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三章 中國

我們乘一艘名為波爾托（portos）的法國船從馬賽前往中國。我們剛剛離開倫敦之前獲悉，由於船上發現有傳染病，要推遲3個禮拜才能開船。不過，我們覺得不能再重複一遍向親友告別的種種麻煩事，所以我們到巴黎去，在那裡消磨這3個禮拜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寫完了關於俄國的著作，幾經猶豫之後，我決定把它發表。當然，說布爾什維克的任何壞話都是使反動派大感快意的事，而且我的朋友大都認為，除非你所想的東西對布爾什維克有利，你就不應當把你對俄國的想法說出來。然而，我對一次大戰期間愛國派們類似的議論就置之不理，而且在我看來，保持緘默歸根到底並沒有什麼好處。由於我和多拉的關係，這個問題對於我自然要複雜得多。一個炎夏的夜晚，在她睡下以後，我起來坐在陽台上，凝視著群星，沉思默想。我力圖不帶偏頗的黨派感情來看這個問題，並且想像自己是在同仙后星座晤談。我覺得，把我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看法發表出來比秘而不宣似乎與群星更為和諧融洽。於是我繼續工作，在去馬賽的前夕寫完了這本書。 不過，我們在巴黎的大部分時間是消耗在更瑣碎的事情上的，購買適合過紅海時穿的水手羊毛套衫以及未正式結婚所需要的其他妝奩之類的東西。在巴黎待了幾天之後，我們之間曾經存在的一切隔閡都煙消雲散了，我們變得很快樂，無憂無慮。不過，在船上也有過不融洽的時刻。由於我不喜歡俄國而甚為多拉所輕蔑，這使我的感情很容易波動。我向她表示說，我們一道出來是犯了一個錯誤，最好的出路是跳海。不過，這種心情大半是天氣炎熱所致，很快就過去了。 這次航行持續了五六個禮拜，因而你不能不熟悉自己的旅伴們。法國旅客大多是官員。他們比英國旅客高貴得多，後者是一些橡膠種植園主和商人。有幾排座位隔在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我們只得充當他們的中間人。有一次英國人要我談一談蘇俄。考慮到他們是怎樣一類人，我只講有利於蘇俄政府的事情，因而幾乎發生一場騷動，當我們抵達上海時，我們的英國旅伴給北京英國駐華總領事館發了一張電報，強烈要求禁止我們登岸。我們想到在西貢我們對頭中的頭頭觸了什麼霉頭，就感到一種自我安慰。在西貢有一隻大象，它的飼養人向遊客賣香蕉，遊客把香蕉餵給大象。我們每人都餵它一隻香蕉，它向我們做一個非常優美的鞠躬，但是我們的那個對頭拒絕餵它香蕉，因此大象把髒水全部噴到他潔白的衣服上，這也是它的飼養人教它做的。也許我們對此事幸災樂禍使他不大喜歡我們了。 當我們抵達上海時，最初無人來迎接我們。我從一開始就隱約有點懷疑，這個邀請也許實際上是開一個玩笑，為了證明這個邀請是真誠的，我曾要中國人在我出發前預先付我旅費。我想大概不會有人花125英鎊開一個玩笑，但是到了上海無人來接卻又使我們擔心起來。我開始想也許不得不夾起尾巴悄悄地溜回家去。然而，後來弄清楚了，原來是我們的朋友把船到達的時間搞錯了。他們很快就到船上來，帶我們去一家中國旅館，在那裡我度過了三天我有生以來所經歷的最尷尬難堪的日子。首先是難以解釋多拉的身份。他們有一種印象，好像她是我的妻子，當我們說並非如此時，他們怕我因為他們先前的誤會而感到煩惱。我對他們說，我希望他們把她作為我的妻子對待，他們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整個在華期間，我們接觸過的每個中國人對她都極其謙恭有禮，盛情相待，實際上就把她當作我的妻子。儘管我們總是堅持要稱她為「布萊克小姐」，他們還是對她優禮有加。 在上海時，我們是在同不計其數的人的會見中度過的，會見的除了中國人，還有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朝鮮人。一般地說，來訪問我們的各色人等彼此間並無密切聯繫；例如，日本的基督徒和由於搞爆炸而流亡國外的朝鮮基督徒之間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聯繫。（在朝鮮，那時的一個基督徒實際上就是一個扔炸彈者的同義詞。）因此我們在旅館大廳中必須把我們的客人安排在不同的桌上，整天價從這張桌子到那張桌子來回奔跑應酬。我們還得出席一個盛大的宴會，好幾位中國人以極漂亮的英國的方式在餐後致詞，不乏這種場合應有的詼諧。這是我們第一次對中國人有親身的感受，他們的英語之流暢嫻熟、妙趣橫生，使我們有點吃驚。此前我一直不曉得，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教養的人。孫中山曾邀我去晚餐，但是令我永遠感到遺憾的是，他邀約的日期恰在我離滬之後，因而我不得不婉拒了。之後不久，他去廣東發動了後來征服了整個中國的國民運動，由於我未能去廣東，所以我始終未得見他。 我們的中國朋友帶我們去杭州兩天，遊覽了西湖。頭一天我們乘船環湖而游，第二天則是坐在靠背椅上被抬著遊覽的。西湖美不勝收，那是一種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過義大利的美。從杭州我們去了南京，又從南京乘船去漢口。如果說在伏爾加河上的那些日子是可怕的，那麼在長江上的這些天則是極其愉快的。從漢口我們去了長沙，在那裡正在舉行一個教育會議。他們希望我們在那裡待一周並且每天做一次講演，但是我們倆都已精疲力竭了，渴望有個休息的機會，因此我們急欲到達北京。於是我們拒絕在當地停留超過24小時，儘管湖南省長本人也極盡其婉然相勸之能事，包括可以為我們開一列專車直抵武昌。 不過，為了儘可能博得湖南人的諒解，在24小時之內我講了四次課，做了兩次晚飯後講話，和一次午飯後講話。長沙這個地方沒有現代化的旅館，承當地傳教士們的好意，伸出援手留我們住宿，但是他們說明，多拉必須和一群女傳教士住在一起，我則和另一群男傳教士同住。因此我們覺得最好謝絕他們的邀請，住到一家中國旅館去。這番經歷並不全是令人愉快的。臭蟲大軍整晚上在床上爬來爬去。 湖南督軍注118舉行了一次豪華盛大的宴會，在這個宴會上我第一次遇見了杜威，他待人親切寬厚，後來當我生病時，他對我和多拉格外關切相助。人們告訴我，當他來醫院探望我時，聽見我說「我們必須制訂一個爭取和平的計劃」，深受感動，當時我正在昏迷中除此語外都是熱昏的胡話。在那次督軍的宴會上有賓客百人左右。我們先在一個大廳里聚會，然後移至另一大廳入席宴飲，其美味珍饈，豪奢無比，令人難以想像。席間督軍表示歉意說，便筵儉約，不成敬意，說他想我們樂於看到的正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受到如何盛大的接待。令人極為懊惱的是，我竟想不出什麼詞來回敬他，不過我希望翻譯把我的缺乏機智給彌補了。我們離開長沙時正值月蝕，我們看見人們按照中國傳統的習慣燃起篝火，敲著銅鑼，以便把天狗嚇跑。從長沙我們乘車直往北京，在那裡我十天來才第一次洗了一個澡。 我們在北京的頭幾個月是一段完完全全快樂的時光。我和多拉有過的一切爭論和分歧都被徹底忘卻了。我們的中國朋友們都很討人喜歡。工作饒有興味，北京本身又難以相信地那樣美。 我們雇用了一個男僕、一個男廚師和一個黃包車夫。這個男僕會說一點英語，就是通過他才使別人能了解我們。這個辦法比在英國更有效。我們是在住進我們的住所之前一些時候雇來這個廚師的，我們告訴他，我們需要他做的第一頓飯是幾天之後的晚餐。