗的組織最好能並存，以適合不同性情的人加入。我不相信一個實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組織的存在，會妨礙任何人加入不實行非暴力和平抵抗的組織。有些人可能會說，他們因厭惡狂熱的極端主義者而卻步不前，但我認為這些人反正不管怎麼樣都會為自己卻步不前找藉口。相反，我認為，我們的運動具有吸引許多要不然可能會保持冷漠的人的那種活力和魅力。 至於不和，我承認，它們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們並不是完全必然的。使用不同技巧的社團之間沒有理由不和平共處。我想，人們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就我來說，非常欽佩「禁止核武器運動」的所作所為，我希望它的工作能繼續順利進行。但是我認為，那些相信非暴力和平抵抗的人的工作，至少同樣是有價值的，尤其對報界來說，它具有新奇的吸引力。 許多人說，雖然在沒有民主的地方和平抵抗可能是正當的，在人人都分享政治權力的地方它就不可能是正確的。這是一種對非常明顯的事實故意視而不見的論點。實際上在每個所謂的民主國家裡，都有與我們類似的運動。美國有轟轟烈烈的運動。在加拿大，它們差一點獲得權力。當然日本的運動聲勢非常浩大，而且有非常堅定的信念。另外，就以21歲以下的人的問題為例。如果政府為所欲為，這些人就會全被殺掉，而沒有任何重視他們求生願望的合法手段。再想想，在一個有名無實的民主國家裡，製造輿論的方法。大報屬於有錢有勢的人。電視和電台有十足的理由不得罪政府。大多數專家，如果他們說實話，就會失去職位和收入。 由於這些原因，控制輿論的勢力完全倒向有錢有勢的那一邊。那些既無錢又無勢的人，除了能發現在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下統治集團所能譴責的那種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糾正這種一邊倒傾向的方法。在每一個現代大國中，都有一個旨在不但不讓大眾，而且還不讓政府知道事實真相的龐大機構。每一個政府都聽取專家的意見，而且不可避免地全都更喜歡對其偏見阿諛奉承的專家。重要的公眾人物對核戰爭問題的無知，使那些對這個問題作過公正研究的人十分吃驚。而公眾人物的這種無知，涓滴成流，慢慢變成了人民的聲音。我們的示威抗議，針對的就是這種極度的人為的無知。我要舉幾個這種令人震驚的無知的例子： 《每日郵報》在一篇關於民防的報道中說，放射性墜塵一旦落地，就很快衰減，因此，躲在掩蔽部里的人無須在那裡待很長時間。事實上，只拿放射性墜塵的兩種最危險的成分來說——鍶90有28年的半衰期，碳14有5600年的半衰期。這些事實似乎表明，人們得在掩蔽部里待像從建金字塔到現在那麼長的時間。 舉一個更加重要的例子，首相最近毫無保留地說「不會有偶發的戰爭」。我所遇到過的那些研究過這個問題的非政府專家注66，他們所說的，無一例外，全都與此恰恰相反。有發表權威性言論的特權的C.P.斯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最多在10年之內，這些核彈有些就會發射出去。我是儘可能負責地說這番話的。那是必然的事情。」約翰·B.威徹爾，一位為抗議政府核軍備政策而辭去加拿大原子研究委員會委員職務的工程師，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說：「即刻報復的要求導致一觸即發的局勢，而這種局勢使得核戰爭成為統計學上必然的事情。」他接著又說，那些他稱之為「官方撒謊者」的人會說不可能出現那種錯誤。他回答他們說：「讓我明確而且強調地說，沒有任何一種防護措施可以被認為是適當的。」 我還可以給出其他許多表達同一看法的引語，而且，除了出自政府雇員的引語外，無一表達相反的看法。麥克米倫先生應該知道這些事實，但是他顯然並不知道。 我還要舉首相樂觀無知的另一個例子：他最近在渥太華發表演說時提到英國的中立主義跡象，並告訴加拿大人不要為那些跡象擔心。他說：「一旦向他們發出召喚，這些年輕人就會像他們過去常做的那樣，從中立主義者的陣營徑直投奔女王陛下的軍隊。」他們的動作要相當快才行，因為他本人所領導的那屆政府告訴過我們，他們只有四分鐘時間。四分鐘一到，他們就會死亡，不管是在女王陛下的軍隊里，還是仍然在中立主義者的陣營中。與戰爭有關的古代修辭性語言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麥克米倫先生完全無法認識到這種語言與現代軍事事實相去甚遠。 不僅媒體不輕易公布對官方政策不利的事實，而且由於這種事實是令人不悅的，所以大多數人很快就把它們淡忘了。英國有多少人知道美國國防部長所發布的關於就目前的軍備來看如果發生核戰爭可能會造成多少人傷亡的官方報告?他的官方猜測是：美國一億六千萬人，蘇聯兩億人，再加上英國和西歐所有的人。他並不將這看作是改變美國政策的理由。當人們把這一估計數字與如果現行政策繼續下去幾乎肯定會發生核戰爭這一情況結合起來時，說英國政府贊成一條如果堅持下去將會導致我們每一個人都死亡的路線，顯然就不是不公正的了。