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史 · 第十二章　民族、宗教和拉丁語及希臘文化的教育

這一時期，在羅馬帝國所發生的大範圍民族競爭中，劣等民族似乎正在逐漸衰落或消亡。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腓尼基人，他們在迦太基的滅亡中遭到了致命一擊，慢慢地流血致死。迄今為止，義大利的埃特魯里亞和薩莫奈地區都保留著自己古老的語言和習俗，但蘇拉保守的思想不僅讓他們遭受到最重大的打擊，而且為了在義大利實行政治平等化，他們還被迫使用拉丁語和習俗，從而導致當地的語言淪為大眾方言，很快就走向衰落。在羅馬全國再也沒有任何民族有資格可以與羅馬和希臘競爭。 拉丁語 另一方面，拉丁民族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處於最具決定性的支配地位。因為在同盟戰爭後，任何義大利人都可以對義大利土地的任何部分擁有完全的羅馬所有權，任何義大利神廟中的神都可以接受羅馬人的獻祭。自此以後，整個義大利除了波河以北的地區之外，羅馬法取代了所有的市民法和當地法，具有絕對的權威性。所以，此時從阿爾卑斯山脈到西西里海峽的整個半島上，羅馬語成了商業中的通用語言，很快也成了人際交流的通用語言，但是，羅馬語言不再以自然疆界為限。義大利聚集了大量的資本、豐富的商品、聰明的農民、伶俐的商人，半島變得過於狹小。這樣的環境和公共服務讓大量的義大利人前往各行省。居於特權地位的他們讓羅馬語言和羅馬法也享有特權，並不僅限於羅馬人進行商業交易的地方。義大利人在各地都緊密而有組織地聚集在一起，士兵組成軍團，每個稍大的城鎮裡商人會組成特殊的企業，羅馬公民定居或逗留的某個行省司法區稱為「羅馬公民司法區」（conventus civium Romanorum）。這些司法區有自己的陪審員名單，在一定限度內有自己的民社法。雖然各行省的羅馬人早晚會返回義大利，不過他們還是逐漸在各行省奠定了常住人口的基礎，其中部分是羅馬人，部分是依附於羅馬移民的混合人群。我們已經提及，羅馬軍隊首次在西班牙設立了常備軍，具有義大利體制的各行省城鎮第一次組織起來——羅馬紀元583年即前171年的迦太基、羅馬紀元616年即前138年的瓦倫提亞、稍後的帕爾瑪和波倫提亞。雖然內陸地區還遠未開化，例如此後很久仍被提及的瓦愷人地區，就是文明的義大利人最厭惡的野蠻之地。不過據作者和碑文記載，證實早在7世紀中葉，新迦太基周圍和沿海地區就已經普遍使用拉丁語。格拉古首先明確提出將義大利人移民羅馬各行省的殖民化的想法，或稱之為羅馬化，並大力推行。雖然這個大膽的想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在推行之初他們便摧毀了大部分殖民地，阻止它繼續實施。不過殖民地納爾波保留了下來，重要的是它擴大了拉丁語的範圍，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建設性的意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成為未來強大結構的奠基石。古代的高盧，事實上還有現代的法國，都源於殖民地，追根溯源，都是蓋烏斯·格拉古創造的。拉丁民族並不僅限於義大利境內，他們開始向外擴張，這也需要更深層次的文化基礎。我們發現拉丁民族正在創造一種古典文學和一種屬於自己的更高級的教育。雖然與希臘的古典文學和希臘文化相比，我們感到這種義大利孱弱的溫室產物價值甚微，但是就它的史學發展而言，拉丁古典文學和古典文化的特質與希臘並肩而立。就文學的觀點來看，當時希臘人日趨衰落，在這裡可以引用詩人的話：活著的苦力好過死去的阿喀琉斯。 希臘文化 不過，雖然拉丁語和拉丁民族迅速而又強有力地攻城略地，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事實上出現更早且更優越的希臘民族與其完全平等，二者在各處都更緊密地聯合或混合在一起共同發展。義大利革命將半島上所有的非拉丁民族都毀滅了，卻沒有打擾希臘城市塔蘭托、利基翁、拿波里和洛克里。同樣，馬賽利亞目前雖然被羅馬國土所包圍，但仍是一座希臘城市，就這樣和羅馬穩固地聯繫在一起。義大利的完全拉丁化和希臘化不斷加深，攜手前行。在義大利的上層社會，希臘教育成了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曾於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擔任執政官的大祭司普布利烏斯·克拉蘇，當他擔任亞細亞的官員時，會根據案件的需要，有時用普通的希臘語，有時用已成為書面語的四種方言來宣讀判決，這甚至讓當地的希臘人也頗感震驚。如果義大利的文學和藝術都久久凝視著東方，那麼現在希臘文學和藝術開始轉向西方。不僅義大利的希臘城繼續和希臘、小亞細亞和埃及保持著積極的文化交流，並授予希臘詩人和表演者應有的讚譽。在羅馬，他們還效仿在羅馬紀元608年即前146年摧毀科林斯者的凱旋禮，希臘的體育和美學的娛樂活動也在這裡流行，如角力比賽以及音樂、演出、背誦和演講[1]。甚至於希臘的文人早已在羅馬的貴族社會尤其是西庇阿的圈子裡紮根，其中最著名的希臘人士如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和哲學家帕奈提烏斯，他們都屬於羅馬的歷史而非希臘的發展史。即使在其他不太出名的社交圈也有類似的事情出現，我們可以介紹另外一位與西庇阿同時代的哲學家克萊托馬庫斯，因為他的生活生動地呈現了當時各民族融合的場面。