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五章 在泰利格拉弗宅的最後歲月

我同多拉分手的時候，她還在繼續辦那個學校，一直到二次大戰開始以後，不過在1934年之後校址已不在泰利格拉弗宅那裡了。約翰和凱特成了受大法官監護的未成年者，他們被送到達廷頓學校去讀書，在那裡他們非常快活。 我在昂代過了一個夏天，另一個夏天我有一段時間住在馬拉加附近傑拉爾德·布雷南家，此前我對布雷南家的人都不認識，但我覺得他們很有趣，很討人喜歡。我真沒想到甘默爾·布雷南最後成了一位學問淵博、興趣廣泛、滿腹各種稀奇不凡的知識的學者和一位動人心弦而精於韻律的詩人。我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有時她到我們這兒來做客——一位徐娘半老、依然秀美可愛的人。 1932年的夏天，我是在卡那封郡沃爾地方度過的，後來我把在那裡的住處給了多拉。待在那兒的時候，我寫了《教育和社會秩序》一書。從此以後，辦學的經濟負擔不復存在，我再也不必為餬口而忙於寫作了。既然沒有當好一個父親，我感到要寫幾本可能有重要意義的書的野心又復活了。 1931年在美國作旅行講學期間，我與出版商W.W.諾頓簽訂稿約，撰寫後來在1934年以《自由與組織，1814—1914》為題發表的一本書。這本書是與帕特里夏·斯彭斯合著的，一般知道的她的名字是彼得·斯彭斯，開始我們是在皇門（約翰和凱特失望地發現那兒既無皇，也無門）的一層樓房裡寫作，後來則搬到北威爾斯的丟得來特堡，那時是波特邁梁旅館的一幢附屬建築。對這件工作我非常高興，我感到在波特邁梁的生活是愉快的。這家旅館為我的朋友建築師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及其妻子作家阿瑪貝爾所有，他們是一對快活的伴侶。 當《自由與組織》一書竣稿時，我決定返回泰利格拉弗宅，告訴多拉她必須住到別處去。我的理由是財務方面的。我每年有為泰利格拉弗宅付400英鎊房租的法律義務，這筆款項是應付給我哥哥的第二個妻子離婚後的贍養費。我還得付給多拉離婚後的贍養費以及約翰和凱特的全部生活費用。這段時間我的收入銳減。這一方面是由於經濟蕭條使得人們買書少多了，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已不再寫通俗讀物，也部分地因為我在1931年拒絕在赫斯特位於加利福尼亞的巨宅中逗留所致。我在赫斯特報系的報紙上寫星期論文每年帶給我1000英鎊的收益，但是在我拒絕在赫宅小住之後，我的稿酬就減了一半，而且很快又通知我，不要我再寫論文了。泰利格拉弗宅很大，只有經過兩條私人車道才能抵達，而每條車道都有一哩長。我想把它賣掉，但是學校還在那裡時是無法將它在市場上出售的。唯一的希望是住到那兒去，以使其吸引可能的買主。 在已不再辦學的泰利格拉弗宅又住下來之後，我去加那利群島度假。在返回途中，我發現自己雖然神志正常，卻極缺乏創造的衝動，不知道要做什麼。大約有兩個月光景，純粹為了使自己身心放鬆一下，我致力於研究在一立方形平面上做27條直線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會使我感到輕快，因為那是完全無益的，而且在以1932年為其終結的那幾年成功的歲月中，我住在首都一直節儉度日。我決定寫一本關於日益增長的戰爭威脅的書。我將此書名為：《用什麼方法去爭取和平?》並在書中堅持我在一次大戰期間採取的和平主義立場。誠然，我提出了一個例外，我認為一旦建立了一個世界政府，那麼用武力對付反叛者以維護這個政府的做法則是可取的，但是對於人們擔心不久即將爆發的戰爭，我則竭力激勵人們採取出於良心的抗拒態度。 然而，這種態度卻不自覺地變成了虛偽。過去我能以勉強默認的態度看德意志皇帝的德國建立霸權地位的可能性，我認為，儘管這會是一個禍害，但不會是像一場世界大戰那樣大的禍害。然而希特勒的德國卻是另一回事。我感到納粹壞透了——殘忍，偏執而又愚蠢。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理智上，他們都令我厭惡。我雖然仍堅持我的和平主義信念，但是要信守它愈來愈困難了。1940年當英國遭到侵略的威脅時，我認識到，整個一次大戰期間，我從未認真地想過徹底敗北的可能。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不堪忍受的，最終我自覺而明確地決定，我必須支持在二次大戰中為贏得勝利所必需的一切，不論要取得這個勝利有多麼困難，也不論其結局有多麼痛苦。 這是我把1901年「改宗」時形成的許多信念逐漸拋棄的最後一步。我從來不是不抵抗主義的完全的信徒；我一向承認警察和刑法之必要，即使在一次大戰時期，我也曾公開主張，有些戰爭是正當的。但是對於不抵抗（或更正確地說是非暴力抵抗）的方法，我允許其使用的範圍超過了後來經歷所能容許的限度。它的確有一個重要的範圍，例如甘地在印度用不抵抗的方法反對英國取得了勝利。但是這有賴於用這種方法所反對的對手們具有一定的品德。當印度人在鐵路上臥軌，向當局挑戰，待其將他們碾死在車輪下時，英國人看到這樣殘忍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然而納粹在類似的情況下則會肆無忌憚地這樣干。托爾斯泰以巨大的說服力量進行宣傳的學說，即認為握有權力的人如果面對的是不抵抗主義，在道德上就會得到重生，這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顯然是不正確的。只有在握有權力的人不是極度殘忍的情況下，托爾斯泰的說法才是對的，而納粹的殘忍是沒有限度的。 不過，個人的經歷與世界的狀況一樣促成我信念的改變。在我辦的那個學校里，我發現如果要使弱者不受欺壓，非常明確而有力地使用權威是必要的。類似將別帽子的飾針放在湯里害人的一些事例，是不能留待一個好的環境去慢慢管教的，因為對此必須立即採取強制的行動。在第二次婚姻中，我曾盡力保持對我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認為這是我的信念要求我做的。然而，我發現，我的寬恕能力和可稱之為基督教的愛的東西並不等於我由此而提出的那些要求，而且堅持進行一種沒有希望的努力還會給我造成很大的傷害，同時對別人也得不到預期的好處。任何他人本來都可能事先告訴我這一點，但是理論把我弄迷糊了。 我不想誇大其詞。我的觀點從1932年到1940年逐漸發生的變化並不是一場革命；那只是一種量的變化和重點的轉移。我從未絕對堅持不抵抗主義的信條，我現在也不絕對否棄它。但是，在反對一次大戰和支持二次大戰之間的實際差別是如此之大，以致把實際存在的很大程度上理論的連貫一致性掩蓋了。 儘管我在理性上很有信心，在感情上卻不無猶豫。過去我的全身心都捲入了反對一次大戰的活動，而對二次大戰我卻是以一個分裂的自我去支持的。自1940年以後，我再也沒有恢復我在1914—1918年間曾經有過的那種觀點和情感的統一。我認為，在容許自己具有那種統一時，我就是讓自己抱有一種並非科學理智所能為之辯護的信念。凡是在科學理智能給我以嚮導的地方就遵循科學理智，對於我似乎永遠有著最具道德律令般的制約力，我一直遵循著這條律令，即使在它使我失掉了自己曾視為深刻的洞見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一年半光景，我是和彼得·斯彭斯（有一段時間我愛上了她）一起度過的，我和她整理《安伯利文集》注186，那是我父母短暫一生的記錄。在這部作品中有某種脫離現實的東西。我的父母不曾遇到過我們現代的問題；他們對自己的激進主義頗為自信，在他們的一生中，世界正沿著在他們看來是好的方向變動著。儘管他們反對貴族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依然原封未動，而他們雖然是不自覺地，卻亦受益於這種特權。他們生活在一個舒適、寬敞、充滿希望的世界裡，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完全可以讚許他們的。這使人有一種寧靜之感，而且為他們樹立起一塊紀念碑注187，也就了卻了我作為人子的一份孝心。但是我不敢誇口說這部作品確實是重要的。