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二章 俄國

戰爭的結束使我得以避免否則本會落在我頭上的一些事情。1918年服兵役的年齡提高了，我頭一回成了適齡服役的人，這我當然會拒絕的。他們要我去進行體檢，但是政府費盡心機也未能找到我在何處，因為他們竟已忘記早把我投入監獄了。如果戰爭繼續打下去的話，我本來會很快就發現自己作為一名出於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再度身陷囹圄。從經濟收入的角度看，戰爭的結束對我也是非常有利的。過去寫《數學原理》時，我覺得靠遺產過活是有正當理由的，雖然我並不覺得有理由持有從我祖母繼承來的資產的一筆附加款。我全部放棄了這筆款項，一部分贈給劍橋大學，一部分贈給紐納姆學院，其餘部分給了好幾個教育機構。在賣掉了我給T.S.艾略特的那些債券以後，我就剩下每年僅100英鎊左右的非工薪收入了，這是我無法處理掉的，因為它寫在我的婚姻財產協議上。這似乎是無所謂的，因為我已能靠出書掙錢了。不過，在獄中時我雖被允許寫關於數學的書，卻不許寫我可以掙錢的那類書。因此，我出獄時，如果不是桑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倫敦給我弄到一份哲學講師的工作，我幾乎身無分文。隨著戰爭的結束，我又可以靠寫作掙錢了，從此以後，我在經濟上沒有遇到過嚴重的困難，只有在美國時間或感到拮据。 戰爭的結束使我和科莉特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戰爭期間，我們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去做，我們共同具有所有與戰爭有關的極強烈的感情。戰後我們的關係變得愈來愈難以相處，愈來愈緊張。我們不時地像是要永遠分手，但是這一次次的分開到頭來都出乎意料地短暫。1919年3個月的暑期，數學家利特爾伍德和我在距離拉爾沃思一英里左右的小山上租了一家農舍。這家農舍有好多房間，整個夏天我們接待了接連不斷的客人。這個地方異常之美，可以遠眺沿海一帶廣闊遼夐的勝景。這裡的游泳條件很好，而且有一些地方可使利特爾伍德大顯其登山的高超本領，他在這項運動技巧上的是身手不凡的行家。在此期間，我開始對我的第二個妻子動心了。我最早是在1916年通過她的朋友多蘿西·林奇的介紹與她相識的。她們倆都在格頓學院，而多蘿西是我的一個學生。1916年夏，她組織了一次兩天的徒步旅行，有她自己、多拉·布萊克、讓·尼科和我。讓·尼科是一位年輕的法國哲學家，也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因為患肺病而逃脫了戰爭。（他在1924年死於肺結核。）他是我所認識的最討人喜歡的人之一，同時他非常溫文爾雅而且絕頂聰明。有一次我對他說，學哲學的人應當盡力去理解世界，而不能像在大學裡那樣僅僅懂得以往哲學家的那些體系。他回答說：「是的，但是哲學家的體系要比世界有趣得多。」我以前沒有見過多拉·布萊克，但是她立刻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們在希爾度過黃昏，為了飯後的消遣，我先問大家在生活中最嚮往的東西是什麼。我記不起多蘿西和尼科是怎麼說的了；我說我希望像阿諾德·貝內特注95的《隱居》中的那個人那樣隱身匿跡，只要我確信能像他那樣在普特尼發現一個寡婦。出乎我的意料，多拉說她想要結婚，生兒育女。在此之前，我從未想到有任何一個聰明的年輕女子會坦白說出這麼簡單的一種願望，我由此推斷，她一定是極其純真的。與我們另外三個人不同，她那時不是一個徹底的反戰者。 1919年6月，在多蘿西·林奇的提議下，我邀請她到我和克利福德·艾倫在巴特西合住的公寓來共進茶點。她來了，我們開始進行了一場有關父權的爭論。她說，至於她，如果她有了孩子，她會認為他（她）們完全屬於她自己，而不打算認可孩子父親的權利。我激動地說：「啊，我無論跟誰有孩子都行，但絕不會和你!」這場爭論的結果是，第二天我和她共進晚餐，這個夜晚最後我們商定，她要到拉爾沃思做一次長時間的逗留。這一天我比往常更加決絕地與科莉特分離了，而且我並不想還會再見到她。然而，就在利特爾伍德和我到拉爾沃思的次日，我接到科莉特的電話，說她正坐一輛出租車在往下來的路上，因為幾個鐘頭沒有火車了。幸而多拉應該有幾天不來的，但是整整一夏天，為了使她們來的時間不致發生衝突，我很是為難和尷尬。 上面這段話是1931年寫的，我在1949年曾將它給科莉特看過。科莉特寫信給我，附上兩封我在1919年寫給她的信，這些信說明我已忘記了好多事情。讀了它們之後，我回憶起在拉爾沃思的整個那段時間我的感情經歷著劇烈的波動，那是由科莉特態度的動搖不定所引起的。她有三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熱烈的獻身精神，一種是一任其永遠分手的決心，一種是溫和的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她的每一種心態都在我這裡引起它的反響，但是她寄還我的兩封信表明，我的反響比我記得的還要強烈。她和我的信都說明記憶受感情影響是不可靠的。各人都知道對方，但是這就產生了社交手腕的問題，而這也絕非易事。多拉來拉爾沃思之後我們成了情人，暑期中有她在的那些時候，過得特別愉快。我同科莉特發生齟齬主要是她不願意有孩子，而我覺得如果我想要孩子，就不能再拖延了。多拉一心想要孩子，無論是婚生還是未婚生都可以，所以從開始我們就沒有採取任何避孕措施。她略感失望的是發現我們的關係幾乎立即帶有結婚生活的性質，當我對她說我會很高興離婚而同她結婚時，她竟突然哭起來，我想她是覺得那將意味著獨立和無憂無慮的生活的終結。但是我們相互的感情似乎具有那樣一種穩固性，使得任何不夠嚴肅的關係都不可能有。僅僅了解她的社交能力的人很難相信在沒有責任感的重壓時她所具有的小精靈般迷人的神情。在月光下游泳，或者在沾滿露珠的草地上赤足奔跑，正如她嚴肅地訴諸我想當父親的願望和我的社會責任感時一樣，她完全喚起了我的綺思遐想。 我們在拉爾沃思的日子，愉快的戶外活動（特別是游泳）與日常談話互相協調地進行，同我體驗過的任何和諧一樣美好。廣義相對論那時還是很新穎的學說，利特爾伍德和我時常沒完沒了地討論它。我們時常爭論從我們住處到郵局的距離與從郵局到我們住處的距離是否相等，雖然我們對這個問題從未得出一個結論。這段時間對日蝕的考察證實了愛因斯坦關於屈光的預見，利特爾伍德接到愛丁頓注96打來的電報說這個結果是愛因斯坦認為應當如此的。 正如一群彼此熟悉的人在鄉間聚會時常常會做的那樣，我們大家也一起開玩笑逗樂，不過臨時的來客是概不許參加的。有時候禮貌上的要求弄得這些玩笑頗為難受。有一位叫菲斯克·沃倫的太太，我住在巴格利·伍德時就認識的，她很富有，漂亮而且聰明，確實非常聰明牛津大學的近代古典人文學科課程最初就是由於她的非官方的捐助而設置的。精心選擇的一些教師教她希臘哲學而不要求她具有希臘文的知識。她是一個具有深沉的神秘直覺的女人，是布萊克注97的崇拜者。1914年我曾在她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鄉間別墅小住，盡我所能地適應她那有點奧妙的氛圍。我沒有見過她的丈夫，他是單一稅制的狂熱信徒，有收買諸如安道爾這樣的小小共和國的習慣，目的是將亨利·喬治注98的原理付諸實踐。我們在拉爾沃思時，她寄給我她的一本詩集和她丈夫講其業餘愛好的一本書。同時我接到當時正在倫敦的她丈夫的一封信，說他想見見我。我回答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不在倫敦。他回電說他可以來同我共進午餐，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或星期五，無論哪天對我適宜都行，儘管這樣做他非得早6點就從倫敦動身不可。我選擇了星期五，開始匆匆地把他夫人詩集的書頁裁開注99。我發現有一首詩題為「給睡在我身邊的人」，詩中有這樣一行：「你渾身滿是塵世的酒香肉臭」。我把這首詩念給大夥聽，並且把女管家喚來，命她準備豐盛的飯菜，切不可少了酒。