克萊托馬庫斯生於迦太基，他在雅典時師從卡涅阿德斯，後來繼任了卡涅阿德斯的職位。他與雅典最有文化的義大利人來往，如歷史學家奧盧斯·阿爾比努斯和詩人盧奇利烏斯。克萊托馬庫斯一面給圍攻迦太基的羅馬執政官盧西烏斯·森索里努斯獻上自己的科研著作，一面給淪為義大利奴隸的同胞寫了篇慰問性的哲學文。迄今為止，希臘著名的文人都會以出使、流亡或其他原因暫居於羅馬，現在他們開始定居於此。例如前面已經提及的住在西庇阿家裡的帕奈提烏斯，還有於羅馬紀元652年即前102年定居於羅馬、來自安提俄克的阿爾基阿斯，他靠即興創作關於羅馬執政官的敘事詩體面地養活自己。蓋烏斯·馬略甚至連一行詩都不認識，完全不適合做一個文學藝術事業的慷慨資助者，但也不影響他資助詩人。這樣，精神和文學生活將兩個民族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較為有教養的部分彼此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奴隸成群結隊地來到羅馬，商人從希臘和半希臘的東方移居於此，帶來了希臘文化中最粗鄙的一層——主要是與東方的融合及普遍的野蠻成分，並與義大利無產階級聯繫在一起，給它也帶來了一抹希臘色彩。西塞羅評論說，新詞彙和新潮流首先出現在沿海城市，這可能主要是指具有半希臘屬性的奧斯提亞、普泰奧利和蒲隆地西烏姆。外國商品和外國風俗就是首先傳入這些城市，然後才散播開來。 民族大融合 這種徹底的革命所立即產生的結果與民族的關係肯定無法讓人滿意。當羅馬人湧入各行省時，希臘人、敘利亞人、腓尼基人、猶太人和埃及人都聚集在義大利。各地鮮明的民族性在彼此融合的過程中被明顯地消磨掉，好像除了實用主義的印象外，一切都消失了。拉丁性在擴散的過程中喪失了新鮮性，尤其是在羅馬本地，中產階級幾乎迅速地完全消失，只剩下貴族和乞丐，這二者似乎各地可見。西塞羅相信，大概在羅馬紀元660年即前94年拉丁城鎮的普遍文化修養要高於羅馬，這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中得到證實。那時最出色、最健全、最有特色的作品如國民喜劇和盧奇利烏斯的諷刺詩，與其說是羅馬作品，不如說是拉丁作品。不言而喻的是，義大利底層階級的希臘文化事實上只不過是一種令人生厭的世界主義，它同時沾染了奢侈風和膚淺地被掩藏起來的野蠻。即使是在西庇阿的社交圈，這些具有高級趣味的上流社會也沒有留下任何永恆的標記。社會大眾越發對希臘生活感興趣，越發不會學習古典文化，而是學習希臘思想中最流行最無趣的產物。他們不是用希臘精神來陶冶羅馬的性情，而是滿足於借它來消遣，避免勞心勞力的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演說家西塞羅的父親阿努姆地主馬爾庫斯·西塞羅曾說，羅馬人正如敘利亞奴隸一樣，他們之中越是了解希臘，就越沒有價值。 民族的瓦解 正如那整個時代一樣，這種民族的瓦解讓人不悅，但也像那個時代一樣，具有著重大意義。我們習慣上所說的古代世界，它民族範圍的發展是在羅馬權威下形成外部統一，再到以希臘元素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影響下形成內部統一。在此等民族的廢墟之上，兩個具有統治地位的國家悄無聲息地完成了偉大的歷史妥協，希臘民族和拉丁民族以和平共處而告終。希臘人放棄了希臘語在文化領域的權利，正如羅馬人放棄了羅馬語在政治領域的權利。在教育活動中，拉丁語和希臘語平起平坐——當然是受到限制和不完善的，另一方面蘇拉首次允許外國使者在羅馬元老院可以不用翻譯員直接說希臘語。當羅馬共和國成為一個雙語國家，亞歷山大大帝的思想和王位的真正繼承人在西方出現時，這預示著此人既是一個羅馬人也是一個希臘人。 對次等民族的壓制和兩個主要民族的相互滲透可以對民族關係有個大致了解，現在，我們將更詳細地講述宗教、國家教育、文學和藝術幾個領域。 宗教 羅馬宗教和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家庭緊密交織在一起——事實上是如此徹底、虔誠地反映了羅馬公民社會，政治和社會革命必然也會推翻它的宗教結構。當古代義大利普遍流行的信仰土崩瓦解時，在這廢墟之上出現了兩種形式：一面是沒有信仰、國教和希臘精神，另一面是迷信、宗派主義和東方宗教，這就如同在共和國政治的廢墟之上所建立的寡頭政治和僭主政治。當然，這兩方面的萌芽也如政治和社會革命的萌芽一樣，可以追溯到前一時期。那時在上流社會，希臘文化甚至已經在悄然動搖著祖宗的信仰。恩尼烏斯將寓言化和史事化的希臘宗教引入義大利，征服了漢尼拔的元老院，不得不准許將對西布莉[2]的崇拜從小亞細亞帶到羅馬，而對其他仍具有危害的迷信尤其是酒神節的醜聞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因為在此前，革命一直在人們的意識里醞釀著，還未表現出來，所以宗教革命事實上只是格拉古和蘇拉時代的事情。 希臘哲學 首先，讓我們將希臘哲學與希臘文化聯繫起來追溯一下。希臘民族的繁榮和沒落遠遠早於義大利人，他們早已經歷過信仰的時期，然後進入沉思的領域。長久以來，這裡已經沒有宗教，只有哲學，但是，當希臘思想的哲學活動開始對羅馬施加影響時，希臘的哲學活動早已跨過富有成效的冥想階段，來到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不僅沒有新體系的開端，甚至連對更完善的舊體系的理解力也開始減弱，人們很快便沿襲著學術傳統，將自己局限於背誦前人並不完善的教條。因此，在這個階段，哲學無法讓思想變得更深刻更自由，反而讓它變得膚淺，套上了自己所鍛造的最壞的枷鎖。