果然，到時候晚餐已經準備好了。那個男僕什麼都知道。有一天我們需要一些零錢，我們在一張舊桌子裡藏了我們以為有一元的零錢，我們向男僕說明其放在哪兒，要他去取來。他冷靜地回答說：「不，太太，他說錯了。」我們有時也雇用一個做針線活的女工。我們在冬天雇她來，夏天就不需要她來做活了。我們看到她冬天時很胖，隨著天氣漸漸變暖，她也漸漸變得很瘦，漸漸地以輕盈漂亮的夏裝換掉了厚實笨重的冬衣，這使我們覺得非常有趣。我們的住房要配備家具，那是從極好的舊家具店裡購置的，在北京有很多這樣的家具店。我們的中國朋友不能理解我們何以偏愛中國的老古董而不喜歡從伯明罕進口的現代家具。我們有一位正式的翻譯，他被派來照顧我們。他的英語非常好，他特別以能夠用英語講雙關俏皮話而感到驕傲。他的名字是趙先生注119（Mr.Chao），我曾給他看過我寫的一篇題為《現在混亂的原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的文章，他說：「啊，我想，現在趙氏的來源就是先前的趙氏。」（the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注120在我們旅行的過程中我成了他的一個親密朋友。他和一個中國姑娘訂了婚，而我還曾幫助他排除了妨礙其婚姻的某些阻難。我現在還不時地有他的消息，他們夫婦有一兩次曾到英國來看我。 我講課很忙，而且還有一個高年級大學生的討論班。除了一人（他是滿清皇帝的侄子）例外，他們全都是布爾什維克派。他們常一個一個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他們是可愛的青年，很機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擺脫中國傳統的束縛。他們大都在幼時就與舊式女子訂了婚，可否破除這個婚約而去娶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女子這個倫理問題使他們感到煩惱。在中國新舊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家庭的羈絆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年輕人所不能忍受的。多拉常去女子師範學校，那是培養未來教師的地方。她們會向她提出有關婚姻、自由戀愛、避孕等各種問題，她極其坦率地回答了她們的問題。在歐洲類似的學校里是不可能提出這類問題來討論的。儘管中國青年的思想是自由的，傳統的行為習慣對他們仍有很大的支配力。我們時不常地舉行宴會，邀請我的討論班的男青年和女子師範的姑娘們來參加。起初這些姑娘們會躲在一間她們認為不會有男人闖進來的屋子裡，我們不得不把她們拉出來，鼓勵她們與男子交往。必須說明的是，一旦開了頭，就無須再加推動了。 我在那裡講課的國立北京大學是一所非常出色的學府。校長和副校長都是熱心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人物。副校長是我所認識的最真誠的唯心主義者之一。本來用以付教師薪水的錢經常被督軍們挪用，因此，他們教書主要是出於興趣愛好而不是為了掙錢。這裡的學生應該得到他們的教授要教給他們的東西。他們有強烈的求知慾，準備為祖國做出無限的犧牲。周圍的氣氛縕著大覺醒的希望。在經過了幾個世紀的沉睡後，中國正開始發覺現代的世界，在這時，與政府的職責相隨而來的貪婪和妥協的弊病還沒有降臨改革者們身上。英國人譏諷這些改革者，說中國總是中國。他們要我相信，聽那些淺薄輕浮的年輕人高談闊論是無聊的；然而，不過幾年的工夫，那些淺薄輕浮的年輕人卻征服了中國，把英國人最心愛的許多特權給剝奪了。 自從共產黨人在中國掌握權力以來，英國的對華政策比美國更開明一點，但是在此之前情形則恰好相反。1926年，在3個不同的場合，英國軍隊曾向手無寸鐵的一群中國學生開槍，打死打傷多人。我曾撰文強烈譴責這些暴行，先在英國發表，隨後在中國各地廣泛刊載。一位在華布道的美國傳教士和我有通信聯繫，此後不久曾來英國，告訴我，在中國人們是如此憤怒，以致所有在華的英國人都有生命的危險。他甚至說——雖然我覺得這不大可信——虧了我，在華的英國人才保住性命，因為我曾使怒不可遏的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並非所有的英國人都是壞蛋。無論如何，我不僅招致了在華英國人的敵視，而且被英國政府視若仇讎。 在中國的白人對很多事情是無知的，這些事情對中國人來說乃是一種常識。有一次花旗銀行給我一些由法蘭西銀行開的支票，我發現中國商人不肯接受它們。花旗銀行頗感驚異，給了另外一些支票。3個月之後，出乎所有在華其他白人銀行的意料，法蘭西銀行倒閉了。 就我可能加以判斷而言，英國人在東方與周圍環境是完全隔閡的。他打馬球，去俱樂部。他對當地文化的了解得自18世紀傳教士們的作品，他以對其本國智慧的同樣的輕蔑看待東方的智慧。很遺憾，雖然有我們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卻忽視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在東方，智慧是受到尊敬的，因此東方有文明教養的激進派對被英國的激進派所置之不顧的事情也有一種影響。麥克唐納穿著短褲到溫莎去，而中國的改革派對他們的皇帝則沒有表示過如此的敬意，儘管我們的君主制與中國的君主制相比還很短暫。 至於在中國人們應當怎樣做，我的看法已寫在《中國問題》一書中了，這裡不再重複。 中國雖然處於動亂之中，但是同歐洲相比，在我們看來，它還是一個充滿了哲學的寧靜的國家。我們可每周一次收到從歐洲寄來的郵件，從那裡來的信和報紙似乎向我們噴出一股瘋狂的熱氣，就像爐門突然打開噴出一股灼熱的氣流一樣。由於我們不能不在星期天工作，我們就經常把星期一作為休假日，並時常到天壇去做竟日之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築了。我們會無言默坐，沐浴著冬日的陽光，沉湎在和平靜謐之中，然後離開那兒回來準備以鎮定和平靜的心情面對我們自己那個混亂的歐洲大陸的瘋狂和苦痛。另外一些時候，我們常到北京的城牆上去散步。我很清楚地記得，一天傍晚，在落日餘暉中開始散步，一直走到一輪滿月冉冉東升。 中國人有（或者說曾有）一種幽默感，我覺得很投合我的脾性。也許共產主義已經扼殺了它，但是當我在中國時，他們常常使我想起了中國古書里的人物。有一天，天氣很熱，有兩個胖胖的中年商人邀我乘汽車下鄉去看一座非常有名而已半就圮毀的塔。到那兒以後，我沿著階梯盤旋而上，原以為他們會跟著上來，但是到了塔頂我才發現他們還在下面地上。我問他們為何不上來，他們異常嚴肅地回答說： 「我們曾考慮上去，而且討論了是否應當這樣做。雙方都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由，但是最後有一點使我們做出了決定。這座塔隨時可能倒塌，我們覺得，萬一它真的倒了，最好有當時在場的目擊者能夠證明哲學家是怎樣死的。」 他們真正的意思是說天氣太熱，他們又胖，所以爬不上去。 許多中國人的幽默搞得很微妙，越是別人弄不明白，越是逗趣。我要離開北京時，一位中國朋友贈我一段很長的古典作品中的文字，是手刻在一塊極小的板面上的，字跡細微難辨；他又將這段文字用優美的書法寫出送給我。我問他這段話說的是什麼，他回答說：「等您到了家的時候去問翟理斯教授吧。」