哪知他原來是一個瘦巴巴的苦行僧似的愁眉苦臉的角色，他是那麼過分的嚴肅認真，以致不肯將生命的一瞬間浪費在開玩笑或無聊的活動上。當我們大家都聚在一起共進午餐時，我給他奉上酒菜，他用一種愁苦的調子說：「不，謝謝你。我是一個素食主義者而且是絕對不沾菸酒的人。」利特爾伍德急忙開了一個並不逗趣的玩笑，卻惹得我們大笑，而對這樣的小玩笑本不值得報以如此大笑的。 夏日，大海，美麗的鄉村，愉快的友朋，加上愛情和戰爭結束，造成了一種幾乎是理想的完美的環境。暑期末我又回到克利福德·艾倫在巴特西的那個公寓，多拉則到巴黎去進行她作為格頓學院研究員正在做的關於17、18世紀法國自由思想哲學開端的研究。我偶爾還見到她，有時在倫敦，有時在巴黎。我仍然與科莉特相見，猶豫不決。 聖誕節時我和多拉在海牙相遇，我是到那裡去看我的朋友維特根斯坦的。戰前我在劍橋認識維特根斯坦。他是奧地利人，他的父親是奧國巨富。維特根斯坦原想做一個工程師，因此到曼徹斯特去。因為讀數學他對數學原理髮生了興趣，他就在曼徹斯特打聽誰是研究這方面問題的。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於是他在三一學院住了下來。他也許是我所知道的如傳統所說的天才的一個最完滿的實例，易動感情，思想深沉，性情激烈，卓爾不群。他有一種純真，就我所知，除了G.E.穆爾，是無人堪與倫比的。我記得有一次帶他去參加亞里士多德學會的一個會議，在場的具有不同癖好的人，我都禮貌相待。當我們離開時，他竟暴跳如雷，斥責我沒有對這些人說他們是一些什麼蠢貨，是道德的墮落。他的生活是混亂不安的，但是他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個人影響力。他以牛奶和蔬菜為主食，我時常像派屈克·坎貝爾夫人注100談論蕭伯納那樣想，「天可憐見，哪怕他吃一塊牛排呢!」他常常每晚夜半時分來找我，像一頭野獸在我的房間踱來踱去，踱上三個鐘頭，煩躁不安，一言不發。有一回我問他：「你是在思考邏輯呢，還是在思考你的罪呢?」他回答說：「兼而有之」，並繼續來回踱步。我不想暗示他已經是就寢的時候了，因為無論在他還是在我看來，他在離開我的時候很可能會去自殺。在劍橋的第一個學期末，他來我這裡說：「你認為我是一個十足的白痴嗎?」我說：「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他回答說：「因為如果我是白痴，我會成為一個飛機駕駛員，如果我不是，我會成為一個哲學家。」我對他說：「我親愛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十足的白痴，但是如果你在假期里給我寫一篇有關你感興趣的任何一個哲學論題的論文，我會讀的，然後回答你那個問題。」他照我說的做了，在下學期開學之初把他寫的東西帶給了我。我一讀頭一句話，就相信他是一個天才人物，並讓他確信他絕不應該做一個飛行員。1914年年初，他到我這兒來，非常激動，對我說：「我要離開劍橋，我要馬上離開劍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的姐夫到倫敦來住了，跟他離得這麼近，我受不了。」於是他到挪威盡北邊的地方去度過這個冬季的其餘時間。此前我有一次問G.E.穆爾對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說：「我認為他很好。」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他對我講的課似乎感到困惑不解，而從來沒有另一個人是這樣的。」 戰爭發生以後，維特根斯坦是非常愛國的，就在奧地利軍隊中成了一名軍官。開頭的幾個月，我還可能給他寫信，也能得到他的回音，但不久之後通信已不可能了，我對他的情況就毫無所知了，直到停戰後一個月左右我才收到他從蒙特卡西諾寫來的一封信，說在停戰後的幾天他被義大利人俘虜了，幸而隨身帶著他的手稿。看來他在戰壕里寫了一本書，希望我讀一下。他是這樣一種人，他在思考邏輯問題的時候，絕不會注意到吃雞蛋要剝開蛋殼這樣的瑣屑小事的。他把他的書的手稿寄給我，我在拉爾沃思同尼科和多蘿西·林奇做了討論。這就是後來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邏輯哲學論》）為書名發表的那本書。顯然，重要的是見到他，同他親口討論這本書，而最好似乎是在一個中立國同他相見。因此我們決定在海牙見面。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卻出現一個出乎意料的麻煩。他的父親恰好在戰爭爆發前將全部財產都轉移到荷蘭了，因此始終還是那麼富有。正當停戰之際，他的父親去世了，維特根斯坦繼承了他的絕大部分遺產。但是，他得出的結論是：財富對於哲學家是一種累贅，因此他一分不留地把這筆遺產都給了他的一個哥哥和幾個姐姐。結果，他竟沒錢買從維也納到海牙的車票，而他的自尊心又太過強烈，不肯接受我的資助。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解決困難的辦法。他在劍橋住處的家具和書籍還存在那兒，他表示願將它們賣給我。我向為他保管這些家具的劍橋家具商諮詢了它們的價錢，按他的估價把它們買下了。實際上它們的價值遠遠超過他的估價，這是我有生以來所做的最占便宜的一次交易。這筆交易使得維特根斯坦有可能到海牙來，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個星期，逐行地討論了他的書，而這時多拉正好去公共圖書館查閱薩爾瑪修斯抨擊彌爾頓的言論。 維特根斯坦雖然是一個邏輯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愛國者與和平主義者。他對曾在前線有過友好交往的俄國人評價很高。他告訴我，有一次在加里西亞的一個村莊，他正閒來無事，找到了一個書店，心想裡面也許有本什麼書可看。果然有一本，是托爾斯泰講福音書的。有一段時間，他變得非常虔誠信教，虔誠到開始認為我太壞了不能與之交往。為了維持生計，他到一個叫作特拉頓巴哈的奧地利鄉村去做一名小學教師。他曾給我寫信說：「特拉頓巴哈人很壞。」我曾回答說：「是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壞的。」他也曾回答說：「不錯，但是特拉頓巴哈人比別處的人更壞。」我回答說，我的邏輯感反對這樣一種說法。但是他的這個意見是有某種理由的。農民拒絕供給他牛奶，因為他教他們的孩子做的算術題不是計算錢數的。這段時間他一定很受了些饑寒窮困之苦，但是由於極端的高傲，他對此絕少提及。最後他姐姐決定建一所住宅，雇他做設計師。這才使得他過了幾年足以果腹的日子，到這段時間的末尾他回劍橋做研究員去了，在那裡克萊夫·貝爾注101的兒子用誇張的對句寫了一些反對他的詩。在社交往來上他常常不很隨和易與相處。懷特海曾向我講過維特根斯坦第一次去見他的情形。那是午後吃茶點的時候，他被請進客廳。他好像就沒有發覺懷特海夫人在場，而是沉默不語，在房間裡來來回回地走了一會兒，最後突然迸出一句話來：「一個命題有兩極。它是apb。」懷特海給我講述時說：「我當然問他a和b是什麼，但是我發現我的話說得很不得當。『a和b是不可定義的』，維特根斯坦回答道，其聲大如雷鳴。」 像所有了不起的人物一樣，他也有他的弱點。1922年他的神秘主義熱情正處於高潮，他很認真地要我相信做一個善良的人比做一個聰明人更好。我發現他被黃蜂嚇怕了，我們在因斯布魯克注102找到的一個住處就因為有虱子臭蟲，他不肯再住第二夜。我出行俄國和中國之後，已受慣了這類小小的麻煩，但是他認為人世的一切都無足道也的那全部信念都未能使他耐心地忍受一下那些小小蟲豸。儘管有這麼一些輕微的弱點，他還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人。 1920年整整一年我差不多都是在旅行中度過的。復活節時我被邀去巴塞羅那的卡塔蘭大學講學。從巴塞羅那我去了馬略卡島注103，我在那裡暫住於索勒。當地唯一一家小旅店的店主人告訴我，因為他是鰥夫，所以不能供給我飯菜，但是我可以隨便在他的花園裡散步，可隨時任意摘他的橘子吃。他說這個話時極其謙恭有禮，我覺得不能不對他表示深深的謝意。