我有過一段缺乏創造力、不出作品的時期，但那已過去了，是轉向某種不那麼渺茫的事物上去的時候了。 我的下一部作品是《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在該書中，我主張，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自由也應有其地位，不過這個地位必須重新加以界定，而不能用自由主義的詞彙來定義。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學說。該書的主題在我看來是重要的，而且我希望它會比以前引起更大的注意。該書意在駁斥馬克思和古典經濟學家，不是在某個細微之點上，而是在他們共有的根本假設上，予以駁斥。我主張，社會理論的基本概念應當是權利，而不是財富，社會正義應當在於實際最大可能的權力平等。因此，只有國家是民主的，而且即使在國家民主的條件下也只有在找到制約官員權力的方法時，土地和資本的國家所有制才是一種進步。伯納姆在其《管理的革命》中採納了我的部分論點並將其通俗化了，但在其他方面我這本書卻是很失敗的。不過，我仍然認為，我在該書中不能不說的那些話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們要避免極權主義的罪惡，尤其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極權主義的罪惡。 1936年，我與彼得·斯彭斯結婚，1937年我最小的孩子康拉德出生。這是一個很大的快樂。在他出生後幾個月，我終於順利地賣掉了泰利格拉弗住宅。幾年來一直沒有人肯出價買下它，而現在突然來了兩個買主，一個是一位波蘭王子，另一個是一位英國商人。由於他們的競爭，我在一晝夜間竟使他們的出價提升到1000英鎊。最後是那個英國商人獲勝，我則擺脫了一直使我面臨破產威脅的噩夢般的重負，因為只要我沒有把這個宅子賣掉，我就得為之花費大筆的金錢，而剩下的錢就所余無幾了。 由於經濟的困境，我擺脫掉泰利格拉弗住宅固然值得高興，但是離開它還是令人痛苦的。我喜歡那兒的丘陵、草原和森林，我喜歡可以在那兒登高四顧、極目遠眺的塔樓居室。我了解這個地方已經40餘年，而且在我哥哥在世時我一直注視著它逐漸地建築起來。它代表著我的生活的連續性，除了工作之外，這種連續性在我的生活中遠比我本來希望有的要少得多。當我把它賣掉時，我可以像那個藥房老闆一樣說：「我的貧窮而不是我的意願使我同意。」此後我在很長時間裡居無定所，甚至覺得我不會有一個固定的住處了。我對此深感惋惜。 寫完《權力》一書之後，我發覺自己的思想又轉向理論哲學了。1918年我在獄中時，對於同意義有關的問題發生了興趣，對這個問題我在早年是完全忽略了的。我在《心的分析》和大約同時寫的一些論文中對這些問題有所論及，但是還有很多東西要談。我對邏輯實證主義者的一般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贊同的，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在某些要點上卻陷入了謬誤，這會使他們背離經驗論而導向經院哲學。他們似乎傾向於把語言看作一個獨立自在的領域而無需與非語言的事件有任何關係。我既被邀去牛津開一門包括若干講的課，就選了「語詞與事實」作為這門課的題目。這些講稿就是1940年以《意義與真理的探求》為書名發表的那本書的初稿。 我們在牛津附近的基德陵頓買了一所房子，在那住了大約一年時間，但是只有一位牛津婦女來訪問過。我們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後來在劍橋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這方面，我發現這些古老的學府是很獨特的。 書 信 致莫里斯·阿莫斯 親愛的莫里斯： 去年10月接讀惠書，迄未作復。因為我當時正在美國旅行講學，除每日工作外，無暇他顧。我本想給你回信，但是既然其時已過，所以就拖下來了。 我喜歡瓊斯注188的書。看到物理學家們如何轉向可憐的老貝克萊主教，是很有趣的。你記得，我們年輕的時候，老師是怎麼教我們的嗎?他說唯心主義誠然很時髦，但是貝克萊主教式的唯心主義卻是很荒謬的；然而現在它是唯一存在下來的唯心主義形式。我不知道如何駁斥它，雖然從我的氣質來說是不同情它的。當然，無論如何它應當是一種唯我論。在哈佛，我與時任主任的懷特海一起講過這門課，我說我覺得，他的書中我無法理解而如果我是一個唯我論者才不得不相信的那些部分不大可能是我寫的。不過我始終沒能找到說明那些部分非出自我手的任何真實證據。 我對你書中關於英國憲法所說的一切極感興趣，對你在進入國會之前已經寫了所需50000字文稿中的46000字，尤感快慰。國會已經變成了一個有點無足輕重的機構。在19世紀直至格拉斯通進行國會改革之前，歷屆首相在國會遭到失敗就辭職退位；現在首相們則以解散國會來威脅它。如果首相是直接選舉的，由其選組政府，並且必須在5年之後或在本黨輿論上有人領頭反對他時才尋求重新選舉，那麼憲法是不會有多大改變的。 我認為你對工黨所講的話是完全正確的。我不喜歡他們，但是一個英國人必須有一個黨，正如他必須有一條褲子一樣，而且我覺得他們是三黨之中最少令人厭惡的。我之反對保守黨，是出於我的性格，而我之反對自由黨，則因為不喜歡勞合·喬治。我並不認為，一個人參加了一個黨，就必須禁用自己的理性。我知道我的褲子本來可以比現在更好，不過我覺得它們不可能比什麼都好。 不錯，我從未聽到過霍爾茲沃思的《英國法律史》，事實上除了梅特蘭的一兩本書外，我從未讀過任何關於法律的著作。 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在此間一直百事羈身，但望秋後有機會去倫敦，很想那時去看你。 對桑格的死我極感悲痛。 對你永遠懷有深情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6月16日 與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注189的來往書信 親愛的羅素： 我訪問貴校時，把我唯一的一頂禮帽忘在您的接待室了。我不知道在那以後它是否有幸戴在我衷心認為比我更好的英國僅有的智慧頭腦之上；或者它是否已被利用來進行物理學、工藝學、戲劇藝術或史前象徵文字方面的尚不成熟的實驗研究；或者它是否已自然地逸出接待室而消失了。 如果這些事件，或更確切地稱之為假設，無一適用或者說無一發生，那麼可否麻煩您用一褐色的紙包或者以別種隱蔽的運輸方法將它寄來倫敦，並寫一明信片告訴我到何處去領取?非常抱歉，我的漫不經心（那是高才大智的一個特徵）使您遭受了隨此事而來的種種不便。 我的確希望某個時候很快會見到您。 您的誠摯的 B.馬林諾夫斯基 1930年11月13日 倫敦經濟學院 親愛的馬林諾夫斯基： 我的秘書在會客室里發現了一頂禮帽，我猜想是您的，的確一看見它我就想到了您。 下星期一（17日）我要到經濟學院學生會做一次演講，除非我的智力像您那樣好而記憶像您那樣壞，我是不會忘了把您的帽子交給經濟學院的門房，要求他立即送給您的。 我也希望我們很快在什麼時候會面。前些天我結識了布里富特注190，他那咄咄逼人的氣勢令人吃驚。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11月15日 與G.E.穆爾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 去年6月三一學院評議會給了維特根斯坦一筆資助金，使他得以進行其數學基礎的研究。現在的問題是為他再爭取一筆資助；評議會要求對他上次獲取資助後的工作提出專家的評審報告，然後再做決定。他們委託我請你為他們寫這個報告。我擔心這會給你帶來很多麻煩。維特根斯坦寫了很多東西，但是他說如果你要理解它們的話，他非得同你當面談話向你解釋不可。我想他會很高興有一個這樣的機會，不過這無疑會占用你很多的時間。但我還是非常希望你樂於這樣做；因為除了學院評議會給他一筆資助，似乎沒有別的辦法能保證使他得到足夠的收入以繼續他的工作；我擔心如果他們不能從這個方面的專家取得對維特根斯坦的工作表示讚許的報告，他們給這筆資助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而你當然是寫這個報告的最合適的人選。