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與中國 · 結論

蠻族入侵的問題，是歷史學家久所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歷史學家們也一致認為有責任建立某種適當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歷史現象。本書便是以此題為出發點進行的一項研究，而且展示了研究的結果。前面已經將有關的事件一一羅列。在對這個問題做出簡要總結之前，似有必要先回顧一下對蠻族入侵問題的解釋，這種解釋在現代文獻傳記中是找不到的。 對蠻族入侵問題的一些解釋 首先應看到，對蠻族入侵的解釋，通常指對有關早年蠻族遷移的問題所作的解釋。 有關日耳曼民族大遷移的種種理論，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內容上，均不出古典著作家的記敘和論述的範圍。在那些一言便成定論的權威學者中，愷撒可謂聲望最高。他所持的觀點是，發生民族遷徙的原因每每是「人口眾而土地乏」。這自然也被當成一個博識學者潛心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因而「人口過剩」 (1) 導致日耳曼民族的遷徙這一觀點，歷來就占有至高無上的指導地位。儘管有著如此權威性的說法，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卻一直懸而未決。爭論在持續地進行著，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希望。雙方觀點不同之處在於人口過剩的現象到底可不可能發生這個決定性的前提 (2) ，而恰恰在這一點上缺乏直接的歷史證據。局面是如此地窘困，以至於不得不回過頭從那些由之得出人口過剩結論的史料中去重新加以研究，尤其要考察愷撒的言論是否的確可以成為那種信念的依託。 研究史料中有關論述時，注意甄別兩種不同的情況是十分重要的：一種是作者站在自己當時的立場上對某一事件所作的評論；另一種是作者親自參加或目睹了某一事件，或者是他對這一事件擁有確鑿無疑的證據而作的評述。如果對愷撒的論著加以考察，則會發現他所論及的發生於他在高盧的活動之前的事件和他親身參加的與高盧作戰的情況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在講到某一件早年發生的戰爭時，他說比利時人在高盧定居下來，「因為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美」。這些來自比利時的部落又侵犯了不列顛，目的在於「掠奪財富」 (3) 。值得注意的是，高盧人曾一度比日耳曼人更為強大。這時他們便以「人口眾而土地少」 (4) 為藉口向萊茵河彼岸進行移民擴張。愷撒根據他自己的思想所作的論述和根據他的觀察所作的記敘具有迥然不同的特點。在關於赫爾維蒂人遷移的著作中，他詳細地記敘了遷移之前的形勢，將造成遷移的首要原因歸於奧爾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誘勸。同樣，對阿里奧維斯塔斯率領的日耳曼人來到高盧，他認為是阿爾維尼人和塞夸尼人僱傭阿里奧維斯塔斯來反對愛德維人，並且說這些蠻族人在新的環境中「漸漸地愛上了高盧的牧場、文明和財富，因而更多的蠻夷人遷入高盧」。此外，在講到烏希皮特人和騰克特里人遷渡萊茵河時，他記載了他們自己的說法，即「他們是由於受到蘇維比人的驅趕，才背井離鄉，來到這裡」。烏比人也向愷撒抱怨他們遭到蘇維比人的迫害和追逐 (5) 。如果接受愷撒提供的這些證據，那麼採納這兩種解釋中的任何一種，顯然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難想像，現代著作家更多地引用了愷撒的許多一般性論述，因為他們認為他的這些論述均來自蠻族部落中流傳的史實。姑且不論愷撒那些並非來自民間傳說的記載，而進一步考慮到當他缺乏資料來源時，他便退回到羅馬史學家撰寫紀傳文學的老傳統上去了 (6) 。這種羅馬傳統的文學體裁在李維（Livy）的著作中多有體現。他寫了許多有關高盧人入侵義大利的戰事。他說，在塔奎紐斯·普利斯庫斯（Tarquinius Priscus）時代，克爾特人國王阿姆比加圖斯（Ambigatus）「急於擺脫其國家人口過剩的負擔」，派了他的兩個侄子各帶一批部民外遷。其中一個率領各部落的「過剩之民」越阿爾卑斯山，擊敗埃特魯斯坎斯人。此外，根據「傳統的說法」，這些高盧部落人是在卡米魯斯（Cami Uus）時代越過阿爾卑斯山的。他們「聽說那裡有甘美的水果，特別是香醇的葡萄酒，這使他們垂涎三尺」。關於這些物產的消息來自一個叫克魯西姆的阿努恩（Arruns of Clusium的人。「他企圖將他們誘入義大利。」 (7) 普林尼也提到這件事，但說慫恿高盧人進入義大利的是一個名叫亥里柯（Helico）的赫爾維蒂人 (8) 。李維則認為居住在加拉提亞的高盧人之所以受唆東遷，「不是為了尋求土地，便是企圖掠奪財富」。後來他們聽說亞洲富庶，便到了亞洲。李維說，另有一支高盧人本想在義大利建立自己的國家。他們以「人口過多、缺乏土地、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為藉口，越過阿爾卑斯山去尋找新的家園」 (9) 。