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二章 在國內與海外

在最近這二十年里，我之所以能擺脫內心的憂慮和不祥的預感，最主要是因為我愛上了伊迪絲·芬奇而且她也愛上了我。她是露西·唐納利的密友，我和露西在本世紀初就很熟悉，而且，就像我三四十年代在美期間時常與伊迪絲見面一樣，我好幾次訪問美國時也時常與露西見面。露西是布林·莫爾學院的教授，伊迪絲也在那裡任教。自從我娶了布林·莫爾學院院長的表妹之後，我就一直與該學院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它是我被紐約市立學院解聘以後第一個打破我在美國所受的聯合抵制的學校。該校哲學系的保爾·韋斯寫信請我去那裡作一系列演講，我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而且，當我撰寫《西方哲學史》時，布林·莫爾學院當局慷慨地讓我使用他們那個極好的圖書館。1950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學時，露西已經去世，伊迪絲已搬到紐約，我在那裡又遇見了她。 我們的友誼迅速成熟，不久我們就再也忍受不了大西洋的阻隔。她移居於倫敦，由於我就住在里士滿，我們經常見面。結果，那段時間愉快極了。里士滿公園充滿了回憶，有許多是對童年時代的回憶。講敘童年往事，件件歷歷在目，我似乎覺得自己又完全回到了過去，而且從敘舊中得到一種清新而愉快的舒緩感。我沉浸在回憶的快樂中，幾乎忘卻了核危險。當我穿過里士滿公園和克佑花園在彭布羅克邸園的院子裡散步時，我就回想起從前我在那裡所發生的所有各種事情。彭布羅克邸園外面有一處泉水，就在那兒，我家為了使我不怕水而雇來的那個男僕，抓住我的兩個腳後跟，將我提溜起來，讓我的頭浸在水裡。與所有現代的看法相反，這種方法十分有效：只用了一次，我就再也不怕水了。 我和伊迪絲各自都有些家族傳說可講敘。我的家族傳說肇始於亨利八世，他是我的家族的始祖的保護人，我的家族的那位始祖當時就站在他的山上守望著安妮·博林在倫敦塔被處死的信號。接著是關於我祖父在1815年的演說的傳說；相傳，他在那次演說中（滑鐵盧戰役之前）曾力陳不應當反對拿破崙。再接下去就是他對厄爾巴的訪問；訪問中拿破崙和藹可親，而且還擰了一下他的耳朵。此後，我的家族傳說有一個相當大的間隔，直到有一次伊朗國王在作國事訪問時在里士滿公園遇到下雨，只好到彭布羅克邸園去避雨。我祖父（有人這樣告訴我）為邸園屋子狹小而表示歉意，伊朗國王卻回答說：「屋子是小了點，但裡面卻住著一位偉人。」從彭布羅克邸園看出去，視野非常開闊，可以看到泰晤士河河谷，而我祖母則認為，這一景觀被一支突兀的工廠煙囪破壞了。當有人問她這支煙囪時，她總是微笑著回答：「噢，那不是工廠的煙囪，那是米德爾塞克斯郡烈士紀念碑。」 伊迪絲的家族傳說，當我聽了之後，我覺得似乎要浪漫得多：她的一位祖先大約在1640年左右被北美印第安人絞死或帶走；她父親及其家族曾歷經艱險，她的父親小時候曾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間，他一家人曾在科羅拉多過過一種拓荒的生活，但時間不長；她家的頂樓上堆滿了馬鞍和添鞍，當年她的家族成員們就坐在這些馬鞍和添鞍上從新英格蘭來到費城的國會；她還講敘了她的家族成員曾在亂石嶙峋的溪流中劃獨木舟和游泳，而那附近就是在馬薩諸塞州迪爾菲爾德的那次大屠殺中被印第安人擄走的尤妮斯·威廉斯被害之處的故事。這也許是費尼莫爾·庫珀注25小說中的一章。在南北戰爭中，伊迪絲家的上代人分屬南北兩方。其中有兄弟倆，一個（南軍的將軍）最後不得不向他那已當了北軍將軍的兄弟繳械投降。她自己是在紐約市出生長大的，根據她的回憶，那個時候的紐約市似乎很像我青年時代的紐約，有用鵝卵石鋪成的街道和漢薩姆馬車注26，沒有汽車。 所有這些回憶，不管多麼令人愉快，都只是些蛋糕糖衣上的阿拉伯式花飾。很快，我們就有了我們自己的傳說添加到家族傳說集成。一天早晨，當我們正在克佑花園散步時，我們看到有兩個人坐在一條長凳上，由於離我們很遠，所以看過去是兩個很小的身影。突然，其中一個人跳起來，飛快地跑向我們；當他跑到我們面前時，他就跪下來吻我的手。我不禁愕然，而且局促不安得想不出說什麼好，一時不知所措；但是我又被他的激情所感動，伊迪絲也一樣，不過當她鎮靜下來後，她弄清楚了他是個德國人，住在英國，他是在為某件事情感激我；我們始終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 我們不僅在里士滿附近和在倫敦，沿著泰晤士河、在公園裡、在星期日的倫敦城注27，作長時間或長距離的散步，而且有時還開車到較遠的地方去散步。有一次，我們在朴次茅斯公路上出了車禍。在我們全然無錯的情況下，我們被一輛農場的貨車撞上了，我們的車子被撞得七零八落。幸虧當時有許多目擊者為我們的無辜做證。我們雖然驚魂未定，但還是接受了一位好心的過路人的邀請，搭他的車到吉爾福德，再從那裡坐出租車到布萊克唐去作我們預定好了的散步。在那裡我想起了我兒時的一些英勇行為。我兩歲時，我的家人在一個夏日假期中租借了丁尼生注28的房子，我的長輩們讓我站在荒野中，以一種令人心碎的尖銳聲音吟誦： 噢，我的表妹，薄命啊! 噢，我的艾米，不再屬於我! 噢，這淒淒涼涼的荒野啊! 噢，這貧瘠不毛的河岸! 我們還常去看戲，不管是新戲還是老戲都看。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有在攝政王公園上演的《辛白林》注29 、烏斯季諾夫的《五個上校》，和《小茅舍》。我的堂兄莫德·羅素邀請我們去參加一個為慶祝鮑里斯·安瑞普設計的國立美術館拼花地板鋪裝竣工而舉行的宴會。我的那幅召喚井裡的真理的畫像和我同時代的一些人的畫像一起陳列在那裡。雅各布·愛潑斯坦注30 要求為我雕一座胸像，我便高高興興地坐在他面前讓他先塑泥模，這座雕像現在我還保存著。 這些細小的經歷回想起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當時，每件事都沐浴在彼此發現和兩心相悅的燦爛光輝中。幸福快樂使我們暫時忘記了可怕的外部世界，而只考慮我們自己和對方。我們發現，我們不僅十分相愛，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逐漸認識到我們的品味和感情非常投合，我們的興趣也基本上一致。伊迪絲沒有哲學或數學方面的知識；有些她懂的東西我卻一無所知。但我們對人和世界的態度則是相似的。那時我們對我們的伴侶關係越來越感到滿意，這種滿意感似乎無限地增長，成了一種持久而又穩固的幸福，這種滿意感乃是我們生活的基礎。因此，我下面所講的事情大多可以被認為有她的參與。 我們第一次遠行是到楓丹白露，當時唯一使我們想起國際紛爭的是穆薩德克企圖壟斷波斯灣的石油。除此之外，我們的幸福快樂幾乎就像在一個寂靜的世界裡所能有的那麼恬謐。陽光明媚，氣候溫煦。我們吃了大量的歐洲草莓和鮮奶油。我們到巴黎去旅行。在那兒，未曾想到法國廣播電台為酬謝我過去所提供的服務，給了我一大筆現金。我們用這筆錢在森林餐廳舉辦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午餐會，還辦了幾件比較重大的事情。在那兒，我們遊覽了杜伊勒利花園，參觀了巴黎聖母院。我們沒有去參觀楓丹白露的城堡。我們常常開懷大笑——有時根本不為什麼就無緣無故地笑了起來。 後來我們又去巴黎度了幾次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那一次，那次我們決定將整個假期全用於遊覽觀光。我們倆都曾在巴黎住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我從未參觀過任何一個應當去看看的景點。乘坐客輪游塞納河，參觀各種各樣的教堂和畫廊，逛花鳥市場，是令人愉快的。但我們也曾有過挫折：有一天，我們到聖女小教堂去，發現裡面擠滿了正在聽導遊講解那座教堂的美妙之處的冰島人。他們一見到我，就不再聽導遊的講解，而把我當作最重要的一「景」，將我團團圍住。我對聖女小教堂的記憶，現在多少有點混淆不清了。我們退到法院對面我們特別喜歡的那家餐館的露台上。第二天我們去我們倆都喜愛的沙特爾。但是，哎呀，我們發現它——在其可能的程度上——已變成了一個旅遊者的麥加，到處都是明信片和紀念品。 1952年春天我們訪問了希臘，在那兒，我們先在雅典待了一段時間，然後用十天左右的時間驅車週遊伯羅奔尼撒半島。像所有來希臘的遊客一樣，我們一到雅典就立即出發去衛城。我們犯了個錯誤，原想抄近路，結果卻走到了衛城的背後。所以，為了到達那裡，我們只好沿著羊腸小道攀登峭壁，穿越有刺的鐵絲網。我們抵達時，雖已氣喘吁吁，且身上多處被刮破，但不無勝利的喜悅。後來我們又常去那裡，走的都是人們比較常走的路線。月光下的衛城非常美，而且也非常靜；直到突然，我聽到我旁邊有個聲音說：「你是—羅—素—先—生，對吧?」，每個音節都發怪異的重音。說話的是一位來自美國的旅伴。 山頂上仍是白雪皚皚，而山谷里卻到處都是開花的果樹。孩子們在田野里嬉戲，人們似乎都很快樂。甚至連驢看上去也是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唯一陰暗的地方是斯巴達，它位於散發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惡之氣的泰耶圖斯山腳下，陰沉而又壓抑。到了阿卡迪亞，我的心情便豁然開朗。這個地方非常淳樸可愛，好像出自西德尼注31的想像似的。在梯林斯，古城堡的看護人對把古城堡修復得很糟糕這件事耿耿於懷。當問到這令人遺憾的修復是什麼時候進行的，他回答說：「是在邁錫尼時代。」我對德爾斐完全無動於衷，但埃皮扎夫羅斯卻是溫柔可愛的。說來也奇怪，我們到達那裡後不久就來了一客車德國人，他們居然沒有打破那裡的沉寂。當我們正坐在劇院裡做夢時，突然有一個清脆美妙的聲音飛升而起，在我們的上空迴蕩。原來這些德國人當中有一位歌劇女主角，她也像我們一樣，被這個地方的魔力所迷惑。總的說來，我們的這些旅伴並沒有打擾我們。但是美國軍隊卻使我們不得安寧。到處都是他們的卡車，尤其是在雅典；城市因他們這些大兵不管不顧、過於自信的叫喊和查問而變得嘈雜。反之，我們順便遇見或看到的希臘人，則顯得溫文爾雅、樂觀開朗、聰穎明智。在雅典的公園裡，希臘人跟他們的孩子玩的那種快樂的樣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以前從未到過希臘，我發現我所見到的一切非常有趣。然而，有一個方面，卻使我感到驚訝。在對有口皆碑的那些偉大的固體成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後，我發現自己已在一個屬於希臘是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的那個時代的小教堂里。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覺得在這個小教堂里比在帕台農神廟或異教時代的任何其他希臘建築物里更自在。當時我就體會到，基督教觀點對我的影響比我想像的要大。它影響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感情。在我看來，古希臘人與現代世界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古希臘人沒有罪惡感；而我有些驚訝地體驗到，我自己，雖然不是在信仰上，而是在感情上，受這種罪惡感強烈的影響。不過，古希臘的某些東西的確使我深受感動。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奧林波斯山上美麗而富有同情心的赫耳墨斯。 1953年，我和伊迪絲在蘇格蘭度過了三個星期。途中我們去看了看坐落在瓦伊河河谷山坡上的那所我曾生於該處的宅子。