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自傳 ·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1910年到1914年這段時間是一個過渡時期。我的生活在1910年以前和1914年以後，就如浮士德的生活在遇見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後一樣，截然有別。我經歷了一個重新煥發青春的過程，由奧托蘭·莫雷爾開其端，又為戰爭而繼續。說戰爭會使人恢復青春似乎很怪，但是事實上它使我擺脫了一些成見並使我重新思考了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它還提供給我一類新的活動，對這類活動我並不感到乏味，而這種感覺每當我試圖回到數理邏輯上去時都困擾著我。因此我逐漸形成了一種習慣，認為自己是一個並不超凡出世的浮士德，對我來說代表梅菲斯特的就是這場大戰。 7月末炎熱的日子，我在劍橋，和所有的人討論時局。我覺得不能想像歐洲會瘋狂到陷入戰爭，但是我相信，一旦有戰爭，英國是會卷進去的。我強烈地認為，英國應當保持中立，而且徵集了很多教授和研究員在以此意發表於《羅徹斯特衛報》的一份聲明上簽名，到了宣戰的那天，他們幾乎全都變了卦。回首當年，人們竟沒有明白地意識到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我在本書第一卷中曾提到，8月2日星期天，我遇見凱恩斯匆匆穿過三一學院的大院去借他表兄弟的摩托車趕往倫敦。注1不久我發現政府派人來召他去提供財政諮詢。這就使我明白了英國加入戰爭已迫在眉睫。星期一一早我決定去倫敦。我在貝德福廣場同莫雷爾夫婦一起吃午餐，發現奧托蘭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樣。她贊成菲利普要在下院發表一篇和平主義的演說的決定。我繼續到下院去，期望聽聽愛德華·格雷爵士注2的著名聲明，但是人群擁擠不堪，竟無法進入。不過，我得知菲利普已經適時地發表了他的演說。傍晚，我繞著馬路散步，特別是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一帶，我留心地看著那些興高采烈的人群，讓自己感受一下過往行人的情緒。這時和隨後的幾天，我驚訝地發現，普通的男女對戰爭的前景都很高興。我曾經愚蠢地以為，戰爭是奉行馬基雅維里主義的專制政府強加給並不心甘情願的民眾的，這也是大多數和平主義者的看法。前些年我已注意到，愛德華·格雷爵士如何處心積慮地說謊，以使民眾不曉得他是用什麼辦法讓我們大家都答應在發生戰爭時要支持法國的。我曾天真地以為，當公眾發現他怎樣對他們說謊時，就會對他感到惱怒而厭惡了；然而相反，民眾卻對他表示感激，因為他使他們減輕了道義的責任。 8月4日的早晨，我和奧托蘭在大英博物館後面的街上來來回回地散步，那裡現在已經是倫敦大學的一些樓舍了。我們沮喪地討論著未來。當我們向別人談到我們所預見的災禍時，人家都以為我們是發瘋了；然而結果證明，同事實注3相比，我們倒是只會預卜小災小難就唧唧喳喳叫的樂觀派了。4日晚，與喬治·特里威廉沿著整條斯特蘭德大街一路爭吵，之後去參加了格雷厄姆·沃拉斯任主席的一個中立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中間突然爆發一聲雷鳴般的巨響，委員會的老會員們都以為是一顆德國炸彈。這就把他們贊成中立的最後一點點感情也驅散無遺了。戰爭爆發後的最初一些日子，我感到大吃一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如懷特海夫婦，都持異常激烈的好戰態度。又如J.L.哈蒙德這樣的人，多年來一直撰文反對參加一場歐洲的戰爭，卻被比利時弄得狂熱好戰起來。我早就從參謀學院的一位軍人朋友那裡聽說，比利時一定會捲入戰爭，但是我沒有想到那些大有名望的政論家們如此之輕率浮躁，竟對這種至關重要的大事無所知聞。《國民報》每周星期四照例有一次同仁午餐會，8月4日的這次午餐會我去參加了。我發現，主編馬辛漢激烈反對我們加入戰爭。我提出要為他的報紙寫一篇反戰的文章，他熱情歡迎。次日，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開頭就說：「今天不是昨天」，並說明他的意見已全然改變。不過，他還是將我的一封反戰的長信發表在下一期的《國民報》上。究竟是什麼使他改變了主張，我不知道。我曉得阿斯奎斯的一個女兒在8月4日午後晚些時候曾看到他從德國大使館的台階上走下來，而且我隱約覺得，他也許因此而受到警告，說在如此危難之際缺乏愛國熱誠是輕率愚蠢的。在戰爭開頭的一年左右，他一直是愛國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忘記了自己曾經是這樣的。有些主張和平主義的國會議員連同二三同情者開始在貝德福廣場莫雷爾的家中舉行聚會。我常去參加這些聚會，由此聚會中就產生了民主監督同盟。我很感興趣地看到，許多和平主義的政治家更為關心的是他們當中誰來領導反戰運動，而不是反戰的實際工作問題。不過，他們都是應該發動的，而且我竭力把他們往好處想。 那時，我正處於最大可能的情感緊張狀態。儘管我並沒有預見到戰爭的全部災難，但是我確比大多數人所預見的要多。戰爭的前景使我滿懷恐懼，但是使我尤感恐懼的卻是這個事實，即：約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預料到戰爭造成的屠殺時竟是極大的歡樂。我不得不修正我對人性的看法了。那時，我對精神分析毫無所知，但是我對人類感情的觀點卻與精神分析學家的觀點並無二致。我是在力求理解在對待戰爭問題上的群眾情緒時得到這個觀點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父母愛自己的兒女是人之常情，但是戰爭使我相信那不過是一種罕見的例外。我曾經以為，人們大都愛財甚於愛別的任何東西，但是我發現，他們甚至更喜歡毀壞。我曾經以為，知識分子總是愛真理的，但是我在這場戰爭中又發現，知識分子中寧愛真理而不沽名釣譽者不足百分之十。吉爾伯特·默里自1902年以來一直是我的一個親密的朋友，在我沒有支持布爾人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親布爾派了注4。因此我自然希望他會又一次站在和平一邊；然而他卻一反常態，寫文章罵德國人的邪惡，而讚頌愛德華·格雷爵士的超人美德。我對於那些將遭到殺戮的青年們充滿了絕望的愛惜之情，而對所有歐洲的政治家們則感到怒不可遏。在幾個星期里，我覺得如果碰巧遇到了阿斯奎斯或格雷，我會禁不住去把他們殺了。不過，這些個人的情感漸漸地消失了。這場悲劇之嚴重，以及對於僅僅由這些政治家的放任縱容而釀成的群眾暴力的親身體驗，把我的這些個人的情感給吞噬以盡了。 在這中間，我自己備受愛國心的折磨。在馬恩戰役之前德國人的勝利令我恐懼。我像任何一個退役軍官那樣熱切期望德國人戰敗。對英國的愛幾乎是我所具有的最強烈的感情，而在這樣一個時刻看來要把它拋開，我是在做一個非常困難的決裂。但是，我對於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從無片刻的猶疑。有時我被懷疑論所麻痹，有時我抱著犬儒派的人生態度，另外的時候我對世事漠然處之，但是當戰爭降臨的時候，我覺得仿佛聽到了上帝的聲音。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提出抗議，儘管抗議可能是徒勞無益的。我的全部生命力都捲入其中了。作為一個熱愛真理的人，所有交戰國的民族宣傳都令我厭惡。作為一個熱愛文明的人，向野蠻的倒退使我驚駭。作為一個早失父母親情的人，對青年人的大屠殺使我心痛欲碎。我並不認為反戰會有很好的結果，但是我覺得，那些沒有被狂熱沖昏頭腦的人應該表明自己是堅定不移的。目睹運送士兵的火車開離滑鐵盧站，我總是有一種奇異的幻覺，似乎倫敦並不是一個在現實中存在的地方。我常在想像中看見倫敦的那些橋樑塌陷、沉沒，整個這座大城市像晨霧一樣消逝了。倫敦的居民也開始變得仿佛是虛幻地存在，而且我甚至懷疑我以為自己一直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是否只是由於發燒引起的夢魘的產物注5。不過，這種心情為時不久，因為忙於工作很快就過去了。 戰爭的最初階段，奧托蘭給了我最大的幫助和激勵。如果沒有她，最初我會是完全孤獨的，而她無論在憎恨戰爭這一點上，還是在拒不相信那些充斥世界的神話和謊言方面，都是毫不猶豫的。 桑塔亞那當時正在劍橋，同他的交談使我得到些微的安慰。他是一個中立者，而且無論如何他並不十分關心人類是否會毀滅自己。他那恬靜的哲學的超然風度，雖非我所欲仿效的，卻給我以慰藉。馬恩戰役前夕，當時看來德國人一定會很快拿下巴黎，他竟夢囈般地說：「我想我非得去一趟巴黎不可。我冬天穿的襯衣還在那兒，我不樂意讓德國人把它們拿去。我還有另外一個雖然較不重要的理由去巴黎，那就是我有一部書的手稿放在那兒，最近10年我一直在寫這部書，不過我對此並不像對那些襯衣那麼在意。」不過，他並沒有去巴黎，因為馬恩戰役為他解除了憂慮。但有一天他卻對我說：「我明天要到塞維利亞注6去，因為我希望到一個人們並不克制自己感情的地方去。」 10月份秋季學期開學，我又必須開始講授數理邏輯了，但是我感到這是一件徒勞無益的事情。於是我著手在劍橋教師和研究員中間組建民主監督同盟的一個支部，在三一學院有相當多的教研人員最初持同情的態度。我也在大學生的集會上發表演說，他們很樂於聽我講話。記得在一次演講中我說：「妄稱德國人是邪惡的，那完全是胡說」，出乎意料的是，全場熱烈鼓掌。但是，隨著葡萄牙盧西坦尼亞的陷落，一種更可怕的風氣開始占據上風。人們似乎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我要為這個災難負責。曾經參加民主監督同盟的教師和研究員中間，有許多人這時已得到任命被擢升了。巴恩斯（後為伯明罕主教）離開三一學院到倫敦聖殿律師學院做院長去了。老的教師和研究員們都變得愈來愈歇斯底里，我開始發現自己在特設餐桌注7上被人們敬而遠之了。 整個戰爭期間，每過聖誕節，我感到萬念俱灰，這種完全絕望的心情使我什麼也不能做，只有待在椅子上，納悶人類究竟有什麼用處。1914年的聖誕節，經奧托蘭的勸告，我找到了一個令絕望的心情不那麼難以忍受的辦法。我開始以一個慈善委員會的名義去訪問那些貧苦的德國人注8，調查他們的生活境況，以救濟他們的窮困，如果他們應該得到救濟的話。在這件工作過程中，我碰見一些在戰爭狂熱里顯現出來的和善仁愛的突出事例。在貧民區一些女房東本身雖然也窮，卻讓德國人不付分文房租地住下去，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因為她們知道德國人已經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不過這個問題隨後不久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德國人全都被扣押了，但在戰爭開頭的幾個月，他們的狀況是很可憐的。 1914年10月，有一天我在新牛津大街遇見T.S.艾略特。我不知道他此前在歐洲，這時才發現他是從柏林來英國。不用說，我問起他對這場戰爭有什麼想法。他回答說：「我不曉得。我只曉得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那就是說，他認為為殺人找出任何藉口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同他，後來也同他的妻子（他們於1915年初結婚），成了親密的朋友。在他們窮困至極之際，我把我的住宅的兩間臥室之一借給他們，因而我同他們時常見面注9。對他們夫婦二人我都很喜歡，而且在他們困難的時候盡力去幫助他們，一直到我發現他們原是以苦為樂，才停止對他們的幫助。我持有一家工程營建公司的票面值為3000英鎊的一些債券，在戰時這家公司自然要製造軍火，因此我在良心上深感不安，不知如何處理這些債券，最後我把它們都送給了艾略特。幾年以後，戰爭已經結束了，他也不再窮困了，他把這些債券又還給了我。 1915年夏，我寫了《社會改造原理》或《人們為何而戰》一書，後者是未經我的同意在美國印行時用的書名。我本來沒有打算寫這樣一本書，而且它與我先前寫的任何東西全然不同，但是它不由自主地就出來了。事實上直到寫完了它，我才發覺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它有一個框架、一個方案，但是只是在除了開場白和結束語之外什麼都寫好了的時候，我才發現它是有一個框架並提出了一個方案的。在此書中我提出了一種政治哲學，它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認為衝動較之自覺的意圖在塑造人的生活上起的作用更大。我把衝動分為兩類：占有的和創造的，認為最是建立在創造性衝動之上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我以國家、戰爭和貧困作為占有的衝動的具體例子，而以教育、婚姻和宗教作為創造的衝動的具體例子。我相信，把創造性解放出來應當成為社會改革的原則。這本書最初是一些講演的稿子，後來出版了。出乎我的意料，它一問世立即獲得成功。我寫它本不指望人們會去讀它，而只是作為一種信念的表白，可是它給我掙來了一大筆錢，而且為我後來的一切收入打下了基礎。 這些演講在某些方面同我與D.H.勞倫斯的短暫的友誼有關係。我們都認為在改革人類關係問題上有某種重要的東西要說，但是我們開頭並沒有意識到，我們對需要採取何種改革的觀點正好相反。我同勞倫斯的交誼是短暫而熱烈的，總共持續了一年左右。我們是由奧托蘭介紹相識的，奧托蘭對我們兩人都很稱讚，而且要讓我們也認為應當彼此互相讚賞。和平主義在我身上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叛情緒，我發現勞倫斯同樣蠻有反叛精神。這就使我們最初以為彼此之間有相當大程度的一致性，我們只是逐漸地發現彼此的差別大於我們各自與德國皇帝的差別。 那時勞倫斯對戰爭有兩種態度：一方面，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愛國，因為他的妻子是德國人；但另一方面，他對人類是如此之憎恨，竟至認為就交戰雙方互相憎恨而言，大家一定都是對的。當我終於知道他的這兩種態度時，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同情其中任何一種。不過，我們雙方都是逐漸地意識到彼此的分歧的，最初一切都像結婚的鐘聲那樣歡快。我邀請他到劍橋我這裡來做客，並且把他介紹給凱因斯和其他許多人。他對他們全都抱有激烈的憎恨，說他們「該死，該死，該死」。有一段時間我曾想他也許是對的。我喜歡勞倫斯的熱情，我喜歡他的情感的活力和激揚。我喜歡他的這個信念，即要使世界恢復正常，必須有某種極為根本的東西。我同意他的觀點，認為政治學與個人心理學是分不開的。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某種想像天才的人，最初當我感到要同他發生分歧時，我就想他對人性的洞見也許比我更深刻。我只是逐漸地才感到他是對付惡的一種積極的力量，而他對於我也懷有同樣的感覺。 這時我正在為後來以《社會改造原理》發表的那些講演稿做準備。他也要去講演，有一段時間我們似乎有可能進行某種合作。我們有很多書信往來，我給他的信都丟失了，但是他的信都發表了。從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漸漸意識到我們的根本分歧。我是一個堅定信仰民主的人，而他則在政治家們想到法西斯主義之前，就已經發揮出一整套法西斯哲學了。他寫道：「我不相信民主監督。我認為工人只是由於其直接的生活狀況就有資格選舉領導者或監督者。你必須徹底修改選民制。工人們將只是為了切身相關的事情才選出他們的上司。當他們起來時，則將在其他階級中選出更高的領導者。正如一切有機的東西必定有一個頭兒那樣，選舉之事最終也必定出來一個真正的頭兒——不是立個愚蠢總統的愚蠢共和國，而是一個選出來的國王，類似凱撒那樣的王。」當然，在他的想像中，一旦建立了獨裁政權，他就該是那個凱撒。這是他的全部思想的那種夢幻性質的一個方面。他從不讓自己接觸現實。他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長篇大論一個人如何必須向群眾宣布「真理」，而且他似乎毫不懷疑群眾會側耳傾聽他的議論。我問過他準備採取什麼方法。他會把他的政治哲學筆之於書嗎?不。在我們這個腐敗的社會裡，書面語總是謊言。他會到海德公園去站在肥皂箱上宣布「真理」嗎?不。那可太太危險了（在他那兒不時地表現出莫名其妙的謹小慎微）。我對他說，那麼，你怎麼辦呢?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就會是顧左右而言他了。 我逐漸發現他並不真的希望改善這個世界，而只是耽迷於對世界如何之壞做能言善辯的獨白。假如有什麼人偷聽到他的那些獨白，那要好得多，但是他的獨白最多不過打算產生一小群忠實門徒，他們能夠坐在新墨西哥的荒原上，感受神物。這一切都是以一個法西斯獨裁者的語言作為我必須傳布的東西傳達給我的，這個「必須」下面劃有13條著重線。 他的信逐漸變得更有敵意了。他寫道：「像你這樣活著究竟有什麼好?我不相信你的講演是好的。它們已差不多完了，不是嗎?陷進這條該死的船用商賈朝聖者們自己的語言向他們慷慨陳詞有什麼好?你為什麼不離開那條船呢?你為什麼不拋開這整出鬧劇呢?在這些日子裡，一個人必須是一個不法之徒，而不是一個教師或傳道士。」在我看來這純屬虛誇之詞。我正在變得比他更加是一個不法之徒，而且我看不大出來他有什麼理由抱怨我。他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的怨憤。在另一個場合，他寫道：「你要完全停止工作和寫作，成為一個生物而不是一個機械的工具。你要擺脫整個社會之船。為了你的自尊，你要成為一個純粹的無，成為一隻鼴鼠，成為一個跟著感覺走而不去思考的生物。看在老天爺的分上，你要成為一個嬰兒，而不再做學者。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但是看在老天爺的分上，要開始成為——從頭開始，成為一個完全的嬰兒：以勇敢的名義。 「噢，我要問你，何時才拿定主意，你得讓我可以活下去呀。你希望你永遠活著。但是我希望你在某種程度上把我作為你的繼承人。」 這個計劃的唯一的困難在於，如果我照著它去做就不會有任何東西留給他去繼承了。 他有一種神秘的「血」的哲學，我不喜歡。他說：「除了大腦和神經，意識還有另一個所在，在我們身上有一種血意識，獨立於通常的心理意識而存在。我們在血中生活，認知，並且在血中有我們的存在，而與神經和大腦無涉。這是屬於隱秘狀態的那一半生命。當我御一婦人時，血知覺就達到最佳狀態。我的血認知是壓倒一切的。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有一種血存在，一種血意識，一種血靈魂，完全獨立於心理的和神經的意識。」坦白地說，我覺得這是荒誕的謬論，而且激烈地給以駁斥，雖然那時我並不知道這種荒誕的謬論直接導致奧斯維辛集中營注10。 如果有人表示說任何人本來都可能友愛地對待任何別的人，他總是勃然大怒。當我因為戰爭造成的苦難而反對戰爭時，他斥我偽善。「你，你的根本的自我，要求終極的和平，這絕不是真的。你是在以一種間接的、虛偽的方式來滿足你尋求刺激和大走紅運的欲望。要麼以直接而誠實的方式去滿足它，說『我恨你們所有的人，你們這些說謊者和下流坯，我要出來攻打你們了』，要麼堅持搞你的數學，在那裡你可以是真誠的——但是要裝成和平的天使——不，我更千百倍地喜歡蒂爾皮茨注11扮演那個角色。」 現在我覺得很難理解這封信曾經給我以莫大的震動。我曾有些相信他具有我拒不承認的某種洞見，當他說我的和平主義是植根於嗜血欲時，我猜想他一定是對的。我思考了24小時，覺得自己不適合活下去而打算自殺。但是到了那段時間的末尾，產生了一種比較健康的反作用力，我決意擺脫這種精神病態。當他說我必須宣講他的而不是我的學說時，我反抗了，而且要他記住，他不再是教師，而我也不是他的學生。他曾寫道：「你是全人類的敵人，充滿了仇恨的欲望。激勵你的不是對虛假的憎恨，而是對有血有肉的人民的憎恨，那是一種被顛倒了的嗜血欲。你為什麼不承認呢?讓我們再成為陌路人吧。我想那比較好。」我也作如是想。但是他從對我的攻擊里找到了一種快樂，而有幾個月光景繼續寫信，其中也包含十分友好的話，以便同我保持通信往來。最後，通信也悄然中止了，沒有任何戲劇性的結尾。 勞倫斯是他的妻子的喉舌，這一點人們大都不知道。他有辯才，而她有思想。當精神分析在英國還不甚為人所知的時候，她在每個星期都要到奧地利弗洛伊德的信奉者們的聚居地去消磨一段時光。不知她怎麼會超前地接受了後來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闡發了的思想，我們可以說，她又把這些思想通過血意識傳送給勞倫斯。勞倫斯是一個本性膽小的人，他用氣勢洶洶的狂呼大叫來掩飾他的怯懦。他的妻子卻不是膽小鬼，她對人的指斥直如雷轟電擊，而不是大喊大叫。在她的卵翼下，勞倫斯感到比較安全。像馬克思一樣，他因為娶了一位德國貴族為妻而有一種自命不凡的傲慢，在《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中他把她精心打扮得妙不可言。他的思想是一堆偽裝成素樸實在論的自欺欺人的東西。他的描寫能力是非凡的，而他的思想不會被人們太快地忘記。 最初使我對勞倫斯抱有好感的是某種富有活力的特質和一種對人們往往視若當然的假定提出挑戰的習慣。我已習慣於被人們非難為過分屈從理性，我想他或許能給我一劑恢復生氣的非理性的靈丹妙藥。事實上我的確從他那裡獲得了某種激勵，我想我認識他以後寫的書儘管遭到他猛烈的抨擊，但是要比我沒有與他相識的情況下寫得更好。 但這不是說，在他的思想中有任何好的東西。回顧一下，我認為它們沒有任何價值。它們是一個一心想當專制君主、因為世界不會即刻俯首聽命而發怒的神經質的人的思想。當他意識到他人的存在時，他就恨他們。不過大部分時間他是生活在他自己幻想的孤獨的世界中，那裡充滿了如其所希望的那樣的幽靈怪影。他之所以著力描寫性，乃因為只有在性行為中他才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宇宙間唯一的人。但是性行為是如此之痛苦，以至於他認為性關係是每一方都企圖摧毀另一方的永無休止的戰鬥。 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被誘入瘋狂。納粹主義是這種誘惑力的最突出的表現。勞倫斯是這種瘋狂崇拜的一個典型。我不能確定史達林的克里姆林宮的那種冷酷不近人情的清醒理智是不是一種改進注12。 隨著1916年的來臨，戰爭打得更猛烈可怕了，和平主義者在國內的處境更困難了。我同阿斯奎斯的交情從未變得冷淡不恰。在奧托蘭結婚之前，他就是她的一個愛慕者，我以前時常在加辛頓她的住處碰見他。有一次，我在一窪池塘里一絲不掛地洗澡，當我上來時發現他正在岸上。在這種場合，內閣首相注13和一個和平主義者的會見有點缺少本應具有的尊嚴性。但無論如何，我覺得他不大會把我扣起來。在愛爾蘭都柏林復活節叛亂期間，有37名出於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判處死刑，我們有幾個人作為代表去見阿斯奎斯，要求為他們減刑。雖然他正要去都柏林，但還是很有禮貌地聽取了我們的意見，而且採取了必要的行動。人們曾普遍認為，甚至政府也認為，從法律來說，出於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是不應判死刑的，然而結果這個看法倒成了錯誤，要不是阿斯奎斯出面干預，他們好多人就會被槍殺了。 然而，勞合·喬治注14則是一個難對付的傢伙。有一次，我同克利福德·艾倫（反兵役聯誼會主席）和凱瑟琳·馬歇爾女士找他面談有關正被囚禁的拒服兵役者的問題。他只有在沃爾頓希斯吃午餐的時間才能同我們見面。我對不得不接受他的款待感到厭惡，但那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他對我的態度是快活而溫和的，但是他沒有給我們任何令人滿意的東西。最後，當我們要離開時，我以一種近乎讀《聖經》的調子痛罵了他一通，對他說他的名字會遺臭青史。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樂意見他。 隨著徵兵開始，我實際上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有關拒服兵役者的事務。反兵役聯誼會全是由正值兵役年齡的人組成的，不過它也吸收婦女和年齡較大的男子作為非正式會員。在原來的委員會全都入獄之後，又組成了一個替補委員會，我成為它的執行主席。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些是照管拒服兵役者的個人利益，有些是注意軍事當局的動靜，以便判斷他們並沒有把拒服兵役者派往法國，因為只有在被派往法國之後，拒服兵役者才有被處死刑的危險。於是我要在全國四處奔走發表大量的演說。