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與中國 · 第三章　韋斯巴薌　多密喜安　圖拉真

夫拉維王朝皇帝執政時期，從羅馬帝國北境的局勢中，可以明顯看出帝國的一種新政策和初醒的活力。韋斯巴薌占領了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間地區。而到多密喜安時期，則完成了領土的兼併；多密喜安對代西巴路斯的戰爭終於以圖拉真兼併達西亞而告結束。公元70～107年間，帝國北部邊境戰爭頻頻，不幸的是關於這一時期蠻族侵擾的史料不多，且不甚可靠，以至於許多戰事只能依靠研究碑文和錢幣來確定。有關這一段歷史，奧羅西烏斯（Orosius）有一句名言，他說，他「現在要詳盡地闡述達西亞王國丟爾潘紐斯（Diurpaneus）和羅馬將領福斯庫斯（Fuscus）之間的激烈戰爭及羅馬人遭受的慘重損失了，如果致力於寫作這段歷史的柯內尼亞斯·塔西圖沒有說過薩路斯梯亞斯·克里斯普斯（Ssllustius Crispus）等眾史學家一致贊成將我們的損失悄悄地抹去，而且為了他自己方面的利益，他本人早在別人之前就已經這樣做了的話」。搜集帕西亞的史料也出現了同樣的困難。因為羅馬史家只是偶然地涉及幼發拉底河以東的情況，而帕西亞的錢幣雖然經過錢幣專家的精心研究，所能提供的無非是一張國王的名單而已。與此相比，可以慰藉的是中國史料對這一時期的記載相對要完整得多，也精確得多。特別是關於聲震西域的班超30年的經營情況更為詳盡。 將羅馬、帕西亞和中國的歷史事件加以比較時，又出現了另一個難題。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漢朝在喀什地區的大權。經過仔細觀察，可明顯地看出，不僅塔里木地區的戰爭（賢王時期）成了帕西亞戰亂的先導，而且繼蒙古的戰爭之後，也同樣地在歐亞大陸北部直到維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間也爆發了戰亂。事實上，漢朝政府派遣官員去控制西域而引起的衝突，不僅影響到天山南北，也影響到裏海和黑海南北地區。換言之，中國皇帝的一個命令，便可以使混亂的政局經兩條不同的地理路線涉及羅馬帝國的北境。由此而產生的難題是，這段時期的事態，雖然可以肯定起源於中國，並單單從年代順序上看（在本書研究範圍內）結束於中歐，可是必須經以上兩條線索去進行描述。為了更明確地說明始於中國、西南經波斯、西北經俄羅斯傳播並最後集中到中歐的一系列戰亂最基本的特徵和聯繫，似應將帝國在最後一期間裡，特別是多密喜安（Domitian）和圖拉真（Trajan）統治時期內發生於帝國邊境上的重大戰事，予以一一展現。 歐洲的戰爭　公元70～107年 韋斯巴薌和多密喜安在萊茵河和多瑙河 　公元70～84年 公元70年，萊茵河上恢復平靜之後，韋斯巴薌率領隊伍修復在此之前被戰爭毀壞了的防衛設施。可能是這同一政策的繼續，他於公元74年派上日耳曼使臣皮納里亞斯·柯內里亞斯·克里門斯（Pinarius Cornelius Clemens）占領內卡（the Neckar）河谷和黑森林（the Black Forest）地區，即萊茵河和多瑙河上游支流之間的地區 (1) 。從石碑上得知，柯內里亞斯·克里門斯在戰爭中進展得很順利，史籍中並未提到這一時期內發生過任何蠻族暴亂。公元74～76年間，韋斯巴薌發行的鑄幣記錄了八次對勝利的慶祝。而這些勝利甚至連這段時間的史料中都未能提供可供猜測的足夠依據 (2) 。這樣，另一情況就顯得相當重要，即除了上日耳曼總督，還有一位不知名的將軍也因戰勝日耳曼人而受到嘉獎 (3) 。同時，多米梯亞斯·圖拉斯（Domitius Tullus）和多米梯亞斯·盧卡努斯（Domitius Lucanus）兄弟也因公元74年或公元75年對日耳曼作戰有功而被授勳 (4) 。在公元75～78年間某時，朱利亞斯·柯迪努斯（盧梯里亞斯·伽里庫斯Julius Cordinus Rutilius Gallicus）率領的一支軍隊在埃姆斯河上對布魯克特里人發動了戰爭 (5) 。戰爭起因不詳，但知前者大獲全勝，俘虜了煽動朱利亞斯·西維里斯領導的一次暴動的日耳曼女預言家維列妲（Veleda） (6) 。 在公元71年到公元81年的十年中，史料沒有記載任何有關多瑙河下游的形勢。不過仍然有理由相信在公元76年韋斯巴薌的次子多密喜安對入侵密西亞的薩爾馬特人（也許是諾克索蘭尼人）發起過進攻 (7) 。 公元82年，雖然證據不甚充足，但仍可看出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上發生過騷亂 (8) 。公元83年，多密喜安 (9) （他已於公元81年繼承他哥哥提圖斯的帝位）向恰提人開戰 (10) ，其後便開始有計劃地修築萊茵河彼岸領土的防禦工事 (11) 。 羅馬人在不列顛 　公元71～84年 塔西圖說，維努梯亞斯和卡梯曼杜婭於公元69年發生的衝突，給羅馬帶來了戰爭，因而當皮梯里亞斯·瑟里亞利斯平定高盧的朱利亞斯·西維里斯的叛亂後，他被韋斯巴薌派往不列顛。在不列顛任期內（公元71～74年），他征服了布里甘特人，並擴展了這個省份的疆域，以至約克（YORK）也被歸併。公元74～77年或公元78年間，繼任總督塞克斯·朱利亞斯·福朗梯努斯（Sex．Julius Frontinus）也制服了威爾斯（Weles）的西盧爾人。 福朗梯努斯的繼任者朱利亞斯·阿格里柯拉（Julius Agricola） (12) 第一次完成了對威爾斯的征服，接著又向北英格蘭征伐（公元79～80年）。在他任期的第四或第五個季度里（公元81～82年間），他占領了蘇格蘭低地（the Scotch Lowlands）到福思灣（the Firth of Forth）和克萊德灣（the Firth of Clyde）之間的峽谷地區。公元83年，他的勢力擴大到佩思（Perth）；公元84年，阿格里柯拉再次北進。這一次，北方的各部落在一個名叫卡爾加庫斯（Calgacus）的頭人領導下，匯集在一個叫蒙思·格勞皮亞斯（Mons Graupius）的地方（不確定）對他進行抵抗。但只在一次激戰之後即被他擊潰。公元85年，他被多密喜安召回。 多密喜安的達西亞戰爭 　公元85～86年 公元85年底或公元86年初，羅馬人捲入與達西亞人的戰爭 (13) 。 在有關戰爭爆發的記載和論述往往各執一端，使人莫衷一是。狄奧只不過說羅馬人「捲入」其中；蘇埃托尼亞斯則指出這次戰爭非同一般，它使「一個軍團及其司令官一起遭到滅頂之災」（但對此次失敗之前的形勢沒有提及）；喬丹尼斯認為是達西亞人由於「害怕多密喜安的貪婪」而首先破壞了停戰協議。 公元68～69年的內戰及同時發生在邊境地區的騷亂之後，達西亞人又重新組成了一個由杜拉斯（Duras）或丟爾潘紐斯領導的王國。在多密喜安任內，達西亞與羅馬的戰爭初期，丟爾潘紐斯讓位給地位與布勒比斯塔相當的德西巴魯斯（Decebalus）。關於丟爾潘紐斯，狄奧認為「他在了解戰況和指揮作戰方面是個精明的人。他能準確地判斷該在什麼時候發起進攻，什麼時候開始撤退。他還善於打伏擊戰，是安排戰事的高手。他不但長於戰勝敵軍，而且善於處理敗局，所以長期以來，他一直是羅馬的一個強勁敵手」 (14) 。 公元85年，達西亞人入侵密西亞。密西亞總督奧皮亞斯·薩賓努斯（Oppius Sabinus）在作戰中被殺。公元86年1月，多密喜安來到密西亞。儘管達西亞人提出和平建議，他還是派出以執政官禁衛軍長官柯內里亞斯·福斯卡斯率領的一支大軍去攻打他們。羅馬軍隊向特蘭西瓦尼亞（大約在阿盧塔河the Aluta上）進攻，但在紅塔關（the Red Tower Pass）附近，福斯卡斯戰敗身亡。他的殘兵亦作鳥獸散。 公元85年，西方的一些戰爭使羅馬發行了一套重要的鑄幣，但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有關資料 (15) 。 可能也在公元85年，切魯西王恰里麥魯斯（Chariomerus）請求多密喜安支援，大概是針對恰提人的。皇帝給了他們一筆款項以代替出兵 (16) 。稍早些時候（約公元83年），恰提人將恰里麥魯斯趕出國去，「原因是他與羅馬有著友好關係」。但他組織了一批人馬進行反撲，並得勝復辟。 多密喜安在多瑙河和萊茵河的戰事 　公元88～89年 公元88～89年戰爭的先後順序不甚清楚 (17) ，但基本如下： 公元88年末或公元89年初，與達西亞人的戰爭再次爆發。這次戰爭中特梯亞斯·朱里安努斯（Tettius Julianus）在維米納西亞姆（Viminacium）渡過多瑙河，向鐵門關（the Iron Gate Pass）附近的塔帕衣（Tapae）進攻，擊敗了德西巴魯斯的軍隊。 亦在公元88年末，恰圖人入侵剛剛歸併羅馬的緬因河一帶地區，他們破壞堡壘和其他軍事設施。占領軍可能遭受了慘重損失 (18) 。約公元89年1月，在上日耳曼總督L．安東尼亞斯·薩特尼亞斯（L．Antonius Saturnius）的勸說下，駐守於美因茨的兩個軍團不再效忠多密喜安。但這次反叛不久即被下日耳曼總督阿庇亞斯·馬克西姆斯·諾巴努斯鎮壓了。蘇埃托尼亞斯將這次勝利歸於形勢碰巧對後者有利。因為在關鍵的時刻，蠻族軍隊未能渡過萊茵河去幫助薩特尼亞斯——河面上的冰剛好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天開始融化了 (19) 。之後，一支很可能是諾班努斯（Norbanus）率領的羅馬軍隊向恰提人發起攻擊。 還是在公元89年上半年，當上日耳曼的騷亂平息之後，多密喜安率領一支軍隊進攻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關於這次戰爭的起因，狄奧說是後者沒有在羅馬對達西亞人的戰爭中提供幫助。在賈齊格的支持下，蘇維比人部落擊敗了羅馬皇帝的軍隊 (20) 。 皇帝在吃了敗仗後，便與達西亞人達成了和解。德西巴魯斯通過他的代表狄吉斯（Diegis）交還了他繳獲的羅馬戰俘和武器。多密喜安則當場向德西巴魯斯支付了「一大筆錢，還給了他一批可以為和平時期生活和戰爭活動從事各種工藝生產的工匠，並答應以後將不斷提供大批款項」 (21) 。但在和平恢復之後，多密喜安卻派出C．維里亞斯·盧福斯（C．Velius Rufus）率軍經達西亞領土去征討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賈齊格人。可惜的是，這次戰爭的結果不見記載 (22) 。 潘諾尼亞的戰爭 　公元92年 公元89年末，由於羅馬的關係，中歐恢復了和平，但不到三年又爆發了戰爭。 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盧吉人與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發生戰爭。他們向多密喜安請求支援。於是多密喜安派出一百騎士去幫助他們。不久，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還有馬西格尼人（the Marsigni）和賈齊格人鄰接的塞姆農人入侵潘諾尼亞，並於公元92年殲滅了一個羅馬軍團。多密喜安立即趕到前線。從公元92年5月到公元93年1月，他一直在那兒反擊入侵者 (23) 。在這次戰亂時期中，塞姆農國王馬西烏斯（Masyus）曾和女教士伽娜（Ganna）一同前往羅馬，受到多密喜安的隆重接待 (24) 。 潘諾尼亞的戰爭 　公元97年 公元97年，涅瓦統治時期即將結束時，羅馬軍隊在潘諾尼亞擊敗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關於這次戰爭的記載很少，只知道恰好在皇帝涅瓦正式承認圖拉真為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的那天，傳來這個勝利的消息 (25) 。有一些情況說明公元98年間戰爭仍在進行 (26) 。 與此同時，恰提人襲擊與卡馬維人（the Chamavi）結盟並攻擊了布魯克特里人的安格里瓦里人（the Angrivarii），並將他們趕走。塔西圖說，在恰提和安格里瓦里兩部落之間的戰爭中，「有六萬多人遭殲。他們不是倒在羅馬的武裝長矛之下，而僅是為了讓我們看了高興——這對我們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願這些部落能長期這樣打下去。如果說這不是出於對我們的熱愛，至少也是他們之間互相仇恨：既然帝國命運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那麼，除了讓我們的仇敵互相殘殺以外，命運女神將不會給我們其他更好的保證了」 (27) 。布魯克特里人被打敗後，他們的國王跑到羅馬避難。約在公元96年，下日耳曼總督維斯特里西亞斯·斯普瑞納（Vestricius Spurinna）使他得以復辟 (28) 。 圖拉真對德西巴魯斯的戰爭 　公元101～106年 公元4～5兩年，提比略在日耳曼的經驗，使奧古斯都決心要向馬可曼尼人國王馬羅波杜斯發起戰爭，而圖拉真 (29) 在潘諾尼亞的經驗則使他向達西亞王德西巴魯斯開戰。狄奧在談到戰爭的緣由時說，「達西亞人每年索取的大量錢財成為圖拉真的沉重負擔」，根據密多喜安與他們達成的協議，又說「他看到他們的力量和自信心在日漸增長」 (30) ——他們的國王是羅馬的死對頭。 公元101年，圖拉真在勒德拉塔（Lederata，貝爾格勒Belgrad之南）渡過多瑙河 (31) 向塔帕衣進發。在那裡同德西巴魯斯打了一場非決定性的戰爭後，返回在德羅貝塔（Drobetae）的冬季營地。這個冬天，達西亞人在厄斯庫斯（Oescus）渡過多瑙河，而羅克索蘭尼人則洗劫了多布羅加。公元102年，皇帝由德羅貝塔向東進攻阿盧塔河上的布里達瓦（Burridava），又沿河而上向紅塔關進發。德西巴魯斯請求停戰，但當談判還在進行之中時，羅馬軍隊就已經奪取了附近達西亞人的陣地，德西巴魯斯便停止了停戰條款的談判。圖拉真接著強行通過紅塔關，德西巴魯斯只得交出了他的都城薩米澤格蘇撒（Sarmizegethusa）。最終停戰後，德西巴魯斯答應向羅馬交還工匠和戰俘、放下武器、停止戰爭，並拆除工事，由一支羅馬衛戍部隊駐紮在薩米澤格蘇撒。 公元105年，羅馬政府得知德西巴魯斯在「向鄰邦派遣使臣」 (32) ，又侵入了賈齊格人的領地，並收容羅馬的逃散軍卒；後來他還囚禁了羅馬衛戍軍司令官朗吉努斯（Longinus），要求圖拉真歸還被羅馬軍占領的橫越多瑙河的土地，這個要求未獲同意。公元106年，圖拉真從他在德羅貝塔修建的一座石橋上過了多瑙河，再次進入薩米澤格蘇撒。德西巴魯斯自殺身亡。公元107年，達西亞終於被併入帝國版圖。 還應提及一點，在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羅馬被迫將阿格里柯拉在蘇格蘭建立的一支衛戍軍隊撤了回來 (33) 。 潘諾尼亞的戰爭 　公元107年 公元107年，駐下潘諾尼亞的使臣阿流斯·哈德里阿努斯（Aclius Hadrianus）「牽制住了薩爾馬特人（賈齊格人）」 (34) 。 中國、帕西亞和羅馬帝國東部 （一） 羅馬東部的事態 　公元72～77年 公元72年，敘利亞總督L．凱森紐斯·派圖斯以安提奧克斯四世（AntiochusⅣ）及其兒子們與帕西亞結盟為口實，向柯馬基尼發起突然進攻，迅速將它併吞。安提奧克斯被押送到羅馬，其兒子們則相繼逃至帕西亞尋求避難 (35) 。 公元73年，當阿蘭人侵入米底亞和亞美尼亞時，高加索山以南各國陷入一派混亂。約瑟福斯（Josephus）曾說：「阿蘭人大軍攻入米底亞。這個國家人口眾多，六畜興旺，且絕無冒犯阿蘭人之嫌，卻遭大劫。」米底亞王帕柯魯斯（Pacorus）只得放棄了他的全部財產，逃進山里。「阿蘭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推進到亞美尼亞，沿途留下一片廢墟。」亞美尼亞王梯里代茨戰敗，險些被俘。侵略者「洗劫全國，並擄獲大批亞美尼亞和米底亞的人民，又將各種財物盡掠而歸」 (36) 。約瑟福斯認為當時阿蘭人是住在頓河和亞速海沿海一帶。 經過這次大戰，帕西亞沃羅吉斯一世向韋斯巴薌提議採取聯合行動以抵抗入侵者，並要求他派一個兒子率軍支援。多密喜安急欲前往，但這一計劃並未付諸實施 (37) 。不過韋斯巴薌亦非按兵不動。公元75年他派了一支軍隊前往伊伯利亞增援米特拉達悌，加強其防守，以抵禦來自高加索部落的侵襲 (38) 。從這次行動上看，羅馬軍隊進入亞美尼亞的可能性很大。斯塔梯亞斯（Statius）指出，在盧梯斯·伽里庫斯的戎馬生涯中，曾一度領軍進入亞美尼亞。據考，其時約在公元75年 (39) 。 公元76～77年，由於某種原因，沃羅吉斯入侵敘利亞，但被敘利亞總督M．烏爾皮亞斯·特拉阿努斯（M．Ulpius Traianus）擊退 (40) ，特拉阿努斯的兒子，即後來的圖拉真皇帝，參加了這次作戰 (41) 。 有關公元74～77或公元78年這段時期日耳曼部落的大規模起義和密西亞至少受到過一次薩爾馬特侵犯的情況，僅靠碑文和古錢幣提供的證據畢竟有限。然而，如果藉助公元前60年到公元70年期間羅馬東部和中歐事態之間的密切關聯，那麼公元72年到公元76年或公元77年間亞美尼亞和敘利亞的戰亂就可以得到證實。此外，羅馬東方的那些戰亂毫無疑問地與班超起主導作用的中國「西域」的變化又有密切聯繫。 喀什噶爾和帕西亞 　公元73～78年 正當韋斯巴薌對羅馬帝國的萊茵河和幼發拉底河邊陲實行安撫政策時，中國東漢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正在力圖恢復由於王莽篡政 (42) 而失去的對蒙古和喀什噶爾地區的控制。明帝之所以下這樣的決心，是由於甘肅地區受到了匈奴的侵犯。 如前所述，莎車王賢於公元61年被于闐王廣德敗殺，而匈奴乘機又攻敗廣德，並使他每年繳納貢賦。之後，匈奴便控制了西域諸國。公元72年，明帝始決意平定匈奴。公元73年，竇固率軍攻占伊吾 (43) 。公元74年，漢朝收復了吐魯番及車師後王庭。公元73年竇固敗匈奴後，即派遣他的部下假司馬班超「出使西域」 (44) 。班超先後挾服了鄯善王廣和于闐王廣德，使之臣服於漢明帝之威。漢朝至此復通絲綢南道。當時龜茲王建正聽命於匈奴，他攻占了疏勒，殺其王。面對建之來勢洶洶，班超毫無畏懼，並於公元74年率軍向疏勒推進。干戈未動便將建驅走，得疏勒城。公元75年焉耆與龜茲俟機攻殺了公元74年出任都護的陳睦，龜茲乘機又聯同姑墨向班超進攻，迫使班超據守疏勒城年余。是年明帝死，劉炟繼為章帝（公元76～87年在位）。他下令放棄西域，撤回漢軍。公元77年，正當班超亟待增派援軍以守疏勒城時，接到了召他回朝的命令。他回經于闐時，于闐王廣德苦苦挽留。他於是決定不顧上召，繼續完成統一西域之大業 (45) 。 中國公元72～77年間的戰事構成了公元73～77年間亞美尼亞和帕西亞戰亂的背景。 但漢朝政策的影響力並非以幼發拉底河為限。同時，還應注意到這一事實，即中國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完成了統一西域之後，繼而在西印度也發生了一系列變革，並因之而有公元前58年開始的馬爾瓦紀年（the Marva era）或毗克羅摩紀元。之所以要回顧這一段歷史，是因為西印度開始創立塞種紀年（the Saca era，公元78年始）恰好又是在明帝收復西域之後。與公元78年塞種紀年有關的歷史事件，史界權威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但貴霜（Kushan）王朝的伽膩色伽繼閻膏珍為王 (46) 。這一重要人物的繼位，若不算一次革命，至少也意味著一次改朝換代 (47) 。這可以從貴霜新王朝以白沙瓦（Peshawar）代替巴里黑（Balkh）為其國都得以證明。伽膩色伽以贊助與弘揚佛教著稱。在中國的記載中，他被稱為「月氏王」。在帕西亞，繼上述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戰事之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公元前58年弗雷茨三世被殺，隨後在其二子米特拉達悌和奧德羅二世之間爆發了內戰。同樣，公元78年，帕柯魯斯二世挑起了一場反對沃羅吉斯一世的叛亂 (48) 。 （二） 喀什噶爾、帕西亞及羅馬東部 　公元78～91年 公元78年間，班超與伊犁河谷的烏孫、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康居及阿富汗西北印度貴霜王國的月氏建立了親善關係。同年，由於得到康居的支援和疏勒、于闐等國的貢賦，班超又攻取了姑墨和溫宿 (49) 。這時漢朝政府終於給班超派出了援軍。於是他向龜茲和焉耆發起進攻。在公元78～80年（該年班超得漢援軍），龜茲滅莎車，疏勒又起兵叛亂。公元80年，漢將徐幹領援兵到達，班超遂重新攻下疏勒。公元83年，龜茲再攻疏勒，公元84年漢增兵又到，加之有疏勒、于闐的納貢，班超便向莎車發起進攻。而莎車王將疏勒王沖拉到他的一方，沖又得康居支持。面對這一局勢，班超遣使「攜絲綢重禮」 (50) 贈月氏王（伽膩色伽），請他勸其同盟康居王將增援疏勒的軍隊撤回。此舉頗為奏效。康居同沖一併撤出塔里木地區。於是，久失西域的班超得以復主喀什噶爾。公元85～87年，班超再得月氏之援，發兵以攻吐魯番的車師前王庭 (51) ；公元86年，疏勒前王沖得康居之助，起兵企圖奪回其王位，卻為班超所俘，並被處死。其後於公元87年，班超調回于闐等地軍隊，擊敗龜茲等國的援兵而大破莎車。 從公元84～87年的情況看來，班超在喀什噶爾正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以至於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要依靠貴霜國的支持。公元87年，安息（即指帕西亞，此更似指希爾卡尼亞）王遣使到漢 (52) ，顯然是因為在西域的中國人與貴霜之間的聯繫對於通過希爾卡尼亞和帕西亞的絲路是一大妨礙。同時，月氏王伽膩色伽也遣使欲與漢結盟，並求聯姻 (53) 。當時，似乎班超允許帕西亞的遣漢使臣過境，但不知何故，卻將伽膩色伽的使臣逮捕送回，因此引起了戰爭。月氏王於公元90年發兵，由其副王謝率領，越蔥嶺、結龜茲以攻漢軍。但為班超所擊潰。至此，從公元73年起一直抗漢的龜茲遂降。據載，月氏亦向漢朝歲奉貢獻 (54) 。 班超在西域的活動，還可從以下帕西亞和羅馬東方的事態中得到反映，儘管具體的記載尚不明細。因為公元78～90年喀什噶爾戰爭以及康居和月氏（貴霜）的捲入，恰與美索不達米亞的衝突遙相呼應。 其一：公元78年，帕柯魯斯反叛並進攻沃羅吉斯一世，後者堅持抵禦到公元80年初，終於倒台。但帕柯魯斯並未接管這塊歸他無疑的領土，因為另一個敵手阿塔班努斯四世於公元80～81年（或公元81～82年）占據了塞琉古。但他顯然在公元82年被驅走，跑到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立足，直至公元88（或公元89）年 (55) 。在羅馬歷史上記有他幫助並指使了提圖斯（Titus）王朝（公元79～81年）的一個名叫特倫梯亞斯·馬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的人。此人借尼祿之名，並得到來自幼發拉底河的一些地區的支持 (56) 。尼祿率帕西亞軍的返回，成為《聖約翰啟示錄》 (57) 里一再出現的話題。與此相應，公元82年在歐洲的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也發生了暴亂。在萊茵河地區，多密喜安於公元83年親戰恰提人，使羅馬的疆域拓至萊茵河彼岸。 其二：公元83年喀什噶爾再次向班超進攻。公元84年，由於情況緊迫，他向月氏（貴霜王）求援。可惜羅馬史料對公元80～81年及公元88～89年這一期間帕西亞和羅馬東部的事態毫無記載。另一方面，索連尼的摩西對此有所記述，即多密喜安派遣的一支軍隊在亞美尼亞被殲滅。這一事件雖無時間記載，但大致可確定發生於公元84年或公元85年 (58) 。在歐洲，達西亞人公元85年入侵密西亞，同年多密喜安在日耳曼頗有戰績。 其三：班超與月氏王之友善關係於公元87年中斷。公元90年，月氏王發兵越蔥嶺攻漢。這一戰事反映在帕西亞，則是「公元86～92（93）年這七年間帕西亞也沒發行任何貨幣」 (59) 。公元88～89年（尼祿死後的第20年），另一個假尼祿之名的人出現在羅馬帝國之東部，並得到帕西亞人的全力支持，「為了他，帕西亞的軍隊幾乎參與了反對羅馬的戰爭」 (60) 。約在公元88年，C．維土倫魯斯·西維卡·塞里阿利斯（C．Vettulenus Civica Cerialis，當時的亞細亞總督）由於陰謀政變而被處死 (61) 。直到大約公元92年，羅馬詩人斯塔梯亞斯（Statius）、馬歇爾（Martial）和西里亞斯·依塔里庫斯（Silius Italicus）還在滿懷期望地談論東方的戰爭將會給多密喜安帶來新的榮譽 (62) 。在歐洲，公元88年末，羅馬同達西亞人的戰端又起，幾乎同時又發生了恰提人侵入羅馬境內和上日耳曼的安東尼亞斯·薩特尼努斯的兵叛。 （三） 喀什噶爾和帕西亞 　公元91～102年 公元91年，班超 (63) 收降了北路上的龜茲、姑墨和溫宿。漢和帝命班超為都護，治於龜茲。公元91年班超平滅了焉耆，至此他完成了西域諸國統歸於漢的大業 (64) 。 關於班超在西域長期經營的結果，《後漢書》有如下評述：「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客販，日款於塞下」 (65) 。這裡說的「商胡」極可能是馬依斯·梯西安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的商人。馬依斯關於「偉大的絲綢之路」的記載曾被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y）引用。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西 (66) ，抵達條支。這個地方據考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甘英帶回許多有關西方的情況，主要有：一、羅馬帝國（大秦）經海路同帕西亞（安息）和印度（天竺）進行貿易，並可獲利十倍；二、大秦國王一直盼望同漢朝建立通商交往，卻因帕西亞之阻礙而未成。因為帕西亞企圖壟斷同羅馬的中國絲綢貿易。甘英回國不久，即公元100年，班超即向朝廷請求解職回鄉 (67) 。 公元90年大破月氏，使班超得以完全控制了西域並實現了一定時期的和平安定。這一形勢在帕西亞也得到反映：塞琉古的造幣廠於公元93（或公元94）年直到公元97年發行了帕柯魯斯的鑄幣。但美索不達米亞的繁榮並未長久。公元97年春到公元105年（或公元106年）間，造幣廠一直處於完全癱瘓狀態。正是這一期間，帕柯魯斯被逐出塞琉古，這座城市被沃羅吉斯二世占領。 公元97年甘英的使西，有助於說明帕西亞的局勢。在西行途中，他實際上是受到了伊蘭（Iran）當局的阻攔，因而未能經北美索不達米亞直達敘利亞，而是被帶到波斯灣上首的一個城市裡。他在那裡被告知需經海路方可抵羅馬帝國（大秦）。由此可見，公元97年春之後，帕柯魯斯的權限決不超過北美索不達米亞，而其東部和南部則已屬於正在同他交戰的國王沃羅吉斯二世或奧斯羅斯。此時雖然由中國和喀什噶爾來的貨物仍然經過波斯東部和中部，但經北美索不達米亞直抵敘利亞的道路卻被帕柯魯斯的敵對者阻斷了。於是與敘利亞的貿易只得通過海路繞過阿拉伯來進行。這一情況大約發生在公元97～105年之間。 （四） 喀什噶爾和帕西亞 　公元102～107年 公元102年，班超返回洛陽，當年病逝，春秋七十。繼其都護之職的任尚隨即陷入困境——對此他事先曾受到班超的告誡 (68) ——公元102年西羌起亂，他頗費了周折方將其平定。公元105年北匈奴取師車後王庭 (69) ，沿北道的諸國亦反叛漢朝，並於公元106年攻任尚於疏勒 (70) 。漢遣梁謹領軍馳救任尚。公元107年羌人由梁金領導叛亂，奪占了隴境交通。正如《班勇傳》中所陳：「西域復絕。」 (71) 因中西交通中斷，漢朝政令不達，遂於公元107年撤西域都護機構，並召回派駐西域的人員 (72) 。北匈奴乘此機會占領了西域，甚至向諸國勒索過去所欠的貢稅 (73) 。 班超在西域經營達三十年後，於公元102年告休回洛陽，而在公元105～107年間，漢朝就不得不放棄了對商路及西域諸國的控制。 在帕西亞，公元106年前後，帕柯魯斯的政敵奪取了塞琉古 (74) ，他同時又受到奧斯羅斯從南面的進攻，東遭沃羅吉斯二世襲擊。當圖拉真進攻美索不達米亞時，這三方的衝突正在進行之中。 在羅馬東部地區，公元105～106年，敘利亞總督A．柯內里亞斯·帕爾馬（A．Cornelius Palma）攻占了皮特拉，吞併了阿拉伯 (75) 。 在中歐，公元106～107年，圖拉真擊敗德西巴魯斯，吞併達西亞。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羅馬人被迫撤出蘇格蘭。 觀察與評論 如果將公元73年至公元107年間喀什噶爾和帕西亞的局勢與同一地區莎車王賢在公元33～61年間的活動作一比較，那麼從每一組相應的事件中都可看出，塔里木的戰爭之後在帕西亞總要發生暴亂和內戰，而且分別在不同的情況下影響到羅馬東部各省。在這兩組類比中，還可看出，緊接著羅馬東部的動亂，在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也相應地爆發了戰爭。對歐洲的局勢進一步研究後可以看出，在韋斯巴薌、多密喜安和圖拉真時期所發生的蠻族侵擾卻具有不同的形式。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的暴亂確與帝國東部的戰爭有一般性的聯繫。而馬可曼尼、魁代和賈齊格人侵入潘諾尼亞卻是另一種不同的現象。如果這些入侵實際上表明它們是另一類型的戰爭，那麼它們必然也要有其獨自的先導因素。根據本書的觀點，從整體上看，班超經營西域時，漢朝的軍隊也同時在蒙古同匈奴人交戰。因此，在對歐洲公元70～107年間戰爭的背景做出結論之前，應該對中國與蒙古民族早在公元前60年就開始了的關係作一探討。 中國、蒙古和歐洲 （一） 中國與蒙古 　公元前63～前36年 羅馬對米特拉達悌大帝的第三次戰爭與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 (76) 對匈奴的戰爭遙相呼應。值得注意的是，在龐培擊敗米特拉達悌的當年（公元前66年），鄭吉破車師；不久米特拉達悌逃至博斯普魯斯。在東方，匈奴這時又挑起戰端。公元前64年，鄭吉被迫放棄車師。在米特拉達悌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3年），漢朝正面臨西羌人之亂（公元前63～前61年）及匈奴發十萬騎兵北犯漢邊的嚴重局勢。如果羌人和匈奴聯軍合力，便會給漢朝造成失去西域交通的危險。可是上述險情不僅沒有發生，而且局勢隨即得到緩解。公元前60年，匈奴單于死。在漢朝的支援下，新單于處死了前單于手下許多顯要官員。正如前述，先賢撣為避此難，不得不逃降漢朝，車師庭也隨之歸漢。但是與新單于對立的匈奴權勢人物並未全部逃亡，經過一番爭奪之後，新單于被推翻（公元前58年），匈奴亦因此而分裂為五部。 這裡不妨將歐洲的態勢列出備考——假定蒙古的戰爭與歐洲的戰爭沒有聯繫性。公元前61年或前60年，波依人被驅趕到多瑙河以北，這也影響了多瑙河上游地區的民族以及博登湖（Lake Constance）的赫爾維提人和高盧的阿羅布諾吉人。至少在公元前59年，波依人歸併入赫爾維提人，並於公元前58年進行了一次大遷移，但不久即被愷撒趕了回去。同時，從維斯瓦河到萊茵河一線的日耳曼人也捲入了戰爭。 公元前58年老單于死後，五單于爭立，混戰數年 (77) 。到公元前53年，只剩下了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兩兄弟。郅支於是年大敗呼韓邪。呼韓邪南逃渡河附漢。公元前51年，呼韓邪自請稱臣，並為漢朝駐戍北塞。 留在匈奴王庭的郅支見呼韓邪得惠於漢，便於公元前49年遷往右庭之地，以圖與烏孫結盟。烏孫王拒許，且發八千騎兵攻之。郅支破烏孫軍，但並未追擊，而是北上降服了呼揭、堅昆、丁令等國，然後才回頭數攻烏孫。 直到該時，郅支仍未中斷他與漢朝的聯繫。公元前45年，他要求遣還他於公元前53年送漢為侍的兒子。元帝許之，且派兵護其子歸。然郅支竟殺死送其子歸的漢使。他自知有罪於漢，又懼呼韓邪會出兵攻打，便急忙準備西遷遠遁。時值康居遭烏孫進攻，康居王聞郅支「處境尷尬」 (78) ，便求他給予援助。郅支急不可待地抓住此機（公元前43年），不顧當時正值嚴冬，立即拔營西進。其民沿途離散極多，到達康居時，只剩下三千餘眾。儘管如此，他仍受到康王的厚待，並為他配備了一支軍隊以抗烏孫。郅支率軍大破烏孫，掠其都城，荒其西境，使之成了千里無人之地 (79) 。郅支自居破烏孫有功，對康居王驕矜無禮，進而枉殺多人，又侮漢使臣，且向火尋 (80) 、大宛等國勒索貢賦。他甚至還在都賴水 (81) 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公元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未經請示朝廷，便決定發兵征討郅支。陳湯曾據理力勸他的上司甘延壽。他認為匈奴正威脅著烏孫和大宛，企圖將此二國併入康居。若匈奴此舉得逞，定會進而北攻伊犁，西征安息，南克月氏（大夏）和烏戈山離（赫拉特Herat）。如是，定會給西域造成嚴重威脅。陳湯的這一番議論雖多指匈奴單于而言，卻也可見該傳記的作者藉以表現陳湯的遠見卓識 (82) 。這次征討，漢軍得到烏孫和康居十五王子的支持而大獲全勝。攻破了都賴水上的郅支城，並殺郅支。 公元前49年的郅支單于西遷及他征服回紇、堅昆和丁令，恰恰與導致博斯普魯斯王法拉西斯垮台的事件在年代上有密切聯繫。公元前48年，法拉西斯在奧爾西王斯帕狄尼和塞拉西王阿比阿庫斯的支持下，在密奧梯斯（亞速海）東岸建國。法拉西斯很可能利用了影響到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地區各民族的某個戰爭機會。而另一方面，既然郅支在公元前43年以後不久僅僅向大宛和奄蔡派出了使臣，這件事很難同西徐亞進攻博斯普魯斯聯繫起來。西徐亞的進攻使博斯普魯斯王阿桑德修築了彼列柯普（Perekop）地峽的防禦工事，其具體時間失考，大致是在他在位（公元前47～前17年）的早期。 （二） 中國和蒙古 　公元2～16年 從公元前51年到公元9年，漢朝和蒙古部落之間一直保持正常友好的關係。王莽篡權之後，他的一項政策便是降低匈奴單于的禮遇規格，因而引起匈奴的不滿，進而入塞騷亂 (83) 。公元11年，王莽向北塞各郡徵收苛稅 (84) ，引起大亂而未果。公元16年，王莽向這一地區派出軍隊，但領軍諸將極為謹慎，儘管王莽直到公元19年仍不斷派兵增援，卻無大進展。 西域 (85) 的騷亂比漢朝北塞的戰爭發生得更早些。約公元2年，漢辟「北新道」，以縮短玉門關到車師後王庭的距離。車師王姑句怨新道有損於他的利益，便率領其眾投奔匈奴。 不久後，那裡的局面恢復了安定。但公元10年車師王須置離患於漢都護的苛稅，決定投奔匈奴。事未成，卻被漢戊己校尉獲悉，遂遭捕殺。於是須置離的弟弟狐蘭芝帶領部眾及牲畜逃亡到匈奴。同年末，匈奴攻車師前王庭，並殺漢將。 公元14年，王莽與匈奴達成和解協議。但據史載，因王莽愚弄單于，矛盾又起。匈奴於公元16年大犯漢邊（前已有述）。其時，西域諸國分崩離析。焉耆首先發動反叛，殺漢都護。漢派軍到西域以圖重占焉耆，但遭重創，漢將被迫退守龜茲。 中歐 　公元4～18年 有關公元2年前後中歐戰事的記載極少而簡略。只知有一個名字叫「××西亞斯」（～cius）的將軍的事跡，但既無具體時間，情況也不完整。只是說到他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的某處渡過多瑙河，征服了魁代人和巴斯塔尼人，並與柯梯人和阿納提人結盟。其發生的年代各說不一，大約是在公元前19年～公元6年之間。一般傾向於認為這次征伐的時間是在公元前6年～公元4年之間。關於各個事件發生年代的不同觀點，均只有從「政策和戰略上的原因」 (86) 來考慮。同時應該堅持的一點是，沒有任何記載證明羅馬在未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向蠻族發動過進攻。因此，有關這個問題的焦點便不在於「奧古斯都的特使什麼時候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之間渡過多瑙河」，而在於摩拉瓦河上游的部族在什麼時候發生戰亂。藉助於前面闡述的其他戰亂情況來分析，可以確定這個時間應該是公元3～4年。馬可曼尼人的情況可以不予考慮，因為直到馬羅波杜斯被阿明留斯擊敗之前，他完全可以保衛他的國家並維持其安寧。 羅馬史家們沒有提到任何中歐地區的戰事可以與公元10年車師的騷亂相映照，除了Cn．柯勒流斯·倫土盧斯的遠征。這次遠征一般認為是在公元11年。此外潘諾尼亞作為一個省從伊利里亞分出去大約是在公元10～14年之間，正當萊茵河爆發戰爭、多瑙河下游受到達西亞的威脅時。這次行政分割說明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之間的河域地區確有必要建立一個單獨的軍事機構。當代的權威人士不曾指出過這個新省份的總督是誰，但可以相信公元12～13年當政的官員是L．埃流斯·拉米亞（L．Aelius Lamia） (87) 。維里烏斯·皮特庫魯斯說拉米亞在日耳曼、伊利里亞和阿非利加（非洲）都建樹頗多。既然如此，那麼他很可能是公元10～11年在日耳曼，公元15年和公元16年在阿非利加，而在伊利里亞和潘諾尼亞的任期必在上二任期之間，即公元12年和公元13年。可惜維里烏斯除了提到拉米亞並未因勝利而得到什麼榮譽外，沒留下更多的記載。為了保衛多瑙河而進行的備戰，無疑說明該河北岸的各民族中發生了戰亂。 幸運的是，有關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區戰爭相呼應的歐洲戰爭情況卻唾手可得。眾所周知（見第一章第十三節），公元18年，一支從維斯瓦河來的軍隊（包括哥特人）在卡圖阿爾達的率領下侵入馬可曼尼。馬羅波杜斯和他的殘兵敗將逃至潘諾尼亞的羅馬軍中避難。另外，提比略派其子德魯蘇斯率軍駐防邊陲這一事實則可證明多瑙河彼岸的動亂已經在羅馬引起了嚴重的關切，並且也有助於說明公元12～14年的形勢。 （三） 中國和蒙古 　公元25～52年 王莽死後，中國立即爆發了爭奪帝位的鬥爭。劉秀於25年建東漢，是為光武帝。而另一個爭位者盧芳則在陝西得匈奴之助亦自稱漢帝。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吳漢擊盧匈政權，公元34年盧芳逃走。公元39年，吳漢再攻匈奴，但中途被迫去職，因而匈奴各部得以轉居塞內。公元40年，盧芳降漢。實際上是匈奴派他回漢，以期得到漢朝的褒獎，不過始終未能得到。光武帝封盧芳為代王，賜絹兩萬匹。但此人於公元42年復入匈奴，不久即死去。公元44、公元45年，匈奴聯合烏桓、鮮卑再次犯邊。漢軍出擊，卻無功而返。 公元46年，莎車王賢攻鄯善、龜茲。鄯善和吐魯番求護於漢（公元47年）。 公元46年，匈奴單于死，各部為爭繼王位而起混戰 (88) 。漢煽動烏桓乘機擊之，將匈奴驅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議立呼韓邪之孫比 (89) 為單于，並襲用呼韓邪的稱號，依漢求安。漢朝答應了匈奴的請求，並將此八部安置於北塞（五原一帶），以御外襲。至此，匈奴遂分為依附漢朝的南匈奴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公元49年，南匈奴大破北匈奴諸部，迫其放棄千里疆域而向西遁逃。此時鮮卑亦出襲北匈奴 (90) 。匈奴人這一時期（公元48、公元49年）的變化極為重要，因為南北二部至此永遠分道揚鑣了。 匈奴分裂的直接後果是北匈奴各部和漢朝貿易交往的中斷。有關這一點，可以從如下事實中得到證明：公元51年，北匈奴單于遣使欲同武威太守和親結盟，漢朝不許。經反覆交涉之後 (91) ，於公元52年，漢朝終於同意恢復與北匈奴的貿易。 在蒙古，匈奴的分裂（公元49年）導致了兩部的戰爭。漢朝北塞亦因之數年不寧。在西域，莎車王賢克龜茲後，又攻大宛，激起康居的不滿（時約公元50年）。繼公元46～50年蒙古地區以及中國西域戰爭之後，西方亦爆發戰亂。值得注意的是，約在公元50年，奄蔡更其名為阿蘭 (92) 。西方史學家也在這一年改稱之為「阿蘭尼（the Alani）」，而它的奧爾西（Aorsi）之名稱的最後出現於史料是在關於米特拉達悌公元49年戰事的記載中。公元50年盧吉人及來自維斯瓦河和奧德河源頭地區的一些部落進攻瓦里亞斯王國（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的國家），赫爾門杜里人則加入盧吉人一方。瓦里亞斯雖得賈齊格人支援，仍然被推翻。此戰結束之後，潘諾尼亞方面沒有入侵事件發生。但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仍然預料會有犯邊之患，遂向多瑙河增派了軍隊。同在公元50年，恰提人入侵韋特勞河和緬因河下游地區。 公元49～50年間的戰事對南高加索的民族似乎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伊比利亞王法拉斯曼勒斯藉口當他和阿爾巴尼亞人交戰時 (93) ，他的兄弟亞美尼亞王米特拉達悌（伊伯里亞人）拒絕幫助他，於公元51年向亞美尼亞發起進攻。 （四） 中國和蒙古 　公元72～77年 莎車王賢的叛亂平定之後（公元61年），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單于公元62年進擾黃河五原，但遭南匈奴抵抗。公元64年，北單于向漢求和，重開交通，漢朝許之。公元65年，漢遣使赴北匈奴，南匈奴便因之大怨，發兵起叛。其後戰端便起，雖有漢軍力阻，然南北匈奴仍大犯北塞，燒城毀鎮，殺掠人民。此亂綿延數載 (94) 。 公元72年，北匈奴侵敦煌等郡，隨後，在耿秉屢諫之下，明帝決心重取西域，於公元72年末遣軍屯涼州，以備次年春出戰。公元73年，漢軍分兵四路向匈奴進伐 (95) 。竇憲、班超所統的大軍擊敗北匈奴最南端的呼衍王部，並將其驅逐。公元74年，竇憲及耿秉追呼衍部至蒲類海，戰伊吾城，再敗其部。隨後，漢軍分兵兩路，耿秉擊車師後王庭，竇憲攻車師前王庭，兩路皆大勝。車師後王庭為耿秉所降（前已說過，班超於此時攻下喀什噶爾）。公元75年，北匈奴單于遣兩萬大軍圍耿秉，其情甚急。亦在此刻，與匈奴聯盟的焉耆、龜茲又攻殺了剛上任的漢都護陳睦。為此，甘肅路漢軍立即發兵以解天山之圍（公元76年），而後卻又放棄了車師後王庭及吐魯番兩地。公元77年，漢又將哈密駐軍撤回。同年，羌人之亂起，並於次年為耿秉平滅。 繼公元72～77年對北匈奴的戰爭之後，南高加索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騷亂。公元72～75年間，阿蘭尼人侵入米底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96) ，有關其結果可參見前述。 約瑟福斯關於這次入侵的記述引起了一些學者對阿蘭尼人進攻米底亞和亞美尼亞的路徑的不同看法。簡言之，約瑟福斯所記載的情況是，阿蘭尼人先通過某個以「亞歷山大（Alexander）」命名的山隘。通過該山隘有一條路直通米底亞。公元73年，這個山卡為希爾卡尼亞（今阿斯德臘巴德Astrabad）所控。如是，首先可以判定，「亞歷山大」這個名字定與高加索山及雷加附近的裏海有關係。因為托勒密（第五章第8節之15）將「亞歷山大」這一欄置於北高加索山處，即「阿爾巴尼亞關（the Albanian Gates）」 (97) 北面的德爾本特（Derbent）山卡。其次，可以肯定，正如達里爾（Dariel）山卡通往提比里西（Tiflis）和亞美尼亞一樣，德爾本特山卡通往巴庫（Baku）和阿特羅帕尼（Atropatene）。希羅多德（Herodotus）說，當西徐亞人將辛梅里安人（the Cimmerians，在博斯普魯斯）驅往南部時，辛梅里安人就是沿海岸而逃的。西徐亞人在後追逐，直入米底亞之地，而高加索山就在其右邊。既然有一個與「亞歷山大」這個名字相關的、阿蘭人可以通過它到達米底亞的關隘，那麼顯然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希爾卡尼亞人於公元73年控制的是哪一個山口了。 為了解裏海邊境的局勢，有必要引述斯特拉波（Strabo）有關上奧爾西的論述，即上奧爾西統治了裏海沿岸的大部分疆土，這樣他們便可輸入來自印度和巴比倫的商品。從這一情況看來（它完全可以作為自從公元前50年以後整整一個世紀歷史的參考），奧爾西人曾經利用過德爾本特之路。作為對斯特拉波論述的一點補充，這裡可以指出，根據馬爾卡特（Marquart） (98) 的觀點，上奧爾西人也曾在裏海東岸占據了大片土地，包括切列肯島（the island of Che Leken），且控制了經過這個內陸海的來自印度和大夏的商品運輸。奧爾西人於公元50年前後從歷史上消失，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與以下事件的關聯卻不多見於論述：（1）奧爾西人消失後不久，即公元58年，希爾卡尼亞人宣布他們脫離帕西亞而獨立；（2）他們獨立的範圍向北擴展到阿姆河口，包括塔爾卡島（the island of Talca，今切列肯島，見托勒密書，第六章，第9節）。因此有理由說，當奧爾西人的組織崩潰時，裏海南岸的商路落入希爾卡尼亞人之手。但在這一點上，問題的範圍變得更廣了。公元58年，希爾卡尼亞遣使到羅馬，請求聯盟以抗帕西亞入侵（見塔西圖《編年史》第十四章，第25節），且尼祿也確對促進阿姆河到裏海的交通有興趣 (99) 。亞美尼亞戰爭結束之後（公元63年），梯里代茨於公元66年在羅馬接受加冕時，尼祿派軍隊到伊伯利亞備戰。依照塔西圖的記載（《歷史》第一章，第6節），這一次是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戰爭。既然希爾卡尼亞取代了奧爾西，那麼他們就一定踏上或至少準備踏上阿爾巴尼亞的土地。而既然知道他們有意要同羅馬結盟，那麼尼祿這次戰爭的目標很可能就是與他們共同將已經擺脫了帕西亞苛稅的東方商路的最後一環置於羅馬的控制之下。尼祿在高加索地區的備戰並無結果。韋斯巴薌則採取了一種新的東方政策。不過，在現存資料中，有關希爾卡尼亞的情況的另一記載是在約瑟福斯所指的那一段時間裡他們控制了德爾本特山卡。如此看來，約瑟福斯的記載是比較可靠的。 繼中國邊塞地區的戰爭和影響到頓河地區的阿蘭尼的動亂之後，中歐各地發生了民族起義。文字上的資料對這一時期多瑙河和萊茵河地區的局勢確無記載，但是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戰亂的確鑿的旁證。主要的是，公元74年Cn．柯勒流斯·克里門斯 (100) 進行了一場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東直到內卡河（the Neckar）上游（符騰堡Württemberg）的戰爭。他顯然將戰火燒到他的領地之外，因為公元77年和公元80年間在巴伐利亞（Bavaria）修建了要塞，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雷歇爾（Raetia）的地方官C．薩土裡亞斯（C．Saturius）領導修建的。這說明奧格斯堡（Augsburg）以北和累根斯堡（Regensburg）以西地區已經成為入侵的目標。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地區的防禦工事是在赫爾門杜裡邊境上修築的。在缺乏公元74～76年間文字記錄的情況下，從這一事實上可以看出赫爾門杜里已經捲入了公元18～20年和公元50年的複雜戰爭之中。此後，他們又突破重重防線，參加了公元167年的大入侵。關於這些防線已另有專述 (101) 。 （五） 中國和蒙古 　公元84～87年 公元84年，北匈奴再次請求與漢朝進行官方與民間的互市，得到漢章帝許可。然而當北匈奴大且渠王子及其他官員驅趕萬餘頭牛羊入市途中，卻遭南匈奴汗遣騎搶掠。公元85年春，四路大軍共擊北匈奴，「南匈奴攻其前（南），丁令攻其後（北），鮮卑攻其左（東），突騎施攻其右（西），使其無容身之地，因而北遁」 (102) 。 公元86年，南匈奴汗追擊北匈奴一部，並敗之於曹色山。這次南匈奴追擊北匈奴，似為漢朝從中挑起。漢朝頒令，凡斬北匈奴頭者皆有賞。公元87年的鮮卑和烏桓擊北匈奴顯然也是聽從於漢章帝的旨意。北單于在這次戰爭中被俘殺死。經此挫敗後，北匈奴數十部在北塞紛紛降附漢朝。其殘部亦因「懼於丁令、鮮卑」，皆逃往安後河（也許為安金河之一西支）以西。同時（公元85～87年），班超得月氏之援，平定吐魯番之車師。 公元89年 (103) ，羅馬皇帝多密喜安敗於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狄奧（Dio）認為這次敵對行動是多密喜安挑起的。他本想對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實施報復，因為他們沒有在反對達西亞人的戰爭中提供幫助。不論多密喜安的動機如何，這些蘇比人的部落是在潘諾尼亞將他的軍隊擊潰的。 （六） 中國和蒙古 　公元89～91年 北單于死後，匈奴為爭單于之位而發生了混戰。公元88年，漢得北匈奴內亂的消息，遂聯合南匈奴發兵北擊。公元89年，竇憲、耿秉大敗北匈奴（在今大同附近），俘殺兩萬餘眾。北匈奴汗遠遁，竇憲刻石記功而還 (104) 。公元90年，漢將率軍攻克伊吾，隨後車師二庭皆敗而降漢。同時（公元90年）南匈奴與漢軍同敗北匈奴軍，占其安後河上的王庭。