在馬略卡島上我開始了一場鬧了很久、波及範圍甚廣的大爭吵。 我打算去俄國，多拉想跟我同行。我堅持，她既然對政治從無多大興趣，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去俄國，而且斑疹傷寒正在肆虐，我覺得沒有理由讓她去冒險。我們倆都很固執，這是一場無法妥協的爭論。我至今還認為我是正確的，她至今也還認為她是正確的。 從馬略卡島回來後不久，機會就來了。有一個工人代表團要去俄國，而且要我隨行。政府考慮了我的申請，令我與H.A.L.費希爾面談之後，決定讓我去。要把蘇俄政府說通則更難些，在我們前往途中已到達斯德哥爾摩時，李維諾夫仍拒絕給我入境簽證，儘管我們在布里克斯頓獄中曾是難友。不過蘇俄政府的反對終於被駁倒了。我們的代表團是稀奇古怪的一夥兒人。斯諾登夫人，克利福德·艾倫，羅伯特·威廉斯，湯姆·肖，一個叫本·特納的大胖子老工聯主義者，沒有他老婆陪伴自己什麼也做不了，還時常要克利福德·艾倫給他脫靴子，此外還有隨行醫生里登·格斯特及工會官員數人。在彼得格勒，他們把原來皇室御用的汽車交我們自由使用，斯諾登夫人常常開著它以享受它的豪華並表示對「可憐的沙皇」的憐憫之情。黑登·格斯特是一個神智論者，性情暴躁，精力旺盛。他和斯諾登夫人是完全的反布爾什維克派。我發現，羅伯特·威廉斯在俄國很快活，而且是我們這夥人中唯一的一個發表演說使蘇俄政府高興的人。他總是對他們說，革命在英國已迫在眉睫，而他們對他則倍加恭維。我告訴列寧，不要信任他，而就在翌年的黑色星期五注104他叛變出賣了罷工。還有查利·巴克斯頓，他的和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教友派信徒。當我與他同居一室時，他會在我話剛講到一半就懇求我停下來，以便他能進行默禱。令我驚訝的是，他的和平主義並沒有使他對布爾什維克抱有惡感。 至於我，在俄國度過的這段時間是一場愈來愈甚的噩夢。我在報刊上已經把經過反思在我看來是真實的東西講了，但是我沒有把我在那裡時壓在心頭的那種極端的恐怖感表達出來。殘酷、貧困、猜疑、迫害，構成了我們生活於其間的氣氛。我們的談話不斷受到暗中監視。深夜你會聽見槍響，而且知道是唯心主義者們在獄中被殺害了。這裡有一種偽善的虛假的平等，人人都稱「多瓦瑞什」注105，但是當這個詞被用來稱呼列寧或稱呼一個慵懶的公務員時，其發出的腔調差別之大，卻令人吃驚。在彼得格勒（這是舊名）有一次有4個衣衫襤褸的人來見我，他們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下巴上的鬍子足有兩周沒刮過了，滿手污垢，蓬頭亂髮。他們是俄國最著名的4位詩人。其中一位被政府允許教授韻律學以餬口，但他抱怨說，他們堅持要他按馬克思主義觀點講這門課，他說要他的命他也看不出馬克思主義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彼得格勒的數學學會同樣亂糟糟的。我去參加了它的一個會，在會上有一個人宣讀了一篇關於非歐幾何的論文。除了他寫在黑板上的公式以外，對這篇論文我什麼也看不懂，但是這些公式倒真的像公式的樣子，所以人們可能以為這是一篇合格的論文。在英國連流浪乞丐我都從未見過像彼得格勒的數學家們這樣猥瑣落魄的樣子。我沒有獲准見克魯泡特金注106，他過後不久就去世了，蘇俄的統治階級有一種很大的自信，堪與英國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造成的那種自信相伯仲。他們相信他們的公式能解決一切難題。較有才智的人中只有少數幾個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但是不敢這樣說。有一次，我同一位叫扎爾金德的醫術精湛的醫生面談（tête-â-tête），他開頭說氣候對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響，但馬上停住，改口說：「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只有經濟狀況影響人的性格。」我感到人類生活中所有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都在為了迎合一種膚淺而狹隘的哲學而遭到破壞，在這個過程中，有說不盡的苦難被加諸千百萬人民的身上。我的恐懼隨著我在俄國度過的每一天而加劇，以致我完全失掉了沉著判斷的能力。 我們從彼得格勒又去了莫斯科，那是一座非常美的城市，其建築風格有東方的影響，因而較之彼得格勒更使人感興趣。布爾什維克用以顯示其熱愛群眾生產的各種小手段使我感到好笑。每日的主餐在下午四點左右，除了其他的東西還有魚頭。我從未看到魚身是怎麼處理的，不過我猜想它們是給那些人民委員們吃掉了。莫斯科河裡滿是魚，但是不許人民捕捉，因為還未找到任何新式的機械方法來代替釣竿和釣線。這座城市幾乎到了挨餓的地步，可是拖網漁船捕來的魚頭還被認為比用原始方法捉來的魚身更好。 我們坐一艘輪船沿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克利福德·艾倫得了肺炎，病得很厲害，這又引起他以前患過的肺結核復發。我們都要在薩拉托夫下船，但是艾倫病重不能動，因此黑登·格斯特、斯諾登夫人和我仍留在船上照看他，而船是開往阿斯特拉罕的。他有一間很小的小屋，熱得無法想像。因為有虐蚊，所以窗子必須緊閉，艾倫卻又患了猛烈的腹瀉。我們只得輪流看護他，因為船上雖然有一個俄國護士，但是她害怕晚上陪著他，因為擔心他會死掉，他的鬼魂會把她抓去。 阿斯特拉罕在我看來比我想像過的任何地方都更像陰曹地府。城市供水來自船隻排泄廢物的一處河段。大街小巷到處污水淤積，孳生蚊蠅無數；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染上瘧疾。這裡沒有任何處理垃圾的排污系統，在市中心的一個顯眼的地方糞便堆積如山。瘟疫是這兒的地方病。近來內戰一直在與鄧尼金打仗。蒼蠅太多了，吃飯的時候不得不用一塊桌布蓋在飯菜上面，把手伸進去趕快抓一點塞在嘴裡。蓋上桌布的那一會兒工夫，就覆滿黑壓壓的一層蒼蠅，於是這塊布就全然被掩蓋不見了。這個地方大大低于海平面，在陰涼處溫度也高達120度。陪同我們的蘇俄官員令此間一流的醫生們都來聽黑登·格斯特關於防治瘧疾的報告，他曾在巴勒斯坦為英軍做過這種防疫工作。他就這個題目給他們上了一堂極好的課，講完了，他們卻說：「是的，這些我們全都知道，但是這兒天太熱。」我猜想下一次蘇俄官員再來時也許會把他們處死的，但是我對此並無所聞。這些醫生中最著名的一位給克利福德·艾倫做了檢查，告訴我他活不過兩天了。大約兩個星期之後，我們把他帶到了塔林注107，那位給他檢查病的醫生又說他活不過兩天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對艾倫要活下去的決心已有所了解，所以對這位醫生的話也不那麼感到驚恐了。他又活了很多年，而且成為一位為上院增添光彩的人物。 回到英國以後，我力圖把我在出發前和在俄國期間心情的變化以倒填日期寫信給科莉特的形式表達出來，最後一封后來曾發表於我講中國的那本書中。這些信比我現在寫的任何東西都更能表達我那時的心情，所以我把它們插入此處： 1 我們出發的日子臨近了。我有成百上千的事要做，然而我卻無所事事地坐在這兒，思考一些沒用的想法，規規矩矩的人絕不會想到的一些了不相干、桀驁不馴的想法，你本來想通過工作把它們趕跑、卻被它們把工作給荒廢了的一些想法。我真羨慕那些永遠信其所信、不為生死憂心而對所有構成其生活基準的東西都漠然視之的人們。我有過這樣的抱負，要成為於世人有用的人，要取得某種顯著的成就，給人類以新的希望。既然機會來了，這一切卻似乎灰飛煙滅了。當我凝視未來時，我那已然醒悟的眼中看到的只有爭鬥和更多的爭鬥，不堪忍受的殘酷、暴政、恐怖和卑躬屈膝的順從。我所理想的那種挺立不拔、無所畏懼、豁達大度的人物，地球上會有嗎?或者，人類將永久繼續打下去，殺下去，折磨下去，直至地球漸漸冷卻，瀕於毀滅的太陽不再燃起它那徒然無益的狂熱?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心中的失望。