可以看出，李維所說的這些情況，皆發生於他當時的3世紀到6世紀以前的期間。這當然只能是根據民間流傳，而不可能是他的直接記錄。 作為一個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理當關注民族遷移的問題 (10) ，但是他對和他同時代的李維史學理論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人口過剩」理論卻毫無涉及，相反，他認為遷移到加拉提亞的特克托薩吉斯人在其原高盧祖籍部落中受到排擠和驅逐，而由波（the Po）山谷遷往多瑙河的波依人，也在原居住地受到驅趕。斯特拉波說，在他當事之年，日耳曼的許多部落被蘇比人趕過多瑙河去。其他一些部落如馬爾西人則逃到「國土的邊遠地區」以躲避諾曼人的進攻。馬可曼尼人是在其首領馬羅波杜斯的帶領下遷移的。朗哥巴底人也「一個不剩地逃離其本土」 (11) 。 在維利奧斯·帕特庫魯斯的《羅馬史》中，對部落遷移問題的解釋與愷撒《高盧戰記》的說法全然不同。《羅馬史》論述遠古時代部分中說，呂底亞的兩個國王李德斯（Lydus）和特來努斯（Tyrrhenus）因為「糧食歉收，便抽籤決定由誰帶領一部分民眾離開呂底亞」，結果是特來努斯中了簽，於是他渡海去了義大利。維利奧斯還說到後來「為數眾多的希臘年輕人因為人口太多而外求新居，來到亞洲」 (12) 。此外，在講到他所反對的馬可曼尼人時，維利奧斯說他們「響應其首領馬羅波杜斯的號召」 (13) 而發生了遷移。 在典籍中，對蠻族部落遷徙問題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某位不知名的作者強調人口過剩和缺乏土地是其主要原因；另一種觀點則提出近代歷史事件的實際細節。儘管如此，第一種意見還是得到廣泛的接受，以至於成為以後進一步推測的起點，產生各種理論以解釋所謂人口過剩而四處遷移以及缺乏土地等問題。例如有人認為人口過剩是畜牧業生產轉變為農業生產的自然結果 (14) 。同時也有人認為尋求新的土地是由於原始的農業制度使大量土地變得貧瘠而造成的 (15) 。然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可以流傳的文學作品作為基本出發點，因而也沒有必要去開展下一步的探討。 當歷史學家們否認這個人口過剩理論時，卻往往又採納了羅馬傳統文學中別的假設，並且從蠻族人民的心理特徵中去發現遷移的根本原因。例如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認為這種衝擊來自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他的觀點是，「這些民族首次對帝國的入侵，與其說是尋求新的家園，倒不如說是為了掠奪財富」 (16) 。他的這個看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17) 。雖然到了近代，這種黷武主義漸漸變成了「改變環境的欲望」、「冒險」、「探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甚至「要求與具有較高文明的鄰邦共享優厚的待遇」 (18) 等觀點。 到了現代，對亞洲部落遷移問題有了一個新的出發點，那便是約瑟夫·德·吉內（Joseph de Guignes）在18世紀中葉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韃靼族通史》一書中提出的看法。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於指出下面這樣一個事實：隨著中亞地區爆發戰爭，大量的亞洲民族湧入歐洲 (19) 。因而吉本（Gibbon）評價這部書「公開揭示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新場面」。吉本本人也企圖通過研究遊牧民族生存條件來找到民族遷移的合理解釋。他的結論是：「渴求外出打劫、懼怕或苦於戰爭的傷害、不滿外族的奴役，這便足以使這些西徐亞部落鋌而走險，闖入他國，以期找到更豐富的生活資料或是遇上較為弱小的敵對民族。」在德·吉內之後，吉本強調了這一事實，即約在公元1世紀末期，匈奴被鮮卑推翻而西逃。但是他對匈奴西逃的解釋是「匈奴人中最強大、最好戰的部落在他們世襲首領的統率下，決心遷到鮮卑人和中國武力所不及的遙遠地方去，以便找到一個弱小的國家從而征服之」 (20) 。 自18世紀起，對蒙古民族的遷移問題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假設和理論。有的認為遷移是因為便於馴養馬群 (21) ，有的歸之於中國長城的修築 (22) ，有的說是因為軍事首領的不時崛起 (23) ，有的認為是為了爭奪牧場而引起的爭端的激化——結果是較弱小的部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草原而去建立一個新家園 (24) 。而且還出現了一種頗為有力的新觀點，它將亞洲部落的遷移歸於這些遊牧民族居住地帶自然環境的變化，認為這些部落遇到「乾旱缺水，被迫大規模地遷居外地」，因為「地殼緩慢上升，致使當地的地形發生變化，本來是海底的地方變成了現在的沙漠荒野」 (25) 。