深陷冥想之中往往是件危險的事，當它變得淺薄陳腐之時就成了一種毒藥。當時的希臘人就把這種平庸膚淺的冥想傳給了羅馬人。沒有判斷力的羅馬人不知道是該拒絕，還是該摒棄當下的老師轉而學習已故的大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更不用說蘇格拉底之前的聖賢之士，雖然他們的名字廣為流傳，他們那較易理解的著作也被翻譯閱讀，但他們對羅馬的文化並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羅馬哲學只是糟糕的老師教出的壞學生而已。 新的哲學領導流派：伊壁鳩魯和芝諾 除了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外，對義大利來說有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又稱為神話史實說（Euhemerism），它認為神話是生活在蒙昧時期的人類各種不同恩人的傳記，迷信將這些恩人變成神。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是伊壁鳩魯和芝諾的兩種教條派，還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懷疑派，或稱為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和後期學院派。最後這個學派以不可能存在確信無疑的知識為出發點，認為這可能只是滿足實際需要的一個臨時性觀點。因為這一學派讓每個確定的理念或哲學教條成為議題，所以它的活動以辯論為主。就此而言，這一學派和較早的詭辯派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詭辯派爭論更多的是大眾普遍接受的觀點，而阿塞西拉斯及其門更多的是與哲學同行爭論。另一方面，伊壁鳩魯和芝諾二者共同的目標就是合理解釋事物的本性，他們用生理方法從物質的概念出發。他們的分歧在於：伊壁鳩魯遵循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認為首要原則是事物的真實存在，由此僅通過機械的變化就能演變出多種多樣的事物；芝諾則是遵循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觀點，甚至將動力的矛盾和上下起伏的運動引入他的物質本源。由此衍生出更深層次的區別：在伊壁鳩魯的體系里神好像不存在，或者最多只是夢中之夢，而斯多葛派的神是世界永存的靈魂，是精神，是太陽，具有掌握身體、地球和自然的威力；伊壁鳩魯不信上帝、不信靈魂不死，而芝諾則不然；伊壁鳩魯認為人類所追求的合理目標是一種絕對的平靜，不受身體欲望或精神衝突的打擾，而芝諾則認為是一種在身心的不斷鬥爭中增長的人類活動，與自然在永恆的矛盾和永恆的平靜中達到一種和諧。關於宗教這一點，所有這些學派都同意信仰本身是空洞的，需要用沉思來補充，但是否如學院派認為這種沉思毫無所獲讓人絕望，還是如伊壁鳩魯反對民間信仰的概念，亦或如斯多葛派保留部分並說明原因，同時修改部分內容，則各有不同。 卡涅阿德斯在羅馬 希臘哲學首次，與信仰堅定和反對空想的羅馬民族相遇時，完全是相互牴觸的，這是必然結果。羅馬宗教完全不屑於這些哲學體系的攻擊，也不求獲得它們的支持，它們都將消滅宗教的特徵。當宗教遭到攻擊時，羅馬國本能地感覺到自己被攻擊。它對待哲學家的態度就像是要塞面對來包圍它的軍隊間諜，早在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希臘哲學家連同雄辯家就被趕出了羅馬。事實上，哲學首次在羅馬大範圍的傳播正是哲學對信仰和道德的一次正式宣戰。這是由雅典人占領奧羅普斯所引起的，他們於羅馬紀元599年即前155年派遣了三位最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在元老院面前辯護，其中包括現代詭辯學大師卡涅阿德斯。所挑選的人可謂相當合適，因為這件十分可恥的事情不能用任何常識來辯護。當卡涅阿德斯用正反論點來證明，引證出讚美不公正與讚美公正一樣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當他用最好的邏輯形式指出讓希臘人交出奧羅普斯，羅馬人同樣應再次蜷居於帕拉廷山上古老的茅草屋，而這些都符合當時的形勢時，大批精通希臘語的少年們被這件醜聞和這個名人鏗鏘有力的演說所吸引。不過這次加圖可沒有做錯，他不僅直言不諱地將哲學家的辯護比作哭號的女人冗長乏味的輓歌，還堅持讓元老院驅逐這個顛倒是非黑白的人，認為他的辯護事實上就是好言無恥且具有侮辱性地承認錯誤。這種蔑視毫無效果，尤其是無法阻止羅馬青年在羅德斯和雅典聆聽哲學家的演講。人們開始習慣忍受哲學，認為它至少是一種必然的不幸。以前人們是向羅馬宗教尋求支持，但卻無法維持它的簡單。這種外國哲學的支持無疑破壞了信仰，但無論如何允許有修養的人多少保持了大眾教義的名字和形式。這種支持既不是神話即歷史論也不是卡涅阿德斯或才學派。 神話史實說沒有獲得充足的支持 神話即歷史論若直言神就是人，將會和大眾信仰產生激烈的衝突，卡涅阿德斯甚至懷疑他們的存在，伊壁鳩魯至少否定了他們對人類命運的影響。這些知識體系與羅馬宗教無法結合，它們被禁止且永遠如此。甚至在西塞羅的著作里也聲稱公民有責任抵制神話即歷史的論點，這種觀點對宗教崇拜是有害的。如果在他的談話中出現了阿卡德彌或伊壁鳩魯，前者會藉口說當他作為哲學家時，他是卡涅阿德斯的弟子；當他作為公民和大祭司時，他是卡匹托爾山的朱庇特正統的信徒。