我知道這極端的孤獨，因為我在這世界上遊蕩，像一個幽靈用聽不見的音調說話；我被遺棄了，似乎我是從另一個星球上掉下來的。 古老的鬥爭在繼續進行著，小小的歡樂和巨大的痛苦之間的鬥爭。我知道小小的歡樂就是死亡，然而——我是如此疲倦，疲倦得如此之甚。理性和情感在我心中進行著殊死的鬥爭，使我無力外騖。我知道沒有任何好的東西不是通過鬥爭、通過殘酷無情、組織和紀律得到的。我知道為了集體的行動個人必須變成一架機器。雖然我的理性可能迫使我相信這些東西，但是它們並不使我感到鼓舞。我愛的是個人的人的靈魂，它的孤獨，它的希望和恐懼，它的倏而激奮和頃刻獻身的精神。由此而走向軍隊和國家和官吏，有一條如此漫長的路程，而只有走過這條路程，才能避免無謂的感傷主義。 整個戰爭的崢嶸歲月，我都在夢想著戰爭結束後有那麼幸福的一天，那時我同你安坐在地中海邊一座陽光照耀的花園裡，四處瀰漫著向陽花的芳香，周圍環繞著松柏和常青樹叢，——在那兒，我最後將能向你吐露我的愛，並感觸像痛苦一樣真實的歡樂。是時候了，但是我還有其他的任務，你也有其他的欲望；而當我靜坐沉思之際，對於我來說，一切任務似乎皆屬妄然，一切欲望似乎都是無聊的。 不過我不會按照這些想法去做。 1920年4月24日 倫敦 2 我終於到了這裡，到了這座以其悠久歷史而聞名於世界的古城，它曾激起人們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曾激起人們最強烈的希望。它會向我泄露它的秘密嗎?我會漸漸了解它最深藏的秘密嗎?還是我只能得到一些統計資料和官方認可的事實?我會理解我所看到的東西嗎?或者它們始終是一堆令人眼花繚亂的表面現象?在夜的死寂中我們到達這個空蕩蕩的車站，我們的幾輛噪聲大作的汽車在已沉入睡鄉的城市街頭呼嘯而過。抵達住處後，我憑窗遠眺，越過涅瓦河看到彼得和保羅要塞。涅瓦河在北國拂曉的晨曦中閃光耀金；景色之美，非言語所能形容，那是一種具有魔力的、永恆的、令人追思古老智慧的美。「真是妙極了，」我對站在我身邊的一個布爾什維克說。「是啊，」他回答道，「彼得和保羅要塞現在已不是監牢，而是軍隊司令部。」 我為之一驚。我心想：「得了，我的朋友，你不是作為一個旅遊者到這裡來迎朝霞送夕暉，為旅遊指南上特別標示的宮殿園囿、亭台樓閣而感物傷懷的；你是作為一個社會調查人員來研究政治經濟事實的。從你的夢幻中走出來吧，忘卻那些永恆的事物吧。你已置身其中的那些人會告訴你，它們不過是一個閒極無聊的資產者的奇思異想，你能確信它們還是別的什麼東西嗎?」於是我又回到談話上來，想了解一下在蘇維埃商店裡買一把傘的途徑，結果表明這與探測最高的機密同樣困難。 我在俄國土地上迄已度過的12個小時主要為小小的譏諷提供了材料。我開始準備忍受體力之苦、病痛不適、骯髒和飢餓，這一切已被成為人類光輝希望的一種氛圍弄成可以忍受的了。我們的共產黨同志無疑正確地判定我們是不該受到這樣待遇的。自從昨天下午進入蘇俄國境以後，我曾兩赴宴會，吃了一頓很好的早餐，吸了幾支上等雪茄，在一座宮殿的豪華臥室里過了一夜，在那裡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一切奢侈享受悉數保留無遺。沿途各個車站，月台上布滿了士兵，平民百姓被拒之於門外看不見的地方，嚴禁入內。我似乎要生活在圍繞著一個軍事大帝國政府的盛大行列之中。因此我必須調整一下自己的情緒。犬儒主義是需要的，但是我被強烈地感動了，覺得很難採取犬儒主義的態度。我總是又回到這同一個問題：這個熱情的國家的秘密是什麼?布爾什維克知道它的秘密嗎?他們是否甚至懷疑它有一種秘密呢?我不知道。 1920年5月12日 彼得格勒 3 這是我已然進入的一個奇異的世界，一個有著即將凋謝的美和嚴酷的生命的世界。我時刻被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所煩惱，那是聰明人從來不問的一些可怕的問題。空蕩蕩的皇宮，賓客滿座的餐廳，被毀壞或者如木乃伊般放在博物館裡的古代輝煌遺物，同時那些重返故國的美國化了的流亡者們放浪不羈的自信瀰漫全城。什麼東西都必須是有系統的：必須有組織和分配的公正。人人受同樣的教育，人人穿同樣的衣服，人人住同樣的房屋，人人讀同樣的書籍，人人信同樣的信條——這是非常公正的，沒有嫉妒的餘地，只有在其他國家中還存在著由於不公正而成為他人幸運的犧牲者的嫉妒。 5.伯特蘭·羅素同約翰和凱特在一起 約翰·羅素 凱特·羅素 6.伯特蘭·羅素［照片由巴薩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於是我開始考慮反面的論點。我回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高爾基的《在人間》、托爾斯泰的《復活》。我思索古代的輝煌立於其上的那種破壞和殘酷：把健康和生命無謂地浪費掉了的貧困、酗酒、賣淫；我想到所有在彼得和保羅要塞中被監禁折磨的愛自由的人們；我回想起沙俄時代鞭打犯人的皮鞭，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和大屠殺。由於對舊事物的恨，我對新事物變得寬容，但是我並不因為它是新事物的緣故就喜歡它。 不過我還是因為不喜歡它而自責。它具有肇造伊始的生機勃勃的新事物的一切特徵。它是醜惡而殘暴的，但是它充滿了建設的活力，相信它正在創造的東西的價值。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生活結構時，它無暇計及其他。當新的社會體已被構築起來時，將會有足夠的時間考慮給它一個靈魂——至少我確信如此。「我們沒有時間搞一種新的藝術或一種新的宗教，」他們有些不耐煩地對我說。我不知道能否先造一個軀體，然後再給它注入必需的適量的靈魂。也許可能——但我不能肯定。 對這些問題我找不到任何理論的解答，但是我的感覺卻極堅決地做了回答。在這個環境裡我是極端的不愉快，——它的功利主義，它對愛與美的冷淡，對激情生活的漠視，把我給悶死了。對於人的純動物性的需要，我不能賦予它們以這裡的當權者所給它們的那種重要意義。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我不像他們中許多人那樣半輩子都是在飢餓和貧困中熬過來的。但是飢餓和貧困一定會給人帶來智慧嗎?它們是否多少能使人構想一種應當是一切改革者之靈感的理想社會呢?我不能不認為它們限制了而非擴大了人的眼界。但是一種不安的懷疑仍然留在心頭，而且我被撕裂為二…… 1920年5月13日 彼得格勒 4 我們的船在一個未知的神秘的國度里一天天繼續航行著。我們同船的旅伴很嘈雜，很快活，動輒吵架，他們裝滿了各種便易的理論，對什麼事情都能不假思索地做出解釋，相信沒有他們不能理解的東西，任何人的命運都逃不出他們理論體系的視界。我們中的一個人注108正奄奄待斃，在虛弱、恐怖和健康人的漠然不顧中拚命掙扎著，白天黑夜被人們大聲的調情說笑困擾著。我們周圍的一切陷入一種極度的沉寂中，如死一般凝重、如穹蒼之深不可測的沉寂。似乎任何人都無暇諦聽這沉寂，然而這沉寂如此持續不已地向我發出呼喊，以至於對宣傳鼓動者們的高談闊論和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導我已漸漸地充耳不聞了。 昨天晚上，已經夜深了，我們的船停泊在一個荒涼的地方，這裡沒有房舍，只是一片沙灘，沙灘那邊是一排楊樹，被初升的月籠罩著。我默默地走上岸去，在沙灘上看到一堆古怪的半流浪的人群，來自一個很遠的鬧饑荒的地區，每一家人都擠在一起，用他們的全部行李財物圍起來，有的在睡覺，另外一些人則不聲不響地點燃著一小堆一小堆的篝火。明滅不定的火焰照亮了這些粗野男人疙疙瘩瘩長滿鬍鬚的臉，勤苦耐勞的純樸婦女，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平靜而遲鈍的孩子們。他們無疑是人，但是對我來說，跟一隻狗、一隻貓或一匹馬變得親密起來，遠比同他們中的一個建立親密關係容易得多。我知道他們會日復一日等下去，也許要等上幾個星期，直到等來一隻船，他們可以乘船到他們聽說過的什麼地方去，據說（也許是虛妄不實之言）那兒的土地比他們已經離開的地方要更肥沃豐饒。有的人會死在路上，而他們所有的人都會挨飢受餓，被烈日曝曬，但是他們無聲無息地忍受著苦難。