我在威爾斯礦區里待了三個星期，有時在大廳里講，有時在露天裡講。沒有一次會被中間打斷，就我限於在工業區進行演講來說，我發現大多數聽眾抱著同情的態度。但是，在倫敦情況就不同了。 反兵役聯誼會主席克利福德·艾倫注15是一位極有才能、機敏精明的青年。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基督徒。在基督徒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和平主義者之間保持和諧的關係總有某種困難，在這個方面他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公正無私的態度。然而，1916年夏，他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並被投入監獄。在那之後整個戰爭期間，我只是在與法庭判決有關的一些特殊的日子裡才看到過他，1918年年初，他因健康的理由（實際上是已瀕於死亡）被釋放，但之後不久我自己也入獄了。 當克利福德·艾倫最初被治安法庭傳訊進行訴訟時，我第一次遇見康斯坦絲·馬勒森夫人，她的舞台藝名科莉特·奧妮爾是廣為人知的。她的母親安斯利夫人與普魯士的亨利親王有一種友情，這種友情始於戰前，戰爭結束後又重敘舊情。這無疑使她傾向於贊成中立態度，不過科莉特和她的姊妹克萊爾·安斯利夫人都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並且投身於反徵兵聯誼會的工作。科莉特嫁給了演員和劇作家邁爾斯·馬勒森。他在1914年曾被征入伍，但是由於一隻腿有點毛病幸而被遣退。為了拒服兵役者的利益，他極慷慨地利用了他所獲得的這種有利的地位，他在被征入伍以後已經開始相信和平主義的立場之為真理了。我注意到科莉特在治安法庭，並且被介紹給她。我看出她是艾倫的朋友，並從艾倫那裡得知她不吝惜時間，有自由主張，誠心誠意信奉和平主義。我親自看到了，她年輕而且極美。她在舞台上演出，連續在兩個角色的扮演上贏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是當戰爭來臨時，她把整個白天的時間都用於在反徵兵聯誼會的辦公室里寫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根據這些情況，我自然採取一些辦法去更進一步地認識她。 這時我同奧托蘭的關係已經漸漸疏遠了。1915年她離開倫敦，住到牛津附近加辛頓的莊園宅第去了。那是一幢古老的華麗的宅第，曾被用作農園，她一心要把它的全部潛能都恢復過來。我常去加辛頓，但是發現她對我比較冷淡了注16。我在尋找另一個女人來安慰我的愁苦，但是在遇見科莉特之前，一直沒有找到。在治安法庭相遇之後，我在一群和平主義者的宴會上又遇見了科莉特。從飯店出來我同她和其他一些人步行回到她的住處，那是伯納德街43號，在羅素廣場附近。我覺得自己被她深深地吸引了，但是我沒有機會過多表達這種感情，只是向她提到我要在貝克街波特曼公寓發表一個演說。當我到那兒演講時，看見她坐在前排的一個位子上，於是我請她在會後到飯店去吃晚飯，然後同她一起回家。這次我進了她的家，這是我以前沒有做過的。她非常年輕，但是我發現她有一種與奧托蘭一樣大的沉著從容的勇氣（我發現勇氣是我當真愛的每個女人必具的品質）。我們談了半夜，而且話談了一半就成了情人。有些人說，一個人應該慎重，但是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我們彼此並不熟悉，但是在那一刻對我們雙方都開始了一種非常認真、極度重要、有時快樂、有時痛苦、但絕不尋常、絕非不配與關乎戰爭的重大社會感相併重的關係。誠然，戰爭自始至終都與這場愛情的特質密切相關。我第一次同她同床共枕（我們第一次成為情人時並沒有上床，因為要說的話太多了），我們就突然聽到街上發出野獸般狂呼勝利的叫喊。我跳下床來，看見一艘齊伯林飛艇注17墜落下來在焚燒。人們在街上歡呼勝利，是因為他們想到那些在極度痛苦中死去的勇敢的人。科莉特的愛在這一時刻是我的一個避難所，不是從殘酷本身逃脫出來，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使我擺脫了由於認識到那就是人的本質而感到的極度的痛苦。我記得一個星期天，我們是到英格蘭南部丘陵一帶散步來度過的。傍晚時分，我們到路易斯車站乘車回倫敦。站上擠滿了士兵，他們大部分要返回前線，差不多都喝醉了，有一半的人有喝醉的妓女陪著，另一半人則由妻子或戀人陪伴，他們都自暴自棄，都不顧一切，都發了瘋。戰爭世界的嚴酷和恐怖把我壓倒了，但是我緊緊地依戀著科莉特。在一個仇恨的世界中，她保持著愛，就這個字的每一種含義上的愛，從最普通的含義到最深刻的含義的愛，而且她有一種安如磐石的堅定不移的品質，這種品質在那些日子裡是無比寶貴的。 在齊伯林飛艇墜落的夜晚之後，我第二天一大早就離開她回到戈登廣場我哥哥的住宅，我那時正住在那裡。在路上我遇見一個賣花的老翁，他大聲叫賣：「鮮美的玫瑰花!」我買了一束玫瑰花，付了錢，請他送到伯納德街去。人人都會以為他會把錢匿下而不去送玫瑰花，但並不是這樣，而且我知道他不會這樣。從那以後，「鮮美的玫瑰花」這幾個字成了我思念科莉特的一種口頭禪。 我們到上巴克斯頓沼澤地的貓琴小旅店注18度了三天的蜜月（由於工作忙，我不可能有更多的餘暇）。時當嚴寒，壺裡的水清晨都結了冰。但是蕭索荒寒的沼澤地卻正適合我們的心情。它們是荒涼的，但給人一種浩瀚無際的自由感。我們把白天都消磨在長距離的散步上，夜晚則是在一種能把人世間一切痛苦都消融的激情中度過的，這種激情使我們從痛苦中升華到一種幾乎是超乎人類的銷魂忘形的境界。 在最初的日子裡，我並不知道我對科莉特的愛是多麼深摯認真。我以往總認為我把全部真摯的感情都給了奧托蘭。科莉特遠更年輕，遠更不是一個重要人物，遠更敢於追逐輕浮的歡樂，因此我不能相信自己的感情，而且幾乎覺得我不過同她做個消遣罷了。聖誕節，我在加辛頓逗留，那兒有一個大型的晚會。凱恩斯在那裡，宣布兩個狗的婚禮，結尾說：「是人使它們結合在一起的，願狗們永不分開。」利頓·斯特雷奇給我們朗誦了《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的手稿。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米德爾頓·默里也在那裡。此前我剛剛見過他們，但是只是這一次我才對凱瑟琳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不知道我對她的印象是否正確，但與別人對她的印象很不一樣。她的談話極妙，尤其在她談到她要寫的事物時，比她寫出來的東西要好得多，但是當她談到人時，則心懷妒意，陰毒險狠，在揭發人家最不願為人所知的隱私和任何惡德上，她頗有驚人的洞察力注19。她恨奧托蘭，因為默里不恨奧托蘭。我終於明白了，我必須把對奧托蘭有過的感情淡忘，因為她不再給我的感情以充分的回報而使我感到幸福了。我留心聽取了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所有要說的反對她的話；結果我並不相信她的話，但是我逐漸能夠把奧托蘭看作一個朋友，而不再是情人了。此後我再也沒見過凱瑟琳，但是我已能讓自己對科莉特的感情自由馳騁了。 我傾聽凱瑟琳談話的那個時候是一個危險的過渡時期。戰爭已經使我幾乎成了一個十足的犬儒主義者，要我相信有任何事值得做，是難乎其難的。我會有一陣陣如此絕望的心情，以致連續幾天完全無聊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除了偶爾讀讀《聖經·舊約》的《傳道書》之外，無所事事。但是，在這段時間的末尾，春天來臨了，我覺得自己從在與科莉特的關係上曾經令我苦惱的那些懷疑和猶豫中解脫出來了。不過，在我冬日絕望最甚之際，我找到了一件事來做，這件事雖然最後證明也像所有其他的事一樣是無用的，但是我覺得在當時並非毫無價值。美國其時仍持中立，我給威爾遜總統注20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他拯救世界。我在信中說： 先生： 您有機會為人類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功業，這件功業像林肯的功業一樣偉大，甚至要超過他。以一種正義的和平結束這場戰爭，就在您的掌握之中，這種和平將為消除人們對不久又會重燃戰火的恐懼做出可能做的一切。挽救歐洲文明免於毀滅，現在還不太晚；但是如果像我們的軍事家們所威脅的那樣要讓戰爭繼續打上兩三年的話，那恐怕就太晚了。 戰局現在已經發展到關鍵時刻，其最終的結局大致說來對一切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是明顯的。所有交戰國政府當局一定都很清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德國人在歐洲有優勢，同盟國在海上占上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贏得一種壓倒性的勝利而迫使對方屈膝求和。戰爭使各國遭到巨大的破壞，但是並沒有破壞到使它們不可能繼續打下去。顯然，不管戰爭會怎樣拖下去，雙方終究將不得不根據實質上是目前對得失衡量的結果進行談判，而且達成的條件同現在可能締結的條件也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德國政府已經承認這一事實，而且表示願意根據至少應被看作為討論提供一個基礎的一些條件締結和約，因為這些條件在涉及同盟國尊嚴的若干要點上做出了讓步。同盟國政府一直沒有勇氣公開承認它們私下無法否認的東西，即現在不可能抱有贏得全面勝利的希望。由於缺乏這種勇氣，它們就準備使歐洲陷入可能繼續打兩三年戰爭的恐怖之中。這種狀況對任何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都是不可容忍的。先生，您能終止這種狀況。您的權力構成一種機會和一種責任，從您以往的作為，我確信您會以在政治家中罕見的那樣高度的智慧和人道精神來行使您的權力。 這場戰爭已然造成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不僅幾百萬寶貴的生命被殺害了，不僅甚至有更多的人受傷致殘或損壞了健康，而且整個文明的標準被降低了。恐懼已侵入人的最內在的本性，總是與恐懼相伴的殘忍亦隨之而來。仇恨變成了生活的準則，損人比利己更為人們所渴望。我們以前所經歷的和平發展的希望已經沒有了，絕不可能恢復了。恐怖和兇殘已成為我們呼吸生活於其間的真正的氛圍。我們的祖先經過幾個世紀的鬥爭取得的那些自由被毀於一旦，各個民族都為了一個可怕的互相毀滅的目的而被嚴密管制。 但是，只要我們某些領導人的聲明使我們預料戰爭還要打下去，那麼這一切同未來將落在我們頭上的災難相比就算不了什麼了。隨著壓力的增加，對戰爭的厭倦使普通民眾愈發難以駕馭，於是嚴厲的鎮壓不斷加強。在所有交戰國中，那些受傷和休假回家的士兵對戰壕表示絕對的厭惡，對達成一個軍事決定感到絕望，對和平有一種極度的渴望。我們的軍事家們反對給士兵以選舉權，他們的反對成功了；然而在所有的國家中人們都試圖使民眾相信，只有敵軍士兵有厭戰情緒。每日聽到為被毀掉的年輕生命敲響喪鐘成為一種可怕之極而幾乎無法忍受的恐怖；然而提倡和平卻到處被斥為對士兵們的背叛，雖然士兵們比所有的人都更希望和平。和平的支持者們到處都碰到這種令人惱恨的詭辯，說已死的勇士們的血絕不會白流。而因此人們對仍然活著的士兵的憐憫之情就逐漸枯竭了，被一種對那些立誓要救助我們的人的虛妄無益的忠誠所泯滅了。就連為了製造軍需品、為了負擔碼頭裝卸勞動和為了進行戰爭所不可或缺的其他目的而迄今被留下來的人，也逐漸被選派到軍隊里去，而以婦女代替之，結果造成了有色人種勞動力留在後方的嚴重威脅。存在著一個實實在在的危險，即如果不設法抑止民族情緒的猛烈爆發，我們所了解的歐洲文明就會完全毀滅，就像羅馬在野蠻人進攻面前陷落時，文明遭到毀滅一樣。 人們也許會覺得奇怪，公眾輿論似乎支持政府當局為進行戰爭所做的一切。但是這種表面現象多半是靠不住的。積極鼓吹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是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和到處都由政府控制的新聞界。至於社會其他各界，看法則與新聞報章所說者大不相同，但是公眾的意見仍然默然無聲而不被報道，因為那些可能引導輿論的人要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以致很少有人敢於公開發表聲明，而且他們少數幾個人也不可能把公眾意見廣泛地宣傳。根據個人很多的經驗（這些經驗又由我從他人可能獲知的一切所增強）我相信，人們幾乎普遍希望和平，不僅士兵如此，而且整個工薪階層也是如此，尤其在工業區更是如此，儘管他們有高工資和穩定的工作。如果對是否應該舉行談判這個問題進行一次全國公民投票，我確信絕大多數人會贊成這個做法，而且對法國、德國和奧匈帝國都可以這樣說。 人們對持久的戰爭狀態之持沉默態度，乃完全出於恐懼。每個民族都認為它的敵人是侵略者，如果不把他們徹底打敗，他們在幾年之內就會重新挑起戰爭。美國政府不僅有力量迫使歐洲各國政府媾和，而且有力量使自己成為和平的保障而讓廣大民眾消除疑慮。這個行動即使會令歐洲各國政府感到不快，但是會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呼。如果德國政府（現在看來是可能的）不僅歸還其攻占的領土，而且擁護促進和平聯盟或者恪守某種不訴諸戰爭解決爭端的類似的方法，那麼恐懼就會消除，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您出面調停會產生一種有利於談判的不可抗拒的趨勢。但是戰爭已陷入這樣的僵局，除非通過一種外力的調停，是不大可能接近終結的，而這種調停只能來自於您。 有人或許會問我有什麼權利給您寫信。我沒有任何正式的頭銜；我不屬於政府機構的任何部分。我說話只是因為我必須說；因為其他那些本該記得文明和人類兄弟情誼的人已經讓自己被民族情緒徹底打垮了；因為他們的背信棄義迫使我不得不以理性和仁慈的名義說話，以免讓人們以為在歐洲無人記得它曾為人類做過而且還應該為人類去做的事業。世界在思想、科學、藝術、政治理想、對未來的希望各個方面擁有的東西大都應歸功於在歐洲和歐洲之外的歐洲各民族。如果他們聽任自己互相毀滅，那麼比外交威望更寶貴、比使戰勝者自己歸於毀滅的無益的勝利遠遠更有價值的某種東西就會失掉了。像我的其他同胞一樣，我曾熱烈地希望協約國取得勝利；像他們一樣，當勝利被推遲時我曾感到痛苦。但是我經常記得，歐洲有其要履行的任務；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內戰；我們認為我們敵人具有的壞處也正是他們認為我們具有的壞處；在戰爭期間一個在交戰中的國家是很難如實地看待事實的。尤其是，我明白了在戰爭中沒有任何問題像和平一樣重要；一種和平如果沒有把所有我們所希望的東西都帶給我們，那麼它對我們的傷害較之繼續打下去造成的傷害是無足道的。當歐洲所有握有權勢的人都在為他們誤信為其各自民族的利益進行辯護時，我則為一種深切的信念所驅使以歐洲的名義代表所有的民族說話。以歐洲的名義，我請求您給我們帶來和平。 在當時的審查制度下，要寄出這類文件誠非易事，但是海倫·達德利的姊妹凱瑟琳來探望她，答應把我的這封信帶回美國。她找到一種把它隱藏起來的巧妙方法，並及時地將它轉交給一個美國和平主義者委員會，通過他們及時地把它發表在幾乎每家美國報紙上。正如我們在這方面將會看到的，那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戰爭不可能以任何一方的勝利而結束。如果美國仍保持中立，情況無疑會是這樣。 從1916年中到1918年5月入獄，我的確非常之忙，忙於反兵役聯誼會的事情。我同科莉特在一起的時間都是從和平主義的工作中擠出來的，而且多半與這種工作本身有聯繫。克利福德·艾倫定期被允許在監外待幾天，但是由於他顯然仍拒絕服從軍事指揮，於是立刻就又送到軍事法庭審判。我和科莉特常常一同去軍事法庭看他。 當克倫斯基革命注21發生時，它的同情者們在利茲舉行了一次大會。我在這個會上講了話，科莉特和她的丈夫也出席了這個會。我們與拉姆齊·麥克唐納注22乘火車同行，一路上他給我們講了一些精明的蘇格蘭人幽默的故事，講得如此乏味，簡直不知道幽默之處何在。利茲大會決定要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地區成立組織，以便仿照俄國的模式發起工人蘇維埃和士兵蘇維埃。在倫敦南門路的兄弟會教堂曾為此目的舉行過一次集會。愛國派的報紙在鄰近的所有旅店酒館（這裡是一個很窮的教區）散發傳單，說我們與德國人勾通，給他們的飛機發信號，告訴他們往哪兒扔炸彈。這就使我們在周圍左近成了不大受歡迎的人，而且不久就有一幫暴徒來包圍了教堂。我們當中大多數人認為反抗是不好的或不明智的，因為我們有些人是不抵抗主義者，另外一些人則明白我們人太少，無法抵抗整個周圍貧民窟的居民。有幾個人，其中有弗蘭西斯·梅內爾，試圖抵抗，我記得他從教堂門口回來時臉上掛了彩。這幫暴徒由幾名警察帶領闖了進來；除了警察之外，他們全都有點醉醺醺的。最凶的是一些母夜叉，她們手持木板，上面滿是生了銹的釘子。警察們想先把我們中間的婦女勸走，以便用他們覺得合適的辦法來對付我們這些男性和平主義者，警察們猜想他們全是膽小鬼。斯諾登夫人在這種場合表現得極為高尚令人敬佩。她斷然拒絕離開會場，除非允許男人也同時離開。其他婦女當即表示贊同她的意見。這使得負責管理這伙粗暴傢伙的警察們有點心煩意亂，不知所措。但是這幫暴徒到這時候已經血氣上沖，要群魔亂舞了。每個人都不得不儘可能躲開，而警察們卻不動聲色地在那兒袖手旁觀。兩個醉態可掬的母夜叉開始用布滿釘子的木板打我。正當我不知如何自衛以抵禦這種攻擊時，我們中的一位夫人走向警察，提醒他們應當保護我。然而，警察們只是聳聳肩。「但他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啊」，這位夫人說，警察們仍然聳聳肩。「但他是世界聞名的大學問家啊」，她繼續說。警察們依然無動於衷。「但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啊」，她最後喊道。這句話卻使警察們趕緊過來幫助我。然而，他們來得太遲了，於我絲毫無助，而救我一命的是我不認識的一位年輕婦女，她始終擋在我和母夜叉們中間，足以使我逃脫。值得慶幸的是，她沒有挨打。但是很多人，包括幾位婦女，在離開這座房子時背上衣服被撕開了。科莉特當時在場，但是有一個大喘粗氣的暴徒隔在我們中間，在我們都出來之前我無法接近她。我們懷著一種極其沮喪的心情一起回家。 這座兄弟會教堂屬於一位牧師，這位牧師是一位異常勇敢的和平主義者。儘管有了這番遭遇，他在隨後的一個機會還邀請我到他的教堂去做一次演講。不過，這次暴徒們燒了教堂的布道壇，我未能發表演說。這些是我親自碰見的僅有的幾次暴力事件；我參加其他各種集會都沒有受到干擾。但是新聞宣傳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我的一些不主張和平主義的朋友跑來對我說：「所有的集會都被暴徒破壞了，你為什麼還到會上去演說呢?」 到這時我和政府的關係已經變得很壞了。1916年我寫了一個傳單，講一個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被政府不顧道義條款注23而判刑入獄的事情，反兵役聯誼會把它發表了。傳單上並沒有署我的名字，但我驚訝地發現，那些散發傳單的人被送進了監獄。因此我寫信給《泰晤士報》，聲明我是這個傳單的作者。在倫敦市長官邸，當著市長的面，我被起訴。我做了長篇發言進行自我辯護。這一次我被罰款100英鎊。我沒有如數全付，因此我放在劍橋的財物被他們賣掉了以抵罰款的總額。但是，一些好心的朋友把它們買下來，又還給了我，因此我感到我的抗議有點徒勞無益。在此期間，三一學院所有年輕的研究員都被授以軍銜入伍了，老一些的人自然希望盡他們的一份職責。因此他們剝奪了我的講師職位。當年輕的人們在戰爭結束後返回劍橋時，我又被邀請回校，但是到這個時候我已不再有這樣的願望了。 說也奇怪，生產軍需品的工人偏要成為和平主義者。我在南威爾斯對軍需廠工人的講話全都被密探們做了不真實的報告，因此國防部發了一道不許我進入任何禁區注24的命令。禁區就是特別要求不許間諜進入的地區，包括全部沿海地帶。由於人們的抗議，國防部聲明說，他們並不認為我是德國間諜，但無論如何不允許我到近海的任何地方去，以防我會給德國潛水艇發信號。正當國防部發出這個命令之際，我已經從薩塞克斯郡的博瑟姆（我在那兒同艾略特夫婦住在一起）上倫敦料理日常工作去了。我不得不請艾略特夫婦把我的衣服、梳子和牙刷帶給我，因為政府不同意我自己去取。如果沒有政府方面的這種種恩賜，我本來是要把和平主義的工作丟開的，因為我已逐漸相信這個工作完全徒勞無益。然而，我發覺政府並不這樣看，因此我想我也許弄錯了，我還應繼續做下去。且不說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繼續做的動機竟似乎是對其後果的恐懼，那麼我是絕不能罷手不乾的。 1.康斯坦絲·馬勒森夫人（科莉特·奧妮爾）［照片由E.D.霍佩提供］ 2.弗蘭克·羅素［照片由羅素父子提供］ 不過，這時，關於我因之入獄的罪名，我最後決定沒有更多的事要做了，而且我哥哥已經使政府了解我的決定。有一份小的周報，名為《特別法庭》，是由反兵役聯誼會發行的，我常為它寫每周社論。我不做該刊的主編之後，有一個星期新的主編病了，又要我在最後時刻趕寫這期每周社論。我寫了，在文中我說美國士兵在英國會被利用來破壞工人罷工，這是他們在其本國慣於幹的事情。這個說法是以我所援引的一份參議員的報告為依據的。我為此被判六個月監禁。然而，這一切絕不令人不快。它使我保持了自尊，而且使我去思考比普遍毀滅較少痛苦的某種東西。由於貝爾福的干預，我被關在輕罪犯獄室，這樣，雖在獄中我卻可隨意閱讀和寫作，條件是我不進行和平主義的宣傳。我覺得在獄中有許多方面頗為愜意。在這裡沒有什麼約會，沒有任何難以做出的決定要做，不必擔心有人來訪問，不會有人打斷我的工作。我大量地閱讀，寫了一本書，即《數理哲學導論》，這是《數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的半通俗本，同時我也開始了《心的分析》一書的工作。我對於同監的那些獄友倒有點興趣，在我看來，在道德上他們絕不低於其他人，雖然總的來說他們略低於一般智力水平，他們之被捉住就說明了這一點。對於任何人，特別是慣於讀書和寫作的人，如果不是在輕罪犯獄室里，坐牢是一種嚴重而可怕的懲罰；但是，幸虧有貝爾福的幫助，我才沒有遭受此苦。我感謝他的干預，但是我激烈反對他的一切政策。在我抵達獄所時，必須對我進行詳細詢問的那個看大門的看守使我很高興。他問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說「我是不可知論者」。他問這個字怎麼寫，然後嘆口氣說：「哎呀，竟有這麼多的宗教，我還以為大家拜的都是同一個上帝呢。」這個話讓我高興了近一個禮拜。有一次，正當我誦讀斯特雷奇的《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時，我笑的聲音如此之大，致使那位看守跑來制止我，告訴我必須記住，監獄是刑罰的地方。另一次，中國詩的譯者阿瑟·韋利注25寄給我一首尚未發表、題為「紅鸚鵡」的詩注26。其詩如下： 安南遠進紅鸚鵡， 色似桃花語似人。 文章辯慧皆如此， 籠檻何年出得身?注27 我每周可有一次來人探視，當然總有一個看守在場，但無論如何是很愉快的。奧托蘭和科莉特常常輪流著來，還帶著另外兩個人。我發現了一種秘密通信的方法，即把信藏在毛邊書未切開的書頁裡面。當然，我不可能當著看守的面說明這種方法，於是我第一次實踐這種方法是把《倫敦數學會會刊》給奧托蘭，對她說這個會刊比它表面看來更有趣。在發明這種方法之前，我還找到另外一種方法，可以把給科莉特的情書編入可被典獄長審閱的信中。我假稱正在閱讀法國革命回憶錄，發現了吉倫特黨人比佐給羅蘭夫人的信。我編造了一些法文信，說是從書上抄下來的。比佐的境遇與我自己的境遇十分類似，這就使我有可能把這些信編得好像真的一樣。我料想典獄長不懂法文，但又不願承認自己的無知。 獄中滿是德國人，其中有些人很有才智。有一次，我發表了一篇對一本講康德的書的評論，有幾個德國犯人走過來熱烈地討論我對這位哲學家的解釋。我被關押期間，有一段時間李維諾夫注28也囚在同一所監獄，但是我得不到任何機會同他談話，雖然我常可遠遠地望見他。 我在獄中的心情可從下面摘錄的我給我哥哥的信中看出，所有這些信都必須由典獄長過目的： （1918年5月6日）……這裡的生活恰如在一艘遠洋客輪上的生活；一個人同許多普普通通的人被禁閉在一起，除非你鑽進自己的客艙，是躲不開他們的。我沒有看到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比一般人要壞，除了他們也許意志力比較薄弱，如果可以根據他們的面容來判斷的話，而我也只能根據這些來判斷他們。這主要適用於那些因負債而入獄的人。在這裡生活的唯一真正的苦處是見不到朋友。那天見到你我感到極大的快樂。下一次你來時，我希望你帶另外兩個人來——我想你和伊麗莎白都有名冊的。我切望見到儘可能多的朋友。你似乎認為我在這方面會漸漸變得淡漠起來，但是我相信你錯了。