最後，伊壁鳩魯甚至投降並轉變信仰。這三個體系都不受歡迎。簡單易懂的神話即歷史的論點無疑對羅馬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將老少皆宜的寓言融入歷史，對羅馬的傳統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但仍然無法對羅馬宗教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羅馬宗教從開始就用譬喻而非寓言，在羅馬不會像在希臘寫一本、兩本、三本的宙斯傳記。現代詭辯術只能在像雅典這樣的地方成功，這裡本來就健談。此外，來來往往的一系列哲學體系累計了大量的智慧垃圾。最後，羅馬人生性誠懇務實，是徹底的行動派，一切都和伊壁鳩魯派的無為主義相牴觸，然而，伊壁鳩魯卻受到了比神話即歷史論和詭辯派更多的盲目擁護，或許就是因此警察才會與其做長久且最頑固的交戰。這種羅馬的伊壁鳩魯學派與其說是一種哲學體系不如說是一種哲學面具。與其道德創始人的理念相違背，他們將自己偽裝成好的社交團，沉浸於感官享受之中。例如這派最早的一個信徒提圖斯·阿爾布契烏斯，他是盧奇利烏斯詩中的一個人物，是個被醜化的羅馬希臘化人物的原型。 羅馬斯多葛學派[3] 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在義大利的地位和影響則大不相同，它與這些學派形成鮮明對比。在科學所能容納信仰的地方，斯多葛派與當地的宗教緊密聯繫起來。斯多葛派在原則上遵守民間信仰中的神及神諭，他在其中了解到一種本能性的知識，對此科學知識也要尊重它甚至是服從它。斯多葛派與人民所信仰的方式不同，而非對象差異：在他看來，真實而又至高無上的神無疑是世界的靈魂，但每個原始神靈都表現出神聖性，尤其是群星，還有地球、被眾人奉為英雄的傑出人物的靈魂，實際上還有每個前人所逝去的靈魂。相較於這種哲學的產生地，它確實更適合羅馬。虔誠的信仰者反對說，斯多葛派的神沒有性別、沒有年齡，而且無形，將一個人轉換成了一個概念，這在希臘是有意義的，但在羅馬毫無意義。時下神靈論具有粗俗寓言化和道德潔淨化的特點，這損害了希臘神話的精髓，但是羅馬人的可塑性，甚至在未開化的樸素時期，也只是產生了一層籠罩原始直覺和原始概念的面紗，缺乏神性——揭去這層面紗也不會造成特別的損害。當帕拉斯·雅典娜發現自己突然成了記憶里的概念，她可能會憤憤不平，而密涅瓦實際上一直都停留在記憶里。超自然的斯多葛派和寓言化的羅馬在理論上其結果大體是一致的。雖然哲學家不得不指出個別祭司學說命題的可疑或錯誤之處——例如，斯多葛派反對神話論，認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卡斯托爾（Castor）和波盧克斯（Pollux）不過是名人的精神，他們不允許將神象視為神性的表現——但至少芝諾的信徒不常向這些錯誤的信條開戰，不會推翻有誤的神靈，相反，他們會在各處表現出對當地宗教甚至是缺陷的尊敬和敬畏。斯多葛派也傾向於一種解決疑難的道德觀和專業科學的系統處理法，這符合羅馬人的想法，尤其是此時的羅馬人。他們不再像祖輩那樣具有質樸無華的自律和美德，而是將祖輩淳樸的美德轉變為一種問答式的允許和不允許的行為方式。此外，他們的語法和法律體系都急需一種系統的處理方法，而他們自己不具有產生這種方法的能力。 斯多葛學派的帕奈提烏斯的廣泛影響 所以，這種哲學和羅馬的國民經濟徹底融合，毫無疑問就像一株從海外移來的植物適應了義大利的水土，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活動領域發現它的痕跡。當然，斯多葛學派最早出現的時間向前追溯，但它首次對羅馬社會的上流階級產生全面的影響，是依靠聚集在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周圍的一群人。西庇阿及其所有親密夥伴在斯多葛哲學方面的老師是羅德斯的帕奈提烏斯，他們不斷跟隨著他甚至在旅途中加入他的隊伍。帕奈提烏斯知道如何讓哲學體系迎合世間精明之人，如何將猜疑隱藏起來，如何改善枯燥的術語和道德問答的無趣，尤其是藉助於哲學先賢，其中西庇阿自己最偏愛色諾芬的蘇格拉底。自此以後，最有名望的政客和學者都承認斯多葛派哲學——其中有科學語言學的奠基者斯提羅和科學法學的奠基者昆圖斯·斯凱沃拉。哲學體系的學習形式正是源於斯多葛學派，此後至少在形式上流行於這些專業學科，尤其是與此相連的一種奇怪的像猜字遊戲的追溯語源的無趣方式。極為重要的是新的國家哲學和國家宗教源於斯多葛哲學和羅馬宗教的融合。從一開始，思考對芝諾的體系就影響不大，當這個哲學體系被傳入羅馬後思考被進一步弱化。一個世紀以來，希臘教師將哲學盲目地灌輸到孩子的頭腦中，而喪失了它的精髓。思考元素在羅馬則完全隱沒，除了金融家沒人會去思考，更多的是談及神統治人類靈魂的理想化發展或神聖的世界法。斯多葛哲學家看見他們的哲學體系被提升為羅馬半官方的國家哲學，這讓他們意識到了有利可圖的榮譽，可以想到他們將嚴格的原則變得更為順從。他們關於神和國家的學說很快便與給予他們麵包的實際組織相像。他們不再闡明哲學家世界性的國家觀，而是轉而冥想羅馬官員的明智之舉。當更為文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烏斯將神秘的天啟當作可以想像而不能確定的事，斷然拒絕占星術，而他的直接繼任者為了神秘的天啟而鬥爭，甚至對占星術做出了非哲學化的讓步。明辨是非的義務論越來越成為這一體系的主要特色。這一時期的羅馬人在與希臘人的交往中，在各種謙卑的環境中尋求收穫，讓自己來適應一種空洞的美德驕傲。