在我看來他們象徵著俄羅斯的真正的靈魂，它是不可言傳的，由於絕望而失去活力，被一小撮組成了各種進步或反動黨派的西化論者們所置之不顧。俄羅斯是如此浩瀚無涯，少數特立獨行的人物被淹沒於其中，正如人及其所在的星球消失在無垠的星際空間中一樣。我認為，理論家們可能試圖迫使群眾違背其原始本能去行動，從而加重他們的苦難，但是我不相信，鼓吹工業化和強迫勞動的一種教義會給他們帶來幸福。 不過，一到了早晨，我就又重新開始關於唯物史觀和真正人民政府之功過的沒完沒了的討論了。與我進行討論的那些人即使看到了這些正在睡覺的流浪者，本來也不會發生興趣，因為他們不是可供其宣傳之用的材料。但是流浪者們那種忍受一切苦難的沉默卻有某種東西與我息息相通，在同人們進行輕鬆親切的、理智的談話時也總是縈繞心頭拂之不去、孤零零地說不出來的某種東西。最後我開始覺得，一切政治都是受一個張牙舞爪的惡魔驅使的，它教那些精力旺盛、慧黠多智的人為了謀取金錢、權力或理論的利益而使唯命是從的廣大人民受苦受難。我們繼續向前旅行，吃著從農民那裡索取來的食物，受到從他們的子弟徵募來的一支軍隊的保護，我真不知道我們能給他們什麼回報。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時地聽見他們在唱悲傷的歌和用三弦琴彈奏動人的樂曲；但是那歌聲與俄羅斯大草原極度的沉寂交融在一起，留給我一種可怕的質疑問難的苦痛，在這種苦痛中西方人那種滿懷希望的樂觀精神就黯然失色了。 1920年6月2日 伏爾加河上 運輸部長（我們應當這樣稱呼他）斯維爾德洛夫同我們一道在伏爾加河的輪船上，人極和藹可親，對艾倫的病頗多關照。我們乘船一直回到薩拉托夫，從那兒到塔林我們一路上都是坐著原為沙皇女兒們所有的馬車走的，因此在任何驛站都不必使艾倫挪動換車了。如果你從這駕馬車來看，這些公主們的某些習慣一定是很奇特的。車上有一張豪華舒適的沙發，它的座位是隆起的，一排有三個洞，是供解手用的。在莫斯科我們即將回國的時候，黑登·格斯特和我跟齊切林大吵了一頓，因為除非有兩名蘇俄醫生給艾倫病情做了檢查，他不想讓艾倫離開莫斯科，而且他一開始就說兩天之內他不可能找來醫生給艾倫看病。在爭吵最激烈之際，我站在樓梯上肆無忌憚地大喊大叫，因為齊切林曾是我叔父羅洛·羅素的朋友，我對他曾抱有希望。我大聲喊叫著說我要告發他是一個殺人犯。在我們看來，儘快使艾倫離開俄國，對於他是生死攸關的一步，我們覺得，要等蘇俄醫生來給他檢查的這道命令會危及他的生命。最後達成了一種妥協，即立刻召醫生來給他看病。其中一個醫生叫波波夫；另一個醫生的名字我忘記了。蘇俄政府認為艾倫對他們是友好的，認為格斯特、斯諾登夫人和我擔心他會死掉，因而隱瞞了艾倫受到他們特殊照顧的證據。 在塔林，我偶然遇到了斯坦·哈丁夫人，我以前並不認識她。她正滿懷著對布爾什維克的熱情要前往俄國。我盡我所能地提醒她不要抱有幻想，但是沒有成功。她一到俄國，就被投入監獄，在那裡關了8個月。由於英國政府的強硬要求，她最後才得以獲釋。不過，在這件事情上蘇俄政府要負的罪責並不如哈里森夫人那麼大。哈里森夫人出身美國名門，在伏爾加河上與我們同船。她顯然很恐懼，急切要逃出俄國，但是布爾什維克嚴密地監視著她。有一個名叫阿克相涅夫的特務，是從沙俄舊制度留用下來的，他監視著她的一舉一動，留心地聽她的一言一語。他留著長鬍子，神情憂鬱，能嫻熟地寫出法國頹廢派的詩句。在夜車上他和哈里森夫人坐在同一隔間；在船上凡有人跟她談話時他都會不知不覺悄悄地出現在她身後。他具有驚人的躡手躡腳走路的技巧。我為這位夫人感到難過，但是我把憐憫用錯了地方。她是一個美國特務，又被英國雇用。俄國人發現她是一個特務，只有她給他們做間諜，才饒她一命。但是她在為他們做的工作上蓄意進行破壞，告發他們的朋友，卻放走了他們的敵人。哈丁夫人知道她是特務，因而必須趕快把哈丁夫人關起來。這就是她向蘇俄當局密告哈丁夫人的原因。不過她確是一個迷人的女人，在艾倫生病期間，她對他的護理比他的老朋友還要熟練和熱心。後來當她的真相已經暴露時，艾倫都還固執地不肯聽別人說她一句壞話。 我同列寧有過一小時的談話，使我有點兒失望。我想我本來就沒有把他想像為一位偉人，但是在我們談話過程中我卻首先發覺他的才智有限，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很狹隘，他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惡作劇般殘忍的氣質。我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和理論》一書中曾講到這次會晤以及我在俄國的冒險經歷。 由於封鎖之故，那時外界和俄國無法通過信件或電報聯繫。但是一到塔林，我就給多拉發了電報。出乎意料的是竟杳無回音。最後在我到了斯德哥爾摩時，給她在巴黎的一些朋友發了電報，問她在哪裡，她們回電說最近聽說她在斯德哥爾摩。我猜想她是來接我的，但是等了一天一夜希望見到她，結果卻偶然碰見一位叫芬恩的人告訴我她已取道挪威的北角到俄國去了。我明白這是她在我們對俄國問題的長時間爭論中做的一個動作，但是我極其憂慮，怕俄國人因為不知道她來的目的而將她關進監獄。對此我毫無辦法，所以我返回英國，盡力讓精神恢復一下，俄國給我的震動太大了，我幾乎受不了了。過了些時候，我開始收到多拉的信了，是由朋友從俄國帶來的，而且使我大為驚訝的是她很喜歡俄國，正如我之極憎恨它一樣。我不知道我們究竟能否消除這個分歧。當我回到英國時我發現待我拆閱的信中有一封來自中國，以中國講學會的名義邀請我去講學一年，該會是中國一個純粹的學術團體，旨在每年請進一位外國的名流學者來講學，前一年已請過杜威。我決定如果多拉與我同去，我就接受邀請，否則我不去。由於俄國封鎖通信，困難在於如何把這件事情告訴她。我知道在塔林有一位名叫阿瑟·瓦茨的教友派信徒，為了教友派的救濟事宜，他經常去俄國，於是我花了幾英鎊給他拍了一個電報，向他說明了情況，如果可能的話請他找到多拉，把事情告訴她。很幸運，這一切都做得很成功。如果我們要去中國，她得馬上回來，而布爾什維克開頭還以為我實際上是在開玩笑呢。不過，她終究設法回來了。 一個星期天，我們在芬徹奇大街相遇，最初我們幾乎成了互相敵視的陌生人。她認為我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感是資產階級的，是老糊塗了，是感情用事。在她看來，她在俄國見到的一些人的風度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比我高尚。我一直在尋求像過去在戰爭期間常能從科莉特找到的那種安慰。儘管如此，我們已在不知不覺地為同去中國待一年做一切必要的準備了。一種比語言，甚至比自覺的想法更強的力量把我們連在一起，因此我們在行動上誰都沒有片刻的猶疑不定。我們不得不簡直是日以繼夜地工作。從她的到達到我們出發去中國，只有5天的時間。除了出遠門照例要有的奔忙之外，我們還必須去購置衣物，把護照辦妥，向親朋好友道別；因為我想到中國後才把婚離了，所以這時還必須以非法同居關係與多拉一起過夜。那些偵探們是如此之蠢，以致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干。不過，最後一切都辦得妥妥噹噹。多拉以她慣有的巧妙手腕贏得她父母的贊同，因此他們到維多利亞車站來給我們送行，好像我們已經結了婚。儘管他們這樣做完完全全是出於常禮。當火車開始駛離維多利亞車站時，近幾個月來縈繞心頭的那些夢魘、紛擾和煩惱一掃而光，我的生活開始了嶄新的一章。 書 信 J.E.利特爾伍德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愛因斯坦的理論被完全證實了。預計的位移為1"·72，而觀測到的位移為1"·75±·06。 您的 J.E.L. ［1919］ 劍橋，三一學院 哈羅德·J.拉斯基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接到您的信，不勝感激。當我寫竣那本書時，我覺得，我對您和法官霍姆斯先生關於此書的看法，比對當今任何兩個人的看法都更為在意；能讓您不僅認為它是值得寫的，而且贊同它的觀點，這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如果我貿然向您表示感謝，您會理解，這並非出於友情的任何需要。 