這個假設獲得了支持，而且在現在的文獻著作中也可看到這樣的理論：亞洲民族的遷移是由於「連續乾旱」 (26) 、「氣候波動」 (27) 、「氣候的周期變化」 (28) ，或者是僅僅因為一個長期的連續乾旱 (29) 之類「氣候變化」的結果。可以想見，民族大遷移是氣候變化的結果 (30) 。但是從文學流傳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不相信這種氣候變化學說的研究家亦不乏其人 (31) 。這裡需補充說明一點，即迄今未見有民族遷徙是因為氣候上的原因的確鑿證據。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關亞洲和日耳曼民族遷移的各家解釋均屬無定論的猜測 (32) 。同時也可見有關蠻族侵略的種種理論的缺陷。簡言之，其原因在於這些理論雖經歷了長期的苦心研究和變化修補，卻從未受到過嚴格的批評和審查。因而，既然陳舊的觀點無法使人滿意，那麼就有必要對這個時期內蠻族人民的活動和社會關係的歷史資料加以考察研究，既不應局限於歐洲的範圍，也不應對歐洲歷史有任何偏袒。 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 如上所述，蠻族部落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這個看法在歷史學界已獲公認，並且對這一問題產生了許多理論，試圖對這種長期不斷的入侵加以解釋。然而，即使是草草一瞥，也不難看出這些理論絕不是將種種不同的入侵事件加以審視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也不是從確切的歷史事件或準確無誤的研究中獲得的結果。 本書開展的研究表明，在對某一歷史課題進行研究之前，必須先將有關的一系列事件的資料搜集齊備，並將其中不同的事件詳加比較。從事實上看，這種做法得到的結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是從未引起人們注意的。從本書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歐洲蠻族起義，沒有一次不是發生在羅馬帝國東線或中國西域地區戰爭爆發之後；還可看出，在羅馬帝國東方發生戰爭之後，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流域也都隨之發生了入侵，而發生在天山戰爭之後的起義只對多瑙河上游地區發生影響，而在近東和遠東沒有戰事的時候，歐洲也從未發生過任何起義。同樣，羅馬東線或天山的戰爭也無一不在歐洲引起暴亂。從這兩條線索比較中，可以看得出這些事件的聯繫。 以上關於歷史事件相互關係的論述，是在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展開的。如果用數字形式來說明，就會看得更清楚。當然，書中簡單的舉例絕不能代替具體的史實。但是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加以概括，並展現出世界各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完全切實可行的。據此，可以這樣說，在本書所涉及的這一歷史時期里，天山東部地區（吐魯番和車師後王庭）的戰爭之後，發生了四次潘諾尼亞的入侵。在潘諾尼亞入侵之前，多瑙河上游還發生了5次騷亂，羅馬還為此在與潘諾尼亞交界處採取了一系列防禦措施。在同一時期里，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的31次戰爭曾引起多瑙河下游的28次起義和萊茵河地區的26次起義。因此，儘管羅馬史籍中的資料不系統，保存得也不完整，但對這31次戰爭來說，僅僅是發生在多瑙河下游的3次和萊茵河的5次事件稍缺加以比較的根據。此外還可指出，在羅馬帝國之東境，還有過18次與喀什噶爾地區有聯繫的戰事。因此，在歐洲發生的總共40次起義和動亂中，有27次是受到中國西域戰爭的影響，約半數是受到羅馬人在近東侵略的影響。 這裡需要對上述情況的某些細節加以闡述。可以看出，雖然公元89、92、97和107年潘諾尼亞的入侵均發生在中國西域戰亂之後，西域的早期戰爭卻並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而自羅馬人到達多瑙河上游的時候起（公元前15～前8年間），天山地區發生的所有戰爭都在多瑙河北岸各民族中引起了騷亂。羅馬人修築雷西安防線（the Raetian Lines）之後，就發生了潘諾尼亞的入侵，這是一次引起極大關注的事件。 直到公元前8年潘諾尼亞被羅馬征服之後，羅馬帝國東線的31次戰爭中有28次在多瑙河下游引起了戰亂。所有這些戰亂都蔓延到薩韋河流域（也是在公元6年），甚至到了阿爾卑斯山。這之間的聯繫如此緊密，因而不難指出，即使那3次例外的情況，也並不是就一定被看成沒有在多瑙河下游引起戰爭。在關於蓋烏斯、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的記載中，塔西圖敘述當時的局勢時，並未提到密西亞的情況。而且關於公元39、42和50年這一地區的情況也沒有其他任何記載。公元前58年P．