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一章 回到英國

在1944年上半年，橫渡大西洋是件複雜的事。彼得和康拉德乘坐的是速度很快但極不舒服的「瑪麗皇后」號，船上擠滿了小孩和他們的母親，所有的母親都抱怨所有別人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甲板上追逐打鬧，隨時都有掉下海里的危險，因而給大人造成極大的麻煩。但這一切我是到了英國才知道的。至於我嘛，我被送上了一艘由護衛艦和飛機護航、以自行車速度威風凜凜地前進的大船。我隨身帶著我的《西方哲學史》手稿，那些倒霉的審查員只好從頭到尾逐字逐句地閱讀這部手稿，唯恐其中有什麼對敵有用的情報資料。不過，他們終於弄清楚了，哲學知識對德國人是不可能有用的，並且很客氣地對我說，他們很喜歡讀我的書。說實話，對此我覺得難以置信。一切都是保密的。不許我將起航的時間或從什麼港口起航告訴我的朋友。最後我發現自己乘坐的是一艘「自由」輪，這次航行是它的處女航。船長是個生性樂天的人，他老是安慰我說，「自由」輪在處女航中斷裂成兩段的還不到四分之一。不用說，船是美國的，船長是英國人。有一位高級船員真心實意地讚許我。他就是輪機長。他讀過《相對論入門》，但對該書作者卻一無所知。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他談起了這本小書的價值，當我說我是這本書的作者時，他高興得不得了。另外有位乘客，是一個商人，船上的高級船員都不喜歡他，因為他們覺得他這麼年輕，應該去打仗。不過，我倒覺得他挺可愛的，而且我也很喜歡這樣無所事事地度過三星期。船上的長官們認為，在我們駛近愛爾蘭海岸之前，不會有遭受潛艇襲擊的危險，但過後他們卻命令我們穿著外褲睡覺。不過，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旅程結束的前幾天，盟軍便開始大規模地進攻西歐，我們是從無線電中得知這一消息的。幾乎全船的人都可以來聽無線電廣播。我從無線電中聽到「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注1的英譯。這句話的英譯是：「好啦，朋友們，就這麼幹吧!」 在一個星期天，他們把我們卸在福斯灣北岸的一個小港埠。我們艱難地走到了一個最近的城鎮，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了那個戰爭時期的不列顛。就我當時所能看到的來說，鎮上全是波蘭士兵和蘇格蘭姑娘，波蘭士兵很英武，蘇格蘭姑娘則非常嫵媚動人。我乘夜車去倫敦，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我一度無從知道彼得和康拉德的情況。最後，在瘋狂地打了許多電話和電報後，我終於得知他們同彼得的母親一起住在錫德茅斯，康拉德得了肺炎。於是，我立即趕去那兒。令我寬慰的是，他正在迅速康復。我們坐在海灘上，諦聽瑟堡那邊傳來海軍的隆隆炮聲。 在此之前，三一學院曾邀我去作為期五年的講學，我已接受了邀請。這項邀請還附帶以下優厚條件：兼任大學評議員，並有在學院裡獲得幾間住房的權利。於是，我就去劍橋。到了那裡，我發現住房非常令人愉悅，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草地滾木球場，在那綠茵茵的草坪上開滿了鮮花。看到劍橋之美毫無衰減，令人欣慰。我還發覺，「大庭院」的祥和恬靜使人的心境產生一種幾乎難以置信的寧帖。但彼得和康拉德住的問題仍未解決。當時劍橋人滿為患。起初，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住所是寄宿舍里的幾間髒兮兮的房間。他們住在那裡可憐兮兮的，吃不飽飯，而我在學院裡卻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我一知道我將因起訴巴恩斯注2而得到一筆錢時，便立即在劍橋買了一所房子。我們在那所房子裡住了一些時候。 抗日戰爭勝利日那一天，以及隨後舉行大選的那段時間，我們就是住在那所房子裡。我的《人類的知識，其範圍與限度》一書，大部分也是在那裡寫的。我本來可以在劍橋過得很愉快，但劍橋的那些女士們認為我們是不應該受到尊重的。我在北威爾斯的費斯廷約格買了一所風景非常優美的小房子。後來我們在倫敦租了一套公寓房。雖然我花了許多時間到歐洲大陸去講學，但這些年我並沒有做什麼重要的事情。當1949年我的妻子決定她不再需要我時，我們的婚姻就結束了。 整個40年代和50年代初，在核問題上，我的心情一直處於一種困惑焦慮狀態。在我看來，一場核戰爭顯然會毀滅人類文明。同樣明顯的是，除非東、西雙方的政策都有所改變，否則核戰爭肯定遲早總要發生。從20年代初起，我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這種危險。在那些日子裡，儘管有幾個博學的物理學家已經意識到這種即將到來的危險，但大多數人，不僅是大多數普通人，而且甚至是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不會發生原子戰爭，因而總是以一種滿不在乎的語調說：「哎呀，人們絕不會那麼愚蠢。」1945年對廣島和長崎的轟炸，使科學家們，以及甚至少數一些政治家，首次注意到核戰爭的可能性。在這兩個日本城市遭到轟炸後沒幾個月，我在上議院做了一次演講，指出可能會發生一場全面的核戰爭，如果這種戰爭一旦發生，必定會造成全球性的災難。我預測並解說了威力遠比用於廣島和長崎的那些炸彈大得多的那種核彈的構造，它不同於老式的裂變彈，而是一種聚變彈，實際上就是現在所說的氫彈。那時還有可能對這些怪物實施某種管制，規定它們只能用於和平而非戰爭的目的，因為當時我所擔心的軍備競賽尚未開始。如果想不出管制的辦法，局勢幾乎就會失控。這用不著多大的想像力就可以預見得到的。每個人都為我的演講鼓掌，沒有一個議員認為我的擔心是過分的。但是我所有的聽眾都一致認為，這是個由他們的孫子那一輩人去考慮的問題。儘管已有數十萬日本人死於非命，但沒有一個人懂得，英國只是由於幸運才得以倖免，而在下一場戰爭中，她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沒有一個人把它看作是一個只有大國之間達成協議才能避免的國際性危險。人們有過一些議論，但沒有任何行動。這種安然自若的態度，在外行人當中，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誰要是試圖談論原子彈而使人感到不安，誰就會被看作是惹是生非者，被看作是應當避而遠之的人，被看作是杞人憂天、敗人興致的人。 與這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相反，我像其他少數幾個人一樣，一有機會就指出這種危險。當時我認為，而且直到現在我仍然這麼認為，為避開正在迫近的危險而進行籌劃和採取行動的時機，是在最初看到這種危險正在迫近之時。一旦危險的挺進已成定局，要想阻止它就難上加難了。所以，當美國向俄國提出巴魯克計劃時，我感到有希望了。當時我對該計劃以及美國提出該計劃的動機的評價要比我後來知道應當怎樣評價它們時高一些，但我現在還是在想，要是當時俄國人接受了這個計劃就好了。然而，俄國人沒有接受。他們在1949年8月爆炸了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並且，他們顯然會盡其所能使自己在摧毀能力——或者，說得客氣一點，防衛能力——方面與美國相匹敵。除非採取嚴厲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則軍備競賽已在所難免。正因為如此，我才在1948年年末提出建議說，補救的辦法也許是由美國向俄國發出立即發動戰爭的威脅，以便迫使其核裁軍。我已在我的《常識與核戰爭》一書的附錄中說明了這樣做的理由。我為自己在1948年所持的觀點作辯護的主要理由是，我當時認為俄國很可能屈從西方的要求。但是，在俄國擁有相當多的核機隊之後，這種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我的這一建議迄今仍被人用來指責我。共產黨人反對它，這是不難理解的。但是通常的批評是說我，一個和平主義者，竟然一度鼓吹用戰爭來威脅。我令人厭煩地一再重申以下觀點似乎也不起什麼作用：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我相信有些戰爭，當然是極少數的戰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這些戰爭之所以必要，通常是因為人們允許一些事情在罪惡昭彰的道路上拖延下去，直到沒有任何和平的手段能加以阻止。批評我的人好像也沒有考慮到持續的冷戰所帶來的這些惡果，而假如我那用戰爭加以威脅的建議在1948年被採納的話，那麼這些惡果，連同冷戰本身，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的建議被採納，儘管結果如何仍只是臆測，但就我能看到的，提出這一建議並沒有什麼不光彩，也不表明我的思想「反覆無常」。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在提出這一建議時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並非真地指望它會被採納。所以，過了不久，我也就把它忘了。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後又在一次我不知道竟會成為報刊剖析的題材的演講中提到過這一建議。後來，當那封信的收信人要求我同意發表這封信時，我就按照自己通常的做法，沒有考慮信的內容就說，如果他想發表就發表吧。於是，他就把這封信發表了。當我發現自己原先所提的建議時，自己也大吃一驚。我也完全忘了自己曾在上述演講中提到過這一建議。糟糕的是，在此期間，在這一無可辯駁的證據擺在我面前之前，我一直極力否認我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建議。這真是遺憾。不承認自己說過的話，那是可恥的。一個人只能為自己說過的話進行辯護，或予以收回。就這件事來說，我能夠，而且的確能夠，為自己說過的話進行辯護；我本應該早一些這樣做，但由於我記憶的錯誤而沒有及早這樣做，我根據多年的經驗太盲目地信賴自己的記憶力了。 在此期間，我個人的思想越來越亂。我變得日益悲觀，很樂意嘗試人們提出的任何一種可以避免核戰爭的方法。我的心情，就像人們在雷暴積聚於地平線上而還沒有遮住太陽時易於感覺到的那樣，過分的緊張和恐懼。我覺得很難保持頭腦清醒或拒絕人們提出的任何措施。我想，要不是我私生活幸福，我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有幾年，我每年都應邀到位於貝爾格雷夫廣場的帝國防衛學院去演講。但在一次演講後，人家就不再來邀請了，我在那次演講中發表評論說，我知道他們相信，沒有宗教的幫助，就不可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我讀過「登山訓眾」注3，但是，使我感到驚詫的是，未能在其中找到提及氫彈的隻言片語。我的聽眾顯得很尷尬，因為他們是好基督徒，當然也是好戰士。但是，在我自己看來，我覺得把基督教同戰爭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結合在一起，很難說是有道理的。 1948年，西方列強力圖建立一個應是世界政府之胚芽的聯盟。保守黨表示贊成，並希望英國成為其中一員。工黨經過一番猶豫，表示反對這個方案，但允許其黨員個人自由決定支持與否，只要他們認為自己的決定是恰當的即可。我參加了在海牙舉行的討論這個方案的國際代表大會，並對出席這次大會的少數幾個共產黨員中的某個人進行了可能多少有點過分的攻擊。他曾在一次演講中堅持認為共產黨員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觀念。此事正好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垮台之後，因此，我的發言博得與會大多數代表的完全贊同。由於受到共產黨人的粗暴對待，小馬薩里克注4憤然自殺，這一事件使我們所有參加這次大會的人全都感到很震驚，並且，我們大家幾乎全都深信，與東方合作目前是不可能的。我說：「如果你能說服我，使我相信你們將自己最傑出的公民迫害至死就是一種比西方更高的道德觀的體現，那麼我就準備支持你，但是，在此之前，我不會做這樣的事。」 在我回到英國後，戰爭行將結束時，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政府派我去給部隊講課。由於戰爭已接近尾聲，部隊變得比我預料的更具和平傾向。我記得，有一次，拉斯基注5和我一起被派去給一些航空兵講課。拉斯基比我激進，他們全都同意他的看法。我在講課講到一半時，忽然發現有一半聽眾正躡手躡腳地溜出講課大廳，我感到很納悶，是不是我以某種比光是不夠激進更激烈的方式冒犯了他們。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那些人是被叫去阻擊德國人對英國的最後一次空襲。 在柏林空運時期，政府派我到柏林去幫助勸說那裡的人民，使他們相信，阻止俄國人想把盟軍攆出柏林的企圖得逞是件值得一幹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夠炫耀自己是個軍人。我臨時被當作武裝部隊的一員，並且還領到一張軍人通行證，這使我相當高興。 我對昔日的柏林非常熟悉，而此時我所看到的斷壁頹垣、創痍淒景，使我感到震驚。從我自己房間的窗口望出去，幾乎看不到一幢仍然直立著的房子。我弄不懂當時德國人住在什麼地方。這種徹底的破壞，部分是英國人造成的，部分是俄國人造成的，而這在我看來似乎是極端錯誤的。想到我自己的同胞沒有什麼道理地把德勒斯登夷為平地，我就感到噁心。我覺得，既然德國人顯然馬上要投降，那也就夠了；不但殺死13萬5千名德國人，而且還毀掉他們所有的房屋和無數的財寶，這是野蠻的行徑。 我覺得，同盟國對德國的處置簡直是難以置信的愚蠢。戰勝國政府將德國的一部分交給俄國，一部分交給西方，這樣勢必使得東西方之間的鬥爭延續下去，尤其是由於將柏林加以分割，致使西方除通過航空途徑外，無法進入自己在柏林的占領區。戰勝國政府曾設想過俄國與其西方盟國之間的一種和平的合作，但它們應該預見到這是一個不太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感情而言，已發生的一切乃是同作為西方共同敵人的俄國所進行的那場戰爭的繼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舞台已經搭好，這是那幾個政府愚蠢透頂的行為蓄意造成的。 我認為俄國的封鎖是愚蠢的，我很高興由於英國採取巧妙的對策而使封鎖未能成功。當時，對於英國政府來說，我是一個受歡迎的人，因為我雖然反對核戰爭，但也反對共產黨。後來由於1953年史達林的去世和1954年比基尼島氫彈試驗，我對共產主義有了較多的好感；而且，我逐漸把核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多地歸咎於西方，歸咎於美國，而較少歸咎於俄國。促使這一轉變的是美國國內發生的一些事情，如麥卡錫主義和限制公民自由。 當時我正在為英國廣播公司的各套節目作大量的廣播講話，因而當史達林去世時它們便要我作一次廣播講話。由於我因這一事件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覺得史達林是個壞得不能再壞的人，是俄國以及受俄國威脅的大部分苦難和恐懼的罪惡根源，所以，我在廣播講話中譴責了他，並因他的去世而替世人感到高興。