這一體系正式成形來適應教條主義的道德觀，就像一切受過良好教育的道德體系一樣，總體看來很嚴苛，細節上確是最為禮貌的放縱。[4]正如我們所說，它實際的結果不過就是兩三個貴族家庭，吃點粗茶淡飯來取悅斯多葛派。 國家宗教 與新的國家哲學緊密相連的亦或者截然不同的，是新的國家宗教。它的重要特性就是由於外部的便利性，普遍信奉的原則被有意識地保留下來，而這些原則被認為有些荒謬。西庇阿麾下最著名的希臘人波利比奧斯坦言：怪異而又沉悶的羅馬宗教儀式是專為群眾而發明的，因為理性無法控制他們，需要用神跡奇事來統治他們，當然智慧之士則不需要宗教。毫無疑問，波利比奧斯的羅馬朋友們雖然並不反對如此全面徹底地將科學和宗教進行比較，但他們基本都認同這種情感。作為波利比奧斯主要考慮的占卜術，無論是萊利烏斯還是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都將其視為一種政治制度。不過他們的民族精神如此強大，他們的禮儀端莊得體都不允許他們公開表達這種危險的言論。不過，下一任大祭司昆圖斯·斯愷弗拉至少在口頭講述法律時，直言不諱地提出存在兩種宗教——智者所用的哲學宗教和傳統宗教。前者不適合做國教，因為它包含太多無用的東西，讓人民知曉了甚至是有害無益。因此，傳統的國教應該維持原貌。瓦羅認為羅馬宗教自始至終都被視為一種政治制度，這一理論只是同一原則的進一步發展而已。按照瓦羅的學說，他認為國家早於一國之神，正如畫師早於圖畫，如果問題是創造新神，那最好是按照世界靈魂的部分遵循更適合、更理論化的方式來給他們命名，放棄只能引起錯誤觀念的神的形象和錯誤的祭司制度。[5]因為這些習俗早已確立，每個良好公民都要承認和遵循它們，並做好自己的分內事，這樣平民就會學著更加敬重而非蔑視神靈。 為了平民的利益，貴族捨棄了自己的判斷，現在平民鄙視這種信念並往他地尋求良藥，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日後還能看見。於是羅馬的「高教會派」準備就緒，他們包括了一群道貌岸然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疑的人民。越是公開宣稱宗教領域是政治制度，政黨越是明顯地將國教視為攻防的戰地，尤其是占卜術和祭司團的選舉越演越烈。自古以來，當雷雨來臨時，公民大會自然便要解散，這在羅馬占卜師手裡發展成了一套多種天體預兆和與此相關的行為準則的繁雜系統。早些時候，甚至直接頒布埃利安和福菲烏斯法來規定：如果高級官吏看見天空出現雷雨的徵兆，可以強行解散公民大會。此後，羅馬寡頭黨派便能用敬神的詭計在任何人民的法令上加蓋無效的印章，這狡猾的策略讓他們驕傲不已。 祭司團 自古以來，四個主要的祭司團出現席位空缺時都由其自行填補，羅馬反對黨反對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長一樣展開普選。當然，這樣做與這些團體的精神相違背，但他們也無權抱怨。因為自從他們落入政府的手中，應其要求用生硬的託辭取消政治程序，他們便違背了自身的精神。此事成為各派爭論的根源。羅馬紀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擊退了第一次的攻擊，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絕了這個提議，扭轉了局勢。另一方面，這個計劃在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獲得通過，為了謹慎起見，關於首長選舉做了限制性規定，只有小於一半的部落可以參加選舉。最後，蘇拉恢復了全部的選舉權。 宗教的實際用途 就保守黨而言，這是為了純粹的國家宗教，這當然引起了最高層人士的公開嘲笑。羅馬祭司在實用方面體現為祭司菜餚，占卜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羅馬美食家的官方盛會，有幾人的宴會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例如占卜師昆圖斯霍爾騰西斯的就職宴就讓烤孔雀成為流行菜餚。宗教還助長了人們對醜聞的熱情。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種喜歡的消遣，就是在夜裡毀壞街上的神像。普通的風流韻事早已司空見慣，和已婚婦女私通開始變得不足為奇，而與某位維斯塔貞女（Vestal 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談》里與修道院裡的修女私通一樣讓人感到刺激。羅馬紀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眾人皆知的醜聞，三位來自貴族家庭的維斯塔貞女以及她們那些同樣來自上流社會的情夫，因為不貞的行為被帶到最高祭司團前受審。他們曾想將此事隱瞞，但最終經由人民法令設立的特別法庭全部被處以死刑。莊重之人確實不會喜歡這類醜聞，但在家裡他們認為真實的宗教荒謬之極卻無人反對。當占卜師看見另外一位在履行職務時，他們會相視而笑，這對於虔誠地履行職責毫無損害。比起粗鄙無恥的羅馬祭司和利未人，我們更喜歡這類人中顯得謹慎虛偽的人士。官方宗教顯然被視為一個空架子，現在只為玩弄政治的人服務，讓它那無數的深巷和活動板門為任何黨派服務。最重要的當然是在國家宗教尤其是占卜術中，寡頭政治承認了它的守護神，但是，反對黨也不排斥這個只剩下空架子的制度，他們將其視為一個壁壘，可以從敵人手中獲得。 