要見我喜愛的朋友，這可不是會漸漸淡漠下去的事情，雖然對他們的思念就是一種極大的滿足。我覺得，在心裡重溫各種各樣曾使我欣然愉悅的事情乃是一種慰藉。 焦躁和菸葉告罄還沒有像我料想的那樣令我大為煩惱，但再過些時候無疑會這樣的。解除了一切負擔的休假日真是令人愉快極了，幾乎勝過其他的一切。在這兒我沒有世上的任何憂慮，心情和欲望得到超凡出塵的安息。人擺脫了這種折磨人的問題：我能再做些什麼?是否有我不曾考慮到的有實效的行動?我有權利把全部事情放手不管而返回哲學嗎?在這兒，我不得不將一切放手不管，這比起想放手不管而又懷疑這個選擇是否正確要遠更寧靜宜人。監獄在某些方面勝過天主教會…… （1918年5月27日）……告訴奧托蘭夫人，我一直在讀講亞馬遜河的兩本書：我喜歡湯姆林森的那一本；貝茨的那一本，我讀的時候覺得厭煩，但是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我後來感到喜歡的美麗如畫的描寫。湯姆林森從《黑暗的心》一書受益良多。他和貝茨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看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起來是有點狂熱，因為他們容許自己瞥見真理，而真理是幽靈般的、瘋狂的、可怖的東西：人看到真理愈多，精神健康保有得愈少。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這些可愛的靈魂）是神智正常和卓有成就的，因為他們從不走到接近真理的任何地方。但是就我而言，我寧願偕真理以瘋狂，而不願抱謊言而健康。…… （1918年6月10日）……居於斯而處此條件，並不像我在駐巴黎大使館做隨員的那段時間那麼不愉快，在這個可惡的地方也不像我在臨時抱佛腳以應付考試者中間度過的那一年半時間那麼不愉快。那些年輕人幾乎都是要入伍或進教堂的，所以他們的道德水準比平常人要低得多。…… （1918年7月8日）……我一點也不煩躁，恰恰相反。開始，我對自己關心的事情想得很多，不過（我想）都不外是一些合乎情理的考慮；現在我幾乎根本不去想它們了，因為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在讀很多書，對哲學進行卓有成效的思考。這很怪而且也不合理，但事實是我的心境之有賴於戰局正如有賴於任何事情一樣：當協約國仗打得好時我感到很高興，仗打得不好時我對與戰爭似乎距離很遠的種種事情都憂心忡忡。…… （1918年7月22日）……我一直在讀有關米拉波注29的東西。他的死是有趣的。他在臨終時說：「啊!如果我還活著，我就要給這個皮特注30麻煩!」比起皮特的言辭（除非是由迷糊大人注31改寫過的），我倒是更喜歡米拉波的這個話。然而，這還不是他的全部遺言。他繼續說道：「只還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給自己灑上香水，給自己戴上花冠，讓音樂圍繞著自己，以便喜悅地進入永不再醒來的長眠之中。人們已給我準備了刮臉刀，做好了全套化裝用具。」注32然後他轉向一個正在抽泣的朋友說：「我親愛的行家裡手，你對得到善終感到滿意嗎?」注33最後，聽到幾聲槍響，他說：「已經在為阿喀琉斯注34舉行葬禮了嗎?」注35之後，顯然他緘默不語了，我推測他是在想再多說一句都會是以敗筆收尾。他是我上星期三向你堅持的那個論點的例證，即凡異常之能力皆激於異常之虛榮心。另外只有一種動機：愛權力。西班牙的腓利二世注36和格羅夫納路的西德尼·韋布注37在追求虛榮方面並無特異之處。 在獄中只有一件事令我不高興，那與科莉特有關。我愛上她整整一年之後，她又愛上了另一個人，雖然她並不希望這對她跟我的關係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卻大吃其醋注38。我把那個他想得極壞，並非全無道理。我和科莉特有過激烈的爭吵，我們的關係再也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在獄中時我始終為嫉妒所苦，而且因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被弄得如痴如狂。我並不認為自己感到嫉妒是正當的，我認為嫉妒是一種可鄙的感情，但雖說如此它還是把我弄得心身交瘁。當我一有機會感到它時，有兩個禮拜之久，我每個晚上都徹夜無眠，最後只有請醫生開了安眠藥才能入睡。我現在承認，這種感情完全是愚蠢的，而且科莉特對我的感情十分誠摯認真，無論經過多少瑣事細故，都堅定不渝。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在這種問題上能夠堅持的哲學態度不是來自哲學而是來自生理的衰退。當然，事實是她很年輕，不可能在我那時生活於其中的那種過於嚴肅的氣氛里繼續生活下去。儘管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但我那時卻一任自己異常粗暴地斥責她，結果自然是她對我的感情大為冷淡了。一直到1920年我們彼此還是情人，但是永遠沒有回覆到最初歲月那樣水乳交融的地步。 我於1918年9月出獄，當時戰爭即將結束已經是明顯的事情了。戰爭的最後幾周，我同大多數其他人一樣，將希望寄託於美國總統威爾遜。戰爭結束得如此之快而具有戲劇性，以致誰都來不及調整感情以適應變化了的局勢。11月11日晨，我比一般群眾早幾個小時就知道要停戰了。我跑到街上去，把消息告訴一個比利時士兵，他說：「啊，太好了!」（Tiens,c'est chic!）我走進一家賣煙的鋪子，也告訴了給我拿煙的老闆娘。她說：「停戰我很高興，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把被扣押的德國人給趕走了。」當11點鐘宣布停戰時，我正在托特納姆宮路上。不到兩分鐘，所有商店、機關里的人全都來到了街上。他們隨意搭乘公共汽車，讓它們開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看見一個男子和一個婦女，彼此素不相識，在路中間相遇，走過去時互相接吻。 我一個人在街上待到深夜，留心觀察群眾的情緒，就像四年前8月的那些天我也曾這樣觀察過的。群眾仍然心浮氣躁，除了比以前更加不管不顧地及時行樂外，在戰爭恐怖時期沒有學會任何東西。在人們歡宴慶祝之際，我感到一種異樣的孤獨，仿佛是從另外一個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來的一具幽靈。誠然，我也感到歡欣喜悅，但是在我的喜悅和群眾的喜悅之間找不到任何共同之點。我在一生中都渴望感到與廣大的人群融為一體，這是那些熱情群眾的每個分子都體驗到的一種感覺。這種渴望往往如此強烈，足以使我產生一種自欺欺人的幻覺。我又想像自己是一個自由派，一個社會主義者，或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就其深義而言，我從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種人。我極想把懷疑論的精神壓抑下去，但是它總是悄悄地啟我疑竇，而使我與其他人的淺顯易解的熱情斷然隔絕，陷入孤獨淒涼的境地。在一次大戰期間，我同教友會教徒注39、不抵抗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起工作，我容受了他們的不受歡迎的意見及其帶來的麻煩，但同時我會告訴教友會教徒說我認為歷史上許多戰爭是合乎正義的，又對社會主義者說我厭惡國家專制。他們會對我側目而視，雖然繼續接受我的幫助，但會覺得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從很年輕的時候起，我就覺得在萬事背後、在一切歡樂背後暗伏著孤寂的痛苦。在愛的那些瞬間我幾乎已逃出了這種孤寂的痛苦，然而過後想來我發現那種逃避多少有些出於幻覺注40。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個女人，理智的要求對於她像對於我那樣是無條件的，而且凡是有理智介入的地方，我發現我所尋求的愛的共鳴往往都得不到。斯賓諾莎所謂「對神的理智的愛」在我看來是我們據以生活的最美好的東西，但是我甚至不相信有為斯賓諾莎所承認而我要對之獻出理智的愛的那個有點抽象的神。我愛過一個幽靈，而且在愛一個幽靈時我最內在的自我本身也變成了幽靈般的東西。因此我已把它深深地、深深地埋葬在層層生活的愉悅、柔情和歡樂之下了。但是我最深沉的情感始終是孤獨感，而且在人性的事物中找不到任何與之相伴的東西。大海、星辰、荒野的風，對於我甚至比我最喜愛的人們更有意義，而且我覺得，人類之情對於我究其實乃是試圖擺脫對上帝的徒勞無益的尋求的一種努力。 1914—1918年的戰爭改變了我的一切。我不再是大學教師，而且開始寫一類新的著作。我改變了我的整個的人性觀。我第一次變得深信，清教徒式的生活準則無助於人類幸福。通過戰爭中死亡的悲慘景象，我獲得一種新的對有生命的東西的愛。我開始相信人類大多被一種極度的不幸所控制，這種不幸在大破壞的戰爭狂熱中發泄出來，只有使人類天性具有的歡樂散播開來，才有可能產生一個善的世界。我看到，在我們現在的世界中，改革家和反動分子同樣都被殘酷行為給扭曲了。我逐漸地對所有要求嚴苛紀律的目標都發生了懷疑。既然與社會的整個目的相對立並且發現平常的美德都被用作屠殺德國人的手段，因此我感到很難不變成一個摒棄一切道德律令的反律法主義者注41。但是由於對世界的不幸所抱有的那種深切的同情，我沒有變成反律法主義者。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結識了一些新朋友。結果我認識了幾位我深為敬佩的人物，首先應當提到的是E.D.莫雷爾。我是在戰爭之初與他相識的，在他和我都入獄之前我時常見到他。他一心一意地致力於真實地報道事實。從揭露比利時人在剛果的罪惡行徑著手，他難以接受「英武的小比利時」的神話。他仔細地研究了法國和愛德華·格雷爵士對摩洛哥的外交政策，認為不能把德國人看作唯一的罪人。面對著宣傳和書報檢查的重重障礙，他以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巨大的才能，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開導大不列顛民族，使他們明白政府把青年驅往屠場的真正目的。他比其他任何一個反戰者遭到政治家們和新聞界更多的攻擊，而且聞知其名的人中有99%相信他是拿德意志皇帝的津貼的。最後他被送進了監獄，表面的罪名只是雇用了西奇威克小姐而不是通過郵政給羅曼·羅蘭送了一封信和若干文件。跟我不同，他不是關在輕罪犯牢房，使他的健康受到永未恢復的傷害。儘管如此，他從未失掉勇氣。他往往待到深夜，安慰那個慣常「膽小怕事」的拉姆齊·麥克唐納，但是當麥克唐納到了要組閣的時候，他卻未能想到將任何一個像莫雷爾這樣被加以親德派惡名的人物延攬入閣。莫雷爾對他的忘恩負義非常感慨，不久之後，死於由牢獄之苦而得的心臟病。 教友派中有些人是我非常敬佩的，雖然我們的見解大不相同。我可以反兵役聯誼會的司庫格拉布先生作為他們的代表。我最初認識他時，他已屆古稀之年，是一位很安詳、不喜歡出頭露面、不易激動的人。他是為獄中的年輕人辦事，完全沒有一絲一毫自私自利的打算。當他和其他許多人因為一份和平主義的刊物而被起訴時，我哥哥正在庭上聽著他的反詰。我哥哥雖然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深為此人的品德和正直所感動。他坐在公訴人馬修斯的旁邊，馬修斯是他的一個朋友。當這位公訴人結束了他對格拉布先生的盤詰時，我哥哥悄悄地對他說：「說實在的，馬修斯，你不適合演托爾克馬達注42的角色!」我哥哥這句話大大激怒了馬修斯，從此他再也不理我哥哥了。 就我而言，戰爭期間最稀奇的事件之一，是被國防部傳喚去給以溫和的勸導。幾位戴紅領章的軍事參謀，以極悅人的風度和極友好的姿態，懇求我帶上一種幽默感，因為他們認為，凡是具有幽默感的人都不會講出不受歡迎的話來。但是，我讓他們失望了，過後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回答他們說，每天早晨我讀報看到傷亡數字都捧腹大笑。 當戰爭結束時，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除了對我自己，是全然徒勞無益的。我沒有救出一條生命，也沒有使戰爭縮短一分半秒。我沒有做成一件事情去減輕最終造成凡爾賽和約的那種困難。但是，無論如何，在各交戰國犯下的罪行中，我不是一個同謀犯，而且我為自己獲得了一個新的哲學和新的青春。我擺脫了大學教習和清教徒。我學會了對本能過程的理解，這是我以前不曾有過的，而且我從如此長久的孤立中得到了某種安寧。在宣布了停戰的那些日子裡，一些人對威爾遜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另一些人則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感到鼓舞。但是，當我發現人們樂觀情緒的這些源泉對於我皆不可用時，我仍能並不失望。我審慎地預期最壞的事情就要到來注43，但是我並不因而不再相信人們（男人們和婦女們）終究會認識到本能的歡樂的簡單秘密。 書 信 諾伯特·維納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先生： 遵照您的指教，我目前正在哥廷根這裡學習。我正在聽蘭道開的一門群論的課，希爾伯特開的一門微分方程的課（我知道這與哲學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想聽聽希爾伯特講課），和胡塞爾的三門課：一門講康德的倫理學著作，一門講倫理學原理，和一個現象學討論班。我必須承認，在使自己具有真正的現象學態度之前所必須經歷的那種精神磨鍊完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現象學對數學的應用以及胡塞爾所謂不從現象學出發就不能給數學基礎以適當的說明的說法，在我看來是荒謬的。 在哥廷根，人們對符號邏輯沒有好感。數學家們照例與邏輯這樣哲學的東西毫不相干，而哲學家們則絕不涉及像符號這樣數學的東西。由於這個緣故，我這個學期沒有做很多創新的工作：你明知在你與之談論創新工作的人中沒有一個會懂得你說的一個字，在這種地方企圖做創新的工作是令人沮喪的。 我在聖靈降臨節時到梅克倫堡的布倫斯豪普頓去拜訪了弗雷格，他正在那裡度假。我同他有幾次有意思的談話，談到您的工作。 近來引起我興趣的一個問題是能否以凸形立方體及其關係為不可定義的東西並像您定義瞬間那樣定義點，從而得到一組更簡單的公設。我用這種方法已得五、六組基本幾何學概念的定義，但是照這樣做我卻根本找不到一種簡化幾何公設的方法：例如，如果你想通過把三角橫切公設改變為關於任意凸形平面的命題來簡化它，就會出現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 非常感謝您關注我的論文和發現。我現在有一些材料，我可能將它們與我關於感覺強度的工作聯繫起來形成一篇新的論文：我想請教您一下，我該怎樣做才好。這是將我對時間的研究工作擴展到具有某種序列特性的多價關係，例如一給定直線上各個點間的「介於」關係。……注44 隨信寄上拙文的重印件，未能早日寄給您，謹表歉意。遲寄的原因是：我把預定在美國分送的論文全部寄給了父親，要他「把它們播在會生根的地方」。父親大概以為我已將論文直接寄給您了。 我非常高興得知您有如此快樂的一段時光同我們在一起，我明年一定會去劍橋在您的指導下學習。我剛剛開始意識到，我到劍橋在您指導下工作對於我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非常尊敬您的 諾伯特·維納 1914年6月或7月 德國，哥廷根 比爾大街28號 致倫敦《國民報》，載於1914年8月15日該報 先生： 與絕大多數國人相反，甚至在當前這樣一個時刻，我要以人道和文明的名義，抗議我們參予對德國的毀滅。 一個月之前，歐洲還是一個各民族和平禮讓的大家庭；如果一個英國人殺死一個德國人，他會被處以絞刑。而現在如果一個英國人殺死一個德國人，或者一個德國人殺死一個英國人，他就是一個有功於國家的愛國者。我們用貪婪的目光在報紙上掃視著屠殺的消息，當我們讀到那些盲目服從命令的無辜的青年被比利時列日造的機關槍掃射而倒在成千上萬的死者中時，我們歡呼慶祝。在宣戰前夕注意過倫敦民眾的人們都親眼目睹了迄今一直熱愛和平的仁厚的全體居民在短短的幾天內突然急轉直下陷入了原始的野蠻狀態，轉瞬間讓仇恨和嗜血的本能自由放縱起來，而整個社會組織本來是為了反對仇恨和嗜殺而建立起來的。各國的「愛國者們」熱烈歡呼這種殘忍的暴行表現了一種證明權利的高貴決心；在一股巨大的仇恨的洪流中理性和仁慈被消滅淨盡了；德國對於我們和法國人，俄國對於德國人，乃是不可想像的邪惡，正是這種暗昧不清的抽象觀念把下面這個簡單的事實掩蓋了，即敵人像我們自己一樣也是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壞，作為人，他們也愛自己的家，愛明媚的陽光，愛日常生活中一切純樸的歡樂；但是現在他們想到自己的妻子、姊妹、兒女在我們的幫忙下遭受到得勝的哥薩克的溫柔的擺布，已經因恐怖而變瘋狂了。 所有這種瘋狂，所有這種憤怒，所有我們的文明和希望的這種灰飛煙滅，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有一幫子過著奢侈淫逸的生活、多半愚不可及而且全都毫無才智、毫無心肝的官僚紳士們寧願出現這種情況，而絲毫不想抵制其國家的傲慢自尊。任何文學的悲劇故事都達不到外交白皮書所引起的恐怖效果。外交家們從一開頭就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結局，他們雖多半希望避免它，然而他們隨時會捲入瞬息激變的危機而隨波逐流。他們拘謹固執，不肯做出或接受本來可以拯救世界的小小的讓步，最後由於盲目的恐懼而匆匆把軍隊放出來，去干互相屠殺的勾當。 在我們從官方文件得悉的這些外交家們背後，支持他們的是巨大的民族貪婪和民族仇恨的力量，這是在現階段有害於人類的隔代遺傳的本能，是從野蠻的半獸性的祖先遺傳下來的，得到政府和新聞的全力關注和支配，被上流社會作為消解轉移社會不滿情緒的手段而加以強化。軍備製造商們以其邪惡的影響人為地助長這種本能，整個污濁的「光榮」文學和用以毒化兒童心靈的一切歷史教科書都鼓勵這種本能。 無論在其民族情緒方面，還是在其外交政策方面，英國並不比其他參戰國更可赦免其罪責。 過去10年來，由於政府的悉心培育和新聞界的襄助，已經培植起對德國的一種仇恨和對德國海軍的一種恐懼。我並不是認為德國是無罪的；我不是否認德國犯下的罪行比我們自己的還大。但是我的確主張，無論採取什麼必要的防禦手段，都應該經過沉著的深謀遠慮，而不可出之於完全多餘的恐慌夾雜猜疑的情緒。正是這種蓄意製造的恐慌和猜疑產生了使我們參戰成為可能的公眾輿論。 我們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沒有罪過的。瞞著國會而且甚至（首先）瞞著幾乎整個內閣所做的秘密協定，雖然一再遭到否決，卻把一種義務加諸國人，一旦戰爭狂熱達到下面這樣一個地步這種義務就突然被宣示出來，即戰爭狂熱已使輿論在發現許多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活都成為一個人的不負責任的決定的抵押品時，也能加以容忍了。然而，法國雖然知道我們承擔的責任，E.格雷爵士直至上月還拒絕通知我們保持中立或進行干涉的條件。8月1日他談到同德國大使的一次談話（第123號）說： 「他問我，如果德國保證不侵害比利時的中立，我們是否會許諾繼續保持中立。我回答說，我不能說這個話；我們仍有自由行動權，我們要考慮應當採取什麼態度。我所能說的只是：我們的態度多半會由這裡的輿論來決定，而比利時的中立問題會受到此間輿論的強烈關注。我不認為我們能僅僅根據這個條件就做出中立的承諾。這位大使逼問我是不是我不可能把我們繼續保持中立的條件談出來。他甚至提出可以保證法國與其殖民地之為完整的統一體。我說我不能不明確地拒絕根據類似的條件做出繼續保持中立的任何承諾，而且我只能說我們必須使自己的手腳不受任何束縛。」 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政府沒有盡到它對國家的責任，因為一直到它已將同法國的長期協定作為贏得信譽的基礎時，才宣布了這些協定；它也沒有盡到它對歐洲的責任，因為它沒有在危機一開始就申明自己的態度；它也沒有盡到它對人類的責任，因為它沒有把它保證不參加戰爭的條件通知德國，而這場戰爭，無論結果如何，必然會造成數不盡的苦難，犧牲成千上萬的我們最勇敢最優秀的公民。 伯特蘭·羅素謹啟 1914年8月12日 莫利勳爵注45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謝謝您告訴我，在對權利和政治智慧的這種破壞的問題上，您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像您這樣的人表示贊同是有實在價值的，我真誠地尊重您的意見。 您的 莫利 1916［1914］年8月7日 倫敦西南區 溫布爾登園區 王子路，弗勞爾米得 C.P.桑格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多謝你的來信。這整個事情的恐怖把我嚇壞了。你知道，我一向認為格雷是迄今使文明蒙羞的最壞最危險的罪犯之一，但令人難過的是一個自由派的內閣也參預策劃一場支持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專制政權而毀滅條頓民族文明的戰爭。我祈禱，讓經濟恐慌嚴重到迫使人們不得不很快實現和平，但是看來情況是壞透了。 你的情同兄弟的 C.P.桑格 1914年8月7日，星期五 布里斯托爾， 韋斯特伯里—昂—特里姆 F.C.S.席勒注46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我剛剛先在《國民報》上，然後又在白皮書上讀了您的那封令人欽佩的信，特別注意了一下在您所引第123號白皮書的那段話中達於頂峰的那些事件的後果。因此我必須向您表示我不僅完全同意您的意見（這是每個有文明教養的人的意見），而且完全贊同您的論證。在我看來，根據格雷爵士自己的言行，他顯然必須對這場大災難擔負很大一部分責任，不論他這樣做是存心如此還是出於愚蠢。他頑固地拒絕給德國以在某些條件下保持中立的任何保證，一直到他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他能使英國去打仗，而德國於是就會「瘋狂肆虐，四出殺伐」。但是證據表明，德國是願意出很高的代價來爭取我們的中立的。 首先（第85號白皮書）德國許諾保證法國本土的領土完整和比利時的領土完整（雖然允許它或可保持中立）。當格雷說那還不夠（第101號白皮書）而且要求給比利時的中立地位以保證（第114號）時，德國國務大臣解釋（雖然笨拙但顯然是真誠的）了困難何在（第122號），並說他一定向首相和德皇請示。各家報紙把這說成是拒絕做出保證，然而顯然第二天利希諾夫斯基同格雷的談話（第123號白皮書）就已做出了回答。而且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可能再做更多的讓步。他們已經接受了保證比利時中立和法國及其殖民地領土完整的要求，並暗示可以接受格雷要附加的任何條件（只要他提出來）。當然，那本會使對法之戰化為一場鬧劇，而且可能意味著法國根本不會受到（嚴重的）進攻，而只是被遏制。人們始終有一種印象，覺得德國實際想打俄國，為了建立同盟國體系，必須接納法國加入。人們還有一個印象，認為俄國曾把奧地利逼入絕境（第118號末尾處），很願意打仗（第109號，139號），正在伸展勢力，或者說被德國懷疑正在伸展勢力（第112號，121號，139號，第144號的第72頁開頭部分）。一想到任使血流成河完全是為了讓沙皇的獨裁暴政擴張到全世界，就令人感到厭惡。至於格雷的善意問題，你有沒有注意到新聞報道的摘要沒有提示第123號白皮書的重要內容?最初沒有一家報紙注意到它，大概就是這個緣故。至於《國民報》主編對您的答覆，他簡直顛倒了時間順序。利希諾夫斯基提出尊重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是在格雷發出照會之後，而且是對其照會的答覆。格雷的回答似乎純粹是一種「搪塞之詞」，如果他真的想要保持中立，他肯定會就利氏的建議反問道「這些就是可靠的保證嗎?」但是他根本未做任何反應。 但是，覆水難收，哭也無益，到現在還考慮如何拯救歐洲文明也沒有多大用處；我擔心這場可怕的災難會持續很久，足以將歐洲文明徹底毀滅。不過，我料想，當受苦受難的千百萬人民已經忍受了半年的大災難時，那些造成這場大災難的帝王將相、外交政客們也不會有幾個留存下來。 您的永遠誠摯的 F.C.S.席勒 1914年8月19日 薩里郡，伊謝爾 伊謝爾寓所 與J.L.哈蒙德的往來書信 親愛的哈蒙德： 我很高興諾曼·安吉爾在做出回答，而且很高興被他免職。 