我忘了英國廣播公司的敏感之處和傳統禮儀。我的那次廣播講話根本就沒有播出。 就在我去德國的那一年，政府還派我去挪威，希望能勸使挪威人加入反俄聯盟。他們派我去的地方是特隆赫姆。當時正好碰上暴風雨和寒冷天氣。我們不得不從奧斯陸乘水上飛機去特隆赫姆。當我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水面上時，顯然有什麼東西出了毛病，但我們坐在飛機中的人誰也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我們坐在飛機里，而飛機在慢慢地下沉。一些小船聚集在飛機周圍，過了一會兒，有人就叫我們跳到海里游到小船那裡去——飛機上與我同艙的人全都這麼做了。我們後來才知道，禁止吸菸艙里的19名乘客全都遇難了。飛機撞擊水面時被撞了個洞，海水就涌了進來。臨行前我曾托奧斯陸的一位朋友預訂艙位，我告訴他一定得給我訂一個允許吸菸的艙位，並開玩笑說：「如果不讓我吸菸，我就會死掉。」 不料這句話竟然應驗了。吸菸艙里的所有乘客全都從我座位旁邊的太平窗爬了出去。我們全都游到了小船旁邊。這些小船因為怕飛機沉沒時自己也被吸下去，所以不敢靠得太近。我們被劃運到離特隆赫姆幾英里的一個地方上岸，然後，一輛小汽車把我送到了旅館。 每個人都對我表示出極度的關愛，他們把我安頓在床上，幫我烘乾衣服。一群大學生甚至把我的火柴也一根一根地烘乾。他們問我是不是想喝點什麼，我回答說：「是的，要一份烈性白蘭地和一大杯咖啡。」旋即趕來的醫生說，這樣回答完全正確。那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挪威的旅館是不允許供應酒的——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情況——但因為是醫療上的需要，也就沒有人提出反對。一位牧師拿來一套牧師服，讓我在我的衣服沒有烘乾之前先把它穿上。我穿上後，我的這身打扮把大家都逗樂了。每個人都不斷地向我提問。甚至有人還從哥本哈根打電話來問：「當你在水裡時，難道你不是在想神秘主義和邏輯?」我說：「不是。」那個人在電話里仍不肯罷休：「那你在想什麼呢?」我說：「我在想水是冷的。」我隨即就把電話掛了。 由於原定擔任會議主席的人淹死了，我的演講因而也就取消了。大學生們把我帶到附近山裡的一個地方，他們在那裡有一個機構。在去和回來的路上，他們陪我在雨中漫步，我說特隆赫姆不在水裡就跟在水裡一樣濕，這句話似乎使他們很高興。除了雨之外（在山區雨就變成了雪），我覺得特隆赫姆是個風光宜人的好地方，但是當我得知本地的主教和市長對這個地方的名稱讀法不同時，我感到有點迷惑不解。我採用主教的讀法。 我在這次冒險中的經歷所引起的轟動使我感到很驚訝。事情的各個方面都被誇大了。我大約遊了100碼，但我無法說服人們相信我並沒有游幾英里。不錯，我是穿著大衣游的，並且丟了帽子，還把公文包扔進了大海。公文包當天下午就給送回來了——我現在還在用呢——而且裡面的東西也都替我烘了。當我回到倫敦時，海關官員們看到我護照上的海水印跡，全都笑了。它原先一直放在我的公文包里，這次它失而復得，我很高興。 當我1944年回到英國時，我發現在某些方面自己的看法有了改變。我再度享受在英國很盛行、但在美國卻不盛行的自由討論的樂趣。在美國，如果有個警察過來和我們說話，我的小兒子會嚇得突然哭起來；被指責為超速行車的大學教授也是如此（具體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英國人不太狂熱的態度，使得我自己的狂熱也有所減弱，我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感覺。40年代末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了，當時我不但沒有被當作不良分子看待而只許有限制地接近年輕人，而且還應英國廣播公司之邀給里思講座注6作首場演講。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喜歡自由討論的氣氛，這還影響到我對演講的題目的選擇，我選的題目是《權威與個人》。這些演講於1949年以該題目為書名出版，其中以很大的篇幅論述了個人自由往往隨著工業主義的增強而減少。但是，雖然這種危險已為人們所公認，無論是那時還是從那以後，人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減少工業主義的增強所帶來的弊病。 在這些演講中，我建議大家考慮一下，我們怎樣才能把進步所必需的個人首創精神（individual initiative）的那種發揮程度與生存所必需的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牢固程度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大題目。我在此就這個題目所要說的話，只是對這些演講的一些註解，有時則是對自寫這本書以來我感興趣的那些論題作一些發揮。 在我看來，問題在於社會應當努力為人們獲得安全和正義，而且還有進步。要獲得這些，就必須有一個常設機構，即國家，但也必須有個人自由。而為了獲得後者，就必須使文化事務與權力機構相分離。安全是得到欲求的，現在主要問題是國家的安全，亦即使其不受敵國的侵犯，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它應當很有權威，足以在國際事務中支配各國政府。 因為單獨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對抗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或一群這樣的國家的防衛力量，所以，在國際事務中，一個國家的安全必須依靠外來的保護。一個或一群國家對單獨一個國家的侵略，必須通過國際法加以阻止，不能任由某些好戰的國家為所欲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任何國家隨時都可能完全被摧毀。武器的變化往往會改變力量均勢。例如，15世紀英法之間就發生過這種情況，當時列強不再據守城堡，開始依靠攜帶大炮的野戰軍。這種大炮結束了在那以前普遍存在的封建無政府狀態。同樣，如果和平要存在的話，核武器必定會結束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並且在任何可能的爭奪中為國際部隊引入實際上已確定無疑的勝利。引入這種改革是困難的，因為它要求國際部隊裝備有非常精良的武器，以便在與任何單獨一個國家的戰爭中都能完全有把握取勝。 由於當時人們正在研製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我就聯想到了戰爭的危險。除了這種聯想之外，這些演講在我自己的一生中也很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多年來（特別是從1914年以來）一直以某種方式吸引著我的那個題目的背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根據良心拒服兵役、和平抵抗。 防止戰爭對個人自由來說是絕對必要的。當戰爭迫近或實際進行時，各種重要的自由都被剝奪，只有在和平的氣氛中這些自由才有望恢復。通常，對自由的干涉遠遠超過實際需要，但這是極度恐懼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當路易十六的腦袋被砍掉後，其他君主就覺得自己的腦袋也不保險。他們急忙發動戰爭，並懲罰所有同情法國大革命的人。當一些政府受到俄國革命的驚嚇後，也發生過諸如此類的事情，只不過有時沒有那麼暴烈而已。如果個人要擁有他應當享有的全部自由，那麼他必須可以自由地擁護任何一種他認為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這可能需要一個國際權威的保護，尤其是在核武器增強了某些國家相互干涉對方內部事務的力量以後，更是如此。戰時的個人自由應當擴大到個人對於是否參戰的選擇。 我在作這些演講時，簡明扼要地講述了政府權力的興衰。在古希臘的昌盛時期，政府的權力並不太大；偉人們在有生之年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但是戰爭和暗殺往往打斷他們的工作。羅馬帝國帶來了秩序，但同時也使個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黯然失色。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個人的主動精神受到很大的遏制，以至沒有能力抵禦新的外來進攻。羅馬帝國衰亡後的一千年間，幾乎沒有什麼權威，也幾乎沒有什麼個人的主動精神。後來，新的武器，特別是火藥，逐漸給予政府以力量，並慢慢發展出了現代國家。但隨之而來的是過多的權威。在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裡保持自由的問題是一個新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人們對此沒有心理準備的問題。除非我們能使自己適應比上幾個世紀所必需的更執著的對自由的尋求，否則我們就會陷入獨自的消沉和委靡之中，為公眾的活力所吞噬。 尤其是在科學方面，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現代的文明國家在許多方面依靠科學。一般說來，有舊的科學，它是官方的，也有新的科學，它為上了年紀的人所厭惡。這就導致老年人（他們讚賞他們前輩的科學）與青年人（他們知道他們同時代人的工作的價值）之間的一場持續不斷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但超過了那個度它便是災難性的了。在目前，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人口爆炸，它只能用在老年人看來似乎是邪惡的方法來對付。 有些理想是顛覆性的，並且，除了通過戰爭或革命之外，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目前，這些理想中最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公正。政治上的公正在世界上工業化的地區有過其全盛時期，在未工業化的地區則仍有待尋求，但經濟上的公正卻依然是一個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達到的目標。若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一場世界範圍的經濟革命。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不經過流血而達到這個目標 ，也不知道這個世界沒有經濟上的公正怎麼能繼續忍耐下去。誠然，有些國家正在採取一些措施，特別是限制遺產繼承權，但這些措施還只是非常局部、非常有限。想想世界上的廣大地區，那裡年輕人只受過極少的教育，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受過教育，那裡成年人也沒有能力實現舒適的基本條件注7。這些不平等引起妒忌，並且是大動亂的潛在原因。世界將來是否能用和平的方法提高貧窮國家的地位，我認為很難說，而且最後很可能成為未來幾個世紀政府所面臨的最難解決的問題。 戰爭對自由的侵犯，也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徵兵。發生戰爭時，軍人們會爭辯說，除非強迫我方所有的男子都去打仗，否則我方就不可能贏得戰爭的勝利。有些男人也許會以宗教上的理由，或者可能會以他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比打仗更有用為由，而加以反對。在這種事情上，老年人與年輕人往往，或者至少應當有所區別。老年人會說，他們年紀太大，打不動仗了；而許多年輕人必然會說，他們的工作比上戰場打仗更有助於贏得勝利。 以宗教上的理由反對參戰更為普遍。文明人從小就受這樣的教育，即認為殺害他們是邪惡的；而且有些人不承認在戰爭狀態下可以廢止這一道德律令。持這種看法的人不是很多，而且，我不能肯定他們的行為是否決定過某場戰爭的勝負。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其中有一些人如此強烈地感受到人性的驅使，以至甚至在戰時仍然聽從這種驅使，這是件好事。而且，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強迫一個人去做他認為邪惡的事情，也是野蠻的。如果因為一個人是素食主義者，有人便提出一條法律來懲罰他，那麼我們都應該承認上述這一點，但當受到威脅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時，我們就開始想知道他是朋友還是敵人，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就認為我們迫使法律懲罰他是正當的。 除了那些認為所有的戰爭都是錯誤的人以外，還有那些反對要他們去參加的某一特定戰爭的人。朝鮮戰爭以及後來的越南戰爭期間，在許多人身上都發生過這種事情。這種人，如果拒絕去打仗，就會受到懲罰。法律不僅懲罰那些譴責所有戰爭的人，而且也懲罰那些譴責任何特定戰爭的人，儘管在任何戰爭中，顯然至少有一方是在慫恿邪惡。那些對某一戰爭，或某一法律，或政府的某些行為採取這種反對立場的人，可以被認為是正當的，因為他們被認為是不正當的就太成問題了。有人會說，由於這種考慮譴責對假定的罪犯的懲罰，它們使人們對整個刑法產生了懷疑。我相信這是真的，而且我認為每個被判定有罪的犯人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懷疑，有時大有時小。當受審者是敵人時，例如紐倫堡審判，大家就會承認這一點。人們普遍都承認，如果紐倫堡的犯人由德國人來審判，他們是不會被判有罪的。德國政府的敵人會將他們之中任何一個進行過那種和平抵抗的士兵判處死刑，但他們對德國人卻以未曾對其政府進行那種和平抵抗為藉口而判其有罪。他們拒絕接受許多被他們判定有罪的人所提出的他們只是在最高當局的命令下犯下了罪行的申訴。紐倫堡的法官們認為，這些德國人本應當以情理和人道的名義進行和平抵抗。如果他們是在審判他們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他們的敵人，他們就不太可能持這種看法了。但我認為，這種看法無論對於敵人還是對於朋友都是適用的。我相信，適當可以接受的和平抵抗與不可接受的和平抵抗之間的界線，來自進行這種和平抵抗的理由——進行這種和平抵抗的目的的嚴肅性和對這種和平抵抗的必要性的相信的深度。 在我作里思講座演講之前幾年，我的老教授、朋友和《數學原理》一書的合作者A.N.懷特海就已被授予了功績勳章。嗨，到了1950年年初，我在官方權威人士眼裡也變得非常可敬，以至他們覺得也應當授予我功績勳章。這使我感到很高興，因為，儘管我想許多英國人和大多數英國官方權威人士聽了可能會感到很驚訝，我是個對英國非常有感情的人，我珍視我的國家的元首授予我的榮譽。我必須到白金漢宮去接受正式授勳。國王和藹可親，但他對於自己不得不彬彬有禮地對待這樣古怪的一個人，而且還曾是個犯人，多少有點尷尬。他說：「你有時候的那種做法，如果被普遍採用，那是不行的。」後來我一直感到慶幸的是，當時我沒有把自己腦海里突然冒出來的應對之辭說出口：「像你的哥哥一樣。」