西爾努斯·阿里安努斯任密西亞總督時，他曾領導過一些重大的戰爭，但塔西圖沒提到這些戰事，這並不能視為沒有發生上述三次戰爭的證據。 在萊茵河前線發生過26次與羅馬東境有關的起義事件。相反，記載中有五次起義都沒有使日耳曼部落發生暴亂的跡象。從參考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五次起義中有兩次（公元前48～前47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日耳曼人似乎毫無敵意，雖然西塞羅於公元前44年曾一度擔心會發生入侵事件。愷撒僱傭的日耳曼騎兵成為維持和平的保障，這倒似乎是一個例外了。 有關歐洲前線的戰亂，只需補充一點，即在上述情況中，羅馬本土上發生的起義和羅馬政府發動的戰爭自然未提及。其中首先便是潘諾尼亞與達爾馬特之戰（公元6～9年）以及阿米尼亞斯領導的起義（公元9年）和弗里西人的反叛（公元28年）。雖然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事件，但不能算是入侵。在後一組事件中，唯有公元6年反對馬羅波杜斯的戰役和公元10年反對德希巴路斯的戰役似乎沒受到任何直接的有關因素的激發。 羅馬帝國東陲的戰事雖然都在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流域引起暴亂，卻並非僅僅限於某一個特別地區。「羅馬東部」這一被廣泛使用的名稱，不僅可以指敘利亞省，而且也可以指博斯普魯斯王國和亞美尼亞。上述地區發生的戰爭中，有3次爆發在博斯普魯斯，3次在蓬塔斯或伊伯利亞，13次在亞美尼亞，12次在敘利亞。究其原由，則博斯普魯斯的戰爭起於奧古斯都和克勞狄烏斯企圖迫使其王國統治者馴服並納貢。此外，在亞美尼亞，除兩三次外，其餘所有的戰爭（雖然起初似乎是為了爭奪王位的繼承權）均繼塔里木地區的騷亂而發生。先是發生於王莽時期，而後在莎車王賢時期。當公元63年柯布羅平定戰亂之後，亞美尼亞為帕西亞王子所統，喀什地區的戰爭便在敘利亞邊境一帶引起戰亂，當時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動的時期。塔里木地區的戰事引起亞美尼亞和敘利亞的動亂情況更加頻繁（28次中有17次），其餘的（11次）除兩次外，皆發生於公元前1世紀後半期，因為當時龐培的榜樣似乎激勵了伽賓尼阿斯、克拉蘇、安東尼和奧古斯都去實現恢復羅馬在東方的權力的誓言。 前面所闡述的種種情況，其意義在於這項研究探明了某些事件之間的聯繫。如：在前一個地區（天山或羅馬東部）發生戰爭，後一個地區（潘諾尼亞境內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游及萊茵河）也發生戰爭；前一個地區沒有戰事，後一個地區也平靜安寧。這足以說明亞洲的戰爭與歐洲的局勢是密切相關的。亞洲的戰爭和歐洲的蠻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事件，這一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說明了歷史事件之間有著一種規律，而這一規律迄今未引起重視。更重要的是，它擴展了歷史研究工作的視界。 結果證明，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即便得出蠻族入侵是由中國西域和羅馬東境的戰爭誘發而起這一肯定的結論，也並不意味著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結束。相反，這恰恰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即如何去解釋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繫。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的論述缺乏精確性，也沒有明確的中心。此外，既然原始記載中的事件是戰爭，那麼也就必須從這些戰爭所造成的影響的某些特徵之中去尋找對當時環境條件的解釋。 在早先發生在亞洲的有確切記載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歐洲的重大反響，此前沒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結果。可見蠻夷的入侵無疑是天山或羅馬東方戰爭的結果。這一時期的所有戰爭，都是在各對抗民族之間經常發生的生存和衝突之中，特別是當這些民族的衝突導致交戰國雙方人民之間的正常交往中斷的情況下爆發的。當中國發動對蒙古的戰爭或與西域諸國的戰爭時，當羅馬入侵帕西亞和亞美尼亞時，敵對情緒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無論這種越過國境的往來建立得多麼成功，要弄清遠東或近東的戰爭與歐洲蠻夷起義之間的關係，就必須透徹了解人們的某些正常活動。這種活動十分敏感地受到戰爭的影響——戰爭一爆發，交往關係立即中斷；一旦和平得以恢復，關係也隨之重新建立。而應和這種環境和條件的人類活動和交往關係正是通商貿易。 中國人與塔里木地區諸國、並通過他們及其他中介國家與敘利亞形成的貿易關係是舉世矚目的。同樣，正如本書所討論的那樣，當塔里木的商路上發生戰爭時，在帕西亞，在亞美尼亞或敘利亞邊境地區也發生了動亂。