關於比利時，有幾個問題我要問你一下，不是進行爭論，而是因為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話，對《國民報》繼續懷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敬意，我過去同它一直是密切協同一致的。 一、過去許多年來，德國並無欲在下一場戰爭中經由比利時進攻法國的密謀，這是所有對軍事問題略加關注的人盡皆知曉的事實，《國民報》竟對此毫無所知嗎? 二、在前幾年《國民報》是否認為對比利時的侵犯（假如發生的話）是與德國交戰的一個正當理由呢? 三、如果是這樣認為的，那為什麼從未將這個看法做絲毫的流露，也從未要求政府向德國宣明這個看法呢?如果旨在拯救比利時，這是一個明顯應負的責任。 四、當所謂保護比利時的義務已然危害了可能由於同俄法的聯盟而產生的一切糾紛，為什麼《國民報》過去反對大陸國家的捲入? 在我看來，過去和現在一樣，《國民報》的政策是感情用事的，就是說它不肯面對不利於它的政策的事實。無論如何，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夠逃脫人們對它的指責，說它過去缺乏頭腦，現在歇斯底里。 如蒙賜復，無任感荷。 您的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14年9月5日 親愛的羅素： 您的來信（責備我的字寫得有些模糊不清）給我很大的震動，不過如果我不是先已從印刷商那裡得到過類似的告誡，我受到的震動會更大。因此，我已著手進行修改的費力工作，其結果是您看到了的。 我的信是回答您提出的一個問題，即如果《國民報》認為我們應當為保護比利時而戰，為什麼不告訴讀者這是它的觀點，又如果它持這個觀點，為什麼反對外國力量捲入。（我以最簡略的方式轉達尊函所言）首先，我必須請您——為了對《國民報》表示公正——把《國民報》和我區別開來。我從未負責該報外交政策（或有關軍備）方面的方針，我與它沒有聯繫。在波斯問題上我與《國民報》意見完全一致。因此回答您的問題我並不是很合適的人選；不過我想《國民報》可以自己澄清矛盾。 1.我不知道《國民報》是否曉得這一點。（就我個人來說，我是不曉得的。我總是認為德國會形成針對比利時和荷蘭的陰謀，我在《言者》上寫的有關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說，如果她（德國）進攻它們，我們不可能袖手旁觀。） 2.《國民報》在1912年4月，1913年3月和戰爭爆發前一周，都曾提醒人們注意我們對比利時所負的責任。 3.我推想他們沒有要求政府把這一點告知德國，因為他們想英國政府會考慮其所負的責任，這是盡人皆知的。 4.《國民報》認為，同法國和俄國結成協約國，更可能引起一次大戰，如果我們完全保持獨立，則更易於保護比利時。「德國不能為了一點微小的軍事利益而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如果她在其他方面也許還要指望我們持中立態度的話」（1913年3月1日《國民報》）。他們也許本來就是錯的，他們對格雷的總的批評也許對也許錯，他們認為可能建立英法德協約國的想法也許是不切實際的，但是他們在幾年間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努力工作，並認為是德國把它毀掉了，這似乎沒有什麼矛盾之處。馬辛漢的觀點是：（1）德國在最近兩周內不會為了歐洲的和平做任何讓步；（2）德國一定會侵入比利時。 如果您說您認為《國民報》過去沒有充分考慮到德國的好戰的勢力，我同意。我認為那是所有愛和平的人民共同的錯誤。布雷斯福德在其《鋼與金的戰爭》一書（有許多地方很精彩）中完全是一個懷疑論者，但是他卻預言在歐洲再也不會有大戰了。 您的 J.L.哈蒙德 1914年10月19日 奧特費爾德 海倫·達德利的來信 謝謝您所贈的鮮花。它們給我以極大的欣慰，您的信也是如此，——我把它讀了好幾遍。那天晚上是很可怕的——要不是我們彼此見到了，那會更可怕無數倍——我原以為我再也不會見到您了。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我的確理解您的情況，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覺得，一旦我恢復了氣力——我希望很快恢復——我們間的一種深厚而持久的友誼是可能的。無論發生過什麼事情最後都不會有任何影響，我們的友誼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最好的。 現在說聲再見了，如果在這個狂亂的世界上還可以談和平的話，那麼讓和平與您同在。 H. （海倫·達德利） ［1914年］ 致喬治·特納先生 親愛的先生： 很遺憾，我不能再向劍橋自由協會繳納會費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做它的會員。我過去支持自由黨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我認為他們不大可能像保守黨人那樣參預一場歐洲戰爭。結果表明，自從他們當政以來，他們一直在欺騙他們的支持者，而且在秘密地實行一種其結果為我所憎惡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無論直接地還是間接地）去支持現政府。 您的忠實的 伯特蘭·羅素 1915年4月26日 劍橋三一學院 下面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傑出的探險家和戰士。他曾於1903—1904年任英國赴西藏探險隊的指揮官。他是一個極討人喜歡的豁達大度的人，我非常尊敬他。我們在1914年曾同游茅利塔尼亞。 弗蘭西斯·揚哈斯本爵士的來信 我親愛的羅素： 您說由於您對戰爭的看法而感到孤立，令我頗以為慮。其實情況恰恰相反。您應當感覺到您的朋友們因為您的獨立精神和誠實正直而感到驕傲。那些自命不凡、自大成癖之徒則恰恰會被他們的朋友所鄙棄。但是很遺憾，他們倒不像您那樣有孤立的感覺。他們太意得志滿了，以致不會有這種感覺。只有像您這樣的人才會有此感覺。 但請您一定記住，您的朋友們，即使可能並不同意您的意見，他們也是敬佩您而且受惠於您的。最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時候，您本來應該把您所想的東西說出來。因為您對德國人和其他大陸國家比我們大多數人都更了解，而且您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原則也做過專門的研究。在這種時候，就需要有像您這樣可使我們其餘的人據以省察自己的榜樣。一直到戰爭爆發前我對德國幾乎毫無所知。我出於傳統傾向於採取軍人的觀點。因此我對待這個問題是從一種與您頗不相同的觀點出發的。我愈加想知道您的想法，並盡力根據您的看法把自己的觀點弄得正確合理。 根據我自己對政府活動和軍事態度的經驗，我要說，任何處於政府圈外的人從一開頭就對事情有一如實的看法幾乎是不可能的。危機是突然出現在外界公眾面前的。在表面的背後，危機一直在醞釀著，不過我們對之毫無所知或極少知聞。於是它突然爆發，我們則必須形成我們可能持有的最佳看法。至於軍事態度，我從個人經驗曉得，當你以物質的手段來加強你自己的觀點（你是多麼容易無視任何他人的觀點啊）時，那是多麼極端的危險。我在戰場指揮官們那裡就看到過這種情形，而我自己也許一直都很難聽得進別人的話。在我看來，這正是德國正在遭受的苦難。它（德國）確實積聚了強大的武裝力量，這就使得它對他人的感情和權利全然置之不顧。我認為我們必須教它明白的東西是這個起碼的事實，即漠視人們的權利和感情，是不會有好處的——它必須考慮它們。 您的非常誠摯的 弗蘭西斯·揚哈斯本 1915年5月11日 倫敦 下面是許多同類信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J.布爾的來信 你現在已不是三一學院的一個研究員，這可能完全是真事，而且幸好如此，——但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們（如果你有什麼朋友的話）不會否認你是一頭蠢驢。不僅是一頭蠢驢，而且是一頭卑鄙的、好說謊的蠢驢，因為你竟肆無忌憚地散布謊言，說什麼「無疑雙方都發生了種種暴行」。你，連同你的朋友（?）庇古、馬歇爾、沃爾特·G.貝爾、A.R.沃勒、科尼比爾諸人，都完全明白，指責英國軍隊犯有暴行乃是一種惡毒的謊言，只有投靠了德國佬的英國叛徒才會造出這種謊言，——你妄圖把俄國人引進來的那種卑劣做法就已說明了你是個什麼東西! 您的 J.布爾 1915年9月20日 賴德 下面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一次討論戰爭的會上代蕭伯納注47主持會議。 蕭伯納的來信，寄自倫敦中西區亞達菲街10號，1915年10月16日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您最好同韋布夫婦詳細談談。就我來說，確如精靈一樣在推動您。如果您不想引起爭論，只要說明下面幾點就很容易宣布開會了，即這是一次費邊派的會議，費邊社的任務是在人所能及的限度內對社會問題進行公正客觀的研究，探求消除社會災害的辦法；戰爭像其他社會問題一樣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做這樣的研究，與反徵兵的示威遊行和愛國精神之重振相併而行；這次晚間講座的題目是從心理方面看戰爭；並且表示您很高興來召集這次會，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肯定不會成為一個明哲保身、調和折衷、超然物外的人。我想爭取人們來聽講，使這次講座取得成功；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鼓動聽眾；不過我要以儘可能如閃電般公開挑戰的姿態來這樣做。重要的是這次會應當開得心情愉快而又富有勇氣；因為對每個人來說，實際的問題是心有恐懼。在適當的關鍵場合，他可以什麼都說，但在不利的場合，他就什麼都不說了，所以唯一棘手的工作是確定關鍵之所在。 對您提出的思路我確無異議，而且您在我發言之前或之後講，對我都是一樣的。我們的任務是讓人們認真地對待戰爭。使我惱火的是人們把該詛咒的事物視若等閒的那種令人駭怪的庸見和對我們認為愛國主義的東西的那種庸俗的輕薄態度。 永遠是您的 蕭伯納 又及：估計此信在午後晚些時候之前不會送達，所以我將它寄給韋布夫婦了。 下面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論協約國的政策的小冊子中批評了吉爾伯特·默里為格雷所做的辯護。 致吉爾伯特·默里 親愛的吉爾伯特： 謝謝您的來信。對您和外交部的關係我給出了一個錯誤的印象，非常抱歉。我確曾認為您與他們有更深的干係。 我同意您對未來所說的一切。我無意同那些主張自由思想的人發生爭論，雖然我在戰爭問題可能與他們有分歧。我認為有必要回答您，正如您認為有必要寫您的小冊子一樣，但是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我的回答中應該有任何冒昧侵犯之處；如果有的話，我表示歉意。我覺得我們的友誼仍然永存。無論此時此地可能發生什麼事情，我也會說上帝保佑您。 永遠是您的 B.羅素 1915年12月28日 倫敦中西區伯里街， 羅素宅邸34號 下面這封信本來應收入本書第一卷，如果在該卷出版時它在我手邊的話。前者機會既失，我就將它收在此處，與桑塔亞那的其他來信放在一起。 桑塔亞那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今晨接令兄一信。轉告您的口信，多多感謝。我要去泰里格拉弗住宅同他一起度過星期天，但預計下周一或二去劍橋，料可與您見面。同時我要代表哈佛大學向您提出一個建議，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新向您建議：您可否於下一個學年即1912年10月至1913年6月以哲學教授的身份去哈佛講學?羅伊斯要去休假，我將離開哈佛，帕爾默只在這個學年的第一個學期在那裡。只有佩里、明斯特貝格和兩三位年輕的心理學家留在那兒。他們的想法是請您開一門邏輯課，每周3小時，其中有一小時可委託為您做安排的一個助教宣讀論文等等，他們還要請您開一個我們所說的「習明納爾」（seminar，即討論班），討論您想要討論的任何問題。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在哈佛或波士頓洛威爾學院做一些較通俗的演講。這些演講會單獨付您報酬，而教授的薪金通常是4000美金（800英鎊）。我們希望您樂於考慮這個建議，因為您是年輕的美國哲學家學派最渴望向之學習的人。您會給他們帶來思想精確和獨立精神的新標準，打開他們的眼界，而且可能對該國新一代哲學家產生最大的影響。 我們並不特別急迫要得到您的回答，所以您無須在下周我們晤面之前寫信給我，除非您已做出極其明確而確定不移的決定，如果這樣，您可復一簡訊，寄到泰里格拉弗來。我的固定地址是： 南威爾斯，帕爾瑪爾，123號 布朗·希普利公司轉交 您的誠摯的 G.桑塔亞那 1912年2月8日 溫莎，昆斯艾克 又及：我的意思不是辭謝您要在我去劍橋時為我做推薦的好意，只是因為我在這個星期中間才能去，不知您那時去劍橋是否也方便。 桑塔亞那的來信 我在西班牙報紙上讀到這段關於「war babies」（戰時士兵的私生子）的話：「基欽納注48在創造一個軍隊的同時也創造了愛情。在一個往日只知道男婚女嫁的國度里，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G.桑塔亞那 1915年5月5日 牛津 桑塔亞那的來信 從軍事觀點來看，或者對於那些因為戰爭干擾了他們私人的或政治的陰謀詭計而震怒的人來說，局勢肯定很糟。這種局勢可能還要持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否則就會在一段虛假的和平之後舊態復萌。但是，像一個哲學家那樣極其平靜地來看時局，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悲觀的。當我到桑德福去吃午餐（我常去那兒就餐）時，看到剛剛耕耘過的大片農田，使我極感欣慰：英國正在變成一個被耕耘過的有教養的國度，而不是像野蠻的北日耳曼那樣遍是泥沼草澤的蠻荒之域。在我看來，僅此一點即足以補償一切損失而有餘：它正在奠立健全的基礎。至於俄國，我倒有點喜歡列寧（而不是那個昏庸的克倫斯基!）；他有一個他願為之奮鬥的理想，那是一個徹底反日耳曼的理想。如果他仍然掌權，他可能還必須同德國人打仗，而且會使用毒氣。此外，我認為他們在柏林的計劃已然完全失敗，使我們感到威脅的普魯士在教育、工業、軍事上的優勢在國內已被逐漸削弱了。他們現在不會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因為受其羈絆的人愈多，在他們自己的統治體制下突然爆發的爆炸性也愈大。 至於資本的破滅和損失，我不大關心。被殺死的青年們如果還活著，他們也變老了，而且不會有任何用處了；這樣無所用於世地過上許多年，他們也許死於黏膜炎或腎臟病，也許上絞架，或者老朽而死——難道這就不那麼令人可驚可怖了嗎?我希望甚至喜歡世界更貧困一點，我只願人口也能變得更稀少些；我非常希望過憑票證領麵包、憑票證住房的生活，我願自己被人們知道的只是一個編號，而不是一個教名，如果這一切能夠結束依靠謊言的生活，而且真正澄清政治空氣，但是恐怕災難不會大到足以這樣做的地步，而且儘管有列寧，恐怕人們還會修修補補拼製成某種虛假的安排，從而使我們一切還是以前的樣子。人民缺乏聰明才智，期望他們如此是不切實際的，那是很久以前我的哲學使我得出的一個結論。否則我怎麼可能在美國住了40年之久呢? 這一切不會使您感興趣，但是我既然寫了，那就隨它去吧。 ［G.桑塔亞那］ 致奧托蘭·莫雷爾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晨郵報》上刊登的一個美國人寫的、註明發自「里茨旅館」的信，說他在新學院教堂發現了一塊刻著「保衛祖國」的石碑，上面刻寫著在戰爭中死去的新學院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三個德國人!對此他表示驚駭困惑。他向教堂司事講了自己的驚駭，這位司事卻回答說：「他們是為他們的國家而死的。我認識他們——他們是極好的人。」他們為新學院帶來了榮譽。這位值得重視的美國人認為有必要給我們上一堂如何做愛國者的課。 「伊麗莎白」（我的嫂子）對她的5個德國外甥在戰爭中全都仍然活著感到遺憾。她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個美國人會喜歡她的。 如果你方便的話，我可在周三和周四（15日和16日）去看你。我想見一下［D.H.］勞倫斯…… 1915年 ［劍橋］ 自從我回到這裡，我已越加感到戰爭的重壓，——當你在這兒的時候，你就會驚駭地意識到戰爭造成的損失。而魯珀特·布魯克之死則使我痛感到這一點。現在待在這裡，一切慣常的生活都中斷了，真是難以忍受。將來會有下幾代的人——但我還是擔心，人類文明有些東西將永遠失去了，正如希臘在遭到這樣的毀壞時有些東西失去了一樣。說來也怪，較之對自己的一切朋友或任何事物，人們更珍視文明，珍視人類脫離野蠻狀態而緩慢取得的這種成果，文明似乎是人們為之而生的至高無上的東西。我活著不是為了人類的幸福，而是為了通過奮鬥取得某種心靈的進化。在這裡大部分時間這種進化是受到促進的，——已經做的一切要交給後代，他們將在我們停下來的地方繼續前行。現在一切都被阻不前了，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在其止步的地方重新啟動。而所有老牌的叛逆者卻會欣喜若狂。 星期天下午（郵戳日期為1915年5月10日） ［劍橋］ 我剛剛才意識到劍橋如何地壓制我。我覺得在這裡遠更具有活力，遠更能夠面對這個時代可能帶來的任何恐怖。但是從戰爭伊始，劍橋已不再是我的家園，不再是我的庇護所了。被人們視為一個叛國者，我感到無法形容的痛苦。在學院的四方院子裡每次與人偶然相遇都令我心驚膽顫，忐忑不安。人是應該鍛煉得更堅強些啊。 我最親愛的，請原諒我近來令人極不愉快。但是我的確很倒霉，恐懼纏擾著我。在心情平靜下來之前，我不想說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因為那太多了而且是瘋狂的。所以我是一個又硬又蠢的傢伙。 星期三晚（郵戳日期為1915年5月27日） 羅素宅邸34號 我想我將同反兵役聯誼會的人交成朋友。民主監督同盟太溫和而且糾纏於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戰爭結束以後再談這些事情是可以的，但不是現在。我希望好人們不要這麼溫和。我在這裡認識的主張不抵抗主義的人們都是一本正經進行道德說教的——人們覺得他們不了解人性有凶暴猛烈的一面，他們缺乏幽默感，缺乏強烈的意志，缺乏使人具有活力的任何東西。他們絕不會責斥法利賽人注49也不會趕走兌換錢幣的錢商。我多麼強烈地渴望人們能夠從自己本性的囚籠中掙脫出來。現在我甚至覺得，有某種巨大的力量由於我的懷疑論、犬儒主義和缺乏信念而被永久地拘禁在我之內了。但是無此拘禁的那些人則似乎總是無知而略顯愚蠢的。這種拘禁使人覺得非常孤獨。 對勞倫斯的哲學我一點都弄不明白。我不願跟他談論它。它不合我意。 星期五（郵戳日期為1915年6月11日） 勞倫斯從清早一直到10：30把我的時間都占去了，所以昨天我未能給你寫信。我們有一場可怕的爭論，但不是災難性的。他為各種各樣我覺得不該指責的事情而攻擊我——實際上主要是攻擊我之傾向科學和尊重事實。我將把他對我的提綱所寫的評論寄給你。我很樂於知道你對它們的想法。他帶我去見一個俄國的猶太人柯梯良斯基和［米德爾頓］默里及其夫人［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他們都坐在霍爾本飯店毗鄰的一間沒有任何設備的空屋子裡，門窗緊閉，不停地吸著俄國紙菸，一副疏懶而憤世嫉俗的樣子。我覺得默里令人厭惡，這三個傢伙的整個氣氛毫無生氣而且有一種腐朽的味道。 隨後我們去了動物園，——狒狒使我感到開心暢意。它故意長時間地看著每一個人，然後慢慢地張牙露齒，狂呼大叫，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仇恨和厭惡。斯威夫特注50也許會喜歡它。然後我們上漢普斯特德和雷德福去，勞倫斯夫人待在那兒。一個鐘頭之後我已經感到精疲力竭了，因為我們一見面就立刻開始爭辯起來。我對勞倫斯說，我認為無論如何首先我們應當互相獨立不倚，而不要試圖開創一個學派。他談論政治時，我覺得他是如此之狂誕，以致我無法同他正式合作。我希望他不要傷心。但就我仔細觀察，他似乎並未傷心。他的思想狂放不羈，誤將自己的願望當作事實。他的頭腦也糊裡糊塗。他說「事實」無關緊要，要緊的只是「真理」。倫敦是一個「事實」而非「真理」。但是他希望把倫敦推倒拆除。我力圖使他明白，如果倫敦是不重要的，那麼拆除它就是荒謬的，但是他仍然反反覆覆地說倫敦實際並不存在，說他很容易使人們看到它並不存在，於是人們就會把它推倒拆除。他對自己的說服力如此自信，我就要他馬上到特拉法爾加廣場去開始宣傳他的這些思想。這一來才使他清醒過來，開始坐立不安。他的態度有點瘋狂而且不很誠實，或至少是非常糊塗的。他沒有接受個人是軟弱無力的教訓。他認為我之力圖使他承認事實，乃純粹出於膽怯，缺乏大膽思想的勇氣，自我沉溺於悲觀主義之中，當你能使他對事實略有一點認識時，就如我終於做到的那樣，他就灰心喪氣了，說他要到南太平洋群島去，要娶六個當地的老婆陪他一起舒適地曬太陽。他是個固執難對付的傢伙。他的毛病是有一種瘋狂誇大的傾向。 1915年7月 是的，勞倫斯跟我在一起的日子是令人極不愉快的。我對他完全絕望了，只是計算著跟他結束交往還有多少時間而已。這部分地是因為他有肝病，但不完全是。勞倫斯非常喜愛雪萊，——這固然很好，但是同樣帶有對事實的厭煩。他所盼望的革命就是恰如雪萊所預言的一幫叛逆者飛逝而去，而人們則慶祝一個愛的節日。他的關於人民的心理學在一定程度上好得驚人，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又被具有強烈色彩的愛引入歧途。 星期五晚上，我同我在哈佛的一個學生T.S.艾略特及其新婚妻子一起吃晚飯。我本來想由於艾略特的詭秘玄虛，這位新娘大概是令人討厭的，但是她倒並不那麼討人嫌。她很快活，有點粗俗，敢作敢為，充滿活力——我想艾略特說過，她是一個藝術家。不過我原以為她是一個演員呢。艾略特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吸引力，但是慵懶不思振作；她說她嫁給他就是要激勵他奮發起來，但是發現她不可能做到。他娶她顯然是為了受到她的激勵。我想她很快就會厭倦他了。她因為害怕潛水艇，不肯去美國見他的親屬。他對自己的婚姻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對她友好相待，他是非常感激的。他是桑茲小姐注51型的美國人。 1915年7月 星期二 我的寶貝： 非常高興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信——一封如此珍貴的信。我希望我能避免陷入不幸。這我能做到，即使除你之外我還有一些利害關係而又不能繼續停留在家庭圈子之內，——否則若繼續待在那個圈子裡，我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純粹多餘的幽靈，只能旁觀不能參預，而且這種感覺已變得極其強烈而不堪忍受。每周在城裡過幾天我就會好起來的。女主人注52向我說明了情況，而且今天她的姐姐沃特洛太太進城去了，她帶我出去野餐時還要再給我講。她說（我相信她的話），她最初對我哥哥並未留意，因為她覺得他已有可靠的婚姻，因而認為他只適合做一個情人。突然，沒有跟她商議，他就寫信對她說他要離婚。這使她激動得透不過氣來，而且很令她高興；她聽之任之，什麼明確的話也沒說，但是默默地允許他著手進行一切。現在她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那個不可遏阻的時候即將到來，那時他的離婚已斷然無疑，而她也必須做出決定。她對他的不滿有如下幾點： （1）他睡覺時帶七條狗在他的床上。在這種情況下她片刻不得安眠注53。 （2）他高聲朗讀吉卜林注54的作品。 （3）他喜愛泰利格拉弗宅，而那裡是令人憎惡的。 我想如果有充分的時間去找，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缺點，這三點則是精心選擇出來向我訴苦的。她是一個喜歡阿諛奉承的人，她顯然給自己派了一項任務，即如果她同弗朗克斷絕關係，要使我不反對她。我太愛我的哥哥了，我太關心他的痛苦了，以至於從心底里不能原諒她，縱然她有十足充分的理由。她說她還遠未拿定主意，不過我想她是不會嫁給他的。她會很高興繼續有他做情人，但是我覺得他肯定絕不會同意這樣做。 我必須住筆了，因為我得馬上把信寄出去。 請勿以我為念。只要我不讓自己的思想過分專注於我不可能擁有的東西，情況就會好起來的。我喜歡跟孩子們去野餐，因為只有這時我才不是一個幽靈。