注8但他當時想到的是我是個拒服兵役者之類的事情，而且，我覺得，對他的那句話我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我說：「一個人應該怎麼做，這取決於他的職業。比方說，一個郵遞員就應當敲街上所有他有信要送的人家的門，但如果別的什麼人敲所有那些人家的門，他就會被認為是個為公眾厭惡的人。」國王為了避免作答，突然改變話題，問我是否知道誰是唯一既獲得嘉德勳章又獲得功績勳章的人。我不知道，他就和藹地告訴我說，是波特爾勳爵。當時，我也沒有提起，他就是我的表弟。 那年二月，我應邀到巴黎大學文理學院做了一次演講，我給這次演講定的題目是《個人與現代國家》。在演講中，我以最美好的言辭衷心地誇讚了讓·尼科，這位於1924年去世的、才華橫溢而且惹人喜愛的青年數學家注9。演講後，我為自己這樣做而感到很慶幸，因為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得悉，他的遺孀就在聽眾之中。 1950年6月底，我應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邀請，前往澳大利亞，到各大學去作有關冷戰的問題的演講。我自由地闡述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且在演講中，我還對工業主義的未來做了推測。當時澳大利亞是工黨執政 ，而且，儘管人們對中國，尤其是對日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情況似乎比隨後十六年間要好一些，有希望一些。我喜歡那裡的人民，而且我對該國幅員之廣大，以及普通的私人之間談話、聊天通過無線電來進行一事，印象非常深刻。也正因為幅員之廣大，人們相對來說比較孤獨，所以，圖書館和書店既多又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人們讀的書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人們帶我到各州首府參觀訪問，還帶我去了艾麗斯斯普林斯，因為那裡十分閉塞，我很想去看看。那是個農業中心，居住在那裡的主要是擁有羊群的牧羊人。人們還領我去參觀了一所漂亮的監獄，在那裡我確信，這些牢房是舒適的。當我問到為什麼牢房造得這麼舒適時，有人告訴我：「哦，因為這兒所有有名望的公民都不時地要來蹲蹲監獄。」而且還告訴我說，他們相互之間一有機會就偷對方的羊，這是經常發生而且預料得到的事情。 除了塔斯馬尼亞以外，澳大利亞各地我都去過。當時朝鮮戰爭正打得不可開交，我驚訝地得悉昆士蘭北部地區，在戰爭爆發時，居民全都撤離了，但當我在那裡時又有人居住了。 我發現，政府對土著居民相當好，而警察和公眾對他們卻很壞。一位負責照管土著居民的政府官員帶我去看一個村子，那兒的居民全都是澳大利亞土著。有一個村民向我們訴說，他有一輛自行車被人偷走了，但他明確表示，他不願去向警察報案。我問我的嚮導，這是為什麼，他解釋說，任何一個向警察求告的土著都會遭到十分不友善的對待。我自己也注意到，白人對土著居民總是惡言惡語。 我與政府的另一次接觸和灌溉有關。那裡有一條山脈叫「雪山」，聯邦政府制定了一項利用這條山脈進行灌溉的計劃。我在那裡時，這項計劃由於不能因此受益的那幾個州從中作梗而陷於停頓。當時有人又推出了一項計劃，即不以灌溉而是以國防為理由來支持以前所提出的灌溉計劃，從而避免在澳大利亞政治中司空見慣的州際衝突。我為這項計劃說了一些好話。 我整天忙於演講和接待記者採訪。在我即將離開澳大利亞時，有人送給我一本裝幀精美的剪報集，我很珍愛這件禮物，儘管我不太喜歡記者們的那些關於我談論自己的報道。我在某個場合提倡過節制生育，天主教徒當然不贊同我的看法，而墨爾本大主教則公開說，美國政府曾一度拒絕我入境。這不是事實；我說要控告他，但一群記者就此事詢問了他，他公開承認了錯誤，這麼一來倒使我感到很掃興，因為這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從一位大主教那裡獲得損害賠償的希望。 在我回英國途中，我乘坐的飛機在新加坡、喀拉蚩、孟買和其他一些地方停留。雖然由於飛機停留時間不夠長，我未能離開機場去訪問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個地方，但有人約請我發表廣播講話。後來，我從一張8月26日《雪梨先驅晨報》的剪報上看到關於我在新加坡講話的報道。該文轉述了我的講話：「我認為英國應該像她在印度所做的那樣，體面地撤出亞洲，不要等到結果發生戰爭被人家趕出去。……這樣才能贏得友善，才能在潘迪特·尼赫魯的領導下建立一個中立的亞洲集團。這是現在所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而支持這一主張最有力的論據是，這將是一個戰略性的遷移。」這番話雖然沒有引起重視，但我覺得似乎是個不錯的建議。 我從澳大利亞回來後不久，又去了一趟美國。我應邀到新英格蘭的一所著名的女子學院——霍利奧克山學院，去講授為期一個月的哲學「短期課程」。我從那裡又去了普林斯頓。像往常一樣，我在普林斯頓做了一次演講，並且又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其中包括愛因斯坦。在那裡，我聽說要授予我諾貝爾獎。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對這次訪美印象最深的還是要數我應馬切特基金會的邀請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三次系列演講。我被安排住在豪華的廣場飯店，到哪裡去都由朱莉·梅德洛克小姐引領，她是哥倫比亞大學派來陪我的。她對國際事務的看法既開明又富有同情心；後來，我們不但通過書信，而且還在她有時來拜訪我們時，繼續討論這些國際事務。 幾個月後，我的這些演講，連同我原先在牛津羅斯金學院所作的其他演講，和我1949年在倫敦皇家醫學會所作的勞埃德·羅伯茨講座一起，作為我那本名為《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一書的主要部分，出版了。這個書名與哥倫比亞大學另行單獨出版的三篇演講稿所用書名完全相同，這是不妥當的，因為它使得書目編纂者感到為難，而且有時也使那些只看過哥倫比亞大學版本的讀者感到失望。 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在紐約（我當時就在那裡），不久以前，有人還把我的演講罵得狗血噴頭，而現在看來它們似乎很受歡迎並吸引了大批聽眾。這在第一場演講時也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聽眾聚集在一起可能是想看一看這樣討厭的一個人究竟是什麼樣子，希望出現衝突、狼狽相和群起而攻之的場面。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隨著演講一場場的進行，聽眾竟然越來越多，大廳里擠滿了熱情的學生。後來，人多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有些人只好轉身離去。我想，這種情況也使主辦者感到驚訝。 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人類的力量因科學知識而增強。我的第一場演講的主旨包含在下面的這句話中：「你使事物如你所願地發展，靠的不是祈禱和謙卑，而是獲得自然規律方面的知識。」我指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力量，比人們從前試圖用神學的手段得到的力量大得多。第二場演講所談的是關於人們通過運用科學技術所得到的力量的增強。演講從火藥和航海羅盤談起。火藥摧毀了城堡的勢力，而航海羅盤則創造了歐洲征服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政府力量的這種增強是重要的，然而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新的力量卻更為重要。在這場演講中，我主要談的是早期工業力量的惡果，和如果任何一個強國採用科學繁殖方法所會出現的危險。由此，我進而談到在使用科學方法的情況下戰爭危害性的增大。目前，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科學應用形式。它預示人類，而且實際上還有一切無需用顯微鏡便可看見的生物，都有毀滅的危險。如果人類要想生存下去，那麼進行科學戰爭的權力就得集中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國家手裡。但是這與人們的心理習慣如此相悖，以至迄今為止絕大多數人仍寧願冒滅絕的危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危險。是否能及時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乃是最重大的問題。在我的第三場演講中，我主要談的是我所不贊同的一些關於善與惡的觀點，儘管許多人認為只有這些觀點才是科學的。這裡所說的這些觀點就是：善等同於有用。我以對於這樣一種氣質的探究結束這些演講：如果一個幸福的世界要想成為可能，那麼這種氣質必須占據主導地位。我認為，第一個必要條件是沒有教條主義，因為教條主義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我要引用下面這段話，它概括了某種道德價值的取向，而我認為，如果世界要想得救的話，這種道德價值的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東西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有些東西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應當避免的。我們這個時代需要同情心和希望人類幸福的心愿，需要求知的欲望和避開令人愉悅的神話的決心，尤其是需要勇敢的希望和創造的衝動。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避免的、已經將我們這個時代帶到災難邊緣的東西，就是殘忍、嫉妒、貪婪、競爭心、對非理性的主觀確信的追求，和弗洛伊德學派所謂的死亡願望。」 我認為，我對聽眾喜歡我的演講感到驚訝是錯誤的。幾乎任何一個前來聽演講的青年大學生都是自由主義者，而且喜歡聽某個權威人士發表的自由主義的甚至帶有革命性質的見解。他們也喜歡對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見解的任何嘲弄，不管其是否正統：例如，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嘲笑亞里士多德，因為他說，對馬來說，被咬了是危險的，尤其是如果這隻懷孕了的話。我的聽眾是不恭的，我也是如此。我想這是他們喜歡我的演講的主要原因。我的非正統觀念不啻局限於政治。我1940年在紐約因性道德而招致的麻煩雖然已經過去，但在我的每一個聽眾心中卻留下了一個期望，即希冀聽到那種老年人和正統派認為是令人震驚的言論。我在討論科學繁殖方法的時候，就發表過很多這樣的言論。總之，我有過這樣一種愉快的經歷：同樣是這些言論，從前它們使我遭到排斥，而如今我卻因為它們而受到鼓掌喝彩。 我因在哥倫比亞大學最後一次演講末尾的一段話而陷入了麻煩。在這段話中，我說世界需要的是「愛，基督教的愛，或同情」。我使用「基督教的」這個詞的結果是大量的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自由思想者」的來信對我採取正統派的立場深感遺憾，而基督教徒的來信則歡迎我「浪子回頭」。十年後，當布里克斯頓監獄的牧師用「我為你見到了光明而感到高興」這句話來歡迎我時，我不得不對他解釋說：這完全是個誤解；我的觀點根本沒有變；他所謂的見到光明，我則應當稱之為在黑暗中摸索。我認為，我在說到基督教的愛時加進「基督教的」這個形容詞，顯然是為了將它與性愛區分開來；而且我本來確實應該假定：上下文已將這種愛表述得非常清楚。我繼續說道：「如果你感受到這種愛，你就有了生存的動機、行動的指南、勇敢的理由，和對於理智上誠實的迫切需要。如果你感受到這種愛，你就有了任何人在宗教方面所需要的一切。」在我看來，任何人認為以上這些話是對基督教的描述，似乎都是完全無法解釋的，尤其是鑒於，有些基督教徒想必還記得，基督教徒表現出基督教的愛是多麼罕見。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安慰那些不是基督教徒的人，請他們原諒我由於不謹慎地使用了那個有疑義的形容詞而無意中給他們帶來了痛苦。我的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文章和演講稿，1957年由保羅·愛德華茲教授匯編出版，該書書名為《為什麼我不是基督教徒》，書中附有愛德華茲所寫的一篇關於我1940年在紐約的困境的文章。 當我1950年年底應召到斯德哥爾摩去領諾貝爾獎——使我感到有點意外的是，我所獲的是文學獎，獲獎作品是我的那本《婚姻與道德》——時，我憂心忡忡，因為我記得，恰好在三百年前，笛卡爾在隆冬時節被克里斯蒂娜女王召到斯堪的納維亞而死於風寒。不過，我們在斯德哥爾摩的下榻處卻是溫暖而舒適的。在那裡我們遇到下雨，而不是下雪，這倒令人有點失望。頒獎場面雖然很隆重，但也不乏輕鬆愉快，我很欣賞。我替另一位獲獎者難過，他看上去十分痛苦，而且非常膽怯，以至不願跟任何人講話；當他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不得不發表正式演說時，大家簡直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午宴上，坐在我旁邊的是約里奧-居里夫人，我發現她講話很風趣。在國王舉行的晚宴上，一位侍從武官過來說國王想要跟我談談。國王想讓瑞典同挪威和丹麥聯合起來對付俄國人。我說，如果西方與俄國人之間發生戰爭，俄國人顯然只有穿過或飛越瑞典領土才能抵達挪威港口。國王贊同這一看法。我對自己的演說也相當滿意，尤其是關於機械鯊魚的那番話，我說：「我認為，每個大城市都應該有一些人們可以乘坐很容易破碎的獨木舟順流而下的人工瀑布，而且還應該有有很多機械鯊魚的游泳池。要是發現有人鼓吹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爭，那就罰他每天和這些製作精巧的怪物待上兩小時。」我發現有兩三位也是來領諾貝爾獎的同伴在聽我所不得不做的演講，並且認為我的演講不無重要之處。後來，我將它收錄在我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的第二部分中，美國還將它灌了唱片。我聽說我的這篇演講感動了許多人，這是我原先沒有料到的，因而頗感欣慰。 以授予功績勳章肇始並以獲得諾貝爾獎告終的1950年，似乎標誌著我的聲望達到了頂點。我真的開始感到有點不安，擔心這可能意味著盲目正統觀念的開始產生。我一向認為沒有一個人能夠不邪惡而成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卻非常愚鈍，以至我看不出自己有什麼罪過。各種榮譽以及隨著我那本《西方哲學史》的銷售而開始增加的收入，給了我一種自由和自信的感覺，它使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都用在我想做的事情上。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感到樂觀，充滿了熱情。我懷疑自己迄今為止過分地強調了威脅著人類的那些比較悲觀的可能性，並且認為是該寫一本將當前爭論的那些比較愉快的問題凸顯出來的書的時候了。