它從前叫作雷文斯克羅夫特，現在叫作克萊頓宅第。宅子本身沒倒還在，但庭院在戰爭期間被搞得一塌糊塗。按照我父母親生前的囑咐，他們被安葬在宅子旁邊的樹林裡，但後來根據家族的意願，又遷移到切尼斯的家族墓地中。途中我們還去了博羅山谷中的西托勒，1893年我曾作為一個讀書會的會員在那裡度過了五個星期。那個讀書會仍然有人記得，而且在來賓留言簿上有我曾告訴過伊迪絲而她卻不相信的一件事的證據，那件事是：曾經服侍過我們的「胡椒」小姐後來嫁給了一位「蜂蜜」先生。到達聖菲倫斯（我們的目的地）時，我告訴接待員說，自1878年以後我就沒有去過那兒。她睜大眼睛，然後說：「但那時候你肯定還是個很小的小男孩。」我還記得上次訪問時在聖菲倫斯所看到的各種地標，例如橫跨在河上的那座木橋、旅館旁邊那幢叫作「尼什」的房子，以及我曾將其想像成祈禱書中所提到的「太陽曬乾的地方」之一的那個礁石林立的海灣。由於我自1878年以後沒有去過那兒，我的記憶之精確便得到了證實。我們多次驅車出遊，有時只是沿著大車道行駛；我們還多次在荒野上散步，那片荒野至今仍然令我們難以忘懷。有一天下午，當我們爬到一座小山頂上時，一隻母鹿和它的幼鹿出現在山頂上，它們快步向我們跑來；下山的路上，在一個荒涼的山中小湖的岸邊，一隻高傲而又非常溫順的戴勝鳥飛落在樹枝上，俯視著我們。我們驅車回聖菲倫斯時路過幽暗的格倫科注32峽谷，那裡非常陰森可怕，好像剛剛發生過大屠殺似的。 兩年後，我們又去了一次聖菲倫斯。但是，這一次我們所擁有的逍遙自在的時間要少得多。我們不得不中途在格拉斯哥停下，因為我要發表一篇支持羅瑟格倫擔任工黨候選人的演說，他曾為世界政府孜孜不倦地工作。我們的情緒受下面這件事情的影響而多少有所低落：我感到自己的喉嚨越來越不舒服，無法正常吞咽，我打趣說，我的這個毛病是我努力「吞」下政客們的見解造成的。然而遠比這更令人煩惱的是，我的大兒子病得很重。在這整個所謂的「假期」中，我們老是在為他擔憂。我們還擔心他的三個小孩，他們那時多多少少是由我們照顧的，後來就幾乎全由我們照顧了。 彼得離開我後，我繼續住在費斯廷約格，在那兒的一所房子裡愉快地工作，那所房子坐落在小山頂上，從那兒鳥瞰山谷，猶如一幅古老的、根據啟示錄刻成的伊甸園版畫。我只是偶爾上倫敦；我上倫敦時，有時就到里士滿去看我的兒子及其家人。他們住在里士滿公園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裡，對於他們有三個孩子的家庭來說，那房子確實太小。我兒子告訴我說，他想放棄他的工作，專心於寫作。雖然我對此感到遺憾，但我還是有點同情他。我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因為我沒有足夠的錢資助他們在倫敦購置一處他們自己的住宅，而我又住在北威爾斯。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方案，那就是在里士滿買一所房子，我從費斯廷約格搬到里士滿，與我的兒子及其家人住在一起。 回到里士滿（我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那裡度過的），產生一種有點像幽靈一樣的感覺，有時候我覺得難以相信自己仍以肉身存在。彭布羅克邸園過去曾是一所漂亮的房子，而此時按文職官員的命令，它正遭到毀損。當他們得知（在有人告訴他們之前，他們並不知道）它曾是名人的府邸時，他們便決定要盡一切可能來消除它的歷史影響。它的一半被改成公園管理員的公寓，另一半被改成一個茶室。里士滿公園為縱橫交錯的帶刺鐵絲網所分割，所以我當時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把從里士滿公園所能得到的樂趣減少到最低限度。注33 我曾隱隱約約地希望自己能以某種方式租下彭布羅克邸園，將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安頓在那裡。由於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便買下里士滿公園附近的一所相當大的房子，把底下兩層交給我兒子一家使用，而上面兩層則留給我自己住。這個安排在一段時間內大體上還是不錯的，儘管兩個家庭住得太近的話幾乎總是會發生一些齟齬。我們在那裡過了一段愉快的日子，兩家分開過，各自有自己的客人，而當我們想要聚一聚時我們就聚集在一起。但這也使得生活非常充實，家人來來往往，我的工作，還有川流不息的來訪者。 來訪者中有艾倫和瑪麗·伍德夫婦，他們來看我是因為艾倫·伍德想寫一本關於我的哲學研究工作的書。不久，他決定先寫一本我的傳記。在為撰寫該傳記而作準備的過程中，我們與他們夫婦倆經常見面，並且開始非常喜歡他們，信賴他們。然而，與某些來訪者的會晤卻是奇特的。一位從美國來的先生，原來他說來喝午茶，結果來的時候還帶了美國的那位麥卡錫的一個情婦，她吹捧麥卡錫的德行。我很生氣。還有一次，一個印度人帶了他的女兒一起來。他一定要他的女兒為我跳舞，同時由他來為她伴奏。那時我剛出院不久，而且也不太樂意將我們客廳里的所有家具都統統往後退；當她旋轉著跳躍起來時，整所房子直發顫，要是換一個場合，我可能會認為她跳得還是挺不錯的。 那次住院成了我已經提到過的「傳說」之一。有一天上午，我和我的太太在里士滿公園做了長時間的散步，午飯後，她回到了自己的起居室，她的起居室就在我的起居室樓上。突然我出現在她的起居室里，說我感到病了。當然，把她嚇了一跳。那是女王加冕典禮之前的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雖然我太太試圖找一位鄰居以及我們自己在里士滿和倫敦的醫生，但是一個都找不到。最後，她撥打999，里士滿警方非常友善、極其努力地前來救助。他們派來了一位我不認識的醫生，這是他們當時唯一所能找到的一位醫生。到警方終於設法找到了我們自己的醫生時，我已經全身發紫了。那時已經會集了五位醫生，其中一位著名的專家告訴我太太說，我恐怕只能活兩小時。我被抬上一輛救護車，迅速送往醫院，到了醫院他們給我輸氧，我又活了過來。 在里士滿的那段愉快的生活中，還有其他一些陰鬱的時刻。1953年聖誕節，我正等著再度進醫院去做一個大手術，而我的太太和家裡的人全都得了流行性感冒病倒了。我的兒子和兒媳認定，就像我兒媳所說，他們「對孩子感到厭煩了」。他們同我和孩子們一起吃過聖誕節晚餐之後，帶著剩下的食物走了，但是留下了孩子，而且一去不返。我們雖然喜歡這些孩子，但是被這一新的責任嚇壞了，因為它給我們愉快而且已經非常充實的生活平添了許多令人煩惱的問題。有一段時間，我們希望他們的父母能回來儘自己的職責，但當我兒子病倒了時，我們只好放棄這一希望，而為孩子們的教育和假期作長期安排。另外，經濟上的負擔很重，而且令人相當煩惱：我過去已經從我的那張一萬一千多一點英鎊的諾貝爾獎金支票中提取了一萬英鎊給了我的第三任太太，而且我當時還得付給她和我的第二任太太贍養費，以及為我的小兒子支付教育和度假費用。除此之外，我大兒子的病開銷也很大；而且他多年疏忽未交的所得稅，現在得由我來補交。撫養和教育他的三個孩子這一前景，不管它多麼愉快，都呈現出種種問題。 我出院後有一段時間身體不太好，但是到了5月份，我覺得自己已經康復了。我在國際筆會做了一次紀念赫爾曼·烏爾德的演講，題為《作為一種藝術的歷史》。後來國際筆會的秘書請我們去吃晚飯，而我則喜歡縱情談論自己的文學好惡。具體說來，我最討厭的是華茲華斯注34。我不得不承認，他的有些作品很優秀——事實上，我對此也很讚賞和喜愛——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太乏味，浮華、無聊得令人難以忍受。遺憾的是，我有輕而易舉就能記住拙劣詩句的竅門，因此我幾乎能使任何一個擁護華茲華斯的人感到困窘。 不久後，我們從蘇格蘭回里士滿，途中在北威爾斯停留。我們的朋友魯珀特和伊麗莎白·克勞謝-威廉斯夫婦已經在那裡找了一所叫作「普拉斯·彭林」的房子，他們認為它可以作為我們和孩子們愉快地度假的房子。它小而簡樸，但有一個可愛的花園、一個小果園和一些漂亮的山毛櫸樹。最重要的是，它周圍的視野非常開闊，向南可以看到海，向西可以看到波馬多克和卡那封山，向北沿著格拉斯林山谷往上，可以看到斯諾登山。我被這裡的景色迷住了，尤其使我感到高興的是可以看到山谷那邊雪萊曾經住過的房子。我想，「普拉斯·彭林」的主人之所以同意將它租給我們，主要是因為他也是一位雪萊的愛好者，而且對我想要寫一篇《粗野之人雪萊》（與「無用的天使」相反）的文章非常感興趣。後來，我在雪萊故居「坦·y·拉利特」遇見一個人，他說他曾是一個食人生番——我所遇到過的第一個而且也是唯一的一個食人生番。在粗野之人雪萊的故居遇見他似乎是恰當的事情。在我們看來，「普拉斯·彭林」似乎是孩子們度假的理想地方，尤其是因為附近住有他們父母的朋友，他們父母的這些朋友他們早已認識，而且也有和他們同齡的孩子。我們認為，這是個替代里士滿的電影院和「帳篷」的好去處。我們儘快把它租了下來。 但是這一切只是日常背景，和對乃是我主要興趣之所在的國際事務的黑暗世界的擺脫。雖然《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受到好評，它的出版也未能平息我的焦慮不安。我覺得自己必須設法使世人了解那些他們正盲目地迎面朝之奔去的危險。我想，如果我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中重述《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的部分內容，它也許會造成更大的影響。然而，我的這一構想受到了挫折，英國廣播公司拒絕重述任何已經出版過的東西。因此，我又開始工作，為人類再譜寫一首新的輓歌。 甚至在那時，即在反核毀滅鬥爭的那段相當早的日子裡，在我看來也幾乎不可能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表達我覺得自己已經用那麼多不同的方式說過的東西。我的廣播講話的第一稿是個貧血的作品，話都說得沒有力度。我立即把它扔了，作好準備，決定說出如果不採取措施的話，前景究竟有多可怕。結果寫出來的講稿則濃縮了我過去說過的一切。它的內容非常緊湊，我過去就這個問題所說過的一切，至少在實質上，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但是英國廣播公司仍有異議，怕我會使許多聽眾感到厭煩和恐懼。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替代的方案，要我和一個年輕而又快樂的、能夠抵消我那些可怕的預言的足球運動員舉行一場辯論。這在我看來完全是輕浮無聊的，而且很清楚地表明英國廣播公司當局對我為什麼會感到絕望完全不了解。我沒有答應他們的請求。最後，他們終於同意我在12月單獨作一次廣播講話。我已經說過，在這次講話中，我講述了我所有的恐懼以及產生這些恐懼的原因。這篇當時叫作《人類的危機》的廣播講話，以下面這段話結束：「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選擇的話，就有幸福、知識和智慧方面持續不斷的進步。難道我們會因為我們無法忘卻我們的爭吵而選擇死亡?我作為人類的一員，向全人類呼籲：記住你的人性，忘掉其他一切。如果你能這樣做，那麼就有路通向新的天堂；如果你做不到，那麼在你面前只有全人類的死亡。」 這次廣播講話既有私人效果，又有公眾效果。私人效果是暫時減輕了我個人的焦慮，並且給了我一種我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恰當表述的感覺。公眾效果則更顯著。我接到了不計其數的要我去作演講或撰文的信件和邀請，遠遠超過我所能應付的。而且我還聽說了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令人頗為憂鬱：有一位巴特西郡政會委員來看我，告訴我巴特西郡政會頒布了該地區全體居民在遭受核攻擊時都要遵守的一些規定。