當你在場的時候，我就無法融入家庭生活，一方面是因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方面則因為有你在場我總是怕受到你的指責而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我知道，由於我並不了解的一些理由，有些事情我做或不做都讓你煩惱，這使我在你面前不可能表現得輕鬆自如，雖然有時這使我把你所憎惡的東西誇大了。但是在我不很疲憊時，我還是能夠克服這一切的。由於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感到很不自在和驚恐，我的生命的活力在加辛頓不能保持長久，當它喪失時我就越來越無法抗拒要同你保持一個距離的想法了。 星期四晨［郵戳日期為1915年9月9日］ 哈斯勒梅爾，金斯利格林 哈奇 我的寶貝： 很高興收到你的信。我已經開始感到焦急了。我很高興勞倫斯過去是這麼了不起。我絕不懷疑他走是對的，但是我不能離開英國。我根本不忍心認為英國正在進入其生命的漸衰期——那太令人感到痛苦了。我是不相信這個說法的，我相信我們的民族在某個方面是健康而具有活力的。到處是黑暗和恥辱——但是我相信恥辱本身到頭來會喚起一種新的精神。英國愈是衰微，我愈是想要扶助它，愈是覺得自己不論好歹是與英國拴在一起的。除了英國，我不可能寫別的題材，與英國相比，別的東西似乎是如此之渺小。 你的B. 星期四夜（郵戳地址、日期為倫敦， 1915年10月29日） 艾略特昨天有半天休假，3：30回家。非常滑稽的是我怎麼會喜歡他，好像他是我的兒子。他愈來愈長大成人了。他對他的妻子有一種深切的、完全無私的熱愛，而且她也的確非常喜歡他，但是時不時地衝動起來就虐待他。那是一種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殘酷，而不是那種日常的直截了當的殘酷。我每天都在致力於使他們之間諸事順遂，但是現在我不能丟開他們不管，當然我自己對此也極有興趣。她是一個舉棋不定的人，她的結局不是一個罪犯就是一個聖徒——我不知道她究竟會成為哪一種人。對這二者她都有完全的能力。 星期三（郵戳日期為1915年11月10日） 我的寶貝： 我不知道最近我怎麼了，但是我已經又陷入了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時而會有的那種無精打采的狀態。我深知我應該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已失掉一切意志力。我需要有個人來管束我，來驅使我，告訴我住在何處，要做什麼，而不留給我任何自主權。我以前從未有這樣的感覺。我相信這是極度的精神疲勞，非常強烈的精神疲勞，它使我對任何東西都失掉了興趣，靠我自己的努力不足以獲得一種較好的心情。事實上我應該同任何可能被認為使我開心的東西作鬥爭。我的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恰恰是要實行靜坐和沉思冥想。 在課程結束以前我還不可能多行靜坐，不過那不會很久了。如果那時我能找個像德斯蒙德［麥卡錫］那樣的人同我一起到鄉村來而且迫使我去多做散步，我就會好轉的。但是人人都很忙，我也沒有精力安排這些事情。我現在沒有做任何工作。過些時候我得為去哈佛講學著手工作，但是一想到工作就有一種難以擺脫的恐懼感。我相信應該做點事情，否則我就要崩潰了。 艾琳（庫珀·威利斯）剛剛在這裡對我大罵海倫（達德利）——最近有人告訴了她全部事情——這並沒有使我比先前更愉快些。罪孽感是這些時候使我煩惱的東西之一。我想這種感覺的根源在於世界的狀況和嚴重的無能為力之感。我曾以為我已克服了這種感覺，然而它又復發了，而且比以前更甚。你能想出什麼辦法來幫幫我嗎?如果你能夠，我會非常感激你的。此時此刻我的生存真是糟透了。 我現在知道這恰恰是一種病態，它再也不會使我對你或任何人尋隙挑刺兒了。我已喪失了意志。我把它用得太多了，它突然崩潰了。 你的負擔已經夠重的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有誰能照料我一會兒又能不斷驅使我，那情形就會不同了。 你的B. 星期三（1915年） 附上懷特上尉的一封信。你會看到他對我懷有同勞倫斯一樣的敵意或對立情緒——我想這是我在精神上對之抱有同情的大多數人似乎都有的一種情緒——也許就是這同一種情緒使你未能如你最初認為自己要做的那樣關照我。我希望你把它找出來，告訴我它究竟是什麼。這種敵意使我感到非常孤立。我對之抱有理智的同情的人們幾乎從來沒有任何精神生活，或者即使有也幾近於無；而別人似乎覺得我理智的一面是不可容忍的。你會認為我又患了憂鬱症，但並非如此；我只是要尋根究底，把事情弄明白；如果我不能把它弄明白，就難求更大成就。 我曾對懷特說，使我感到煩惱的是：我的聽眾增多了，而應被我的講演注55弄得很不舒服的人卻未加多——著名的如阿克蘭夫人（她的丈夫曾入內閣），她安坐聽講，怡然自得，並未覺得我說的話是對政府的譴責。我曾想，講完最後一講後，我要從實用的角度強調一下道德的東西。 我覺得我不大了解你近來的所思所感。我一直很忙，信寫得不勤，所以我不能抱怨你。但是能見到你而且探明發生在你身上的某種東西將是一種寬慰。自從上次到加辛頓以來，就私事而言，我一直很快活。你還記得在你去見維托茲大夫注56時我寫過很多關於認識論的東西，遭到維特根斯坦最猛烈的批評嗎?他的批評雖然我認為你那時並不了解，但卻是我一生中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一個事件，而且對我此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影響。我認為他是對的，我認為我絕不能再希望去搞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了。我的動力被打掉了，有如一道波浪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我變得徹底絕望了注57，想要轉向你求得安慰。但是你正忙於請維托茲大夫看病，無暇顧及我。於是我就放浪形骸，調情取樂，而這又加深了我的絕望。我必須為赴美國講學寫講稿，雖然我過去和現在都相信哲學的全部基本工作都是邏輯的，但是我卻選取了一個形上學的課題。原因是維特根斯坦已使我相信邏輯上需要做的事情對我來說太困難了。因此我的哲學的動力在那個工作上並沒有得到真正必要的滿足，而哲學就失去了對我的支配力。造成這種情況的更多是維特根斯坦，而不是戰爭。戰爭提供給我的是一個新的、困難較小的目標，這個目標在我看來像舊的目標一樣好。我的講學使我相信在這個新的目標中有一種有潛在價值的生活和活動。所以我想要安靜地工作，而且就工作來說，我覺得比遭到維特根斯坦猛烈攻擊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平靜。 星期六［1916年］ 斯坦利·昂溫的來信 親愛的先生： 在最近一期《劍橋雜誌》上我極有興趣地注意到您計劃講授一門論「社會改造原理」的課程。 如果您有意以後將這些講稿以書的形式出版的話，我希望我們能有幸為你印行此書。 附上《向著永久的和解》的內容簡介，我們知道這是您很感興趣的一卷，我們預計在12月6日發行此書。 您的忠實的 斯坦利·昂溫 1915年11月29日 倫敦中西區， 博物館街40號 ［這是我同艾倫和昂溫出版公司打交道之始。］ T.S.艾略特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非常感激您的盛情——對您的慷慨相助我真可以說是受之太過了。很抱歉讓您非回來不可——維維恩說您一直是她的保護神——但是我當然會滿懷感激之情欣然接受這個機會。我相信您已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以最好的方法（比我更好）照看她，我常想要不是有您相助，事情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我認為我們應當感謝您，她能活下來全虧了您。 我十點半來，希望在您走前同您敘談。賽奇太太注58盼望您來。她使我在這裡過得很舒適。 深愛您的 湯姆 星期二［1916年1月］ 夏洛特·C.艾略特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您以海底電報發來的信前不久剛收到。我現在寫信是要感謝激發您來信的那種盛情。當然，像過去那樣，您會感受到近來在薩塞克斯發生的可怕的悲劇。艾略特先生不相信德國人（一切最可怕的東西的同義詞）可能攻擊一艘美國的客輪。那顯然違反他們的利益。然而我覺得德美之間仍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我們對德國的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知道得愈多，很多美國人就愈是義憤填膺。我很高興，我們的祖先是萬世一系的有法國血統的英國人。我要寄給湯姆一封信的抄件，這封信是他的高祖父在1811年寫的，說明他的祖父（他是諸兄弟中的一個）克里斯多福·皮爾斯於1676年出生於英格蘭德文郡。 我相信，您在各方面的影響會使我的兒子更堅定地選擇哲學為其終身的職業。伍德教授說他的畢業論文具有極高的價值。我希望他明年能謀得一個大學的職位。如果他謀不到，我會感到惋惜。我絕對相信他的哲學，但是我不相信他寫的自由詩。 湯姆非常感激您的同情和親切相待。我也有這種感激之情。 您的誠摯的 夏洛特·C.艾略特 ［T.S.艾略特的母親］ 1916年5月23日 威斯敏斯特廣場4446號 致布林·莫爾學院的英語教授露西·馬丁·唐納利 我親愛的露西： 我很高興得悉你在京都——迄今我只曾在三大洲上給你寫過信——到非洲和澳洲去完成你的採集工作，那是你通常的義務。 我的確希望你能設法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到英國來。能見到你將是極大的快樂，我相信我能使你同情我和我的大多數朋友對戰爭的看法。 你不必為我的講演擔心。海倫（弗萊克斯納）寫信來給我以嚴重的告誡，使我感到好笑。我原以為她此前應已知道在發表意見時保持社會警惕並不是我的長處。假如她在基督在山上布道時就認識他，她也會因為害怕布道損害了他在拿撒勒的社會地位而懇求他緘默不語。世界上重要的人物對這樣的事情是不注意的。事實上，我的講演很成功，——它們成為那樣一些知識分子的團結基礎，他們不僅對戰爭而且對一般政治問題都日益趨向我的思維方式。以前鄙視政治的各類文學家和藝術家都正被迫採取行動，正如過去在法國因德雷弗斯事件而被迫行動起來那樣。他們的行動終究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我首先就是對他們講話的。——我已經不寫有關戰爭的文章了，因為我要講的都講過了，也沒有什麼新東西要說。——我所追求的目標較之朋友們支持我的那些目標更遠大、更少急功近利。我不喜歡一個人由於說了他人正在想的東西而博得喝彩；我希望的是實際改變人們的思想。我一生主要的個人願望是能夠影響人們的精神；這種能力不是靠說些廣受歡迎的話得來的。在哲學上，我年輕時候的觀點極不普通、極其古怪，然而我曾獲得很大的成功。現在我已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涯，如果我能活下去而且保持能力不失，我大概同樣會取得成功。哈佛邀請我一年以後去教一門講座課，講我目前正在講授的東西，我已同意去了。戰爭一旦結束，這裡的人們需要的正是我所講的這類東西。你一旦了解了我的目標，就會明白我走的是實現目標的正路。任何一件大的事業，都要經歷一段艱難的時日，也許只有在你死後才會實現——但是如果你有真誠的決心，什麼艱難險阻都無所謂。我要講有關人生哲學和政治的重要問題，我們時代所特有的問題。過去十年間，這裡人們的總的觀點已經發生異常急劇的變化；他們的信念崩潰了，他們需要一種新的信條。但是那些塑造未來的人們是不會聽信依然保留著舊的迷信和清規戒條的任何東西的。在老一輩和年輕一代之間有一道明顯的裂隙；經過逐漸的進展，我決定站在年輕人一邊。因為站在他們一邊，所以我能貢獻給他們的不只是批評，而是他們樂於尊重的某種經驗。——望很快又聽到你的消息——你對遠東的印象使我很感興趣。 深愛你的 B.羅素 1916年2月10日 倫敦中西區伯里街 羅素宅邸34號 你讀過羅曼·羅蘭的《米開朗琪羅傳》麼?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書。 致奧托蘭·莫雷爾 哈夫洛克·埃利斯論性的書，我讀了很多。此書有很多人人須知的東西，非常科學和客觀的東西，最有價值而且有趣的東西。人們被禁錮起來，對性的問題全然無知（縱然他們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得），這種辦法太蠢了。我認為，幾乎所有文明的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不正常的，他們感到痛苦，因為他們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實際上和他們一樣。我們常聽說，人們在結婚時出了毛病，就因為他們不懂得會要發生的那種事兒，而又不敢坦率地談那種事兒。在我看來，婚姻顯然應由兒童組成，兒童不涉入的肉體關係，法律可置之不理，公共輿論可漠然視之。只有通過兒童，肉體關係才不再是一種純粹私人的事情。我確信全部傳統的道德都是與迷信有關的道德。不能說受到嚴格約束的人才更易於達到最好的事物，——他們或者不會放縱自己而長大成人，或者如果他們放縱自己，他們就會變成凶暴而魯莽滅裂之徒。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再見，我的寶貝。這些日子我極快樂而且充滿了愛。如果你來，能再見到你將是一大賞心樂事。 你的B 星期天下午 ［郵戳地址、日期為倫敦，1916年1月30日］ 我的寶貝： 我想我忘了告訴你我是到這裡來過周末的。我來給這裡的一個印度學生俱樂部「印度梅吉利斯」講演。他們約有百人，舉行年會聚餐，要我提議為「印度」乾杯。你的朋友薩拉瓦底（?）在場，而且講話異常之好。他們邀請我，是因為我對戰爭採取的方針，——至少我想是這樣。但是當我開始講話時，產生了一種奇異的責任感。我忘不了，我畢竟並不希望德國人得勝，並不希望印度在此時此刻發生反叛。我說如果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我不會認為我應當希望德國取勝。對我這個話他們報以冷場，不過隨後的一些發言表明，這是我的講話中他們唯一不同意的一點。他們的民族主義給我以深刻印象。他們談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團結，英國的壓迫，談到制服暴君的唯一辦法是使之突然敗北。他們中許多人聰明能幹，很真誠，很有教養。最後發言的是一個生物學家，對科學滿懷酷愛之情，正要返回印度。他說：「我將從這個繁榮昌盛的國度去向那個災難和饑荒的國度，從這個自由的國度去向那誠實反被視為不忠、正直敢言竟被誣為煽動叛亂的國度，從這個文明開化的國度去向那個宗教盲從的國度，去向我所熱愛的那個國度，去向我的祖國。一個人必須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才會熱愛這樣一個國家；而那些願為祖國效力的人們已經成為非常富有人性的人了。」使這樣的人才去搞政治鬥爭該是多大的浪費啊!在一個比較美滿的世界裡，他可能發現預防霍亂的良藥；但事實上他的生活將充滿爭鬥和苦辛，他要去抵抗惡，而不是創造善。他們全都是勇敢無畏而且很有思想的；他們大多是非常悲憤痛苦的。在他們的發言中還混合著一種奇特的大學生的玩笑戲謔，對牛津和劍橋的有關榮譽的嘲弄，以及能使英國青年閒時開心逗樂的話頭。他們每個人的發言中都有的這種混合是非常離奇古怪的。 今晚我又同他們或者說他們中的一些人會面了，給他們做了一次關於教育的講演。我的確很高興得以了解他們的觀點和性格。一個人有教養有知識卻屬於像印度這樣的一個國家，那一定是極其可悲的。 海倫（達德利）要來吃午飯。我希望我能見到尼科，還有阿姆斯特朗注59。昨天我同呆頭呆腦的沃特洛注60一起吃午飯。 我給這些印度人講了半個小時，事先毫無準備，沒有片紙的發言稿。我認為以這種方式講話更好，更自然而不單調。 1916年2月27日 三一學院 我的寶貝： 此間之令人沮喪已難以忍受——要不是有幾個印度人，幾個蒼白無力的和平主義者，和一些殘忍嗜殺的老頭（他們在年輕人不在時志得意滿一瘸一拐地走路），劍橋各學院就毫無生氣了。士兵駐紮在各學院的四方院子裡，在草地上操練；好戰的牧師們從大樓的台階上以極洪亮的嗓音向他們布道。夜間市鎮陷入一片黑暗，與之相比，倫敦成了燈火燦爛之所在了。人們所珍愛的一切都死寂了，至少在眼下；很難想像它們會恢復生機。沒有人考慮學術，認為它有什麼重要性。我從外在的死寂想到自己的了無生意——我繞著書架注視著我的那些數學和哲學書籍，它們以往似乎充滿了希望，饒有趣味，如今卻使我感到心灰意冷了。我做過的工作似乎如此渺小，同我們發現自己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了不相關。而除了工作，我什麼事情都很無能。五年前的一切期望像幽靈一樣閃現在我面前。我竭力要把它們從我的心中驅走，然而拂之不去。我們的一切快樂時光都藏在我的記憶中，雖然我知道最好不去想那些。我知道我必須工作和思考，並且學會對內心的事物發生興趣，但是極度的厭煩壓倒了我的這種想法。對縈繞心頭的憂懼繼續迴避下去是沒有用的。我必須讓它們把我纏住，然後面對它們。當我學會重新適當地工作時，我將愈加感到一種內在的精神的獨立性，情況就會好些。自從認識了你，我一直在力圖從你那裡得到一個人本應由自身取得的東西。 1916年3月19日，星期日晚 三一學院 我的寶貝： 自從你星期五寫來一信後，我一直未再收到你的信，但是因為我現在每天只取一次信（我是早晨去取的），所以那也不奇怪。 我今天有一段異常不快的經歷。勞合·喬治受了什麼導引覺得還不如親自查明有關拒服兵役者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邀了克利福德·艾倫、馬歇爾小姐和我到他在萊蓋特附近的寓所去吃午飯，是用他自己的車來接我們又把我們送回來的。他很不滿意，我想他只是想在開始討價還價時玩弄一下技巧。儘管如此，他看到了艾倫而且認識了這個實際的人，那還是值得的。要是把艾倫毀掉了，會使他更感到遺憾的。 我相信，在公共輿論和政府不再想迫害他們之前，這些人將不得不忍受很多痛苦。我有個印象，勞合·喬治是希望戰爭長期打下去，他認為整個局勢壞透了。他似乎毫無心肝。後來我在下院見到安德森（工黨國會議員），他是個油腔滑調的騙子。 我想勞合·喬治這個人是很隱蔽的。 首先要做的是徹底修改法庭的整個判決，對所有出於良心而拒服兵役的案子予以複審。有很多人無疑是膽小鬼：人們對膽小鬼殘酷得難以形容——他們有些人瘋了，有些人自殺了，而人們只是聳聳肩，說他們沒有勇氣。人類十分之九都是極端可惡的。 星期二夜（1916年） 布盧姆斯伯里區， 戈登廣場46號 蕭伯納的來信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葉芝給我來信談查普洛，而且附了一位夫人（他的表姊妹）的信。但是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法案已經通過了；他必須或者去服役，或者以其殉道精神經受磨難。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他要求免服兵役：他好像完全聽其自然，像一個孩子，不會想想法律同他個人有什麼關係，既不上訴也不聽人勸告。我個人對他沒有任何內在的感化力；外在的影響力也許有，但幫不了他的忙。 他的信不像是一個具有殉道者品質的人寫的。像許多文人一樣，他在實際事務方面似乎是無能的，而就某些方面說軍隊倒是他正該去的地方；因為在那裡他會被鍛煉得能夠面對不可避免的東西而又無須承擔責任。他會被供給衣食，得到訓練，被告知做什麼；他會有無數機會去思考其他事情。他不會被要求在來年去殺任何人；如果他覺得自己的良心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厭惡感，必要時他可以扔掉武器，然後去服兩年苦役，使他的良心好過一些。不過到那時他或者因為不適於在軍隊服役而被開除軍籍，或者不然的話他就懂得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必須按照集體的良知行事，不論其個人的良心會驅使他對此持何異議。我認為這是我們不能不對所有向我們求援的反戰愛和平的青年人講的事情。殉道是個人靈魂的事，你不能勸一個人去身體力行。我不會因為一個有才智的人力圖逃避（如果可能的話）極端可憎的軍旅生涯而怪罪他；但是查普洛似乎是太無能了，竟不曾做過逃避從軍的任何嘗試。他只是目瞪口呆地擋在壓路機滾滾碾來的路上。我為他難過，但是我只能勸他去服役。你能否提示一個更好的主意? 永遠是你的 G.蕭伯納 1916年4月18日 倫敦中西區 亞達菲街10號 又及：像下面這樣講恐很難對他有所助益：「是受英國的良心的約束，還是受我自己的良心的約束，我並不在意；但是我覺得我不理解諾思克利夫勳爵、愛德華·卡森爵士和羅伯遜將軍的良心，他們自然認為自己的東西是最好的。」 再及：我們的影響力的作用只限於在他被判決以後，以某種藉口把他保釋出來。 下面是我和散發者因之遭到起訴的那份傳單： 由於拒絕違背良心行事而被判兩年苦役 這是軍事法庭於（1916年）4月10日對家住聖海倫斯，丹頓格陵巷222號的歐內斯特·F.埃弗里特所做的判決。 埃弗里特是聖海倫斯的一位教師，從16歲開始就反對一切戰爭。他是作為根據良心拒服兵役者被移交當地法庭和上訴法庭審理的，二者對待他都極不公正，竟越出正常的做法，提議將他從學校開除。他們只是在判處他在非戰鬥勤務方面服兵役的條件下才認可他按良心行事的要求。但是既然這樣的非戰鬥性服役就是支持戰爭，使其他人能騰出身來到戰壕里去，因此他是不可能接受法庭的這個判決的。 3月31日他作為受缺席審判者而遭逮捕，被帶到地方法官那裡，課以2英鎊的罰款，並被移交給軍事當局。他們把他押送到沃林頓兵營，在那裡他被強迫穿上軍裝。4月1日他被帶到阿伯蓋萊，安置在非作戰部隊，那是軍隊的一部分。 對一切軍令，他一直採取一種消極抵抗的對策。第一個早晨（4月2日），當人們被命令集合去干雜役時，他拒絕了，說：「我拒絕服從任何軍事當局下的任何命令。」據下此命令的那個班長說，埃弗里特「是很文雅地說這個話的」。 班長向中尉做了報告，中尉又重申了這個命令，並且警告埃弗里特要明白他的行為的嚴重性。埃弗里特仍然有禮貌地做了回答，但是說明他何以不能服從這個命令。中尉下令把這個拒服兵役者關了禁閉，他在禁閉室里待了整整一夜。 上尉隊長來查看這個關禁閉者，他仍然聲明「他不會接受命令」。上尉下令將他帶到指揮官那裡，控告他違抗命令。 埃弗里特然後被帶到上校那裡，上校向他大聲宣讀了軍隊條令第9款，並說明違抗命令的嚴重後果。但埃弗里特仍然堅定不移，說「他不能也不願服從任何軍事命令」。 結果，他在4月10日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他在出庭作證時為自己辯護說：「我準備做不包括軍事服務在內的對民族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只要我不會因此而使其他人騰出身來去做我自己不準備做的事情。」 對他的判決是服兩年苦役。埃弗里特僅僅因為拒絕違背自己的良心行事現正遭到這種野蠻的懲罰。他正以同過去的殉道者一樣的受苦受難的精神重新進行昔日爭取自由、反對宗教迫害的鬥爭。你是同迫害者們站在一起呢，還是支持那些寧遭人辱罵、身心備受創痛而毅然捍衛良心的人呢? 還有40人像埃弗里特先生一樣因為忠於自己的良心而在遭受迫害。你能在這種迫害還在繼續下去的時候保持沉默嗎? —————————— 反兵役聯誼會印行，倫敦中東區，弗利特大街，索爾茲伯里宮，梅爾頓寓所8號 致《泰晤士報》編者，原載該報1916年5月17日 ADSUM QUI FECI注61 先生，最近反兵役聯誼會印發了一張有關埃弗里特先生案件的傳單，埃弗里特是一個出於良心而拒服兵役者，他以違抗軍事當局的罪名被軍事法庭判處兩年苦役。有6個人因為散發這份傳單被分別判處不同刑期的苦役監禁。我要聲明，我是這張傳單的作者，如果有任何人要被起訴法辦的話，那麼我就是首先要對此負責的那個人。 您的忠實的 伯特蘭·羅素 A.N.懷特海的來信 最親愛的伯蒂： 願你一切順遂。請告訴我我是否和如何能給你以幫助，略盡朋友之誼。你很了解，我雖然認為你對國家政策及個人對其所承擔的義務的看法是錯誤的，但這無傷於我們的感情。 摯愛你的 A.N.懷特海 6月4日［1916年］ 我將在9月份在紐卡斯爾開始講A部分，——我會把手稿給你的。 英國駐美大使塞西爾·斯普林·賴斯致哈佛大學校長的信 我親愛的校長先生： 我很遺憾地告訴您，羅素由於寫了一個對社會有危害的小冊子，根據王國國防法已被判有罪。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給他發護照，讓他離開這個國家的。 我很遺憾，愛德華·格雷爵士也感到遺憾，不可能滿足您的要求，但是我相信您會理解我國政府迫不得已而採取的這種做法。 說也奇怪，當我們因為羅素的態度而招致麻煩時，我正在柏林大使館，其時羅素正訪問柏林，德國政府對他的言論極為反感。注62 您的誠摯的 塞西爾·斯普林·賴斯 1916年6月8日 華盛頓英國大使館 致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詹姆斯·H.