而大多數英國人都支持將會導致這種可怕的災難的政策，可能就顯得很奇怪了。我並不認為英國選民會繼續這樣做，如果使他們注意這些事實，並且予以強調，而使他們不再能忘記它們的話。這是我們目的的一部分，也是使驚人之舉成為必要的那種緣由的一部分。 英國大多數人不知道美國軍備專家對英國這個盟邦和英國想要成為核大國的願望所採取的態度。對美國的這方面政策敘述得最有學術水平、最詳細的，是赫爾曼·卡恩的巨著《論熱核戰爭》。 他異常冷靜，通過仔細計算對可能造成的傷亡人數作出估計。他相信，無論是美國還是俄國，或多或少都可以在核戰爭過後倖存下來，而且用不了很長時間就能達到經濟的復甦。顯然——雖然對於這一點他含糊其辭——美國和俄國都會立即著手準備下一次核戰爭，這種事情會繼續進行下去，直至因存活下來的人不夠而無法為下一次核戰爭製造核彈。這一切使思想開明的美國人感到震驚，他們非常嚴厲地批判卡恩先生。顯然，他們並不了解他只是在闡述美國的官方政策。 然而，他的論述還有令英國人特別感興趣的另一面。他認為，作為一個盟邦，英國絲毫沒有增加美國的力量。他以很長的篇幅論證：如果俄國攻擊英國而不攻擊美國，美國不會幹預，儘管按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條約規定，美國有義務採取必要的行動。他表示並不反對英國中立，而且對於英國應該組織一個它應是其中一員的非核俱樂部的建議未能奏效，坦率地表示遺憾。在軍備政策上持正統觀點的英國人，似乎並不知道美國人的這種看法。它傷害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因它認為英國的軍事力量弱得可憐，在戰爭期間保護英國是完全不可能的。反對英國中立主義的英國人全都情緒激昂地論證說，如果英國中立，西方的力量就會減弱。但是，這顯然不是美國正統的軍備專家的看法。 公眾所忽視的不僅是些令人不快的事實，而且還包括一些應當被認為是令人愉快的事實。赫魯曉夫一再提議通過協議進行全面裁軍，並與此相配套，進行西方也許所要求的任何級別的檢查。西方聳了聳肩，說「當然，他不是真誠的」。然而，這並不是西方政府所真正重視的論點。赫魯曉夫宣布，他希望共產黨人能通過和平宣傳征服世界。西方政府擔心他們不能進行同樣有效的反宣傳。正如杜勒斯一不留神所說的，「我們正在輸掉這場冷戰，但我們可能會在一場熱戰中獲勝。」他並沒有解釋他所說的「獲勝」是什麼意思，但我想他的意思是：到最後可能還有6個美國人，而俄國人只有4個。 至於真誠，我們懷疑俄國人對我們是否真誠，與俄國人懷疑我們對他們是否真誠，至少同樣是正當的。大英國協最近投票一致贊成普遍和全面的裁軍。由於在這件事情上與赫魯曉夫完全一致，而美國的態度則相反，所以，可能會使人以為包括英國在內的大英國協的這次投票，會導致與蘇聯政府的和解。然而，不但沒有達成和解，甘迺迪和麥克米倫最近反而加強聯盟，提議簽訂會使英國完全不可能裁軍的條約。因此，我們不能把英國在大英國協中的投票看作是英國政府的真實願望的表示。 我認為，雖然我們在努力鼓吹英國單方面裁軍，但重要的是，要記住賦予我們的努力以國際意義的那些更加長遠的目標。讓我們考慮一下，什麼樣的國際目標必須成為終止核戰爭的任何企圖的一部分。 首先要認識到，如果要想不發生核戰爭，就必須不發生戰爭，因為，不管簽訂什麼保證不使用核武器的條約，任何戰爭都必定會變成核戰爭。而如果要想不發生戰爭，就必須有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機構。這就需要一個能對爭端進行仲裁、並且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各方服從其裁定的國際權威。這一切，在東西方關係像現在這樣緊張，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整個世界處於核恐怖狀態的情況下，絕不可能發生。在人們能夠得到大大降低核戰爭的危險性的任何東西之前，必須要有一個美、俄、中三國之間的條約，和一個不但禁止核武器，而且也禁止生化武器的協議。所有這一切似乎都不是英國所能幫助或阻止得了的。我並不這樣認為。自1945年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談判都失敗了，因為只有相互競爭的兩個集團的代表參與談判，而他們各自出於威望的動機，都覺得不能向對方作絲毫讓步。如果要想使俄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有所緩和，那就必須通過中立國的友好調解來促成。英國，如果中立的話，就能在這種慈善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里，英國在這方面就無能為力了。 這些展望，雖然有點遙遠，但我認為，在我們從事也許似乎是獨一無二的全國性運動的那種事情時，應當牢記在心。我們必須記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一旦發明出來，就始終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即使現在人們一點也感覺不到這種威脅。