我冒昧地把我的第一本書寄給您，它可能具有一個人在23歲時寫的著作的一切缺點；但是您對第一章和附錄也許會感興趣。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寄給您幾篇我的更專門的論文。但我希望您不會為此費心而有礙您的工作。 我對自由天主教教義發生興趣實際上始於1913年我在牛津讀了菲吉斯著《近代國家中的教會》一書；我在寫我的第一本書時終於明白了，在歷史上，自宗教改革以來，教會和國家改變了地位，統一的教會控制造成的一切罪惡都漸漸地正在變為近代國家的技能——即使它們還未變成這樣。因此我覺得，這種統治權的罪惡很容易在宗教領域與國家的聯繫上顯現出來，而在經濟領域中人們也許還不肯承認有這種罪惡。我的第二本書試圖彌補不足之處；我現正擬撰寫的這本書實際上是要說明社會組織方面自由的一般問題的一種嘗試。如果有幸能得到您撥冗賜復的話，我很想把此書的大略計劃寄給您，聽取您的意見。 還有一件尤屬個人的私事，我也想告訴您，如果您覺得可予援手的話。從尊著《數理哲學導論》我得知您對謝弗有好評，他目前正在此間哲學系。不知您是否與他有任何個人交往。他是一個猶太人，而且跟一位不為學校所稱許的人結了婚；而且他缺乏哈佛極其重視的一些社會品德。結果，他所在的系的大多數人都參與了力圖終止其在這裡的工作的活動。現任系主任霍恩雷注109確信，如果有人能說明謝弗是一位值得看重的人，對他的非議就會停息；謝弗已完成一篇關於數理邏輯某個方面問題的論文，他認為如果能發表，會給他帶來很大的名聲。我自己認為，這整件事乃是反猶主義和在此間起著巨大作用的學校對社會聲望的奇異崇拜的一種結合。您是否熟識哈佛的什麼人可以為謝弗講句話（如果您這樣認為的話），說明他應當有聘用的機會?當然，我這樣寫完全是自作主張的，但是我確信，如果洛厄爾能得知您對謝弗的看法，那麼謝弗的未來命運就會大不相同了。如果他離開這兒，我想他是很難謀得另一個工作的。請原諒我用這些瑣事來打擾您。 我極其熱切地期待著《國民報》。我從馬辛漢受惠良多；但使我受益之大無如此報者。 請相信我，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19年8月29日 坎布里奇 哈佛大學 從此時起，我常給洛厄爾校長發定期越洋電報，說明謝弗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人，無論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還是因為他的妻子不遭人喜歡，而辭掉他，都會永遠是哈佛的一件恥辱。很幸運，這些電報達到了目的。 親愛的羅素先生： 衷心感謝您的來信。寄上幾篇半是法律方面的論文和一篇概論行政管理的文章。書前些時已冒昧寄上。承您索閱拙作，感激之至。 對您為謝弗說話，我還要更加表示感謝。我已將尊函轉交霍恩雷，他會給哲學系同仁看的，而且必要的話，也會給洛厄爾看。我將尊函的複寫件送給了校務委員會的兩位委員，必要時他們會為之力爭的。我認為此刻沒有更多的事要做了。給佩里寫信是沒有用處的。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12個月，已經使他變得非常保守，成為熱衷於「官樣文章」之徒。他是敵對勢力的頭子與核心，企圖直接打動他我看是沒有用的。在哲學系裡他需要的是名聲好的新教徒，他們將闡明教會法規的必要性；否則，如果他們不是宗教徒，則至少必須是有相當大成就的人。我並不認為大學永遠註定是自由主義的家園；美國制度掌握在大實業手中，而且被其粗鄙的理想所支配著。您是否讀過凡勃倫的《美國的高等教育》一書? 您也許有興趣知道，我這個學期在耶魯大學教一個畢業班讀《自由之路》。我以前與耶魯人從未謀面；但是，當你看到他們很驚異在此書中能夠講馬克思、巴枯寧和其他一些人而不是謾罵時，那是非常有趣的。這使我想到，此書再版時我希望您為蒲魯東說句好話!我認為，他的《論聯邦制原則》和《革命的正義》是兩部傑作。 您可否賜寄一張親筆簽名的玉照，以便敬置於舍下書齋之內。那將是您的一樁美舉。 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19年9月29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學 親愛的羅素先生： 照片收到了，多多感謝。縱然照片拍得不甚好，但它畢竟可慰我勞思，使我得以想像我心儀之人，而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 佩里關切的事就是戰爭。他已轉而擁護徵兵，在華盛頓為國防部教育（!）處工作，變成了官僚。結果，除了「正經事」以外，他對什麼都側目而視，簡直就像從白廳和陸海軍俱樂部的觀點看生活的一位幕僚。他的用意還是好的——所有新英格蘭人都是如此；但是他沒有把握住柏拉圖關於對正當事物的欲望和知道何為正當的欲望的區別。如果謝弗能得到您、懷特海和劉易斯的稱讚而使其論文發表出來，我想佩里會轉而支持謝弗；但是謝弗是一個不易討人喜歡的小人物，由於他三心二意，使得著作的出版暫時受阻。我並不放棄希望，但是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耶魯的確很有趣，或許可以說，所有的青年，正值26歲時，都是很有趣的。我發現當一個人表現出具有工團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學生思想傾向而姑隱其名時，耶魯人認為這是正當的，無足為奇的；他們把名字加上，悄悄地對父母說，他們犯下了說不出口的惡行。前些天我在這裡發言支持了舉行罷工的警察，這是使人對罷工者的耐久力和官方的愚蠢同樣感到驚奇的那些罷工之一。一周之內有兩篇文章和二百名學生要求把我解職，說我教授蘇維埃主義就是極力主張工作73小時而只拿1100美元的人們在經過13年的鼓動聚合之後舉行罷工是有正當理由的。所幸洛厄爾確是贊成言論自由的，所以我就留下來了；不過您由此可對美國的思想狀況有所領教。 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19年11月2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學 親愛的羅素先生： 霍恩雷告訴我，謝弗的論文已寄給你。目前情況是這樣的：霍金和霍恩雷力爭謝弗留職再任。佩里舉棋不定，因為亨廷頓大力稱讚謝弗的工作，佩里說他的決定最主要地取決於您和芝加哥的穆爾注110的看法。因此，如果您對他的工作的確表示嘉許，您的電文寫得越有力，則越有助益。此時此刻真正有一個要努力爭取的機會。 此間事事皆在一團混亂之中。破壞政府特別承諾的禁令；礦工領袖由於拒絕復工而被捕；敦促建立反「赤色分子」的嚴峻立法；西部地區人們僅僅因為持有一張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會員證而被捕；甚至如艾略特注111這樣的溫和派都認為這是工會和憲政之間直接的鬥爭；所有這一切都在事態的慣常進程之內。無論羅斯科·龐德還是我，都認為局勢的動盪尚未達到高潮。有些文章實際上是要求耶魯大學出版社停止發行我的著作，因為它們鼓吹「無政府主義」。相反地，霍姆斯和布蘭代斯則在一個間諜事件中寫了（由霍姆斯執筆）一篇表示異議的宏文偉論，捍衛言論自由。我將這雙方的主張都寄給馬辛漢了，並提醒他送您一閱。 這種狀況使人覺得前途暗淡；但是自從美國使阿斯特夫人遠走英國以後，這裡就完全沒有政治喜劇了。 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19年12月4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學 ［從下信可見，事態又有變化。］ 親愛的羅素先生： 收到您評謝弗論文的電報，真是太好了。我擔心我們是在進行一場徒勞無益的鬥爭，因為霍恩雷看來要到耶魯去了，這意味著撤掉了我們主要的支柱。哈佛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成為有社會聲望的大學。