一聽到警報聲，他們就必須馬上跑到巴特西公園去擠公共汽車。希望這些公共汽車能把他們迅速送到鄉下安全的地方。 幾乎所有我所知道的對這次廣播講話的反應全都是嚴肅而又令人鼓舞的。但是我的有些演說也曾出現過鬧劇性的插曲。其中有一次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沾沾自喜：有一個人怒氣沖沖地站起來，說我看起來像一隻猴子；對此，我回答說：「那你將有幸聽到你祖先的聲音。」 我曾獲得皮爾斯百科全書授予的上一年度卓越成就獎。前一年，該獎授給了一個跑一英里不到四分鐘的年輕人。那個獎盃我現在還保存著，獎盃上寫有：「指明通往和平之路的伯特蘭·羅素。1955年。」 1955年4月為紀念1943年2月在華沙遇難的猶太人而舉行的那次集會，是我發表過演說的那些最令人難忘的集會之一。音樂悲愴悽美，與會者的感情如此深摯，以至使得這次集會非常感人。我的演說和會場的音樂都錄製了唱片。 最早對我的觀點表現出明顯興趣的團體有世界議會法學者聯合會和也許更加認真的議會制世界政府協會，我和他們都曾有過多次會晤。他們打算於1955年4月在羅馬舉行聯合會議，邀請我在會上講話。說來也奇怪，我們下榻的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我第一次去羅馬時和莫德姨媽一起住過的那家旅館。那是一家冷清而簡陋的旅館，已經不再為客人提供膳食，但它位於舊城的一個景物宜人地區。當時正值春暖花開的季節。在城裡四處閒逛、沿著台伯河散步、到平喬山去品嘗別處沒有供應的膳食，都是一大樂趣。我覺得羅馬會議非常感人，而且也很有意思。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在眾議院和其他地方的集會上的講話似乎打動了人們的心。我的每次講話，都有來自不同民族的聽眾。有一次散會後，一個男人攔住了我，原來是因為他不會說英語，聽不懂我的話，急得他幾乎要哭了。他懇求我將我所說的翻譯成世界語。哎呀，這我可辦不到。我還喜歡會見文學界和政界的一些友好的知名人士，我對他們的著作早就很感興趣，但以前卻沒有機會與他們討論一些問題。 我原本希望在從羅馬北上的途中到塞蒂納諾去拜訪一下伯納德·貝倫森。但由於工作上的壓力而沒能去成。後來，我聽說他對我的變卦很不高興，尤其是，他說，在我們上一次見面時他就覺得我傲慢而且不友好。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因為我對他一向十分友好，而且我覺得我對他一點也不傲慢。不過他所提到的上一次見面，對我來說，是個多少有點尷尬的場合。他的太太瑪麗邀請我與他們共進午餐，我就去了。早在我和她的妹妹艾麗絲分手的時候，她給我寫過一封尖酸刻薄的信，說他們再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後來過了許多年，她邀請我去共進午餐。我很高興地接受了，因為我從來就不希望我們的友誼出現任何破裂，但是我感到有一點尷尬和難為情，因為我不能完全忘掉她以前的那封信。伯納德·貝倫森顯然從不知道這封信的事，要不然就是忘了。我本人覺得那次午餐彌合了以前的裂痕，當他要我再去塔蒂街1號時，我很高興，因為我很想再去。 在我評估我的廣播講話所引起的反響和考慮下一步該做什麼的同時，我已認識到我必須全力以赴地宣傳的論點是國與國之間需要合作。我想到也許可以起草一份許多很有名而且受人尊敬的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家都願意簽名的、要求採取進一步聯合行動的聲明。不過，在採取任何措施之前，我曾寫信給愛因斯坦，想聽聽他對這樣一個計劃的看法。他很熱情地回了信，但是他說，因為他身體不太好，而且他目前已承擔的任務都很難按時完成，所以他本人除了把他認為會贊同的一些科學家的名單寄給我之外，幫不了什麼忙。不過他還是請求我把這一想法付諸實施，並要我親自起草聲明。我這樣做了，以我的聖誕節廣播講話《人類的危機》為基礎起草了聲明。在我跟議會法學者們一道去羅馬之前不久，我列了一份東西方科學家的名單，並且都給他們寫了信，信中附有那份聲明。當然，為了得到愛因斯坦的認可，我也給他寄去了那份聲明，但沒有收到他的回信，還不知道他對那份聲明有什麼看法，他願不願意在那份聲明上簽名。正當我們從羅馬飛往巴黎（世界政府協會打算再在巴黎進一步舉行會議）的途中，機長宣布了愛因斯坦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心裡非常難過，這不僅是由於那些顯而易見的原因，而且還因為我明白，我的計劃會因沒有他的支持而流產。但是，當我到達巴黎的旅館時，我就收到他的一封同意簽名的來信。這是他的社會生活中最後的行為之一。 當我在巴黎時，我和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就我的計劃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討論。他熱烈歡迎這一計劃，並且贊同那份聲明，只是對其中的一個詞提出了不同意見：我寫道，「怕的是，如果大量使用原子彈，那麼就會導致普遍的死亡——只有幸運的少數人是突然死亡，而大多數人則慢慢地被疾病和蛻變折磨而死」。他不喜歡我把少數人稱作是「幸運的」。他說：「死亡不是幸運的事情。」他也許是對的。反話，若在國際上採用，則需慎重對待。總之，我同意將它刪去。我回到英國後有一段時間，一直沒有收到他的來信。後來才知道他病了。我也未能勸使其他一些有名望的科學家回信。我曾寫信給一位中國科學家，卻始終沒有收到他的回信。我想可能是我把地址寫錯了。愛因斯坦曾勸我謀取尼爾斯·玻爾注35的幫助，他認為玻爾肯定會贊同我的計劃和聲明。但是儘管我一再寫信和打電報，卻好幾個星期都得不到他的回音。後來來了一封簡訊，說他不想與我的計劃或聲明有任何關係。俄國的院士們對西方仍心存疑慮，也拒絕簽名，儘管他們寫信來對這一計劃表示了一些讚許。在通了幾封信之後，奧托·哈恩注36教授拒絕簽名，據我了解，這是因為他當時正在為即將發表的科學家們的《梅勞宣言》工作。這個宣言已經在起草，但在我看來似乎因為它只是讓西方科學家簽名而顯得有點無力。幸虧在梅勞宣言上簽名的其他科學家同意我的看法，在兩份宣言上都簽了名。我個人最感到失望的是，我未能得到英國皇家學會會長、我的母校三一學院院長艾德里安勳爵的簽名。我知道他同意我的廣播講話中的那些原則，它們也是我希望他簽名的那份宣言的原則。他自己也公開發表過類似的看法。而且我很高興地知道三一學院想把《人類的危機》的手稿收藏在其圖書館裡。但當我跟他討論了我的聲明或宣言之後，我想我明白了他不願意簽名的原因。我問：「是因為它太善辯了，對吧?」他說：「是的。」不過，在我寫信去的那些科學家當中有許多人立即熱情地同意簽名；而且有一位科學家，萊納斯·泡令注37，他只是間接地聽說了這一計劃，便提出他也要簽名，對此我欣然同意。 當我回顧這段時間時，我不明白那些日日夜夜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時間讓我完成我所做的一切。去羅馬和巴黎然後又回到蘇格蘭、家庭的煩惱、安排去北威爾斯度假事宜、信件、討論、來訪者，以及演講。我寫了不計其數的文章。我經常與一位美國人，R.C.馬什，會晤和通信，他當時正在收集和編輯我早期的一些論文，這本論文集第二年出版，書名為《邏輯與知識》。而我當時也在撰寫《記憶中的肖像》一書，準備在1956年出版。1955年1月，我在英國科學院發表了一篇關於J.S.穆勒的演說，這篇演說稿相當難寫。我過去曾經常常談到穆勒。但這次演說中卻有一個我所珍愛的短語：在談到命題都有一個主詞和一個賓詞這一事實時，我說這導致了「三千年的重大錯誤」。這次演說受到了最令人滿意的喝彩。聽眾站了起來，揮拳，鼓掌。 到了6月，我寫給科學家的信有一些仍然沒有回音。我覺得無論如何得制訂一個如何發表這一宣言的具體計劃。在我看來，似乎應當為它舉行一個戲劇性的發布儀式，以便引起人們對它、它的內容以及支持它的那些人的顯赫的關注。在摒棄了許多計劃之後，我決定徵求專家的意見。我認識《觀察家》的主編但不熟，我相信他是個思想開明且富有同情心的人。事實證明，他當時確實如此。他召集同事們討論這件事。他們一致認為，除了公布那篇宣言是由一些不同意識形態的著名科學家撰寫和簽名的這一事實之外，還需要做點別的。他們建議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由我在會上宣讀這個文件並回答有關的問題。他們所做的還遠遠不止這一些。他們表示願意籌備這次記者招待會並為其籌措資金，條件是不能在事前讓大家知道他們做了這些事情。最後決定記者招待會將在（1955年）7月9日舉行。一個星期之前在卡克斯頓會館訂了一個房間。給報刊主編、外國報刊代表，以及英國廣播公司和外國電台、電視台駐倫敦代表送去了請柬。請柬上只是說請他們參加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要公布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重要事情。反應令人振奮，房間不得不改為會館裡最大的一間。 那是可怕的一個星期。整天電話鈴和門鈴響個不停。記者和電台導播想要知道這個重要的新聞究竟是什麼。顯然，每個人都希望搶先獲得這個新聞。《工人日報》有個人每天三次打電話來說他們報社沒有收到請柬。每天告訴他們三遍已經邀請了他們。但他們似乎過去被人冷落慣了，總是不相信。畢竟，這個宣言的目的之一是促進共產主義世界與非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合作，雖然這不能告訴他們。這一陣子忙亂的負擔全都落在我太太和管家身上。記者招待會的組織者不許我露面，也不許我接電話，除非是家人打來的電話。我們誰也不能離開這所房子。那個星期我一直坐在我書房的椅子上試圖看書。後來有人告訴我，我有時還憂鬱地嘟噥：「這快要成為濕爆竹了。」我記得那個星期一直下雨，而且很冷。 這件事情最糟的一個方面是，在此前不久我收到約里奧-居里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恐怕最終不能在這個宣言上簽名。我弄不懂他為什麼改變主意。我請求他來倫敦討論這件事，但是他病得太重了。我一直與E.H.S.伯霍普博士保持著聯繫，以便使宣言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冒犯那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家。主要是由於他的努力，在記者招待會預定要舉行的前一天晚上，比卡爾先生從巴黎趕來與我和伯霍普討論約里奧-居里的反對問題。從那時起比卡爾先生取代了約里奧-居里在世界科學工作者聯合會的地位。他們在晚上11點30分抵達。午夜後，我們達成了協議。宣言只能保持愛因斯坦簽名時的樣子，不能再改，況且要想徵得其他簽名者的同意修改宣言已為時太晚，無論如何也來不及了。因此，我建議把約里奧-居里的反對意見以腳註的形式加在必要的地方，並由我在第二天上午宣讀宣言文本時將他的反對意見也一併讀出。我是在處理一位美國科學家的反對意見時突然想出這個方法的。約里奧-居里的使者最後同意了這個建議，並代表約里奧-居里在宣言上籤了名，因為他已得到授權，可以在達成協議後代為簽名。 讓我傷腦筋的另一個困難是物色一位不僅會給記者招待會增光而且還能幫我回答那些肯定會被問到的技術問題的會議主席。我所邀請的每一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理由拒絕承擔這項工作。我承認，我懷疑他們的拒絕是由於怯懦。凡參與這個宣言或其發布儀式的人都冒著遭受非難的危險，這種非難，至少是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會使他們受到傷害或成為笑柄，對於後者他們或許甚至更為介意。