義大利的東方宗教 與我們所描述的鬼怪宗教截然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所珍視和發展起來的外國崇拜，至少的確很有活力。在貴族男女和奴隸、將領和士兵、義大利和各行省中，外國宗教都隨處可見，迷信已經發展到了何種高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當辛布里戰爭時期，一位敘利亞的女先知馬大向元老院提供了征服日耳曼人的方法和手段，遭到了元老院的蔑視而不予理會。羅馬婦女尤其是馬略的妻子，將她送往馬略的總部，這位將軍欣然接受了她，並將她留在軍中直到擊敗條頓族。內戰時期，各派不同的領袖馬略、屋大維、蘇拉都相信預兆和神諭。內戰期間，在戰事焦灼的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甚至連元老院也同意按照一個瘋癲女先知的想像做出指示。羅馬希臘宗教的僵化以及受到更強大的宗教刺激後，人們的渴望越發強烈，這都具有重要意義。這讓迷信就像巴庫斯秘儀，它不再與國教相聯，甚至拋下了埃特魯斯坎的神秘主義，讓在東方悶熱潮濕地區成熟的崇拜在上流階級傳播。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很多來自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元素進入到了人群中，一部分是奴隸的進口，一部分是義大利和東方的交往日漸增多。 在敘利亞奴隸的叛亂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敘利亞本土，這很清楚地顯示出這些外國宗教的力量。攸努斯（Eunus）能噴火，阿泰尼奧（Athenion）能觀星，奴隸在戰爭中所投擲的鉛錘很多都以神命名，如周四和阿耳特彌斯，尤其是一位從克里特來到西西里的神秘娘娘，在這裡受到狂熱的崇拜。商業往來也產生了相同的效果，尤其是貝魯特（Berytus）和亞歷山大的貨物直接運往義大利港口之後，奧斯提亞和普泰奧利不但成了敘利亞膏藥和埃及麻木的大市場，還是東方信仰的傳播地。在各地，宗教融合伴隨著民族融合不斷地深入。所有被允許的崇拜中最流行的就是佩西努斯眾神之母的崇拜，它的獨身主義、宴會、音樂、化緣隊伍和所有感官上的盛況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挨家挨戶的化緣已經成了一種經濟負擔。在辛布里戰爭最危險的時刻，佩西努斯的神為人們所熟知，佩西努斯的最高祭司巴塔斯出現在羅馬的人群中，奉眾神之母的特別命令向羅馬人民演講，並顯現了各種神跡。這讓明智之士感到憤慨，但卻不能阻止婦女和廣大群眾為這位先知送行。前往東方朝聖的誓約不再是稀奇之事，例如馬略自己就曾去佩西努斯朝聖。事實上，早在羅馬紀元653年即前101年，羅馬公民就已經投身於獨身主義的祭司團中。 秘密崇拜 被禁止的秘密崇拜自然更為流行。早在加圖時代，迦勒底懂得占星術的占卜人就開始和埃特魯斯坎的腸卜僧、馬爾西的鳥卜人競爭，很快觀星術和占星術在義大利就像在他們充滿玄幻的本土一樣流行起來。羅馬紀元615年即前139年，羅馬的內事法務官讓所有的迦勒底人在十日內撤離羅馬和義大利。同時，猶太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因為他們允許義大利改變信仰的人參加他們的安息日。同樣，西庇阿也不得不肅清努曼提亞營帳中的占卜人和各種虔誠的冒充者。大約四十年後的羅馬紀元657年即前97年，甚至需要禁止活人獻祭。人們開始瘋狂崇拜卡帕多西亞的女神和陰鬱的埃及。羅馬人稱這位女神為貝羅娜，在他們節日遊行時，祭司會放自己的血做獻祭。蘇拉夢見了卡帕多西亞的女神，隨後在羅馬所出現的伊希斯神（Isis）和奧西里斯神（Osiris），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蘇拉時期。人們不僅對原來的信仰產生了困惑，對他們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一場長達五十年的革命，這場可怕的危機讓他們本能感到離內戰結束還遙遙無期，焦慮日益增加，群眾都陷入沮喪困惑之中。驚慌失措的想像力攀爬上每一個高度，看穿每一個深淵，它幻想著在死亡來臨時，能夠發現新的景象或新的光明，在與命運做殊死搏鬥時，能夠獲得新的希望，或者得到的僅僅是新的恐懼。能夠預測未來的神秘主義發現，在這讓人心煩意亂的地方——政治、經濟、道德、宗教，它的土壤適合自己生長，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神秘主義就像一棵大樹，在一夜之間就破土而出，沒人知道它來自哪裡要去哪裡。這驚人的快速生長引發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像流行病一樣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教育 教育和文化領域正如宗教領域一樣，在先前的時代所開始的革命現在業已完成。我們已經闡明，在6世紀期間，羅馬體系的基本理念——人民平等，已經開始被逐漸破壞。甚至在皮克托和加圖時代，希臘文化就已經在羅馬廣泛傳播；這裡還有一種羅馬本土文化，但它們均未超過初期階段。加圖的百科全書基本展現了當時人們所理解的用希臘語混合羅姆語的訓練模式。它僅僅是把古羅馬家長的知識具體化，和當時的希臘文化比起來，就顯得非常貧乏。7世紀初期，羅馬青年普遍的教育情況還停留在多麼低等的階段，從波利比烏斯的表述中就能推測出來。在這一點上，他明確地譴責與他的同胞公私兩方面都注重教育相比，羅馬的漠不關心就是種犯罪。