北匈奴汗雖隻身逃亡，然其后妃子女連其玉璽皆被俘獲。公元91年，耿秉由居延出發，深入五千餘里，大破北匈奴於金微山。北匈奴自此逃而「不知所之」，「匈奴政權亦全部瓦解」 (105) 。與此同時（公元91年），班超收降了龜茲及北道各部。 公元93年，鮮卑趁北匈奴滅亡之機，占據了原屬北匈奴的地區 (106) 。 竇憲和耿秉公元89～91年大破匈奴之後，北匈奴部落潰散 (107) ，其中一部分入庫車以北的山中、伊犁河谷、巴爾喀什湖（Lake Balkhash）和康居地，其餘則進入額爾齊斯河（the Irtish）和鄂畢河（the Ob）流域。 繼北匈奴潰逃後，整個歐洲發生了戰爭和民族大遷移。 在博斯普魯斯，來斯庫波里斯一世（Rhescuqoris I）執政的晚期，他一直在同蠻族交戰。銅幣上鑄有標誌他戰勝西徐亞人的圖案 (108) 。最晚的來斯庫波里斯銅幣發行於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而他的繼承人騷奴梅特一世（Sauromates I）的鑄幣則遲至公元93年或公元94年才發行。這中間的空白似乎意味著在公元92年，這個國家遇到了嚴重的困難。 前已提到，公元92年的中歐，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賈齊格人侵入潘諾尼亞，並擊潰一支羅馬軍團。而羅馬皇帝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才將他們驅逐。 （七） 中國和蒙古 　公元95～97年 公元94～95年，匈奴部落在黃河河套一帶發生衝突。原降漢的北匈奴二十萬眾起兵反叛。漢遣大軍並徵集烏桓、鮮卑及南匈奴之兵伐之，將這些北匈奴人擊敗，逐離北塞 (109) 。 公元96年，漢駐車師後王庭的官員返漢。車師後王為之大恐，疑自己被車師前王維彼塔出賣，便向前王庭進攻，擄其妻室而還。公元97年，漢遣王陵率一支包括兩萬西羌人及隴西各族募兵在內的大軍，由涼州出發，西攻車師後王。車師後王逃至北匈奴境（似為庫車以北的天山境），然終為漢軍所殺 (110) 。 公元97年，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入侵潘諾尼亞，戰爭進行到大約公元98年。 （八） 中國和蒙古 　公元105～107年 公元104年，北匈奴可汗遣使獻物與漢求和修好，公元105年又遣使詣敦煌貢獻，可始終未得到漢朝許可。公元105年，和帝死，鄧太后臨朝稱制。北匈奴攻取車師後王庭，到公元107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北道交通。 公元107年，下潘諾尼亞總督哈德里安抗擊入侵其省份的賈齊格人。 以上所陳公元72～107年，即班超經營西域期間漢朝的種種情況，可有助於說明在韋斯巴薌、多密喜安和圖拉真在位期間歐洲的局勢。將本章前部所述戰事加以研究便不難發現，羅馬帝國北塞的戰亂不僅與羅馬東部的戰爭有關，而且與中亞的戰爭有聯繫。由這些相互關係可看出，正如前面闡述的一樣，問題的重要性在於羅馬東方的戰爭引起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的動亂，而繼中亞地區騷動之後，在多瑙河上游北岸發生了部族人的起義及潘諾尼亞人的入侵。這樣，一方面，繼喀什噶爾戰爭之後，分別於公元74～77、公元82～83、公元85～86、公元88～89年發生了多瑙河下游的蠻族起義和公元105～106年帝國東部的一系列動亂。另一方面，繼天山東部地區，特別是車師前王庭的戰事之後，相應地發生了公元74～76、公元89、公元92、公元97～98和公元107年多瑙河上游地區的騷亂。將這兩個時間順序所發生的情況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多瑙河下游、上游和萊茵河這三個地區的起義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在這一期間內，圖拉真對達西亞人的戰爭（公元101～102年）顯然是羅馬唯一一次沒有直接誘發因素的戰例。 觀察與評論 通過以上大量的觀察，有證據說明，蠻夷人的多次騷擾已波及羅馬在多瑙河上游邊塞地區，這一地區並非輕易受到攻擊。歐洲的起義只是在羅馬東部發生戰爭後才爆發。但更深入的研究證明，多瑙河以北的頻繁戰爭及潘諾尼亞的入侵與蒙古地區的戰亂有著明顯的聯繫。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歐的戰爭是否與天山以東的局勢有關。 由於帕西亞的戰亂與喀什噶爾的戰爭密切相關，而這些相互影響的地區雖然相隔甚遠，卻被橫貫大陸的絲綢之路依依相連。如是，便不難理解，絲路東部的戰爭和因之導致的貿易阻斷必在絲路之西部產生同樣的影響，進而引起戰亂。至於潘諾尼亞的侵略，則因為沒有證據說明在中亞和歐洲之間存在一條連續的商路，因而這兩個地區的局勢在時間上便沒有相應的聯繫。但是，在把蒙古和潘諾尼亞這兩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許多相關之處簡單地歸於偶然巧合之前，應該對從波蘭到蒙古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作一番更深入、更艱苦的研究。 中央俄羅斯地區的各民族關係 公元1世紀初，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了黑海以北平原地區各民族的詳細情況。他提到那裡的推羅吉特人（the Tyregetae）和一個薩爾馬特人的部落群，其中包括賈齊格人和羅克索蘭尼人。他說「羅克索蘭尼人以遠是否還有什麼民族，我們不得而知」。據他認為（見其書第十一章，第493節），之所以缺少有關比頓河河口更遠國家的資料，是因為這些敵對的流蕩民族「切斷了經過其境內的一切道路，阻塞了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流」。 到了公元1世紀中期，古代世界的北方地平線大有延伸，至今尚不得其名的那些民族與羅馬發生關係的情況，可見於普林尼（Pliny）關於西徐亞民族狀況的說明（見其《博物志》，第四章，第80節）。該說在列舉多瑙河彼岸的蠻夷部族時，首先提到吉提人，說他們被羅馬稱為達西人；接著便是薩爾馬特人，希臘人稱之為騷魯馬特人（the Sauromatae）。他還補充說哈馬克索比人（the Hamaxobii）或奧爾西人即屬薩爾馬特人。然後他提到變種的西徐亞人，他們出身於奴隸，或叫吐魯葛迪提人（the Trogodytae） (111) 。以後便是阿蘭尼人和羅克索蘭尼人。普林尼繼續說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卡倫土姆被薩爾馬特的賈齊格人占領，還提到毗鄰蘇比人和瓦里亞斯王國的巴斯塔尼人。普林尼記敘了瓦里亞斯王國於公元50年被推翻，這說明他的這一段記載絕不晚於公元49年，這一時間對西方文獻記載來說，是有關阿蘭尼人最早的時間界限了。 普林尼介紹的情況表明，曾經在某一個時候，賈齊格人到達蒂薩河。當時巴斯塔尼人和馬可曼尼人有著交往。此外，雖然托勒密記敘了2世紀中期的情況，但他認為他說的歐洲薩爾馬特人的事情是發生於普林尼記載的史實之先。他所描述的巴斯塔尼人、賈齊格人和羅克索蘭尼人仍處在斯特拉波記載的狀況之中。由此可知，他記載的這些情況，應在公元49年之前，也必得之於公元43年之後。因為龐波尼亞斯·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的不列顛的征服（公元43年）是指當年的情況，而對中央俄羅斯地區各民族則毫無新論。順著這個線索，便可以將視野擴展開去：公元45年，羅馬軍隊派赴博斯普魯斯以驅逐米特拉達悌三世，隨之便陷入與這個被廢黜的國王的戰爭之中。那麼，這些有關的新資料，很可能源於克勞狄烏斯的羅馬軍隊的情報部門。而普林尼在記述高加索山南北地區地理形勢時，克勞狄烏斯皇帝成了他引述來源的權威。 和普林尼一樣，托勒密在記敘歐洲薩爾馬特各部族的狀況之前，也有一個簡明的概論，其中他只提到維尼達人（the Venedae）、波奇尼人和巴斯塔尼人、賈齊格人和羅克索蘭尼人以及哈馬克索比人和阿蘭尼粟特人。接著便開始了詳細的記敘，囊括了這個國家從維斯瓦河到頓河各條商路上的部族名稱。 首先，托勒密列出沿維斯瓦河東岸以南至河口的這條道路上十四個或更多的民族的名稱。這個名單以維尼達人和古梭人（the Gu Thones）開始，到喀爾巴阡山的波恩吉特人（the Piengitae）和比埃西人（the Biessi）結束。維斯瓦河西岸也有一條道路，它由阿斯考卡利斯鎮（Ascaucalis，在比德哥煦Bromberg一帶）出發，結束於多瑙河的卡倫土姆。 出乎意料的是，托勒密將羅克索蘭尼（斯特拉波亦將這個民族放在十分顯要的位置上加以論述）當做一個交通中心。由西部和北部來的各條道路交會於此，因此，由維尼達來的道路便是經過了加林達（Galindae）、蘇迪尼（Sudini）和斯塔瓦尼（Stavani）通往阿勞尼（Alauni）。此外，由極北地區過來的一條道路經阿西比（Acibi）和納西（Nasci），維賓勒斯人（the Vibiones）和依德拉人（the Idrae）、斯特尼人（the Sturni）的地區通往阿勞尼。由阿勞尼出發的道路則通往哈馬克索比，再到羅克索蘭尼。托勒密還更加詳細地在阿勞尼和哈馬克索比之間註明有卡里昂斯（the Cariones）和薩加提（the Sargatii）這兩個民族，哈馬克索比和羅克索蘭尼之間有雷卡納里人（the Reucanali）和愛克索比吉提人（the Exobygital）。此外，一條由北方沿頓河的道路將奧夫倫斯人（the Ophlones）、塔納特人（the Tanitae）和奧西里人（the Osili）與羅克索蘭尼人聯繫起來。最後還提到波迪尼人（the Bodini）、吉維尼人（the Gevini）和卡波阿尼人（the Carpiani）與巴斯塔尼人有交往。而巴斯塔尼人則通過瓊尼人（the Chuni）與羅克索蘭尼人取得了聯繫。 以上已經將托勒密所說到的頓河以西中央俄羅斯地區的全部部族包括在內。而既然知道上述各條路線都通到羅克索蘭尼，那麼公元45～49年間羅馬人所知曉的民族，很可能是、也只能是那些與羅克索蘭尼有交往的民族。 頓河到高加索之間各民族的關係 托勒密所說的亞洲薩爾馬特人，除了包括頓河和伏爾加河之間的國家外，還包括頓河下游直到高加索山一帶民族。在後一地區裡的亞速海東岸，居住著一般稱為密奧提（the Maeotae）的部落，他們多屬博斯普魯斯王國。更遠些，即博斯普魯斯所轄領土之外，則有許多獨立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居於頓河通往德本特山口（the Pass of Derbent）那條道路上的民族。 根據斯特拉波的解釋，在大約公元前50年，頓河到德本特的道路為奧爾西人和塞拉西人所控。他還詳細地介紹了這些部族的位置。他說（見其書第十一章，第491、492節）在頓河一帶，首先是西徐亞部落的牧民和以車為居的遊民，其次是薩爾馬特人，再次是奧爾西人和塞拉西人。他又說（同上，第506節），奧爾西人在塞拉西人以北，他們住在頓河沿岸，而塞拉西人則居於阿恰都斯河（the Achardeus，也許為今葉戈爾雷克河the Yegorlyk）沿岸。斯特拉波還說到這兩個民族被認為是一個祖輩傳下來的分支。老奧爾西民族則很可能統治著裏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區。「因此，」他繼續寫道，「他們可以用駱駝運進印度和巴比倫的物產，分別賣給亞美尼亞人和梅德人，以從中獲利。」他還說：「由於十分富有，這些人都戴著金首飾。」有了這些間接的、但較詳細的有關奧爾西和塞拉西人的旁證作參考，便不難回過頭去解釋法拉西斯在公元前48～前47年為恢復其父在亞速海以東地區的統治而發動的戰爭了。 在塔西圖關於米特拉達悌三世（公元47～48年）同他的兄弟柯提斯及羅馬人進行的戰爭的論述中（見《編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節），也提到奧爾西人和塞拉西人，不過他們在這次戰爭中是對立派：塞拉西支持米特拉達悌，而奧爾西則立即加入了柯提斯和羅馬人一方。斯特拉波和塔西圖皆注意到了奧爾西人的地位，這使奧爾西民族或是部落在古代史上占有相當顯著的地位。因此這裡有必要提出這一點，即其他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從赫卡塔尤斯（Hecataeus）到托勒密和阿密亞努斯·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都講到頓河上的雅克薩馬特人（the Iaxamatal） (112) 。在托勒密的著作中，雅克薩馬特和塞拉西尼的地位與斯特拉波給予奧爾西和塞拉西的地位一樣。由此便可以推知，位於頓河的奧爾西人部落是由雅克薩馬特人構成的。而且不應忽視這樣一點：只是當那些商隊的經營者轉而認為發動戰爭更加有利可圖的時候，奧爾西的地位才變得重要起來。 普林尼在論述北高加索山各民族的時候並未提到奧爾西人 (113) 。此外在記敘西徐亞之前的提要里，他提到西徐亞民族的名稱時，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他們渡過了頓河，向黑海以北的平原遷移。前面已經說過，他這一提要的寫作時間不晚於公元49年。就在那一年，作為羅馬同盟的奧爾西將前國王米特拉達悌交給了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的特使。因此普林尼所特別提到的薩爾馬特的「哈馬克索比」或「奧爾西」，並不能證明他們或是離開或是被驅趕出頓河—高加索山地區。「哈馬克索比」這個名稱的意思是「乘車的居民」，不是某個部族的名稱，只是用來形容具有某種生活習慣的人們。它包括在南俄羅斯曠原上的賈齊格人和羅克索蘭尼人。於是，出現在普林尼著作中的「哈馬克索比」這個詞，是指頓河以南薩爾馬特的居車民族——奧爾西人。在普林尼著述之時，他們已經在博斯普魯斯王國邊境上與羅馬人合作了多年。 米特拉達悌投降羅馬以後，便不見任何有關奧爾西人活動的記載了。因此可以斷定，由於公元46～49年奧爾西人與塞拉西人關係的中斷、公元53～63年高加索山以南地區延綿的戰火以及這一期間帕西亞、希爾卡尼亞和大夏（巴克特里亞）的劇烈變革，使得奧爾西人與印度和巴比倫的貿易往來中斷。 在斯特拉波的記載中，和奧爾西人相提並論的塞拉西人居住在葉戈爾雷克河和庫班河上游一帶。很顯然，他們是一個定居的民族，因為塔西圖說到他們的城市烏斯普（Uspe）坐落在高地之上，並有戍防設施（《編年史》，第十二章，第16節）。托勒密（《地理》，第五章，第8節之28）也說到在庫班河上游的城市塞拉卡（Seraca）。據推測，它很可能是首都，國王便住於此。有關塞拉西人的情況一直到公元193年 (114) 都有記載。將托勒密（見其書第五章，第12節；第六章，第9節）所指位於亞美尼亞和希爾卡尼亞的一個叫塞拉西尼（Siracene）的地方，與斯特拉波所說的奧爾西人和亞美尼亞人及梅德人之間的貿易聯繫起來看，說明塞拉西很可能與高加索南部民族亦有聯繫。 公元46或47年，塞拉西支持米特拉達悌三世反對羅馬。這位被推翻的國王賴以繼續與羅馬對抗的根據地就和塞拉西的領土相毗鄰。托勒密書中寫到「米特拉達悌的地盤」，在希皮西山（the Hippici，位於高加索山脈中部往北延伸的一支脈和伏爾加河之間）地區。在他的亞洲薩爾馬特地圖上，這一地區是在塞拉西尼之南、高加索山靠伏爾加河一方的前面。因此，雖然希皮西山往北延伸得很遠（以求適合被托勒密畫得過大的亞速海），但塞拉西的相對位置、米特拉達悌的地域以及山脈等，都和斯特拉波、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17節）和塔西圖說的情況相吻合。 在與米特拉達悌的戰爭中，羅馬人了解到塞拉西鄰邦的一些新情況。從托勒密十分重視米特拉達悌所在的地域這一點來看，這些情報顯然是在那個時候得到的。因此很有必要對塞拉西人加以研究。因為除了與南、北方各族的關係外，一直到公元50年，他們還與一些居住在通往東方重要通道上的民族保持著密切聯繫 (115) 。托勒密的著作中說到住在裏海一帶的烏達人。在他的亞洲薩爾馬特地圖上，烏達人的位置在烏當河（the Udon，即庫瑪河the Kuma）以北，靠近伏爾加河口。而普林尼（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8節中）說的烏狄尼（即烏達人）則住在裏海與北海之間的海峽右岸，即伏爾加河的入口處。由此可見，托勒密和普林尼的根據皆出於同一個人，也就是普林尼曾提到過的M．特倫梯亞斯·瓦羅（此人與愷撒同時代）。不過普林尼在另一處談到博斯普魯斯米特拉達悌的政權時，又修正了他關於烏狄人的說法。他認為，在米特拉達悌前往避難的騷魯馬特人（塞拉西）和裏海入口（伏爾加河口）之間的地區是塔利人（the Thali）的國土。普林尼記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高加索山以北的騷魯馬特人和海峽（伏爾加河）東面的阿布佐阿人（the Abzoae）的交往。阿布佐阿人和騷魯馬特人一樣，也是由不同名稱的許多部落組成的。由此可見，直到公元49年，塞拉西人一直與塔利人相鄰。其後，塔利人代之而與伏爾加河彼岸的阿布佐阿人交往。此外，應指出，普林尼的記載是古典著作中關於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間由博斯普魯斯王國到中亞之間道路的唯一證據 (116) 。 伏爾加河 古代地理學家中只有托勒密記述了伏爾加河及其支流卡馬河（the Kama）。他著作中的許多詳細記載和地圖將伏爾加河的面貌描繪得一目了然。他的資料來源已經失考，但無疑得自一位克勞狄烏斯皇帝時代的探險家的第一手記錄。既然對這條河流進行考察的是一位負有情報使命的旅行家，那麼在他的資料中就一定會記載下這一地區各民族的狀況，儘管他記錄的名稱未必正確。 對途經的地方進行觀察和記錄，畢竟不同於將這些資料上升到理論階段，並且以傳統的方法加以研究。當托勒密獲得這些新資料時，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釋，其中一些注釋至少現在看起來是難以理解的。他在解釋裏海以北地區時，一個奇怪的做法是，現代的俄羅斯被分成三部分：歐洲薩爾馬特地區、亞洲薩爾馬特地區和艾矛斯山（M．Imaus）中的西徐亞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到阿爾泰山脈之間地區）。他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為當時希臘人往往以頓河作為歐亞的分界，而這種做法直到基督紀元1世紀中期薩爾馬特的北部地區為世人所了解之前在製圖上一直沒有遇到過什麼困難。但是有一次在描繪伏爾加河的流程時，出現了需要修改或延長這條分界線的問題。於是托勒密便採取由頓河向北適當延長的簡單辦法來加以解決。 只要對托勒密地圖裡的這條新分界線加以仔細研究，便可得出一些重要線索。地圖上的伏爾加河的源頭在北方，而不是實際上的西北方。此外，無論是旅行家還是製圖家，看來都把頓河的源頭完全搞錯了。旅行家記下了一個地點的位置，依託勒密說，是在頓河發源地以北3度、以東6度的地方。也就是在奧卡河和伏爾加河交匯的尼吉尼·諾夫格羅德（Nijni Novgorod）。可見托勒密的錯誤在於他把這個地方的觀察記錄當成了伏爾加河的發源地，而實際上這個地方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所在地。同樣，托勒密說的伏爾加河（即卡馬河）的發源地，實際上是恰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和卡馬河交匯處，也就是今天的彼爾姆（Perm）城。 作為托勒密資料來源的這份探險報告，不如弗雷維亞斯、阿里安魯斯為哈德里安皇帝提供的有關裏海沿岸的材料那麼詳細，也遠不如安東尼·詹金孫（Anthony Jenkinson）於1558年由莫斯科經奧卡河和伏爾加河到裏海航行的記載那麼明確和具有啟發性。因此這份報告中的資料含混不清，尤其是缺乏對方位的、經常性的觀察和記錄，給製圖者帶來了許多麻煩，儘管他是位傑出的製圖家。例如，托勒密列出了一張沿歐洲薩爾馬特東部邊境的部族名表，這些部族分別是：（由北向南）卡里奧特（Careotae）、薩利（Ssli）、奧爾西、帕吉里特（Pagyritae）、薩瓦里（Ssvari）和波路西（Borusci）。這條邊境線正是托勒密繪製的由頓河起源地向北延伸的那條分界線（約東經39°）。列出這樣一個名單，加上有關的說明，不可能來自那位探險家之手。因此，這個人為的民族序列名單中各部落的位置，顯然是製圖家為了解決資料太不準確的困難而憑自己的想像來確定的。實際上那些部族的名稱組成了一個更長的名單。這個名單（掉轉方向）從南方的阿勞尼開始，經斯特尼、維賓勒斯，北至納西和阿西比，托勒密將最後一個部落標在頓河源頭的正西面和波路西的南面。在以上事實中，最重要的是阿西比和波路西所在地區，緊接奧卡河上游。另外，由此作為一個分叉點，這些部族名形成的一條路線繼續向前延伸，不是往北，而是從卡盧加（Kaluga）或莫斯科（Moscow）南下經奧卡河通往伏爾加河。這實際上就是那個探險家所走的路線。這個推論可以從他記錄了經緯度的伏爾加河最西點的位置正是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的所在地得到證實。 在奧卡河口以下，這個旅行家記有莫多克人（the Modocae）和蘇阿爾德尼人（the Suardeni）這兩個地區。它們相對地位於伏爾加河兩岸，還有伏爾加河拐彎處以北的阿薩依人（the Asaci）。然後，他繼續沿河而下。頗有意義的是他特別注意考察了布迪尼人（the Budini）。這個民族位於伏爾加河與卡馬河交匯點和與薩馬拉河交匯點之間的圓弧內。重要的是，雖然它位於伏爾加河東岸，卻被劃入亞洲薩爾馬特範圍之內。不管以河流的哪一部分作為亞洲薩爾馬特和西徐亞的邊界，都可以看出這兩個地區之間有著一條從（薩馬拉河）下游拐彎處開始，到北方「某地」的分界線。關鍵在於這個河灣的「弓」和「弦」之間的部分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地形，它的位置已經至少被三個地點的經緯度觀察記錄所確定。既然探險家在到達伏爾加河口和裏海之前再沒做任何觀察記錄，那麼這個問題就更值得注意了。 公元45～49年，羅馬人初次獲得關於伏爾加河及其支流的確切面貌的資料。這些資料是一位旅行家提供的。他到了羅克索蘭尼，在該國幫助下又到了阿蘭尼。這個國家可能位於頓河和傑斯納河（the Desna）之間，大約與庫爾斯克（Kursk）的緯度相同。他又渡奧卡河，經伏爾加上游到卡馬河，從那裡一直上行到彼爾姆。最後在布迪尼稍事停留，再順伏爾加河而下，直達裏海口。 托勒密標在當梅里迪安（Donmeridian）以西的名稱是指位於奧卡河上那些民族。有關這個問題固然有待於深入研究，但這裡仍需提出一兩點進行探討。 首先，由莫斯科往西到波羅的海（the Baltic S．）、往北到白海（the White S．）這兩條線形成的直角裡面的地區，對於這位旅行家來說還是完全陌生的。這一點十分清楚，因為這一區域裡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經緯度的觀測記載。而且，這一地區在地圖上標註得極少。托勒密對它使用了傳統的地名，如希波波德斯（Hippopodes）、赫伯波雷（Hyperborei）、希波法吉（Hippophagi）等等。對這些名稱，除了斯特拉波外，沒有任何希臘地理學家有棄之不用的膽識。 其次，托勒密所列表中的那些部族居住於奧卡盆地，如「波路西」這個名稱，便似為「波羅夫斯克」（Borovsk）的古音；「奧爾西」這個名稱——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它的重要意義——可認為是芬尼什·愛爾沙人（the Finnish Erza，莫爾多文人的兩個分支莫克沙Moksa和愛爾沙Erza之一）的古名。由此可知，古代莫爾多文人是住在奧卡河以東直到蘇拉河（the Sura）一帶 (117) 。 況且中央俄羅斯和卡馬河地區顯然是由奧卡河聯繫起來的。在莫斯科、尼吉尼、諾夫格羅德和彼爾姆等省份，都發現了格調相同的古代器物。這便說明「彼爾姆的狩獵人是由奧卡河的某處遷到這一帶，並成為定居民族的」 (118) 。 然而，必須看到，托勒密將地圖上表示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的位置標在與表示彼爾姆相同緯度上，儘管前者的實際緯度比後者偏南1°30′。這樣一來，上述觀點就遇到了比例上的嚴重困難。