他們當然會為這個報告付給報酬的。 你沒有必要到這裡來見維特根斯坦。他會安排在對你最方便的時間和地點去見你。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爾 1930年3月9日 劍橋 切斯特頓路86號 親愛的穆爾： 我看不出我怎麼能拒絕讀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並寫一份關於它的報告。既然這涉及同他的爭論，你說得對，那就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比在爭論中同他發生齟齬更令人勞心傷神了。 顯然最好的辦法是讓我先仔細讀一讀他的手稿，然後再見他。你能否把他寫的東西早些給我?如果可能的話，我想4月5日以前在這裡見他，因為那一天我要去康沃爾過復活節，我不希望在那裡的時候做任何工作，因為去年夏末以來我一直忙個不停。我不知道必需有多長時間去同他爭論。4月5日以前我可以拿出3天的時間，比如說，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但要我勻出更多的時間則是困難的。你覺得這樣夠嗎?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3月11日 彼得斯菲爾德 哈廷 比根山學校 親愛的羅素： 維特根斯坦說，他沒有寫出什麼值得讓你一閱的東西，他已經寫的一切目前還太雜亂。很抱歉，上次給你寫信時我並沒有弄清這一點。他只是希望有機會把他已經取得的成果解釋給你，以便你有可能向評議會報告你是否認為它們是重要的，縱然你覺得它們是錯的，從而使他應被賦予按同一思路繼續工作下去的機會；我希望有這樣一種報告對評議會來說就足夠了。我覺得為了搞這樣一份報告，3天的時間盡夠了，而且你不必要跟他進行很多爭論。他現在正寫信問你，他可否星期六在哈廷或倫敦（如果你會在那兒的話）見到你，以便與你商定做出安排。我想他4月5日將在奧地利了。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爾 1930年3月13日 劍橋 切斯特頓路86號 親愛的穆爾： 維特根斯坦周末在我這兒，我們有充分的時間進行長談。 請告訴我向評議會提交報告的最後日期，因為我此刻的印象還相當模糊，維特根斯坦打算到奧地利以後把他的工作寫一個提綱，這樣我要寫出一份恰當的報告，就容易得多了。如果不能等到下個月左右，我將盡力根據我們的談話寫出一份報告，但我希望不是非這樣做不可。他打算在5月學期開始之前帶著他的提綱再到康沃爾見我。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3月17日 親愛的穆爾： 維特根斯坦第二次來訪，但僅持續了36小時，而這點兒時間要他將其所做的一切提供我一個提綱，是絕對不夠的。他留給我大量的列印稿，一待我讀過，我就要把它們轉給利特爾伍德。遺憾的是，我病了，因而不可能像原先預期的那樣很快把它們讀完。不過，我想，在同他談話過程中，我對他的要旨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了解。他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使用「空間」和「語法」這些詞，它們或多或少是互相聯繫著的。他認為，如果說「這是紅的」是有意義的。那麼說「這是響亮的」就不可能是有意義的。有一個顏色的「空間」，還有一個聲音的「空間」。這些「空間」顯然是在康德意義上被先天給予的，或許不能確切地這樣說，但至少無大差別。語法的錯誤來自「空間」的混淆。然後他對無限性談了很多，它總是有變成布勞沃所說的那種東西的危險，而且每當這種危險變得明顯時就必須斷然予以消除。他的理論確實是重要的而且確實是極有創見的。它們是否正確，我不知道；我真誠地希望它們不是正確的，因為它們把數學和邏輯幾乎弄得難以置信地深奧難解。我們可以把他所用的「空間」一詞定義為某一種類的各種可能性的一個完全的集合。如果你能說「這是藍的」，那麼就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即所有其他的顏色，你可以有意義地加以言說。 我十分確信，應當給維特根斯坦一個繼續進行他的研究工作的機會。請你告訴我這封信能否滿足評議會的要求。我提出的理由是：我眼下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以至要完全通讀維特根斯坦的稿子幾乎是我力所難及的。不過，我將繼續讀它，如果你認為那實在必要的話。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5月5日 親愛的羅素： 我認為，你給我的信，就現在的樣子來說，作為向評議會的報告是不大行的；但我並不認為你有什麼必要再費多少時間去讀維特根斯坦的提綱。我認為，重要的是你要寫一份正式的報告（他們也許要把它收藏在報告書卷中），不一定比你那封信長，但是要把你信中含蓄未發的一些意思很清楚明白地陳述出來。我認為，你的報告只需很清楚地說明，由於看到維特根斯坦自去夏以來所做的工作，亦即部分地通過閱讀他的提綱，部分地通過他口頭的解釋，你在多大程度上已可對其做出評價；而且你要強調說明，你對其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認為確實應給維特根斯坦以繼續其工作的機會的意見，是基於你對他的這一新的工作本身的性質所已得到的了解，而不是僅僅根據你以前對維特根斯坦的認識。你知道，評議會已經曉得你對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一般是非常推崇的，他們需要的是你對此一新的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而不是根據維特根斯坦做的任何工作大概都是重要的這樣一個假設而表示的意見。我認為，你應盡力非常簡要地說明它的性質以及其創造性和重要性之所在。 寫這樣一個報告，怕是一件煩人的事情；不過我希望這不會費你太多的時間；我覺得重要的是它應該做。 你的兄弟般的 G.E.穆爾 1930年5月7日 劍橋 切斯特頓路86號 親愛的穆爾： 我剛剛把維特根斯坦的列印稿和一份正式的報告寄給利特爾伍德了，他會把這份報告交給評議會的。這個報告裡說的就是我給你的信里說的那些東西，不過是用評議會能夠理解的莊重的語言講的。隨信附上報告的複寫件一份。 我覺得只有在我健康狀況良好的情況下，我才能理解維特根斯坦，而此刻我的健康是不佳的。 你的兄弟般的 伯特蘭·羅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比根山學校 我給三一學院評議會關於維特根斯坦的工作的報告 由於身體不適，我未能如原來打算的那樣詳盡仔細地研究維特根斯坦近期的工作。我用了5天時間同他討論，他對他的思想做了解釋，並留給我一大堆列印稿，即《哲學評論》（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我已讀了大約三分之一。這部列印稿完全是一些粗略的札記，如無他的談話之助，是很難理解的。然而，實際上，我認為下述幾點至少是他自《邏輯哲學論》之後提出的部分的新觀點。 按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如有任何發生的事情，則亦有其他某些事情，這些事情可以說就事實的那個特殊領域而論本來是會發生的。例如，假定牆上有一塊斑是藍色的；但它本來可以是紅色的或綠色的或別的什麼顏色的等等。即使說它是其中任何一種顏色都說錯了，但那也不是無意義的。反之，說它是響亮的，或尖聲的，或用其他只適用於聲音的形容詞來說它，則會是無意義的談話。因此在任何事實中都有一有關的某類可能性的集合。維特根斯坦把這樣一個可能性的集合稱為一個「空間」。因此，有一個顏色的「空間」，還有一個聲音的「空間」。顏色之間有各種不同的關係，這就構成了那個「空間」的幾何學。在一個意義上說，這一切都是獨立於經驗的，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是我們通過它知道什麼是「綠色的」那類經驗，而不是通過它知道牆上的某塊斑點是綠色的那類經驗。