沒有一個希臘人甚至波利比烏斯自己都不能理解人民平等的深層含義是這種漠不關心的根源。 現在，情況改變了。正如幼稚的民間信仰被斯多葛派進步的超自然主義所取代。在教育領域，與簡單的普通教育同時存在的是一種特殊訓練，這種專門的人文主義教育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根除了古代社會的平等中所包含的最後殘餘物。我們不妨多看一下希臘和拉丁上層社會中所進行的新型少年教育。 希臘教育 奇怪的是同一個人——盧西烏斯·埃米利烏斯·鮑盧斯，在政治上他確實徹底擊敗了希臘，同時他也是首位或其中一位完全承認希臘文明就是古代世界的文明，而且自此以後這一觀點變得毫無爭議。誠然，當他佇立在菲迪亞斯所創造的宙斯神像之前，腦海里迴蕩著荷馬史詩時，他已經步入老年，但是年輕的心足以讓他把充滿陽光的希臘美帶回祖國，壓抑不住他的靈魂對赫斯珀里得斯金蘋果的渴望。於是，那時的詩人和藝術家擁有了一位比任何希臘智者還要熱忱的外國信徒。他沒有寫出荷馬或菲迪亞斯的警句，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領入了智慧的殿堂。只要有國民教育，他就不會忽略。他像希臘人一樣為了男孩的體格發展而作好準備，沒有採用不被羅馬人認可的體操，而是教他們狩獵，這在希臘人中幾乎發展成了一門藝術。他提倡希臘語教學，這樣語言的學習不再是為了說話，而是按照希臘的方式將一般高等教育的所有主題與語言聯繫起來，並由此獲得發展——首先需要了解和希臘文學相關的神話和歷史知識，然後是修辭學和哲學。馬其頓的戰利品中唯一被鮑盧斯據為己有的是國王玻耳修斯的藏書，這就是為了將書送給自己的兒子。在他的隊伍中甚至有希臘的畫家和雕刻家，由他們來完成鮑盧斯孩子的美學教育。甚至連加圖也感到，人們對於希臘文化懷有排斥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上流階級可能預感到比起完整的希臘文化，殘缺而又扭曲的希臘文化對羅馬性格中的高貴成分危害更大。於是，很多羅馬和義大利的上流社會開始追隨新的模式。羅馬已經很久不需要希臘教師了，現在他們又蜂擁來到這塊新開發的市場，靠出售智慧賺錢。總之，他們不僅教授語言還教授文學和文化。希臘的哲學導師和教師即使不是奴隸，也照例被視為僕人，現在他們成了羅馬宮廷里永遠的住戶。[6]人們炒作這些人員，據記載曾有一個一流的希臘文學奴隸售價達到二十萬塞斯特斯。早在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就已經有了幾家訓練希臘朗誦的特殊團體。幾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出現在羅馬教師之中：曾提過的哲學家帕奈提烏斯、生活於西里西亞馬魯斯的語言學大師克拉特斯（Crates）以及和他同時代的競爭對手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都於羅馬紀元585年即前169年在羅馬宣講朗誦、學習語言文字包括《荷馬史詩》。這種新式的青年教育確實是一種反國家的大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政府的抵制。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政府當局對雄辯家和哲學家進行了嚴厲譴責，但就像所有相似的命令一樣毫無成效（主要是由於羅馬主要官員頻繁更替）。在老加圖去世後，毫無疑問還是常常會有和他一樣的抱怨聲，但都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此後，希臘文和希臘文化科學的教育依然被當作是義大利教育的基本部分。 公開朗誦古代作品的拉丁教育 又有一種高等拉丁教育和它同時發展起來。我們已經介紹了，在前一時期羅馬的初級教育是如何提高它的特色，如何用拉丁文的《奧德賽》作為初級讀物來取代十二銅表法。現在羅馬的孩子用《奧德賽》的翻譯本來學習母語的理解和交流，就如希臘人用原本一樣。希臘語和文學大師如安德羅尼庫斯（Andronicus）、恩尼烏斯（Ennius）和其他知名教師，都沒有輕視用母語和希臘語同時教學。他們所教授的大概不該稱為孩童，而應稱為即將成熟的孩子和青年人。這些便是高等拉丁教育的第一步，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種屬於羅馬自己的教育。只要語言教育缺少文學內容，它就無法跨過初級階段。直到不僅有拉丁教科書還有拉丁文學，而且這種文學已經在6世紀的古典作品中稍具規模時，本國的母語文學才真正進入高等文化元素的範圍。現在，離脫離希臘語教師已為時不遠。有教養的羅馬人士受了克拉特斯朗誦《荷馬史詩》的刺激，開始誦讀自己的文學作品，如奈維烏斯（Naevius）的《布匿戰爭》、恩尼烏斯的編年史，後來還有盧西烏斯的詩歌。隨後，有教養的文人定期在大眾面前公開朗誦，有時還會效法先前的荷馬語法學家，對作品進行評論。他們無償進行的這些文學演講，雖然不是青少年教育的正規部分，但卻是讓青少年理解和討論古典拉丁文學的必要方法。 雄辯學 拉丁演講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羅馬的貴族青年甚至在年少時就勇於在公開場合發表頌詞和進行辯論，他們從不缺乏演講訓練。但只有在這個時期，由於新興的獨特文化，產生了雄辯學。馬爾庫斯·雷比達·鮑奇（曾於羅馬紀元617年即前137年擔任執行官）被認為是第一位能學術性地運用語言和內容的羅馬律師。