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必須進一步記住，除非徹底消滅戰爭，否則人類註定要滅亡。要終止支配人類生活長達六千年之久的戰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這是一項偉大的工作，是一項值得全世界每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思慮的工作。我認為這種較為廣遠的展望，在困難時期，可能有助於防止氣餒和幻滅。我認為我們的運動，是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英國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雖然這只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東西的一小部分。 羅素勳爵對上面這篇演說所作的即席補充 最後，我想說，我認為我們大多數人最強烈地感受到的東西，和使得我們願意為這個事業作出犧牲的東西，是這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異常的邪惡。我們過去總認為希特勒邪惡，因為他要想殺掉所有的猶太人，但甘迺迪、麥克米倫，以及其他東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卻實行可能會導致不僅殺掉所有的猶太人，而且還殺掉我們所有其餘的人的政策。他們比希特勒還要邪惡得多。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個概念十分可怕。它是一種任何一個還有一點人性的人都無法容忍的東西。我不願假裝服從一個正在籌劃屠殺全人類的政府。我要盡我所能，以任何一種看來可能是富有成效的非暴力方式，反對這樣的政府。我應該勸你們所有的人都採取同樣的態度。我們不能服從這些兇手。他們邪惡可憎。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人，我們有責任盡我們所能反對他們。 ［這篇即席講話的最後一句——「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人」——為報刊所摘引，145並在全英國和世界各地發表，而這些報刊通常都不登這篇即席講話的全文，也不說明在這篇即席講話之前還有一篇經過精心準備的演說，它提供了支持這樣一個結論所必需的文件證據。］ 1961年9月12日我在博街治安法庭的陳述 如果庭上允許，我想對我目前之所以採取這種做法的理由作一簡短的陳述。這是我個人的陳述，但我希望那些被指控犯有同樣的所謂罪行的人，會贊同我所必須說的話。 我們只是一步一步很不情願地被逼向非暴力的和平抵抗。 從1945年8月6日美國空軍在廣島投下那枚原子彈起，核戰爭的危險一直使我深感憂慮。我開始試圖以完全正統的方法警告人們。我在美國空軍在日本投下那兩枚原子彈後三個月，便在上議院的一篇演說中表達了我的擔憂。我召集世界各地最傑出的科學家，現在我是他們定期召開的會議的主席。他們發布有關核戰爭、它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以及防止其發生的方法的一些明智而且含有縝密推理分析的報告。沒有一家報紙注意這些報告，它們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對輿論，都不起任何作用。通俗報刊極度輕視並取笑那些反對核戰爭的人的努力，電視則封鎖我們的消息，很少有例外。在最近幾個月，有家電視公司，而且只有一家，給我兩分鐘時間講一些普通的平凡陳腐的話，但是當我說我想談談柏林時，他們便收回了成命。 在我們有些人看來，在一個應該說是民主的國家裡，公眾似乎應當知道目前東西方大國的政策可能會造成的後果。愛國心和人性同樣都促使我們尋求某種拯救我們的國家和世界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可能希望我們的家人、朋友、同胞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在一場將只有輸家而沒有贏家的爭奪中遭到屠殺。我們覺得，讓人們知道這些事實，從而至少拯救十億人的生命，乃是一種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我們不能以服從命令來推卸這種責任，我們深信，如果核戰爭的可能性和恐怖更普遍地為人們所了解，這些命令就不會發布。 我們採取非暴力的和平抵抗是出於無奈，因為與其他讓人們知道事實的方法相比，非暴力的和平抵抗能得到更充分的報道，而且那還會使人們詢問，究竟什麼促使我們採取這種做法。