顯然，塔里木地區的戰爭阻斷了絲路的交通，進而引起絲路沿線直至幼發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敵對行動。例如，當亞美尼亞受制於羅馬時，帕西亞入侵亞美尼亞顯然是因為帕西亞人懷疑羅馬人企圖使與中亞的通商路線不經過帕西亞的國土而另闢新途。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戰爭，即羅馬與帕西亞為爭奪對亞美尼亞的控制權而發生的衝突，卻導致了商路的新的中斷，繼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戰爭並向遠處波及。故黑海交通之中斷使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民族發生騷亂。這一系列的騷亂最終變成蠻族與羅馬軍團在萊茵河上的衝突。所以那些本來與絲綢之路無關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戰爭而貿易中斷的影響。而這種貿易的中止正是由於帕西亞和羅馬之間的商業聯繫遭到切斷而引起的。在黑海之北，雖然那裡的皮毛交換與絲綢貿易情況大不相同，然而，當中國向匈奴發動進攻及戰火在中歐、米底亞和亞美尼亞蔓延時，也產生了同樣的後果。 觀察與評論 以上論述說明，中國和羅馬政府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戰爭政策，必然會導致北歐各族的內部衝突及其對羅馬帝國的入侵。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戰爭中，那些挑起戰爭、乞求於戰爭的政治家們，對其政策所產生的後果全然不知。中國的戰爭雖然是朝廷大臣們經過再三研討之後方才發動的，這些大臣諳熟中國歷史，而且他們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上所作的考慮絕不比從道德原則上和當時的利益上考慮得少，但是中國歷代皇帝和他們的謀士們卻並不知道，正是由於他們的決策，使得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國疆土戰火紛飛。同樣，羅馬人對其在博斯普魯斯、亞美尼亞和敘利亞戰爭的後果亦毫無了解。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在東方的戰爭總在歐洲引起暴亂。儘管東方的戰爭和北歐蠻夷的進攻一再地被詩人（包括維吉爾Virgil）和史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對於事件的關聯性所引起的評論或是反響，在這些文獻資料中卻未作任何揭示。所以奧古斯都才會堅持要去占領亞美尼亞，儘管當時完全可以料到這樣做會在多瑙河和萊茵河產生什麼樣的實際後果。 奧古斯都的言行歷來被尊為典型的治國之道。公正地說，統治者們一向是拘泥於自己那一代人的認識水平。他們關注的只是眼前的事情，並不經任何長期細緻的調查研究，就對某一危機的局勢做出決策。因而未來的希望只能依賴於生活中的個人努力。而如果這些處於決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願使自己的行動成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話，那他就必須從人類歷史的經驗中發現出一些新的道理。這個目標似乎是無法達到的。「歷史」是人類經驗的記錄，而一個世紀來對歷史學的勤懇修習研究，只是加劇了人類各民族的緊張關係。可是，由於歷史學家們慣於循規蹈矩，固守史書的結論，所以切不可輕下斷言，認為研究歷史的可能性已經枯竭了，或者認為要搞清「歷史上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問題，只能依賴那些迄今未曾問世的史料發現。如前所述，雖然歷史學家們一頭扎入檔案記載之中，開始了詳細的搜尋，並以此作為自己著述的依據。殊不知他們完全偏離了一種公元初年以來就一直是切實有效的但從未得到採納的研究方法。 研究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們都對歐洲前線戰爭的史料進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將這些戰爭按年代順序加以羅列、闡述。實際上，萊茵河的戰爭、多瑙河的戰爭及近東地區的戰爭是分別列在不同的欄目之中的。這些記載僅僅被那些對某一地區感興趣的專家所使用（如有關萊茵河的記載），卻沒有看到不同地區發生的戰事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既然現在可以明確地看出，在許多一系列連續發生的事件中，羅馬帝國在近東、在多瑙河下游和萊茵河地區的戰爭遵循著一種完全固定的形態，那麼對萊茵河或多瑙河戰況進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應由孤立的觀察讓位於展示出幾個不同地區同時爆發的動亂之間的聯繫。這種揭示事件關係的方法，對於開展帝國歷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基本的。