問題在於，中央俄羅斯的民族與卡馬河的民族之間，是由一條從奧卡河到其與伏爾加河交匯處的水路聯繫起來的。因此，解決上述困難就顯得十分必要。 應看到，在托勒密有關薩爾馬特地理的所有論述中，他所給出的黑海上方各地點的緯度總比現代地圖上的相應地點的緯度偏北3° (119) 。於是，他說的亞速海海口的緯度——北緯48°30′實際應是北緯45°25′，他的卡馬河與伏爾加河匯合處的北緯58°30′，實際是北緯55°25′。此外，還應注意到托勒密記錄的上述二緯度差是10°，這與現代地圖上的二緯度差完全相符。與現代數字相比，凡托勒密緯度上下差3°的地方，製圖者均對探險家的記錄作了適當的調整和修改。在伏爾加河地區，表一就反映出這種比較關係。 表一 顯然可見，在伏爾加河的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察里津（Tsaritsin）兩個拐彎地方及頓河河口等幾處，托勒密標註的緯度錯誤較大（與實際緯度相比）。若將各地點的位置與其鄰近地點的位置作一比較，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見表二） 表二 討論這些細節問題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托勒密將卡馬河匯合處與辛比爾斯克拐彎處之間的距離擴大了1°30′，頓河河口和亞速海口之間擴大了4°10′。這幾處的調整正好彌補了辛比爾斯克和察里津之間的差距（5°40′）。顯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據來確定辛比爾斯克拐彎處的經緯度。但對察里津拐彎處的經緯度，他卻無資料可參考，儘管他有從察里津到頓河河口實際距離的正確資料。因此他將兩個拐彎處當成一地。由於他掌握了辛比爾斯克的正確經緯度及由察里津到頓河河口的距離，便將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和頓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調整，使前者與頓河河口的緯度差為1°30′。 不難看出，托勒密對頓河拐彎處位置上的修改，也必會影響到它的發源地的位置。他認為該處緯度是58°，而實際卻是54°。可見他將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現的3°誤差大。此外，考慮到頓河拐彎處和發源地的關係，可以顯見在托勒密作了調整之前，兩地緯度差是30′，而調整之後，緯度差便成了2°。這表明，他將兩地的緯度增加了1°30′，以便和上述卡馬河與伏爾加河拐彎處兩地增加的緯度相配合。此外，他將頓河發源地到卡馬河交匯處的緯度差由1°30′減少到30°這一事實，說明他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來得到上述種種結果的。 在設法使頓河拐彎處和伏爾加河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在位置上相適應的同時，托勒密發現有必要將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匯點與伏爾加河拐彎處之間以及頓河發源地和頓河拐彎處之間緯度擴大1°30′。現在必須指出，他對記載位於伏爾加河上游的那個地點也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托勒密的伏爾加河「西發源地」即是奧卡河與伏爾加河交匯點，「東發源地」即是楚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 R．）與卡馬河交匯點，其理由已在前面說明。在托勒密的《地理》一書中，這兩個發源地的緯度均為61°。如果減去通常情況下的3°的誤差，結果（58°）便應該是兩地點的正確緯度了。實際上，東發源地的緯度（61°減3°）是彼爾姆的緯度，而西發源地的緯度（61°減3°）則是尼吉尼·諾夫格羅德以北1°30′的地方，即奧卡河河口。與東發源地相比，托勒密將西發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將奧卡河和卡馬河交匯處的緯度差定為2°30′，而實際上應為1°。 如上種種分析，足以證明托勒密在繪製地圖時，已將所有最好資料儘可能地與當時地理理論相結合。顯然他面前擁有關於奧卡河河口以下的伏爾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馬河以及卡馬河與薩馬拉河之間伏爾加河大拐彎的準確資料。另一點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爾加河在察里津處經緯度的記錄資料，儘管他了解到和頓河在這裡的拐彎一樣，伏爾加河相應地也轉了一個彎。由於缺乏詳細資料，他只好將頓河的轉彎置於伏爾加河唯一的轉彎對面。而伏爾加河的轉彎是有觀察記錄的，即位於辛比爾斯克。於是他發現，必須將探險家報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適當調整，雖然他嚴格地堅持卡馬河—伏爾加河匯合點的位置不應變動。算出修正值後，他明顯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將亞速海畫得很大，以至於後來希羅多德說它「比黑海小不了多少」。 以上所討論的細節，對公元1世紀中葉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有直接意義。研究結果表明，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甚至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從這一事實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羅斯的民族通過奧卡河同上伏爾加河和卡馬河的民族保持著交往關係。在另外一個方向也有著方便的通道，不僅可以從奧卡河的上游通到頓河，而且也可以到達第聶伯河的主要支流傑斯納河，繼而可抵阿蘭尼人的領地。依據托勒密的觀點，阿蘭尼人可能是在傑斯納河東邊的一條支流塞姆河（the Seim）流域，並且一直向東延至頓涅茨河（the Donets）上游一帶。這條從中央俄羅斯出發經奧卡河和伏爾加河到達卡馬河的航路的存在，證實了托勒密的論述中的有關推測，即羅克索蘭尼西北有阿勞尼人，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匯處上游一帶有阿薩依人（即阿蘭尼之別稱）以及彼爾姆一帶有阿蘭尼、西徐亞人。 由卡馬河到錫爾河 在這一地區托勒密標之以Scythia Intra 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包括了由伏爾加河到阿爾泰山（the Altai Mountains）及天山這一遼闊地帶。他的闡述中有許多難解之處。這不僅是由於他將新材料去適應舊觀點，也因為他所使用的資料中僅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實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亞時，他由西向東依次記載了兩組部落的名字。第一組有：①北方：阿蘭尼西徐亞人、索貝尼人（the Suobeni）和阿蘭諾西人；②南方：塞提亞尼人（the Setiani）、馬薩依人（the Massaei）、塞比人（the 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薩斯人（the Tectosaces）。第二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亞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 Mologeni）和薩姆尼提人（the Samnitae），後者一直延居到里米西山（the Rhymmici Mountains）；②馬薩依人以南的「阿蘭尼山」的扎拉提人（the Zaratae）、薩桑人（the 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 Tybiacae），然後是扎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 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 Iastae）和馬徹特吉人（the 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諾斯布斯人（the Norosbes）和挪諾西人（the Norossl），最後是卡恰吉西徐亞人。 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實際上就指明了有兩條由卡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第一條看來是由維亞特卡河（the Vyatka）上的塞提亞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羅Ananyino舊址）處開始，通往薩馬拉山谷的薩姆尼提人處；第二條則由位於楚索瓦雅河一帶的馬薩依人處出發，經烏法河（the Ufa）和別拉雅河（the Byelaya）先到里米西山東面的梯比阿卡人（the Tybiacae）處，再到「沿挪諾薩斯山的」馬徹特吉人處（南烏拉爾山），然後到挪諾西人處，終於卡恰吉西徐亞人處。以上這些詳細情況，特別是第二條道路的情況，應屬親身考察的結果。 托勒密關於烏拉爾山和伏爾加河之間地區的記載中，還包括了另一組部族名稱。在這些部族中同樣有一條通往錫爾河去的道路。在由西往東列出的部族（阿蘭尼西徐亞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亞尼人和馬薩依人以南）之間，出現了與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干的十個獨立部族，而且絕非出自同一位探險家的報告。托勒密說，在伏爾加河東發源地，有諾波西人（the 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 Asmani）和潘尼阿爾迪人（the Paniardi）及「沿河岸的」卡諾迪普薩人（the Canodipsa）；然後是柯拉克西人（the Coraxi）、俄加西人（the Orgasi）和「一直延伸到到海邊的」愛里米人（the Erymmi）；往東，則有阿西奧特人（the Asiotae）、奧爾西人和依阿克薩特人（the Iaxartae）。有關這些部族的共同點是，有關他們的報告都不正確，這些名稱只是憑記憶保存下來的，而且旅行家（或許是個土著博斯普魯斯國人）的頭腦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稱搞得混淆不清了。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名稱都不可當成是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現代部落的前身。 這些名稱之中，「諾波西」一直是考證的對象，並被認為是「波路西」的轉音，但不一定有什麼根據。阿斯曼尼、潘尼阿爾迪、卡諾迪普薩和柯拉克西這四個名稱是頓河—高加索山地區一些民族名稱的變音 (120) ；「俄加西」不見於其他任何記載，「愛里米」則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節）的誤譯。這個名字顯然與里米西山有關。同樣，「阿西奧特」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現過。它是「阿斯塔卡（Astacae）」或「阿斯托卡（Atocae）」的誤譯。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緊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最後一個名稱是「依阿克薩特」，依託勒密之說，只不過是根據這條河而來的泛稱。如此看來，名單中真正的部族名稱不是被搞錯就是被替換。確實並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區的部落名來填補他地圖中的空白點，而顯然是由於那位旅行家僅僅憑自己的印象和記憶來給這條特別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奧爾西」就不可能和別的名稱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因而它在這個名單上出現，絕不能為裏海以北的奧爾西的存在提供任何歷史證明。 沒有理由假設這一性質會使托勒密產生懷疑或引起他的關注。另外，確有證據說明，他所引用的那份報告給他帶來了新的困難。因此他在《地理》書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里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在書中，他說這條河匯入伏爾加河，而在地圖中，卻又將這個名字標在一條想像中的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流入裏海的河流上。如前所述，里姆斯河不可能是指烏澤恩河（the Uzen），因後者被認為是烏拉爾河的一條支流。而在地圖的薩馬拉河的位置上，標有未具名的與設想的里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可以肯定，它的名稱是被取消了。插進一條設想的河流而將其名稱取消，實際上說明了托勒密盡力依從探險家報告裡所說的愛里米人的領地「一直延伸到海邊」的記載。 要了解托勒密地圖中伏爾加—錫爾河地區的面貌，就要從卡馬河南的諾波西人開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爾迪人和「沿河岸的」卡諾迪普薩地區，其後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還有「一直延伸到海邊的」愛里米人。在他的地圖上，這三個地名分布在薩馬拉河與伏爾加河交匯處以南到裏海岸邊以及伏爾加河和（設想的）里姆斯河之間的區域裡。在愛里米人的東面，托勒密說有與奧爾西相鄰的阿西奧特和依阿克薩特。在他的地圖上，愛里米、阿西奧特和奧爾西均位於裏海以北、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地區。而這樣的分布必然置奧爾西（烏拉爾河以西）於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薩特人（鹹海以西）很遠的地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托勒密又採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圖上讓錫爾河流入裏海。事實上他把恩巴河下游當成錫爾河，而上游便成了錫爾河的一條分支。通過這樣的安排，他便可以將錫爾河移到遠至恩巴河上游的地方。這樣就可以離奧爾西足夠近，從而和他在書中所描述的情況一致。 由此可明顯看出，托勒密為處理這些資料絞盡了腦汁，尤其是對那份報告中的愛里米人「一直延伸到海邊」這一說法。然而在處理這份報告時，他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報告中提到的那條與卡諾迪普薩地區有關的河不是伏爾加河而是薩馬拉河，換句話說，是原先的里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這一「地區」位於亞洲的薩爾馬特人邊界和薩馬拉河之間，而與伏爾加河並無關係）。如果改正這一錯誤，那麼托勒密所做的種種更動顯然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會位於薩馬拉河的廣闊河谷之中，愛里米河就會在里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來自這個山脈。如果愛里米是在奧倫堡（Orenburg），那麼阿西奧特、奧爾西和東部的依阿克薩特便會像挪諾斯布斯人、挪諾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亞人等民族一樣在由南烏拉爾山到錫爾河的道路上占有相應的位置。「一直延伸到海邊」這一說法，在本書中應與季節性往返於愛里米的山區國家之間的遊牧部落相聯繫。況且，當里姆斯河和薩馬拉河被當成是同一條河時，對這一地區地理狀況的重新安排說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報告雖然有關的名稱不正確，卻反映出了有一條從卡馬河通往東南方向的實際路線。 中國文獻中的裏海—錫爾河地區 在前面講到頓河—高加索地區時曾指出，普林尼記載的一個情況，即伏爾加河以西的薩爾馬特人與該河以東的一個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發生過聯繫和交往。即使對托勒密的記載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難清楚地看出，雖然他舉出許多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部族，但他既沒有指出也沒有暗示出在伏爾加河兩岸的民族之間有什麼聯繫。從這兩位作者不同的論述中導出的結論是，在他們處的不同時代之間，裏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關係發生了變化。幸運的是，這種變化情況被保留在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中了。 約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漢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國，距康居2000里（約700英里）。在司馬遷不朽的《史記》中，繼而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雲」 (121) 。司馬遷還記錄了中國與大宛、烏孫的政治、貿易等詳細情況，而且進一步地論述了與安息、奄蔡及其他邊遠國家所保持的交往關係。 在班固《漢書》中，這類記載更多 (122) 。其中有關於郅支單于的許多情況，談到他併入康居國時（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闔蘇（Ho-su）和大宛索要年貢。這一記載的重要性在於闔蘇是奄蔡的別名 (123) ，大宛位於由疏勒經帕米爾、康居到奄蔡的路上 (124) 。 范曄《後漢書》中亦有關於西方民族的記載。該書云：「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又云：「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125) 范曄關於奄蔡的記載，時間大約是公元25～55年 (126) 。其後的情況載於魚豢的《魏略》，時間約在公元225～229年之間。雖然這不屬於本書研究的範圍，但魚豢的這一著作，提供了許多有關這一廣大地區的資料，因而是不容忽視的。 他說：「北新道……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岩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127) 以上所陳種種，均證明無論歐洲的或是中國的史家，均對裏海北邊的這一國家有所關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時，在任何場合下，都應考慮到，對某一個民族來說，是否同時在東方的文獻和西方的文獻中都得到反映，即在東方和西方文獻中都有著明確的證據，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記載中說亞洲薩爾馬特的某些民族與「海峽對面」（的伏爾加河口）的許多不同部落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馬遷、班固、范曄和魚豢均認為奄蔡或闔蘇這個擁有十萬大軍的國家組織位於裏海之北。為了證明這個民族的確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漢時期闔蘇（Ho-su）的發音是Hap-so或Hap-suo (128) ，根據中國的語言特點，就便是「阿布佐阿」的準確音譯。毫無疑問，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與伏爾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聯繫，並通過它們與塔曼半島（the Taman Peninsula）上的希臘城邦進行交往。 雖然在許多知名學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時出現，但是以上的考證卻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誠然，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學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爾西）的這個看法，雖然為了證實這一觀點往往引起冗長而又毫無結果的討論。而既然奄蔡＝阿速這一等式已經在著述的領域中牢固地建立起來了，那麼就應該對有關它的爭論作一番探討。 被提出的第一個事實是，1887年，巴龍·馮·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 (129) 在描述由中國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時，曾說到奧爾西（阿速）這個從事貿易的民族住在裏海以北及伏爾加下游，並認為這個民族只在西方文獻中有記載。 李希霍芬關於阿速地點的論述與被廣泛採納的斯特拉波的解釋大相徑庭。斯特拉波認為「上阿速」比頓河地區的阿速「更加靠北」 (130) 。這個解釋遇到許多困難。因為很明顯，這就等於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對阿速人與亞美尼亞人和米底人通商情況的長篇大論的描述，而且結論也只能從頓河以北民族的記載中去找。儘管斯特拉波堅持認為有關這一地區的資料已經失散而不可詳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謂「遠在頓河以北」的阿速人居住的地點是在內陸西徐亞之地 (131) ，即裏海以北地區 (132) ，或是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地區 (133) 。但只要將斯特拉波對阿速的記載當成是一個整體的論述時，這些困難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這部傑作的聲譽，使另外兩位作者於1885年分別針對他關於他只有西方作者才提到過奧爾西（阿速）的論點提出修正。阿爾弗萊德·馮·蓋茨米德（Alfred Gutschmid） (134) 主張，既然正如《魏略》所記，奄蔡向西擴充直抵羅馬帝國邊境，那麼「這便不容置疑地說明他們就是奧爾西」。然而，在進行這一推理時，蓋茨米德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奧爾西是在《魏略》記載的史實之前近兩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里希·夏德提出奄蔡即為阿速 (135) ，其理由是，「奄蔡」在中國古代的讀音是「An-ts'ai」，其中的「An」就是外國的「Ar」的對音。