在此受指控的我們，準備遭受牢獄之苦，因為我們相信，這是拯救我們的國家和世界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你們宣告我們有罪，你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事業，因而也是在幫助人性。 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就要繼續儘自己最大的能力，消除始終威脅著人類的這個最大的災難。 當我在布里克斯頓監獄時所散發的一張傳單的正文 伯特蘭·羅素的一封來信 致世界各國所有仍然能進行清明的思考或人的感知的人： 朋友們： 我同一些受人敬重的同事一道，得被迫沉默一段時間——也許是永遠，因為，誰知道大屠殺有多快就會發生? 東西方各國的人民，在尋求威信的頑固政府和一心想保住自己的職位的、墮落的官方專家的誤導下，乖乖地默然同意幾乎肯定是以核戰爭告終的政策。 應該是有兩方，每一方都宣稱代表一個偉大的事業。這是一種欺騙——甘迺迪和赫魯曉夫、阿登納和戴高樂、麥克米倫和蓋茨克爾，都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結束人類的生存。 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和你的國家，將因幾個殘忍但卻有權力的人的共同決定而遭滅絕。為了取悅這些人，所有的私人感情，所有的公眾希望，所有的藝術成就、知識和思想，以及今後可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將永遠被消滅。 我們這個被毀後沒有生物的星球，將繼續毫無目的地繞著太陽運行無數個年代，沒有歡樂和愛，也沒有偶爾創造賦予人類的生存以價值的美的智慧和力量，對太陽加以彌補。 就是因為試圖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才被關在監獄裡。 伯特蘭·羅素 奧古斯塔斯·約翰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在工作室（不是你知道的那一間，而是更裡面的那一間）里工作時，園丁捎來了你的口信。我告訴他怎麼回話，他說他懂了，但我不知道他回得是否正確。我想說的是，我相信示威的目的是正確的，而且如果必要的話，我願意為之入獄。我不想讓別人看出我身體不行，但我還得聽從我的醫生的指示，我認為他曾在我因患冠狀動脈血栓症而處於病危時，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曾就診於一位傑出的醫學權威，他對我的病情抱一種非常悲觀的看法，但是我的本地醫生並沒有被嚇住，他繼續按自己的方法進行治療，結果，我確信，他救了我的命。 這一切都是我個人隱私，請勿外泄；我相信，儘管園丁當時在電話中沒有說清，現在這一切你已了解。我希望18日的示威取得最大成功，雖然我只能在精神上支持你們。 你的誠摯的 奧古斯塔斯·約翰 ［所蓋郵戳的日期為1961年2月15日］ 漢普郡 福丁布里奇 弗賴爾恩大樓 又及：不用回信。 1961年10月29日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的演說 朋友們： 最近幾十年，有許多人強烈譴責德國人讓納粹這個惡魔成長起來，致使他們國內的暴行愈演愈烈。這些人責問道：「德國人怎麼可以讓自己對這個惡魔保持無知?為什麼他們不冒著犧牲他們的安適、生計，甚至生命的危險，與之鬥爭?」 現在一個包羅更廣的危險威脅著我們——核戰爭的危險。我很自豪，在這個國家裡有一群人，他們的人數正在迅速增加，他們拒絕對這個危險保持無知，或者說，他們拒絕對有關使我們能夠，並且迫使我們，生活在這種危險中的那些政策的事實保持無知。我更為自豪的是，自己能與許多這樣的人共事；他們不管要冒多大的危險，吃多大的苦頭，都願意採取激烈的行動來支持自己的信仰。他們不怕被人斥為傻、愛出風頭、犯法、賣國。為了使大家注意他們作出努力才得知的事實，他們遭受，有時還屢遭，流放和監禁。能在這裡對他們之中這麼多人說聲歡迎，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快樂——我希望我能對他們所有的人說聲歡迎，但他們之中有些人還在監獄裡。然而，在達到我們近期的目標和核戰爭的威脅成為過去的事情之前，我們大家誰也不可能完全快樂。等到達到我們近期的目標和核戰爭的威脅成為過去的事情時，我們已採取和將採取的那種行動，就不再需要了。 我們全都希望不會有核戰爭，但我認為我們的國人，或甚至我們今天在場的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在接下去的幾個月中很有可能發生核戰爭。我們全都知道赫魯曉夫恢復了核試驗，而且他揚言要試爆一顆五千萬噸級的核彈。 我們全都強烈反對這些挑釁的行為。但我認為我們不太知道的是，在美國贊成在近期發動一場核戰爭的情緒急劇高漲。在美國，國會的行動主要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院外活動集團決定的。