或者，他們的拒絕也許是由於他們不喜歡記者招待會的那種有意的、戲劇的性質。最後，我聽說約瑟夫·羅特布拉特教授挺有同情心。他當時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聖巴塞洛繆醫院附屬醫學院的著名物理學家，和原子科學家協會的執行副會長。他勇敢而且毫不猶豫地同意擔任主席，而且到時候還表現得非常圓熟。從那次幸運的見面的時候起，我常常很融洽地與羅特布拉特教授一起工作，我非常敬佩他。 在勇敢、正直，和放棄他自己的專業（不過，他在專業上仍然是出類拔萃的）而致力於同核危機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禍害作鬥爭的那種完全自我犧牲精神方面，幾乎沒有人能與他相比。如果有朝一日這些禍害被根除了，國際事務走上了正軌，他真的應該在群英榜上名列前茅。 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支持我的其他人當中有艾倫·伍德和瑪麗·伍德。為了使這次記者招待會能順利進行，他們與《觀察家》的肯尼思·哈里斯一起，承擔了各種繁重而又煩人的單調乏味的工作。結果，這次記者招待會的確進行得很順利。會館裡不僅擠滿了人，而且還塞滿了各種錄音和錄像設備。我宣讀宣言和簽名者名單，說明宣言產生的原因和經過。然後，我在羅特布拉特的幫助下回答與會者提出的問題。當然，記者的心裡對愛因斯坦的簽名寄達的那種戲劇性方式留下深刻印象。從此以後，那份宣言就被稱為《愛因斯坦-羅素宣言》（或《羅素-愛因斯坦宣言》）。記者招待會剛開始時，新聞界表現出極大的懷疑、冷漠和某種不加掩飾的敵意。隨著會議的繼續，記者們似乎變得同情，甚至贊同，只有一個美國記者是例外，他覺得我在回答一個問題時所說的某些話乃是對他的國家的當眾侮辱。兩個半小時後，記者招待會在熱烈的氣氛中和在大家對呼籲科學家們舉行一次會議的結果寄予很大希望的情形下結束。 然而，當記者招待會已全部結束，我們回到米爾班克的那套公寓度周末時，反省開始了。我回想起了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我在介紹簽名者時說羅特布拉特是利物浦人。雖然他本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錯誤，但我還是感到羞愧。這件事情在我心中膨脹開來，成了一個碩大的疙瘩。由於這是件很沒面子的事情，我甚至不好意思提起。當我們為了想看看晚報是否登了這次記者招待會的消息而走到議會大廈外面的閱報欄前，發現這則消息是以通欄大字標題登出時，我還是高興不起來。但是更糟的還在後頭。我聽說，在簽名者的名單中我把馬克斯·玻恩注38的名字給漏了，甚至還說他拒絕簽名。事實剛好相反。他不僅簽了名，而且還非常熱心，幫了我許多忙。這是我的一個嚴重大錯，對此我一直感到後悔不已。到我知道自己錯了時已經來不及更正了，雖然我當時立即採取，而且後來也一直在採取，一切我所能想到的辦法加以糾正。玻恩教授本人寬宏大量，繼續與我保持友好的通信聯繫。像對其他大多數簽名者來說一樣，那份宣言的努力完成比個人感情更重要。 有關世界各地對那份宣言的發布作廣泛的新聞報道的消息，繼續源源而來。其中大多數是贊同的消息。我的情緒好起來了。但我暫時不可能再做點什麼以推進反對核軍備的下一步行動計劃。我必須用接下去幾個星期的時間來專門處理家裡的事情。在宣言發布之前的那個可怕的星期里，打進來的電話如果不是關於那個話題的，那就是來告訴我關於我大兒子病情的最令人苦惱的消息的。接下去的幾個星期我得一門心思處理那件事，並且把我的家搬到北威爾斯的新居去度夏。我們不在時，北威爾斯的那所房子已在魯珀特和伊麗莎白·克勞謝-威廉斯夫婦友好的贊助下粉刷和整修過了。除了從上一個房客的家產中買下了一些家具以外，6月底他們又花了五個下午的時間在倫敦添置了一些必要的新家具。因此，幾乎一切都為我們準備好了。我們去那裡為儘快地接三個孫子孫女過來作準備。我很高興逃離倫敦。大多數人似乎都認為我是一個城裡人，但實際上，我一生的大多數時間是在鄉下度過的，而且我覺得在鄉下比在我到過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快樂得多。但是，剛把孩子和那個在里士滿照顧了他們多年的保姆安頓好，我又得到巴黎去參加另一次世界政府會議。這次會議在大學生居住區舉行，會開得很有意思。還有各種各樣與會議有關的宴會，有些是正式的，有些不那么正式。有一次是在法國外交部舉行的。有一次，在偉大的女裝設計師斯基亞帕雷利家舉行的雞尾酒會上，我走出房子來到花園，很快就被一群婦女圍住了。她們認為婦女應該專門為反對核戰爭做點事情，希望我支持她們的計劃。無論是誰，如果他盡其所能反對核戰爭，我都完全支持，但是我一直弄不懂，為什麼男女兩性不應當一起來反對核戰爭。根據我的經驗，父親完全和母親一樣關心其子女的幸福。我太太當時正站在花園上方的陽台上。突然她聽到我提高嗓門兒，以極度痛苦的聲調大聲地說：「但是，你們知道，我不是個母親!」她立即派了一個人來為我解圍。 這次巴黎會議於7月底結束後，我們回到里士滿去參加另一個大會。議會制世界政府協會在6月份就計劃召開一個由東西方科學家和其他人士參加的大會。如果弄得好的話，這個大會在8月初就能召開。他們和我一樣，認為共產主義者與非共產主義者一起工作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我參加了他們的協商會，並準備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言。從莫斯科科學院來了三位俄國人，還有來自世界許多地區的其他人，尤其是科學家。俄國人由托普切夫院士領隊，後來我常與他見面，對他越來越尊敬，而且非常喜歡他。這是戰後俄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參加西方會議，我們全都非常希望把會開好。會開得基本上還算順利。但是在第二天快要結束時的一次委員會會議上，俄國人曾一度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行達成協議。大會組織者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能出面斡旋一下。很幸運，協議達成了。於是在最後的那次會議上我就能夠宣讀一致通過的大會決議。總的來說，這次大會是個合作的好兆頭。由於事情終於按照本人所希望的那樣向前發展，我就可以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威爾斯去度幾星期真正的假。 當然，即便在度假期間也不是所有的工作全都停了下來。我同羅特布拉特教授和鮑威爾注39教授早已在考慮如何落實呼籲舉行一次科學家會議來商討所有與核危機有關的問題的那份科學家宣言。約里奧-居里教授本人病得很重，無法積極參與我們的計劃，他在遠方鼓勵我們。到這時我們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把握，相信能夠把一批優秀的東西方科學家召集在一起。 在起草那份宣言的初期，我就希望自己在這方面能夠得到印度科學家和印度政府的支持。在1955年2月尼赫魯剛開始訪問倫敦時，我的希望高漲。尼赫魯本人似乎非常有同情心。我曾與他共進過午餐，並且在各種會議和接見中與他談過話。他非常友好。但是當我在尼赫魯的訪問接近尾聲，會見印度主要官方科學家巴巴博士時，我被澆了一盆冷水。他對任何這一類宣言都深表懷疑，更不要說對將來我想要舉行的任何這一類會議了。顯然，我不可能從印度官方的科學界得到任何鼓勵。然而，在那份宣言成功地發布以後，尼赫魯比較友好的態度占了上風。由於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和幫助，第一次東西方科學家會議擬於1957年1月在新德里舉行。 整個1956年的初期，我們都在儘可能地完善我們的會議計劃。到這一年的年中，我們已以我的名義給大約六十位科學家發出了邀請。但是對我來說，1956年則是零敲碎打的一年，主要是忙於廣播講話和寫文章。舊友新交絡繹不絕地來來往往，令我感到愉悅。我們決定賣掉里士滿的房子，永久遷居北威爾斯。然而，我們保留了米爾班克的那套公寓作為在倫敦的落腳點，那裡可以看到我所喜歡的河流美景。後來，為了米爾班克的現代化，我們只好搬出那套公寓。在政治上，我參加了無數與各種事務有關的會議，有些與賽普勒斯的動亂有關，有些與世界政府有關。（2月份，世界政府協會在下議院設宴招待我。我一直感到沒有把握，不清楚宴會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已被宣布是為我舉行的宴會。不管怎麼說，宴會上有些人的講話會使我感到飄飄然，只要我能相信它們的話。）我尤其關心營救被關押在美國的莫頓·索貝爾的運動。 在1951年盧森堡受審和被處死（我很想說這是暗殺）時，說起來很不好意思，我對當時所發生的那件事情不太經意，只是略微知道一點。現在，1956年3月，我的表妹瑪格麗特·勞埃德帶莫頓·索貝爾的母親索貝爾太太來見我。索貝爾已被美國政府從墨西哥綁架去接受與盧森堡一案有關的審訊。根據一個眾所周知的作偽證者的證言，他被判處30年徒刑，當時他已服了5年刑。他的家人正在設法博得人們對他的支持，而他的母親則來英國尋求幫助。美國有幾位名人已經為他仗義執言，但是沒用。無論是這裡還是在美國，人們對他的困境和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似乎都一無所知。我記得我曾與一位不但有名而且備受稱讚的聯邦法院法官談過這個案子。他聲稱對莫頓·索貝爾的案子完全不知情，而且對我所告訴他的一切深感震驚。但我注意到他後來並沒有勉力去查明事實真相，更不用說採取什麼行動加以補救了。在我看來，這是個極其荒謬的案子，我同意盡我所能喚起人們對它的注意。倫敦已經成立了一個小團體來做這件事，他們同意幫助我。我給報社寫信，並寫文章談論此事。在我的那些信當中有一封含有這樣一個短語：「一群被嚇得夠戧的作偽證者」，這個短語很中我的意，然而卻惹惱了與我意見相左的那些人。美國人和其他地方人憤怒的信件如潮水般湧來，否認我的指控，憤怒地責問我怎麼可以如此大膽，竟敢對美國司法表示懷疑。有幾封信是來自與我觀點相同的人，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個倫敦團體的成員，雖然就我所知，英國沒有一個人公開支持我的觀點。我被普遍而且往往是惡毒地指責為反美，如同我對任何美國人或任何美國的事物作不利的批評時往往會受到的指責一樣。我不知道原因，因為我在那個國家幾度長期居留過，在那裡有許多朋友，而且還經常對許多美國人和美國人的所作所為表示欽佩。此外，我還娶了兩個美國人。然而——十年之後，人們終於普遍認為對莫頓·索貝爾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1962—1963年上訴法院公開宣判這個案子。在宣讀法官的裁決時，我理解他們的意思是說索貝爾一案不值得重新審理。在請教索貝爾的辯護律師對於我對裁決的解釋的意見時，他們告訴我說：「雖然不完全像你想的那麼露骨，但確實是非常糟糕。」辯護律師們論證說：「埃塞爾·盧森堡在受審期間被剝奪了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權利，這一點在隨後的最高法院一個判決——通常被稱為『格魯內瓦爾德』判決——中完全得到了證實。這個判決指出，埃塞爾·盧森堡有權得到重新審理；而且，由於她的無辜可以證實她的丈夫和索貝爾的無辜，因此他們也有權得到重新審理……。可惜盧森堡夫婦已經不在人世了，但索貝爾應該在法庭上時來運轉。」儘管他的家人為使他獲得自由堅持進行長期、勇敢的鬥爭，但莫頓·索貝爾還是被關在監獄裡。 1947年年初我在上院曾說過，在美國「任何擁護聯合國的人都被稱為危險的『赤色分子』」。