伍茲 親愛的伍茲教授： 您的來信和英國大使的信絲毫不使我感到意外。收到信後我給您發了一份海底電報，但不知您是否已收到。您的信厚意可感。至於提到我在柏林所做的種種事情，那是令人產生誤解的。1895年我為了寫一本關於德國社會主義的書而待在柏林，這使我與社會主義者發生了聯繫，因而被逐出大使館。我在柏林的整個期間，沒有公開地做任何事情。德皇因為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觀點而把他們大批監禁起來，這使我至今都對它感到憎恨。但是除了在純系私人的談話中，我在柏林的整個期間從未向人表露我的這種感情。1895年以後我再未去過柏林。 不知您是否已經看過或者收到對我審判的原原本本的報道。我已寄給您，但可能被信件檢查官給壓下了，他擔心美國人會了解我的罪過的實情。您當已聽說，我因此罪已被趕出三一學院。我的全部罪過就是：我說對於出於良心而拒絕參加戰爭的罪過判以入獄服兩年苦役的刑罰太過分了。從那以後，同樣的罪曾被判死刑，後減為10年苦役。無論何人，若以為在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我會閉口不語，那就大錯特錯了。政府徒勞地力圖懲罰我們這些不肯保持沉默的人，不過是把它自己的錯誤公之於世罷了。有職業的人因為犯了我所犯的罪而被投入監獄，當他們出來時，沒有人會再雇用他們，以致淪落到靠賑濟過活。這是一場為自由而戰的鬥爭。 這封信無疑到不了您的手上，不過信件檢查官也許會發現它很有趣。如果您確實收到了此信，請即函告。弄清楚究竟什麼可通過郵檢，是一件關乎廣大民眾利益的事情，如果六周之內沒有您的回音，我猜想此信已被壓下了。 這是一個險惡的時期。但是在外面有一種新的精神，由此終究會產生出好的東西來。我希望您的國家不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 永遠對您深懷感激的 B.R. 1916年7月30日 羅素宅邸34號 致奧托蘭·莫雷爾 我的寶貝： 一千遍地感謝你的親愛的親愛的來信，我剛剛收到它，快何如之。 這次起訴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在道德上這對我是一個極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案子。我自己認為，這個案子在法律上也是有利的，雖然他們無疑會判我有罪。而且毋寧說我希望他們這樣做。我已見過訴狀律師（喬治·貝克）並準備星期一在第一法庭上無辯護律師出庭的情況下為自己辯護。然後我將上訴注63，在第二次開庭時聘用一位辯護律師。第二次開庭要遲至秋天，因此我可以按原來的計劃在夏季到全國各地去走走。那絕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計劃——除了它可能帶來的任何好處外，我還能獲知很多我想要知道的東西。 我見到了馬歇爾小姐和艾倫還有其他許多人——他們全都很高興，而且希望我受到一個苛酷的判決。那是一大趣事，也是一次極好的機會，我一直渴望著的那種機會——而且這是我合法得來而非特地設法弄來的機會。我現在將返回劍橋，星期五再來並將在這兒待到星期一。星期一11點半你要想到我。我希望我配得上享有這個機會。 再見，我的寶貝。你的愛和同情對我的幫助遠比你知道的要多。 你的B. ［1916年6月］ 今天我同摩根·瓊斯牧師一起吃午飯併到鄉間散步，他是這裡（南威爾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也是一位真正的聖徒。然後我去鄰近的一個城鎮參加一個會——原定在一個學校里開，但在最後時刻被拒絕了，因此我們就在露天開會。一位唯一神教派的牧師講了話，他有一個兒子是拒服兵役者。拒服兵役者們為和平事業所做的一切真是了不起——英雄主義再也不是僅僅屬於戰爭的。 我本應到懷有較大敵意的一些區里去。在這裡的工作很輕鬆，我覺得我最好在倫敦工作。23日以後我將返回倫敦，——到那時，我們民族委員會大多數人都會離去了。 我亟欲知道艾倫來訪的情況。我非常擔心那是一次失敗。 講話是一種神經高度緊張的過重負擔。所有其餘的時間我都覺得很輕鬆。但是我睡得很好，心境平和，因此我實際不覺疲憊。現在我絕無任何根本的憂慮。 美國去不成，三一學院的職位也可能失掉，我將陷入非常窮困的境地。我將不得不另謀掙錢的辦法。我想如果三一學院辭掉我，我就在倫敦公開進行哲學問題的學術講演。如果講演獲得成功，那是令人高興的，因為它們與政治無涉。我一直常常夢想著像阿伯拉爾注64那樣建立一個獨立的學派。它可能帶來巨大的成果。我覺得我的生命才剛剛開篇——其後的篇章已在準備中——我這是就工作而言的。最近我不知怎的發現自己（我鎮靜而清醒）再也沒有那種力量無法在自身實現的感覺了，這種感覺過去一直不斷地折磨著我。我不在乎政府當局如何對我，他們不可能長久壓制我。以前，我有一種邪惡或消極順從的感覺，——現在我感到很積極，對自己的活動很滿意——我再也沒有內心的衝突了——實際上沒有任何東西使我煩惱了。 我明白了，最沉重的壓力一過去，我就需要有某種更理智的工作。但是我注意到對政治理論有無數可做的工作。搞政治理論的好處是：它要了解各種各樣的人，能獲知各種各樣的人類事實——它不會像抽象的工作那樣使我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唯一的疑慮是：有一天我會不會又被酷愛像數學那樣的永恆而完美的事物的感情所征服。即使最抽象的政治理論也是非常世俗的和短暫的。但是那必須留給未來去評斷。 同你見面如此之少，令人非常遺憾。我覺得我們似乎會失去卿卿我我的親昵，拋棄以往互相傾吐隱秘心事的方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會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現在對你的內心生活極不了解，我希望多知道一點，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使其表露出來。我自己的存在已經變得如此客觀，以致現在我幾乎不復有一種內心的生活了——但我本來會有自己的內心生活的，如果我有閒暇的話。 我最親愛的，我滿懷對你的愛——在我的心中總是幻想著戰後的幸福時光，那時我們將回到詩、美和夏日的樹林，而且我還幻想著超乎塵世的事物。但是戰爭把我們束縛在這個塵世上。有時我感到疑惑，不知我們倆是不是已經變得如此缺乏人情味，以至難以專注於個人之愛——對你來說，那總是很難的。果如是，那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希望並非如此。如果可能的話，給我寫一封詳細的信，談談你的內心生活。 星期一晚［1916年］ 劍橋三一學院評議會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根據我的職責，現通知你，學院評議會今天一致通過下述決議： 「鑒於羅素先生按王國國防法已被判有罪，而且經上訴此判決已被確認有效，茲免去他在本學院的講師職位。」 你的誠摯的 H.麥克勞德·英尼斯 1916年7月11日 劍橋，三一學院 塞繆爾·亞歷山大注65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我對三一學院的做法感到憤慨，他們這樣做使他們丟臉（也使他們為人恥笑）。我並不同意你對戰爭的看法（我想你可能知道這一點），而且我無法判斷你的行為的後果——雖然我憎恨對待拒服兵役者的那種拙劣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通情達理的人們，即使個人並不認識和讚賞你，卻尊重公正的判決，三一學院的做法既不可容忍也不合理。這對我們大學中（還有別的地方）所有的人也許比對你個人更為重要。 你的誠摯的 S.亞歷山大 1916年7月16日 曼徹斯特 威辛頓 布倫斯維克路24號 我只有三一學院的地址，來信務請寄到那裡。 我兄弗蘭克的來信 我親愛的伯蒂： 三一學院的通知我已在報上看到了，無論你說什麼，我對此深感遺憾。毫無疑問，這些古板不通人情的老教師們與你意氣極不相投，由於你的觀點對你也很不友好。但是我總還是認為你很適合過學術生活，在激發青年人的思想方面，有一種對青年極重要的個性。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懷念它，而不只是意識到它而且可能感到遺憾。 我不可能試圖為你設計你的生活道路——你必須是你自己的行動的唯一嚮導和唯一裁判——但是切勿過於急躁地使自己完全隔絕孤立起來，首先要當心廣大的聽眾。普通人是這樣一種蠢人，任何善言談的有能力的人都能使其動搖轉向。世界對於像你這樣才智出類拔萃者所希望的不是行動——尋常的政治家或煽動家足以當此——而是思想，這是一種遠更罕見的品質。仔細考慮我們的問題，將思考的結果筆之於書，讓下一代的教師們慢慢地把它廣為傳播吧。不要以為你遇見的人都像你一樣認真，一樣深刻，一樣真誠。 作為有關人類的單純經驗和知識，你目前所做的事情也許有其價值，但是你明白，我想對你說的是：你在糟蹋自己。你不是在為世界最好地利用自己的才能。一旦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你就會改變你所從事的種種活動的。 好啦——我並不常勸誡你，因為一般說來你不需要勸誡，但在我認為你有點（或者更確切地說，很有些）昏昏然的時刻還是要給你以勸誡的。 到2月1日還有很長時間——你為什麼不早些去美國呢?——擺脫掉你他們當會非常高興! 到倫敦時來看望我們吧，8月份儘可能在這兒同我們共度幾天平靜的日子。 深愛你的 F. 1916年7月16日 奇切斯特，泰利格拉弗宅 F.M.康福德注66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我今天才收到關於學院評議會的舉措和你在市法院受審的報道。 我必須對你說，我認為你的案子是未經辯駁的，也是經不住辯駁的，就我能看到的而言，那個判決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 我很高興你說你會尊重你那些不像你一樣是和平主義者的朋友。你對我怎麼想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很讚賞你所進行的鬥爭。 至於學院評議會，你對它太了解了，不會把它跟學院混為一談。那些老先生們，我上次看到他們的時候，覺得他們都不同程度地發了瘋。當年輕教師們回來的時候，他們非得干一場不可。我確信，全學院大多數人會反對評議會，如果把它提交全院大會討論的話。 評議會使我們受到屈辱，我極憤懣。當你和穆爾回到劍橋時注67，我很高興我們又得到了你們二位，現在我們失去你們中的一位，這確實是一種不幸和屈辱。 您的誠摯的 F.M.康福德 1916年7月23日 薩里郡，岡沙爾 伯羅斯山 致G.洛斯·迪金森 親愛的戈爾迪： 多謝你發表在《國民報》上的信注68，我以感激之情讀過了。我有點覺得是在讀自己的訃告注69，這是我一直希望能做到的一件事!懷特海夫婦對此事（指三一學院將羅素免職一事。——譯註）的態度很公正。我認為，麥克塔格特和勞倫斯是挑頭的人物。我的全部財物已被強制拍賣，但是由於好心的朋友們把它們買回來了，我沒有受到什麼損失。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無論是誰，我都至為感激和深受感動。 克利福德·艾倫明天將被拘捕。凱斯門特注70要被槍決。我為自己還自由自在未身陷囹圄而感到羞恥。 你永遠的朋友 B.R. 星期天［1916年］ 倫敦中西區伯里街 羅素宅邸34號 3.付了100英鎊罰金之後：伯特蘭·羅素同利頓·斯特雷奇和奧托蘭夫人在一起 4.多拉·布萊克［照片由平肖提供，紐約］ C.P.桑格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你會明白我對所有這些迫害有怎樣的感覺。你曾否在我們的住處見過康斯特布爾——一個要去當律師的年輕經濟學家?他現在是一名少校了，從前線寫信給我說：「我非常高興看到，對三一學院對待伯特蘭·羅素的做法已有抗議。我必須告訴你，我在這裡遇見的人們幾乎全都贊成我的意見，認為三一學院不過暴露了自己的愚蠢可笑罷了。」…… 梅斯菲爾德正寫文章報道達達尼爾海峽，已獲許查閱某些官方文件等等。有名的文學家們竟會試圖把一種純粹的災難描寫成美國人奢侈靡費的「史詩」，這是最令人沮喪的。 你的兄弟般的 查爾斯·珀西·桑格 1916年8月22日 阿斯頓，蒂洛爾德芬徹斯 詹姆斯·沃德注71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看到你在受困擾和迫害，我很吃驚也很傷心。那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猜不出他們究竟出於什麼動機。難道他們怕你偷偷地溜到美國去，或者有某個狂熱之徒要使他們相信你是麥克塔格特們所謂的親德派嗎?我得知已宣布你將去曼徹斯特講學的消息，你的講學有沒有遭到禁止的危險呢?這時你恰恰必須保持尊嚴和耐心，鎮定自若，不久會有支持你的呼聲發出來的。 自從我們見面以後，我一直試圖起草一份聲明，為你的行為辯護，把它送給學院的所有同事（評議會成員除外），作為號召大家抗議評議會的做法的一個開端。注72…… 永遠是你的 詹姆斯·沃德 1916年9月3日 劍橋 塞爾溫街6號 下面這封信的作者不久之後被殺害了。我從未見過他，但是我認識了他的未婚妻多蘿西·麥肯齊，她在得知其夫的死訊後，有三個星期雙目失明。 A.格雷姆·韋斯特少尉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看到以您為不幸主角的這台令人驚異的滑稽戲又加了新的一幕，我禁不住要給您寫信。您當然知道我們這些依然活著的頭腦清醒的人或依然神智正常的人對您只有欽佩，因此您可以大聲地說他們這台戲的調子是荒謬的。確實，我認為它是荒謬的，但不是對我個人而言。 能夠直接跟我在戰前曾如此欽敬的一位最明晰最優美哲學散文的作者通信，我不能不感到莫大的喜悅，而且現在當所有的知識分子（謝天謝地，除了蕭伯納）都喪失了理智的時候，我更大大地欽敬您了。 當理性和思想陷入危機，當您，理性和思想的最有才能的鬥士，成了拙劣無能和譏諷嘲笑的犧牲品之際，我想我冒昧寫信給您，是可以得到諒解的：在這樣一個時刻，愛正義的人們應當說話。 我知道您在軍隊里一定有很多朋友，您也一定知道軍隊里也有懷著善意的人，雖然英國之有今日是靠了軍隊和軍隊的統治；不過更有信心的完全理解和同情大概不會使您厭煩吧。 如果我重返部隊，——我希望我能回去——我會在我們排里找來半打的人跟我一起簽名，在這裡情形就不同了。 感謝您所做的一切，感謝您所寫的一切，感謝您的《自由人的崇拜》、《戰時的正義》和《協約國的政策》以及其他著作；我希望我能活著見到您（當然也希望您活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對您下手）。 您的誠摯的 A.格雷姆·韋斯特少尉 1916年9月3日，星期天 多爾塞特，韋勒姆 博文頓營地 牛津郡和白金漢郡輕步兵第9營 H.G.威爾斯注73致邁爾斯·馬勒森 親愛的先生： 我認為根據良心拒服兵役者中有少數人是真誠可敬的人，但我相信，除非拒服兵役者的道路受到阻難，它會成為各種各樣逃避兵役者的逋逃藪。當然，很多管制的工作落到了一些魯莽滅裂之徒手中。對這些「殉道者」我的確不很同情。我不像您那樣肯定地認為所有根據良心拒服兵役者之拒服兵役都是出於愛而不是出於恨。我從未聽到坎南或者諾曼滿懷愛心地談過任何人。他們通常總是持一種對立的態度——反對任何事物的態度。狂熱養成了他們的壞脾氣。我認為《勞工嚮導》一伙人是極不誠實的，我是指拉姆齊·麥克唐納、E.D.莫雷爾和《勞工嚮導》的主編。我也許是錯的，但這並非我輕易得出的一個單純的信念。 您的非常誠摯的 H.G.威爾斯 ［1916年］ 倫敦西南區白金漢門 聖詹姆斯公寓街52號 我在1916年9月5日與科克里爾將軍會見的記述： 我與弗蘭西斯·揚哈斯本約定（下午）3點15分到國防部去見科克里爾將軍。他身邊放著我在南威爾斯的講演，而特別注意我在卡爾迪夫講演中說的一句話：這場戰爭沒有任何理由還要繼續下去。他說對礦工或軍需工人講這種話就是意在削弱他們的熱情。他又說我是在鼓動人們拒絕為祖國而戰。他說他會撤銷禁止我進入禁區的命令，如果我願放棄政治宣傳而回去搞數學的話。我說根據良心我不能做出這樣的許諾。 他說： 「您和我對良心大概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它是一種內心的呼聲，當它變成喧嚷和叫囂時，恐怕就不復是一種良心了。」我回答道： 「可是您並沒有把這個原則用在那些為支持戰爭而撰文和演說的人們身上；您並不認為他們把自己的意見秘而不宣就是有良心的人，如果他們把意見公諸報端或講壇就只是一些宣傳鼓動者。您這樣的區別對待似乎有點不公道。」他沉默良久，然後回答道： 「是的，不錯。但是，」他說，「您已經說了您要說的話，難道說了這些您還不滿足，還不能轉而談談別的話題嗎?」——於是他又樂於補充一句說：「您不能談談您已取得如此傑出成就的那些工作嗎?您不覺得繼續重複同一話題有點缺乏幽默感嗎?」 我沒有回答他說我在《泰晤士報》、《晨郵報》和其他愛國報刊上確實看到了這種缺乏——如果那是一種缺乏的話——在我看來它們是有點喜愛重複的癖好，而且如果我反覆地講是徒勞無益的，那麼他為什麼如此急於阻攔我繼續說下去呢。但是我確乎說了：新的問題將不斷出現，我絕不能出賣自己談論這些問題的權利。我說： 「我向您、作為一個人的您發出呼籲，如果我同意您提出的這筆交易，您不會覺得對我減少了幾分尊敬嗎?」 他遲疑許久才回答道： 「不，我會更加尊敬您：如果您明白了反反覆覆地講同一件事是無用的，我對您的幽默感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了。」 我告訴他，我在考慮去格拉斯哥、愛丁堡和紐卡斯爾做關於一般政治學原理的講演。他問我這些講演是否包含他所反對的那種宣傳。我說不包含，不直接包含那種宣傳，但是會提出一些一般的原理，那些宣傳就是從這些原理髮揮出來的，而且具有足夠敏銳的邏輯能力的人無疑都能做出推論的。因此他認為不能允許這樣的講演，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談話結束時，他急切地要求我不要在士兵們正在進行生死攸關的鬥爭之際使他們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 我對他說，他以為我的影響足以造成這樣的結果，是過分看重我了，但是我不可能由於威脅而停止我的宣傳，如果他希望他的要求具有分量，他就不該伴之以威脅。我說我不得不去做政府當局認為會引起麻煩的任何事情，我對此都真心實意地感到非常抱歉，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我們互相尊重地道別了，至少就我來說，毫無敵對的情緒。然而極其明顯的是，如果我不放棄政治宣傳，他就打算進而採取極端的措施。 致奧托蘭（莫雷爾） 我的寶貝： 看來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政府當局對我持寬容的態度——我有點遺憾!我同T.S.艾略特太太在一個更適當的基礎上重新搞好關係一事即將結束，我認為一切順利。待安排妥當，我就到加辛頓來。我渴望去那裡。 這一段時間我懂得了許多事情。說也奇怪，一個人怎麼會找到他實際需要的東西，而那個東西總是非常自私的。我經常需要的東西（不是自覺的，但是發自內心深處）是刺激，是使我的頭腦保持活躍和才思橫溢的那種東西。我想那就是使我變成一個無情掠奪者的東西。我大多是從本能的成功感中獲得刺激的。失敗使我頹喪。有各種各樣的事情使我產生失敗感——例如，除了少數幾個人，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都從事於代替兵役的其他軍事服務工作。維特根斯坦的批評使我有一種失敗感。你我之間真正的苦惱就在於你使我有一種失敗感——首先是因為你不愉快；然後也由於其他方面的原因。同你在一起要真正地而非短暫地感到快樂，我就必須丟掉那種失敗感。我跟艾略特太太在一起有一種成功感，因為我獲得了我想獲得的東西（那並非如此之艱難），然而現在我失掉了那種感覺，這一點兒也不是你的過錯。成功感促進我的工作：當我失去它時，我的寫作就變得呆滯而無生氣。我時常覺得成功與幸福距離很遠：這取決於你將自己的意志投入何物。正是為了得到刺激，我本能地轉向在其中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那些事物。 我一向是因為你本身而喜歡你，不是把你作為一種刺激，也不是為了任何自私自利的理由；但是當我感到雖然喜歡你卻並不覺得成功時，我已喪失了活力，由此而產生了一種本能的憤懣之情。一切的事情，其源蓋出於此——既然我已弄清事情的根源，那就不再是一種煩惱了。但是除非我同你在一起不再有一種失敗感，我一定會不時地繼續從別的地方尋求刺激。只有不再關心工作，我才不會再有失敗感，——我相信這一切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對於你，我會在一個不同的方向上傾注自己的心愿，如果我知道我能夠在任何方向上取得成功的話。但是我認為按照那個辦法這是辦不到的。 在一些極其罕見的瞬間，我有過神秘的頓悟，那時我擺脫了追求成功的意志。但是它們又帶來了一種新的成功，我馬上注意到並且需要它，於是我的意志又逐漸回到老路上來。而且我不相信沒有那種意志我會做出任何值得做的事來。那簡直是糾纏不清的。 星期一夜 ［1916年9月］ 致康斯坦斯·馬勒森（科莉特） 你已經到了我一直力爭要去的地方，而且是經過了長久的不倦的努力。過去我恨過許多人。我嘴上雖仍然很容易發出仇恨的語言，但是我現在實際上不恨任何人了。一個人之所以恨別人，是由於遭到挫敗——而現在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失敗感了。任何人都不必總是被挫敗，——一個人要使自己成為不可戰勝的，取決於他自己。最近我有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自由感……我不喜歡社會主義的精神——我認為自由是一切的基礎。 * * * 「達到無限和平的關鍵」—— 我並不像那樣的偉大，真的不是——我知道和平在哪裡——我時時看到它和感到它——但我仍能想像剝奪我和平的那種災難。但是有一個和平的世界，我們可以生活於其中，然而仍能積極地超越世上一切惡的東西。你知道有時候人格的一切障礙垮掉，一個人可以自由地進入他想進入的世界——群星、夜晚和風，人的一切情感和希望，所有緩慢生長著的那些世紀——甚至寒冷的深不可測的空間也順利地生長著——「E il naufragar m'e dolce in questo mare'」。注74從那一刻起極度安寧的某種性質進入了人們所感到的一切事物——甚至在人們最慷慨激昂的時候。日前的一個夜晚我在河邊感覺到它——我曾想你會退縮——我覺得如果您真的退縮了，我會失去我平生所逢最美妙的東西——然而一種極度的根本的安寧一直存在——如果它不曾存在，我相信我就會失去你了。我無法忍受在純粹個人事情上的心胸褊狹和諱莫如深。——我希望永遠對世人坦誠無隱地活著，我希望個人的愛像一道照亮黑暗的燈塔的閃光，而不是逃避寒冷的膽怯的避難所，如我們常見到的那樣。 群星照耀下的倫敦異常動人。各個孑然自立的生命之短暫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在某些方面，我無法訴諸空間，我覺得我們的某些思想和情感只在當前是重要的，另一些思想和情感則如日月星辰那樣是永恆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它們現實的存在是短暫的，有些東西——某種精神或本質——似乎持久長存，似乎是真正宇宙史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各個人的一部分。不知怎的，那就是我想要如何活著，以使生命儘可能多地具有那種永恆的性質。我無法解釋我說的是什麼意思——你一定要知道——當然我並沒有成功地那樣生活——但那是「打開和平的閃光的鑰匙」。 哦，我很快活，很快活，很快活—— B. 1916年9月29日 戈登廣場 我原打算告訴你許多有關我的生活的事情，但每一次正值此際卻欲言又止。我是異常不幸的，因為我的生活模式是複雜的，因為我的天性無可救藥地複雜；眾多互相矛盾的衝動驅使著我；使我深感遺憾的是，由於這一切，一定會使你產生痛苦。我的核心經常是而且永遠是一種可怕的痛苦——一種奇特的難以抑制的痛苦——那是對某種超乎世界萬有的東西、某種崇高而無限的東西的追求——對至福直觀的追求——對上帝的追求——我並沒有找到它，我並不認為它要被找到——但是對它的愛乃是我的生命——那猶如對一個幽靈的狂熱的愛。有時它使我暴怒，有時使我絕望，它是藹然和婉的源泉，又是殘酷和工作的源泉，它充滿於我所擁有的一切感情——它是我內在生命的實際的原動力。 除了說它是一種愚蠢，我無法解釋它或者使它看來像什麼東西——但不論是不是愚蠢，它都是我身上任何好的東西的源泉。我知道別的人——尤其是康拉德——也有這種痛苦，但畢竟罕見，——它使人異常孤獨，產生一種極其孤立的感覺——它使得人們的信條常常顯得淺薄。