既代表軍火公司的經濟利益又代表陸海軍上將的好戰熱情的軍火院外活動集團，勢力非常大，美國總統是否能抵擋得住它所施加的壓力，非常值得懷疑。它的目的公布於最近由空軍協會發布的一個政策聲明中，那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可怕的文件。文件開頭就說，維持現狀作為國家的一個目標是不適當的。我引述其中的一段話：「自由必須埋葬共產主義，否則就會被共產主義所埋葬。徹底消滅蘇聯體制應當是我們國家的目標，我們對所有自由的人所負有的責任，我們答應給予所有不自由的人以希望的承諾。」他們所答應給予的是一個奇特的希望，因為它只能在天堂里實現，因為西方所能希望履行的唯一「承諾」是把東方所有的人都變成死屍。發表這一聲明的那些高貴的愛國者忘了提及西方所有的人也將被消滅。 他們說：「我們決心以行動支持我們的言論，甚至不惜一戰。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保護我們的自由，還要擴大我們的自由。」西方戰爭販子最喜歡的「自由」這個字眼，必須在有點奇特的意義上來理解。對於戰爭販子來說，它意味著自由，而對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來說，它意味著監禁。一種與此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的自由，存在於蘇俄。我正在討論的那份文件說，我們應當用核彈來對付蘇聯的侵略，即使這種侵略沒有使用核武器，而且即使它只是滲透。那份文件說，我們必須具有「戰鬥、取勝和在全面的核戰爭中頑強地存活下來的能力」。這個目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通過使用他們那種奇特的「自由」，使大家相信他們的謊言，他們希望說服蓄意無知的輿論，加入他們的死亡競賽。他們小心謹慎地向我們保證，氫彈將不是他們必須提供的最厲害的東西。他們說：「核武器並不是軍事發展的終結。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核武器——無論它們的數量怎麼增加，它們的殺傷力怎麼增強——標誌著軍事系統的發展中戰鬥部隊的終結。」他們對於自己的意思解釋說：「我們必須利用美國的航天技術作為國際勢力均衡的一個首要因素。」最後，他們得出一個崇高的結論：「蘇聯的目標既邪惡又固執。人民（即美國人民）願意為將共產主義從國際舞台上消滅掉而努力，而且如果必要的話，願意為之而戰鬥。讓我們大家共同為這一目標而奮鬥。」 這份等於宣判人類死刑的殘暴文件，並不是什麼公認的怪人在隨便說大話。相反，它代表著軍火工業巨大的經濟力量，這股力量通過聰明地逐漸灌輸裁軍會造成新的經濟蕭條的那種恐懼，而在公眾的心目中得到加強。儘管《華爾街日報》向美國人保證不會發生新的經濟蕭條，從生產軍用品轉為生產民用品不會造成什麼混亂，這種恐懼還是逐漸灌輸進了民眾的心裡。其他國家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支持《華爾街日報》的這種看法。但軍火公司卻利用愛國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作為將納稅人的錢轉移到他們自己的錢袋的工具。他們正在冷酷而且可能是有意識地將世界引向災難。 兩天前，《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該報駐華盛頓記者的文章，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說：「美國已決定，將以武力對付東德想要關閉東西柏林之間腓特烈街十字路口的任何企圖。」 關於美國和蘇聯的這些事實，使我更加相信，我多年來所主張的、而且我們有些人也都贊成的目標，是正確的。我認為英國應當中立，退出北約組織——反正她給北約組織所增添的力量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我之所以這樣認為，部分是因為我認為英國中立，沒有自己的核彈或美國核彈虛幻的「保護」，沒有外國部隊的基地，會比較安全；也許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如果英國中立，她就可以比現在更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多做些事情。我認為，無論是美國還是俄國，都不應當單方面裁軍，因為任何不先裁軍的一方，必然會成為世界的統治者。我認為，它們應該在談判並達成協議之後才裁軍。為了達成這種協議，我認為英國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我認為，只有中立國組成一種平衡委員會，提出並說服雙方接受一些可行的妥協方案，美俄之間才有可能達成協議。到那時，英國就可以有益地將其政治經驗提供給這種委員會。在目前情勢下，她無法促使各國政府朝著和平的方向邁進。我倒願意作這樣的設想：如果英國作出表率，單方面裁軍，不受拘囿地努力捍衛和平，它就會說服其他一些國家也單方面裁軍。