最近監察委員會找我訪談，要了解（1）我是否相信流血革命，（2）我是否相信蘇維埃的政府形式，（3）我是否不相信美國政府形式優於任何其他政府形式，（4）我是否相信革命的權利。 最近三天他們逮捕了5千名社會主義者，要把他們驅逐出境。我很高興，格雷厄姆·沃拉斯將審理我的案子並接受我的申訴! 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19［1920］年1月5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學 親愛的羅素先生： 首先，熱烈祝賀您重返劍橋。這使人覺得真正恢復了通常的明智。我希望您講課不要限於數理邏輯…… 前些天我寄給您一本杜吉特的《吾妻》，這是我去年翻譯的；希望您有暇一閱。正如您推測的，我急欲離開這個國家，但感到為難的是如何離開。去牛津是沒有希望的，而在劍橋我又不認識任何人。沃拉斯想在倫敦為我做點什麼，但是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我極其厭惡美國，想到一個不禁止人自由講話的地方去。 您的非常誠摯的 哈羅德·J.拉斯基 1920年2月18日 坎布里奇，哈佛大學 親愛的羅素： 附上正式函件。里弗斯所云大略是說：我們邀請他作為倫敦工會的候選人。這是他的部分答覆。「我認為，我做出抉擇的一個顯著的因素是我目前一直在仔細閱讀的《心的分析》一書。這是一部鴻篇巨製，他的才智使我嘆服。它把我想探討的各種問題都提出來了，如果我投身政治生涯，是肯定不可能做這種研究的。如此等等。」 里弗斯、喬德、德萊爾·伯恩斯、克利福德·艾倫作為我們新功利派的核心如何? 您的 H.J.拉斯基 1922年1月2日 倫敦西14區 瓦爾維克廣場16號 維特根斯坦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我不知道你的確切地址，但希望這封簡訊總會送到你手上。我自去年11月在義大利成了戰俘，希望在中斷音信三年後能再與你通信聯繫。我做了很多邏輯的工作，渴望在發表以前讓你了解它們。 ［明信片］ 永遠是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19年2月9日 義大利卡塞爾塔省 卡西諾 收到你的明信片，你無法想像我是多麼高興!雖然我擔心我們沒有希望不久之後就會見面。除非你到這裡來看我，但那對我來說可就是大喜過望了。我不可能寫邏輯的問題，因為不允許我一周內寫的東西超過兩張明信片（一張明信片可寫15行字）。我已寫成一本書，一旦我回到家裡就將出版它。我認為我已最終解決了我們的問題。請常來信。那會使我感到囚徒的生活過得快些。上帝保佑你。 ［明信片］ 永遠是你的 維特根斯坦 1919年3月10日 卡西諾 親愛的羅素： 多謝你3月2日和3日的明信片。我有過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不可能寫邏輯的問題，因為不允許我一周寫的東西超過兩張明信片（每張明信片可寫15行字）。這封信是一個例外，是由一個將於明日返家的學醫的奧地利學生代郵的。我已寫了一本書，名曰《邏輯哲學論》，它包含了我過去6年的全部工作。我相信我已最終解決了我們的問題。這聽起來有點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能不相信這一點。我於1918年8月寫成此書，兩個月之後成了Prigioniere注112。我在這裡隨身帶著此書的手稿。我想要複寫一份給你；但是篇幅很長，而且我未必有可靠的途徑把它寄給你。實際上如果不預先加以解釋，你是不會理解它的，因為它是以許多很簡短的論斷寫成的。（這當然意味著沒有任何人會懂得它；儘管我相信它像水晶一樣清澈明晰。但是它推翻了關於真、類、數以及所有其他問題的一切理論。）我一返回家就將發表它。我現在擔心的是這不會「很快」到來。這樣就還要等很長時間我們才能見面。我簡直不能想像會再見到你!若能見到你，那可實在是太好了!我推想，你不大可能到這裡來看我?你或許認為我即使有這種想法也是異常無禮的。但是，如果你在天涯海角而我能夠去看你，那麼我會這樣做的。 請寫信賜告近況，代向懷特海博士致意。老約翰遜還活著嗎?望常常念我! 永遠是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19年3月13日 親愛的羅素: 幾天前我托凱恩斯把我的手稿寄給你了。當時我只匆草數言附上。之後你的書完好無損地寄到，現在我覺得急需把許多東西寫給你。——我不相信，6年前我在挪威向穆爾口述的東西會被你全然漠視。簡言之，我擔心的是很難使你理解我。原想我的手稿會向你說明一些東西，這點僅餘的小小的希望也完全破滅了。你可以想像，我是不可能給自己的書寫一本注釋的。我只能當面親口給你解釋。如果你認為理解此書有任何意義，而且你能設法同我會面，那就請你著手此事。——如果這不可能，則請閱後即將手稿通過可靠的途徑寄回維也納。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一份校訂稿，是我的生命的作品！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看到它的出版。不得不在俘虜營里隨身帶著這本完成了的作品，眼看著人們在外面玩弄無意義的遊戲，是很痛苦的。正如想到即使它出版了也無人理解時一樣痛苦！——寄給我兩張明信片以後，你有否再給我寫信?我沒有收到任何東西。 衷心問候你，不要認為所有你不理解的東西都出於你的愚蠢。 你的誠摯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19年6月12日 卡西諾 親愛的羅素： 多謝你8月13日的來信。關於你提出的問題，我現在不可能回答。首先我不總能記得這些數碼指的是哪段話，因為我手頭沒有一份手稿的複寫件。其次你提出的某些問題需要做很長的回答，而你知道寫有關邏輯的問題對我來說是多麼困難。我的書之所以如此之簡短，因而如此之晦澀，原因也在這裡。但是不得不如此。——現在我擔心你並沒有真正把握我的主要論點，邏輯命題的全部工作不過是它的演繹。這個主要的論點是關於可用命題即語言表達（言說）的東西（同樣是可被思想的東西）和不可用命題表達而只能顯示的東西的理論；我認為，這是哲學的主要問題。—— 我也將我的手稿寄給了弗雷格。一周前他寫信給我，我推想他連一個字都沒讀懂。所以我唯一的希望是儘快見到你，把一切都給你解釋，因為不被哪怕只有一個人所理解，那是很難忍受的! 後天我們可能離開集中營回家。謝天謝地!——但是我們如何能儘快地見面呢。我想去英國，但是你可以想像一個德國人現在到英國去旅行豈不是頗為尷尬麼（這比起一個英國人現在到德國去旅行尷尬尤甚）。不過我實際上並非想請你現在到維也納來，在我看來最好是在荷蘭或瑞士見面。當然，如果你不能出國，我將盡力爭取到英國去。關於此事請儘快賜復，告訴我你何時能獲得出國許可。來信請寄維也納第4林蔭大街16號。我的手稿亦請寄同一地址；但是僅當有一條絕對可靠的郵寄途徑時才可寄來。否則請仍保存在你那裡。雖然儘快拿到它會使我非常高興，因為它是我僅有的一份校訂稿。——我母親寫信給我了，她很遺憾沒有收到你的信，但是她很高興你畢竟打算給她寫信。 請速復。祝好。 永遠是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19年8月19日 卡西諾 又及：寫完此信，我總想回答一下你的幾個比較簡單的問題。……注113 親愛的羅素： 惠函收到，謝謝。我現在找到了一個職業，到一個小村莊去做小學教師；這個村叫特拉頓巴哈，位於離維也納約4小時路程的南部山區。特拉頓巴哈的小學教師竟與時在北京的一位大學教授通信，這大概是破天荒第一次。你近況可好!在講一些什麼課?是哲學嗎?如果是，我倒很希望我能去聽課，然後與你爭論。不久前我的心情極其抑鬱，悲觀厭世，不過現在對生活已略抱希望了，現在我又在希望我們將再見面。 上帝保佑你！衷心問候你。 你的誠摯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20年9月20日 親愛的羅素： 你自中國寫來的信，我遲至今日才作復，請原諒。因為耽擱了很長時間我才收到它。