現在，大部分時間裡，我並不意識到它，只有在我受到強烈的刺激（不論愉快還是不愉快）時才意識到它。我力圖擺脫它，雖然我並不認為應當這樣做。與你同在河邊的時刻，我最強烈地感到它。 有一次我對你說：「窗戶永遠對世界開放」，但是一個人通過他的窗戶不僅看到世界的歡樂和美，而且看到它的痛苦、殘酷和醜惡，而且前者和後者都值得一看，一個人有權談論天堂之前應當先窺視一下地獄。 B. 1916年10月23日 戈登廣場 格雷姆·韋斯特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今晚在索姆河上我剛剛讀完了你的《社會改造原理》，離開前線時我發現它正在等著我。我看到過兩篇評論文章，一在《國民報》上，一在《土地和水》上，從前一篇的稱讚和後一篇掩抑不住的輕蔑，我預知這是一本好書。隨著英國的輿論似乎愈來愈陷入喪失尊嚴的仇恨的深淵，它更加激勵我。只是因為有您所表達的這樣一些思想，只是因為有像您這樣的一些男男女女，才值得從這場戰爭中活下來——如果一個人碰巧倖存下來的話。在那閃爍著清冷光輝的小圈子之外，我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灼熱的沙漠。 但不要擔心我們精神的生命會死滅，也不要擔心希望或活力已然喪盡；對我們少數一些人來說，無論如何，支持我們去建立「上帝之城」的希望使我們擺脫了當前的這些恐懼，超越了我們在報上看到的對思想大不寬容的態度。我們不會變得頹喪無力，我們在這裡耗費在一件可恨的使命上的精力和耐力將會加倍地用之於和平帶給我們的創造性的工作。我們還很年輕，即使遭受這些苦難，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都不會被永久地損害。 更確切地說，在您的書出來之前，我們擔心的是在英國再也找不到一個我們可以信賴的人了。請記住，可以相信以後我們會比在戰爭中更加倍地工作，讀了您的書之後，那種決心比以前更增強了；正是為了您，我們才希望活下去。 前些時候我給您寫過信，現在又給您寫信，也許應該表示歉意，但是我覺得那似乎有點不合情理：您不會介意知道您被別人理解、讚佩，不會介意知道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樂於同您合作。 您的誠摯的 A.格雷姆·韋斯特少尉 牛津郡和白金漢郡輕步兵第九營 英國遠征軍 1916年12月27日 星期三夜 報訊： 牛津郡和白金漢郡輕步兵少尉阿瑟·格雷姆·韋斯特，系阿瑟·伯特·韋斯特（家住海格特，霍利街4號）之長子，今日官方已正式宣布他的死亡。他死於1917年4月3日，年25歲。 致科莉特 在爆炸、墜落的齊伯林飛艇和圍繞著我們的愛的整個環境中，愛怎麼可能如鮮花盛開呢?在它能生存在這個世界之前，它只能是有缺陷的和痛苦的。我渴望它是另外的樣子，——但是輕鬆愉悅的事物在這種恐懼中消失了，我們的愛為了獲得它的生命力，不能不帶有痛苦。 我恨這個世界，恨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我恨那讓人們去送死的工黨代表大會和新聞記者們，我恨那些在兒子被殺時竟有一種自鳴得意的驕傲感的父親們，我甚至恨那些和平主義者，他們喋喋不休地大談人性本善，儘管天天都有與之相反的證明。我恨這個星球和人類——我為屬於這樣一個物種而感到羞恥——在這種心情中我的善又是什麼呢? B. 1916年12月28日 吉爾福德 多蘿西·麥肯齊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很高興您將格雷姆·韋斯特的信寄給《劍橋雜誌》，因為我確信他是代表很多人說話的，其中有些人將倖存下來。 我讀過您的《社會改造原理》，作為一個青年婦女而非青年男子，我很高興能夠去聽您在費邊社託兒所的講演。我敢說您太憂鬱了，世界並不像您所想的那樣糟糕。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心裡想著韋斯特。您對青年人的樂觀主義畀以善意的一笑，但是您的笑容里透著憂傷，卻使我感到不安。 現在我知道您是對的而我錯了。但是我向您保證，羅素先生，我們婦女也要有所作為，我們不樂意殘存苟活下去。我可以用韋斯特信結尾的話結束我的信，非常真誠地說：「就是為了您，我們才希望活下去。」 很難曉得要怎麼辦。我是一名小學教員，學校里除了我教的這個班，所有其他的班都用軍事方法進行訓練。我不得不偷偷地進行工作，儘可能把自己的思想掩飾起來。您知道，在我們的各個小學校里，孩子們得不到自由的發展。您的書中論教育的一章給我的鼓舞比我從事教學以來讀過聽過的任何東西都大。感謝您給我的這種鼓舞。在最近這些日子裡，教書是我最感悲哀的事情；薪金過低，勞動過度，我所最愛的人為了一件他不再相信的事業而死去。出於對我的大多數親友的同情，我通過您的書在您那裡找到了力量和安慰。我的確覺得您能理解我。 多蘿西·麥肯齊 ［1917年］6月5日 倫敦西北5區，海格特 瑪格麗特夫人路77號 A.N.懷特海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我深感遺憾，但是你似乎並未領會我的要點。 我不想讓我的思想在目前以我的名義或任何他人的名義傳播出去——那就是說，就其目前尚在初創猶未完善而言，不要傳播出去。目前傳播出去的結果將是一種不完滿的使人產生誤解的解說，這不可避免地會破壞了我將來要發表的最終闡述。 我的思想和方法是以一種與你不同的方式形成的，其醞釀期很長，其結果在最後階段才獲得一個清晰的形式，——我不希望你把我那些在各章節中講得明明白白的稿子弄成一串在我看來真假參半的東西。我整個一生都斷斷續續地在這些思想上下功夫，如果我把它們交給別的某個人去詳做闡發，那麼我的思辨生活的一個方面就所余無幾了。既然我開始看見了日光，那麼我覺得這樣做（指將自己的思想交給別人去闡發。——譯者）從科學的利益考慮是沒有道理的，沒有必要的。 我感到遺憾，除了藉助於我的這些稿子，你竟不相信自己能著手工作——但是我相信在這一點上你一定弄錯了，對你來說，必然有一整個餘下的思想領域為你用武之地，——當然，利用某些現成的稿子去做，對你會更容易一些。但是我所提出的那些論證是斷然無疑的。當我賦予我的著作一種能表達我的思想的形式時，我當然會送你一閱。 深愛你的 艾爾弗雷德·N.懷特海 1917年1月8日 倫敦西南區切爾西 榆樹園街12號 戰爭爆發前，懷特海寫了若干有關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識的筆記，我也就這個題目寫了一本書，在書中我利用了懷特海傳示給我的那些思想，並正式向他表示謝意。上面這封信表明，他對此很惱火。事實上，這使我們的合作完結了。 致埃米莉·勒琴斯夫人 親愛的埃米莉夫人： 我把我的文章縮寫成7行看來必不可少的文字——接近文章結尾的6行和最後一欄中間的一行。 難道真有必要說我是「現在羅素伯爵的假定繼承人」嗎?我看不出我哥哥缺乏子嗣就使我的意見更值得尊重。 傳記中有幾點不確我改了一下。 「批判的超然態度」恐非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我的態度是強烈的憤怒的抗議——我認為這場戰爭是一種恐怖，一種惡行，一種莫大的絕對的災難，使整個的生活都變得極其可怕了。 您的非常誠摯的 伯特蘭·羅素 1917年3月21日 倫敦中西1區， 戈登廣場57號 致科莉特 我無法表達我心中的情思於萬一，——我們在鄉間的日子太美妙了。整個星期天這種情思有增無已，夜間它似乎飄然超越了人間事物的疆域。我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再是孤獨的了。你的愛把溫暖注入我生命的深處。你常說在我們之間有一道隔離的牆。那已不復存在了。冬天即將過去，我們將迎來陽光，鳥兒的歌唱，野花野草，報春花，風鈴草，然後是山楂花的芳香。我們將生氣勃勃歡欣喜悅。你堅強、勇敢、無拘無束，充滿了激情和愛——我的一切夢想的真正的實質已化為活生生的現實。 1917年3月27日 戈登廣場 你在我心中占據的整個地盤似乎已毀掉了。 對我們兩人來說，只有彼此努力忘掉對方。 再見—— B. 1917年9月23日 戈登廣場 科莉特的來信 昨天晚上以前，我曾認為我們的愛會愈來愈深，直到它像孤寂感本身一樣強烈。 我曾同你一起凝視永恆。我曾把永恆的至福握在手中——現在，雖然我還願相信永恆事物的美，但它們已不屬於我了。你將因自己的工作成就而戴上花冠。你將站在超乎個人的偉大的頂端。我崇拜你，但是我們的心靈是陌生的——我祈求上蒼，讓我快快耗盡此生，結束這種苦痛。 C. 1917年9月26日 梅克倫伯格廣場 致科莉特 我體驗過同你在一起的真正的幸福，——如果我能根據我的信念生活，我還會嘗到這種幸福。我感到被囚禁在自私自利之中——倦於做任何努力，疲憊不堪以致無力突破自私的囚禁而投入愛情。 我怎樣才能彌合這道鴻溝呢? B. 1917年10月25日 戈登廣場 德國的和平建議 伯特蘭·羅素 （載於《特別法庭》1918年1月3日，星期四） 關於布爾什維克我們聽到得愈多，我們的愛國報刊上的傳奇故事就愈被戳穿了。人們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是無能、空想和腐敗的，他們不久一定垮台，大部分俄國人都反對他們，他們不敢允許立憲會議開會。所有這些說法都已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任何人讀了12月31日《每日新聞》上阿瑟·蘭塞姆寫的非常有趣的報道都會明白。 我們一直被誘導把列寧看作一個德國猶太人，而實際上他是一位俄國貴族，由於自己的見解而遭受過多年的迫害。被說成是布爾什維克的敵人的社會革命黨人已同他們建立了聯繫。立憲會議一待其半數代表抵達彼得格勒就要開會，目前已有近半數的代表到達。關於布爾什維克被德國金錢收買的指控仍然沒有一條證據可以證明。 布爾什維克最顯著最驚人的勝利是他們與德國人的談判。從軍事上說，俄國是沒有防禦能力的，我們都以為這證明他們在談判開始時堅持對德國人寸土不讓乃是純粹的夢想。據說德國人肯定會堅持吞併波羅的海諸省並確立對波蘭的宗主權。情形遠非如此，德國和奧國政府已正式聲明，他們準備以俄國提出的不割地、不賠款為基礎締結和約，只要那是一種全面的和平，而且他們還要求西方列強都贊同這些條件。 這個舉動使西方列強政府處於極難堪的進退兩難境地。如果他們拒絕德國的建議，那麼他們就在世界面前，在他們自己的工黨和社會黨面前，被撕下了假面具：他們使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他們繼續進行這場戰爭是為了擴張領土。如果他們接受這個建議，那就是把勝利拱手送給可恨的布爾什維克，而且為各地的民主革命黨人上了一堂如何對待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和戰爭販子的實例教學課。他們知道，從愛國的觀點出發，他們不可能指望通過繼續進行戰爭而贏得更加稱心的和平，而從阻止自由和普遍和平的角度考慮，則可望從戰爭的繼續有所得。大家知道，除非和平很快到來，饑饉將遍及全歐。母親們目睹自己的兒女奄奄待斃的慘象都要發瘋了。男人們為了擁有少得可憐的一點生活必需品而互相爭鬥。在這種狀況下，一場成功的革命同樣需要的建設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那時美國警衛部隊將占領英國和法國，不論他們是否表明有能力抗拒德國人，但無疑能夠給罷工者以威脅，這是美國軍隊在國內干慣了的事情。我不是說這些就是政府心裡的想法。一切證據趨於表明他們心中並無任何思想，他們只是得過且過，以無知和感傷的蠢話聊以自慰而已。我只是說，如果他們能夠思想，那麼他們就必然會沿著我上面所說的這條路線極力為其拒絕在德國建議的基礎上締結和約進行辯護，假若他們真的決心拒絕的話。 某些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也許並非不願意戰爭繼續打下去，因為如果繼續打下去，顯然一定導致全世界的革命。我認為的確一定會出現這個結果，但是我並不認為我們因此就應當默然同意拒絕和談，如果那是我們政府做出的決定的話。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將受其威脅的那類革命會更嚴重、更可怕，而不會是一種善的源泉。那將是一場為飢餓、恐怖和懷疑所驅動而充滿暴力、仇恨和流血的革命，——一場必然把西方文明中一切最好的東西統統毀掉的革命。這就是我們的統治者們應當面對的前景。他們為吞併非洲殖民地和美索不達米亞這樣一些微不足道的目標的所作所為就是在冒這個危險。工黨在12月28日幾乎一致通過的關於戰爭的目的整個說來是很清醒的，也許不難成為立即著手和平談判的基礎。在此關鍵時刻，工黨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希望它利用這種影響力迫使西方列強那些頭腦發昏欲狂的統治者們恢復一點正常的理智，這是不是期待過高了呢?關鍵掌握在工黨手上。如果它願意這樣做，它在一個月內就能得到一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但是如果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所珍視的一切就會在普遍的大毀滅中被吞噬以去。 上面就是我因之被判刑入獄的那篇文章。 致吉爾伯特·默里教授 我親愛的吉爾伯特： 來信的深情厚誼使我非常感動。我們的觀點如此分歧，你竟能這樣做，真是太好心了。當然，如果我知道公眾的目光將集中在《特別法庭》上的那一句話，我本來會把它寫得更謹慎得多，以免使對被觸怒的好鬥的和平主義者的腔調感到不習慣的民眾發生誤解。要不是政府起訴，除了和平主義者之外不會有任何人留意這句話。幾乎可以絕對肯定，沒有一個美國人曾注意到它。有一年光景我每周為《特別法庭》寫一篇文章，一般都是在其他工作中間匆匆草就的。在這個過程中，恐難免會寫出一句輕率欠考慮的話，——輕率是指形式，至於內容我是堅持不渝的。 就我所能發現的而言，政府起訴的直接原因是我不再寫這些文章，或者除了參加一個臨時的委員會之外我已不再參與任何和平主義工作。我在去年秋天就已決定這樣做了，但是馬上這樣做不可能不給同事們帶來不便。因此，我通知反兵役聯誼會，來年不再擔任他們的代理主席。因此，我為《特別法庭》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在1月10日發表的，即在我因之被起訴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後一周，當局似乎感覺到，如果要懲罰我，他們就必須立刻動手，因為我不會再犯別的罪了。我的一切計劃都是為了完全返回寫作和哲學教學而訂的，但是當我從獄中出來時，能否重新採用這個計劃，當然難以確定。只要允許我有大量的書讀，對於坐牢我並不非常厭惡。我覺得擺脫了職責負擔倒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我想不出可能有任何事情要為我做的，除非美國大使館會認為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起訴，但是我不能說我非常希望看到他們撤訴。我想，我們那些有錢過奢侈生活（這是受到刑法保護的）的人應當對保證我們幸福的那種機制有所了解，正因此故，我倒很想知道監獄的內幕。 致最熱烈的謝意。 永遠深愛你的 伯特蘭·羅素 1918年2月15日 倫敦中西1區 戈登廣場57號 親愛的吉爾伯特： 你對我一直這樣親切關懷，我想我應該把我的案子的進展情況告訴你。假若這個判決被批准了，看來要做的事就是要求到輕罪犯獄室去。這得趕快準備起來，因為事情辦起來是很慢的。赫斯特想去找莫利、洛爾伯恩、巴克馬斯特和蘭斯多恩，請他們給凱夫寫信。我覺得阿斯奎斯和格雷大概會願意寫的；還有許多不涉足政治的學者也會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你比任何他人都更適於做這件事。如果這麼些個人的上書陳情都不成（這是可能的），那就必須寫信訴諸新聞界。這一切必須快快去做才會有成效。 我昨天看到E.D.莫雷爾，這是他出獄後我第一次看到他，使我深深感到判刑六個月給他造成的嚴重後果。他的頭髮全白了（以前他幾乎沒有一根銀絲）——他最初出來時身心徹底垮了，多半是飲食不足的結果。他說一整天只有三刻鐘的時間閱讀書報，——其餘的時間都是干獄中的活兒等等。看來很可能是：如果不減輕對我的判決的話，我就不會還像過去那樣有著旺盛的心力了。對此我感到痛惜，因為我仍有很多哲學工作要做。 你的永遠的朋友 伯特蘭·羅素 1918年3月27日 倫敦中西1區 戈登廣場57號 E.M.福斯特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 昨晚在俱樂部吃有六道菜的大餐，席間聽說您身陷囹圄。特寄此信表示我對您的熱愛。我想當您出來時他們會將此信給您的。 這裡一切都舒適而寧靜。如果戰爭還要再持續很久，人真的要變得非常古怪了。 您的兄弟般的 E.M.福斯特 1918年2月12日 亞歷山大里亞 蘭斯洛特·霍格本的來信 親愛的羅素先生： 寫此短簡只是要告訴您，我認為您的地位是多麼偉大崇高。作為一個重犯，我能稍微理解您的真誠付出了什麼代價。我們這些年輕人看到自己的許多朋友採取犬儒派的冷漠態度或一味專搞學術，現在知道歐洲知識分子中間至少有一個人不容許頭腦的生命扼殺精神的生命，這對我們來說，真是一種鼓舞。……這誠然並無多大作用，然而是好的。 祝您好運。 您的非常誠摯的， 蘭斯洛特·霍格本 1918年4月10日 倫敦 洛斯·迪金森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我原希望能見到你，但是我一直未能找出時間，而且我今天就要走了，去度過四月份剩下的日子。我希望5月1日到那裡。很難有什麼希望。我想現在對你來說可能出現的最好的情況是進甲級牢房。如果他們要處你罰款，我想你立刻就會被傳喚，而且不能不作為拒服兵役者飽嘗苦辛。唯一的機會是粗暴的德比（勳爵）已離開國防部，我聽說米爾納比較同情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我們受著既卑鄙又無能之輩的支配，被恐懼和仇恨弄得發瘋的我們國家仍然希望它是這個樣子。有時我為自己是英國人而感到羞愧。不過人們知道，一個個的英國人是老好人，是心地善良的傢伙。壞人只是一小撮人及其頭頭。但是說有什麼用呢?你什麼也改變不了；人的言語似乎失掉了一切意義。換個話題說吧，我現在正在讀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當第一流的思想家們重新考察這些問題時回頭再讀此書使人覺得神清氣爽。亞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也許就是你的方法。然而，我想，人們可以看到，「實體」概念已經把思想固定在某種不自覺的格式里了。到了老年，我想由於你和他人的影響，我覺得自己的思想比年輕時更解放更活躍了。但是那幫豺狼除非把一切自由的頭腦和勇敢的靈魂都吞噬掉，是不會甘心的。這場戰爭秘不示人的目的就在於此。再見。 G.L.D. （洛斯·迪金森） ［1918年］4月19日 倫敦西8區，愛德華茲廣場11號 C.P.桑格的來信 親愛的伯蒂： 近日未見，時在念中。一腔思緒難訴——對於我，你永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到你會去坐牢，我受不了，雖然我知道你不屈不撓和自我克制的精神能使你平安地熬過這場磨難。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一場噩夢。有時我想我會醒來，發現那終究是一場夢。我希望實在將證明比現象好——如果在這個充滿流血和爆炸聲的荒唐世界之外還有什麼東西的話。 但是，如果事情能有好轉的話，那也要靠你和同你一樣的人去促進的，年輕人——如果他們還有人活下來的話——都會傾向你的。 你的兄弟般的 C.P.桑格 1918年4月28日 倫敦西南3區 切爾西 奧克利街58號 又及：達夫妮注75要我轉達她對你的敬慕。 蕭伯納致麥肯齊小姐 親愛的麥肯齊小姐： 我自然很關心羅素；但是我無能為力。如果他要取得勝訴，他必須自助，奮力而為。在他的審判上，似乎沒有提出充分的辯護。他或他的辯護律師本應談它一個星期，大喊大叫地反對苛政、不義和對民眾權利及別的什麼（天曉得）的破壞，以儘可能使政府當局為造成這些問題而感到歉意，儘管他們照舊會對羅素做出同樣的判決。羅素不是一個無力自衛的蠢漢。他不是一個付不起酒吧間花銷的窮人。他實際上是一位出身高貴的人，他的家族在輝格黨方面作為民眾自由的世代傳承的捍衛者載入輝煌的史冊。然而留給公眾的印象是，他像一個扒手似的在10分鐘之內就給收拾掉了。在某種程度上這要歸咎於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那似乎是重犯了E.D.莫雷爾那次申辯的大錯誤，那種申辯一定是照著愚蠢的勸告做的，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犯罪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不是關於該行為的倫理性質問題。 實際上唯一拿不準的是，羅素是否應當自己處理他自己的案子，還是要用律師。我若處於他的地位，會毫不猶豫地自己來做。一個律師會提出某種表面上巧妙的辯詞，這使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上訴法庭上賣弄自己，這種辯護不會使人懷疑他同情羅素的觀點而有損於他的聲譽，其敗訴乃是預定而不可避免的結局。羅素不會固執得非請這種律師不可；作為一個外行，他可以隨意改變法庭訴訟程序，而這是一個律師辦不到的。他慣於做公開的演說，因此不必要僅僅由於緊張不安和缺乏法庭經驗而找別人代他說話。 他的案子絕不是無能為力的。首先，他可以指出，他是因為在一篇文章的6行文字中提出的一種推測的預言而被起訴的，這篇文章包含若干明確的論斷，從那時以來，這些論斷已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甚至也許起了危險的誤導作用。關於布爾什維克，關於立憲會議，關於德國和奧地利政府，他的看法是錯誤的。對這些錯誤，他不予抗辯。 但是當他進而談到蘭斯多恩勳爵所堅持的軍事家的理由並爭論說戰爭繼續打下去必然導致遍及全歐的饑饉時，人們找到了攻擊他的一個可笑的藉口。戰爭充滿了有諷刺意味的事情：各交戰國都宣稱自己是自由的捍衛者，而他們全都在此時或彼時積極地幹著鎮壓自由的勾當。德國人忘了他們對普魯士波蘭的壓迫，而公然指責英國是愛爾蘭、埃及和印度的壓迫者。法國忘記了東京注76、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以及拿破崙的政治體系，而辱罵德國人是征服者和吞併者。義大利忘記了阿比西尼亞和的黎波里塔尼亞，對達爾馬提亞和奧地利蒂羅爾地區提出領土要求，卻以民族主義的名義把奧地利從特倫蒂諾驅逐出去。最後，美國同其本國的工人發生衝突，在科羅拉多及其他一些州中工人們幾近於要發動一場內戰，而它卻承擔了要把德國無產者從奴隸制下解救出來的使命。所有這些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都曾被有哲學頭腦的記者們反反覆覆地以最尖刻的語言指出來了，只有最後一樁是羅素最先在《特別法庭》上極其溫和地暗示給人們的。某位愚蠢的審查官老爺，除了其審查部門的淫威之外對於諷刺或歷史或任何其他事情毫無所知，立刻向羅素所做的這個暗諷猛撲過去，好像那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因而必須予以追查譴責。 但是主要的問題在於，如果不顧羅素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就因為他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和哲學家寫了關於戰爭的文章而必欲加之以野蠻的懲罰，那麼在英國對新聞界的威脅恫嚇就將走到在德國或奧國都還不曾達到的地步；如果一個國家是自由的國家，這真是它的一種優越性的話，那麼這種優越性將屬於德國。我們在這場戰爭中之所以贏得世界的支持，只是因為我們代表著自由的制度，而我們的敵人則代表著專制政權。敵人反過來攻擊我們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獨裁專制的帝國；由於我們以前進行的征服，這個說法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因而美國和俄國的輿論對我們感到非常困惑難解。羅素可以說：「如果你們因為我的自由主義的主張而要迫害我，那就迫害吧，你們會因此而遭到譴責的：在我的家族中我不是第一個為正義的事業而受苦受難的；但是如果你們對協約國的團結還有所關心的話，你們要注意向世界申明，英國仍然是人們可以說他們想說的話的地方，等等。（可隨意講話。）」 這是我作為羅素的朋友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提出的最適當的忠告。 你的忠實的 G.