我聽從他的意見這樣做了，才知道那是一段「巫師的卜辭」，在這段卜辭中，巫師只是勸向他求卜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位中國朋友是拿我打趣，因為我總是拒絕對中國人當前的政治難題給他們提出建議。 北京冬天的氣候很冷。幾乎老是刮著凜冽的北風，挾來一股發自蒙古山脈的寒流。我得了支氣管炎，但是沒有注意它。病情似乎已經好轉了，有一天，應幾位中國朋友之邀，我們從北京乘汽車走了大約兩個小時到一個有溫泉的地方。旅館供應上好的茶，有人說吃茶太多不明智，那會使你在筵席上失掉胃口的。我反對這樣明智的考慮，理由是上帝最後審判那一天會做出判決的。我說的不錯，因為這是我又能吃一頓飽飯之前三個月說的。飲茶之後我突然開始打顫，大約打顫一小時的光景，我們決定最好馬上返回北京。在回來的路上，我們的汽車輪胎被扎破了，而在修補輪胎的當兒，發動機冷卻了。這時我已近乎神智昏迷了，幾位中國僕役和多拉把汽車推到一個山坡上，在下行時發動機才漸漸開始啟動了。就因為這一耽擱，北京的城門在我們到達時已經關閉了，打了一個鐘頭的電話，城門才給我們開了。當我們終於回到家時，我實在病得很厲害了。還未來得及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已經陷入昏迷。我被送進一家德國醫院，多拉白天護理我，在北京的唯一一位英國職業護士晚間護理我。有兩周時間，醫生們每天晚上都以為等不到天亮我就會死了。這段時間的事情我什麼都不記得了，除了一些夢。當我從昏迷中醒過來時，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認識那位護士。多拉告訴我，我病得很厲害，差一點死了，我卻回答說：「那多有趣呀」，但是我的身體太虛弱了，不到5分鐘就把這忘記了，她不得不向我再說一遍。我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了。儘管在我脫離昏迷之後一個月左右，他們不斷地對我說我本來隨時可能死去，但是我決不相信。他們找來的那位護士工作相當出色，第一次大戰期間她是塞爾維亞一家醫院的護士長。整個醫院被德國人占領了，護士們都被移往保加利亞。她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講她和保加利亞王后變得如何親密。她是一個有很深宗教信仰的人，當我病情開始好轉時，她告訴我她曾認真考慮過讓我死掉是不是她的職責。幸而她的職業訓練比她的道德感要強得多。 整個康復期間，我都是極端快樂的，儘管我還很弱而且身體很不舒服。多拉全心全意地照料我，她的真心誠意使我忘記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在我康復的初期，多拉發現她懷孕了，這對我們兩人都是莫大幸福的一個來源。自從我和艾麗絲在里士滿草地一起散步以來，想要孩子的願望在我心中愈來愈強烈，以至它最後變成了一種令我意醉神迷的熱望。當我發現我不僅要自己活下去而且要有一個孩子時，我對自己身體恢復的情況變得完全不在意了，儘管在康復期間陸陸續續小病未斷。我的病主要是雙肺炎，另外還有心臟病、腎臟病、痢疾和靜脈炎。然而，無論什麼病都沒有妨礙我感到異常的快活，而且雖然醫生對我病的預後不抱樂觀，但是在我復原以後卻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 躺在床上想到自己不會死了，那真是出人意表的樂事。直到此前，我總以為自己根本上是悲觀主義的，活著沒有多大的價值。我發現在這一點上我是完全錯誤的，人生對於我是無限之甜蜜可愛的。北京雨少，但是在我休養康復期間，卻下了幾場大雨，從窗子透進來濕潤的泥土的芳香，我過去常想如果再也聞不到這種香味，那該多不開心啊。對於陽光和風聲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就在我的窗外有幾株刺槐，在我剛剛恢復到有力氣來賞玩它們時，它們正好鮮花盛開。從那以後我才知道了，在心底里，我是樂意活著的。大多數人無疑總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過去卻不知道。 人們告訴我，中國人說他們要把我葬在西子湖畔，並且修一座祠堂來紀念我。這並沒有成為事實，我感到有點遺憾，因為那樣我本會變成一個神，對一個無神論者來說，那倒頗為風雅。 在北京，那時有一個蘇俄的外交使團，使團人員對我非常友好。他們有北京最好的香檳，慷慨地供給我飲用，因為對肺炎患者來說，香檳顯然是最適宜的飲料。他們先是常常帶著多拉，後來則帶著多拉和我，驅車到北京鄰近地區遊覽。這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但也有點令人擔驚受怕，因為他們開車也像搞革命一樣膽大包天。 我能活下來也許應該感謝在北京的洛克菲勒機構，它提供了一種能殺肺炎球菌的血清。在這一點上我尤其要感謝他們，因為我在此前後，在政治上都是強烈反對他們的，而他們也是以與我的護士所感到的同樣的恐懼來看待我的。 日本記者不斷地打擾多拉，在她要護理我的時候來訪問她。最後她草草敷衍了他們一下，於是他們就叫日本報紙說我死了。這個消息從日本傳到美國，又從美國傳到英國，和我離婚的消息登在同一天的英國報紙上。幸而，法院並不相信這個消息，否則離婚一事又會被延擱了。不過這個消息卻使我得到閱讀我的訃告的樂趣，這是我一直想望但並不期待它會實現的事情。我記得有一份傳道會的報紙登了僅只一句的訃告：「對羅素先生之死請原諒傳教士們聞訊之下鬆了一口氣。」當他們發現我竟未作古時，恐怕一定會發出另一種嘆息吧。我死了的消息曾使我在英國的一些朋友感到悲痛。直到我哥哥拍電報來問我是否還活著之前，我們在北京對此事毫無所知。我哥哥在電報中同時也說他覺得我不大會死在北京。 康復期間，我最苦悶難耐的一段日子是患靜脈炎而必得一動不動地仰臥在床上的6個星期。為了多拉分娩，我們急於要回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能否做得到卻似乎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不感到焦急不安，當醫生們說別無他法只有等待時，我們就更是焦躁了。但是，困難總算及時解決了，7月10日我們終於離開了北京，雖然我當時還很虛弱，只能拄著手杖蹣跚而行。 我從中國回國不久，英國政府決定處理庚子賠款的問題。義和團被打敗以後訂立的和約規定，中國政府應向所有受其傷害的歐洲列強付一筆年金。美國人非常聰明，決定放棄這筆賠款。中國在英國的朋友們敦促英國也照此辦理，但徒勞無功。最後決定，中國人不是支付罰款，而是付出一筆對中英雙方都有利的款項。究竟應以什麼形式支付這筆款項則留給一個委員會去解決，這個委員會須有兩名中方成員。當時麥克唐納是首相，他邀請洛斯·迪金森和我為委員會的英方成員，並且同意我們推薦的丁文江和胡適為中方成員。之後不久麥克唐納政府倒台了，隨後上台的保守黨政府通知迪金森和我不再聘請我們擔任這個委員會的職務，而且他們也不接受丁文江和胡適為中方成員，理由是我們不了解中國。中國政府答覆說它要求我推薦的這兩位中國人為中方成員，而不願以任何他人代之。為取得同中國人的友好關係所做的這次非常微弱的努力就此結束了。在工黨執政與中國友好的時期所取得的唯一一件成果是山東將為英國海軍提供高爾夫球場，而且不再向中國商界開放。 