我把這本書叫作《變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而且凡是有兩種可能性的地方，我都有意地強調會實現的可能是那個比較愉快的可能性。我並沒有暗示究竟是愉快的可能性大一些還是痛苦的可能性大一些，我只是暗示要知道哪一種可能性會取勝是不可能的。這本書最後描述了如果我們這樣選擇的話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說：「人，在他從樹上下來以後的漫長歲月里，一直在艱辛而又危險地穿越塵土瀰漫的廣袤沙漠；他周圍是倒斃於路旁的死者的白骨；他由於饑渴，由於害怕野獸，由於害怕敵人——不僅有活著的敵人，而且還有由於他自己極度恐懼而投射於這個危險的世界的已故對手的鬼魂——而發狂。他終於走出了沙漠，來到了一個風景明媚的地方，但在漫漫長夜裡他已經忘記了怎麼微笑。我們不可能相信晨光。我們認為它熹微而虛幻；我們仍然相信那些讓我們繼續帶著恐懼和憎恨——首先是對我們自己這些可憐的罪人的憎恨——生活下去的古老神話。這是愚蠢的。人要想獲救，他現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向歡樂敞開自己的心扉，讓恐懼在被遺忘的過去的微光閃爍的黑暗中去咕噥吧。他必須抬起眼睛說：不，我不是一個可憐的罪人；我是一個通過漫長而艱苦的道路，已經發現如何用智慧征服天然障礙，如何與自己因而也與全人類和睦相處，自由而快樂地生活的人。如果人們選擇歡樂而不是憂傷，這種情況就會出現。要不然，永恆的死亡就會把人埋葬在該被遺忘的角落裡。」 但我的不安在增長。我沒有能力使我的同胞認識到他們以及整個人類面前的危險，因此我感到很壓抑。像痛苦有時能增強愉悅一樣，我的無能也許增強了我的愉悅，但痛苦依然存在，並且隨著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沒有能使別人也認識到這種痛苦的原因而增強。我開始感到《變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需要重新作更深入的考察，我試圖在我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一書中作這種考察，這本書的末尾曾一度滿足了我想以一種有效的方式表達我的擔憂的迫切需要。 我之所以撰寫有關倫理學的著作，乃是因為我經常受到指責，說我雖然對其他各門知識或多或少作過一些懷疑性探究，但除了在早期寫過一篇闡述穆爾的《倫理學原理》的文章外，卻避而不涉及倫理學這門學科。我的回答是，倫理學不是一門知識。因此，我現在以一種不同的方式開始做這項工作。在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我論述了倫理學的基本概念；在後半部分，我論述了這些概念在現實政治中的應用。前半部分分析諸如道德準則這類概念：好與壞、罪、迷信倫理學、倫理制裁。在所有這些概念里，我都到傳統上被稱為倫理學的那些學科中去尋找倫理要素。我得出的結論是，倫理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成分，而是歸根結底可化約成政治的一種東西。例如，對於雙方勢均力敵的一場戰爭，我們能說些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可能都會聲稱自己顯然站在正義的一邊，其失敗將是人類的一大災難。這種斷言是無法證明的，除非求助於其他的倫理概念，如對殘暴的憎恨、對知識或藝術的熱愛。你可能會因為人們建造了聖彼得大教堂而稱讚文藝復興，但有人可能會說他更喜歡聖保羅大教堂而使你感到難以理解。或者，再舉一個例子，戰爭也許是由一方所說的謊言引起的，這也許好像是那場爭論的極好的根據，直到後來人們發現另一方也曾同樣說過謊。關於這種爭論，沒有完全合理的結論。如果一個人相信地球是圓的，而另一個人相信地球是扁的，那麼他們可以一起去作一次航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但如果一個人相信新教，而另一個人相信天主教，那就沒有什麼已知的方法可以得出合理的結論。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我開始同意桑塔亞那的觀點，認為沒有倫理知識那種東西。然而，倫理概念在歷史上一直非常重要，而且我不得不認為，對人類事務的考察，若忽略倫理，則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我曾採納以下原則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倫理源出自激情，而且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從激情過渡到該做之事。我曾採納休謨的格言：「理性是，而且應當只是，激情的奴隸」。我現在對這條格言並不滿意，但是我最多只能做到這一點。批評家們喜歡指責我完全是理性的，這至少證明我並非完全如此。各種激情之間的實際區別在於它們的成敗：有些激情在欲求之事方面導致成功，有些激情卻導致失敗。如果你追求前者，你就會快樂；如果追求後者，那就會不快樂。至少，概括性的一般規律將是如此。這也許好像是對於「責任」、「自我犧牲」、「應該」這一類崇高的概念的探究的一個可憐而庸俗的結果，但是我相信，除了以下那一點之外，從總體上說，它是有效的結果：我們覺得，以自己的不幸為代價而給眾人帶來幸福的人比給別人帶來不幸而給自己帶來幸福的人好。我不知道這種觀點，或以下這種多少更為合理的觀點，有什麼合理的根據：凡是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都比少數人想要的東西好。這些是真正的倫理問題，但我不知道，除了通過政治或戰爭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對於這門學科，我所能說的只是：一種倫理見解只能用一條倫理公理來辯護，但如果這條公理不為人們所接受，那就沒有辦法得出合理的結論。 有一種具有某種效力且近乎合理的得出倫理結論的方法。它可被稱作「可相容性」（compossibility）學說。該學說所持的見解如下：在一個人發現他自己所具有的諸多欲望中，有各種不同的類別，每一類別都由一些其中有的可一起得到滿足、有的則互相衝突的欲望所構成。例如，你也許是個民主黨的堅決擁護者，但是你可能討厭民主黨的那個總統候選人。在那種情況下，你對該黨的愛和你對那個人的厭惡就不是「可相容的」。或者，你可能恨一個人，卻愛他的兒子。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他們總是形影不離，你就會發現他倆作為一對兒不是「可相容的」。政治藝術很大程度上在於儘可能多地找到一群「可相容的」人。希望幸福的人會努力使儘可能大的「可相容的」欲望諸類別成為他生活的支配者。從理論上看，這樣的學說並沒有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法。它假定幸福比不幸好。這是一條無法證明的倫理原則。由於那個緣故，我認為「可相容性」不是倫理學的基礎。 我不希望被人家看作是對各種倫理考慮十分淡、漠不關心的人。人，像低等動物一樣，生來就具有各種激情，而且難以使這些激情相互協調，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裡的話。這種生活所需要的藝術就是政治藝術。一個完全不懂這種藝術的人大概是個野蠻人，他可能無法在文明社會裡生活。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的書叫作《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的原因。 儘管對該書的評論全都是人們所能希望的，但是誰也沒有充分注意到我所認為的關於該書最重要的一點：倫理感情與倫理學說協調一致的不可能性。在我的內心深處這種陰鬱的挫折感一直揮之不去。我試圖使自己經常思考一些輕鬆的問題，尤其是通過寫一些含有幻想成分的小說。許多人覺得這些小說很有趣，不過也有人覺得它們過於風格化，不合他們的口味。看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覺得它們具有預言性。 很早以前，亦即本世紀初，我就寫過各種短篇小說。後來，在康沃爾時，為了打發從海灘到我們住所這段無聊的爬坡時間，我給孩子們還編過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些後來寫了下來，但從未發表。大約在1912年，我按照馬洛克的《新共和國》的風格，寫過一本小說，叫作《約翰·福斯提斯的困惑》。雖然我現在仍然認為這本小說的前半部分寫得不錯，但後半部分我覺得很乏味，而且我從來沒有打算將它發表。我還寫過一篇從未發表過的短篇小說。 從盧瑟福首次發現原子結構的時候起，原子力遲早會用於戰爭這一點已經是很明顯了。這使我預見到了人類由於他自己的愚蠢而完全毀滅的可能性。在我的一篇小說中，有一位純科學家研製出一架能摧毀整個宇宙的物質的小機器。在此以前，他只知道他自己的實驗室，所以他決定，在使用他的機器之前，他一定要弄清楚這個世界究竟是否該遭毀滅。他把他的小機器放在他西裝背心的口袋裡，只要他一按按鈕，世界將不復存在。他到世界各地去考察一切在他看來是罪惡的事情，但每件事情都使他難以確定，直到他在一個大都市市長所舉行的宴會上，覺得政客們的胡說八道令人難以忍受。他跳了起來，宣布他馬上就要毀掉這個世界。其他的客人衝過去要阻止他。他把他的大拇指伸進他西裝背心的口袋裡——結果卻發現，他在為赴宴而換衣服時，忘了把那架小機器拿出來裝到新換的西裝背心的口袋裡。 當時，我沒有發表這篇小說，因為它似乎離現實太遙遠了。但是，隨著原子彈的出現，它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已不再遙遠，因此我又寫了一些具有類似寓意的小說，其中有些以原子毀滅結尾，而其他一些我稱之為「夢魘」的小說，則例示了名人內心深處的憂慮。 寫這些小說，是我以前從未表達過的感情和若不提及毫無合理根據的恐懼就無法言表的思想的大釋放。這些小說涉及的範圍逐漸擴大。我發現，用這種小說的形式可以表達這樣一些危險：當只有少數幾個人認識到這些危險時，若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些危險，那就會被認為是愚蠢的。我可以在小說中陳述我一半相信、但又沒有具有充分根據的理由相信的看法。這樣，就能夠提請人們警惕那些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的危險。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是《郊區的惡魔》。與書名同名的那篇小說部分地是我受一個陌生人的啟發而寫的。我在莫特萊克遇見那個人；他一看到我，就橫穿馬路，而且邊走邊畫十字。此外，寫這篇小說還部分地是受一個可憐的瘋女的啟發。我常在散步時遇到她。在這篇小說中有一個邪惡的科學家，他用陰險的方法使人們在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之後便陷入無可挽回的毀滅境地。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是攝影師，他利用照相進行敲詐。我塑造這個人物所依據的是一個為時髦人物服務的攝影師，他曾來為我照過相。後來不久他就死了，那時我才知道他曾犯下我後來在小說中譴責他的所有那些罪行。在其他的小說中，有一篇小說的主人公發了一通詛咒，其中提到瑣羅亞斯德注10和這位先知的鬍子。有個瑣羅亞斯德教徒給我來了一封抗議的信，說我竟敢取笑瑣羅亞斯德。我這篇小說是為我的秘書（一位十分單純的小姐）寫的，目的是為了提醒她注意可能會有什麼事降臨在她頭上，當時她正要到科西嘉去度假。這篇小說匿名發表在一本雜誌上，雜誌社讓讀者猜這篇小說的作者是誰，猜中者有獎。誰也沒有猜對。這篇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叫Prz將軍，對他的名字有這樣一個腳註：「讀作Pish」。結果，有一個人寫信給那家雜誌社說：「作者是Trz（讀作Tosh）」，獎金就給了他。另外一篇小說描寫人類與火星人之間的一場殊死戰。在這篇小說中有一篇具有丘吉爾風格的雄辯的呼籲辭，它號召全人類忘掉他們的分歧，起來護衛「人」。為了灌制唱片，我曾懷著極大的興趣，儘量模仿丘吉爾的風格朗誦這篇演說辭。 一年後，我又寫了一系列我稱之為《名人的夢魘》的小說。創作這些小說是為了形象地說明偉人睡著後仍為隱伏於內心的恐懼所困擾。與《夢魘》一起發表的一篇較長的短篇小說叫《查哈托波爾克》，講的是起初是思想的自由馳騁的那種東西，後來逐漸僵化而成為無情地進行迫害的正統觀念。此乃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之命運；而將來如何避免這種僵化，我不知道。我的秘書用打字機幫我謄錄這篇小說。當她打字打到小說中講述那個半神的國王用一個美女做成一頓獻祭的早餐那個地方時，我正好進去，想看看她進展如何，卻發現她在那裡正嚇得直打嘟嚕兒。許多人將這篇小說改編成既可拍電影又可排舞台劇的劇本，就像他們對我的其他小說加以改編一樣，但是到了緊要關頭，不是沒有人願意將它們拍成電影或排成舞台劇，就是我不願意將它們拍成電影或排成舞台劇，因為這種由小說改編的劇本有時簡直粗糙浮淺到令人討厭的程度。我對此感到遺憾，而且尤其使我感到遺憾的是，《夢魘》中沒有一篇被改編成芭蕾舞劇。這些小說中有好幾篇提出了，而且偶爾還回答了，我想叫人們注意的各種各樣問題。 在我創作《夢魘》中的一篇小說時，我曾因這篇小說而有過一次有趣的經歷。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個用法文詩來悲嘆自己命運不濟的法國人。有一天晚上在「法蘭西之盾」 餐館吃飯時，我開始以我希望是最好的那種法國古典語調朗誦起他的臨終遺言。這家餐館是一家法國餐館，它的顧客主要都是法國人。聽到我的朗誦，大多數客人都轉過身來，驚奇地盯著我看，然後在一起竊竊私語，懷疑我是不是他們偶然碰到的一位不知名的法國詩人。我不知道他們懷疑了多久。 《夢魘》中另一篇小說的創作靈感則來自美國的一位精神分析醫生。他對人們通常對於精神分析的利用有點不太滿意。他覺得每個人都可以被帶到單調乏味的正常狀態，所以，我就試著描寫莎士比亞筆下的一些比較有趣的主人公經歷了精神分析之後的情形。在夢中，一個莎士比亞的頭說了一番話，最後一句是：「天哪，這些凡夫俗子是多麼愚蠢啊!」我收到那位美國醫生的一封表示讚許的信。 我發現，無論是編輯還是讀者，都不願承認我作為小說作家的身份。光是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對我嘗試著去做他們還不習慣於看到我做的某件事情感到不滿。人人都希望我繼續做一個描述厄運、預言一些可怕的事情的作家。這使我想起了當我問中國學者我該在演講中講些什麼時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回答說：「噢，就講講你在你最近出版的那本書中所講的那些東西吧。」公眾不允許作者改變他們的風格或遠離他們原先的論題。 如果需要我為寫小說進行辯護的話，那麼我的理由是：我常常發現寓言是證明一個論點的最好方法。1944年我從美國回來後發現英國哲學處於非常奇怪的狀態，而且，在我看來，它只是研究些瑣碎的小事。哲學界每個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普通用法」（common usage）。我不喜歡這種哲學。每一門學問都有它自己的詞彙，我不明白為什麼哲學就得被剝奪這種樂趣。