然後我們就能夠加大力度，說服美國和俄國多邊裁軍。 我聽說有人批評我們只支持消極的目標。我想指出，剛才概述的策略是很積極的。我們所有的目標，無論是短近的還是最長遠的，都是積極的—— 不管對它們是否恰好以消極的措辭來陳述。 但還是言歸正傳—— 英國政府不像美國政府那麼冷酷無情，但它不敢公開反對美國的侵略主義。我們希望，趁還來得及的時候，我們能夠克服這種畏怯。我們的方法必須受制於「時間已不多了」的這種認知。指責我們不服從命令的人，就是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懲處那些不不服從命令的德國人的人。不只是我們這裡有百人委員會，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也都有相繼成立的百人委員會。自9月17日以來，世界各地的個人、已經建立起來具有類似目標的運動團體，甚至其他國家新近成立的百人委員會所給予我們的支持，是令人震驚的。世界各地的所有這些人都應當受到鼓勵。我們必須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由要求拋棄核武器和拋棄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的戰爭的人參加的、世界範圍的群眾運動，而且必須動作要快。雖然時間可能不多了，但我們運動的力量在一天天增強。 我重複，而且將繼續重複說： 我們能夠獲勝，而且我們必須獲勝。 以上演講的附註： ［當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中放棄暴力之後，戰爭的危險就變得不那麼迫近了，而且俄國的政策也變得比較溫和了點。］ 給吳丹的建議 事由：平衡委員會 聯合國大會應該授權秘書長任命一個完全由中立的會員國代表組成的小型委員會，負責調查東西方之間有爭論的問題，以便提出雙方都能接受而又不失顏面的妥協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不應當偏袒任何一方，因為如果偏袒某一方，另一方就不會接受。它們還應該能夠使得在像柏林這樣的危險地點減少摩擦。 這個「平衡委員會」應當就它所調查的任何問題發表建議，並且首先設法動員中立國支持這些建議，然後，如有可能，爭取東西方談判者支持這些建議。「平衡委員會」的成員應當在其本國具有聲望，但不應當對其本國政府負責。 這個委員會應當是小型的，因為不然的話，它就不能及時作出各種決定。「平衡委員會」的建議可望及時獲得道德上的權威，令雙方難以抗拒。 關於古巴危機的聲明 以下兩封與中印邊界爭端有關的信，沒有刊布在《非武裝的勝利》一書中。因此我就將它們收錄於此。 倫敦 羅素伯爵 親愛的勳爵： 很榮幸收到你1962年11月16日和19日的信，而且很高興地拜讀了你對中國政府11月21日的聲明表示歡迎和支持的聲明。你對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良好願望和努力，以及你對世界和平的極度關注，使我深受感動。我衷心感謝你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以及你在信中所表達的對美國占領中國領土台灣的譴責。 中國政府於1962年10月24日發表聲明，提出三點建議。不幸的是，這三點建議一再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絕。為了扭轉由於印度政府拒絕談判並繼續擴大邊界武裝衝突而日益惡化的中印邊界情況，為了顯示其停止邊界衝突及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最大誠意，中國政府於1962年11月21日發表聲明，宣布三項措施，其中包括中國部隊單方面停火，並主動全線撤離邊界。現在，我想告訴你，從11月22日零時起，中印邊界的中國邊防部隊已全線停火。我相信這與你在信中所表達的意願相符。 你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議：「所有的部隊都撤出這個特殊的地區——即印度自1959年至1962年9月8日占領、而中國認為是其領土的地區。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中國政府在其11月21日的聲明中已宣布，從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然後再進一步撤離1962年9月8日以前占有的陣地。中國政府希望印度政府能對中國政府11月21日的聲明作出積極的反應，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一旦印度政府這樣做了，中印邊界就會變得安寧，中印之間就能建立40公里寬的非軍事區。不用說，該地區的中印行政當局各自將在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的自己一邊繼續行使行政權。 