維特根斯坦所謂「語法」一詞是包括在語言上與這些各種「空間」的存在相應的東西。凡是有指謂某個「空間」的一個領域的詞出現的地方，都可以代之以指謂那個「空間」的另一領域的詞而不會產生無意義的話，但是不可能被代之以一個指謂屬於任何其他「空間」的任何領域的詞而不產生壞的語法，即無意義的話。 維特根斯坦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涉及對數學的解釋。他認為，說數學是邏輯或者說是由重言式組成的，是錯誤的。他用相當多的篇幅討論「無限性」，並把無限性和可能性的概念聯繫起來，而可能性的概念則是他在與其各種「空間」的聯繫中發展出來的。他相信有他所謂的「無限可能性」，但不相信有現實的「無窮類」或「無窮系列」。他關於無限性所說的一切有某種與布勞沃說過的東西類似的傾向，這顯然違背了他的意願。我想這種類似也許並不像初看時顯得那樣密切。對數學歸納法他也有很多討論。 維特根斯坦的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論是新穎的、極有創見的，而且無疑是重要的。它們是不是正確，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喜愛簡單性的邏輯學家，我本來願意認為它們不是正確的，但是從我已讀過的東西來看，我深信他應當有一個機會把它們完成，因為當其完成時，將不難判明它們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哲學。 伯特蘭·羅素 1930年5月8日 彼得斯菲爾德 哈廷 比根山學校 致出版商W.W.諾頓 親愛的諾頓： 謝謝您1月14日的來信…… 關於《科學的意義》一書，我有一提要，已經寫了萬字左右。我恐怕寫不出來您所提議的那種結論。我不相信科學本身是幸福的一個足夠的源泉，我也不認為我自己的科學觀曾經大大有助於我自己的幸福，我是把自己的幸福歸之於每日兩次定規不變地排便清污的。在我看來，科學本身是中立的，也就是說，它能增長人的力量，無論是為善還是為惡的力量。如果科學要帶給人幸福，那麼，除了科學，還必須加上對生活目的的評價。無論如何，我不想討論個人的幸福，我要討論的只是科學適於導致其產生的那類社會。我怕您會感到失望。我已不再是科學的熱心鼓吹者，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且無疑是由於身體漸衰，我開始愈來愈把好的生活看作一種保持平衡和諧的狀態，而深怕過度強調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這永遠是上了年歲的人的看法，因而必然有一種生理的原因，但你即使知道了這一點，你也無法逃脫自己的生理機能。 對你們大西洋那邊人們對《贏得幸福》一書的想法，我並不感到多麼驚訝。使我大感驚訝的是，英國一班自鳴高雅之士竟對它有很好的評價。我想，不幸的人總是以其不幸而自豪，因為不喜歡人家對他說，他們的不幸並沒有什麼崇高的東西。一個人因為缺少活動而心情憂鬱，弄得肝胃不舒，他總是認為使他陷入悲傷的是上帝的過錯，或者是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某種堂而皇之的原因。你如果對人們說幸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會惹怒他們的。 祝好!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1月27日 親愛的諾頓： 謝謝您2月9日的來信。我的取得幸福的方法是那些遭到輕視的哲學家們中間的一位，即約翰·洛克，發現的。您在他論教育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詳細的闡述。這是他對人類幸福的最重要的貢獻；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對人類幸福則只有較小的貢獻。 寄上［《科學世界觀》一書的］提要，請勿以為它包含了我實際將論及的全部領域。誠然，教育必須被包括在社會技術之列，但我曾認為它是廣告活動的一個分支。至於行為主義，我把它列在巴甫洛夫名下。巴甫洛夫做了華生為自己大肆宣揚的工作。 我目前已寫了36000字，但在竣稿之後，直至5月底，我將仍把它留在我這裡，以便進行修改，並在腳註里加上一些嚴酷的評論。 我已寫出論「科學與宗教」一章，那顯然是無神論的觀點。對此您是否反對?當然，這可能使整個事情發生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轉折，而且可能使它成為一本更好的作品。我們可以檢查一下科學家們如愛丁頓、瓊斯及其同道提出的種種論證，指出它們是如何的不充分，並得出一個結論，即我們的信仰幸而不需要依賴它們，因為它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聖經的基石上的。如果您喜歡此書具有文學的形式，我就準備按這個意思重寫這一章。現在此書寫得很坦率，很真誠，而且充滿了道德的嚴肅認真。 如果您沒有來信要求把我的手稿早些寄去，那麼我計劃在6月的第二周寄給您，或者把它交給安斯塔德，如果他還在英國的話。早些寄去是完全可能的，不過只要它還在我手上，我總可以再做一些修改。 我很高興見到安斯塔德。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2月17日 親愛的諾頓： 您當已知道我哥哥在馬賽突然去世了。我從他那裡繼承了一個頭銜，但沒有繼承一文錢，因為他已經破產了。頭銜對於我是一大麻煩，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無論如何，我不想在有關我的學術工作方面使用這個頭銜。就我所知，只有一個辦法能擺脫掉它，那就是犯叛國罪，而這會把我推上塔山注191砍頭的。這個辦法我也許覺得有點極端，但是我相信可以信賴您不會在廣告宣傳上使用我的頭銜。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3月11日 致朗哈姆·布朗先生 親愛的朗哈姆·布朗先生： 愛因斯坦聲明，和平主義者的義務是拒絕任何一類的兵役，對此我衷心深表贊同，而且我非常高興，我們時代領袖群倫、最富才智的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竟會以如此明白而毫不妥協的語言宣明自己的態度。 就我而言，我雖很想望，但並不預期會有大批的人採取在戰時拒絕參軍的立場，我也不認為有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足以阻止戰爭發生。我認為，下一次戰爭會比迄今仍被稱為「大」戰的那次戰爭注192更兇殘可怕，而且我認為各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地殺害僅占人口百分之二的和平主義者。更有效的反戰形式將是軍需工人的罷工。但是，總的說來，我對國際協定比對個別和平主義者的行動抱的期望更大。因此，關於和平主義者的義務，我雖贊同愛因斯坦的意見，但是我對政治的和個人的這兩種因素的重要性分別給以略有不同的強調。 有一點我與他和其他許多和平主義者也許有原則的分歧。如果有一個國際的權威機構並且擁有唯一合法的武裝力量，我就準備甚至以武器裝備去支持它。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3月21日 致斯泰因巴赫博士 親愛的斯泰因巴赫博士： 關於英語，我恐怕沒有什麼很有用的話可說。我注意到，美國的文學家往往像學一種死語言那樣學英語，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想到，書面語只能是口頭語的記錄。拿我來說，我之樂於讀一些優秀作家的作品，是因為它們具有優美和諧的韻律，也是要豐富一下自己的詞彙，但我不曾想過要為學語法去讀它們。 1931年，我會按照時下有教養的人們的說話習慣來界定正確的英語，我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對說和寫加以區別。