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共態度使我感到擔憂，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自認為思想開明的團體採取這種態度。因此，1953年年初我覺得必須退出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我仍然是國際文化自由大會的名譽主席。三年後，有人給我寄來一本書的校樣，該書叫作《司法公正嗎?盧森堡-索貝爾案》，作者是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馬爾科姆·夏普。這本書使我，而且我認為也使任何一個人，非常清楚地看出，那是一個誤判。我在報刊上譴責對盧森堡夫婦和索貝爾所使用的那種歇斯底里和警察國家的手段。鑒於這幾年所增加的證據，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的反應似乎比那個時候甚至更為荒謬。該委員會聲稱：「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聯邦調查局在盧森堡一案中犯有暴行或雇用兇手。根本就沒有什麼人支持你認為索貝爾是一個無辜者，是政治歇斯底里的受害者的指控。你的關於索貝爾或盧森堡夫婦是根據作偽證者（不管他們是否被嚇得夠戧）的證言被判刑的論點，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你對美國司法程序的評論，你在聯邦調查局的方法與納粹德國或史達林時期俄國的警察手段之間所作的類比，已構成對自由民主事業的重大傷害。」在得知美國分會只贊成在共產主義國家而不贊成在其他地方爭取文化自由之後，我辭掉了國際文化自由大會名譽主席的職務。 但是在1956年夏天，就擬議中的科學家會議而言，事情似乎朝著我們那個方向發展。後來，10月份世界上突然發生了兩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是匈牙利叛亂和對它的鎮壓注40；第二件是蘇伊士運河事件。關於後者，正像我公開所說的那樣，我感到震驚，並且對我們政府的軍事和其他方面的陰謀感到厭惡。我歡迎蓋茨克爾注41的演說，儘管它枯燥無味而且來得晚了，因為它或多或少正式說出了一些應該說的話。由於這次入侵蘇伊士的不明智的行動，英國必然會失去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損失幾乎是無法彌補的。無論如何，要讓當時必須繞道的西方與會者於1957年1月到達印度，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擬訂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問題是這項工作該如何完成，這樣的會議應當在什麼地方舉行，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籌措資金。我覺得毫無疑問，這個會議不應當受任何一個已成立的團體的信條的約束，它應當完全是中立而且獨立的；其他參與擬訂計劃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是我們在英國找不到一個願意（如果有能力的話）資助這個會議的個人或組織，而且確實沒有一個人願意沒有附帶條件地這樣做。不久前，我收到美國賽勒斯·伊頓注42的一封熱情的信，信中他對我當時正在做的事情表示贊同。他曾表示過願意資助。希臘海運業大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也曾表示過，如果會議在蒙特卡洛舉行，他願意幫助。後來，賽勒斯·伊頓進一步確定，如果會議在他的出生地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舉行，他願意提供資助。他曾在那裡舉辦過其他各種性質並非完全不同的會議。我們同意了這一條件。在羅特布拉特教授和鮑威爾教授的指導下，計劃進展很快。他們得到伯霍普博士，和聖巴塞洛繆醫學院的物理學家帕特里夏·林多普博士在當時以及後來很大的幫助。我發現，她對和平事業和科學家之間合作事業明達而富有獻身精神的忠誠，甚至可以與羅特布拉特教授媲美。她表面上無憂無慮並且溫雅圓通地做自己的工作，看管自己的孩子，料理家務，以及管理科學家。第一次會議於1957年7月初在帕格沃什舉行。 我因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未能參加這第一次會議。1957年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去醫院做各種檢查，以確定我的喉嚨到底是什麼毛病。2月份，為了查明我是否得了喉癌，我只好短期住院。入院的那天晚上，我在英國廣播公司與唐賽德的修道院院長勃特勒進行了一場辯論，我覺得這場辯論非常有意思，我想他也有同感。住院檢查這件事進行得像這種考驗人的表演一樣令人愉快，最後發現我並沒有得癌症。但我得的是什麼病呢?因此繼續進行檢查，我還得繼續靠嬰兒食品以及其他這一類食物維持生命。 從那時以後，我出了幾次國，不過沒有一次像去帕格沃什的那次走得那麼遠。我之所以避免作較遠的旅行，部分是因為我怕如果我去一個國家，其他國家一直在竭力勸說我去那兒的人會覺得受到了公開侮辱。對於一個非官方人士來說，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的唯一辦法就是放棄遠程旅行。不過，1958年我還是去奧地利參加了一次帕格沃什會議。會後我留了下來，和我太太一起開車去旅行。我們驅車沿著多瑙河去自從我小時候喜歡上獅心王理查之後我便一直想去看看的迪恩施泰因。河邊峭壁上梅爾克宏偉蒼涼的富麗和它的圖書館的華美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我們驅車在山區繞了一大圈回維也納。空氣甜潤馥郁。旅行中的我們好像進入了我少年時代所讀的故事書中，鄉村的景色就像童話書中一樣，人們都很和善、純樸和快樂。在一個小村子裡有一棵很大的歐椴樹，村民在傍晚和星期天聚集在樹下聊天。那是一棵矗立在一片神奇的草地上的神奇的樹，恬靜，可愛，充滿祥和之氣。有一次，當我們沿著山腳下水流湍急的小溪旁一條狹窄的小路驅車前行時，我們被一處塌方擋住了。巨大的杉樹樹幹橫堆在路上。我們停下車，尋思著如何繞過或越過去。突然，出現了男男女女，好像是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其實他們來自附近的農家。他們動手幹了起來，說說笑笑地把障礙物搬開。我覺得似乎一轉眼的工夫道路就暢通了，於是人們微笑著揮手向我們告別。 不過還是回到帕格沃什的話題上——第一次帕格沃什會議的主持人通過信函和電話與我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們及時向我通報會議的進展情況，我對我所聽說的一切感到滿意。我們原本就決定，不但應當邀請物理學家，而且還應當邀請生物和社會科學家參加會議。總共有22位與會者——他們分別來自美國、蘇聯、中國、波蘭、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法國、英國和日本。會上用英語和俄語進行交流。尤其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次會議表明在「意識形態」極為不同、而且科學以及其他方面的觀點也明顯對立的科學家之間，能夠進行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真正的合作。 這次會議叫作帕格沃什科學家會議，為了保持連貫性，這個運動後來就繼續用帕格沃什這個名字來稱呼。除了別的以外，這次會議還成立了一個由我任主席的5人「常設委員會」，以負責籌備以後的會議。更加重要的是，這次會議確立了一種以後的會議都遵循的形式。舉行了若干次全體會議，在會上宣讀了重要的論文。一開始便成立的那些小型委員會開了很多次會，會上對總題目的某些方面展開討論並作出決議。最重要的是，這次會議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也許，這次以及後來那幾次帕格沃什會議唯一的特色就在於，與會者不僅在會上而且還在會後的業餘時間相互交往，並且漸漸地作為人而不只是作為這個或那個潛在敵對的信仰或國家的科學家相互熟悉起來。這個最重要的特色之所以成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賽勒斯·伊頓對形勢和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的敏銳了解，以及他圓通得體的款待。 由於我沒有出席，我不打算詳細敘述這次或其他任何一次會議的活動或成果。羅特布拉特教授編了一本極好的會議錄，該書全面地記錄了這次以及隨後一直到它1962年出版時為止的七次會議的詳細情況。在此只要說第一次會議有三個委員會就夠了：（1）關於由原子能的使用所產生的危險；（2）關於核武器的控制，它概述了以後的會議要詳細加以討論的裁軍的總目標；（3）關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如同羅特布拉特教授所指出的，第一個委員會的成果可能包括東西方科學家之間在核試驗的影響方面所達成的第一個協議。第三個委員會將其成果概括成十一條共同信念，只不過一年以後，這十一條共同信念就成了眾所周知的《維也納宣言》的基礎。這第一次帕格沃什會議發表了一篇聲明，蘇聯科學院在這篇聲明上正式簽了字，這篇聲明在中國也受到熱烈歡迎，但是在西方對它的宣傳卻比較少，而且也比較慢。 常設委員會於1957年12月在倫敦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於是另一次類似的會議（又是賽勒斯·伊頓使這次會議成為可能）86於1958年春在加拿大的拉克博波爾舉行。接下來是一次更加雄心勃勃的努力：1958年9月在奧地利的基茨比厄爾舉行的一次大型會議。這次會議是由於漢斯·蒂林教授的斡旋，並得到特奧多爾-克爾納基金會的贊助，才得以成為可能的。隨後在維也納又開了幾次會。前兩次會議不准新聞界或觀察員參加。這第三次會議不僅有觀察員參加，而且他們之中還有與會者的家人。在維也納召開的那幾次大會都有記者參加。9月20日上午在奧地利科學院舉行的那個會上發布了《維也納宣言》。它是除一票棄權外獲得基茨比厄爾會議全體與會者通過的一個聲明，而且，如同羅特布拉特教授所說的，它成了帕格沃什運動的信條。這個宣言太長，在此無法引錄，但可以在羅特布拉特教授所編的會議錄中找到。這個會由奧地利總統阿道夫·舍夫博士宣布開會，因為這次會議受到奧地利政府非常慷慨的歡迎。同許多東西方其他科學家一樣，我也以該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和常設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表了演說。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正式場合。我在演說中回敘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我祖父在一個大會（也在維也納召開）上的演說，在那次演說中他呼籲和平，但被駁回。大會結束後，我們參加了總統在舊王宮所設的午宴。接著在維也納市政廳舉行了一個重要的集會，會上十位與會的科學家向一萬名聽眾發表了演說——但我未能出席這次集會。 帕格沃什運動最顯著的成就是那個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締結（這主要應歸功於帕格沃什運動），該條約禁止和平時期在地面以上進行核試驗。