中國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將樂意改變其過去的態度，誠心誠意通過友好的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我希望你繼續運用你特殊的影響，促使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11月21日的聲明作出積極的反應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同時，中國政府也希望所有友好的國家和愛好和平的公眾人物發揮他們的影響，促使印度政府回到談判桌上。這些努力將是對和平的巨大貢獻。 請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周恩來 1962年11月24日 於北京 英國 梅里奧尼斯郡 彭林代德賴斯 普拉斯·彭林 羅素伯爵收 編號：2155-PMH/62 機密 親愛的羅素勳爵： 請原諒我沒有及時回你11月23日的來信及隨後拍來的電報。當然，你什麼時候想給我寫信，都可以寫信給我，我隨時歡迎你的賜教。 我已仔仔細細地考慮了你信中所說的話。毋庸說，你對和平的熱愛使我非常感動，並且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鳴。我們當然不想讓同中國的這場邊境戰爭繼續下去，當然我們更不想讓它擴大而使得核大國也捲入這場戰爭。印度同樣也有戰爭心理擴張、軍隊力量增強的危險。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中國的侵略使得印度群情激憤，如果對這種侵略行徑不加以某種程度的關注的話，任何一個政府都得垮台。印度共產黨迫於形勢，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國。即便如此，這裡共產黨員的處境還是很糟糕，他們的組織因民眾的憤恨而正在逐漸消亡。 此外，在做決定時還有其他各種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必須牢記在心。如果有一種民族屈辱感，這對印度人民會有很壞的影響，而且我們振興民族的一切努力都會遭到很大的挫折。目前印度全國上下群情激昂，這種高漲的情緒，除了軍事方面以外，還可以用來增強民族的團結和工作能力。存在著關於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發展的顯而易見的危險，但也存在著我國人民以一種更具建設性的方式思考和從威脅我們的那些危險中受益的種種可能性。 如果我們完全與民情背道而馳（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有和民眾一樣的情緒），那麼結果就會像你所擔心的那樣。其他人就會接管，把這個國家推向災難。 中國的提議，實際上意味著他們獲得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拉達克，他們將來可以利用該地對印度再次發動進攻。正如你所知道的，當今的中國可能是唯一甚至連核戰爭都不怕的國家。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他不在乎損失幾百萬人，因為中國還會有幾億人活下來。如果他們能從這次侵略中獲益，那就會使他們進一步進行同類的嘗試。那會終止所有的和談，而且肯定會導致世界核大戰。因此，我覺得，為了避免這個大災難，同時也是為了使我們自己手無寸鐵的人民變得堅強，我們不應當向我們認為是邪惡的勢力投降或屈服。這是我從聖雄甘地那裡學來的教訓。 然而，我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提議，但我們自己也提出了一個雙方都體面的解決方案。我還是希望中國會同意這個方案。不管怎樣，我們並不想破壞停火，恣意進行軍事攻擊。 如果這些初步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我們準備採取一切和平的方法解決邊界問題。這些方法中可能甚至還包括委託仲裁。 就我們而言，我們希望堅持不結盟政策，儘管我承認，接受其他國家的軍事援助確實對這一政策多少有些影響。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 我可以向你保證，你所提到的那些更為寬泛的問題，我們一直都在考慮。我們並不想做任何會危及我們星球的事情。然而，我確實認為，如果我們向中國人屈服，從而他們覺得他們實行的政策給他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那麼我們的星球就會面臨更大的危險。 你的誠摯的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1962年12月4日 新德里 總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