其後不久，他又發現這個地名的古音應該是「Amts'ai」，同時他說：「我很懂得這個尾音m所帶來的困難，這個困難無法解決……然而，事實本身似乎卻毫無疑問地說明這二者是一致的。」 (136) 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無法找到歷史資料來支持他所說的這一事實。1889年，托馬歇克（W．Tomaschek）在討論中提出一個新觀點，他將阿速當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阿布佐阿」 (137) ，雖然普林尼書中有Abzoae這一名稱，而且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讀音了。托馬歇克從珀廷熱（Peutinger）的民族名稱表中的Arsoae推導出Arzoae來，但當他關注於這一資料來源之時卻沒注意到其中拼寫上的嬗變和不同 (138) 。（現存的珀廷熱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紀的，原件可能成於4世紀）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馬歇克說的「Arzoae」這一名稱，並提出了An-ts'ai＝Arsai這個等式 (139) 。1905年，夏德的觀點得到著名的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的認可 (140) 。同時，約瑟夫·馬爾卡特（J．Marqurt） (141) 又從語言學角度上提出關於奄蔡就是Aorsi，並引起了爭論。不過他本人還是相信這兩個名字實指一個民族。在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夏德仍然堅持普林尼的「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誤」的看法，並明確地放棄了在Amts'ai和Aorsi這兩個名字之間建立聯繫的試圖。「但是，」他繼續說，「在如此繁多的證據面前，為什麼一定要把m＝r這個語音上的問題放在首位呢？」 (142) 可是他並沒有引申出那「繁多的證據究竟是些什麼」。 雖然夏德放棄了他的觀點，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這一論點卻被廣泛地接受了 (143) 。這個問題一直沒什麼進展。到了1921年，J．J．M．德·格魯特（J．J．M．de Groot）在論述郅支單于的戰爭時，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 (144) ，也就是奄蔡的別稱。他甚至還認為Hap-sǒ一定就是「Aorsi或Arzoae」。1923年，卡爾格倫（即高本漢，B．Karlgren）給出這兩個音節的發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這個音來源於更早時期的'iam-ts，ad (145) 。最後，在格魯特死後，於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將奄蔡的古音定為'Am-ts'at或'Am-sat (146) 。至此，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暫告休止。正如李希霍芬所說，斯特拉波和塔西圖的Aorsi是在裏海以北。很明顯，這個觀點被廣泛接受了。並使以前的全部爭論發生了轉折。對於這個觀點雖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既然普林尼確認Abzoae位於伏爾加河之東，中國史學家說奄蔡或Ho-su是在錫爾河之西，加上中國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準確音譯，那麼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可到此結束了。 普林尼記敘了在伏爾加河東、南兩側的民族之間有著交往關係，但他提供的資料有關的時間不晚於公元49年。此外，托勒密講到裏海以北地區時，其時間無疑是在公元73年阿蘭尼入侵亞美尼亞之前。他並沒提供任何有關伏爾加河下游兩岸各民族之間交流的情況。他所描述的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後轉向東南。據推斷，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間，伏爾加河以東各民族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的情況可見於上面引用的中國史籍。直至1世紀中葉，在塔里木盆地和裏海以北的奄蔡之間還有著通商往來。但在1世紀中期（約公元55年），這個中西之間的交通中斷了。同時，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並更換了與阿蘭尼不相容的族名。此外，在公元50～55年間，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們與伏爾加河西岸的薩爾馬特人的固有關係，加入了阿蘭尼人同盟，從而與東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聯繫，並通過康居與阿姆河以南的貴霜王朝交往。所以說，近代發現於卡馬河上的貴霜王朝第一位統治者丘就卻的一枚鑄幣，對這個問題有直接的意義。阿米安努斯·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顯然有根據認為阿蘭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恆河。在了解這一變化的過程中，決不可忽視魚豢所記載的那些細節，即3世紀早期康居的老人們還在談論他們的萬里征途——由奄蔡國以遠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 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 Lapps）之地 (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時代是在卡馬—貴霜聯盟結束之時，他說：「在前代，奄蔡歸附了康居，現在卻不再依靠它了。」講到奄蔡時，他沒有提及他們叫做阿蘭，但說某些人稱之為阿蘭。因此，十分明顯，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蘭尼聯盟與以上事實並無矛盾，也絕不比他們與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業交往的時間更久。2世紀末、3世紀初波及整個亞洲大陸的革命性動盪之後，阿布佐阿確實不再叫做阿蘭尼了。在4世紀的潘廷基爾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這個名字被寫成Arzoae，而阿蘭尼則單獨被列在頓河—高加索地區，可以補充的一點是，Yen-ts'ai或'Am-ts'ai這個名字至今仍在裏海以北的地區出現。安東尼·詹金孫（1557年）認為恩巴河叫做Yem。到19世紀中期，地圖上還標著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國文獻提供的詳細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論述就變得如此明朗了。 由烏拉爾山到阿爾泰山 在對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時，有必要再回顧一下托勒密論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亞人時提到的由西向東各部族的名稱。他說，在北方及相鄰的某地，西徐亞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稱為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的民族。在西徐亞以南，則有塞提阿尼人、馬薩依人和蘇比人。他又說，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薩斯人。這些部族中，阿蘭奧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薩斯人肯定在烏拉爾山以東，而塞比人則與同名的一座山脈相鄰；南面，仍依西向東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 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 Galactophagi）、塔普里人（the Tapuri）及安拉瑞人（the Anarei）。這三個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別根據同名的三個山脈來考訂的。 可以這樣說，托勒密給出的上述四條山脈的坐標，根據現在的面貌，不可能歸到任何可以得出確定結果的體系中去。不過在他的描述中，確有許多地方與現代對那個曠野地區的考察結果相吻合。這樣一來，阿斯帕西山便無疑是位於東經66°～77°、北緯47°～50°的圖爾蓋（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區的山國了，而塔普里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釋。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亞人東部的安拉瑞山（見托勒密的地圖）則可以在圖中描繪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脈中找到。此外，依託勒密說，蘇比山是由西南到東北與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吉爾吉斯山脈（the Kirghiz Steppa）與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幾乎成一直角」 (148) 。此二山系的交點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遠的地方。在托勒密的論述中可以發現，被稱為蘇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 Ishim）和努拉河（the Nura）上游以及與阿克摩林斯克相鄰的地區中找到。他說，一打開地圖便可看到他們的位置是在「這個河流之國的中心部分」（第六章，第14節之8）。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紀，人們就已經得到這條橫貫大平原的道路的資料，而盧布魯克之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於1254年由喀剌崑崙山返回伏爾加的歸途中穿過這個大平原 (149) 。 從托勒密的地圖上可以看出，他正確地繪出了巴爾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脈——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過應該指出，作為安拉瑞山支脈的一部分並且被列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脈卻未被包括在托勒密書中確定的安拉瑞山的經緯度範圍之中。這一差錯導致了對出現在地圖上的蘇比這個民族的進一步研究。蘇比在書中被稱為Seymbi。可見托勒密對地圖不時地進行了增補，但並沒有在其文中作相應的變動。 在托勒密看來，金基斯—塔城與安拉瑞山的關係有二：其一是使兩者形成一個連續的山脈；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安拉瑞山這個名稱從經緯度上考慮也許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脈。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則是這個河谷南面的一條山脈。 應該反覆強調的是，作為一個製圖人，托勒密潛心於理解並運用旅行家和探險家提供的報告。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工作是將來自北方道路上的報告與沿帕西亞到塔里木盆地的絲路進行貿易活動的商人提供的詳細情況結合起來。於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商路經過費爾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奧什（Osh）通向喀什噶爾。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圖上給恰特喬爾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費爾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適的位置，從而能夠將費爾干那山直到北緯42°、東經72°的地方囊括在內。此外，托勒密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論述是，他認為費爾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儘管如前所述，這些山的南部與伊犁河谷相接。顯然托勒密對來自許多不同旅行家的情報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時，他的處境很不利。他對這些旅行家沿途所經並加以描述的國家的情況一無所知。 托勒密無疑認為費爾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經確定，可以說他對這一點是有信心的。這使他在缺乏對天山的記載資料的情況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賴於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當他將伊犁河谷的方向往東南改動時，他也把卡拉塔爾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動了相同的距離。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時針旋轉一個相等的角度（以恰特喬爾山頂和費爾干那山為中心）便可發現它們分別同卡拉塔爾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這樣做是為了和殘缺不全的資料相諧調，那麼塔普里山就從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現在與錫爾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脈雖仍須保留它與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關係，卻不再與金基斯—塔城山連接。它在地圖上的位置與阿拉道山（the Ala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爾山（the Ala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當的寬度。 對上述地區，托勒密掌握了關於費爾干那地區、伊犁河谷及由南烏拉爾山經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況，而且他還知道一條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通道。前面已經提到，托勒密認為與那塊「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阿蘭尼西徐亞在地圖上位於彼爾姆上方，阿蘭奧西頗靠東方。以後因為一條著名的道路由北烏拉爾山經伊爾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進一步說明阿蘭奧西人的位置，認為他們是在阿拉瑞人以北。這就不難看出阿蘭奧西人居住在鄂爾齊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線。 其報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還提供了有關一條自北烏拉爾山到鄂爾齊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況。這裡不妨回顧一下，在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曾描述過一條從頓河河口出發的通往鄂爾齊斯河的道路。對希羅多德所陳種種細節，有著各種不同的解釋。這條道路的東段可能經南烏拉爾山到達塔城山脈，而更可能是繼續穿過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馬河，再到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達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這兩條路線中哪一條是正確的，它們的目的地都是確定無疑的。希羅多德說前往阿爾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亞人和希臘人。他說阿爾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險峻的俄羅斯阿爾泰山下 (150) 。 考古發掘已經證實了這條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後幾個世紀中的情況。在彼爾姆、托波爾斯克（Tobolsk）和巴爾瑙爾（Barnaul，位於鄂畢河上游），在卡坦達河（the Katanda，鄂畢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東的貝萊河［the Berel，流入鄂爾齊斯河的布赫塔爾馬河（the Bukhtarma）的一條支流］等處，都發現了相同的鐵器文化 (151) 。由此可見，鄂爾齊斯河是一條聯繫上伏爾加河、卡馬河和中亞的一條通道。阿爾泰山的考古發現則多在通往遠東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對西西伯利亞民族的記載也可在中國史籍中找到確證。公元前49年，當郅支單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時，他先是進攻並擊敗了於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後企圖與烏孫結成聯盟，但這一要求未被烏孫接受。於是，郅支擊敗烏孫軍，但他後來並未繼續鞏固戰果，反而向北退走。接著他攻呼揭（回紇）。降服呼揭後，繼而西進，破堅昆，又北敗丁令 (152) 。他將這些部族一併歸於他的統治之下。有關的資料還指出，堅昆位於鄂爾多即匈奴單于總部以西7000里（約2000英里）之處——約在鄂爾渾河流域。從這些資料中還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堅昆所占之地，恰同於吉爾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則位於鄂爾齊斯河沿岸以北一帶 (153) 。 《魏略》 (154) 中提到有關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況（3世紀期間），其作者是從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觀察的。於是呼揭 (155) 在烏孫之西北而康居之東北，堅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邊境約3000里。《魏略》還說到康居之北有一獨立的部族，名曰北烏伊國，在西北又有柳國、岩國及奄蔡——它當時已不依附康居了。 這些記載中具有特別意義的一點是，中國史家對公元前1世紀中葉到3世紀上半葉之間錫爾河以北民族的數目了解得並不比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東方史料的記載和西方史料的記載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樣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應於阿蘭奧西，以南的堅昆似即為塞比，再往南，中國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烏伊相應為希臘文獻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東部，呼揭則位於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爾齊斯河到黃河 為了探討維斯瓦河到鄂爾齊斯河之間各民族的關係，這裡有必要將托勒密對薩爾馬特和西徐亞的闡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爾齊斯河到黃河之間各民族的聯繫，則不必去討論托勒密的有關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和塞里卡的介紹了，因為中國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直接的資料。 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在這一歷史時期內，由巴爾喀什湖到黃河河套這一區域是匈奴的勢力範圍 (156) ，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潰之後，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則仍占據外蒙古境。於是匈奴與中國在今陝、晉、甘等省份的長城一線發生了聯繫。此外他們還通過車師前、後王庭 (157) 與塔里木盆地諸國有交往，甚至還分別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後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諸國。他們還與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烏孫、鄂爾齊斯河上的丁令發生關係 (158) 。 但匈奴部落與鄂爾齊斯民族之交往關係的資料，並不限於歷史文獻。在鄂爾齊斯河和鄂畢河的各支流上許多地方發現的器物上可以看出，這些東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與中國有交往的中間人發生過貿易關係。在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鑲邊並飾以金片的絲織衣服，一件染成紅、綠色彩的貂皮長袍以及一些中國絲綢 (159) 。它們是在阿爾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發掘出來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庫倫（烏蘭巴托）以北70英里處發現了蒙古曾經和遙遠的西方發生聯繫的證據。在屬於公元前1世紀末期的墓葬中，不僅發掘出鑲有毛皮的絲袍及其他中國物品，還有一些產於黑海沿岸的紡織品 (160) 。考古發掘證明，第聶伯河、卡馬河、葉尼塞河和黃河同為一個「西徐亞」文化的四個組成部分 (161) 。