因此，我寫了一篇含有幾個取笑這種對「普通用法」的崇拜的寓言的短文，說哲學家們所說的這個詞真正的意思是「公共休息室的用法」（commonroom usage） 。這篇短文發表後，我收到最討人嫌的那個人的來信，說他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想不出這篇短文是針對誰的，因為就他所知，並不存在這種崇拜。不過，我注意到，從那以後，幾乎沒有人再談「普通用法」了。 回想起來我發現，我的書中大多數都有神話故事來加強論點。例如，我最近在《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中翻見下面這樣一段話：「我想要強調的是，現在並不罕見的那種冷漠的絕望是非理性的。人類的處境猶如一個人在攀登難爬而又危險的懸崖，懸崖頂上有一片賞心悅目的山上草原。他每攀登一步，他的墜落，如果他真的墜落的話，就變得更加可怕；每攀登一步，他的疲倦就加劇一點兒，再向上攀登就變得更加困難。最後，只剩下一步要攀登了，但是這位攀登者並不知道這一點，因為他不可能看到矗立在他頭頂上的那塊岩石後面的東西。此時他已筋疲力盡，只想休息。如果他一撒手，他就會在死亡中找到安息。『希望』喊道：再努一把力——這也許是最後需要努的一把力。『冷嘲』反駁說：傻瓜!你不是一直在聽『希望』的話嗎，瞧一瞧，他把你帶到了什麼地方!『樂觀』說：生命在，就有希望。『悲觀』怒氣沖沖地說：生命在，就有痛苦!這位筋疲力盡的攀登者是再努了一把力呢，還是讓自己掉進了深淵?幾年以後，我們當中那些仍然活著的人就會知道答案。」 我的其他小說，夢魘和夢等等，後來構成了我的《事實與虛構》一書的虛構部分。我原以為評論家們會就該書的書名和內容對我進行調侃，但是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收入該書中的我的那篇《拉羅什富科的箴言》給了我相當多的樂趣，我一直在定期進行補充。編寫《好公民的基本知識》也使我得到很大的快樂。該書由我的朋友泰默森夫婦的加貝爾博胡斯（我聽說，Gabberbochus是波蘭語，意思是「無聊的話」）出版社出版，書中配有弗朗西斯卡·泰默森繪製的構思極其巧妙而且非常精美的插圖，它們使得我想要闡述的所有論點都變得更加直觀而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為紀念我的九十歲生日，他們還以封面燙金的小開本形式出版了我的關於世界末日的妙語——一本簡明的《世界史》。我大膽嘗試而寫就的那篇唯一的詩作發表在美國的《人文主義者》上，它叫作——謹向劉易斯·卡羅爾注11致歉——《高級教士與人民委員》。 書信 與露西·唐納利的往來書信 我親愛的露西： 自從收到你的信後，我一直想給你寫信，但一直忙得不得了。把所有聰明的人折騰和催逼得不再聰明乃是這個國家的習俗，我一直身受其害。聖巴巴拉的夏天真的很恬靜，但不幸的是，我背部受傷，在床上躺了很長一段時間，因而使得我的演講脫期。——約翰和凱特本來是來度暑假的，戰爭爆發後，他們就留了下來；有他們在這裡，我感到很快慰，但約翰對他現在所上的加州大學不太滿意，覺得它不如他原來就讀的劍橋大學。我想把他們倆都送到東部某所比較老的大學去就讀，但今年九月份沒有時間去辦這件事。除了思念家鄉和因戰爭而苦惱外，我們全都很好。 我一有時間就在寫一本關於「詞語與事實」，或通常叫作「語義學」的書。在我看來，當今這個時代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從個人方面和在政治上儘可能地搶救文明的東西。但我覺得自己很像來自陰間的遊魂。 上次拜訪你，非常高興。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珍視老朋友了。 替我向芬奇小姐問好。祝您好。 你的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39年12月22日 加利福尼亞州 洛杉磯 洛林大道212號 我親愛的伯蒂： 一連好幾個星期，我一直都在同情你，並且對你未被允許平靜地在美國生活和工作深感遺憾。後來，在一通胡攪和令人作嘔的宣傳之後，你那封令人欽佩的書信出現在了《紐約時報》上——那麼明智，那麼通情達理，結尾又那麼切中要害。為了回擊那篇社論精明地把過錯全都歸咎於他人並非常可疑地迴避問題的那種做法，需要你親自出來作證。《紐約時報》太壞了。我也為你在《美國信使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而感到高興，因為它不但完全正確，而且還非常有用。但是這個著名的訟案雖然對我們國家對學術自由都有利，恐怕在許多方面會使你本人付出很高的代價，並且嚴重地打亂你明年的各項計劃。我感到非常遺憾。 我一直在想念你，並希望在你再來東部時見到你——也許你的家人和你一起來。從照片上看，他們個個都很可愛。在這倒霉的時代，你的孩子想必是你的欣慰和希望。收到你聖誕節的來信，我感到很快樂。當我想起世界上所有你曾給過其快樂和啟迪的人時，我對最近的這種混亂局面越發驚訝了。 永遠愛你的 露西·唐納利 1940年4月29日 賓夕法尼亞州 布林·莫爾 新地 又及：我信中所附的那張剪報剪自我們的學生報《學院新聞》。這是布林·莫爾學院為你的那個訟案所作的溫火適度的聲明。 我親愛的露西： 彼得忙得不得了，而我已把我的那本書寫完了，所以由我來回覆你寫給她的那封令人非常愉快的信。 我們大約兩個星期後離開這裡，預計9月12日左右抵達費城，約翰和凱特不和我們一道走，他們回洛杉磯。我希望在費城只待幾天，然後去哈佛，但彼得，以及康拉德和家庭女教師（坎貝爾小姐），要在費城附近找所房子住下。我接受了巴恩斯研究所的聘請；沒有希望得到其他任何職位了，無論多麼低微的職位也無望覓得。沒有一所大學敢考慮雇用我。 你曾提出過，如果我們到了費城，你要我們到你家來住。這次我們來費城，如果你能讓我們大約從12日起在你家住幾天，我們將非常高興。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兩個空房間，一間給我和彼得住，一間給康拉德和坎貝爾小姐住。我更不知道你是否願意讓一個3歲男孩住在你家，因為他的行為不可能總是無錯誤的。關於這件事情，請你務必坦實相告。 是的，我認識約翰學院的紐曼，我覺得他有時是個很難得的評論家。 很抱歉，你將不得不忍受作為勒努瓦一家貧弱的替代者的我們的打擾。也許到時候我能使巴恩斯的心軟下來。 謹代彼得表示謝意，並致以我的問候。 你的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40年8月25日 加州 塔霍湖 落葉居 我親愛的露西： 半夜三更每當我想起那次在你吃飯時我衝著你的耳朵震耳欲聾地大叫大喊這種粗暴無禮的行為，我不禁因羞慚而臉紅。請原諒。自從紐約風波以來，我一直很容易發火，尤其是當我遇到那種很容易得到而結果卻實現不了的樂觀主義時，要是沒有巴恩斯，這種樂觀主義確實會造成我們一家老小都挨餓——但這不能成為粗暴無禮的理由。我過去激動時，常常是通過背誦a3+b3+c3-3abc的三個因子來使自己平靜下來。我必須恢復過去的這種做法。我覺得這比想冰河時代或上帝的仁慈更為有效。 你的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41年4月15日 我親愛的露西： 這是一封告別信，我未能親自向你道別，甚感抱歉。等了幾個月以後，我們突然接到通告，要我們馬上乘船動身——彼得和康拉德已經走了，我兩三天內也走。與你比鄰而居真好，你家好像幾乎有一點英國風味。請告訴海倫注12，我也沒有給他寫封信，非常抱歉——並請代我向伊迪絲問好（或者任何她更喜歡的字眼）。 永遠是你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44年5月14日 新澤西州 普林斯頓 貝阿德巷20號 孔雀旅館 我親愛的露西： 收到你8月份寫的來信，很高興。到你家好像幾乎總是有種回家的感覺；你的家以及家中的一切，無論是有生命的還是沒有生命的，都遠比人們在美國所能找到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具有英國味。 D.S.羅伯遜這個人，我只是略為認識他，但他的名氣相當大。凱恩斯自從他常來蒂爾福德小住以來發展得多快啊!上次我見到他時，他已是大腹便便——但這不是我心裡所想的那種發展! 約翰仍在倫敦，在學習日本的各種禮節。我倒認為粗野的行為更加有用。他在今年年底前將去東方，可能要在那裡待很長時間。凱特回家大約有一個月了。她無上榮光地完成了學業，獲得250美元獎金，拉德克利夫大學要留她在校任教，南方的一所大學也請她去當教授，儘管她還不夠年齡。現在英國政府出錢讓她研讀戈培爾的東西。 自動操縱彈一直在試驗，並沒有完全停止，但它們已不再是很重要了。我們全家都好。請向伊迪絲問好。謹向你本人致以親切的問候，願我們的友誼天長地久。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蘭·羅素 1944年10月7日 劍橋 三一學院 我親愛的伯蒂： 我分享了伊迪絲收到你兩封信的欣喜。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你認為她的書寫得不錯——不管對M.C.T.（M.凱里·托馬斯）本人有什麼看法。在該學院後來相繼任職的兩位校長治下生活過以後，我承認，我對她的看法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校園裡的新風尚使得校園變得令我感到陌生和憋悶。要是能有90年代的「文化」多好啊!…… 正如你所說的，現在周圍的世界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世界，而且對於我們這些曾一度過過比較幸福的生活的人來說是痛苦難受的。在美國這兒，我們當然是屬於幸運者之列，吃得好、住得好，其他一切也不錯，但我們並沒有變得更聰明，恐怕是變得更卑瑣了。無論是在什麼地方，看來我們只能依靠昔日的感情和經過考驗的忠誠了。 我仰賴你，你在那麼長的時間裡，給我的生活增添了那麼多的樂趣。最近，聽說你正在計劃寫自傳，我很高興。你將會寫出一本偉大而重要的書來。我從心底里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讀到它。你的那些來信當然我會找出來寄給你，因為它們可能對你的寫作有所幫助。書信和筆記是有用的…… 我早就想給你寫信，並希望再聽到你的消息，但總覺得這裡似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伊迪絲和我，以及其他的朋友，當然常常談到你，並希望你回來。你走了以後，我們的鄰居都變得沉悶了。去年秋季有一天，伊迪絲和我開著一輛「庇厄塔斯」去了小達切特，哎呀，那兒現在已刷成五顏六色，而且從大門口的一塊牌子上看到，那兒最近已被命名為「石牆」。不過，開闊的傑斐遜式景色依然如故，令人心曠神怡。你那大一點的兩個孩子是否還在美國?當然了，康拉德想必是已經長得我認不出來了吧。你給我的來信總是不談他們和彼得。我希望她的健康狀況有所好轉而且能適當進食了。 就連你現在居住的倫敦對我來說也幾乎是陌生的，雖然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格洛斯特街上來回地走，想找出路易莎·斯圖爾特夫人晚年居住的寓所；而你一定是住在波特曼廣場和坐落於那裡的雄偉的蒙塔古大廈附近。對於一個在鮑勃·塔夫脫和亨利·華萊士以及其他所有你從報紙上知曉的人物的美國感到失落絕望的人來說，18世紀後期的英國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安全的隱退之處。 唉，伊迪絲和我太窮以致今年夏天不能到英國再度呼吸那裡的空氣和看望我們的朋友了。要是情況並非如此多好呃。 你的親愛的 露西·唐納利 1949年2月20日 賓夕法尼亞州 布林·莫爾學院 新地 又及：最近這幾年巴恩斯一直像老鼠一樣不聲不響。 我親愛的露西： 感謝你的來信。此前，我並沒有聽到西蒙·弗萊克斯納去世的消息，他的去世令人悲痛。我不知道海倫的地址，否則我會給她寫信。請你代我向她致以誠摯的弔慰，並告訴她，我非常敬佩西蒙。 你對我那本哲學史所作的評述讀起來令人感到很愉快。我很高興你喜歡關於普羅提諾的那一章，因為我自己也相當喜歡那一章! 目前我正在瑞士作短期巡迴演講。一個星期後我就回北威爾斯，到彼得和康拉德那裡去過暑假，暑假後我將回三一學院，在那兒我一直住在牛頓曾住過的那幾間房子裡。我總覺得，二十年內英國將不復存在。這種預感使得一切都鬧哄哄的，就像飯店裡宴會行將結束時的情形一樣——「我們要打烊了。」幾顆炸彈就能摧毀我們所有的城市，而其餘的人將慢慢地餓死。 在美國，中西部廣大的農村地區和西南部廣袤的沙漠地帶也許能幸免於難。但你們美國這樣的地方不多。為未來的世界文化中心巴塔哥尼亞注13歡呼三聲。 同時，拉比注14們和穆夫提注15們，真納和尼赫魯，狄托和義大利人，等等，都在玩弄他們愚蠢的遊戲。我為自己屬於人類而感到羞恥。 瑞士人是狂熱的親英派。他們對於自己能從納粹的包圍中解放出來，感到非常高興。我試圖不讓他們消沉下去。 你我都可以因曾快樂地生活過而感到欣慰——尤其是你，因為你沒有孩子。 永遠是你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46年6月23日 蘇黎世 湖濱飯店 我親愛的露西： 謝謝你的來信。收到此信，非常高興。 隨信附上給海倫的一封信，因為我對你寫給我的地址我是否辨認得對，心裡沒把握。如果錯了，請你作必要的更正。我已開始撰寫自傳，我發現這是一項大工程。對於你的那批信件，我將不勝感激。把它們寄到倫敦或按信封上的地址郵寄，都可以。 我的女兒凱特剛剛和一個名叫查爾斯·泰特的美國人結婚。她仍然住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我不認識他，但從我所聽到的有關他的一切來看，似乎挺不錯的。 我現在成天忙於國際事務，沒有時間寫自己的私信。代我問候伊迪絲。祝你安康。 你的親愛的 伯特蘭·羅素 1948年3月17日 梅里奧尼斯郡 蘭·費斯廷約格 彭臘爾戈什 我親愛的伯蒂： 對不起，拖了這麼久才滿足你的要求。今年是布林·莫爾這裡糟糕而忙碌的一年，雖然就我的年紀來說，我的身體算是很好的了，但我還是很容易疲勞，做什麼事情都很慢，一天幹不了多少事。 總之，上兩個星期我只能把藏在閣樓上的文件和書信查閱一遍。這項工作既艱苦又令人愉悅。我找到了許多你過去的來信，日期是1902年起，我已把它們放在一邊，如果他還需要它們的話，我就給你寄去。根據你前段時間的那封來信，我不能確定你究竟是要所有的信呢，還是只要19世紀最後一天寫給海倫的那封信。 你寫給我的所有東西，我好像都珍藏著，甚至連最簡短的字條也沒有丟。它們是些非常友好、睿智、親切的書信，信中對我個人的事情和布林·莫爾的一些小事表現出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同情，同時，從更廣闊、更自由的世界帶來一股清爽的氣息。我清楚地記得一封接著一封地收到這些來信時的歡愉，以及它們所帶給我的力量和興趣。——你的這些來信使我終身銘感——我不知道它們對你有沒有用，或許可以使你回想起某些日期、計劃、地點等等，而且還可以作為你自己友好待人的記錄。你的記憶力特別好，而且還寫了那麼多頗有見地、語言風趣、內容重要的著作。請來信告知你是否想要這批信件，是否真的應將它們立即寄給你。如果是的話，我希望你在用完之後將這些信再寄還給我。對於我來說，它們是長久友誼的珍貴記錄，雖然我知道，它們是你的…… 我希望你萬事如意，同時也希望這個極其混亂的世界會諸事順遂。我們這裡正逢罷工、總統預選、巴勒斯坦問題上猶豫不決、［不可辨讀的］法案，以及所有你能猜得到的事情。 伊迪絲要我向你問好，祝你夏安。我們打算去加拿大注16，那兒是我們能夠看到英國國旗的最近的地方。 