我們一旦容許這種區別潛入，很快就會處於中國文學家的那種狀況。我認識一位中國學者，他激烈主張用所謂通俗語言（白話文）代替古典語言（文言文）。我問他這個運動是否取得很大的進展，他回答說，有些時候大有進展，有些時候沒有進展。他說：「例如，在13世紀曾有巨大的進展。」我不懂中文，但我推想，古典的中文（文言文）相當於拉丁文，而白話文則相當於喬叟注193作品的文字。我不希望這類事情也發生在說英語的人身上。 您的真誠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5月19日 此信和下面一封信的情況就是如此。 與威爾·杜蘭特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羅素伯爵： 您能否忙中抽暇，跟我一起玩一玩哲學的遊戲? 我打算在我的下一本書里對付一個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絕大多數人）似乎總準備提出而又絕不可能給出回答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迄今一直主要是由理論家們討論的，從伊克納頓和老子到柏格森和斯本格勒。其結果是一種理智的自殺：思想由於其自身的發展似乎已摧毀了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知識的增長和傳播曾經是眾多改革家和理想家所祈求的目標，但是看來帶給這些熱心家們的卻是一種幻滅感，而且這種幻滅感也傳染給了其他許多人，幾乎摧毀了我們人類的精神。 天文學家告訴我們，人事在宇宙的物換星移中不過是一瞬；地質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文明是兩紀冰川時代之間的不穩定的間歇期；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一切生命都是戰爭，都是個體、群體、民族、聯盟和物種之間的生存競爭；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進步」乃是一個虛妄的錯覺，它的榮耀總以衰敗而告終；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意志和自我是傳統和環境的無力的工具，一度正氣凜然的靈魂不過是大腦的一種短暫的熾熱狀態。工業革命毀滅了家園，避孕劑的發明正在毀滅家庭、舊的道德、也許整個民族（由於有才智者不育後代）。愛情被分析為一種生理的過重負擔，結婚則變成了較之雜交略高一籌的暫時的生理上的方便行為。民主已墮落到只有米洛注194那個時代的羅馬才見過的腐敗；我們年輕時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夢想消失了，因為我們日復一日地看到的是人們無窮無盡的貪婪，每一樣新發明都使強者愈強而弱者愈弱；每一種新的機械都使人失去工作而大大增加戰爭的恐怖。上帝曾經是我們短促人生的安慰者，是我們在孤危愁苦中的逋逃藪，他顯然已從舞台上消失了：任何望遠鏡、任何顯微鏡都發現不了他。從哲學的總體視角看，生命變成了人類這種渺小的蟲豸在地球上生生不已的繁衍，一種可能很快就被治癒的全球性的濕疹；在生命中除了失敗和死亡，沒有任何確實的東西——生命似乎是一場永不醒來的長眠。 我們不得不做出這個結論，即：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錯誤就是發現了真理。這個發現除了使我們擺脫了曾給我們以慰藉的那些幻覺和曾經保護過我們的那些束縛之外，並沒有給我們以自由；它沒有使我們感到快樂，因為真理並不美，不值得我們如此熱烈地追求。我們現在再來看它，就會奇怪自己何以如此急急忙忙地去尋找它。因為它似乎已將我們生存的一切理由都拿走了，我們只是為了暫時的快樂和對明天的微茫的希望而活著。 這就是科學和哲學帶領我們走上的險隘小路。我曾多年喜愛哲學，現在則從哲學轉向了生活本身，我要請您這位曾經生活過而且思考過的人幫助我來理解。那些生活過的人的意見也許不同於那些僅僅思考過的人的意見。請抽出一點時間告訴我，生活對於您有什麼意義，宗教給予您什麼幫助（如果有任何幫助的話），使您能活下來的東西是什麼，您的靈感和精力的源泉是什麼，您辛苦工作的目的或動力是什麼；您到哪兒去尋找安慰和幸福，您最珍愛的東西放在何處。如果您是覺得不得不給我寫信的話，那您就寫得短些，如果可能的話，則請得閒時來信而且請寫封長信；因為您的每一個字對我都是寶貴的。 真誠的 威爾·杜蘭特 1931年6月8日 紐約州，格雷特索科 北大道44號 本人著有《哲學的故事》、《過渡》、《哲學的宅第》、《哲學與社會問題》等書。 以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任教；曾獲博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古典文學博士學位（錫拉丘茲大學）。 又及：此信的抄件分別寄給了胡佛總統注195，馬薩里克總統注196；拉姆齊·麥克唐納閣下，勞合·喬治閣下，溫斯頓·丘吉爾閣下，菲利普·斯諾登閣下；阿里斯蒂德·布賴恩德先生；本尼托·墨索里尼先生，G.馬爾科尼先生，G.達努齊奧先生；居里夫人，瑪麗·加登女士，簡·亞當斯女士；英奇院長；約瑟夫·史達林先生，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先生，列昂·托洛茨基先生，M.K.甘地先生，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先生，伊格納切·帕德雷夫斯基先生，理察·斯特勞斯先生，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先生，格哈特·豪普特曼先生，托馬斯·曼先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先生，蕭伯納先生，H.G.威爾斯先生，約翰·高爾斯華綏先生，托馬斯·愛迪生先生，亨利·福特先生，尤金·奧尼爾先生。 我寫此信的宗旨是純哲學的。不過，我希望人們不會反對我引用即將出版的拙著《論生活的意義》中提出的一些答案，其中有一章試圖對在世的最傑出的男女人士的生活態度做一說明。 親愛的杜蘭特先生： 我很遺憾地說，此時此刻我是如此之忙，以致相信生活沒有任何意義，既然如此，我就不知道如何能明智地回答您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判斷真理的發現會有什麼結果，因為迄今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真理。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1年6月20日 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久欲給您寫信，非為他故，只是想表示本人對您深表敬佩。您在尊著中研究邏輯的、哲學的和人類的問題上所具有的明晰性、準確性和毫無偏頗，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無與倫比的。 我一直不願意對您說這個話，因為您自己很了解這一點，您也了解客觀的事實，無須他人的認可。不過，今天有一位沒有什麼名氣的記者來找我，卻使我無拘無束地談了這個想法。我這裡說的是一個國際記者協會，許多傑出人士都為它撰稿，它的任務是教育各國的公眾，使之達到國際間的相互了解。方法是在各國的報紙上系統地發表政治家和記者們就有關問題撰寫的文章。 這位記者J.雷維斯博士為推動此事近期將去英國。我認為，如果您能同他做短時間的交談，使他能向您通報此事，那是很重要的。我不敢輕易麻煩您，但是我相信這件事的確值得您重視。 謹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 A.愛因斯坦 1931年10月14日 波茨坦市卡普特， 瓦爾德街7/8 又及：您無須作復。 （此信原為德文，由奧托·內森譯成英文） 親愛的愛因斯坦： 久欲邀您來訪，但是此前一直沒有適當的住處可安排您的到來。