在我患病之前，我曾答應離華後去日本旅行講學。我不得不把這個計劃縮短為講演一次並減少對各類人士的訪問。我們在日本過了忙亂的12天，那些天遠不是愉快的，雖然很有趣。與中國人不同，日本人原來缺乏高尚禮貌教養，要避免他們的無端打擾是不可能的。由於我仍然很虛弱，我們急欲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勞累，但結果應付記者卻成了一件難事。我們的船抵達第一個港口時，儘管我們的行蹤盡力保密，還是有大約30名記者已經候在那裡，不過他們只能通過警察獲悉我們的行動。由於日本報紙曾拒絕更正報道我死的消息，多拉給每家報紙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字條，說因我已死，恕不接受採訪。他們拉著嗓子從牙縫裡說一聲：「嘿!信雨奇（很有趣）!」注121 我們先到神戶拜訪《日本紀事》主編羅伯特·揚。船逼近碼頭時，我們看見有大隊人群打著旗沿道而來，船上有識得日文的人大為驚訝，發現一些旗上表明是來歡迎我的。隨後才知道這原來是在碼頭上舉行一次大罷工，因為除了對外國貴賓表示敬意，警方是不容許人們成群列隊的，所以這就成了他們舉行示威遊行的唯一辦法。示威者們由一位叫香川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領導，他領我去參加幾個示威集會，我在一個集會上講了話。羅伯特·揚是一位討人喜歡的人，他是上世紀80年代離開英國的，因此沒有染上後來的思想墮落。在他的書房裡有一幅很大的布拉德洛（Bradlaugh）的畫，他對布拉德洛由衷地崇拜。我認為，他辦的報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報紙，最初是他從做排字工人的工資節省下來10英鎊做資本辦起來的。他帶我去奈良，那是一個十分優美的地方，古老日本的流風餘韻至今猶存。之後我們落到了一份名曰《改造》（Kaizo）的新式雜誌的編輯們手中，他們領我們遊覽了京都和東京，他們總是有意地把我們來游的時間透露給記者，因此我們被他們的閃光燈無休止地跟蹤追擊，甚至我們已經睡下了，他們還要來拍照。在這兩個地方他們都邀請了一大批教授來拜訪我們。在這兩個地方對我們的款待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同時有警察特務緊緊尾隨在我們後面。在旅館裡，緊鄰我們住室的那個房間總會有一幫子警察帶一台打字機占住。侍者們對我們敬若皇親貴戚，總是鞠躬如儀地倒退出房間。我們想說：「這個侍者真討厭」，而馬上就聽到警察的打字機在咔嗒咔嗒地打字了。在教授們為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每當我與任何一位教授暢談之際，就會有人打開閃光燈來拍照，結果談話自然被打斷了。 日本人對待婦女的態度有點粗魯。在京都我和多拉兩人的蚊帳上都有洞，所以我們半個晚上都被蚊子咬得不能入睡。到了早上我向他們訴苦。第二天晚上我的蚊帳給修補了，但是多拉的蚊帳卻依然如故。第二天我又向他們抱怨時，他們竟說：「但是我們不曉得那對婦女有什麼要緊的。」一次，我們與當時也在日本旅遊的歷史學家艾琳·鮑爾同乘一列郊區車，車上已座無虛席，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很友好，站起來讓座位給我。我讓多拉坐了。另一位日本人於是又把他的座位讓給我。我又讓艾琳·鮑爾坐了。這時那個日本人對我這種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行為非常厭惡，幾乎要使渾耍蠻了。 我們見過的日本人中，只有一個人我們的確是喜歡的，她就是伊藤小姐。她年輕而且美麗，與一位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生活在一起，而且同他有了一個兒子。多拉對她說：「你不害怕政府當局會做出什麼不利於你的事來嗎?」她把手在咽喉處橫切一下說：「我知道他們早晚會這樣乾的。」後來在發生地震時，警察到她和那個無政府主義者住的房子找到了他們兩人和他們的一個小侄子（警察以為是他們的兒子），說他們是警察局通緝的人物。到了警察局，他們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被警察勒死了。這些警察炫耀說他們並沒有很為難那個小孩，因為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們已設法和他交了朋友。這些警察成了民族英雄，在校兒童都要作文讚美他們。 我們冒著酷暑經過10小時的旅程從京都到橫濱。到那裡時已夜幕降臨，我們受到一連串鎂光燈爆響的歡迎，每一響都把多拉嚇一大跳，更讓我擔心我們走岔了地方。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團無名怒火，自從我想勒死菲茨傑拉德以後，這是我唯一一次發這麼大火。我追那些拿著閃光燈的小子們，但是走路還一瘸一拐地，我怎麼也捉不住他們，這倒萬幸，因為否則我一定會犯殺人罪的。一位很有膽量的攝影師成功地拍下了一張我兩眼閃著怒火的照片。若是沒有這張照片，我想不到自己看上去會是如此這般完全發瘋了的樣子。這張照片是把我介紹給東京的引言。此時此刻我所感到的憤怒之情，與舉行反英暴動的英屬印度人注122或被一群叛亂的有色人種包圍的白人所必然感到的那種怒氣正自相同。於是我體會到，要保護自己家人不受異族的傷害，也許是人可能具有的最野性最激烈的感情。我在日本經歷的最後一件事，是一份日本愛國派雜誌發表了一篇假冒我的對日本民族的告別辭，鼓動他們具有更強烈的沙文主義精神。我從未向這家雜誌或任何其他報刊寄過這個告別辭或任何其他告別辭。 我們從橫濱出發取道加拿大太平洋航線回國，無政府主義者小杉和伊藤小姐來送行。在亞細亞皇后號輪船上我們感到周圍氣氛驟變。多拉懷有身孕的情況尚非一般人能看得出來的，但是我們注意到船上的醫生以其職業的目光瞧著多拉，而且我們得知他已把他的觀察轉告其他乘客了。因此，幾乎無人要同我們談話，雖然人人都亟欲給我們拍照。唯一願同我們談話的人是小提琴家米沙·埃爾曼及其隨行人員。因為船上其他那些人都想跟他談談，所以對他總是跟我們在一起頗為著惱。經過一場多事的旅行之後，我們在8月底抵達利物浦。那天正下大雨，而人們此前都在抱怨天旱不雨，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確實到家了。多拉的母親站在碼頭上，一邊是來歡迎我們，一邊是對多拉羞於啟齒的事情給她以明智的忠告。9月27日，我們結婚了，成功地匆匆通過了王室訟監的監督，雖然這需要我在查林克羅斯廣場注123講台上以萬能上帝的名義宣誓，多拉是我已與之正式交合的女人。11月16日，我的兒子約翰出生，從此刻起，在許多年中，我的兒女是我生活的主要興趣所在。 書 信 袁瓊生注124的來信 親愛的先生： 我們非常高興，您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哲學家來華抵達本埠，來救治中國學生的歷史性的思想病。自從1919年以來，學生界似乎是中國未來的最大希望；因為他們已經準備迎接中國社會的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那一年，約翰·杜威博士極其成功地影響了中國的知識階層。 