而且這個方法僅僅從帝國東部和北部戰事的比較之中便可得到體現。不過，單是這二者的比較還不能使人們識別多瑙河下游和多瑙河上游發生的入侵的先導因素。由此可見，對於研究羅馬帝國的歷史材料、進而了解北部邊疆的局勢、甚至對於正確評價皇帝的功過等問題，有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這就是對整個歐亞大陸上發生的事件加以比較。因此，若不從任何更廣的意義上去考慮，那麼可以說，歷史比較的方法對於了解任何國家裡發生的事態都是必要的。 這種歷史比較的方法比起它在撰書立說上所起的作用來，還有其更重要的意義。研究已經無可非議地表明，在國家事務中，有因必有果，而且某一特定的原因必然產生特定的結果。從歷時165年的連續40次蠻族起義的戰例中不難看出這種關係的必然性。這40次起義中，有31次羅馬人本來完全可以預先看到他們在東方的戰爭以後會引起什麼結果，而奧古斯都執意涉足博斯普魯斯和亞美尼亞。這就是他任職期間發生在多瑙河和萊茵河的多數戰爭的原因。本書只是討論了這樣的許多事件中的一組互相有關的系列，而得出的結論已經足以說明，如果要使執政者和各個民族的人民不至於在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後果本可以預料卻實際上茫然無知的情況下生存繁衍的話，就必須將不同地區的人類經歷加以比較，從中得出相應的結論來。 也許會有人就此觀點另持異議：雖然古代社會中凡事必能導致相應的後果，但是卻不可就此認為近代歷史事件中也有如上關係。的確，近代史初期，西歐與東方的交通從陸路轉為經由外海和沿亞非海岸的水路。15、16世紀的航海家確實使得局勢發生了變化。直到那時以前，一切都還是依照遠東的利益和政策的需要而改變的。因而不妨這樣說，新的世界局勢已經與舊時迥然不同了。但是商業冒險家們的活動，卻在形式上和目的上依然和他們的中國、波斯及阿拉伯先輩們並無二致。西歐航海家所帶來的實際變化，可以從新舊時代局勢的兩相比較中，或者說是通過對西方向海外世界開拓前後的不同時期的事件的比較之中看出。然而可惜的是，可以用以發現上述關係的必要的史料迄今未能搜集整理。既然如此，就必須承認，當遠東表現出要恢復它以前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時，還無法看清歐洲為控制整個世界的所作所為會帶來什麼樣的重大後果。 沒有理由懷疑歷史學者和公眾皆對那些旨在描寫某些國家的功績的文獻著作表示滿意。但是，這種紀傳文學缺乏一種積極的熱情去探知一個國家歷史上更為重大的事件和更加細微的特徵，不能以某種歷史哲學的思想去解釋世界上發生的事件，也不能以深邃的政治觀點和實際的治國之策去引導人類的進步歷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歷史在同一個世界上並行發展。而比較的方法就是了解的開始。徹底地認識到以上這幾點，對過去的研究才能卓有成效。可見，只有以這種新的方法去面對重大的難題，即不僅僅考訂發生了什麼事，而是探索人類歷程中事物變化的規律，歷史科學方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使命。 ———————————————————— (1) 近期的例子，參見恩內斯特·巴克：《義大利與西方410～476年》，載於《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紐約，1911年），393頁。A．C．哈登：《民眾的遷移》（劍橋，1911年），第1節。E．C．塞普爾：《地理環境之影響》（紐約，1911年），75頁。C．R．L．富萊徹爾：《西歐之初創》，第一卷（倫敦，1912年），44頁。赫登·韋伯斯特：《古代史》（紐約，1913年），536頁。恩內斯特·巴伯倫：《古典時代的萊茵河文明史》（巴黎，1916年），206頁。C．W．普里維德·奧爾頓：《中世紀史綱》（劍橋，1916年），26頁。特奧多爾·阿爾德：《德意志文化史》（萊比錫，1917年），4頁。皮埃爾·安巴特：《法蘭西民族史》，第三卷（巴黎，1920年），112頁。J．B．巴里：《晚期羅馬帝國史》，第一卷（倫敦，1923年），97頁。奧托·莫爾：《政治地理學》（柏林，1925年），457頁。在B．W．亨德森的《五位羅馬皇帝》（劍橋，1927年）之84頁中，作者說：「人口過剩，對土地的貪求，熱衷於四處遊蕩，所有這些，使得人們浪跡天涯。」又見於J．B．巴里：《蠻族部落對歐洲的入侵》（倫敦，1928年），6～9頁；J．A．費爾德：《人口文集及散論》，H．E．霍曼編（芝加哥，1931年），301～302頁。 (2) A．M．卡爾·桑多斯：《人口問題》（牛津，1922年），297～304頁，亦見其注釋16～18。 (3) 愷撒：《高盧戰記》，第二章，第4節；第五章，第12節。 (4) 愷撒：《高盧戰記》，第六章，第24節。愛德華·諾登：《塔西圖〈日耳曼尼亞〉中的日耳曼史實》（第二版，萊比錫，1922年），469頁。 (5) 愷撒：《高盧戰記》，第一章，第2～5節，第31節；第四章，第1、4、7、16節。 (6) 見喬治·多登：《克爾特古代史研究手冊》（巴黎，1906年），179頁。 (7) 李維：《羅馬史》，第五章，33～34節。普魯塔克：《卡米拉斯》，第十五章。 (8) 普林尼：《博物志》，第十二章，第1節之2。 (9) 李維：《羅馬史》，第三十八章，第16節；第三十九章，第54節。 (10) 斯特拉波：《歷史》，第一章，第3節之21；第三章，第4節之19；第七章，第1節之3；第七章，第3節之13；第七章，第4節之5。 (11) 斯特拉波：《歷史》，第四章，第1節之13；第五章，第1節之6；第四章，第3節之4；第七章，第1節之3。 (12) 維利奧斯：《羅馬史》，第一章，第1節之4；第一章，第4節之3。 (13) 維利奧斯：《羅馬史》，第二章，第108節之1～2。 (14) 費利克斯·達恩：《羅馬人統治下的日耳曼史》，第一卷（柏林，1881年），6頁。喬治·韋茨：《德意志憲章史》，第二卷（第3版，基爾，1882年），12頁。 (15) 路德維希·施密特：《歐洲古代民族大遷移之原因》，載於NJKA，第11期（1903年），344～345頁。喬治·格魯普：《中世紀文化史》，第一卷（帕德博恩，1907年），3頁。L．M．哈特曼：《古羅馬藝術之衰亡》，載於L．M．哈特曼與約翰·克羅梅葉編：《羅馬史論》（第二版，哥達，1921年），263頁。D．C．芒羅：《中世紀史》（紐約，1921年），36頁。J．W．湯普森：《中世紀經濟與社會史》（紐約，1928年），98頁。 (16) 威廉·羅伯特森：《查爾斯五世皇帝統治史》，第三卷（倫敦，1840年），4～5頁。 (17) 弗里德里希·拉策爾：《短論集》（慕尼黑，1906年），55頁。漢斯·德爾布呂克：《戰爭藝術史》，第二卷（柏林，1902年），267頁。約翰斯·胡普斯文，載於RGA，第一卷（斯特拉斯堡，1911～1913年），44頁。J．H．布萊斯特：《文明的征服》（紐約，1926年），681頁。 (18) C．H．黑斯：《日耳曼入侵述源》（紐約，1909年），84頁。雷昂·多米良：《歐洲語言與民族的邊緣》（紐約，1917年），5頁。W．H．巴克及威廉·黑斯：《歐洲之始創》（倫敦，1920年），15頁。威廉·麥多格爾：《群體心理論》（劍橋，1920年），223頁。亨利·貝爾：《人種與遷移》，載於尤金·皮塔爾：《人種及其歷史》（巴黎，1924年），第十至十一章。J．H．羅賓遜：《西歐史概論》，第一卷（波士頓，1924年），39頁。A．W．布羅吉：《古代的民族遷徙》（牛津，1929年），19頁。查爾斯·吉內伯特：《法蘭西民族簡史》，F．G．李奇蒙德譯，第一卷（紐約，1930年），88頁。 (19) 見吉內書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頁，而此觀點在20世紀又為路易·哈爾芬所倡導，見其《亞洲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載於《歷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頁。 (20) 吉本書《羅馬帝國衰亡史》，巴里編，第三卷，75頁及75頁之注10，87頁。 (21) 保爾·維德爾：《交通的地理擴展》，載於《不列顛協會第77屆大會報告集》，1907年（倫敦，1908年），576頁。 (22) 費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頁。K．J．烏吉法爾維·德·麥佐柯維斯：《興都庫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頁。E．H．閔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21頁。愛德華·富爾德：《中國與羅馬帝國的衰亡》，載於《當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頁。拉斐爾·龐培利：《我的回憶》，第二卷（紐約，1918年），451頁。弗里茨·馬哈切克：《俄羅斯——土爾奇斯坦概況》（斯圖加特，1921年），113頁。M．I．羅斯托夫譯夫：《南俄羅斯的伊朗人與希臘人》（牛津，1922年），114～115頁。路德維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頁。歐文·拉梯摩爾：《中亞商路》，載於《地理雜誌》，第72期（1928年），523頁。E．D．羅斯：《韃靼人的入侵與移民》，載於JCAS，第15期（1928年），133頁，其中指出：「可以肯定，中國之修築萬里長城，對於羅馬帝國的衰敗，起到極大的作用。」亦見其《亞洲的遊牧活動》，載於JRSA，第77期（1929年），1077頁。 (23) H．J．麥金德文，載於《地理雜誌》，第23期（1904年），735頁：「對於其後代而言，一個恰如其分的原因，應當在於從周鄰國家可以獲得豐厚的戰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這樣優秀的領導人物。」A．R．柯萬：《世界歷史導論》（倫敦，1923年），229頁。J．B．巴里：《蠻族對歐洲的入侵》（倫敦，1928年），50頁。 (24) T．佩斯克：《亞洲的背景》，載於《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紐約，1911年），349頁。 (25) J．W．德拉佩爾：《歐洲學術發展史》，第一卷（紐約，1876年），28～29頁。