馬略時代有兩位著名的律師都已經完全成了雄辯家，一位是剛健有力的馬爾庫斯·安東尼（羅馬紀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位是優雅質樸的盧西烏斯·克拉蘇（羅馬紀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青年人的演講練習的範圍和重要性自然都有所增加，但仍然像拉丁文學的練習一樣，基本局限於初學者個人追隨藝術大師，以便由他的榜樣來教導訓練。 大約在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拉努維烏姆的盧西烏斯·埃利烏斯·普雷科尼努斯首先開始正式教授拉丁文學和拉丁修辭學。此人號稱「筆人」，是位著名的羅馬騎士，思想極為保守，常和一群精挑細選的年輕人（包括瓦羅和西塞羅）一起閱讀普勞圖斯的書和類似作品。有時，他會和作者一起檢查演講稿的概要，或者把類似的概要交給朋友檢查，這就是教學。「筆人」不是一個職業教師，他教授文學和修辭學，就如在羅馬教授法律體系，他扮演的是激勵青年人的長者朋友，而不是一個聽命於他人的僱工。 文學和修辭學的課程 大約從「筆人」的時代開始，在拉丁也開始有學校式的高等教育，與初級的拉丁教育和希臘教育不同，是由收費的教師在特設的學校傳授知識。這些教師一般都是被釋放的奴隸。當然，這種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借鑑於希臘文學和語言的練習。在這種學習中，學生也是由青年人而非孩童構成。這種拉丁教育很快就像希臘教學一樣分成兩種課程：科學和演講。第一個主題是關於拉丁文學，隨後是為頌詞、公開演講和辯論詞做準備所進行的專門介紹。大約在「筆人」時期，馬爾庫斯·塞維烏斯·尼卡諾·波斯圖姆斯創辦了第一所羅馬文學學校；大約在羅馬紀元660年即前94年，盧西烏斯·普洛提烏斯·伽盧斯建立了第一所單獨講授拉丁修辭學的學校。不過，在拉丁文學學校一般也會講授修辭學。這種新型的拉丁學校教育有著廣泛的重要作用。這裡所教授的拉丁文學和拉丁演講與希臘人維持著一定的獨立性，諸如這些以前是由居於高位的鑑賞家和專家教授。毫無疑問，語言評論家和演講專家都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影響，但沒有完全受到希臘文法和修辭學的影響，尤其是後者，顯然被人所厭惡。希臘人聲稱，用母語明了而生動地向同齡人陳述事務的能力，這種為雄辯家所能感知的能力，是可以通過學校規範來學習的。對此，擁有合理常識而又生性驕傲的羅馬人表示反對。對於可靠而務實的律師來說，希臘雄辯家的過程完全脫離生活，對於初學者而言，比毫無準備更有害；對於博學成熟的世人來說，希臘雄辯術顯得膚淺而讓人生厭；對於非常保守的人來說，這種專門培養的花言巧語和煽動家密切相關。因此，西庇阿流派非常敵視雄辯家。對著收取學費的教師進行希臘演講，毫無疑問主要是作為一種說希臘語的練習來忍受，希臘雄辯術並不會由此進入拉丁演講或拉丁演講教學中。在新興的拉丁雄辯學校中，羅馬青少年通過兩人一組來討論雄辯主題，他們被培養成公開演說家。在埃阿斯的屍體旁，人們發現了手持死者兇器的尤利西斯（Ulysses），他們指控他親手殺死了同伴埃阿斯（Ajax）或者支持他是無辜的；他們控告俄瑞斯忒斯（Orestes）謀殺了自己的母親或者替他辯護；或者他們會在事後替漢尼拔出主意，他是接受邀請前來羅馬好，還是留在迦太基或者逃走好。加圖派自然再一次反對這些言辭無禮和有害的舌戰。羅馬紀元662年即前92年，監察官警告老師和父母不要讓年輕人整天把時間花在這種練習上，這些他們的先祖一無所知。發出這個警告的人正是當時一流的法庭演說家盧奇烏·斯李錫·尼克拉蘇。當然，這位卡珊德拉是白費口舌。在拉丁，用希臘學校當下的主題進行雄辯家式的練習，成了羅馬青年教育的一個永久內容，將這些傢伙教育成了法庭和政治上的玩家，而將真正重要的雄辯術扼殺在萌芽中。 近代羅馬教育的結果就是湧現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被稱之為「人性」，它部分是由多少有點膚淺地挪用來的希臘美學文化構成，部分是由模仿或支離破碎地照搬希臘而形成的特權拉丁文化構成。正如其名所示，這種新人性不僅拋棄了羅馬生活的特色，甚至與其相牴觸，就像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普通文化」。它將全國性的世界主義和社交性的排外特色結合在一起：這裡也有我們所要追溯的革命，即劃分階級和民族融合。 * * * [1]認為羅馬紀元608年即前146年之前羅馬沒有出現過「希臘競賽」的說法不準確：早在羅馬紀元568年即前186年就已經有了希臘藝術家和運動家，希臘長笛手、悲劇家和拳擊手出現在587年。 [2]西布莉：弗里吉亞的自然女神，古代地中海地區崇奉的女神。對眾神之母的崇拜起源於小亞細亞弗里吉亞一帶，後來傳到希臘，希臘人將其與瑞亞合而為一。公元前3世紀時轉到羅馬，成為羅馬帝國時代最主要的崇拜體系。她在不同地區名稱各異。西布莉被尊崇為眾神、人類和動物之母。——譯者注 [3]斯多葛學派（Stoa）：是在雅典的一座圓柱大廳里進行的（Stoa poikile），因而他和他的門徒也就立即為自己的學派取了名字：斯多葛學派（圓柱大廳派）。——譯者注 [4]這是西塞羅《論義務》（de Officiis）中的一個可笑例子。 [5]瓦羅的諷刺作品《土著居民》中，他諷刺性地提出原始人不滿於只存在於想像中的神，而渴望木偶和雕像。 [6]西塞羅說，他對待自己博學的奴隸狄俄奧尼索斯比西庇阿對待帕奈提烏斯還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