但是我膽敢代表大多數中國學生向您說幾句話： 杜威博士在這裡雖然是成功的，但是我們大多數學生並不滿意他的保守的學說。因為我們大多希望得到關於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的知識；一句話，我們亟欲求得關於社會革命哲學的知識。我們是克魯泡特金的信徒，我們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社會。我們希望您，先生，能提供我們基於無政府主義的徹底社會哲學的基本原理。再者，我們希望您來糾正杜威博士這位美國哲學家的學說。我們希望您在中國具有與在英國不同的絕對自由。因此我們希望您在這裡能取得比杜威博士更大的成功。 我本人是國立北京大學舊日的學生，在上海曾多次見到您，頭一回是在東方大旅店首次開會歡迎您的那個晚上。 您常常引用的老子那句箴言的開頭一語應當改一下，「Creation without Possession」注125較先前的翻譯更好些；這個翻譯更符合您所說的：「the creative impulse and the possessive impulse」（創造的衝動和占有的衝動）。尊意以為然否? 您的兄弟般的同志 袁瓊生 （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共產 主義者聯盟書記） 1920年（11?）10月6日 中國 上海 霞飛路漁陽里6號 湖南教育總會的來信 先生尊鑒： 敬啟者，敝省教育制度方值初創，近年內戰頻仍，迭經紛擾，亟待賢智學者，有以教我、助我。 先生道德文章，名高望重，為我國人所最景仰推重。我湘人尤切望親聆先生之教言，為我指南。 日前本會嘗命在滬代表李石曾先生邀請先生蒞湘來訪，蒙先生慨允，不勝感激。本會擬於10月25日舉行盛會，敬待先生賜教。茲派昆朝書先生代表我全體同仁專誠迎接先生，請早日光臨。 湖南教育總會 敬上 （印章） 1920年10月11日 長沙 致《國民報》注126 以下記述寫於揚子江上。 自從我們乘船抵達中國以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時光，迄今我們完全是在多少有些歐化的中國學生和記者中間度過的。我講演已不計其數，——講愛因斯坦，講教育和社會問題。學生們有驚人的求知慾。你一講開了頭，他們的眼中就流露出餓虎撲食般的神情。他們對我處處敬重有加，使我深感不安。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們盛宴招待我們，把我當作孔子第二來歡迎。那天上海的所有中國報紙都登了我的照片。布萊克小姐和我都不能不到數不清的學校、教師會、各類大會上去演說。這是一個有著鮮明對照的國家。上海大部分是頗為歐化的，更幾乎是美式的；街道的名字、布告和廣告都是英文的（和中文的）。高樓大廈都是大公司、官廳、銀行之所在；一切都顯得十分富麗堂皇。但是那些僻街小巷則仍然完全是中國式的。上海是一座面積與格拉斯哥相當的大城市。歐洲人看上去幾乎都是兇惡而討厭的。中國一家主要報紙請我們到一座現代化的建築去吃午餐，這幢樓房建於1917年，擁有最新式的設備（除了整行鑄排機外，這種機器還不能用於中國的方塊字）。報紙編輯部在樓房頂層招待我們一頓中國飯菜，有米釀美酒，菜餚多得不可勝計，我們也得用筷子吃。酒足飯飽之後，他們說他們的同仁中有一位酷愛中國古樂，願為我們彈奏一曲。於是他用一把七弦琴給我們彈了樂曲，這把琴是他按照古代的樣式用從一座古廟裡取來的上2000年的黑檀木自製的。這種樂器像吉他一樣是用指彈奏的，但不是抱在手上，而是平放在桌子上。他們要我相信他彈奏的樂曲是4000年前的古樂，不過我想那是誇大其詞。但無論如何，那是極優美、極高雅的音樂，對一個歐洲人來說，比新近時興的音樂（我聽過很多）更舒適悅耳。曲終席散，他們又開始紛紛為報紙奔忙了。 我們的中國朋友把我們從上海帶到杭州，在西湖畔住了三個晚上。西湖據說是中國風景最美的地方。這裡真是度假的好地方。西湖並不大，約有格拉斯米爾湖注127那樣大小，四周為樹木叢茂的群山所環繞，山間有數不盡的塔和廟宇。千百年來多少詩人和帝王都來修飾她，把西湖裝點得愈加美麗。（在中國古代，詩人之多有如現代歐洲之金融家。）我們在山上玩了一天，那是坐在轎子上進行的一次12小時的遠征。次日我們去參觀湖中島上的鄉間別墅、廟宇，等等。 中國的宗教很奇妙地充滿了歡樂。當你進了一座廟宇，他們就給你送上一支煙和一杯清香可口的茶。然後帶你去參觀。人們以為是禁慾苦行的佛教在這裡卻是挺逍遙快活的。這些潛心修行的聖徒們都大腹便便的，人們把他們描繪成享盡人生樂趣的人。似乎沒有人真正相信宗教，連這些僧人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們還是看到有許多新建的富麗華美的廟宇。 鄉間別墅主人同樣好客，帶你參觀，茶水招待。這些別墅正如中國繪畫中那樣，有許多亭榭閣軒，遊人可在此駐足小憩，別墅中除了一些最寬敞的房間裡有一件難看的歐式小家具外，其他擺設都是為了美觀而非舒適實用而製作的。 我們在西湖看到的最幽雅宜人的所在是一處昔日士人隱居的廬舍，約800年前築於湖上。在舊日的中國，士人的生活確乎是愉快的。 中國給人一種印象，如果沒有歐洲人的影響，它會達到歐洲未經工業革命或法國革命而從18世紀發展至今的地步。中國人似乎是理性的快樂主義者，很懂得如何獲取幸福，通過極力培養其藝術感而臻於美妙的幸福，而其有別於歐洲人之處就在於，他們寧願享受歡樂，而不去追逐權力。各個階層的人都笑顏常開，即使地位最低下的人們也是如此。 中國人無法念我的名字，也無法用漢字把它寫出來。他們叫我「Luo-Su」（羅素），這是他們能找到的最接近我的名字的翻譯了。這個譯名他們既可以發音念出來，也可以用漢字印出來。 我們從杭州回到上海，然後乘火車去南京，那是一座近乎荒蕪的城市。環城城牆有23英里長，但是圍在牆內的大部分地盤卻是鄉村。這座城是在太平軍起義時被毀壞的，1911年的革命又有損壞。但是這裡是一個活躍的教育中心，極想知道關於愛因斯坦和布爾什維克的消息。 我們從南京沿長江溯流而上，經過3天的旅程到了漢口，一路上飽覽了長江兩岸的旖旎風光。——之後又乘火車由漢口去長沙。長沙是湖南省會，一個大型的教育會議正在那裡舉行。在長沙大約有300名歐洲人，但是此地歐化的程度並不高。長沙城很像一座中世紀的市鎮，街道很狹窄，每所房子都像一家商店，屋外掛著歡快的標誌，除了轎子和少數黃包車，沒有其他可用的交通工具。歐洲人在這裡開設了幾座工廠，幾家銀行，幾處傳道會和一所醫院——這是用西方的方法傷害而又修復人的靈與肉的全套裝備。湖南省長是中國各省省長中德高望重的一位，昨天晚上設盛宴招待我們。杜威教授和夫人也出席了這次宴會，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省長不會講任何歐洲語言，所以我雖然就坐在他身邊，卻只能通過一位翻譯互相致意。但是我對他有一個很好的印象；他的確熱切希望促進教育，這似乎是中國最迫切的需要。不發展教育，很難了解如何才能建立更好的政府。應當說，一個壞的政府在中國造成的禍害似乎不像在一個歐洲國家中那樣大，不過這也許是我的一個膚淺的印象，須待時間的校正。 現在我正前往北京，可望於10月31日到達。 伯特蘭·羅素 1920年10月28日 山本的來信 親愛的先生： 近日多承先生厚愛，衷心感激，惠賜《布爾什維克俄國之展望》一稿頃已寄達，並此致謝。 尊作論「愛國主義」一文譯載於我們《改造》雜誌的新年號，現已售書。日本青年滿懷激情地閱讀此文，為之熱血沸騰。