現在這個障礙已經去掉了，我非常希望您能來度一個周末。下星期六（12日）或19日於我均可；19日以後我將去斯堪的納維亞和奧地利待六周，因此，12日和19日您若都不能來，那就只好等到3月的下半月了。我簡直想像不出有比您的來訪帶給我更大的快樂了，無論在物理學界，還是在人類事務方面，我都有很多問題想聽聽您的意見，較之我現在所知道的更為明確的意見。 您的非常誠摯的 伯特羅·羅素 1935年1月7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與昂利·巴比塞注197的來往書信 親愛的和傑出的同行： 請允許我向包括您在內的人們發出個人的呼籲，我懇請您能支持這個呼籲。您的名字是那個由偉大崇高的人物組成的聯盟中備受崇敬者之一，他們挺身而出制止法西斯主義的野蠻侵略並與之進行鬥爭。 我是自發地寫這份呼籲書的，並非受命於任何政治組織或其他組織的指示。我只聽從內心的社會責任感和良知的呼聲。災難不是無可挽救的；我們有「一些要做的事」；在法西斯主義已然坐大成為一股可怕的勢力之前，我們首先和主要能夠做的就是要樹立一種道義的力量，動員公眾的真正的自覺心，發出遍及各處的明確的譴責。 我應當補充說明一點，關於這個呼籲書的全文內容，我曾與羅曼·羅蘭交換過意見，他完全贊成我的想法。他同我一樣認為，只有組織起來並堅持不懈地去遏制那種可怕的事態，才有可能把自由的文化人集合起來，讓那些開明而富有聲望的人士發出抗議。 最後，我認為有必要告訴您，我非常迫切地想創辦一份國際性的評論雜誌《世界》，旨在在現實國際事務中傳播偉大的人道原則，為反對反動觀點和反動宣傳而鬥爭。如果像您這樣的一些傑出人物有意於此，那麼這個刊物就會變成一個在理智、藝術、道德和社會方面的重要論壇。它將是傳達我們委員會注198的意見的工具，並將使其高昂的抗議得到具體表達。 如果您可考慮作為《世界》雜誌的一位可能的合作者，我將非常感激。 如果您能就呼籲書一事賜我一信，我也將非常感謝。如有必要，我可將其全文或摘要發表。 謹致誠摯的崇高的敬意。 昂利·巴比塞 1927年2月10日 阿爾卑斯濱海省 特烏勒，米拉馬，維吉利亞注199 親愛的羅素： 湯姆·穆尼委員會想利用美國政府變更之際求得湯姆·穆尼事件的解決，關於這個問題還會有新的揭露。委員會已決定將我這裡所附的一封信寄給羅斯福總統，這封信雖然是用正式的極尊敬的語言寫的，不過態度很堅決，看來我們有可能使湯姆·穆尼和比林斯遭受可恥虐待一案得到一個終結了。 懇請您在致羅斯福的這封信上簽名，並立即寄還我。 謹致友愛之情。 昂利·巴比塞 1932年12月12日 （瓦塞）桑利斯，奧蒙 西爾維 另寄上湯姆·穆尼委員會所編小冊子一本。注200 親愛的巴比塞： 我隨時樂於去做在我看來可能有助於穆尼的任何事情，但是對您寄來的這封信稿，我卻有點躊躇不定。 您當然會記得，在克倫斯基時代，俄國政府曾就此問題向威爾遜總統發出呼籲，因此他要許多著名的法律權威調查這個案件，而這些權威的報告是有利於穆尼的。然而，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卻指責總統無權干涉州政府的審判工作。 我認為將此案訴諸當選而尚未就職的總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他會以缺乏合法的權力為藉口加以推託。無論如何，在他就任總統（我想是在3月4日）之前呈上此信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而且此時此刻美國的輿論不論對貴國還是我國毫無疑問都不會有特別友好的感情，我不知道在人們情緒冷靜下來之前我們的干預是否有益。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2年12月16日 倫敦西南7區 皇門47號 此信表明我並不總是性急魯莽的。 邁克爾·卡羅伊伯爵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感謝您寫了一封非常漂亮的信為拉科西注201辯護。審判還在進行，但現在已判決有日了。如果他不被判死刑，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您的干預。不過在這個案子上他恐怕會被終身監禁。當然，即使這樣，我們也要竭力營救他——也許我們能夠從蘇聯政府方面拿出某種東西來作為交換條件將他釋放。 上次見面時，您邀我去同您一起度過一個周末。如果不給您添麻煩的話，我想去拜望您，但不是這個星期天，而是對您方便的任何其他時間。 有很多事要同您面議——請賜告何時造訪為好。 我的新址是倫敦中西1區吉爾福德70號白廳旅館，我的電話號碼是5512。 您的非常誠摯的 M.卡羅伊 《西班牙迷宮》及其他作品的作者傑拉爾德·布雷南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我知道我非得說些蠢話才能引來你一封信。我這封信是在深夜寫的。那會兒一個人的思緒和恐懼正使他陷入迷惘，而隨後又為之懊悔。翌日我是在讀一篇關於孟福爾注202出征的故事進行懺悔來度過的。 對革命者們的毀滅欲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困難在於承認他們似乎是在幹什麼好事。我的確不喜歡他們的是他們那些尚空談的思想和他們那種不寬容的精神。共產主義的宗教觀念是他們獲得成功的原因（它使他們相信時間亦即上帝是站在他們一邊的），這種宗教觀念最後也許會引向一種穆罕默德式的兄弟會信念而停滯不前。我認為，基督教各民族之富有活力和鬥志旺盛乃來自其關於罪的教義，尤其是原罪說，以及為了贖罪（或為了金錢）而必須進行的那種鬥爭。但是按奧古斯丁的摩尼教來說，我們本來應該是更馴順而更少興味的一群。我反對共產主義的宗教，因為我認為社會主義應當只是一種行政管理上的事情。任何依附於它的宗教觀念都會把人弄得元氣喪失殆盡，當然，除非像羅馬人對待奧古斯都崇拜或者像中國人對待儒教那樣，把這些宗教觀念看得很輕。但是那當然不可能是這種情況。——無論如何，既然一個人到頭來總得接受或拒絕這些東西，那麼當我看見共產主義正在取勝時，我將支持它——而且我將永遠支持它反對法西斯主義。 此間每天都帶來人民陣線解體的消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全都齟齬不和。混亂狀態有增無已，而且我認為最有可能的結局是獨裁專制。我傾向於認為對這個國家來說最好的情況是由左翼溫和派（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現政府）執政（比如說）10年。我明白，只有把目前無法灌溉的廣大土地變成可灌溉的，才可能解決農業失業問題。已經開始建築一些水壩，但是還需要建更多的水壩，而把它們建起來非有15年時間不可。政府的計劃是控制投資並監督其用之於水壩，以新灌溉的土地為抵押來償還貸方。 現在天氣是美好的，生活每時每刻都是愉快的。除了健康和氣候——那是大自然的健康——就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了。如果您在此間租一所房子並且帶些書來，那該多好啊。如果在西班牙一切都是變化不定的，——那麼歐洲其他地方又會怎樣呢? 向你和彼得注203致以我們的愛。 你永遠的朋友 傑拉爾德·布雷南 1935年6月1日 馬拉加省丘里安納 英國輿論似乎驚人地好戰。我贊成解除制裁和締結一個地中海公約，這對墨索里尼會是一種抑制。但是如果他侵占一個希臘島嶼，我們則必須準備作戰。 在英國，總是低估了奧地利不走向納粹的重要性。《泰晤士報》拒不注意中歐。英國人對柏林—維也納—威尼斯之外的一切都傲然自負。我想你跟我的看法是一樣的。 傑拉爾德·布雷南夫人的來信 我親愛的伯蒂： 在那些實在可怕的日子裡，我非常想念你——在那些日子你離你的孩子們越來越遠，210把他們留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對於你一定是可怕的。這就是你在一場噩夢中才會夢到的那種事情，——但這卻是你在其中仍然醒著的那些現代噩夢之一。 我與你共患難，我現在是而且將永遠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有些時候他們似乎是「在沒有和平之際高喊和平和平」。