我個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對這種部分禁止並不感到滿意。在我看來，如我預料的那樣，它是對於不該加以撫慰的良心和恐懼的一種撫慰。同時，它只不過是稍微緩解了一下我們全都面臨的那些危險而已。在我看來，對於實現我們想望的全面禁止來說，它更可能是一種阻礙而不是一種促進。不過儘管如此，它還是表明了：東西雙方可以通過合作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帕格沃什運動想要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起作用，它就能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起作用。它有點像是我們以某種懷疑的目光對其所作所為觀察了好多年的各種「裁軍會議」的真情流露。 現在，帕格沃什運動似乎已牢牢地站穩了腳跟，並且成了科學與國際事務的關係方面所取得的相當大的進展的一部分。最近這幾年，我本人與這方面的進展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的興趣已轉向新的計劃，那就是說服各國人民和政府杜絕戰爭，尤其是銷毀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首先是核武器。在作這些新的努力的過程中，我感到自己在那些比較保守的科學家眼裡已經變得很不光彩。1962年9月，帕格沃什運動在倫敦舉行了一次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大會。大會安排我作一次演說，講講發起這個運動的經過，於是我就預先告訴我的朋友們說，演講時有人可能會噓我下台——因為我完全相信他們會這麼做。結果當我站起來講話時，除了黑爾什姆勳爵以外，（有人告訴我說）所有與會者全都站起來熱烈鼓掌，使我深受感動。黑爾什姆勳爵是以英國科學大臣的身份前來參加大會的。我想，他個人對我是很友好的，但礙於官職身份，他坐著沒動。那是我最後一次公開參加帕格沃什會議。 書信 伯納德·貝倫森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瑪麗在23日去世了，因為我知道她一直很喜歡你，所以我就把她去世的消息告訴你。這是一種解脫，因為她很遭罪，而且最近幾年越來越痛苦。 幾個月前，我把你發表在《地平線》上的一篇關於美國的文章念給她聽。這使她和我都很愉快。 我們有好幾年沒有見到你發表的其他著作了。我們與西方世界斷絕音訊已整整五年了。我很高興知道你已回到你的母校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因此我相信我們可能會有一天再見面。見面的地點可能會是這裡，因為我拿不准自己是否會很快去英國。 想必你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成年的兒子吧。他怎麼樣?深深地懷念你。 你的真誠的 伯納德·貝倫森 1945年3月29日 佛羅倫薩 塞蒂納諾 塔蒂街1號 親愛的伯蒂： 聽斯普里格太太說你想重訪塔蒂街1號。再見到你，我會感到由衷的高興，還有你太太，我記得她。我建議你們在12月1日到4月1日之間的任何時候來這裡住上十天半個月。其他月份我們要麼不在家，要麼家裡人太多，而我則想單獨和你們在一起。多年來我一直在讀你所發表的有關人類事務的著作，覺得好像另外沒有人能夠像你那樣說出我所想說的話。 別再拖延了，因為再過幾個星期我就滿90歲了，上帝隨時都有可能叫我去。 深深地懷念你。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納德·貝倫森 1954年6月1日至7月 威尼斯 歐羅巴和不列顛飯店 親愛的伯蒂： 謝謝你寄來《名人的夢魘》。我喜歡你的機智、你的召喚、你的憤世嫉俗的幽默。繼續寫! 對了，1月10日到3月1日之間的任何時候對我來說都是再合適不過了。如果你能來住上兩個星期，我會很高興。 你的誠摯的 伯納德·貝倫森 1954年7月12日 佛羅倫薩 塞蒂納諾 塔蒂街1號 又及：過段時間請來信告訴我確切日期。 伯納德·貝倫森 親愛的伯蒂： 你12日的信使我感到傷心。我盼望見到你——我的最後一個接近於同齡的人、和我有這麼多共同點的人。 除非你被工作拴住，無法離開倫敦，否則你在這裡至少可以像在家裡一樣進行工作。我除了用餐時以外，從不見客，或者如果他們想要見我的話，可以和我一起作我如今很短程的散步。 如果1月15日至3月15日不可能來，是否還有其他比較適合你的時間? 你能夏天來嗎?我們三人住在瓦隆布羅薩的一個樂園裡，不過這個樂園很土氣，而且遠遠說不上寬敞和舒適。 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建議。 誠摯的 伯納德·貝倫森 1954年11月16日 佛羅倫薩 塞蒂納諾 塔蒂街1號 又及：我再也過不了阿爾卑斯山了。倫敦、巴黎、紐約等地，現在對我來說，由於旅途太累人，實在是去不了了。 親愛的伯蒂： 我當然知道你在羅馬，而且我還曾懷有一線希望，希望你能抽時間來佛羅倫薩與我相聚一兩天。你未成此行，令我失望。 我再次懇請你在11月15日至3月15日之間的任何時候來住上半個月左右，最好是1月15日至3月15日之間。你在這裡可以像在家裡一樣工作，因為我除了用餐時和傍晚——如果客人們願意在晚飯後陪陪我的話——以外，從不見客。 重溫那麼久以前的日子當然是一件樂事。對你太太我也留有愉快的回憶，而且我很樂意與她敘敘舊。 你真的相信災難可以避免嗎?恐怕那些試驗是不可避免的，還有那些該死的後果。 你的誠摯的 伯納德·貝倫森 1955年5月8日 薩涅特·沃爾皮-的黎波里 下文是我到里士滿在與我兒子及其家人共住的那所房子裡住了不久之後寫的： 我常常獨自在彭布羅克邸園的花園裡散步，而且由此產生了一種幾乎無法忍受的憂鬱心情。政府正在幹大事，可全是些壞事。花園的一半美極了：到處是杜鵑花、風鈴草、水仙花和鮮花盛開的山楂樹。他們小氣地將這半個花園用有刺的鐵絲網圍起來（我爬進去），生怕公眾來觀賞。這和布萊克注43的《愛情花園》像極了，只是「牧師」換成了官僚。 我也因涉足約翰和蘇珊的生活而感到苦惱。他們是1914年以後出生的，因此不會快樂。他們的三個孩子都很可愛：我愛他們，他們也喜歡我。但他們的父母卻分開生活，各自生活在夢魘和絕望的牢籠里。那並不是在表面上；表面上他們是快樂的。但是實際上約翰生活在多疑的孤獨中，不能相信有什麼人可以信賴；而蘇珊則因為對這可怕的世界的思索而被一陣陣突發的劇烈痛苦逼得無法忍受。她在寫詩中找到慰藉，而他則毫無慰藉。我看出他們的婚姻會破裂，而且他們兩個人永遠也找不到幸福或安寧。我常常能夠拒斥這種可怕的直覺認識，但是我由於太愛他們倆而無法繼續在世俗常識的層次上想他們的事情。如果我沒有卡珊德拉注44的那種可怕的預見悲劇的天賦才能，我在此就會在表面層次上感到快樂。但事實上，我感到痛苦。而且他們的毛病也是全世界所有青年的毛病。我非常同情這迷惘的一代——他們之所以迷惘乃是因為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人的愚蠢和貪婪。這是個沉重的負擔，但人們必須超脫它。也許，受苦到了極限，某句安慰的話就會顯露出來。 1950年5月12日 致我的《名人的夢魘》一書的插圖作者查爾斯·W.斯圖爾特。我極想找一個像杜米埃注45那樣的畫家，或者最好像戈雅注46那樣的畫家，來凸現這本書強烈的諷刺意味和我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中所含有的警告。 親愛的斯圖爾特先生： 你寄來的插圖草稿已收到，謝謝。我非常喜歡這些草稿，因此叫你畫插圖我很高興。我注意到你所說的有關史達林的話，因而我想成圖與草稿多少會有些不同。我特別喜歡那幅存在主義者的夢魘和《查哈托波爾克》中那位女士被焚的那一幅插圖。《查哈托波爾克》的另一幅插圖，我也很喜歡，只是我認為山谷應當更加明媚而且漫山遍野都是花，不過也許當你完成這幅插圖時它就會變成這樣了。在《索思波特·沃爾佩斯博士》的那幅插圖中，我想天空中的東西大概是飛機吧，我認為如果將它們畫得大一點、醒目一點可能更好些。我完全同意你關於讓其他每一個夢魘的標題全都單獨占一頁的建議，而且我也不反對你所提出的將沃爾佩斯置於艾森豪威爾和艾奇遜之間。我喜滋滋地盼望著《信仰與山脈》中的一幅兩位女士吵架的插圖。由於這篇小說正在排印中，我現將一份備用的打字稿寄給你，不過希望你用完之後寄還給我。 我現在正在寫另一本書，不是小說，而是關於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書名叫作《人類社會：診斷與預後》。我想在這本書中安排三幅插圖，或者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一幅圖，像一組三幅相聯的宗教畫一樣，說明過去、現在和將來對智慧的使用。如果你有意承擔這項工作而且斯坦利·昂溫也同意的話，我將非常高興。在最近四個月內的任何時候畫好都行。我希望這三幅插圖都儘可能地生猛辛辣。 插圖草稿隨信寄回。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53年11月20日 艾恩·布拉比有關《好公民的基本知識》一書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你寄來的書已收到，非常感謝。這是本令人愉悅的書。我不能確定究竟是圖配得上文呢，還是文配得上圖。不管哪種情況，它們幾乎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認為「愚蠢」、「貪婪」和「高興」是我最喜歡的，不過我也很喜歡「不公正」、「錯誤」和「暴戾」以及其他諸多篇文字。另外還有，開場白（我覺得那是最貼切的字眼）和它的一些插圖，我也很喜歡。我確信你和那位畫家會被判服比一般劑量大三倍的毒藥，因為你們會被控不僅使年輕人而且還使中年人和老年人墮落——而使後兩種人墮落是非常不道德的，因為他們復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不管怎麼說，我非常樂意受它的毒害；再次感謝你。 上上個周末我已把我的書寄給牛津大學圖書館館長，希望很快能得到回音。我幾乎用不著再次說我多麼感謝你的關心和幫助了。 致以最良好的祝願 你的誠摯的 艾恩 1953年3月31日 肯特郡伯青頓附近 韋德河上的聖尼古拉 昆士蘭 魯珀特·克勞謝-威廉斯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看了你的小說我很高興——而且尤其是因為這篇小說的大部分我是在都柏林的一個神學院學生宿舍的一間非常昏暗骯髒的斗室里看的——所以我決定給你寫一封其篇幅足可對我所喜歡的各個地方作一番評論的長信；而我卻把這件事情耽擱了下來——主要是因為我在愛爾蘭的假期過得不像個假期，而且不知怎的，使我的心情變得很糟，幹什麼事情都比以前幹得差——而且還慢了許多。（但這也許多少有點是因為修改，而且尤其是刪節，比思想的實際表述要乏味得多。） 不管怎麼說，《信仰與山脈》確實是到目前為止你所有的小說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我想這部分地是因為它的主題正好是我所熟悉的東西。不過我認為你把這個主題處理得非常好，模仿和誇張的手法用得恰到好處，一點也不過分。那兩個對立的學說的那種偽科學的貌似合理性令人愉悅，尤其是按照瓦格索恩先生後來關於人類的那種認為事後出現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能力的觀點，更是如此。順便提一句，43頁上的那一整段使所有以M起首的名字逐步具有時間掌握得非常好的喜劇效果。一般說來對於你的效果的時間掌握——例如，你選擇輕描淡寫地陳述或尖刻激烈地陳述的時機——現在在技術上是極其有效的。