這就進一步說明，這四個地區人民之間的交往既非短暫的，也非偶然的。因此，在北蒙古地區發掘出的「匈奴文物既有古代希臘、伊朗、美索不達米亞的特點，又有中國和當地的風格」 (162) 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總的來說，這些證據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說明蒙古匈奴人與西西伯利亞和俄羅斯東北部民族之間確實曾經有過文化上的交流和往來。 儘管歐亞大陸的北部有著一個貫穿兩洲的共同文化，而且在蒙古北部發現了來自黑海的物產，還有像藥用大黃之類的東西經伏爾加河傳到歐洲 (163) 。但是不能就此設想在大陸北部有一條重要的像中國絲綢轉運到敘利亞一樣的商路，將中國和俄羅斯聯繫起來。 在塔里木地區發現的絲綢以及在阿爾泰山和蒙古發現的鑲皮綢衣，從客觀上說明中國人對西方和北方進行交往的興趣是不同的。在北方的墓葬中的中國絲織品顯然被認為是漢朝贈送的禮品。因為當時漢朝與蒙古部落交往時慣奉此習。例如，一份公元前2世紀漢朝給匈奴的「禮單」中便包括襯裡的袷衣、繡花長袍、一條金鉤腰帶、金扣、若干匹絲及各種絹布 (164) 。公元前51年，在送給呼韓邪單于的禮品中，除了許多其他物品外，還有七十七襲衣被；公元前49年，又送了同樣一批貨品，外加一百一十套衣服 (165) 。此外，還可以看看這些送給單于的禮品的數量，兩次相比如下：公元前51年是八千匹絹和六千斤絲絮，而到公元前1年，增至八萬四千匹絹和七萬八千斤絲絮 (166) 。另外，王莽內亂之後，這樣的禮品減少到不超過一萬匹絹和一萬斤絲絮 (167) 。 實際上，這種饋贈並非單方面的，而是建立了一種貿易關係。比如在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每當外國商人來到朝廷，「皇帝都分賜絲綢珍寶以賞來人。而且給他們帶回去的東西比他們帶來的異國產物還要多」 (168) 。從班彪的話中也可清楚看出公元1世紀初漢朝官方的立場。他在談到北匈奴時說：「根據他們奉獻的價值大小，我們慷慨地給他們賞賜。」 (169) 這種交易中，匈奴送給漢朝的常常是馬匹、牛羊和皮毛。中國從蒙古那裡得到大量的馬匹。但蒙古馬的個頭十分矮小 (170) ，漢朝便一直想搞到其他良馬，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馬」 (171) 。烏孫、呼揭、堅昆亦都有良馬。此外，呼揭和堅昆可以提供大量的毛皮和馬群。應特別提到，遙遠的丁令和奄蔡以其珍貴的「享有盛譽的」黑貂 (172) 而聞名，而皮毛又確為中國所需之物。不僅是為了自己穿用，也是進行世界貿易的重要商品。從中國的染色皮毛經印度河上的巴巴里貢（Barbaricon）舟運到羅馬的記載中 (173) ，也可看出公元1世紀商路的內情。 由此可見，中國為蒙古、西伯利亞以及烏拉爾山一帶的自然資源提供了一個市場。但是，前面已經說過，由北方和西北方到中國去的無論是商人還是貨物，都受到匈奴的控制。從巴爾喀什湖一直到黃河，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從蒙古和歐洲事態之間存在著共同特性這個角度來看，當漢朝決定向匈奴開戰時，中國邊界貿易的大門就自動關閉了。而且每出現這樣一次戰事，就使商業往來陷於中斷，而貿易癱瘓的消息 (174) 勢必影響到遠至烏拉爾山一線上各部落的生計。因為他們的產品全靠從中國進口。因此在生存的要求之下，貿易阻斷便引起了廣大範圍的騷亂和侵襲；而相反，同樣由於這種自發的調節，傳統貿易關係一旦恢復，也必帶來和平與安定。 這樣，遠至烏拉爾山區的廣泛的戰亂，便可由中國邊境上的局勢得到解釋。已經說過，每當天山東部的匈奴和中國關係受到破壞，在歐洲就會發生多瑙河上游以北各民族的暴亂。而且，儘管羅馬的文獻中缺乏對東日耳曼部落中的戰亂的詳細記述，但可以知道，在中歐發生的戰爭中，十次（或九次）便有四次是緊緊接在維斯瓦河地區人民起義之後的。因此，可以這樣認為：蒙古的事態和歐洲事態之間的一致性對解釋烏拉爾地區的戰爭是否與波蘭的動亂有關這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阿蘭尼人 關於亞洲和歐洲北部地區的事態，在史料中全無記載，這對於了解烏拉爾山的戰亂是如何傳播到維斯瓦河地區去的問題帶來了困難。然而，通過一些不多的地理資料，仍可較深入地了解到黑海以北地區的局勢。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說過，公元45～49年之間，羅馬人得知了關於中央俄羅斯地區民族的情況。故普林尼和托勒密都提到阿蘭尼人，並指出他們與羅克索蘭尼人有密切的聯繫。因而不難看出，阿蘭尼在1世紀中期才為世人所知，而羅克索蘭尼人卻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被人們了解了。而且還可以看出，「羅克索蘭尼」這個名字是以「阿蘭尼」為基本音而構成的一個複合詞 (175) 。因而可以肯定，「阿蘭尼」這個民族比「羅克索蘭尼」有更久的歷史。雖然他們不為希臘人所知，但阿蘭尼人至少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具有歐洲中心的地位了。 在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著作中保存了有關阿蘭尼人的最早記載。他們住在羅克索蘭尼人西北、巴斯塔尼人東北，位於第聶伯河或傑斯納河和頓涅茨河或頓河上游之間。托勒密的描述說得很清楚：阿蘭尼人是斯塔瓦尼人的西鄰，他們通過蘇迪尼人和加林德人與維斯瓦河河口附近的維尼德人有交往 (176) 。此外，在北方他們還與波路西人和奧卡河上的民族有聯繫。迪奧尼西亞斯·佩里吉提斯（Dionysius Periegetes）在他的著作（很可能寫於多密喜安執政時期）中提到北歐地區的這些民族——日耳曼尼人、薩爾馬特人、吉提人、巴斯塔尼人、達西人和阿蘭尼人。希臘的馬西亞努斯在他著名的《紅海航行記》的第二章第39節中說：「阿蘭努斯山及其周臨地區居住著阿蘭尼人。他們屬於薩爾馬特人中的一支。流入黑海的波里西尼河（the Borysthenes）的源頭河流均出自這一地區。」 (177) 人們都知道，關於阿蘭尼人的記載，最為詳盡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紀時記錄下的。他使用了許多更早年代的權威材料。在他書的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節之31）中，他將雅克薩馬特人、密奧提人、賈齊格人、羅克索蘭尼人和阿蘭尼人聯在一起。另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節之38）中，將阿里姆法依人（the Aremphaei）、馬薩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蘭尼人和薩爾吉提人（the Sargetae）聯在一起。而在第三處（第二十二章，第8節之42），又將「歐洲的」阿蘭尼人與柯斯托伯卡依人（the Costobocae書中寫道：歐洲的阿蘭尼人（對周圍部族）「實行劫掠驅趕，遠及密奧提人和博斯普魯斯人，甚至連亞美尼亞人和密底亞人也未倖免」。 當羅馬人從托勒密書中了解到「阿勞尼」這個民族時，他們也同時獲悉了有關卡馬河地區某些稱作阿薩依和阿蘭尼西徐亞的民族。現在可以看出，這兩個名字有密切關係，雖然並非指同一個民族 (178) 。可以這樣推斷，西北地區阿蘭尼人的地位絕不遜於中央俄羅斯地區的阿蘭尼人。他們的確曾經要在卡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時候一樣，而且也和阿蘭尼人一樣，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區的第二大政權國家 (179) 。 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記載說明，在當時的幾年時間裡，阿布佐阿即奄蔡加入了阿蘭尼聯盟（公元55年以前）。阿蘭尼在公元50～75年間曾數次大規模擴張領土。這一情況為中國史學家的記載所補充和證實，從中可以看出阿蘭尼的一個擴張步驟。阿米安努斯不僅注意到「歐洲的」阿蘭尼，也注意到「亞洲的」阿蘭尼。前者位於多瑙河彼岸。他們認為他們像波斯人一樣不斷地打勝仗，逐步征服、合併了鄰近的民族，並統為「阿蘭尼」的名下。至於後者，阿米安努斯說他們向東開拓，「蔓及許多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區，進入亞洲腹部，據我所知，直抵恆河流域」。雖然這些部族分居兩個大陸，且遙遙相隔，卻又同叫一個名稱 (180) ，這對阿米安努斯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公元1世紀中期阿蘭尼人大規模擴張的條件還是比較清楚的。第一，羅馬人對博斯普魯斯王米特拉達悌三世的戰爭打斷了：①塞拉西人和塔里人與阿布佐阿人的貿易；②奧爾西人與米底亞人及亞美尼亞人的貿易；③奧爾西—依阿克薩馬特與頓河下游北部各民族的貿易。也就是說，在這一時期內，賈齊格人由南俄羅斯遷移到匈牙利。第二，公元48～49年匈奴的分裂招致商路的中斷，而這種貿易的中斷，影響了卡馬河地區的阿蘭尼人，因而也波及了中央俄羅斯的「阿勞尼」人。第三，約公元50年，被莎車王賢和康居的戰爭打斷了的貿易往來直接影響到恩巴河上的奄蔡—阿布佐阿，並導致了這個民族與別的勢力重新結盟。一方面加入卡馬河的阿蘭尼聯盟，另一方面又同康居和貴霜王朝結盟。而且，由於高加索山南部的戰爭，包括柯布羅入侵亞美尼亞，這種貿易中斷必定延續到公元63年底。 由以上簡單的分析，足見公元50年前後中歐的戰爭形勢是多麼不同尋常。而遲至公元63年才結束的南俄羅斯動亂又是多麼引人注目。公元54年，羅馬人攻占了克里米亞，公元56年又占領並重建了德涅斯特河口上的蒂拉斯。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抗擊了蠻族的進攻，同年又接管了博斯普魯斯的王政。而且還可看到，T．普勞提烏斯·西爾萬努斯·阿依里阿努斯的主要活動都是在這一時期內進行的。在他的墓志銘上刻有他事跡的簡介。它記載了這位密西亞總督曾收容了大批來自多瑙河東岸的難民；他也征服一些素不為羅馬人所知的部落王；以及當巴斯塔尼人、羅克索蘭尼人和達西亞人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敵對民族的攻擊時，他也曾向他們提供過幫助。甚為可惜的是，許多參與這些戰事的邊遠民族未被提及。但從當時的材料——尼祿的首相森尼卡著的書中可以看出，多瑙河東岸人民正是受到阿蘭尼人的驅趕。從那以後，阿蘭尼在西南方又進攻了巴斯塔尼人和達基亞人。在西方，依阿米安努斯的說法，他們征服了紐里人［the Neuri，約位於普里皮特河（the Pripet）和巴爾喀阡山之間］；在東南面他們趕走了住在亞速海以北、頓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的羅克索蘭尼人。 阿蘭尼人渡過頓河出現在高加索山地區的具體時間現已失考。 有一種假設，認為他們就是伊比利亞王法拉斯曼勒斯於公元36年請來的薩爾馬特人。這種設想僅僅依靠約瑟福斯一段相當不可靠的文字 (181) 。在這一點上，應該注意的是，古代的斯特拉波曾說過，伊比利亞人「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發生緊急情況，就會召集起數十萬眾。其中有自己人，也有（他們的鄰邦和嫡部的）西徐亞和薩爾馬特人」，他還說：「在抵抗外侵者中，這些遊牧部落在戰爭中聯合了阿爾巴尼亞的部落，正如阿爾巴尼亞人聯合伊伯利亞人一樣。」不可以認為阿蘭尼人參與了公元50年高加索南部的騷亂，當時伊比利亞的法拉斯曼勒斯正與阿爾巴尼亞作戰 (182) ，除非塔西圖的有關記載是錯的。 另一方面，雖然在盧堪的書中有明顯的年代錯誤，但有關阿蘭尼人的記載仍可說明他們曾在公元63年出現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區。但阿蘭尼人第一次越過高加索山的確切時間是在公元73～74年。而約瑟福斯（在《猶太戰爭史》第七章，第244節）說到這一事件時，認為當時他們是居住在頓河兩岸和亞速海一帶。 由現存的有關阿蘭尼人的資料，可以確信在公元50年的戰爭之前約一個半世紀，他們曾占有俄羅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發的動亂造成了貿易中斷之後，阿蘭尼人同時向西南和東南發起了戰爭。這些戰爭一直延續到公元63年。當年，多米提亞斯·柯布羅恢復了和平（也許是因為公元61年賢王之死），這個安定的局面一直擴展到北方。可是當時發生的阿蘭尼人的擴張給羅馬邊境帶來了新的危險。羅馬人於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諾尼亞人的入侵，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斷。 有關阿蘭尼人的討論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不僅從天山到烏拉爾山的歐亞北大陸各民族之間存在著聯繫，而且在中央俄羅斯地區也曾經有過一個類似蒙古匈奴的龐大部落組織。在東方，匈奴統治了內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並擴張到伊犁河和額爾齊斯河。在西方，阿蘭尼則推進到（公元50年以後）維斯圖拉河、多瑙河下游、頓河和高加索山。 現有的地理資料說明，歐亞北大陸人民之間的聯繫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以至於發生在中國邊境地區的戰亂，可以因之傳播到羅馬帝國的潘諾尼亞省。而羅馬和中國的史料也證明，緊接天山東部地區的種種事態和動亂之後，總是在中歐引起性質相同的戰爭。 ———————————————————— (1) H．C．牛頓：《韋斯巴薌和提圖斯政權時期的銘文史料》（伊薩卡，紐約，1901年），15～17頁。維南德：《弗雷維亞斯》（206年），載於RECA，第六卷（1909年），2661～2663頁。B．W．亨德森：《五位羅馬皇帝》（劍橋，1927年），89～94頁。 (2) 關於公元74～76年間的錢幣，參見哈羅德·馬亨利和E．A．塞登哈姆：《羅馬帝國錢幣》，第二卷（倫敦，1926年），12～13頁。馬亨利：《不列顛博物館藏羅馬帝國錢幣》，第二卷（倫敦，1930年），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3) 見CIL，第六卷，第37頁，088號。艾德蒙德·格羅格指出，認為這位不知名的將軍是柯內里亞斯·克里門斯的根據不足。 (4) 見卡佩馬奇：《多米提亞斯》，載於RECA，第五卷（1905年），1428～1430頁，1433～1435頁，文中將這對兄弟的作戰時間確定在公元73年之後，並認為他們取得勝利的這次戰爭結束於公元75年。 (5) 斯塔提亞斯：《底比斯戰記》，第四章，第4節之89～90。「公元75～78年間」說，見羅納德·塞姆文，載於CAH，第十一卷（1936年），158頁。格羅格主張「至遲於公元77年」說，見其《盧梯里亞斯》（19），載於RECA，第一卷（1914年），1259頁。 (6) 塔西圖：《歷史》，第四章，第65、66節；第五章，第22節；《日耳曼尼亞》，第8節。 (7) 梅尼亞爾文，載於MEFR，第22期（1902年），357頁。 (8) 李特靈根據公元83年曾發生過部隊的調遣而推測在多瑙河下游出現動亂，見WDZ，第25期（1906年），28頁。亦見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4頁。朱利亞斯·阿斯巴赫則主張與恰提人的戰爭發生於公元82年，見《波恩年鑑》，第81期（1886年），29頁；亨德森：《五位羅馬皇帝》，99頁。 (9) 威南德：《夫拉維》（77），載於RECA，第六卷（1909年），2541～2596頁。吉斯普·柯拉迪：《多密喜亞努斯》，載於DER，第二卷（1913～1914年），1960～2046頁。亨德森：《五位羅馬皇帝》，11～24頁。保爾·庫依桑：《多密喜安的勝利》，載於《考古研究》，第五卷，第28期（1928年），65～94頁。 (10) 蘇埃托尼亞斯：《多密喜亞努斯》，第6節。蘇氏認為，多密喜安對恰提人發動戰爭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這也就是說，這次戰爭的發生並無誘因。此段論述的另一方面的意義是，在恰提人的侵略（公元82年）之後，多密喜安可以得心應手地懲罰日耳曼族部落。 (11) 關於羅馬在德意志的前線軍事體系，見瑟奧德·蒙森：《論古羅馬之邊境城界》，載於其《論文全集》第五卷（柏林，1908年），456～464頁。H．P．佩爾哈姆：《文集》，弗朗西斯·哈沃菲爾德編（牛津，1911年），164～178頁之文：《羅馬前線之體系》，179～211頁之文：《在南部日耳曼地區之羅馬前線》。另亦見法布里西亞斯：《城界》，載於RECA，第十三卷（1926年），572～604頁。 (12) 關於阿格里柯拉戰役的情況，僅見於塔西圖的《阿格里柯拉》一書。這幾次戰役發生於公元77～83年或公元78～84年。見R．K．麥艾爾德里：《阿格里柯拉任不列顛總督之年代考》，載於JRS，第10期（1920年），68～78頁。J．G．C．安德森：《阿格里柯拉何時成為不列顛總督》載於《古文獻研究》，第34期（1920年），158～161頁。《阿格里柯拉年譜》，載於《塔西圖筆下的阿格里柯拉生平》，H．福諾編（第2版，牛津；1922年），166～173頁。唐納德·特金森：《自克勞狄烏斯至狄奧克萊西安的不列顛總督》，載於JRS，第12期（1922年），60、63、64頁。 近期有關羅馬在不列顛推進的考古論證，見弗朗西斯·哈佛費爾德：《羅馬對不列顛的占領》（牛津，1924年）。R．E．M．威勒：《羅馬之占領》，載於其《史前與羅馬時期的威爾斯》（牛津，1925年），217～274頁。R．G．柯靈伍德：《羅馬在不列顛的占領》（倫敦，1930年），其《羅馬的不列顛時期》（新版，牛津，1934年）。喬治·麥當勞：《羅馬的不列顛時期》（倫敦，1931年），其《羅馬在蘇格蘭的牆界》（第2版，牛津，1934年）。T．D．肯德里克與C．F．C．霍克斯：《英格蘭及威爾斯之考古研究》（倫敦，1932年），209～302頁。 (13)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6節之1～6，第7節之1～4，第10節之1～3；第六十八章，第9節之3。蘇埃托尼亞斯：《多密西安》，第6節。塔西圖：《阿格里柯拉》，第41節。 (14)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6節之1。 (15) 格塞爾：《論多密喜安皇帝之統治》（巴黎，1894年），196～197頁。馬汀里：《羅馬帝國之鑄幣》第二卷，第九十二至九十三章。 (16)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5節之1。 (17) 見格塞爾：《公元89年間多密喜安征戰時間考》，載於MEFR，第9期（1889年），3～16頁。威南德：《福來維亞斯》（77），載於RECA第六卷（1909年），2566～2571頁。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4～45頁。 (18) 關於這次入侵，見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4頁注4，文中聯繫到塔西圖在其《阿格里柯拉》之第41節中的論述，即多密喜安在位時，其軍隊在穆西亞、達西亞、日耳曼和潘諾尼亞都遭受損失。 (19) 蘇埃托尼亞斯：《多密喜安》第6節之7。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11節之1。塞姆文，載於CAH，第十一卷（1936年），172～175頁。 (20)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7節之1～2。 (21)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7節之2～4。 (22) 李特靈：《多密喜安在萊茵河與多瑙河地區的日耳曼戰爭》，載於JOAI，第7期（1904年）增刊，23～38頁。 (23) 蘇埃托尼亞斯：《多密喜安》，第6節。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章，第5節之2。塔西圖：《阿格里柯拉》，第41節；其《歷史》，第一卷，第2節。 又見格塞爾：《論多密喜安皇帝之統治》，第225～229頁。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1～55頁。威南德：《福來維亞斯》（77），載於RECA，第六卷（1909年），2575頁。福蘭克：《馬可曼尼》，同上刊，第十四卷（1930年），1617～1618頁。 (24)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七卷，第5節之3。 (25) 普林尼：《頌讚詩》，第8節之2。蒙森：《論文全集》，第四卷，449頁。 (26) 《碑刻銘文年鑑》，1923年，第28期。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5頁。 (27) 塔西圖：《日耳曼尼亞》，第33節。 (28) 普林尼：《書信集》，第二章，第7節。雖然有關斯普瑞納徵伐的記載或論述千差萬別，但其發生的年代卻都確認無疑。見塞姆文，載於JRS，第18期（1928年），43頁注1。 (29) 圖拉真執政情況，見約翰·迪勞爾：《圖拉真評述》，載於馬克斯·布丁吉編：《羅馬帝國皇帝論文集》，第一集（萊比錫，1868年），1～219頁。亨德森：《五位羅馬皇帝》，177～211頁。 (30)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八章，第6節之1～2。 (31)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八章，第6節之8～14。 關於達西亞戰爭，見A．D．克萊諾波爾：《圖拉真皇帝的達西亞戰爭》，載於《歷史雜誌》，第31期（1886年），291～312頁。維克多里亞·瓦奇德：《羅馬征服達西亞戰爭史》（巴黎，1903年）。H．S．瓊斯：《圖拉真軍旅救援史論》，載於PBSR，第5期（1910年），433～459頁。G．A．T．達維斯：《圖拉真的第一次達西亞戰爭》，載於JRS，第7期（1917年），74～97頁；其《地形與圖拉真縱隊》，載於JRS，第10期（1920年），1～28頁。W．W．海德：《圖拉真在多瑙河的行軍路線及橋樑》，載於《古文獻周刊》，第18期（1924年），59～64頁。 (32)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八章，第10節之3，有關戰爭，見第六十八章，第10～14節。 有人認為這些「鄰邦」即為帕西亞人。這一觀點基於普林尼《書信集》第十章第74節關於卡里朱姆斯的記述。在圖拉真達西亞戰爭時期，卡里朱姆斯曾是穆西亞總督，他在穆西亞被一位名叫蘇薩古斯的達西亞頭領俘虜，並被作為禮物贈予帕西亞王帕柯魯斯。後來他成功地逃離帕西亞，來到尼柯米地亞，被當時擔任比塞尼亞總督的普林尼送給了圖拉真。根據R．P．龍登的觀點［見CAH，第十一卷（1936年），239頁］，「德西巴魯斯與帕柯魯斯很可能早在普林尼赴比塞尼亞之前就被羅馬認為已有交往」。 (33) 見喬治·馬克唐納德文，載於JRS，第25期（1935年），188頁。文章有關「薩姆斯島上古器的時代價值」的論述回答了T．D．普里斯和艾里克·伯爾里提出的質疑，見《羅馬對蘇格蘭的第一次占領》，載於JRS，第25期（1935年），59～80頁，文中提到在多密喜安死（公元96年）之前已經開始了撤退。另有一點不可忽視，即同時在威爾斯地區發生的騷亂是從「六處公元100年起以後的鑄幣」的研究中被證實的，見威勒：《史前及羅馬時期之威爾斯》，230頁。 (34) SHA載《哈德良生平》，第3節之9。 (35) 約瑟福斯：《猶太戰爭史》，第七章，第7節之1～3，219～243頁。 (36) 約瑟福斯：《猶太戰爭史》，第七章，第7節之4，244～251頁；關於此次入侵的討論，見本書第162頁（原文頁碼）。 (37) 蘇埃托尼亞斯：《多密喜安》，第2節之2。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四章，第15節之3。 (38) H．C．牛頓：《韋斯巴薌與提圖斯政權時期的銘文史料》（伊薩卡，紐約，1901年），19～20頁。 (39) 斯塔提亞斯：《底比斯戰記》，第一章，第4節，79～80頁。其年代，見蒙森：《羅馬帝國各省份》，第二卷（倫敦，1909年），64頁注1。此外，可以相信約在公元75年羅馬人將一個名叫薩納特魯西斯的伊伯利亞人立為亞美尼亞國王。 (40) 維蘭德：《福萊維亞斯》（206年），載於RECA，第六卷（1909年），2668頁；G．A．哈芮：《羅馬帝國敘利亞省歷史研究》（普林斯頓，1915年），12～13頁。B．W．亨德森：《五位羅馬皇帝》（劍橋，1927年），63頁。羅納德·塞姆在載於CAH第十一卷（1936年）143頁的文中認為，這次事件僅限於「對入侵者的威嚇，這也是烏爾皮亞斯·特拉阿努斯通過種種途徑所企望達到的目的」。 這次入侵被普遍推測為歸咎於沃羅吉斯對韋斯巴薌的怨恨，因為後者拒絕增援沃羅吉斯去抵抗阿蘭尼人。然而，韋斯巴薌通過派兵增援伊伯利亞而與之達成聯合之勢。另一方面，如果羅馬人在亞美尼亞扶植了一個新國王（見前注），那麼這一行動便會違反由柯布羅於公元63年完成的與帕西亞的協約，這也就導致產生怨恨情緒。 (41) 普林尼：《頌讚詩》，第14節。 (42) 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56～157頁。 (43) C．C．昂波爾－胡阿特：《中國歷史學家筆下的哈密國之概況及歷史》，載於《地理歷史通論》（1892年），121～195頁。奧瑞爾·斯坦因：《哈密的歷史地位》，載於《中印史論》（牛津，1921年），1147～1151頁，其《巴庫爾與哈密之歷史關係》載於《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539～545頁。 關於通往哈密的道路，另見斯坦因之《中印史論》732、1093、1141～1142頁；及M．S．貝爾：《由北京至喀什噶爾的偉大的中亞商路》，載於PRGS，第12期（1890年），57～93頁。 (44) 班超的生平，已由愛德華·沙畹譯成法文：《三位中國將領》，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16～245頁。另，從南茜·李·斯宛對班超妹妹的研究中也可獲得有關班超的情況，見其《班昭：中國的一位傑出女學者》（紐約，1932年）。 (45)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23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04頁。 關於疏勒的歷史，見E．H．帕克：《喀什噶爾》，載於AQR，第3集，第20期（1905年），328～337頁。奧瑞爾·斯坦因：《古代于闐》（牛津，1907年），52～57頁。 (46) E．J．拉普森文，載於CHI，第一卷（1922年），583頁，其中說：「這一時期的編年史是整個印度史上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這一說法則由詹姆斯·甘迺迪、J．F．福利特等人在1913年的《皇家亞洲雜誌》上著文加以深入的闡述。 (47) 文森特·史密斯：《印度古代史》，256～257頁。關於公元78年烏鞭為塞族人所侵的可能性，見W．W．塔恩：《在巴克特里亞和印度的希臘人》（劍橋，1938年），335頁，501頁。 (48) R．H．麥多威爾：《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國之鑄幣》，119～120頁，229～230頁。 (49) 關於班超公元78年至公元90年的活動，見沙畹：《三位中國將領》，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24～233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04～706頁，716頁。 (50)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30頁。亦見愛德華·斯佩什：《在伽膩色伽王朝中的印度－西徐亞人》，載於《亞洲學報》，第9卷，第10期（1897年），184～185頁。路德維格·巴什霍費爾：《伽膩色伽紀元》，載於《東亞史研究》，第14期（1927年），40～43頁。 (51)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32頁。沃爾特·福斯：《吐魯番》，載於《東亞史研究》，第13期（1926年），129頁；有關之年代，見155頁之注35。 (52) 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77頁。 (53) 沙畹將此年代定為公元88年，見於《通報》，第7期（1906年），232頁，但後來他又將其改為公元87年，見《通報》，第8期（1907年），177頁注5。 (54)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93～194頁。 (55) 雅克·德·摩根：《波斯古代史》（巴黎，1927年），159～160頁。 (56)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六章，第19節。斯坦因：《特倫梯亞斯》（19），載於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666頁。 (57) 見《聖約翰啟示錄》，第九章，第13～21節；第十六章，第12節；第十七章，第12～17節。 (58) 有關記載，見維克多·朗格洛瓦：《亞美尼亞歷史文集》，第二卷（巴黎，1869年），108頁。R．P．朗登：《圖拉真帕西亞戰事註疏》，載於JRS，第21期（1931年），24頁，其中認為：「沒有更權威的理由可以使我們不去採納摩西·索連尼西斯關於亞美尼亞的阿達切斯擊敗多密喜安軍隊的論斷。」然而這一說法卻不能完全忽略，尤其是考慮到羅馬史學家對於多密喜安時期東方戰事保持緘默這一事實。 (59) R．H．麥多威爾：《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國之鑄幣》（密執安·阿伯爾，1935年），230頁。 (60) 塔西圖：《歷史》，第一章，第2節；第二章，第8節。蘇埃托尼亞斯：《尼祿》，第57節。斯特法恩·格塞爾：《多密喜安皇帝政權論》（巴黎，1894年），154、233頁。吉斯皮·柯拉迪：《多密喜亞努斯》，載於DER，第二卷（1913年），1991頁。羅納德·塞姆文，載於CAH，第十一卷（1936年），144～145頁。有證據表明，在公元88年11月，一支增援部隊集結於敘利亞，見《碑刻銘文年鑑》，1927年卷，第44期。 (61) PIR，第三卷，第352。 (62) 斯塔梯亞斯：《詩草集》，第三章，第2節，136～137頁；亦見第四章，第1節，40～42頁；第四章，第3節，153～154頁。馬歇爾書第八章，第65節；第九章，第35節之3。西里亞斯·依塔里庫斯書第三章，612～617頁。 (63) 有關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動，見愛德華·沙畹：《三位中國將領》，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33～243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20～722頁。 (64) 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頁。 (65) 《後漢書》一百五十八卷。亦見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216頁。E．H．帕克：《對地誌學研究之貢獻》，載於《中國史研究》，第16期（1888年），301頁，其中提到「一封班固給他弟弟班超的信，曰：『今齎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登。』」 (66)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77～178頁，184～185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20～722頁。弗雷德里希·夏德：《中國與羅馬東域》（萊比錫，1885年）。 (67) 關於此西域都護的情況，見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38～239頁。 (68) 關於班超對其繼任人的告誡，見愛德華·沙畹：《三位中國將領》，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44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23頁。 (69) 西爾萬·雷維文，載於《亞洲學報》，第222期（1933年），16頁。 (70)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55～257頁；第8期（1907年），160頁及注。 (71)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47頁。 另見亞歷山大·威利：《西羌歷史》，載於REO，第1期（1882年），442～451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05～706頁，723～725頁。關於西羌首領及針對西羌的戰爭，見威利文，451～457頁，威格書，第一卷，730～731頁，及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57～259頁，261～262頁，第8期（1907年），233～234頁。 (72)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57頁，第8期（1907年），160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29頁。 (73)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7期（1906年），247頁，第8期（1907年），160頁。 (74) W．W．洛思在《帕西亞鑄幣集錄》（倫敦，1903年）一書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第204頁中，將奧斯羅斯政權之開始時間確定在公元106～107年，而將帕柯魯斯二世政權之結束時間確定在公元109～110年，洛思同時又不無懷疑地將數枚公元111～112年及公元112～113年的鑄幣判定屬於沃羅吉斯二世時代。在R．H．麥多威爾所著《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國之鑄幣》（密執安·阿伯爾，1935年）一書中認為沃羅吉斯二世「當屬公元105～106年和公元108～109年間銅幣的發行者」（公元106～107年未發行鑄幣），而奧斯羅斯恰在公元109～110年占領塞琉古。 (75)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八章，第14節之5。赫爾歇爾：《皮特拉》，載於RECA，第十九卷（1937年），1177頁。 (76) 資料源於《漢書》。此段與北方少數部族有關的歷史，主要有以下的譯文：亞歷山大·威利：《匈奴與中國之關係史》，載於JAI，第3期（1874年），401～452頁，及第5期（1876年），41～80頁。E．H．帕克：《論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頁，109～125頁，及第21期（1895年），100～119頁，129～137頁。約瑟夫·德·吉內：《匈奴、土爾奇、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民族通史》（巴黎，1756～1758年）。帕克：《韃靼民族一千年史》［倫敦（上海）1895年，1924年倫敦重印］。此外，《中國通史》（巴黎，1777～1785年）是J．A．M．德·英瓦里亞·德·梅拉的重要譯作，該書是將12世紀末朱熹所撰之《通鑑綱目》譯為法語，並被雷昂·威格在其《歷史論稿：自遠古至1912年間的中國政治史》（第2版，1922～1923年）這一著作中引用。 至於公元前66至公元前58年間的時局，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3～124頁。格魯特：《匈奴》，202～203頁，其《西域》，201～216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512～522頁。另見愛德華·布瓦：《論中國歷史上的軍屯戍邊》，載於《亞洲學報》，第4卷，第15期（1850年），344～346頁。亞歷山大·威利：《西羌歷史》，載於REO，第1期（1882年），436頁。 (77) 關於公元前58年至前36年間的局勢，見威利文，載於JAI，第5期（1876年），41～50頁；其《西域史註疏》，載於JAI，第10期（1881年），42頁，49～65頁。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頁，第21期（1895年），100～106頁。格魯特：《匈奴史》，209～238頁。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85～95頁。伊金特·比舒林：《蒙古史》（柏林，1832年），187～190頁。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142～146頁，150～155頁，162～163頁，172～177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522～526頁，544～549頁。 (78) 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6頁。 (79) 有關之譯文，見格魯特：《匈奴史》，229頁，費爾普斯·霍吉斯在其《不列顛的災難》（倫敦，1931年）第258頁中指出：「里不是一種長度單位，而更應是一種時間與距離結合的度量單位。」H．B．莫爾斯在其《中華帝國的貿易與行政管理》（倫敦，1908年）一書之173～174頁中指出，「一里實際上是一名負載的腳夫一天十小時跋涉所走過路程的百分之一」。一般來說，可以認為十里等於三英里，見艾利克·泰曼：《一名使節的中國西北之旅》（劍橋，1921年），32頁。 (80) 夏德：《上伏爾加河域的匈族人與匈奴人》，見於SAWM，272頁；格魯特：《匈奴史》，229頁。 (81) 依格魯特《匈奴史》232頁中之見解，此河即為阿姆河；而阿爾伯特·赫爾曼在其《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絲綢之路》（柏林，1910年）91頁中則認為其為楚河。 (82) 威利文，載於JAI，第10期（1881年），51～59頁。格魯特：《匈奴史》，230～238頁。 除了陳湯本人可能的意圖外，夏德、奇斯靈及格魯特等人關於郅支在中亞地區發起戰爭的論點都無足夠根據（見格魯特：《匈奴史》，229頁）。在歷史資料中並未提到當郅支到達康居後向除烏孫以外的所有部族都發起戰爭，也未提到他是在康居軍隊支持之下發動戰爭的。至於匈奴控軍的數字，可能是根據以下事實判斷出來的：（1）烏孫派了8000人的軍隊抵抗他，而郅支則認為「烏孫兵力無可數計」；（2）他到達康居時，手下有3000人的軍隊；（3）中國軍隊攻克了郅支的營壘後，處死了1518人（包括他的兒子），擄走145人，並將1000餘人遣散分送給曾經支援過中國軍隊的當地大戶。奇斯靈在其《匈奴》一文（載於RECA）中的論點則全受夏德的影響，即認為這一事件是「匈奴第一次大西遷」。 (83) E．H．帕克：《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29～137頁。J．J．M．德·格魯特：《公元前時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64～288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617～618頁。 (84) 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06頁。 (85) 亞歷山大·威利：《西域史註疏》，載於JAI，第11期（1882年），109～112頁。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頁。愛德華·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3頁注釋1。J．J．M．德·格魯特：《公元前的中國西域》（柏林，1926年），177～182頁。另見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71～572頁。 (86) 羅納德·塞姆：《M．維尼西亞斯》，載於《古文獻季刊》，第27期（1933年），146頁。 (87) 有關其生平，見韋利奧斯：《羅馬史》，第二章，第116節之3。 (88) 關於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間的事件，見E．H．帕克：《公元1世紀的烏桓通古斯史》，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81、85、93頁；其《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25～261頁。又見約瑟夫·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13～115頁。J．A．M．德·莫瓦里亞·德·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36～338頁，341～345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663頁，667～668頁。 (89) 比為附漢求安，曾向皇帝呈送匈奴疆域圖。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5頁。 (90) 鮮卑攻匈奴乃受漢之指使而為，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頁，及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668頁。 (91) 有關討論，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260頁。 (92) 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95頁及注釋2。《〈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8頁注釋5，559頁注釋1。亦見阿貝爾·雷姆薩：《新編亞洲論文集》，第一卷（巴黎，1829年），239～240頁；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爾加河域的匈族人與匈奴人》，載於SAWM，1899年，第二卷，249～251頁。 奄蔡更名為阿蘭的情況，與公元25～55年間的局勢有關，見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68及150頁，但具體年代不詳。上述情況又被阿爾弗萊德·馮·蓋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賓根，1888年）69～70頁中與阿蘭尼人出現於歐洲聯繫在一起。 斯特拉波認為（見其《歷史》第一章，第2節之34），「對各個部族來說，更改自己的名稱是常有之事」。又見於費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51頁。 (93) 塔西圖：《編年史》，第十二章，第45節。 (94) 有關上述事件，見E．H．帕克：《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1～262頁。J．A．M．德·莫瓦里亞·德·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56～357頁，362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1922年），695頁。 (95) 關於公元72～77年間的事件，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2～263頁。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56～158頁，211～212頁，221～232頁。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362～376頁。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695～696頁，700～704頁。又見沙畹：《中亞發現的中國碑刻》（巴黎，1902年），19～20頁。奧瑞爾·斯坦因文，載於《中印史論》（牛津，1921年），732、1147～1151頁；《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540～541頁，572～573頁。 (96) 約瑟福斯：《猶太戰爭史》，第七章，第7節之4，244～251頁。此次事件在韋斯巴薌執政時期的第四年（即公元72～73年）曾被約瑟福斯記載下來，但此後直至公元75年帕西亞的沃羅吉斯起兵驅逐入侵者時卻失考，阿爾弗萊德·馮·蓋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賓根，1888年）133頁中認為此事件發生於公元72年，R．P．龍登在其《圖拉真伊朗戰爭考證》（載於JRS，第21期，23～24頁）亦持此見。 (97) 見A．R．安德森：《亞歷山大在裏海之門》，載於TAPA，第59期（1928年），141頁注16，153頁注39。 (98) 約瑟夫·馬爾卡特：《論柯曼尼之民族性》，載於AGWG，第13期（1914年），108頁。 (99) 是否確有從阿姆河到裏海之間的商路這一長期爭論的問題並未引入此處的討論。尼祿、森尼卡和布魯斯為了確定其東方政策，曾根據斯特拉波的記載（第二章第73頁和第十一章第509頁）和普林尼的記載（第六章第52頁），認為印度貨物通過阿姆河、裏海、阿爾巴尼亞（賽勒斯河）和菲西斯河（雍河）運抵黑海。此外，尼祿等人還很可能向希爾卡尼亞的使節們了解通商貿易的可行性，他們完全可以從來自柯爾奇斯、伊伯里亞和亞美尼亞的羅馬商人口中得到各種信息。 (100) 見本書第123頁（原文頁碼）。 (101) 在韋斯巴薌和提圖斯執政期內，曾建築了一條防禦工事，它從多瑙河南岸的波依奧杜魯姆（毗鄰帕騷）開始，經孔金、施特勞賓和艾寧，直至烏爾姆。其後，另一條防禦工事也建了起來，即雷西亞防線，它是建在多瑙河北岸，起自艾寧對岸，直達雷西亞的西部邊境，在彼處與勒爾赫（斯圖加特之西）附近的上日耳曼防衛體系相接。詳見法布里西亞斯：《防線》，載於RECA，第十三卷（1926年），605～608頁。雷西亞防線並非由東向西按部就班地建造的，而是優先建造那些屬於最重要的前線的兵站，途徑是經過各援軍駐地，自多瑙河沿岸的據點，沿著史前時期由多瑙河向北通往赫爾門杜里人占領的疆域（公元1世紀初）的古老通道而有選擇地進行。正如塔西圖在其《日耳曼尼亞》第41節中所揭示的，約在公元1世紀中葉，赫爾門杜里人被允許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到多瑙河彼岸去，進入奧古斯塔·溫德里柯魯姆（奧格斯堡）地區從事商業活動。