你的親愛的 露西 1948年5月8日 賓夕法尼亞州 布林·莫爾學院 新地 貝德福德公爵12世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多謝你的來信。聽說你要來沃本觀光，我本應感到非常高興，但遺憾的是隱修院為一個非常「機密」的政府軍事部門所占用，連我本人進隱修院也得經有關部門批准並由專人陪同。畫作等陳列品大部分都藏起來了，因此你恐怕得將你的來訪延至這次大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短暫的間歇期——如有間歇期的話!!非常抱歉。 你的誠摯的 貝德福德 1945年4月16日 布萊奇利 沃本 弗羅克斯菲爾德宅邸 H.G.威爾斯注17 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收到你友好的來信，我很高興。在這革命處於危急關頭的日子裡，我們所有對左派思想多少有些影響的人，應當義不容辭地去消除那種把精力浪費在對於細小事情的爭論上的傾向，尤其是要反擊在批判的合理性的幌子下炮製出來、旨在詆毀左派思想的那種系統而巧妙的作品。我在我的信箱裡收到大量這類宣傳品。隨著年事的增高，我變得越來越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我隨信附上《新領袖》雜誌終於有膽量（相當審慎的膽量）刊登的一篇小文章《命令就是命令》。你認為該文怎麼樣? 我們確實必須見面談談（也許是密謀），而且要儘快。你的活動日程是怎麼安排的?我的約會大多數都由我的兒媳馬喬里來定，你和夫人哪天一定要來喝午茶，並且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病了，而且一直沒有痊癒。我是糖尿病患者協會會長，而糖尿病讓人每隔兩小時左右就得上床下床來回折騰好幾次。這種病很消耗人的精力，而廣泛地回到叫作和平的混亂的這種情形、我的廣大的人類同伴極度的卑劣、有組織的宗教的邪惡，使我渴望一覺不醒。我的父親那一方有很長的心力衰竭病史，但現代的姑息劑能很有效地阻止解脫的那一刻的來臨。碳酸氫鈉使我經常處於反對繼續治療卻又不得不忍耐的呻吟狀態。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必須活著，我欠了衰敗中的文明許多債，不管怎麼說，這種文明使獻身科學的精神活躍得足以激發我的好奇心［並］使我成為它的債務人。 給你寫了這封淒涼的信，請見諒。希望不久能見到你們倆，我是最感激你們的人。 H.G.威爾斯 1945年5月20日 西北1區 里根特公園 漢諾威街13號 克萊門特·艾德禮注18 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多謝你10月9日的來信和寄給我你的文章——《美國能用原子彈做些什麼》，我饒有興趣地讀了這篇文章，感謝你提醒我注意這個問題。差不多用不著我說你也知道，這是政治家們所遇到過的最困難、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之一，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你所提出的所有論點我都銘記在心。 你的誠摯的 C.R.艾德禮 1945年10月11日 白廳 唐寧街10號 下面是我在我所遇到的那次飛機失事之後立即寫給我太太彼得的那篇記載。日期是1948年10月。 想必你已知道我今天遇到了一個意外事件——所幸的是，在這一事件中，我除了丟了手提箱等物品之外，沒有遭到什麼損害。我想報紙肯定會誇大其詞，所以立即給你發了個電報。我從奧斯陸坐水上飛機過來，就在飛機到達這裡觸及水面時，突然來了一陣風，把飛機吹得倒向一側，水就進來了。有關方面立即派出一些小船前來營救，我們只好跳出窗口，向小船游去，直到我們游到小船邊，被救起，這一過程大約只有一分鐘。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有些不會游泳的人淹死了。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我的筆跡之所以看起來有點怪，是因為我的鋼筆丟了。我之所以躺在床上，是因為我沒有乾衣服。現在領事已經給我帶來了一些衣物，副領事也借給我了一套衣服，讓我暫時穿用，等我的衣服幹了以後再還給他。每個人為我都太過於大驚小怪了。乘客們良好的表現令我感動——他們全都不折不扣地按吩咐去做，沒有一點兒慌亂。 下面我想把事情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一遍。 當時是暴風雨天氣，狂風暴雨大作。水上飛機剛接觸到峽灣的水面，就出現一陣猛烈的震動，我發現自己已經倒在地板上，此時地板上的水已有幾英寸深，帽子、大衣等等都漂在水面上。「哎啊，哎啊!」我大聲驚叫，並開始尋找我的帽子，但沒有找到。起初我以為是一個浪頭從窗口打了進來；我沒想到事情的嚴重性。 我當時坐在飛機的最後面，那是唯一允許吸菸的區域；結果這個區域成了逃生的最好的地方。幾分鐘後，機務人員打開一扇門，把後面的乘客帶到一個開著的窗口前，把我們一個一個推到海里。到這時，他們急急忙忙的樣子使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我抓著公文包跳了下去，但為了游泳，我只好鬆手把它扔了。當我跳到水裡時，我看到附近有一艘小船。我們朝它游去，並被拉上了船。我回頭一看，那架飛機除了一側機翼的尾端之外，其他部分都看不見了。游泳的距離大約是20碼。我根本沒有看見飛機的另一端所發生的事情；我想他們從另外一個窗口跳出去了。我猜想，那些遇難的人在事故發生時準是嚇暈了。他們之中有一位是負責安排我演講事宜的教授。我把我那漂在水面上的公文包指給小船上的人看，昨天晚上有一位警察把它給我送來了。裡面的東西還好，只是那幾本無聊的書稍微有點受損。其他行李一件也沒有撈上來。 到機場來接我的那些人都非常熱心，他們開車送我到飯店，那車速快得嚇人。到了飯店，我就把濕衣服脫了，上了床，喝了大量的白蘭地和咖啡，後來就睡著了。領事給我帶來了襪子、襯衣等衣物，副領事借給我一套衣服。我自己的衣服要到明天才能穿。後來來了一大幫記者。有一個人從哥本哈根打電話來問我：在水裡時我在想些什麼。我說，我在想水是冷的。「你沒有在想神秘主義和邏輯?」我說，「沒有」，就把電話掛了。 我並不勇敢，只是愚蠢。我一直以為水上飛機會浮在水面上。我不曉得有危險，而且主要關心的是保住我的公文包。我的手錶走得像以前一樣好，甚至我的火柴也還劃得著。但是那隻裝有一套西服、襯衣等物的手提箱，則一去不復返了。我現在是在用一支糟糕透頂的鋼筆在寫字，因為我的鋼筆丟了。 致威拉德·V.奎因 親愛的奎因博士： 感謝你的來信及你的論文《存有的東西》（「What There is」）——一個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的論題。1905年，當我第一次將我的摹狀詞理論送到《心》雜誌時，斯托特認為這一理論無聊透頂，因此差點兒拒絕刊登。 我很高興，你注意到了第140頁上暗指你自己的地方。 在這次飛機失事中我很幸運，因為機上的人將近一半已不再屬於「存有的東西」了。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49年2月4日 西北1區 格洛斯特廣場 多塞特大廈18號 我回到英國後，應我第一任妻子之邀去拜訪過她好幾次，並收到她以下這些來信。我們之間友好的通信一直持續到1951年初她去世。 最親愛的伯蒂： 我覺得我必須打破這些年來的沉默，給你寫一封簡訊，祝賀你獲得功績勳章。沒有人比我為你獲此殊榮更由衷地感到高興，就像沒有人比我對你被判監禁和你在美國的困境更為難過一樣。現在我希望你能有個平靜的老年，就像我在與洛根大吵大鬧了一段時期之後，現在81歲所過的那樣。我非常想念親愛的露西·唐納利的來信，但我很高興，他們已經籌了5萬多美元作為紀念她的英語學習獎學金。 永遠愛你的 艾麗絲 1949年6月9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我在我的文件中發現了你的這些信和這篇文章，它們我想你可能會要。你其餘的來信，我想，肯定已經給我全毀了。我們1895年在柏林收集的那本有關社會民主黨的剪貼簿，我已贈給了倫敦經濟學院，但是因為英國廣播公司可能想要就這本剪貼簿做個談話節目，我又把它借了回來。我已經告訴他們，這個節目由你來講可能比我講要好得多。 我聽說你正在寫自傳，它應該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不喜歡伯納德·貝倫森的自傳，但喜歡喬治·特里維廉的自傳。）我也在寫一些回憶錄，信中附上一篇有關我對我們婚姻的看法的文字。但要是你認為它不正確，或對你有傷害，我可以對它大加刪改。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49年9月30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我希望你會對最近出版的這些母親書信集感興趣。 艾麗絲所寫的關於我們婚姻的文字： 伯蒂是個理想的伴侶，而他教我的多於我所能回報的。但是對於他來說我總是不夠聰明，而對於我來說他也許太老於世故了。我有好幾年生活得非常快樂，幾乎是瘋狂的快樂，後來一種感情上的變化使我們很難生活在一起。最後的分居導致了離婚，後來他又結婚了。但那是在沒有怨恨、爭吵或相互指責的情況下完成的，而且後來當他獲得功績勳章時我非常高興。但是我的生活則完全改變了，而且我再也不能遇見他，因為怕重新勾起我那可怕的痛和對往昔的沮喪的渴念。我只是偶爾在演講會或音樂會上，以及透過他在切爾西的那所房子的那些沒有窗簾的窗戶，瞥見他；而當他有時在那所房子裡念東西給他孩子們聽時，我常常盯著他看。可惜，我既沒有足夠的智慧，又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阻止這一災難毀損我享受幸福的能力和我的勃勃生趣。 最親愛的伯蒂： 我在9月份給你寄去一本母親書信集——《一個宗教的反叛者》，以及一包你1909年寫給我的信，和我的一封簡訊。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回音，但現在那包東西已經退回給我了——那包東西的外面有我的名字，而那上面寫的收件人的姓名地址是：「梅里奧尼斯郡 蘭·費斯廷約格 彭臘爾戈什 功績勳章獲得者伯特蘭·羅素閣下收」，但被蓋上了「查無此人」字樣的章。如果我知道你的地址，我想把它寄到你的手裡。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1月13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你的來訪使我非常高興，希望我們能成為朋友，並彼此很快再能相見。我把你來這裡的事兒寫信告訴了伯納德·貝倫森，他熱情地邀請你隨便什麼時候到他那裡去，並同他一起住些時候。他說，這世上他最想見面和交談的人是你，而且他實際上一向贊同你所寫的一切。他要我將他的那本美學著作借給你，我會把它寄給你的，儘管我認為你不會喜歡它。那本自傳好一些，儘管也不是寫得很好。 我想知道你對鮑勃·蓋索恩-哈迪的《回憶洛根》一書的看法，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可以把我多出來的一本寄給你。它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伯納德·貝倫森稱之為「傑作」。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2月14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謝謝你的來信。你沒有回我9月30日的信，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想你可能是不願意私下談論往事，不過我還是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你並不覺得受到過分的指責，也不覺得我對我們過去共同生活的美好回憶應當銷毀。請你儘快抽時間再來與我共進午餐。我將數著日子等到那一天，因為我有許多問題要跟你討論，我希望你快點來。9點半以前或12點之後，可以給我打電話。 我想，我並不要你從巴黎來信，也不要那幾本德文書，因為英國廣播公司謝絕談論1895年的德國。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3月9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我們兩次相見，我都覺得非常愉快，而且你又是那麼友善，所以我感到我必須坦誠，並且明確地說一次（但只說一次），我完全愛你，而且五十多年來一直如此。我的朋友們一直都知道，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人都愛你，而且他們現在和我一起為我現在能再次與你相見感到高興。 但是我的愛並不要求什麼，也不需要你負什麼責任，或承擔任何義務，甚至不一定要回這封信。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不久能抽空來吃午飯或晚飯，並希望你不要忘了5月18日這個日子。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4月14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感謝你還我的書，以及寫在一張很小的紙條上的我想要的地址。另外還要謝謝你的兩本書。收到你寄來的這兩本書我高興極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在暗示!），我會非常喜歡它們的，在此謹向你表示我最衷心的謝意。弗洛朗斯·阿萊維很高興你得到我的那本埃利遺作，並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願和問候。 如果你能在18日以前抽出一點時間的話，務必在隨便哪一天大約早餐時給我打個電話，告訴我你在澳大利亞的地址。我想在7月我生日的那一天給你寫信。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6月8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我過了一個令人愉快的83歲生日，眾多的來訪者送來了花、書、水果和賀電，如果有你的一封信，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知道你一定非常忙，而且更糟的是還得為朝鮮和這可怕的戰爭趨勢極度地操心擔憂。我們幾乎無法思考或談論其他事情，但我試圖保持安詳平靜，並儘量分散來客的注意力，以便使他們不至於過於擔憂，因為對於這種形勢我們任何一個人似乎都是無能為力的；我想我今天獲得了成功。海倫·阿巴思諾特和與她住在一起的那位朋友所寫的這首小詩幫了一個忙：「艾麗絲·羅素，向你歡呼致賀!惠靈頓廣場的天使，要是你不在那裡，真不知惠靈頓地區會處於何等境地。」（其餘的詩句由於吹捧得太肉麻，就不引了。我在5月18日試圖寫一首詩給你，但是只寫了「伯特蘭·羅素，向你歡呼致賀!英國廣播公司的寵兒」——但沒能寫下去。）我剛剛才讀完你的《贏得幸福》；要是我早看到這本書的話，其中有幾章對於我談「年過八十」會大有幫助。但是你所說的一切都比不上我結尾的那段話，它是一字不落地從《泰晤士報》上抄錄下來的（我想你是沒有看到），是我所企求的墓志銘：「充滿愛意地紀念在布羅姆利公地上度過如此美好一生的約翰和瑪麗·威廉斯夫婦」。 像我上封信講的全是些不幸的事情一樣，這封信講的全是些愉快的事情，我希望它能給你帶來幾分鐘的快樂。 1.在我家幹了三十年的那位仁慈的愛爾蘭管家心臟病突發，現已好轉，不久就可以回來。 