信抵達時我不在特拉頓巴哈，幾經轉折才送到我的手上。——得知你生病而且病得很厲害的消息，我很難過!你現在情況怎樣呢?我一切如恆，沒有任何變化。我還在特拉頓巴哈，像往常一樣，陷身於飛短流長、卑鄙攻擊之中。誠然，任何地方一般人類都是不大值得尊敬的，但是這裡的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加無用和不負責任。年內我也許還要待在特拉頓巴哈，但是不會待更長的時間，因為我在這裡同其他教師也相處得不好。（也許在別的地方也不見得會好一些。）當然，如果你有一天會來此訪問，那就太好了!我很高興得知我的手稿安然未失。如果它得以付印，那也正合吾意。—— 請速復我幾行字，告我你的近況，等等，等等，書不盡意。 致衷心的問候 你的誠摯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21年10月23日 特拉頓巴哈 請向布萊克小姐問好。 親愛的羅素： 惠函收到，多謝!坦白地說，我的那個東西將付印發表，我很高興。即使奧斯特瓦爾德注114是一個大江湖騙子!只要他不任意竄改!你是否看校樣?如果看的話，請費心留意他是否按拙搞原樣付印的。我相信這個奧斯特瓦爾德很可能按照他的口味，例如按照他的愚蠢的綴字法，改動我的著作。最令我高興的是此書將在英國出版。願它不辜負你和其他人為之付出的許多辛勞!—— 你說得對：比其他人類更壞的不獨是特拉頓巴哈人；但是特拉頓巴哈確是奧地利一處特別低劣的所在，而奧地利人從戰爭以來已經淪落到非常卑下的地步，談論他們太令人難過了!事實如此，夫復何言。——當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你的孩子也許已經來到這個奇特的世界。因此，謹向你和你的夫人致以最熱烈的祝賀。久未寫信，尚希鑑諒；賤體亦抱微恙，而且非常之忙。有暇請賜復。我沒有收到奧斯特瓦爾德的任何來信。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我將萬分高興去拜訪你! 致以衷心的問候 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921年11月28日 特拉頓巴哈 C.K.奧格登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基根·保羅出版公司要求我為他們有關維特根斯坦版權的文件提供一份正式的文稿。 為方便計，隨信附上我草擬的這個東西。因為他們不可能把稿費壓低到少於50英鎊，我想能使他們接受這個文稿就很令人滿意了——當然即使他們很快就出第2版而印價突然降低的話，他們也會收回成本的。我對於書名仍然有點不甚愜意，而且並不覺得我們提出《哲學邏輯》這個書名是倉促從事的。如果再經思考，您還是喜歡這個書名的話，我們可以繼續提議採用它。但是您也可以想出另外一個我會樂於接受的書名。 穆爾認為他提出的斯賓諾莎式的書名注115是明顯而合乎理想的，但是如果您覺得維特根斯坦不會喜歡它，那就毫無用處。我推測，他在此書最後諸句中用了「在永恆的觀點下」（sub specie aeterni）一語和若干拉丁文的引語遂使穆爾有相反的想法，以為維特根斯坦會喜歡這個書名。但是如果《哲學邏輯》能表達正確的想法，那麼它是一個能獲得好的銷路的書名。 昨天晚上在火車上匆匆瀏覽一下選印本，我很驚訝尼科和林奇小姐都沒有把它弄明白。主要線索似乎是很合理的、容易理解的——除了有關類型的難題。我知道您眼下正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不可能與一種徹底的因果理論相聯繫來恰當地理解對指號和符號的全部解釋。我指的是隨信所附文稿中的那類東西：——關於「指號情景」（=先前所附梗概的第二章）。出版社想名之為《意義的意義》的那一整本書現已付印；我們想在不算太晚的時候同曾認真思考過華生注116學說的人討論一下這本書。這裡人們仍不認為有所謂意義的問題，您的《心的分析》雖然已經把他們搞得心煩意亂，但是一切都還停留在占星術的水平。 祝全家好。 您的誠摯的 C.K.奧格登 1921年11月5日 《國際心理學叢書》編輯部 又及：再經考慮，我認為，既然您願意將維特根斯坦的德文原文與英譯文一起出版，那麼附上已被我收在書中的您寫的跋注117，會是有用的，如果可能，我再將其付印。 致奧托蘭·莫雷爾 最親愛的O： 我已返至此間，但是船位都已爆滿，我返英恐尚需一周的時間。我把艾倫留在塔林的一座私人療養院，不會再有什麼危險了，雖然有兩次醫生們對他都不抱希望了。在俄國的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是極其痛苦的，這部分地是因為艾倫的病，但更多的是因為我非常厭惡布爾什維克，儘管對俄國的訪問是我有生以來所做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布爾什維主義是一個嚴密的專制獨裁的官僚政治體系，有一個比沙皇時代更周密更可怕的特務系統，和一個由美國化的猶太人組成的蠻橫冷酷的貴族階層。沒有絲毫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的自由。這架沉重的官僚機器像一塊重重的鉛板壓迫著我，使我悶得喘不過氣來。不過我認為這正是此時此刻俄國所需要的政府。如果你問問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應該受到怎樣的統治，你就明白為什麼俄國會有布爾什維克政府了。但它畢竟是可怕的。他們是一個藝術家的民族，下至最單純的農民都是如此；布爾什維克的目的是要把他們造成一個工業的民族，儘可能像美國佬那樣工業化的民族。想像你自己在一切細枝末節上都受著西德尼·韋布和魯弗斯·艾薩克斯相互交織的統治，你對現在的俄國就會有一個形象的認識了。我到那兒去原是希望找到那個上天期許的樂土的。 給你所有的愛——希望很快會見到你。 你的B. 1920年6月25日 斯德哥爾摩大陸旅社 艾瑪·戈德曼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先生： 6月17日惠函已由舍侄女轉我。本該早日作復，但因等她到來，與她詳談此事，故遲至今日才寫回信。 對您樂於助我的盛意，至為感激。我恐怕您會碰到很大的困難。我理解英國外交部拒絕為像《解放者報》的馬克斯·伊思特曼和新聞記者林肯·史蒂芬斯這樣一些人辦理簽證。政府不大可能更厚待我。 您說「她不會從事更激烈形式的無政府主義活動」，我覺得挺好笑。誠然，我知道，我一直負有肆意進行這種形式活動的名聲，但是這從來沒有事實的證明。然而，我不會發誓不再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放棄反抗不義的權利，來取得在英國或任何國家避難的權利。奧地利政府曾為我提供避難所，如果我肯簽署這樣一個保證。我當然拒絕了。我們今日所過的生活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如果我必須斷然放棄我所信仰和為之奮鬥的東西，我不會覺得這有任何價值。 在這些條件下，對於為使我獲得去英國的權利而做的任何努力，我都是感激的，如果那不是一個太大的負擔的話。目前我在德國的簽證大概會獲得延長，因為紐約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邀我寫一本關於俄國的書。 不，布爾什維克們並沒有強迫我離開俄國。大出我的意料，他們竟發給我護照。不過他們使我很難從其他國家取得簽證。我在離開俄國以後於4月間為《紐約世界報》撰寫的10篇文章中包含的那些批評，他們自然是不能忍受的。 您的非常誠摯的 艾瑪·戈德曼 ［1922年］7月8日 柏林魏爾邁爾斯多夫 魯代斯海默大街3號 E.G.凱爾施奈爾夫人家 艾瑪·戈德曼最後獲准來英。我曾出席一個祝賀她的宴會。當她起立講話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當她講畢落座時，人們卻報以冷場，寂然無聲。這是因為她的講話幾乎全部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