此文到處成為紳士、學生和工人相聚而談的中心，您的思想對他們的吸引力真是太大了。 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政府要求我們儘可能刪掉文中涉及日本的文字，我們不得不捨棄了您的某些寶貴意見。我們相信，您對我們的處境會給以寬厚的同情，對我們之遵從政府的要求予以諒解。 不過，今後無論以原文還是以譯文發表您的文章，我們都將依我們的原則行事，決不聽命於人。我們這裡廣大青年對您的仰慕是異乎尋常的。 您的主義與我們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願同您在一起。但是，我們的國家仍然束縛於3000年來頑固不變的因襲的羅網中，所以不可能實行改革，這使我們深感痛惜。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前進。您發表的作品已經成了激勵有作為的日本青年穩步前進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過去的30餘年中，日本在物理學和醫學上都有長足進步，但是在獨創的發明方面我們究竟有多大的進展，卻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們相信，在純科學方面，我們的進展絕不落後於美國。只是我們大多數國人仍然受制於等級觀念和其他落後思想，這是我們深以為恥的。日本的軍閥和閣閥們一直渴望把日本引上向外侵略的道路，因而只能招致民族的反感。目前日本思想界受一股好鬥的潛流的支配。如果我們的國家因此而被視為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我們將感到非常痛心。 我國政府中有一半的官員和近百分之八十的軍人都陷入了侵略的迷夢，這是實情。但是，近來人們已頗有所醒悟。 我們對我國的青年抱有信心，他們已開始覺醒，因此他們會沿著文明的道路前進而不使世界失望。我們希望您撰文以鼓勵我國青年努力進步。 請轉致我們對布萊克小姐的問候。 山本實彥 敬上 1920年12月25日 日本 東京 〔撒謊騙人是國際性的惡行，此處亦然。〕注128 致奧托蘭·莫雷爾 前幾天我和多拉去參加中國學生在這裡舉行的一次中餐宴會。他們以18世紀法國的風格發表了一些充滿靈敏機智的演說，他們的英語之熟練使我非常驚訝。英國駐華代辦說，人們曾要他談談中國政治——他說迫切的問題是大選、經濟和限制軍備——他談了很長時間，只講在有關英國的政治演說中都會講到然而對於中國卻無關緊要的東西——當他講完坐下來時，對任何問題都沒有表態，只是暗示（而不曾說出）中國的問題比我們英國的問題還糟。中國人常常讓我想起奧斯卡·王爾德，他在第一次受審時認為才智能使人渡過任何難關，但發現自己落在一架絕不關心人的價值的巨大機器的掌握之中。日前我讀到關於一位中國將軍的消息，他的軍隊勇敢地抵抗了一次日本人的襲擊，因此日本人硬要他向日本領事道歉。他回答道，因為沒有適於在如此莊嚴的場合穿著的華貴制服，因此不克趨前拜謁他至為尊敬的這位人物，對此深感遺憾。然而日本人堅持他們的要求，這位中國將軍就在同一天拜訪了其他各國的領事，因而他之拜訪日本領事就似乎只是一次禮節性的訪問。於是全日本掀起了一陣狂嚎怒吼，認為他侮辱了整個大和民族。 我想在世界上做些什麼事情來幫助中國人，但是並不容易。他們有如一個由藝術家組成的民族，有他們的一切優點和缺點。你想像一下如果格特勒注129和［奧古斯圖斯］約翰注130和利頓注131著手治理大英帝國，那麼你對兩千年來中國是怎樣治理的就會有所了解了。利頓很像一個舊式的中國人，而完全不像一個現代西方型的人物。 就此住筆。致以全部的愛。 你的B. ［1921年］ 我兄弗蘭克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我急忙向其做出保證的那家銀行正威脅要把我的財產拍賣掉，因此你回來時我可能會變成流落街頭的貧民了。對於我這上了年紀的人來說，這不是一個誘人的前景，但是我敢說這會使伊麗莎白感到莫大的快樂。 我一直沒有再見到行止無定的小林奇，儘管她待在倫敦的時間像在格頓學院一樣多。我不明白一個大學教師在學期中間會有這麼多自由活動的時間。 你知道我們那位討人嫌的格特魯德嬸嬸在欣德海德開了一家潘奇缽旅店嗎?我很想到那兒去過一個周末，但是她也許會把我拒之門外。我上次看見阿加莎姑姑時，她對格特魯德嬸嬸開旅店一事極反感，她說這個可惡的女人跑遍了欣德海德，講一些最聳人聽聞的事情（我們可以猜到是些什麼事）使人們對她產生惡感。我想，當我們回顧一下彭布羅克邸園的氣氛時，想到阿加莎姑姑在她的老年竟成為出乖露醜的對象注132，真堪發一笑。她當然覺得，會有這樣的事，一定是這個世界出了大毛病。她對格特魯德惡言相譏，很開心，很舒服，下次我再見到她時，引逗她一下，讓她開心見腸地說。 我恐怕沒有更多的消息告訴你了。我一門心思在考慮破產是個什麼樣子，如何和在何處過上一年一無所有的日子。這是一個新問題，一切解決辦法我都不喜歡。 深愛你的 ［弗蘭克］羅素 1921年1月27日 奇切斯特 泰利格拉弗宅 羅伯特·揚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您的著作對我常有很大的助益，因此當我得知您將在此間出面時，我冒昧給您寄上一份《紀事》，希望您時時能從中發現一點有趣的東西。請勿寄來訂費；如果這份報紙對您有些用處，我就非常高興了。 一年前我在英國時曾希望有機會與您晤談，弗朗西斯·赫斯特試圖安排這次會見，但是發現您其時已離開倫敦了。您是否想在返英前來日本訪問?如有來意，我希望有機會同您會面，對您的來訪如有我可盡力之處，請不吝賜告。 我將欣然拜讀您論布爾什維主義的新著。您既著此書，大概會注意到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和理論》的一個評論。您也許有興趣知道，我能夠記得令尊的願望在宮廷遭挫的情況，因此我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蹤著您的事業成就。 您的真誠的 羅伯特·揚 1921年1月18日 日本 神戶 三之宮 第91號信箱 《日本紀事》 親愛的羅素先生： 去年8月接到您從亞細亞皇后號輪船上寫給我的信，已經很長時間了，本應早日敬覆，但因編輯部人手很少，我老是忙無暇時，而信件往來又累積成堆。 我剛剛獲悉羅素夫人生一子嗣，我並非拘於虛禮向您致賀，而是因為它帶給我們很大的快樂，並且得知羅素夫人並未因在日本的經歷而受到傷害，更令人極感欣慰。我已將您寄給我的信發表了，我想這種抗議是有好處的。很少有人有勇氣抗議這種性質的惡行，人們都擔心批評會使更壞的遭遇落到自己頭上。 華盛頓會議注133真是一出滑稽戲。會議伊始，我就懷疑那些發動了戰爭的人的和平熱情是真誠的。也許毛病出在他們頭腦上，而不是出在他們的心靈中。政治家們似乎不明白，只要繼續實行老的政策，我們就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把軍備限制到他們在戰爭期間已然達到的水平，就會在承受沉重負擔和面臨戰爭爆發危險方面把我們置於比1914年時更壞的境地。日本慍怒地接受了美國提出的裁軍比例，但是支持法國擁有更多潛艇的要求。法國正暴露出是比過去的德國對歐洲更大的危險。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被出賣了。