（那位教授在大會上的開幕詞；第七章開頭概述他未來的那一段的簡明扼要——關於登辛的點睛之筆!；「於是，他們互相擁抱」。） 還有很多裝出一副正經的面孔（當然，這是你的特點之一）暗中進行挖苦的話語：馬格內特一家不吃純精肉；信徒們最終留在偏僻的郊區。而且我喜歡關於那非常狹窄的山谷和關於桑尼先生使用六分儀的奇想。還有對T.L.S.的模仿，它具有「淺明的確定性」、「較深邃的智慧源泉」和「冷靜客觀地批判的非凡才智」。 你的《信息》當然非常值得稱讚；事實上，扎卡里最終對他父親的答覆是簡要明確的。但是，在我看來，最後一段甚至更加明確——因為它使我放聲大笑（而且也使伊麗莎白放聲大笑，她要我向你問好，並表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如此巧妙和滑稽地再現了那麼多讚美詩的陳腐平庸。（現在我想起來了，這種效果部分產生於第三行與第四行之間思想的略微混淆：那胸腔的疾病和使我們的肌肉發達。）接下來是——非常恰當地——最後一行的「崇高」一詞。 順便提一下，我很高興地看到你在幾個星期前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評論中強調強權政治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作用——而且你還再次強調科學以及科學方法制約西方價值觀念（中的所有「最好的」東西）的那種情形。叫人受不了的是甚至最不黏黏糊糊的人也都接受相反的「黏黏糊糊的」信念的那種情形。 幾天前有個叫安格斯·威爾遜的小說家在《觀察家》上評論一本關於喬治·桑的書時——完全是按我的意思——使用了我的「黏黏糊糊的」（「soupy」）這個詞。我非常希望這是該詞正在傳播開來的一個跡象；我相信，安格斯·威爾遜是我曾向其介紹過該詞的西里爾·康諾利的朋友。 湯姆金斯和梅羅這兩個名字（一起）我似乎聽起來耳熟，但想不起來了。你是否能告訴我他們是誰?我認識嗎? 你的永久的朋友 魯珀特 1953年8月1日 梅里奧尼斯 彭林代德賴思 波特梅里翁 城堡院 今天是星期天，我剛想起本地郵局的信筒不能投大信封。因此我要等明天才能把手稿寄回。 J.B.S.霍爾丹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你寄來的資料已收到，非常感謝。當然，我對那一段做了修改，以便使其符合事實。到了老年，我對動物行為越來越感興趣，甚至還做了一些「破譯」蜜蜂語言方面的工作（對這種語言的充分說明可見諸里班茲的《蜜蜂的行為和社會生活》）。你知道，從豐富的食物源回來的蜜蜂會跳舞。所有舞蹈的類別是一個有四個變元的命題函項，它可表述為： 「在距離C，方向D，有一個A味的、需要B個工蜂的食物源。」 A由實物來表示，B、C、D則象徵性地加以表示。我不太準確地翻譯了表示C的符號。到時候我會把論文寄給你。但是，如果給蜜蜂採集的花蜜是在它們的垂直上方，它們就無法傳達這一事實，雖然它們以不規則的方式跳舞。有些事實真相，就像須避諱的上帝之名一樣，是不能用跳舞表示的。 林道爾發現，蜜蜂的政治制度甚至更令人驚奇。他有一場持續五天之久的關於築巢地點的辯論記錄。 如果我把命題函項說成命題類是錯誤的，你也許會糾正我。如果人們像觀察蜜蜂那樣「從外部」考察命題，這似乎是一種考慮問題的自然方法。 同時，許多德國人（不包括馮·弗里施和林道爾）正在以相當納粹的方式大肆宣傳動物行為的固定性（參見我太太的重印書）。在索普的倡導下，「印記」（imprinting）一詞被用來表示由幼時經驗而造成的各種歷久性的行為改變（例如，小雞跟著斯波爾丁走）。 你的誠摯的 J.B.S.霍爾丹 1953年11月5日 倫敦大學學院 生物統計學系 3. 伊迪絲·羅素（洛特·邁特納-格拉夫攝） 4. 漢斯·厄尼畫的油畫《伯特蘭·羅素》 H.麥克黑格先生 親愛的先生： 去年我有幸給你講課：當時你在雪梨。但是，本周的一個晚上，你就更近了：在這裡，在奧克蘭，我聽見了你的聲音——奧克蘭I.Y.A.廣播電台播放的錄音。 現在我明白了那位《公報》畫家怎麼，或為什麼，能把那家周刊的專欄中描繪的——標有你名字的——卑污人物畫得如此可怕：他肯定既聽過你講話，也見過你本人。 每當打開收音機，我常常在想，廣播電台的人究竟有沒有耳朵；或者說，如果有耳朵的話，他們自己究竟有沒有一點鑑賞力。但是，播音員一點明你就是發出那些非常令人厭惡的聲音的那個人，我就知道，不管有沒有耳朵，那些人根本不在乎使別人蒙受痛苦——而且也根本不在乎將一個人對他自己所能作出的那種令人震驚的毀損（你就是這種情況）公之於眾。因為，除非徹底淪為禽獸，沒有一個人能從口中發出這樣的聲音。 當（或者如果）你有朝一日感到羞恥或自我厭惡時（我祈望這個時候很快來到），我建議你把錄有你聲音的所有錄音帶收集起來，統統銷毀；你至少應當採取那種補救措施。 願上帝保佑你。 你的真誠的 H.麥克黑格 1951年8月17日 紐西蘭 奧克蘭 奧雷瓦路87號 與H.N.布雷斯福德的往來書信 我親愛的羅素： 我相信，你已經被賀詞淹沒了，但我還是想加上我的，因為來自上個世紀就認識你的朋友的賀詞可能寥寥無幾。我清楚地記得布爾戰爭期間我們在考特尼家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我歡迎這個生日，因為它給我一個因我從你的著作中所獲得的一切教益而向你致謝的快樂的機會。現今最可貴的是你最近在廣播講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勇氣和樂觀精神。 我和伊娃瑪麗亞都懷著感激之情向你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你的永久的朋友 諾埃爾·布雷斯福德 1952年5月19日 倫敦 西北3區 貝爾賽茲公園街37號 我親愛的布雷斯福德： 謝謝你5月19日的來信。我非常感激你。在我非常需要鼓勵的時候，你對我《社會改造原理》一書的評論給了我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鼓勵。我從你的《鋼鐵與黃金之戰》中引用了一段說明教區牧師之流正在從軍備中撈取多少好處的話，在劍橋引起了憤怒。這種憤怒是我樂於引起的。我很高興你喜歡我最近的廣播講話。請向布雷斯福德太太轉達我的謝意，同時也向你致謝。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蘭·羅素 1952年5月［沒有註明日期］ 精神分析學家歐內斯特·瓊斯的來信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你在今天的《觀察家》上發表的那番你所特有的無畏、直率、透闢的言論，給了許多人以莫大的快感。你和W.K.克利福德注47在這些特性上彼此非常相似。不知研究數學對你們兩人的這些特性的形成有多大助益。你的最後一段可能是他《講演與短論集》的最後一篇的釋義，怕你萬一找不到他的這本書，我隨信附上該篇的複印件。他的許多短論如今完全可以重印。想到自從他寫那些短論以來的八十年間還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所闡述的那些明確的原則，不免令人悲哀。 順便提一下，他在別處引用柯爾律治注48那尖刻辛辣的警句：「一開始愛基督教甚於愛真理的人，進而會愛他自己的教派或教會甚於愛基督教，最後則愛他自己甚於愛其他一切。」 你的非常誠摯的 歐內斯特·瓊斯 1955年2月20日 薩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爾斯特德 普拉特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你在《觀察家》上發表的那篇有關愛因斯坦的簡明易懂的短論中，有一句話我有點想加以質疑：那就是關於他令人驚訝地對經驗證明不感興趣的那句話。以下是從他1936年4月寫給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摘錄下來的： 「直到最近為止，我只能思索你的關於我們現在環境的強烈影響的思路。我無須評價你的理論的正確性就能理解這些思路。然而最近我有機會參加了一個關於你的學術討論會，會上人們（對於壓抑理論）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這使我很高興，因為當發現一個重大而奇特的思想是切合實際的時總是令人滿意的。」 我認為這最後一句話是以他自己的經驗，如1919年的光彎曲等等，為根據的。 如果我的簽名或用我的名字能夠對你在羅馬發起的那個偉大的運動有所助益的話，請吩咐一聲。 你的誠摯的 歐內斯特·瓊斯 1955年4月25日 薩塞克斯 米德赫斯特附近 埃爾斯特德 普拉特 格雷夫斯小姐是個非常虔誠的女士，她的寬宏大度令我吃驚。我第一次同她接觸是為了中國的事情。後來她主要關心的是拉丁美洲。 安娜·梅利莎·格雷夫斯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我沒有得到維克托·阿亞·德拉托雷的消息，也就是說我沒有收到他的信，不過他給我寄來了發表在《觀察家》上的一篇關於他的報道，從那篇報道或「訪談錄」來看，他顯然已經拜見過你了。我很高興，因為我相信，見到你對他來說有——或應該有——實際好處。我希望你並不認為你接見他的時間是白費了。 在這篇「訪談錄」中，他說你很「真實」並且「充滿希望」。他不需要樂觀的榜樣，他始終相信未來的日子將會更好；但是大多數拉丁美洲人——也許每個國家的所有政客，都需要一個像你那樣看重「真實」的人作為榜樣。我很高興他首先在你身上辨認出了那種東西。 不知你是否還記得，我曾問你是否可以把他寫給我的那封要我請你接見他的信退還給我。它附在我寫給你的第二封信中，而你回了我的第一封信。如果你認為第二封信無需回復，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你沒有把維克托的信毀掉或丟失了的話，若你能寄還給我，我將表示感謝；但如果已經丟了，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如果你告訴我你對他的印象，我也會表示感謝。我想，我會到加州洛杉磯去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住在一起。我想，我離開這裡比留下來更能為這裡的黑人做事。如果一個人干他渴望幹的事情，他就常常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我認為，這裡的情況比以往更糟（或者更確切地說，比雷金納德·雷諾茲撰寫他那本書時更糟），比南非更糟，當然並不比肯尼亞更糟，但是在南非，想要公正地對待非洲人的那些非非洲人（英國人和布爾人）似乎——曾似乎——比這裡的人更自由地為正義而工作。伊斯特蘭注49非常堅決地把所有為黑人伸張正義的人都稱為「共產黨人」、「莫斯科的間諜」。但是真正危險的並不是伊斯特蘭們，而是那些有教養、有魅力的「南方白人」。他們能夠終止一切不公正，可是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他們就不是他們自己了。他們不能睜開眼睛，因為他們不敢。 感謝你抽出時間接見維克托。 你的非常誠摯的 安娜·梅利莎·格雷夫斯 1957年2月24日 美國 路易斯安那州 卡溫頓 揚克大街921號 克萊門特·戴維斯的來信 我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請允許我為你昨晚精彩的廣播講話向你說聲「謝謝」。我十分真誠地向你說一聲「謝謝」。你喚起了多麼美好的回憶!我的思緒以超音速的速度與你的思緒一道疾馳。是的，我們完成了很多我50多年前就渴望見到其完成的事——想當初我們是在多麼不利的情況下進行戰鬥，而如今，從前的那些反對者不僅站到了我們這一邊，而且對某些改革還熱心得聲稱是他們發起的。 