蕭伯納 1918年3月18日 赫茨，韋爾溫 聖勞倫斯，阿約特 蕭伯納的來信 親愛的伯特蘭·羅素： 得悉你在星期三將聽取律師的意見而入獄6個月，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你入獄是因為允許你的律師提出某種巧妙的辯護給法官們造成一種良好的印象，很久以來這些法官們在處理無數扒手案上已經精疲力竭，不過（只要對法庭敬上一點小意思）他們就能一本正經地把這些案子草草了事。 我看對此只有給它大鬧一場，憤怒地拒絕為任何人在一個自由國家中都完全有權做出的一個論斷進行辯護，並聲明像你這樣並非無名之輩的案子會傳遍從舊金山到東京的各國首都，並且會被當作衡量英國宣稱其為之奮鬥的自由概念的尺度，這樣就將從這個聲名狼藉、極端糟糕的政府的愚蠢行為中挽救我們國家榮譽的重任丟給了法官們的良知。或者講一些類似這個意思的話。小心翼翼並不會使你有所得，一隻貓也可以見見國王注77，何況（a fortiori）一位哲學家去見法官呢，記住這一點，不會使你有所失。 永遠的朋友 G.B.S. 1917［1918］年4月29日 倫敦中西2區 亞達菲特倫斯街10號 致我兄弗蘭克 這裡的生活，除了不能見到朋友，並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但對我來說，見不到朋友這一點確實使生活極不愉快——如果我像許多中年人那樣冷漠無情，我就不會對任何事情感到厭惡了。一個人沒有任何責任在身，也就有了無窮的閒暇。我的日子過得很充實。平均每天我有4小時從事哲學的寫作，4小時閱讀哲學著作，4小時瀏覽書報——因此你可以理解我需要很多的書。我正在讀羅蘭夫人注78回憶錄，而且得出了這個結論：她是一個被捧得過高的女人：自命不凡，愛慕虛榮，多愁善感，有嫉妒心——一個有點德國式的女人。被處死前的最後一些日子，她是在回顧記錄許多年中遭到社會責罵或取得成功的瑣細往事中度過的。她是一個民主派，主要是出於對貴族階級（noblesse）的妒忌。她那個時代的監獄比現在更令人愉快些：她說她如果不寫回憶錄，就會畫畫鮮花或者彈琴奏曲。在布里克斯頓是不供給鋼琴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你在離開的時候不會被送上斷頭台，這是某種意義上的一個優點。——在兩個鐘頭的戶外活動里，我反思了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一段空閒的時間進行反思是有益的，到這兒來真是天賜良機。不過我並不希望有太多的天賜之福! 我很快活，我的思想很活躍。我很愉快覺得時間過得很充實——過去幾年裡幾乎沒有讀什麼書，寫東西很少，也沒有機會涉足高雅的事物，對所有這一切都感到精疲力竭之後，又回到一種高雅的生活，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但是當這種生活過完的時候，我也會是高興的啊!我曾想戰爭總有一天會過去，這個想法是一個壞習慣，我已經把它丟棄了。我們不能不把現時代比之於野蠻人入侵的時代。我覺得自己好似阿波利納里斯·西都尼烏斯注79——一個人能夠成為的最好的人應當是像聖奧古斯丁那樣的人。對於未來的一千年，人們將期望回到1914年以前的時期，正如人們在中世紀黑暗時代期望回到高盧人洗劫羅馬以前的時期。人哪，真是奇怪的動物! 深愛你的弟弟 伯特蘭·羅素 1918年6月3日 布里克斯頓 致科莉特 心愛的，我渴念你——我一直在思念著我們將一起去做的一切美妙的事情——我想到戰後我們能夠出國時將要做些什麼——我渴望同你一起去西班牙：去看看布爾戈斯大教堂，馬德里委拉斯開茲注80的繪畫——去看看灰黯的埃斯科里亞爾建築群注81，在瘋狂尚未普遍的時候，瘋狂的人過去總是從這裡開始使毀滅蔓及整個世界——去看看陽光燦爛的塞維利亞，那兒所有橙黃色的叢林和噴泉——去看看格拉納達，摩爾人注82待在那兒很久，直到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把他們趕出西班牙——然後我們可以像摩爾人那樣穿過海峽進入摩洛哥——再經由那不勒斯、羅馬、錫耶納、佛羅倫薩和比薩返回英國——試想想那無法形容的快樂——色彩繽紛，美不勝收——自由——義大利鈴的鳴響——那深沉而洪亮、帶著久遠歲月重負的憂鬱的奇異的聲響——那無數爭奇鬥妍的鮮花，真是不可想像的艷麗光華——那賦有野性動物的全部的美，挺然屹立，目光炯炯掃視一切的人們——我們走出去浸浴著清晨的陽光，與蔚藍的海和青青的山相伴——有那麼一天，這一切都為我們所享有。我渴望著與你共享這南國的瘋狂。 我渴望與你共享的另一個東西（我們很快就能得到的東西）是大西洋的風光：康尼馬拉海岸——濃霧——大雨——在岩石上呼嘯起伏的波濤——一群群的海鳥，發出野性的鳴叫，那似乎是大海永無休止的悲哀的靈魂——太陽閃著微光，不真實得有如在另一個世界裡所瞥見的東西——狂暴的、狂暴的風，順暢的、強勁的、猛烈的風——在那兒，生命就在那兒——我覺得，在那兒我能夠與你共處，讓我們的愛與西面的暴風雨融匯在一起——因為在我們兩人身上有著同樣的精神。我的科莉特，我的靈魂，我感覺得到通過我們的愛而激勵著我的那偉大的氣息——我要將大西洋的精神形諸文字——在我死前，我必須，我必須找到某種方法把藏在心中而從未說過的非常重要的東西說出來——那不是愛，不是恨，不是憐憫，不是輕蔑，而是真正生命的氣息，它是狂暴的，來自遙遠的地方，將非人的事物的巨大而極其無情的力量帶進人的生命。 1918年7月5日 如果我處於格拉斯通注83的地位，我是不會讓戈登注84去喀土穆的，但是既然讓他去了，卻不給他以支援，我認為是愚蠢的，因為這不能不把人們激怒。由此開始了帝國主義的趨向，這個趨嚮導致布爾戰爭，之後又導致了目前這場戰爭慘劇。在政治上使用一種不為人們所理解的政策是毫無用處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森林遊憩時曾談到如果艾倫當了首相（結果他是當上了）他會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你拒拍的那部電影原來是勞合·喬治視若生命的寶貝。你當然必須拒絕。人們大概也曾以為聖徒約翰會受僱於彭修斯·彼拉多注85，為叛徒猶大官修傳記。 《聖經》真是一本奇特的作品。亞伯拉罕（他是一切美德的典範）在去國離鄉之前三番五次地對他的妻子說：「撒拉，我親愛的，你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國王很可能愛上你。如果他想到我是你的丈夫，他會把我處死，從而娶你為妻；所以你要作為我的姊妹前去。」果不其然，國王真的愛上了她，將她納入宮闈，結果使她病了，因此又把她送回亞伯拉罕。這時亞伯拉罕已經跟一個女僕生了一個孩子，撒拉把那女僕和新生的嬰兒放逐到荒無人煙的地方，亞伯拉罕並未反對。真是一個離奇的故事。 上帝不時地對亞伯拉罕談話，給以精明處世的忠告。後來，當摩西懇求去見上帝時，上帝允許他看到他的「背影」。那兒是可怕的爭吵、雷鳴、旋風和一切附隨之物，於是上帝所要說的只是他希望猶太人在逾越節時吃未發酵的麵包——就像一個昏聵的耄耋老人，他把這話反反覆覆地說了又說。真是一本怪書。 《聖經》有些文句非常滑稽。《舊約全書·申命記》XXIV，5：「當一個人娶了一個新妻子時，他就不出去打仗，也不承擔任何事務了，而是有一年的閒暇在家，以博取新婚妻子的歡樂。」我決然想不到「博取歡樂」會是《聖經》上的一個用語。下面是另一段發人靈感的妙文：「跟他岳母睡覺的那個人，讓上帝降禍給他吧。所有的人們都要說，阿門。」聖徒保羅談婚姻說：「因此我對未婚者和寡婦們說，如果他（她）們甚至像我這樣生活下去，那對他（她）們是很有好處的。但是如果他（她）們不能克制自己，那就讓他們結婚吧。因為結婚要比被燒死好。」直至今日，這仍然是基督教會的教義。顯然，「結婚要比被燒死好」這句話的神聖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大家都感覺到地獄之苦一定是如何極其可怖的。 ［1918年］8月10日 我親愛的人兒，這剩下的7個星期，你能非常耐心地寬厚地同我在一起嗎?如果我變得越發討厭了，你能忍受嗎?求得釋放的希望是很難的。我感到非常疲倦，非常厭倦。我當然受著嫉妒的折磨；我知道我應當如此。對你做的事情我知道得如此之少，以致我所想像的也許超過其實。由於監禁和老是想著未來，我已變得如此神經過敏，以致有一種迷惘的感覺，有一種要把所期望的幸福毀掉的衝動。對我在以後的這幾個星期憑著這種衝動所做的任何事情，請你鎮靜不必理會。直到今日，我才剛剛能夠明白這是一種瘋狂，但是很快似乎就唯有它是精神正常的了。我要著手工作去傷害你，使你與我斷絕關係；我會說我剛出獄時不想見你；我將假裝對你已失掉了一切情愛。這一切都是瘋狂——嫉妒與焦躁混合的結果。極度渴望一個東西所感到的痛苦終於變得如此之大，以致使人不得不盡力不再去希求它——現在就是這樣：我想要我們打算要的一切——先去阿什福德，然後去溫切爾西，如果你可能的話。如果我後來又說我想要這樣，請不必在意。 ［1918年8月］16日，星期四 致林德爾小姐注86 多謝您寄來《觀察家》評論雜誌。人們既能讚美《自由人的崇拜》注87，同時又指責我對戰爭的看法，豈不怪哉，《自由人的崇拜》不過是對我那時尚感生疏的和平主義觀點的表達。因此很多人很欣賞對這種高尚情感的工於辭藻的表達，但是不願意看到人們採取必然隨這種情感（如果那是真誠的）而來的行動。有什麼人能夠一方面讚許自由人的崇拜，一方面卻又希望我加入對德國人進行淺薄偽善的道德譴責呢?一切道德譴責都是完全違背那時對我尚屬陌生、而今已愈來愈成為我生命組成部分的整個人生觀的。我是天生好爭的，只有對人類生存悲劇的感受和對浪費片刻於爭吵和怒罵之為荒謬的認識才能給我以約束（當我被約束時）。我，一個長著兩條腿能用手勢表達的有趣的小動物，竟會站在群星之下，慷慨激昂地談我的權利——這似乎是很可笑的，似乎太過分了。最好像阿基米德那樣因為專心探討永恆的事物而被殺掉。人們一旦擺脫了自己的權利，不再在這個世界上爭占超乎自己應得的地盤，就有這樣偉大的能力。所有的孤獨、痛苦和永恆可悲的希望——愛的力量和美的鑑賞——許多年代和地域凝聚在一個單獨的心靈之鏡中——這些都不是人們會為了政治家所頌揚的任何民族野心而希望恣意摧毀的東西。在人類心靈中可能有某種東西，神秘如晚風，深沉如大海，寧靜如群星，堅固如死亡，那是一種神秘的沉思，「對上帝的理智的愛」。那些已有這種神秘體驗的人是不可能再相信戰爭的，也不可能相信任何種類的激烈鬥爭。如果我能夠將我由此悟得的東西給予他人，那麼我就能使他們也感到鬥爭之無益。但是我不曉得如何將其傳達於人：當我講話時，他們凝神諦聽，鼓掌叫好，或報以微笑，然而他們並不理解。 1918年7月30日 致奧托蘭·莫雷爾 您對S.S.［西格弗里德·薩松注88］所寫的一切都很有意思而且很尖刻。我很了解他所忍受的憤怒——我有幾個月就生活在這種憤怒里，而且在幾年間幾乎都懷著這種憤怒。我想，克服它的一個辦法就是要看到別人也可能同樣對其自己做出不公平的判斷，但是也有同樣充分的理由。我們中間那些富有的人恰恰像那些靠士兵流血而增加其性吸引力的年輕女人。每個汽車輪胎都是用被鞭打的黑人的血製造的，雖然開汽車的人並非全是殘酷無情的壞蛋。當我們買蠟火柴時，我們是為製造它們的那些人買來一種痛苦而緩慢的死亡。……戰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的花朵，不過還加上一個異乎尋常的無產階級。S.S.從無產階級的觀點看到的是戰爭，不是和平。但這只是政治。根本的錯誤在於抱著不適當的期望，而當期望不能實現時則走向犬儒主義。習俗的道德使我們期望正派的人們慷慨無私。這是一個錯誤。人是一種一心只顧覓食謀生、傳宗接代的動物。達到這些目的的一個方法是使他人相信他是在謀求他們的福利——但實際上追求一個人自己及其兒女的福利之外的任何利益都是違反人性的。像性虐待狂和雞姦一樣，這種情況也有發生，但同樣是反乎人性的。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不是靠使人們成為無私的來保證的，而是通過使他們自己的生命攸關的動機與他人的動機相一致。這是可能的。我們現有的制度使得人們只有在損害他人的情況下才能自我保存。這種制度有毛病；但是如果因為人們力求自我保存而厭惡他們，那也是一種軟弱的表現。針對這種軟弱性，我們必須有非常堅定的理想主義。忘記或否認人有動物性是不行的。一般地說，人的動物性一旦受阻，人的神性也就不見了。創造了斯多噶派哲學的那些人都是吃飽喝足了的。全部問題在於，我們的理想主義必須是堅定的而且必須符合自然本性的事實；現實世界中一切糟糕的事情主要來自壞的制度。我認為，在所有這些事情上，斯賓諾莎總是正確的。 1918年8月8日 不錯，你說出了你從未表達過的東西——但誰（有什麼東西要表達者）又曾表達過呢?一個人說出來的東西都是要說某種別的東西而做的不成功的嘗試——這某種東西也許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可說的。我知道我畢生都在力求去說某種我永不知如何說的東西。你也是這樣。所有那些把一生都耗費在探求某種不可捉摸而又無所不在、既微妙又無限的事物上面的人都是如此。我們在音樂中，在大海中，在落日餘暉中尋找它；有時當我強烈地感受著群眾之所感時，我似乎在人群中非常接近了它；人們尤其是在愛中尋求它。但是如果一個人想像自己已找到了它，那麼殘酷的嘲弄肯定要光臨，並向他表明，實際上他並沒有找到。（我在《社會改造原理》論教育一章中幾乎都說過了。但是那與真正完滿的自我表達還有很大的差距。是為膽怯所阻而不能表達自己。） 結果是一個人成了幽靈，浮游於天地之間而與他人了無關涉。即使當一個人覺得最接近他人時，在他身上也有某種東西似乎固屬於神而拒絕進入任何塵世的交往——至少我應該這樣來表達它，如果我認為有一個上帝的話。那不是很怪嗎?我熱切關心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許多人和事，然而……那都是什麼呢?人們覺得必有某種更重要的東西，雖然我不信其有。我被鬼魂纏身——有個幽靈從塵世之外的某個地方似乎總是要告訴我某種我須再向世人傳述的東西，但是我並不理解我所傳述的信息。但是由於傾聽幽靈的話語，一個人才會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幽靈。我覺得我將在臨終時發現這個真理，而被那些愚蠢得無法理解它的人們包圍著——他們熱衷於問醫求藥，而無意尋求智慧。愛與想像交織在一起；迄今為止，那似乎是主要的事情。 你的B. 1918年8月11日 我一直在讀馬什注89論魯珀特·布魯克注90的作品。那使我非常悲哀也非常憤怒。讀讀所有現今被年輕人拋置不顧的作品，真令人痛心——魯珀特和他的兄弟和基林以及其他許多人的作品——然而人們愚蠢地以為在他們那裡有對世界的希望——他們充滿了生氣、活力和真理——魯珀特本人熱愛生活和世界——他的仇恨是很具體的，來自某種頗為特殊的虛榮或嫉妒，但主要是他發現這個世界是可愛和有趣的。在他身上沒有任何矯飾。我覺得，戰爭販子們在達達尼爾海峽殺害他的身體之後，又竭力用——的謊言殺害他的精神。……什麼時候人們才能學到健全的真理呢?我不知道給我作傳的可能是誰，但我願他「以其稟性之所長」像下面這樣來描述我：「我不是一個僅僅為了開導人們的精神而存在的一本正經地戴著有色眼鏡的聖者；我從我自己的中心出發去生存，我做過的許多事情令我懊悔，我並不尊重那些可敬的人們，如果我假裝如此，那是騙人。我撒謊而且有偽善行為，因為若不是這樣，我就不會被容許去做我的工作；但是我死後就無須繼續矯飾作偽了。我憎恨偽善和謊言：我愛生活和真誠的人們，我希望擺脫那些虛偽的東西，它們使我們不能如其真實的那樣去愛真誠的人們。我相信笑聲和自然率真的行為，而且希望自然能將人們真正的善發揮出來，如果有一天真誠能夠得到容許的話。」馬什改寫了可敬的聖徒故事，盡其所能地使青年在未來扮演的角色更加艱難——我竭力不去恨，但是我實在恨可敬的說謊者和對青年的壓迫者和腐蝕者——我打心眼兒里恨他們，而戰爭又使他們重新獲得了力量。年輕人本要把他們趕走，但是他們讓年輕人去互相殘殺，從而使他們自己平安無事。但是憤怒沒有用處；需要做的是把某種歡樂的東西、有教養的觀點和隨著戰爭的到來而日益增長的令人振奮的博大的愛帶進新的時期。在總的仇恨上再加上我們自己的一份仇恨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此我要努力忘掉我一想起來就不能不恨的那些人。 1918年8月27日 我最親愛的O注91： 看到你很高興——不過你看來身體不是很好——見面時不便談話——寫信確實更為合適——你的信對我是最最大的快樂——首先說說個人的事情：我確信我的朋友們會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沒有人有過這類忠誠的朋友——你所做的一切使我深受感動；我不信任的人是一些哲學家（包括懷特海）。他們謹小慎微而且生來就膽小怕事；就私人來說，他們十個有九個恨我（那也不無理由）；他們認為哲學研究是一種愚蠢的職業，只有能換來金錢才有從事它的理由。戰前我曾以為他們之中有好些人相信哲學是重要的；現在我知道他們大多是如《重訪埃瑞璜》注92中那些專搞陰謀詭計的教授一流的人物。 總的來說，在這件事上我是信賴G.默里的。如果他給我弄到一個職務的話，我希望不要離倫敦太遠——例如不要比伯明罕還遠。除了作為一種躲避格迪斯注93的方法，我決無意於求職，我所渴望的是在哲學上做獨創的工作，但是在政府圈內顯然沒有人認為那是值得做的事情。當然有一個職務在某種程度上會干擾研究工作，但未必有很大的干擾。當我剛剛出獄時，我一定要徹底地休假一些日子。我不想住到遠離倫敦的地方去：由於不能向默里解釋的理由，我幾乎寧願再被監禁。但是我非常感謝他對我大力相助。我一點也不感到擔憂。 想起拉爾沃思，你也是多麼高興啊。在我在魯珀特·布魯克那兒偶然去拉爾沃思之前，那一直是我嚮往的地方。我只是在一次徒步旅行（1912年）經過那裡時稍留片刻，而且總想再去。我堅持去的計劃——在10月晚些時候去。以後我們可以確定一個確切日期。那將是極其愉快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很了解布雷特。我相信，對於她你所以感到遺憾，主要是因為她的耳聾。前些天她在由你寄給我的一封信中（我不知道你是否讀過）對耳聾給她造成的影響做了悽慘的描述。如果你沒看過這封信，我要拿給你看。我對伯恩利非常難過。這是一個打擊。和平主義恐無復興之日矣；戰爭將繼續下去，直到德國人承認戰敗，我估計這是明年年底的事。然後會建立促進和平聯盟，這將需要到處徵兵。——我對西格弗里德·薩松的詩和軍需工廠都很感興趣；一切經驗都可能是有用的。我從不會想到把經驗看作一種「態度」。 我很抱歉，有這麼多的書我不肯看，又麻煩你把它們帶走。我相信將來能夠通過卡特·帕特森把它們送掉。我的單人牢房很小，必須壓縮放書的數目。在書本和蠼螋之間幾無轉身的餘地。 本廷克小姐送來鮮美可口的桃子，請代致深切的謝意。在她認為我這麼壞的時候送桃子來，我想應該感激她的厚意。——我不知道你在柯比朗斯代爾要待多久——在我的心裡，整個那個地方是與西奧多之死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啊，能夠漫步穿越田野，遠望地平線，無拘無束地談話，和朋友在一起，那不是快慰之極嗎?——現在幾乎完全可以相信這會到來的——我已習慣了這裡的生活，而且心情很平靜，不過這只是因為它就快結束了。各種各樣高興的事情浮上我的心頭——首先是談話，談話，談話。我從不知道一個人怎麼會渴望談話——在這裡度過的日子對我有好處，我讀了很多也想了很多，而且漸漸地處之泰然了。我感到精力充沛——但是我的確渴望文化和有教養的談話——而且我嚮往大海和風的狂暴——我討厭把一切都弄得像圖書館裡無人閱讀的書那樣整潔——監獄就很像這個樣子——試想像你知道你是一本極有趣的書，有一個猶太百萬富翁把你買去，跟其他許多書一樣地把你包紮起來，放在玻璃後面的書架上，在那兒你只是顯示他的生活體系之完滿無缺——他不允許任何無政府主義者去閱讀你——那就是一個人似乎感到的一切——但現在一個人很快就會堅持要被人閱讀了。——再見——多多的愛——無盡地感謝你無盡的親切之情。一定去拉爾沃思—— 你的B. 1918年8月30日，星期五 又及：另附給布雷特的信。請將札記本送回來——可在星期三給我。如不送回，我就快沒有本子可用了。 致布雷特 我親愛的布雷特： 謝謝你的來信。在我身處囹圄之際給我寫信，厚意可感。這是我能夠與他人進行的唯一不受限制的交往了。我想，坐牢如果長久拖下去，那會比你的命運更慘，不過因為我的刑期很短，所以不會像你必須忍受的痛苦遭遇那樣不幸。我很理解那是多麼可怕。但是我認為，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可以稍稍減輕你的痛苦，而那幾乎都是些小事情。首先說一件大事情吧，那就是進行心理訓練，不去想自己的遭遇是一個多麼大的不幸；當你的心思開始在那個方向上馳騖時，你就給自己朗誦一首詩，或者背一背乘法表，或者想想諸如此類的圖表，以強行制止那種思緒。至於小事情麼，你可以做的，例如儘可能不要無所事事地同那些海闊天空閒聊的人們坐在一起；要到僻靜的地方與人促膝談心（tête-â-tête）；首先要關心你正與之交談的人，從而使自己引起人家的關注，直至事情變得輕鬆而自然。我想你練習過唇讀法吧?要注意你對人的內心的態度：不要讓它是嘲諷的或冷漠的，要努力透過他們的外表而感受到那激動他們的熱情和對他們至關重要的事物之嚴重性。不要從道德觀點去判斷人，一個人的判斷無論如何恰當，那總是一種貧乏無力的態度。人們大都有一把非常普通的鑰匙；你若找到它，就能打開他們的心靈。你的耳聾不一定妨礙你這樣做，如果你總是願與他人面對面促膝談心的話。我常常覺得，你在加辛頓花費那麼多時間加入你無法理解的談笑中間，這對你是很難承受的。除非必要，不要更多參與這種談話。你能夠「被納入人類生活」。但是那需要你的努力，需要你提供某種人們會給以評價的東西。雖然耳聾可能使這更困難些，但不是不可能的。請不要認為我說的這一切都是文不對題之言。我之寫了這些，只是因為想到你忍受著怎樣的痛苦，我實在不忍心。 可憐的格林先生!請轉告他，當他想要贏得愛情時，就來請教我吧；我會給他以明智的忠告，而那是他顯然需要的。——你對三個女人的生動描繪聽起來極其動人。我的確希望那是一部值得稱道的作品。我希望，當你從你蘇格蘭同胞們被害的痛苦中恢復過來時，我會見到你——我贊成那個中國哲人的做法，他不用魚餌釣魚，因為他喜歡的是垂釣，而非得魚。當皇帝發現他以此為業，就用他做了宰相注94。但是我恐不會有這樣的際遇。 你的 B.R. 1918年8月30日 我寫信給她的這個女子是伊舍勳爵的一個女兒，但她所有朋友熟悉的卻是她的姓：布雷特。在我寫上面這封信之際，她正在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加辛頓，跟莫雷爾一家在一起。後來她追隨D.H.勞倫斯去了新墨西哥州。 致奧托蘭·莫雷爾 （致任何一位有關的人）：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監獄這樣使人浮想聯翩，一個接一個地湧上心頭——一大早我就想像登上了阿爾卑斯山，那兒散發著松木芳香和蔥蘢豐茂、露珠晶瑩閃爍的牧草的清馨——加爾達湖，有如你第一次看到它，從山間泄注而出，只向深底一瞥，群山就像一個嘻笑、瘋狂的西班牙吉卜賽女郎的眼睛一樣在陽光下跳躍和閃動——地中海的雷暴和那暗紫色的海洋，沐浴著陽光的遙遠的科西嘉群山——落日殘照下的西西里諸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而似非實有之域，因而你覺得在你能夠抵達那裡以前它們就必已消逝了，就像極樂島一樣，可望而不可即，在人的有生之年是達不到的——斯凱島上泥塘番櫻桃的香味——回憶很久以前的落日餘暉，完全回到童年時代——我現在似乎還能聽到差不多恰好24年前在巴黎街頭一個人賣「新鮮美麗的朝鮮薊」的叫賣聲，一切恍如昨日。童年很早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排落葉松，經雨之後，每一節嫩枝的枝頭都掛著一滴雨點——而且我能聽見夏日午夜叢林中掠過樹梢的風聲——一切自由或美麗的事物都或早或晚進入我的思想中來。既然心靈始終是自由的，把肉體禁錮起來又有何用呢?當我被監禁在這裡的時候，我一直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生活著，我生活在巴西、中國和西藏，我生活在法國革命中，我生活在動物乃至最低等動物的靈魂中。在這樣的奇想神遊中，我忘卻了世界此刻也正把自身封閉於其內的這個監獄：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將是自由的。 1918年8月31日 最親愛的O： 把那些本會創造一個更美好未來的人們殺害了，真是令人感到恐怖。至於我，我確信那是一個「確定無疑的發展的結果」。這裡有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是某些很好的技術性的觀念，它們之出現只是因為它們有如四月里的布穀鳥到適當的時候就要出來的；另一是對人生和世界的一種看法，我一直在探求這種看法，尤其在戰爭開始以後，但也是在布勞頓附近一個教堂墓地碰到的一個機會之後，當時你對我說要在我的道德觀中給野性一個地位，我問你是什麼意思，你做了解釋。那一直是很困難的：我的本能的道德觀十足是一種自我壓抑的道德觀。我過去總是擔心我自己和我的本能的陰暗面；現在我不怕了。我的這個變化，由你開其端，而戰爭促其成。 191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