英日同盟被廢除了，代替它的是一個四國協議注134，對於中國來說危險還要更大。對中國的拯救竟賴乎各列強之爭權奪利、鉤心鬥角，這是很不幸的。幾個列強聯合起來，對中國的壓力將會增加。但是我不知道，一旦這個條約的全部含義被弄明白了，它會不會得到議會的贊同。 我注意到，您非常之忙，但我希望您能使人們動腦子思考問題。不過，他們恐怕是走上邪路的扭曲了的一代人。有些時候我感到絕望。我的生活由之開始的一切理想似乎都毀滅了。但是，我想人一過花甲之年，青春的活力也就消逝了。 順便說一下，我曾建議康韋紀念委員會（Conway Memorial Committee）邀請您發表年度講演。如果他們請您，望您慨然接受。蒙丘爾·康韋是一位傑出的人物，總是準備去維護被壓迫者和捍衛自由言論。當布拉德洛和貝贊特夫人因為出版《哲學的果實》而被起訴時，他支持了他們，正如當富特因為發表《自由思想家》而被控告時，他站在他一邊一樣，雖然就個人來說他是反對他們那種宣傳方式的。 我在剛剛寫給羅素夫人的一封信中講了一些日本的消息，故此處不再重複。我希望您能定期收到《日本每周紀事》，以使您能關注此間世界的消息。我們一直是寄到喬治·艾倫和昂溫出版公司轉交給您的。現在我已有了您在切爾西的地址，以後將直接寄到這裡。若干年來，我們的周報行銷世界各地，發行量一直在穩步增加。但是從今年元旦開始，日本郵局已將境外郵資提高一倍，這樣訂一份周報僅郵資一項一年就要花6日元，我擔心報紙的銷路會因此受到影響。 得悉您已完全康復，非常高興。羅素夫人說，僅在日本見過您一面的人大概會認不出您來了。您的訪問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快樂。多年來我一直很讚賞您的著作，您在即使最頑強的人似乎都搖擺不定的時候對公眾事務採取的堅定立場使我深受鼓舞。因此與您結識對我極為重要，我期待著您的友誼。 編輯部同仁同致問候 您的真誠的 羅伯特·揚 1922年1月2日 日本 神戶 三之宮 第91號信箱 C.P.桑格的來信 我親愛的伯蒂： 非常感謝你寫信來而且講了這麼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直到有謠傳說你死了我才真正知道我是多麼深深地愛你。我不相信這個謠言，我連想都沒想過我會再也見不到你了；但當中國大使館已經查明這個謠言非真時，才使人感到如釋重負。現在你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是不是? 政治局勢像往常一樣可惡：幾百萬人失業，士兵紮營公園，但是昨天德爾比跑馬大賽這個盛大節日才是任何人表面上唯一關注的事情。 愛因斯坦在王家學院講學10天，但是我沒弄到一張入場券。我讀過愛因斯坦的幾篇論文，其思想之清晰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希福爾茲度過了愉快的聖靈降臨周。托維注135也在那兒，沒完沒了地嘮叨。他彈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和巴赫的曲子，所以我還是很快活的。 附上給布萊克小姐的信一封——我怕寫得或有不當，但是給一位從未見過的人寫信真是不易。我希望你同她一起的這番閱歷和她對你的衷心熱誠的護理將成為你們二人共同生活的永恆的基礎。 多拉注136附筆問候 兄弟般深愛你的 C.P.桑格 1921年6月2日 倫敦中西2區 林肯律師學院 新廣場5號 約瑟夫·康拉德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欣悉尊夫人雖經喬遷注137的辛勞紛擾而仍安然無恙。請轉致我們對她的問候，她時時在我們念中。 至於您本人，我在閱讀您這本書注138的幾天中間在心靈上一直與您在一起，這本書就是一處極具魅力、美輪美奐、令人目眩神迷的寓所。人會覺得，一切門窗戶闥（我盡力用比喻來寫）全都豁然大開。很難想像有比這更令人心曠神怡的精神宅第了!我為您在《心的分析》第212頁末尾談到的那些哲學家感到遺憾，他們（像我們其他人一樣）不能兼得語言和事實二者。注139無論在對事實的識見還是在語詞方面都缺乏精確性。我有一個看法，覺得我們在一切事情上都只能達到差不多的地步（à-peu-près），科學上要進行稱量、測度的任何欲望都永遠去不掉這個差不多。 很可能我並沒有理解您的這本書，但是我力圖理解它的這份努力就是一次愉快的經驗。我想，您作為一個哲學家已經是功德圓滿了，無須從我這個普通人這裡期待更多的東西。 我不相信查理一世是被處死的（見《心的分析》第245—246頁及下頁），但是我這裡沒有留下足夠的文件來說明何以如此。也許下一次我會提供給您。因為我的確想在適當的最早的時候到您那饒有中國裝飾風格的居處去拜見您。 永遠愛慕您的 J.康拉德 1921年11月2日 肯特郡畢曉普斯伯恩 奧斯瓦爾茲 我親愛的羅素： 傑西必已轉達我們對這位已經開始同您待在一起（而且您很快就會發現他將接管家族）的「稍稍陌生的人物」的祝賀和歡迎。是啊!為人父是一樁重大的人生經驗，對此我們至少可以說，那是非常值得擁有的一種經驗，——即使僅僅為了它給予你的那種與所有人同生共處的深沉的感覺。它也許是唯一的這樣一種經驗，其普遍性並不使其成為一種平平無奇的東西，恰恰因此而使其帶有一種莊嚴性。我對你們父子二人都懷有深摯的愛，對那個還不會說話、不會思維的初生兒，也對您這位深有影響和權威向人們論說心之本性的人物。因為你們相互的關係會含有發自把你們連結在一起的真正的愛和忠誠的深沉的契機。 在一切難以置信的事物中，這一點，即有一天會有一個以我的姓名命名的羅素家的人注140，一定是最妙不可言的。即使根據我的星象算命，也不可能泄此天機，因為我的確相信，在我出生時一切可見的命星都不會以那種特異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不過，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那是宇宙的奇蹟），我只能說我深深地被感動了（這是無法表達的），我本來會在這樣一個時候以那樣一種方式顯現在您的心中的。 請代我吻尊夫人的手，告訴她我以男子漢默默而不知所措的方式（然而並非完全不可解的）分享她的喜悅。自從您們來這裡作令人愉快的訪問以後，她深為我們所喜愛，而且我要承認我們有一種非常樂觀的感覺。她已證明我們這種感覺是對的，想到她如今在家中是同兩個男子注141在一起，真是莫大的快樂。她不久就會忙得不可開交了。我只有希望，約翰·康拉德注142生而具有寬容仁愛的稟性，將始終如一寬厚地愛敬父母。我想我不可能表示比這更好的祝願了。 謹向你們三人致以親切的問候 永遠是您的 約瑟夫·康拉德 1921年11月18日 肯特郡畢曉普斯伯恩 奧斯瓦爾茲 又及：您把我跟您所討厭的某個朋友注143連在一起，我感到非常生氣，那個人顯然本來就不該讓他進入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對於查理一世之死的問題所持的態度不是幻想的而是哲學的，等以後您更能仔細聽取我的推理時，我將盡力把它講清楚。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料想此時此刻跟您認真地談是毫無用處的。 艾琳·鮑爾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寄上張伯倫教授著《創造一種新宗教》一書，供查閱，但望用後還我為盼。 