2.我的《談丁尼生》節目非常成功，第三套節目的製作人大為讚賞，鮑勃·蓋索恩-哈代寫信給我說：「你的廣播講話非常精彩，像一篇迷人的、優美的、完整的微型小說，結尾有一個完美的轉折：『我們肯定使他煩透了!』。」 3.卡林看來又完全好了，而且正在寫一本論「絕望」的書。我聽說，德斯蒙德在講老年的絕望，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不是什麼好消息；休·特雷弗-羅珀寫道，如果你知道柏林會議（討論文化自由?）最後會變成英國代表們（遵循牛津學者現在的經典傳統）極力想瓦解的那種政治示威的話，你就不會發起這個會議。我對他的批評感到驚訝，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心胸狹窄的牛津學者。 我可以一直寫下去，但是我必須走到國王路去寄這封信。我沒有談及你因未見到康拉德而內心非常痛苦，也沒有談及你也許擔心約翰可能得回海軍。我的確很同情你，並希望你正在以某種方式設法贏得幸福。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7月21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伯蒂： 你16日的信到得太遲了，沒趕上我的生日，但仍然是最受歡迎的。我高興地得悉澳大利亞人很友好，而且還很有鑑賞力，但是我希望能聽到天主教在節育問題上鼓舞人心的鬥爭的詳細情況。我還記得溫布爾登選舉期間的天主教風潮，但我想那是關於教育方面的。你可能不記得我的那個身材矮小的加的夫朋友莫德·里斯·瓊斯了，她在溫布爾登幫助過我們。她只記得她想要撿起你房間裡被風吹落的郵票，你請她不要撿，說「如果你到處找郵票，我也得到處找，但如果我們不管它們，艾麗絲就會把它們撿起來」，我不久就把這些郵票撿了起來，——我在伊迪絲· 芬奇的書中找不到Chas.伍德的名字，只是在第35頁上看到「他（布倫特）經常見到斯坦利家比較年輕的兩姐妹，凱特和羅莎琳德。美麗活潑的她們，經常在一起興致勃勃地盡情敘談，她們的談話雖然不乏出於執著的偏見的尖刻之辭，但卻使他聽得出了神。天文地理，無所不談，無所不問。她們在他身上激發了一種智力活動，這種智力活動與他後來各種觀點的個性有很大關係，而這種智力活動比較直接的結果是他在德國期間的困窘」，1861年他在德國與馬利特夫人過從甚密，她曾因她對宗教風潮的不斷思索而使他感到憂慮。 下面是從我在蜜月旅行期間寄自海牙的一封信中摘錄下來的一句有趣的話：「我給伯蒂的襯衣釘了兩顆紐扣，而他並沒有像他原來以為的那樣認出我做的針線活兒。」 我羨慕你見到一座珊瑚島。我們是否曾一起讀過寇松的《東方的寺院》?在大戰中陣亡的那位聰明的年輕作家羅伯特·拜倫，請人重新出版了他的那本論聖山的優秀圖書，該書寫得很美，非常有意思。——另一首生日詩的結尾是： 「因此讓我們舉杯祝福 喝乾杯中的汽水或果汁 （因為伯母不喝酒） 但願今後幾十年我們仍將 有幸與她快樂交往 常見她的美容顏。」 但是現在由於對福莫薩的進攻和朝鮮的挫敗，哎呀，已經「快樂」不起來了!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麗絲 1950年7月24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最親愛的諾貝爾獎得主： 你的新榮譽令我欣喜若狂，只可惜你的地址我記不太清了，故無法給你發賀電。我是7日得知這一消息的，那天有一位瑞典記者朋友來這裡了解你的情況。（我把萊格特的書借給了他，儘管我相信這本書已被譯成瑞典文。）他順便告訴我說，丘吉爾和克羅齊是你的競爭對手，然而你贏了。這裡的報紙反應極其熱烈，包括英國廣播公司一個對兒童的講話節目，稱你是「博愛和言論自由的鼓吹者」。美國的報紙想必對你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我希望你不要與那個美國牙醫的太太分享這個獎，儘管她現在肯定感到相當沒趣。 謝謝你從斯沃斯莫爾寫來的信。你信中所談到的可憐的伊夫林［懷特海］的情況，令我震驚!並且為她沒有她那天使般的艾爾弗雷德可以照顧她而感到非常難過。我希望她的孩子能多少使她感到些安慰。我盼望能在你去斯德哥爾摩前後見到你，不過我也認為在斯堪的納維亞居住對哲學家們的健康不利。但不管怎麼說，現今的國王不會要你早晨五點鐘起床、也不會強迫你坐在火爐上或火爐里取暖。（順便告訴你，他是伯納德·貝倫森的朋友，而且最近還訪問了塔蒂街1號。伯納德·貝倫森打來電報，要我代他向你表示祝賀。我希望你記著把你的文集寄給他。）我寄上一些你可能沒有見過的剪報，還有弗洛朗斯·阿萊維的一封來信。還有斯德蒙德論蕭伯納的一篇文章。你的那篇論蕭伯納的文章發表了沒有? 聽說你不想再出去旅行了，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覺得你不該受這種勞累，你在家發表廣播講話和寫作能更好地為我已為之熱情地工作了三十年之久的國際主義事業服務。 這樣我也就用不著為你買一個新的海綿袋注19作聖誕禮物了，我原來認為你肯定需要這種海綿袋! 你的忠實的 艾麗絲 1950年11月19日 西南3區 切爾西 惠靈頓廣場25號 與T.S.艾略特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伯蒂： 在你加入這個人數不多、成就卓著、職業各異的功績勳章獲得者的行列之際，請允許我在其他人的祝賀之外再添上我誠摯的祝賀。它雖然來得遲了點，但卻是對《萊布尼茨哲學》、《數學原理》以及那些我三十五年前以此為精神食糧的其他著作的作者的一種恰如其分的褒獎。而且也對里思講座講稿的作者——他是如今仍健在的幾個能寫英文散文的作者之一——的一種恰如其分的褒獎。 你的永久的朋友 T.S. 艾略特 1949年6月10日 西中1區 羅素廣場24號 三一學院院長建議在綬帶上用安全別針；但綬帶的兩邊各打一個勻整的褶子則好得多。 親愛的湯姆： 非常感謝你那令人愉悅的來信。在過去我們擠在羅素會館的那段日子裡，我們幾乎不可能料到時間的推移會使我們變得如此體面。 我一有機會就會用喬治·特里維廉的意見來檢驗你的意見。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蘭·羅素 1949年6月13日 北威爾斯 費斯廷約格 梅里奧尼斯郡 彭林代德賴思 普拉斯·彭林 功績勳章獲得者羅素伯爵閣下收 親愛的伯蒂： 我和我的太太前幾天晚上聽了你的廣播談話，我們認為這次廣播談話進行得極其成功。 你可能知道，在大多數問題上我都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認為，你以最高貴而且甚至有說服力的方式，使你的信念為別人所接受。我之所以想要你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到現在為止你還在進步，同時也因為我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自己會變得稍微成熟些。 懷念我們過去在一起的那段令人愉悅、充滿深情的美好時光。 你的永久的朋友 湯姆 1964年5月20日 倫敦 中西1區 羅素廣場24號 費伯和費伯公司 親愛的湯姆： 多謝你5月20日的來信。我很高興你覺得我的廣播談話「高貴而且甚至具有說服力」。又有了你的音信，真好。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蒂 1964年5月23日 普拉斯·彭林 N.B.富特的來信 N.B.富特為新聯邦協會秘書長 （英國分會會長：功績勳章獲得者、榮譽勳爵士、下議院議員溫斯頓·丘吉爾勳爵閣下） 親愛的羅素勳爵： 在你動身去歐洲大陸的前夕，我寫這封信給你，希望它能為你提供一點你也許會覺得有用的、有關新聯邦的資料。不過，首先我想對你這次出行再次表示我們的謝忱。你當我們的代表，乃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對此深表感激，並且我們深信，你的訪問，在引起各方對本協會的建議的興趣方面，將會有完全無法估量的作用。我希望，西布索普小姐為你所作的安排，各方面都會令你滿意。 謝謝你提供給我們一份你的講稿提要。該提要我已拜讀，不勝敬佩，如果我可以冒昧但卻無臆斷地這麼說的話，那麼在我看來，你的演講似乎對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問題以及我們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那些方法作了巧妙的分析。你知道，我們一貫強調迫切需要將主要的戰爭武器國際化，並創立和平解決一切政治與司法爭端的機構。像你一樣，我們也認為，建立一個具有充分資格的世界議會很可能是一個長遠的目標，而我們的方案最顯著的特徵可能就是提議，在這種新機構成為可行之前，應把你演講中所提到的那種立法職能交託給一個完全不偏不倚的法庭。我們完全承認，這個法庭不是一個完美的工具，但是我們深信，它在公正地解決非司法性爭端方面遠比安理會或常設法庭更合適，請記住：前者由政客所組成，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增進其本國的利益；後者由律師所組成，他們沒有多少純法律領域之外的知識或經驗。 至於協會本身，我們與聯合國協會以及其他這一類組織不同，因為從我們的活動從不局限於英國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總是力圖起一種國際運動的作用。戰前，我們已設法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建立這一運動的初期各國分會，這些分會通過我們稱之為「國際部」的那個部門而被聯繫在一起。我們現在面臨重建這個機構的任務，而你這次訪問低地國家注20， 對於幫助我們將那個任務再向前推進一步，無疑將有最大的價值。 在荷蘭，一個新聯邦委員會基本上已經建立，由范德科佩洛博士擔任該會會長，由福泰因博士擔任該會名譽幹事。當然，你在訪問時會見到這兩位先生，而我想到你可能想知道他們與這個運動的特殊關係。我還想提一下彼得·德坎特博士和他的妻子德坎特·范黑廷加·特龍普夫人的名字，他們是我們委員會的委員，在新聯邦活動中一向起主要的作用。 在比利時，我們迄今仍未能建立任何一種組織，但是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建立某種組織。 在為此信打擾你向你致歉之時，請允許我為你同意為我們作這次旅行再次向你表示我們深深的謝意。 你的誠摯的 N.B.富特 1947年9月25日 倫敦 西南1區 維多利亞大街25號 新聯邦協會荷蘭分會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當你的西歐大陸之行已經結束而你又回到英國之際，我們想再次為你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向新聯邦協會荷蘭分會所作的演講表示我們深深的謝意。聆聽你——我們許多人早已從你大量的重要著作中認識了你——談論占據並壓抑我們心靈的那個問題，即談論了幾百年的戰爭或和平的問題，是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我們不能說你的話消除了我們所有的憂慮；相反，儘管自30年代以來我們可能對什麼事情都已經習慣了，你對目前局勢精闢的分析則增加了我們不少的焦慮。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你也加入了急切想建立一個主持國際正義的政府的那些人的行列，這個政府將旨在制定各種法規，而且在必要時將用武力迫使違規者遵守法規。 你可能已從你的聽眾的人數和你所作的多次交談中得知，你這次對我國的訪問非常成功。荷蘭沒有一家報紙或周刊不提到你的來訪和你的演講。 羅素勳爵，謝謝你的來訪。我們不會忘記你的話! 你的非常忠實的 會長 范德科佩洛博士 幹事 福泰因博士 阿姆斯特丹 1947年10月7日 伯爾斯蓋鮑，達姆拉克62A 吉爾伯特·默里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你寫給哲學學會聚餐會的那封信，談到我們五十年的親密友誼，使我非常激動。你說我們的看法基本一致，我認為完全正確；我一向就有這種感覺，並且引以為豪。 我曾解說過，與其他哲學家相比，我更喜歡你，因為他們往往試圖證明某個可怕的結論——像霍布士、黑格爾、馬克思等等，而你呢，我相信，如果你能真正證明2+2=4，就滿足了；那個結論雖然可悲，但至少還可以忍受（「想想二二只得四/從不得出五或三/人心久久在苦思/此恨綿綿到何時」）。 你讀過喬斯·韋奇伍德的侄女為他寫的傳記（《最後一個激進分子》）嗎?他按名單給許多人送去一份問卷，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什麼原因?」只有一個人回答說自己從未失敗過，此人就是比弗布魯克勳爵!有趣而又十分自然。 老天爺已決定讓我的腳長水皰，沒法穿鞋子，因此使得我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真是件非常討厭的事情。 衷心感謝你的來信，它讓我一時感到自己並非一事無成。 你的永久的朋友 吉爾伯特·默里 1951年9月12日 牛津 公豬山 耶茲康比 陸軍上將弗蘭克·E.W.辛普森爵士（高級巴思勳爵士、高級英帝國勳爵士、優異服務勳章獲得者）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勳爵： 請允許我作一下自我介紹，我是今年年初接替海軍上將查爾斯·丹尼爾爵士之職的現任帝國防衛學院院長。 我寫這封信來是想問你，今年12月份是否能抽空再次蒞臨我院，發表你關於「人類的未來」的精彩演說。我聽海軍上將丹尼爾說，近幾年你在我院所作的演說非常值得一聽和令人振奮。 我設想的日期是今年12月4日星期四，時間是上午10點15分。你知道我們的通常程序。 我非常希望你能同意光臨，並希望上述日期對你來說是方便的。 你的誠摯的 F.E.W.辛普森 1952年6月16日 西南1區 貝爾格雷夫廣場37號 海渡大廈 帝國防衛學院 摘自1954年4月22日的《曼徹斯特衛報》 原子武器 編輯先生： 在貴報4月20日刊登的一篇重要文章中，你們說：「美國還不至於愚蠢或邪惡到在一場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中首先開火。」這句話實際上是含混不清的。如果你們的意思是說美國不會首先開火，那麼這話可能是正確的。但如果你們的意思是說美國不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那麼你們幾乎肯定是錯了。美國當局已經宣布，俄國或中國在任何地方進行任何侵略，都將遭到全力的報復；這當然意味著使用原子彈。專家們的意見顯然是：在世界大戰中，如果西方列強不使用原子彈，他們就會失敗，但如果他們使用原子彈，那麼他們就會獲勝。如果這是俄國當局的看法，那麼他們就會在戰爭開始時不使用原子彈，而把首先使用原子彈的惡名留給我們這一方。任何一個人真的會認為西方列強會寧可失敗嗎?只有一個方法可防止這種選擇的必然性，那就是防止世界大戰。 你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我們的論點不過是：中國由於知道限制美國行動的那些顧慮，因而可能會無視美國所提出的如果中國不停止干涉印度支那，就要用原子武器進行報復的威脅。我們與羅素勳爵總的論點是一致的。——《衛報》編者］ 我的堂兄克勞德·羅素爵士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弗洛拉把你寫的童年回憶（刊登在《時尚》上）拿給我看，我饒有興趣地拜讀了，而且毫無疑問，由於它勾起了我對自己童年的回憶，我就更感興趣了。