德拉佩爾可能從拉斐爾·龐培利的《關於1862至1865年間中國、蒙古和日本的地質研究》一文中受到啟發，該文載於《史密森對知識的貢獻》（1866年），其中202頁論及此點。有關戈壁灘是古代海洋乾涸後形成的論斷是由朱利亞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圖本亞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頁中提出的。巴龍·馮·李希霍芬在《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頁中，將「瀚海（Han-hai）」稱為「干海（Dry sea）」，但艾米爾·布萊施耐德在《東亞史料與中世紀研究》第一卷（倫敦，1888年）15頁注9中指出，「李希霍芬誤將『瀚海』二字譯為『干海』，儘管有中國學者將『瀚海』譯為『北海』，但從中國歷史上看，尚無足夠證據說明它是一個內海」。 (26) 自克羅帕特金王子發表其《歐亞大陸的乾旱》一文（載《地理雜誌》，第23期，1904年，722～734頁）之後，「乾旱」之說甚為流行。此文說：「顯然，歷史上的東土爾奇斯坦和中亞蒙古之地並非當今的沙漠戈壁，當年那裡的民族人丁興旺，文明進步，而且對於亞洲其他地區來說他們起著聯繫和交往的作用。而如今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究其原因，是這一帶的氣候突然變得乾燥起來，從而迫使那裡的人們離鄉背井，尋求新的家園。」 (27) 「氣候波動」論最早由艾爾斯沃思·亨廷頓在其《亞洲的脈搏》（波士頓，1907年）中提出的。有關作者著述目錄，可見其《文明與氣候》（第3版，紐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亦見J．W．格里高利的綜述：《地球正在變幹嗎？》，載於《地理雜誌》，第43頁（1914年），148～172頁，293～318頁。 (28) 愛德華·布魯克納：《世界的氣候變化與民族遷移》，載於MGGW，第58期（1915年），210頁。C．J．卡利：《氣候與移民》，載於《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頁，其中論道：「大約每640年就是一個氣候變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變得乾旱缺水，從而引起歐洲和亞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歸併，這種情況可以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間的歷史中看到。」 (29) H．J．麥金德：《民主思想與現實主義》（紐約，1919年），121頁：「這可能便是因為一段連續的乾旱造成的結果。」類似的解釋，亦見於歐文·拉梯摩爾：《韃靼人》（波士頓，1930年），110頁，其中認為：「整個蒙古，這個喜好戰爭的遊牧民族，當時由於人口的增殖，抑或因為氣候變得乾燥無比致使牧草枯萎，愈發躁動不安，繼而迫不得已讓牧民們離開故土去尋找新的草場。」又，A．J．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第三卷（倫敦，1934年）之396頁中指出：「……這類情況的發生，作為一種事實，實非原始遊牧部族本能或自發的反應，而是在以下一種或兩種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現的，即：其一，受其周鄰定居民族先進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區惡劣氣候的排斥。」 (30) 艾爾斯沃思·亨廷頓：《歷史與氣候變化》，載於AHR，第18期（1913年），215頁。然而他又繼續指出：「的確也有這樣的情況，即僅僅由於人口增加的壓力而沒有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會引起某些部族發生遷移。」225頁。 (31) 見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其地理環境在歷史上的作用》，載於《地理雜誌》，第65期（1925年），487～490頁；及其《中印史論》，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頁，和《亞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頁。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雜誌》第80期（1932年）140頁中提出：「甚至有人斷言，新疆南部地區的氣候變化影響到或者的確引起了中亞的民族大遷徙，其前提與假設都顯得相當奇特。」 (32) 最近較為統一的觀點可見於T．D．肯德黑克的論述，他在《北歐海盜史》（倫敦，1930年）之23頁中說：「簡言之，既然此問題得不出結論，歷史學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盜活動這一現象而無法提出更多的質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