此外，韋斯巴薌在多瑙河南岸修建的據點顯然是企圖控制通往奧格斯堡的道路。令人感興趣的是，靠近這座城市的三個據點——京茨堡、艾斯靈根和布格豪夫則似乎在多密喜安時期已被燒毀，詳見奧爾文·布諾干：《羅馬在日耳曼的防線》［載於《考古雜誌》，第92期（1935年），6頁注1］。為此推論，赫爾門杜里人以前曾是羅馬的盟友，後來卻在韋斯巴薌（公元74～76年）和多密喜安（多在公元92年）時期懷著敵意渡過了多瑙河。如上所述，便有證據表明在公元74～76年曾發生過赫爾門杜里人的入侵，同時，文獻資料中有更多的證據說明在韋斯巴薌時期發生的動亂擴大到了馬可曼尼。再者，另一個事實也是不容忽略的，即馬可曼尼人侵入潘諾尼亞（公元89年、公元92年和公元97年）是緊隨修築多瑙河北岸的雷西亞防線之後發生的。 (102) 關於公元84年至公元92年間的事態，見E．H．帕克：《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3～267、291頁。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58、212、224頁。約瑟夫·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頁。J．A．M．德·莫瓦里亞·德·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88、391～397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05～706頁，713～715頁，717～718頁。 (103) 阿蘭尼人很可能在公元88年左右入侵過亞美尼亞，見朱利亞斯·克拉普羅思：《喬治亞史》，載於《亞洲學報》，第2卷，第13期（1834年），49～55頁。M．P．布洛塞：《喬治亞史》，第一卷（聖彼得堡，1849年），66頁及注3。亦見J．A．聖馬丁：《亞美尼亞史地論集》，第一卷（巴黎，1818年），300頁。 (104) H．A．蓋爾斯：《中國名人辭典》（倫敦，1898年），第1956條。愛德華·沙畹：《中亞發現的中國碑刻》（巴黎，1902年），25頁注3。 (105) 約瑟夫·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頁。 (106) E．H．帕克：《公元1世紀烏桓通古斯史》，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頁。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719頁。在南北匈奴發生戰事期間，鮮卑則在公元50年增強了實力，詳見帕克文第85頁。 (107) 德·吉內：《匈奴通史》，第一卷，123、278～279頁；朱利亞斯·克拉普羅思：《繪畫本亞洲史》（巴黎，1826年），109～110頁。雷昂·卡溫：《亞洲史導論》（巴黎，1896年），96～98頁。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爾加河域的匈族人與匈奴人》，載於SAWM，1899年，第二卷，268～269頁。基斯靈：《匈族人》，載於RECA，第八卷（1913年），2600頁。E．H．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22頁。荷內·格羅塞：《亞洲史》，第二卷（第3版，巴黎，1922年），191頁。奧托·福蘭克：《中華帝國史》，第一卷（柏林，1930年），399頁。 (108) 關於來斯庫波里斯的情況尚未見於文獻記載，至於錢幣學方面的證據，可參見P．O．布拉喬夫：《希臘殖民地的錢幣匯編》［（俄文版），敖德薩，1884年］，252～253頁。沃爾維克·羅思：《希臘錢幣匯編：蓬塔斯……及博斯普魯斯王國》（倫敦，1889年），54～56頁。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599、600、611頁。 (109) E．H．帕克：《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93～294頁。 (110) 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212頁。瓦爾特·富克斯：《土爾番諸國》，載於《東亞雜誌》，第13期（1926年），130頁。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573頁。 (111) 此處普林尼力圖介紹一種文獻記載的史實，即「西徐亞旁系部族」，其內容是根據希羅多德書之第四章之3～4節及加士丁書第二章第5節所述而來的。然而，這些史實又曾出現在諸如瓦勒里亞斯·弗拉庫斯所著的《阿格諾提卡》之第六章和阿米亞努斯·馬塞里努斯書的第二十二章中，而且也都在文中提到吐魯葛迪提人（居於多瑙河河口附近）。這樣看來，普林尼的記述就顯然是出自與他同時代作家的著述了。 (112) 赫爾曼：《雅克薩馬特》，載於RECA，第九卷（1914年），1170～1180頁，其中介紹了10位作者（6位希臘作者，4位拉丁作者）曾經以不同的對音法提到過雅克薩馬特人。不過赫氏認為，如果把來自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21節中的「馬札馬卡依」之名確定即為「雅克薩馬特」人，是頗值得懷疑的，尤其在德特爾夫森之後更是如此，德氏在其研究普林尼的地理著作的書中將那個民族考為「馬扎卡依」或「馬札卡西」。 (113) 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9節中，普林尼提到一個名為「烏提多爾西」的民族，而梅霍夫將此改定為「烏提·奧爾西」。今人托勒密在其有關艾茅斯山中的西徐亞人的論述中（第六章第14節），使用了「阿拉諾爾西」的名稱。托馬歇克、赫爾曼等人則一致主張這個民族的名稱應該改稱為「阿蘭尼·奧爾西」。對古代民族的考據，其要旨本在於將由於文獻傳抄等原因造成的讀音錯誤一一剔除，恢復原始作者的字與音。以上所討論的，即是此種情況。那個古代民族的名稱在某一情況下發生了歧誤，而接著又被兩位傳抄文獻的人錯錄了下來，他們一位用的是拉丁文，另一位用的是希臘文。如是，根據馬卡特在其《埃爾蘭歷史考證》一文中的觀點［見《語言學報》增補刊第10期（1905年）第85～87頁］，兩種古名稱中的「奧爾西」字根有著某種內在聯繫，這一點是得到認同的。 (114) E．H．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20頁。 (115) 根據考古學材料，斯塔夫羅波爾地區（即塞拉西人領地）在公元1世紀時是與中國接壤的，詳見M．I．羅斯托夫特譯夫：《南俄羅斯的伊朗人與希臘人》（牛津，1922年），132頁。 (116) 由博斯普魯斯王國到中亞地區的交通路線，被赫爾曼、基斯靈和克雷奇默爾所揭示，見RECA，第九卷（1914年），1178、1181、2245頁。但他們的觀點是這條道路在察里金或薩拉托夫越過伏爾加河繼而向東延伸，經過奧倫堡通往西爾達亞。不過他們這一說法缺少足夠的證據。 (117) 維望·德·聖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49頁。卡爾·紐曼：《在斯堪特人地方的希臘人》，第一卷（柏林，1855年），213～215頁。約翰·阿伯克諾姆比：《史前及上古時代的芬蘭人》，第一卷（倫敦，1898年），7頁。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104頁。 (118) A．M．托爾格倫：《彼爾姆人研究》，載於ESA，第3期（1928年），92頁。 (119) 見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筆下之古代中亞及東南亞》（巴黎，1930年），217頁。 (120) 有關這些名稱的考證，見米勒所編之託勒密《地理》（1883年），429頁。卡爾·米倫霍夫：《德意志古文化研究》，第三卷（柏林，1892年），95～100頁。赫爾曼：《薩姆尼提人》，載於RECA，第2期。 (121) 弗雷德里希·夏德：《張騫——中國經營西域的開拓者》，載於JAOS，第37期（1916年），96頁。J．J．M．德·格魯特：《紀元前時期之中國西域》（柏林，1926年），15～16頁。 夏德主張所謂「大澤」即亞速海，但此說未被接受。一般認為，當為裏海或鹹海。 (122) 見亞歷山大·威利：《西域史註疏》，載於JAI，第10期（1884年），44頁。 (123) 同上注，152頁注5。 (124) 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70頁。 (125)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95～196頁。亦見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8頁注5，559頁注1。 (126)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8期（1907年），150、168頁。 (127) 見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8～559頁。以上兩種譯文出自P．A．布德伯格博士。 馬端臨的記述由於出自後世，故不具有歷史的權威性，阿貝爾·萊姆薩的譯文（載於《亞洲史新論》，巴黎，1829年），239～240頁，則是被經常引用的。 (128) 關於Hsp-sǒ，見格魯特：《公元前時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29頁；關於Hap-suo，見伯恩漢德·卡爾格倫：《中文及中日分析辭典》（巴黎，1923年），第823條及第75條。 (129) 李希霍芬：《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463頁。 (130) 見羅伯古籍書局出版有關斯特拉波文獻中H．L．瓊斯所寫段落中的注釋。 (131) 維望·德·聖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127頁。 (132) 亞歷山大·馮·洪堡：《中亞細亞》，第二卷（巴黎，1843年），179頁；約瑟夫·馬爾卡特：《艾蘭史研究》，載於《語言史研究》，增補本第10期（1905年），83～84頁。 (133) 歐仁·卡韋尼亞克：《羅馬之和平》（巴黎，1928年），238頁。 (134) 《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九版，第十八卷（1885年），594頁，而德文譯書（《伊朗史》）直至1888年才出版。 (135) 夏德：《中國與羅馬東境》（上海，1885年），139頁注1。 (136) 夏德文，載於JNCB第二卷，第21期（1886年），215頁。 (137) W．托馬歇克文，載於SAWW，第117期（1889年），37頁；又見其《奧爾西》，載於RECA，第一卷（1894年），2569～2660頁。 (138) 關於這些名稱的特點，見康拉德·米勒：《古羅馬疆域行旅考》（斯圖加特，1916年），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三十四章。 (139) 夏德：《上伏爾加河域的匈族人與匈奴人》，載於SAWM，1899年，第一卷，251頁。亦見249頁。 (140)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8～559頁。 (141) 馬爾卡特文，載於《語言史研究》增補本，第10期（1905年），84～85頁，240～241頁。 (142) 夏德：《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人》，載於JAOS，第30期（1909年），41～42頁。 (143) 例如，E．H．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07、120頁；基斯靈：《匈族人》，載於RECA，第八卷（1913年），2585頁。 (144) 格魯特：《匈奴史》，229頁。 (145) 見卡爾格倫：《分析辭典》中第238及1052條的語音分析。 (146) 格魯特：《中國西域》，15～16頁。 (147) 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61～562頁。 (148) 艾德瓦·蘇艾斯：《地球之面貌》，第三卷，H．B．C．索拉斯譯本（牛津，1908年），160～163頁。以上各山脈之聯繫見於亞歷山大·馮·洪堡在其《中亞細亞》第三卷（巴黎，1843年）中之論述及地圖。最近的有關信息，則見於倫敦1931年版陸軍部辦公廳地圖處所編之「中亞地圖」（第2版）。 (149) 見W．W．羅克希爾（即柔克義）：《威廉·盧布魯克行記》（倫敦，哈克路特研究會，1900年），254～255頁。這段路程為2600英里，他歷時2個月又10天。 (150) 希羅多德所描述的路線，見亞歷山大·馮·洪堡：《中亞細亞》，第一卷（巴黎，1843年），389～411頁。威爾赫爾姆·托馬歇克文，載於SAWW，第117期（1889年），1～70頁。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106～114頁。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筆下之古代中亞及東南亞》（巴黎，1930年），34～51頁。G．F．赫德森：《歐洲與中國》（倫敦，1931年），27～52頁。 (151) 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248～253頁及地圖。 (152) 本文提到的這些史實，詳見格魯特：《匈奴史》，62、79、221、227頁。約瑟夫·馬爾卡特文，載於AGWG，第13集（1914年），第一卷，65～68頁。 (153) 格魯特：《匈奴史》，221頁。 (154)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8～561頁。 (155) 馬爾卡特上文，65～66頁。 (156) 見阿爾伯特·赫爾曼：《中國歷史及商業地圖冊》（劍橋，馬薩諸塞，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24、26～27頁。 (157) 關於天山北部車師民族的不同王國，見沙畹文，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7頁，第8期（1907年），210～211頁；格魯特：《西域》，159、161～162頁。關於車師前、後王庭，見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49～586頁；歐文·拉梯摩爾：《韃靼民族》（波士頓，1930年），146～148頁。 (158) 關於匈奴與烏孫和丁令的戰爭，見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2～123頁，第21期（1895年），104、113、263頁；格魯特：《匈奴史》，62、199～200頁、202、220～221頁，227、253～254頁；雷昂·威格：《歷史論稿》，第一卷，510～511頁，545～548頁，705頁。 (159) 此項考古發現是威爾赫爾姆·拉德羅夫完成的，見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248頁；A．A．薩哈羅夫：《阿爾泰山的出土文物》，載於JAI，第55期（1925年），37～57頁。關於貝萊爾山區發現的文物，見薩哈羅夫：《西伯利亞考古資料》，載於ESA，第3期（1928年），132～140頁。 (160) G．O．伯羅夫卡：《科茲洛夫探險隊1924～1925年在蒙古的考古發現》，載於《考古學報》副刊，1926年，341～368頁。W．P．葉茨：《科茲洛夫探險隊的發現》，載於《伯林頓學報》，第48期（1926年），168～185頁。E．H．閔斯：《北亞發現的小青銅器》，載於《考古學報》，第10期（1930年），1～23頁，這些器物之年代為公元前2年，見8頁。約阿希姆·維爾訥文，載於ESA，第9期（1934年），258～269頁。 (161) J．G．安德森：《聯通歐亞的道路》，載於JRAS，1929年，422～425頁，亦見其《草原之路》，載於《遠東歷史博物館館刊》1929年第1期，143～163頁，安德森將此四省份稱為尤克星（黑海）、亞納尼諾、米努辛斯克和綏遠。 (162) 葉茨文，載於《伯林頓學報》，第48期（1926年），173頁。 (163) E．H．瓦明頓：《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劍橋，1928年），207～208頁。關於庫班古墓中發現的中國文物，見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第336頁，及羅斯托夫譯夫：《南俄羅斯的伊朗人與希臘人》第132頁；關於德國發現的中國文物，見貝特霍爾德·勞費爾：《羅馬帝國統治時期萊茵河地區的中國文物》，載於《環球學刊》第88期（1905年），45～49頁。 (164) 帕克：《土爾庫—西徐亞部落》，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5頁。關於黃金帶扣，可參見文獻總目中「歐亞北部民族藝術」的有關條目，亦見於保爾·伯希和文，載於《通報》，第26期（1928年），139～143頁。 (165) 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頁。 (166) 可比較帕克的系列論述，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107、111、117頁。 (167) 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7頁。 (168) 格魯特：《西域》，第33頁。又見威利文，載於JAI，第11期（1882年），113頁。 (169) 帕克文，載於《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頁。 依中國典籍記載，當時的中國政府接受「貢品」，但又予以「饋贈」。帕克在其《中國的歷史、外交與商業》（第2版，倫敦，1917年）第42頁中指出：「所謂古代之貢物，實為一種貿易形式。」歐文·拉梯摩爾在其《滿族：衝突的搖籃》（紐約，1932年）第111頁中說：「對歷史上給宗主國進貢的部落的真正地位進行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顯然，許多的貢品實際上是一種交易形式，這些貢品是由專門的官員統一收購的。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還可看出，向宗主國繳交的貢物，其實就是變相的賦稅。而另一方面，作為對納貢部落的回贈，其價值又往往遠大於貢物本身。」 在《蒙古歷史中的地理因素》一文（載於《地理雜誌》1938年第91期，12頁）中，拉梯摩爾進一步論述：「在我們有所了解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可以找到證據說明通過進貢或交易而達成的交換對於草原遊牧部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他還認為（見上文，14頁）：「奧爾肯的土爾克斯人原本是遊牧部落，但他們與中國和土爾奇斯坦的綠洲地區開展了大量貿易活動（正如早年匈奴所為一樣）……奧爾肯的土爾克斯部落首領們漸漸變成了某種生活奢侈的君王，他們的收入已遠不止是其部民以牛群上繳的貢賦和為其專門提供的服務。」此外，還可引用W．W．柔克義在其《喇嘛的土地》（紐約，1891年）第141頁中的論述，儘管這段論述是針對現代情況而言的：「人們不無驚奇地注意到，蒙古人和西藏人的首領們是怎樣壟斷在各自領地上的貿易活動的……一個蒙古人如果知道其頭領有馬匹或駱駝要出售的話，他是不敢將自己的牲畜拿出去進行交易的，或者，如果這個部民斗膽私下出賣了一頭牲畜，他定會將所賣得的錢物的一部分上繳給頭領，以求得頭領寬恕他冒犯了所定下的規矩。」 (170) 見威廉·里吉衛：《純種馬的起源及影響》（劍橋，1905年）；薩利姆·貝克：《蒙古馬》（天津，1926年）。這種矮種馬迄今仍是外蒙古的主要馬種，見查爾斯·貝爾：《爭奪蒙古的鬥爭》，載於JCAS，第24期（1937年），62頁。 (171) 此問題本是極有意思的，但本書不作探討。參見威利文，載於JAI，第10期（1881年），44～45頁。夏德文，載於JAOS，第37期（1917年），102～103頁，109～113頁。格魯特：《西域》，35～42頁，110～111頁。尤其見於W．W．塔恩：《希臘陸軍與海軍之發展史》（劍橋，1930年），77～83頁，156～159頁，及W．P．葉茨：《馬匹——中國早期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載於ESA，第9期（1934年），231～255頁。 (172) 沙畹文，載於《通報》第6期（1905年），559～560頁。 在馬可·波羅的《黑暗之國》一文中，他這樣寫道：「那裡的人們擁有巨量的皮貨，他們有名貴的紫貂，有貂皮、北極熊皮、灰鼠皮、黑狐皮及其他各種珍稀毛皮。他們都是從事貿易活動的獵手，積貯了無數的皮貨。與之相鄰的『光明之國』的人們從他們手中購買這些皮貨，因為有『黑暗之國』的人將皮毛運到邊境上做交易。商人們便購買這些產品，並從中謀取暴利。我可以明確地說……這個國家的邊界就與大羅西亞相接。」（玉爾書，第二卷，484頁，亦見於486頁。） (173) 普林尼：《博物志》，第三十四章，145節，第三十七章，204節；《紅海航行記》，第二節之39。沃明頓：《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157～159、362頁。哈德森：《歐洲與中國》，63頁。 (174) 關於當時時局情況的消息傳播的速度，可以從盧布魯克所記載的自蒙古的卡拉庫魯姆到伏爾加河需要70天這一事實來推斷。在北方地區，根據安東尼·堅金森的報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羅克索蘭尼」或「羅克薩拉尼」的意思，在閔斯書《西徐亞人與希臘人》的120頁中認為是「金髮碧眼的阿蘭尼」，而在羅斯托夫譯夫的《伊朗人與希臘人》115頁和255頁中則認為是「白色阿蘭尼」。 (176) P．J．沙爾發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第一卷（萊比錫，1843年）545頁中提到阿蘭尼人相鄰的部落。 (177) 見《外海航行記》第二卷，39節，W．H．斯考夫譯（費城，1927年）。 (178) 馬爾卡特：《論柯曼尼之民族性》，載於AGWG，第13期（1914年），182頁注1。 後來，阿蘭尼人被改稱為「阿斯」或「阿西」，又被俄羅斯人稱為「亞西」，見艾米爾·布萊什賴德：《中世紀研究》，第二卷（倫敦，1910年），84～85頁。 (179) 見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103頁。 (180) 阿米安努斯·馬塞林努斯前揭書，第三十一章，第2節之13、16、17頁，楊格譯。 (181) 約瑟福斯在《猶太戰爭史》第七章第7節之4，244～251頁中，記載了阿蘭尼人的一次入侵，並認為他們是「西徐亞人的一種，正如前所指出的那樣，他們住在頓河兩岸和亞速海一帶」。這一推論對於繼《猶太戰爭史》之後而作的《上古猶太史》中的任何記敘均未起到參考或引導作用，但卻使得幾乎所有的讀者費盡心機地去查閱以前所提到的有關情況。H．聖約翰·薩克雷則認為：「（《猶太戰爭史》中的）這段引述前文的話，很可能是約瑟福斯在無意中從某篇與猶太歷史無關的文字中引用的。」關於《上古猶太史》之創作情況，可參見薩克雷所著《約瑟福斯：其人及其歷史學》（紐約，1922年），及《不列顛科學院學報》，1930年，15～18頁。 (182) 塔西圖：《編年史》，第十二章，第45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