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呀。 我看到《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一書極受好評，而且是最暢銷的一本書。我非常高興。我希望很快能讀到它。 有一位從荷蘭來的無政府主義者（AIT注204的書記）同我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很風趣而且極有才智的人，在西班牙與C.N.T.注205有密切交往。 他是您的一位熱烈的崇拜者。他說他最近為一部百科全書寫了一篇論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他在末尾所列參考書目包括了「羅素的全部作品」，因為，他說，雖然這些作品實際上並非無政府主義的，但是它們具有老無政府主義者所說的「那種傾向」。 我很高興——因為不論無政府黨實際如何，我確信「那種傾向」是正確的。有一天我們到薩弗納克森林去。秋天樹葉開始飄落，但是天氣仍明朗而和煦。我為你和彼得、約翰、凱特祝福。也許有一天我們還會再到那兒去。 我希望你和彼得在遠離家園的這些日子裡儘可能過得快活。 對你們致以我們的愛。 你的永遠的朋友 甘默爾 1938年11月 馬爾伯勒，奧爾德本 貝爾宮 我親愛的伯蒂： 很高興得到你的來信，而且我想你不久將回家來，我又會看到你了。 是的，我們一定要更時常見面。我們一定要到薩弗納克森林去旅行野餐——在基德陵頓和奧爾德本之間找一個可愛的地方會合在一起。傑拉爾德和我到夏天將騎自行車，所以我們可在隨便什麼地方相會。 我深信美國現在是很難待的。我擔心你和彼得在許多方面都會感到難以忍受——你們被領著到處遊山玩水，儘管人家原屬好意，但是最後會弄得你們精疲力竭，興味索然。 朗曼·格林出版公司將在暮春時節出版我的書。我很高興，因為我覺得它是一本有點用處的書。它是對內心鬥爭的一幅痛苦的描繪。我把它題名為《死亡的彼岸王國》，取自T.S.艾略特的詩句：「在死亡的彼岸王國中那也是這樣的嗎?」 傑拉爾德和我都以極大的興趣和讚美之情讀了《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一書。它的影響很大，這不僅從各種評論可見，而且從下面這個事實也可得知，即我碰見的幾乎每位才智之士都在某個方面恰好提到它。 我能理解你多麼渴望回到英國。我非常高興你很快將回家來。 對你全家致以深深的愛。 你的 甘默爾 1938—1939年冬 馬爾伯勒，奧爾德本 貝爾宮 我很高興得知我的名字的真正來源——但我不能確定對於它之接近駱駝一詞注206我會有什麼感覺。 伯納德·貝倫森夫人的來信 我親愛的伯蒂： 本周星期四或星期五，或下周某個時候，我可否駕車去探望你和你的妻子? 我病得很重，這場病的一個結果是使我明白了在我的生活中什麼東西是珍貴的，而你就是最珍貴的事物之一。在沒有再見到你並為許多事情向你致謝之前，我不想死。 深愛你的 瑪麗·貝倫森 1936年7月28日 哈斯勒梅爾，弗賴迪山 穆德宅 致萊昂·菲茨派屈克 親愛的萊昂： 正當我們要到你那兒去的時候，我病了，患了腸機能紊亂，為時很短，但弄得我什麼也幹不了，令人大感沮喪。我們期望在1月底去看你。 既然艾麗絲注207要同你待在一起，你能否代我向她說幾句友好的話。我現在之更急切希望你說幾句話，是因為貝倫森夫人對艾麗絲說了許多苛刻的話，對此我都漠然聽之，不置一詞；而且我敢說她會跑出去說那些話是我說的。不想使她們彼此不和，所以你無須提到貝倫森夫人；但是如果艾麗絲以為我說了她的壞話或者以為我對她有惡感，我會感到難過的。 你的 B.R. 1936年12月21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萊昂·菲茨派屈克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好的。我將盡力照你說的去做。但是向艾麗絲講到你可不是件容易事。她總喜歡以為自己對你什麼都了解。說到底，她還是極其關注你，但是她表面上總是冷冰冰的，儘管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希望她仍然多多關心你。人是奇怪的。如果沒有一點幽默感，人會變得枯燥乏味，令人生厭。我覺得，能把自己看作一個有點滑稽的角色，乃是最高的美德。 我要問一下（?）［一個難讀的詞］艾麗絲和格雷斯·沃辛頓以及威爾斯在他們之後什麼時候去——那恐怕將在2月份，除非我能在這些訪問間隙來。但是我總得去睡覺了——唉，主啊，英國人是多麼難以通融，而美國人（?）［一個難讀的詞］又是多麼冷漠無情。此間的這些人都是蘇格蘭人和烏爾斯特注208人。他們是遠更靈活型的人種。 我模糊地覺得你的哲學著作中有一個不小的缺點。我的確希望你在去世以前能把它去掉——我認為那是重要的!——那畢竟是你應該做的事情——不要讓自己的作品成為粗製濫造的東西。比爾·亞當斯（此間學院院長之子）曾在一個地方聽過你講物理學，他說你的頭腦是英國最清晰的——（在人們的頭腦幾乎全都昏昏然而竟以此為榮的一個國度里，這難道是一個極大的讚美嗎?） 問候羅素夫人——祝她安好——隨後再給她信—— 萊昂 1936年12月28日 牛津，萬靈學院 院長寓所 上信作者萊昂·菲茨派屈克是艾麗絲的密友，後來也是我的好友。因為她有一頭黑黑的長髮，所以得了一個綽號，人稱「獅子」注209。她的父親是貝爾法斯特的一位商人，嗜酒，破產後死掉了。她身無分文來到英格蘭，受僱於亨利·薩默塞特夫人，在薩莫斯堂（聖潘克拉斯）從事慈善工作。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1894年6月10日，當時我陪艾麗絲去參加一次齋戒祈禱儀式。我們對向在深海作業的漁民傳道一事發生爭論，我對此事做了貶斥的評論。之後不久，她代表聖潘克拉斯教區（相當於現在的市鎮參議會）追隨蕭伯納。她住在貧民窟的一個樓梯間裡，當我處理我在劍橋的家具時，有些東西我送給了她。 那時，經過艾麗絲的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名叫博比·菲利莫爾的青年，他曾向艾麗絲求愛，但被拒絕了。他在克賴斯特切奇市，是菲利莫爾勳爵的兒子，菲利莫爾勳爵是自由黨的上議院司法議員，也是格拉斯通先生的親密朋友。我想博比是受了洛根的影響，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和詩人。他是蕭伯納的《康蒂妲》中那個詩人的原型。他決心要娶萊昂，不過他沒有重犯他在追求艾麗絲時所犯的魯莽急躁的毛病。於是他首先使自己被選為聖潘克拉斯的教區代表，並小心翼翼地準備接近萊昂。艾麗絲和我結婚後不久，當我們住在柏林時，我收到萊昂的一封信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她該不該接受他。我立即作復，列舉12條理由反對。但是從郵局回來我卻又收到她的來信，說她答應他了。 第二年春天，我和艾麗絲跟她的姐姐一起住在費索爾的時候，萊昂和博比在北非度完蜜月歸來途中曾來看望我們。這時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她何以接受了他。原來她堅決拒絕他之後，他犯了心臟病，一些名醫認為如果她堅持拒絕他，他會死掉的。他父親向她懇求，也是徒然。最後，由於菲利莫爾勳爵的至為感人的請求，格拉斯通先生雖已80高齡，而且雙目幾近失明，竟親自爬上她的貧民窟樓梯間，苦苦勸她不要扮演芭芭拉·艾倫的角色。她實在受不了這個，於是接受了她的那位害相思病的追求者。 到此為止，一切都還不錯——一個愉快的科菲圖阿國王的故事注210。但是度過蜜月之後，她在費索爾卻向我們講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艾麗絲和我立即注意到，她已變得極其憤世嫉俗，而且她的談話也非常之低級庸俗。於是我們自然逼問她究竟是什麼原因產生了這樣的變化。她告訴我們，她和博比一結了婚，他就對她說他欺騙了那些醫生，他根本沒有什麼心臟病注211，而且還說他雖然決定要娶她，但是他並不愛她，而且永遠不愛她。我相信他們這場婚姻是很不圓滿的。 