彭布羅克邸園時代的人，健在的想必沒有幾個了。我記得，我的父母經常在星期天從倫敦坐著一輛租來的單馬布魯厄姆車注21（他們在倫敦從來沒有馬車），帶著一兩個孩子到那裡去。但我記得更清楚的是，我們偶爾到那裡去度周末，而且毫無疑問，你的祖母和我的父母不無道理地認為，我們在一起會很愉快，而且對彼此都有好處。你的祖父在那段日子之前就去世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是我記得住在奧德利廣場時，有一天，吃早飯時我父親告訴我母親說：「約翰伯伯去世了」；而且還記得，將他的嘉德勛位標誌交還給女王的責任落在了我父親身上，而勛位標誌的某個重要部分——星或勳章——卻找不到了，我父親只好如實稟告女王，女王說：「沒關係。」我想再去看看彭布羅克邸園，在院子裡走走。我相信它現在已是斷井頹垣，不再是一個有功的政府官員的家了。我記得溫莎城堡，而且還記得亨利八世曾站在里士滿山上觀看向他報告安妮·博林已被處決的炮火。我回想起了家庭祈禱，以及不得不將聖歌唱出聲來時的尷尬。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家還在做家庭祈禱。我記得我最後一次見到家庭祈禱是在歐內斯特·薩托爵士家裡。他是我在北京時的上司，我在他退休後去看他。他是一個單身漢，一個知識分子，他博覽群書，是個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的人。不過，我相信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我從他在北京公使館小教堂的舉止形成了對他的這種印象，而家庭祈禱則證實了我的這種印象。他的日本男管家、廚子和女傭，晚飯後都出來，由他領著做祈禱。我對彭布羅克邸園唯一不愉快的回憶起因於你的兩個姓洛根的男朋友。我想，他們有些看不起我，而且毫不隱諱這一點。也許，他們認為我是個「懦夫」或「笨蛋」。不過，我並不經常見到他們。相反，像你一樣，我對安娜貝爾（我們叫她克拉拉）注22有著愉快的回憶，那時我常常去約克大廈。當她父母去印度時，她就到我們這兒來度假（她在上學），而我深深地愛上了她——我當時大約十五六歲。我不知道彭布羅克邸園的那些家具和畫等等後來怎麼樣了。我想阿加莎把這些東西全都弄到哈斯勒米爾去了吧。我特別記得大廳里的一座雕像，一座真人大小的大理石裸女雕像。注23我想，那是義大利人民送給你祖父的一件禮物，以感謝他對義大利的解放和統一所作出的貢獻。像你一樣，我繼承了羅素家族的羞怯和敏感——生活中的大障礙，卻沒有繼承形上學方面的特長，儘管我也曾力不從心地嘗試過——我的父親和哥哥具有後者，但不像你那麼專業。至於我從我的法國祖先那裡繼承了些什麼，我就留給別人去評判吧。最近，我在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書信集中看到一封1865年從沃本寫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他在信中說：「羅素家族的主要特點和器質性缺陷就是羞怯。甚至連黑斯廷斯也有這種缺陷，儘管他試圖以不自在的愉快的神態來加以掩飾。」我實在是太羞怯了，裝不出他那種高興的模樣。 我高興地知道我與直布羅陀的英勇保衛者——我伯祖母的伯祖——有親屬關係。我和阿泰納伊斯已養成了去直布羅陀過冬的習慣。隨著年歲的增長，如果你什麼時候想逃避英國的隆冬，我向你推薦這個地方。那裡的氣候比里維埃拉好，而且是英鎊通行的地區。 請原諒我把信寫得這麼長。我在寫一件事情時又聯想起另一件事情。 你的永久的朋友 克勞德 1952年7月12日 康沃爾 索爾塔什 特雷馬頓堡 親愛的伯蒂： 謝謝你的來信，我完全和你一樣對彭布羅克邸園的命運感到憤慨。你所謂的「小官僚」如今變成了君王，這可能麼?不管怎麼說，我到倫敦後還是希望去看看這個老地方，而且可能： 「美好的回憶使我 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中」， 或者我會（更加可能）： 「覺得自己像一個 孑然一身的遊客， 漫步在某個廢棄的宴會廳， 那裡的燈火已然消逝」等等。 但是，阿加莎並沒有明智地把我記得的那座義大利雕像留在紐納姆，在那裡，這樣一件藝術品會引起人們的敬佩，而我相信，絕不會引起人們的非分之想。 我希望今年冬天我們能在直布羅陀見到你，如果你想逃避英國的隆冬的話。那裡的氣候比里維埃拉更穩定和有利於健康，而且那裡是英國的土地，如果你在國內有銀行結存，你就可以把它支取出來——而且甚至可以透支。直布羅陀人，雖然不是典型的英國人，但卻和藹而又忠實。他們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在他們之中沒有領土收復主義。哎，要是全都這樣就好了! 磐石飯店是下榻的好地方——經營得不錯，但一點也不便宜。 你的永久的朋友 克勞德 1952年8月9日 康沃爾 索爾塔什 特雷馬頓堡 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愛因斯坦： 我真心誠意地同意你的主張：被傳喚到麥卡錫的審訊人面前的教師們，應該拒絕做證。當《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不同意你這一主張的重要文章後，我給該報寫了一封信，支持你。但恐怕他們不會將它刊登出來。我隨信附上那封信的副本，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隨你的意思對它加以利用。 你的非常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53年6月20日 薩里郡 里士滿 女王路41號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你寫給《紐約時報》的那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信是對正當事業的一大貢獻。這個國家的所有知識分子，下至最年輕的學生，都已經完全被嚇倒了。實際上，除了你以外，沒有一個「知名人士」真正對政客們的這些荒謬的言行提出過異議。因為這些政客成功地使群眾相信，俄國人和美國共產黨人危及國家的安全，他們就以為自己強大得不得了。他們散布的謊言越拙劣，他們就覺得自己越有把握再次為被誤導的民眾所推選。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艾森豪威爾，儘管他完全知道處決盧森堡夫婦會在海外給美國的名譽帶來多大的傷害，卻不敢赦免他們的死刑的原因。 我非常用心而且確實很愉快地讀了你最近發表的作品：《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和《郊區的惡魔》。你用自己無與倫比的文學才能啟迪民智，教育公眾，確實功不可沒。我深信，你的文學作品將產生巨大而持久的影響，尤其是因為你抵抗住了靠奇談和誇張來獲得短期效果的誘惑。 謹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祝願。 你的 A.愛因斯坦 1953年6月28日 普林斯頓 親愛的愛因斯坦： 非常感謝你的來信，我覺得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頗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紐約時報》 最終還是刊登了我的那封關於你的信。我希望你能對美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術界人士產生影響。致以最熱誠的祝福。 你的非常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53年7月5日 薩里郡 里士滿 女王路41號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論羅素——1940年（正當紐約市立學院吵吵嚷嚷的時候） 人世美且誠， 此事屢發生： 牧師驚百姓， 天才遭極刑。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論羅素的《西方哲學史》，1946年 伯特蘭·羅素的《哲學史》 是一本珍貴的書。我不知道人們究竟應該更多地欽佩這位偉大思想家的令人愉悅的清新和獨創性呢，還是應該更多地欽佩他善於同遙遠的時代和古老的心智發生共鳴的敏感性。我認為，在我們如此枯燥乏味而又殘酷的這一代，能出現這麼一個聰明、正直、勇敢而同時又幽默的人，實乃幸運。這是一部超越派別和意見衝突的、最適宜於教學的著作。 《自由主義十誡》注24 伯特蘭·羅素 自由主義觀點的要義也許可以概括為新的十誡 ，這並不是想要取代舊的十誡，而只是想加以補充。作為一個教師，我想要傳播的十誡，可以表述如下： 1.對任何事情都不要覺得絕對有把握。 2.不要以為隱瞞證據繼續做下去是值得的，因為證據肯定會暴露。 3.不要因為你一定會成功就試圖放棄思考。 4.如果你遇到反對，即使這種反對來自你的丈夫或兒女，也要努力靠論辯而不是靠權威來戰勝它，因為靠權威取得的勝利是不真實和虛幻的。 5.不要尊重他人的權威，因為總是可以找到相反的權威。 6.不要用權力來壓制你認為有害的意見，因為如果你這麼做，那些意見就會壓制你。 7.不要怕意見怪誕，因為現在已為人們所接受的每一個意見都曾一度怪誕過。 8.明智的不同意比被動的同意更令人高興，因為，如果你像你所應該的那樣看重才智，那麼前者比後者隱含更深刻的同意。 9.即使事實對你不利，你也要絕對誠實，因為如果你試圖隱瞞事實，那就對你更加不利。 10.不要羨慕那些陶醉在虛無縹緲的樂境中的人的幸福，因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認為那是幸福。 摘自1954年4月1日的《新聞記事報》 他預言過這件事 1945年12月，在上議院發表的一次有關原子彈的演說中，伯特蘭·羅素說： 可能某種類似於目前的原子彈的機械裝置，可以被用來引發如果人們能用氫合成較重的元素便可得到的、猛烈得多的爆炸。如果我們的科學文明繼續向前發展，如果它不自我毀滅，那麼所有這一切必然要發生：所有這一切一定會發生。 摘自1954年4月1日的《新聞記事報》 氫 彈：我們從這裡走向何處? 數學家、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接受羅伯特·韋特曼的訪問時）回答大家都在問的一些問題。 伯特蘭·羅素筆挺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抽著一個彎彎的菸斗，溫和地談論著氫彈。但是他的結論可一點也不溫和。 這位自20世紀初以來其心智和智力勇氣一直推動著這個世紀前進的、仍健在的英國最偉大哲學家，現在81歲。他一頭白髮，嗓音柔和；像往常一樣，他把自己的見解表述得非常清晰，給人以難忘的印象。我向他提出了一連串問題，他做了這樣的回答： 有人一想到氫彈試驗中可能會出現某種災難性的誤算便感到驚恐，請問這種驚恐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嗎? 雖然這些試驗乃是非常危險的時候顯然會來臨，但我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那種地步。 如果發生一場氫彈戰爭，那麼很顯然，倫敦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會死亡。陣雨般的氫彈幾乎肯定會使廣大的農業地區成為不毛之地，由此造成的饑荒將是很可怕的。 但我們在談的是目前的試驗，和平時期的試驗。我估計它們不會造成災難。我認為，那些可能受到放射性塵埃污染的人，那些其捕魚量減少或根本就捕不到魚的漁民，毫無疑問，完全有抱怨的權利。 但是我認為，放射性塵埃雨不會像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發後我們所看到的火山灰的情形那樣（那次火山爆發我記得很清楚）鋪天蓋地地灑落下來，我想，只要試爆次數不多，海洋生物不會受到嚴重影響。 海洋生物現在受到石油污染的影響，難道不是嗎——儘管那是個不那麼令人吃驚的故事? 您認為人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恐懼和不確定感會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 呃，你知道，這種影響不會持續很久。就像最初對原子彈一樣，人們焦慮不安 ；但是過了不久，他們就忘了。 如果你發生了不斷增長的危機，那當然就不同了。不過，實際情況是：不管以前的危險有多大，人們都不會因為想它而無心從事自己的日常工作。 你大概已經注意到了，自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以來，出生率一直在持續上升。這是個可靠的檢驗標準。 應該說，對失業的恐懼，這是大家都了解的事情，比對原子彈的恐懼具有大得多的社會影響。 那麼國際影響呢?在您看來，我們是否已到了戰略上的相持階段?俄國與西方之間現在有沒有新的談判基礎? 我認為，氫彈的存在給了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一個十分清楚的抉擇 。要麼它們服從一個國際權威，要麼人類就毀滅。 恐怕大多數政府和個人都會拒絕面對這個抉擇。他們非常不喜歡建立國際政府這個主意，所以只要有可能，他們就迴避這個問題。 問問街道上的行人，他是否準備讓英國海軍部分地受俄國人的指揮。他會毛骨悚然。 然而這卻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您認為任何關於「氫彈試驗應該加以制止」的建議都是沒有好處的嗎? 什麼好處也沒有，除非我們找到了一個使俄國的試驗也受制止的方法。 在我看來，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俄國人確實相信他們不可能贏得勝利；他們永遠不可能用氫彈使世界共產化。 也許他們正在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在我看來，俄國領導人如今在讓俄國人民知道原子戰爭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這一點似乎很重要。 但是我會加快這一過程。我會請世界各國政府，特別是俄國人，派觀察員去看美國的試驗結果。應當儘可能地把它搞得清清楚楚。 還有一件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應該減少我們現在過於沉溺於其中的那種激烈的長篇反共演說，我們應該力圖恢復國與國之間以禮相待的良好局面。那會是一大幫助。 那麼如果——或當——俄國人確信了呢? 我想，緩解緊張局勢和使俄國人相信在原子戰爭中他們沒有任何獲勝的希望，應當是可能的。然後就得採取第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我們將不得不作出一個約定，即：所有可裂變的原材料都歸一個國際權威所有，而且只能由該權威來開採和加工。任何國家和個人都不應當有獲得可裂變的原材料的機會。 而且當然必須有一個國際稽查機構，以保證這條法維持下去。 俄國人對於受稽查有一種病態的恐懼。我們得幫助他們克服這種恐懼。因為在他們同意接受稽查之前，一切都無法有效地進行。 氫彈試驗必定有助於說服他們。因此，推遲試驗只會拖延達成協議的日子。不用說，我們也必須隨時準備談判和達成協議。 這第一個極其重要的協議一旦達成，那麼就有可能逐漸擴大國際控制的範圍。 這就是我所能看出的唯一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