非常高興，您和多拉星期三能來午餐並會見懷斯博士，請告多拉，最好在下午1點半鐘光臨。我也請了B.K.馬丁，一位極有才智的青年，目前在馬格達林學院教歷史，去年獲學士學位。三天前他寫信給我說：「如果您能把我介紹給羅素，我將感激不盡。我寧可不見任何其他在世（或過世）的人，但要見見羅素。」我覺得，鑒於您這種已使柏拉圖、凱撒、克婁帕特拉注144、笛卡爾、妮穠·德·朗克洛注145和拿破崙一世的英靈都為之黯然失色的卓越地位，你會樂於賞臉見他一面的!況且他人極聰明，是一個挺不錯的小青年。 你的永久的朋友 艾琳·鮑爾 ［1921年12月］星期六 倫敦西南1區 伊伯里大街184號 前幾天我應邀同韋布夫婦一起吃晚飯，但是我認為我不會再去了，因為他們的美味佳肴幾乎使我們把中餐與日餐比較而言的優勝之處都給忘卻了! 克勞德·羅素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我剛剛讀了你的《中國問題》，非常高興。我在中國待過幾年。凡爾賽和約（第131條）對中國恢復供應天文儀器設備，這是事實，但是我有個印象，這條協議一直沒有執行。果如此，則你恐怕不能把它列入這個和約為世界爭得的「最重要的利益」。也許你會向你在中國的朋友提及士瓦本或奧爾登堡注146的占領，以保證上一條款的實施。不過，我必須為凡爾賽和約說句公道話，你這樣做是不大公平的。你忽略了第246條，這一條規定：「德國將把穆克瓦瓦蘇丹的頭骨移交英王陛下的政府。……」 我認為（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第24頁（頂端）上「動物的」（animal）應為「周年的」（annual）。我確信天壇從來不是向上帝祈福獻祭的地方。注147 深愛你的堂兄 克勞德·羅素 1923年9月23日 亞的斯亞貝巴 英國公使館 J.拉姆齊·麥克唐納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若干時候以來，英王政府一直在考慮分配和管理英國分得的中國庚子賠款的最佳方法，決定將其用於對英中兩國互利的目的。 為了使上述政策獲得最佳結果，茲決定任命一個委員會為英王政府的顧問；我向您提議，希望您能供職這個委員會，相信您的經驗對此事會有極大助益，而此事將對我們同中國的關係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有關條文大致如下： 「考慮到英王政府已決定將庚子賠款英國今後應得之款用於對英中兩國互利的目的。 「為了調查研究這些款項應予分配的不同對象和保證此資金得到良好管理的最佳方法，為了聽取證詞並提出似為可取的建議。」 為求實效，委員會將儘可能保持短小精幹，尤其在行動伊始。但是，為處理一些特殊的問題而另外專門委派一些人員，當然是可能的，如果後來這樣做勢在必行的話。下面幾點茲已達成，為委員會組成之基本成分： 主席：菲利莫爾勳爵 外交部：約翰·喬丹爵士和S.P.沃特洛先生 海外貿易部：威廉·克拉克爵士 下院：H.A.L.費希爾先生（首都警察署） 財政界：查爾斯·阿迪斯爵士 教育界：洛斯·迪金森先生和伯特蘭·羅素閣下 婦女界：阿德萊德·安德森女士 中國方面：一位適宜的中國人 不言而喻，上述名單是暫定的，而且當屬秘密。 附上一份有關庚子賠款現狀和目前已向國會提出的立法的簡短備忘錄。我相信您會樂於接受這項我認為有莫大重要性的工作。 您的非常真誠的 J.拉姆齊·麥克唐納 1924年5月31日 倫敦西南1區 外交部 又在一張紙片上的註明說： 「希望委員會完全由對中國及其事務具有廣博知識的人士組成。」 羅素起草的「關於庚子賠款的備忘錄」 委員會提出的庚子賠款議案規定，庚子賠款未付的部分將用於對英中兩國互利的目的。這並非說這種目的必須是教育方面的。根據所有了解中國（不僅作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塊領地）的人士的看法，極為重要的是應當採納一條修正案，明確規定這筆款項應以中國教育為唯一目的來使用。以下幾點為支持這條修正案的主要理由： （1）這是對中國最有益的花銷。 （2）任何其他做法都不會對有影響的中國輿論產生好的效果。 （3）只有贏得中國人的善意，英國的利益（這是必須加以考慮的）才能得到保證。 （4）任何其他做法都會與美國的行動形成對照而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美國很久以前就已將其分得的庚子賠款的未付部分用於中國教育了。 （5）所有主張其他做法的論點都有一個不良的動機，即企圖通過政府的行動獲取私利。 基於上述理由，切望工黨的國會議員採取行動在尚不太晚的時候取得這個必要的修正案。 目前形式的中國賠款議案規定，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將用於對英中兩國互利的「教育或其他方面的目的」。 沃爾特·德·弗雷斯爵士在委員會內建議，應將「教育或其他方面的」一語代之以「與教育有聯繫的」說法。 非常希望下院將此修正案提交審議階段。某些勢力出於絕不能得到工黨同情的一些理由反對這個修正案。政府認為有必要取得這些勢力的諒解，但是堅持將被任命的委員會可自行做出僅僅利於教育的決定。不過，委員會是由國會任命的，每兩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成員退下來；因此難以保證委員會在將來不為那些私人勢力所左右。 現有形式的議案為腐敗舞弊提供了機會，不能指望使中國輿論感到滿意，而且會使英國顯得不如美國和日本那樣開明，因而完全達不到它所標榜的宗旨。工黨至少應竭力防止濫用公款以圖肥己營私的可能性。在議案的第一條款中「目的」一詞之前插入「與教育有聯繫的」幾個字就會保證這一點。 伯特蘭·羅素 趙元任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下面是羅家倫給我的信的節譯（羅和傅斯年是胡適的兩位高足，目前都在柏林）。 「從來自中國的消息獲悉，吳佩孚勸中國政府將錢用於築鐵路。《晨郵報》（Morning Post）上說（四周以前）英國政府電告中國政府派一個代表團去。果如此，那是很嚴重的。已致函倫敦中國學生俱樂部向朱打聽。如果傳聞屬實，就請蔡注148以他的聲望去耍一下威風，力求取消此舉。我們已寫信給朱以影響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則請你寫信給羅素以影響英國外交部，如果別無可能的話，請他推薦蔡為中國代表。北京教育界已經感到驚恐。他們已致電英國政府，另電蔡，請他去倫敦……」 昨晚接到朱的來信云： 「我的確贊同（?）提名（?）丁先生注149。我很同意您的意見，丁是擔任此職的最合適的人選，但近來我聽說北京（外交部?）屬意C.H.王博士，他現不在歐洲。我不知道後者會不會接受這個任命……待羅素先生返回倫敦城時，我將同他詳談這個問題。」 我認識王（他是國民黨大名鼎鼎的人物C.T.王注150的弟弟）。C.H.王是一位高尚文雅的人，近來經商，是一個基督徒。我們應當看重個人的吸引力和品德，而不必介意他在為謀取一件工作而進行的這種本屬粗魯的爭鬥中是否合格。 我的妻子正在200米外的家中等著我呢，我的麵條要涼了，我那一小盅酒正在溫著。 一千次請原諒我匆匆未及複閱此信。 您的永遠的朋友 趙元任 1924年8月22日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