對那些日子的回憶，以及已經引起和造成的那些變化，使我對國際形勢感到振奮。不利於你我的理想、不利於採用「理性」而不是「武力」作為人類爭端的仲裁者的勢力顯然是如此強大，以至我們的鬥爭可能看來似乎是無望的。但是在此，我們又將見到而且很快將見到一次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的國內事務方面的經驗再現於國際事務，那麼今天反對我們、而且拒不接受我們的挽救辦法的那些人，將不但接受那些挽救辦法，而且還會聲稱，那些挽救辦法是他們（而且完全是由他們自己）提出來的，他們給受苦受難的人類帶來了所有男女都嚮往的和平。 好了，我希望我是對的，而且我將為他們大聲而且長時間地喝彩，就像今天我為我的那些很久以前說他們不會舔郵票的反對者喝彩一樣。 我再次向你表示最衷心的謝意。我們向你們倆致以最熱忱的問候和祝願。 你的非常誠摯的 克萊門特·戴維斯 ［1954年12月24日］ 倫敦 西南1區 卡萊爾廣場 伊夫林大廈31號 我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你回想起自己因反對厲害的喬·張伯倫注50及其支持關稅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狂熱而激烈的宣傳而涉足政治舞台的事，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我的第一次努力也是反對可畏的喬·張伯倫。那是在1899年11月，我當時雖然只有15歲，但已經很成熟老練了。我在一次保守黨的集會上走上講台譴責南非戰爭——儘管做了一番很大的努力，我的演講還是沒被允許持續多久，我兩眼青腫流著鼻血回家。這與其說是一次反戰的努力，不如說是為布爾人辯護。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濫用我們希望他們擁有並於1906年歸還給他們的自由——損害非洲黑人和有色人種的人的利益。 我們向你們倆致以最熱忱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 你的永遠誠摯的 克萊門特·戴維斯 1955年9月19日 倫敦 西南1區 卡萊爾廣場 伊夫林大廈31號 記者招待會 召集人：羅素伯爵 地 點：威斯敏斯特卡克斯頓會館 時 間：1955年7月9日星期六 J.羅特布拉特教授： 女士們，先生們，這個招待會是伯特蘭·羅素伯爵召集的，目的是為了發表一份由若干科學家簽名的關於核戰爭意義的聲明。我相信你們每個人都已經收到了那份聲明的副本。我打算請羅素勳爵就那份聲明向你們作一簡短的解說，然後你們可以就這一主題自由發問。羅素勳爵，請。 羅素伯爵： 女士們，先生們，這個招待會的目的是要引起你們，並通過你們引起世人，對一份由與核戰爭有密切關係的領域中八位最著名的科學家簽名的、關於核戰爭必然會帶來的危機以及因此避免戰爭的絕對必要性的聲明的注意。 在此我只向你們宣讀一下我想你們已經有的那份簡短的摘要： 「所附的這份由世界各地一些最著名的科學權威所簽署的聲明論述的是核戰爭的危機。它使人明白，無論哪一方都不可能希望在這樣的戰爭中取得勝利，而人類確確實實有被來自放射性雲的塵埃和雨滅絕的危險。它暗示，無論是世界各國的政府還是公眾，對這種危險都沒有足夠的認識。它指出，協議禁止核武器，雖然可能有助於緩減緊張局勢，但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儘管先前有相反的協議，這種武器在大戰中仍必定會被製造和使用。人類的唯一希望是避免戰爭。提倡可以使這種避免成為可能的那種思維方式，乃是本聲明的目的。 第一步行動是我和愛因斯坦合作的結果。愛因斯坦的簽名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星期寄出的。他逝世後，他同東西方的一些科學家進行了聯繫，因為政治上的分歧不應影響科學家們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評估，但是我所聯繫的那些科學家中有些迄今仍未回復。我正在使世界上所有大國的政府注意這些簽名者所發出的警告，並熱切希望它們會同意讓它們的國民生存下去。」 現在我想稍微讀一下這份聲明的緣起。我想它是我去年12月23日在英國廣播公司所作的一次關於核戰爭的危機的廣播講話的結果。我收到了許多人寫來的表示讚賞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法國著名科學家約里奧-居里教授寫來的，我收到他的表示讚賞的信，特別高興，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共產黨人。 我認為，我所企求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持有對立的政治見解的人們之間架設一座橋樑。那也就是說，通過一份只講事實而根本不談論人們所認為的那種政治問題的聲明，而使得科學家們聯合起來。我寫信給愛因斯坦，建議著名的科學家們對於核戰爭採取某種引人注目的行動，他回信說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因此，我在與一些人商量之後擬了一個草稿寄給愛因斯坦，他——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是很好——建議說（我引用他的原話），我「應當把自己看作是這個計劃的獨裁者」，我想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已使他無法勝任這項工作。我把聲明草稿寄給他後，他回信說：「我很樂意在你那份極好的聲明上簽名。」我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而且在我得悉他去世的噩耗後，收到這封信，因此我想，這大概可以說是他一生當中最後的一個社會行為。 起草這份聲明的宗旨是將聲明的內容局限於科學家本人能夠作出判斷的問題，避開政治，從而獲得左派和右派科學家的簽名。科學應該是不偏不倚的，當時我就認為人們可以使政見各異的人士就避免戰爭的重要性取得共識，在這方面，我想這份文件是相當成功的。 這份文件的簽名者，除了我自己之外，還有八位注51。這八位全都是科學界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們大多數是核物理學家，有些是與核物理學有關的一個重要領域中的專家，遺傳學家，還有些人了解輻射線所引起的突變，這是一個你考慮核戰爭時便會產生的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之所以選擇他們，完全只是因為他們在科學界的聲望而別無其他考慮。 我想，我總共向十八位科學家提出簽名的要求，其中有一半，或將近一半，實際上是八位注52同意簽名。有些則由於種種原因我迄今仍未收到回音。特別是，我向中國最傑出的自然科學家李四光博士提出簽名的要求，但我迄今仍未收到他的回信。我所收到的回信無不表示同情。那些沒有簽名的人都有各種充足的理由，例如，身居官位，或從事某項使得簽名成為難事的官方工作，但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凡是回信的人全都抱著一種同情的態度。 我收到了華沙大學因費爾德教授的簽名，他曾和愛因斯坦合著過兩本書。莫斯科的斯科別利岑沒有寄來簽名，但寄來了一封深表同情的信。約里奧-居里教授首先是鐳的發現者的女婿，但他並不靠那種關係出名，他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他是因科學性的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八個人當中的第六個；而其他兩個我想可能不久也將獲得諾貝爾獎!那是這些人的顯赫地位的順序。 約里奧-居里先生提出兩條保留意見，其中有一條相當重要，另一條則沒那麼重要。我談到限制主權的必要性，而他希望補充說這些限制必須經大家同意而且必須對大家有利，這我完全同意。此外還有他所提出的另一條保留意見。我說：「是我們毀滅人類呢，還是人類放棄戰爭?」而他想說：「人類會放棄作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爭端的一種手段的戰爭嗎?」他保留這些意見，同意在文件上簽名。 馬勒注53教授也提出一條很小的、似乎只是解釋我的意思的保留意見。 關於這些人我想略微說幾句，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在新聞界不像在科學界那麼知名。他們包括兩位英國科學家、兩個美國人（我沒把愛因斯坦算作是美國人，因為愛因斯坦的國籍有點世界性）、一位波蘭人、一位法國人和一位日本人。羅特布拉特教授在這裡，我很高興。你們知道，他是利物浦核物理學研究所所長。注54他干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你幾乎可以稱之為有關比基尼島的炸彈的偵探工作的事情。你們當中年紀大一點的人可能還記得，1945年人們對原子彈感到十分震驚。如果你們把原子彈看作是某種諸如弓箭之類的東西，那麼原子彈現在已成了古代史。 我們已經從原子彈發展到了氫彈，氫彈遠比原子彈厲害得多，而且後來結果表明（我想，起初是通過羅特布拉特教授的偵探工作，後來是由於美國當局的承認），比基尼島上爆炸的那顆炸彈遠比氫彈厲害得多。氫彈現在也成了古代史。你們有一種雙重引爆裝置。你們先用鈾235引爆氫，然後再用氫引爆鈾238，而在生產鈾235的過程中有一大堆一大堆鈾238的熔渣被丟棄。現在我們用鈾238來達到這一目的，造價就低得多，而這種炸彈一旦造出來，它們的摧毀力卻大得多，因此你們可以看到，科學發展得很快。到目前為止比基尼島的炸彈是最新的東西，但是我們無法預測下一步我們將研製出什麼樣的炸彈。 我認為，這份聲明，如同我所設想的，只是第一步。必須繼續勸說科學家對事實發表權威性的意見，而且我認為，接著應當召開一次所有科學發達的國家都參加的國際科學家代表大會，在會上我希望那些簽名者提出某種像我在這份聲明的末尾所提出的那樣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認為，在適當時候召開的各國大會上都可以提出帶有若干那樣一些條款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認為，科學家應當通過一種普遍的民眾運動使世界各國的政府和公眾了解這些事實。你們知道，叫科學家搞民眾運動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他們不習慣於干那種事情，而且這也不是他們想干就能幹的事情，但是我認為，在此時讓公眾了解情況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必須說服世人避免戰爭，先是用一切想得到的權宜手段，但最終得靠某個國際機構，它會使得避免戰爭成為不是日常應急的事情，而是世界組織的事情。我認為，他們應當強調，儘管在一般公眾的心目中科學已經具有相當邪惡的意味，但我認為，如果戰爭這個問題一旦得到解決，科學就能給人類帶來極其巨大的福利，並使這個世界成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幸福得多的地方。我認為，他們應當既強調戰爭所帶來的危險也強調那一點注55。 現在由我來回答問題，我很樂意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回答你們任何一個人想要問的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