博比的父親擁有拉德萊特莊園，那在當時是一處風景如畫的村莊；他在拉德萊特和埃爾斯特里之間還有一座頗為華麗的鄉村住宅。他把這所住宅給了博比，由博比隨意經營。這位詩人兼社會主義者樂得退居幕後，由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為之代理，此人著手發展拉德萊特，蓋了一大批廉價、低劣、骯髒的郊區住宅，因而發了大財。幾年以後，他真的病了。他的妻子誠心誠意地侍候了他大約3年光景，把他送了終。他死後，她對我說她願嫁給任何一個會經常生病的人，因為她已變得如此習慣於看護病人，如果沒有病人要她照料，她簡直不知道如何打發她的日子。 不過，她並沒有再結婚。她匿名發表了一部作品，相當成功，署名「一個無名的信徒」。她曾與馬辛漢有過一段不成功的情緣。她對靈學研究極有興趣。作為一個富孀，她把很大一部分收入資助了工黨。在她的晚年我沒有再見到她，因為她要求人家認真地對待在我看來毫無意義的東西，如情感的宗教性，超常的視力，愛爾蘭人的高超的洞見，等等。但是因為這些而未能與她見面，我感到後悔，並曾試圖去看望她，既不和她爭論也不無誠心。 致W.V.蒯因 親愛的蒯因博士： 收到你的書［《邏輯斯蒂系統》］時正值我因過度勞累不得不休一長假之際，因此我只是現在才剛剛讀完它。 我認為你做了一件極好的工作；很久以來我沒有像讀你的書這樣感到極大的精神愉悅了。 我想到兩個問題，望暇時給以回答。我把它們另紙寫出。 在讀你的書時，我突然想起，在我的工作中，我總是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哲學上的考慮的影響。例如，摹狀詞理論。我感興趣的是「司各脫是《韋伏里》的作者」，而不僅僅是PM注212中的摹狀函項。如果你查閱一下邁農的作品，你就會看到我想要避免的那類謬誤；對本體論證明也可以這樣說。 再說記法（主要是懷特海的）：我們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必須提出一些關聯詞。對於我們R｜S來說，你的αβ不適用於3個或3個以上的關係，也不適用於我們需要的各種形式（諸如R｜｜S的形式）。 至於你是否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樣完全避免了可還原性公理引起的困難，我感到擔心——雖然我還不能用語言表達出我的疑慮。我想看一看用你的方法如何直接明白地處理歸納和戴德金的連續性。 對於類在你的系統中的地位，我有點困惑。它們是作為初始觀念出現的，但是α與（ϕx）的聯繫似乎有點含糊不清。你是否認為，如果α=（ϕx），則命題αx就等同於ϕx呢?如果你要說一切命題都是序列，你就一定這樣認為。然而，「我給了我的兒子6便士」與「我的兒子是我給其6便士的人之一」似顯然不是相同的。 又，你是否認為一個無窮類可不用一個界定函項加以定義?有必要將無窮類包括進來是我強調函項之與PM中的類相對立的理由之一。 希望你對這些問題有很好的回答。 無論如何，我對你所做的工作極為讚賞，你的工作對使我經常感到不安的許多問題做了改進。 你的非常真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35年6月6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致G.E.穆爾 我非常渴望回到純哲學的工作，尤其想對我在《經驗論的限度》一文中的一些觀點做進一步的發揮，並且研究一下語言與事實的關係，我覺得卡爾納普對這種關係的看法是很不恰當的。但是我現在的處境不好，按照法律我每年必須付給別人800到900英鎊，而每年只有300英鎊的額外收入。因此，除非能找到某個大學的職務，我是無法搞哲學工作的。不知劍橋有無可能?如有可能，我當非常高興，因為我想回來搞哲學的願望非常強烈。 你的 伯特蘭·羅素 1937年2月8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親愛的穆爾： 謝謝你的來信，它表明情況正如我料想的那樣。我想，此刻也許不值得進行此事，因為成功的機會看來很小，況且他處或有別的可能。非常感謝你樂於為我做推薦，如果在其他方面謀事亦無成，我會再寫信給你的。眼下我想最好不要做什麼。 萊弗修姆研究基金會是6月份結束的；在那之前我本來不知道。無論如何，它們僅持續了兩年。 你的 伯特蘭·羅素 1937年2月18日 彼得斯菲爾德，哈廷 泰利格拉弗宅 德斯蒙德·麥卡錫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你認為我的評論很可能激起公眾的興趣，這就使我安心了，因為那就是我盡力想做的事情。我並沒有把它寫好，因為寫得太匆忙，無暇做仔細的修改潤色，不過我認為它會使人們相信，《安伯利文集》是非常有趣的。我去參加三一學院院慶了，星期天晚上在大餐廳參加宴會。我發現我那篇評論在那裡已起了作用。 我感到高興的是，我讓G.M.揚格在《觀察家》上寫了一篇評論此書的文章。他想在S.T.注213上寫一篇書評，我趕緊把書從他手裡搶過來，要他把評論送給加文。 我想你不會期望此書暢銷，但是我認為它會有相當可觀的銷量，而且會繼續賣下去。 得悉你已賣掉了泰利格拉弗宅，我很關切，並願聞其詳。我擔心賣價不是很好，否則你本會以更興奮的心情寫信給我的。這次賣房子並不意味著你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已經過去，是嗎?你記得叔本華因為把一個婦人推下樓梯而不得不付給她終身養老金，給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麻煩嗎?而且叔本華只有一條他餵養的捲毛狗（名叫布茨），而你從未把一個女人推下樓梯。你記得叔本華在許多年後在日記中得意洋洋地寫下的那句話嗎：Obit anus,abit onus注214?我希望很快能收到你兩張明信片，把這句話寫在上面。 極端重要的是，你要有暇把你的書寫出來，闡明語法和哲學的關係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你真的能夠每年靠500英鎊勉強維持到你寫那些明信片之前嗎?讚賞你的人們會提出這個疑問，你是否反對接受贊助?如果我像你一樣有望寫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我就不會拒絕贊助。 歲月易逝，來日無多。我不是說我們倆誰一定快要死了，但是死確是慢慢臨近了；注意力日漸衰退和鬆懈，在死亡趨近時，這種能力使人覺得就好似那將死者的智慧。 不久前我見到蕭伯納，他談到他最近的作品，這些作品顯示了他全部的驚人的才能——只是缺少吸引力。我曾經情不自禁想說（不過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和善的）「難道你不擔心泄露那個絕大的秘密——對此你不再介意嗎?」我是由於看到正在威脅我的東西而猜到那個秘密的性質的。但是對於你和我，它仍然只是一個威脅——特別是你仍然要當心，因為你的感覺能力總是比我強的。況且，歲月易逝。我們（我所謂我們亦指我們誰都不認識的人們）是你應當加以哲學思考的一切，你要在你的寫作能力開始不知不覺地被吞進老年這個人生大患的囚籠之前把你的書寫出來。 我和穆爾待在一起，我們很快活——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們這些白鬍子老頭們在玩。他讓我讀了韋斯頓注215論定義的一篇文章，但是我讀後不得要領。那是一篇維特根斯坦觀點的文章。我想談談我自己，也讓穆爾談談他自己，但是我們並不十分關心把離開記憶的快樂崖岸時的那種不快之感忘卻。但是無論如何下一次我還要這樣做（我說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你下次到倫敦時請給我個信，並來便餐，早餐、午餐、晚餐，隨時皆可。你可下榻敝處，德莫特是一位船上的醫生，他的房間空著。5月份我把萊斯利·史蒂芬講座的課講完以後會去拜訪你。代我向「彼得」表示深摯的最好的祝願，願她的分娩幸福快樂。 你的永遠的朋友 德斯蒙德 1937年3月16日 倫敦西南3區 惠靈頓廣場2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