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 · 第十七章 國內的變革
為了預防士兵們不斷的叛變行動，皇帝們於是同他們所信任的人結合起來共同統治。戴克利先藉口國事繁重，因而他規定永遠應當有兩個皇帝和兩個愷撒來統治。他認為，既然有四支主要的軍隊歸治理帝國的人們統率，它們就會相互畏懼；而其他的軍隊既然沒有足夠的力量企圖使它們的領袖成為皇帝，它們就逐漸地不習慣於選舉他了。最後，愷撒這一職位既然永遠處於從屬的地位，則四人分掌以便保證國家的安全的政權只有在兩個人而不是在四個人的手裡時才可以充分行使。
但是對士兵們起更大抑制作用的還有這樣的一種情況，那就是私人的和公家的財富都減少了，因而皇帝們不能再給他們以慷慨的贈賜。結果贈賜便不再適應選舉新皇帝時所產生的危險。
此外，近衛軍長官（就他們的權力和職位而論同我們今天的宰相差不多，他們可以任意殺死皇帝以便自己來代替他）的權力被君士坦丁大大地削弱了。君士坦丁使他們只擔任民政的職務，而且把他們的人數從兩個增加到四個。
皇帝們的生命開始更有保障了；他們可以死在自己的床上，而這一點好像使他們的性情緩和一些，他們也不再這樣兇惡地喜歡流血了。但是，既然這一巨大的權力總要在什麼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於是人們就會看到另外一種暴政，不過這種暴政是比較隱蔽些罷了：這不再是殺戮，而是不公正的審判。這樣的審判方式看來不過是為了使人們忍辱偷生而不致喪命而已。宮廷被統治和統治別人的辦法是更加狡猾了，更加有辦法了，也更加沉默了。最後，人們不再是大膽地計劃一件罪行，不再是急於干出這一罪行，人們只是看到那些懦弱的人們所乾的壞事和反覆思考後才幹下的罪行。
一種新的墮落行為出現了。最初的一些皇帝愛好享樂，這些享樂表現為一種柔弱的風氣；他們不大同軍人往來；他們比較閒散，比較聽廷臣們的話，比較願意待在宮廷里，比較不願意管帝國的事務。
隨著宮廷日益脫離帝國的事務，它的毒害也就越來越大了。人們什麼都不講了，要是講也都只是用暗示的辦法來表示一切；有巨大聲名的人們毫無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大臣和軍官竟不得不總是按照這樣一類的人們的意思去行事，這些人對國家並不能起什麼作用，卻又不許別人忠心耿耿地為國家服務。
最後，起初幾個皇帝的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是唯一能使他們熟悉國事的因素，但是這種作風也徹底消失了。君主僅憑几名親信的報告辦事，而這幾名親信永遠是狼狽為奸的，往往甚至在他們的意見好像有分歧的時候，他們實際上不過是在他面前干一個人的事情罷了。
許多皇帝之駐留在亞細亞和他們之一貫同波斯國王處於敵對狀態，都使得他們想使自己受到同波斯國王所受到的一樣的尊崇。戴克利先，別的人說還有伽列留司，就發出了敕令，要人們這樣對待他們。
這種豪奢和亞細亞式的巨大排場一旦出現，不久它們就被人們所習慣了。而當茹利安打算在行動上表現得樸素和謙遜的時候，人們竟然把這種令人回想到古風的做法稱為忘卻身份。
儘管在瑪爾庫斯・奧列留司以後有幾個皇帝統治著，但帝國仍然是完整的；在行省，人們既然承認他們所有的人的權威，這就是由許多人行使的一個統一的政權了。
然而伽列留司和康士坦司・克洛路司意見不合，他們實際上就把帝國分割開來了；由於後來被君士坦丁所追隨的這個榜樣（君士坦丁採用了伽列留司，而不是戴克里先的計劃），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這個習慣與其說是一種革命，毋寧說是一種變革。
而且，由於君士坦丁很想建立一座新的城市，由於他有這樣一種想用自己的名字來給這座城市命名的虛榮，這種情況就使他決定把帝國的中心遷移到東方去。雖然羅馬的城郭遠不是像今天那樣大，但它的四郊卻是很廣闊的。到處都是別墅的義大利，老實說，不過是羅馬的一個花園罷了；在西西里、在非洲、在埃及的是農民，但是在義大利的卻是園丁：土地幾乎都是由羅馬公民的奴隸來耕種的。但是當帝國的中心遷移到東方去的時候，羅馬幾乎就完全遷到這裡來，高官們把自己的奴隸，也就是把幾乎全體人民遷了過來；而義大利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居民。
為了使新城市在任何方面都不比舊城市差，君士坦丁就想使這裡也進行糧食的分配，於是他下令把埃及的糧食運到君士坦丁堡來，而把非洲的糧食運往羅馬：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做法並不是十分明智的。
在共和國時期，所有其他民族的主人羅馬人民當然是要分到貢物的：這一點就使得元老院在開始的時候用低價把糧食賣給他們，後來就無償地把糧食分配給他們了。當政府變成了君主政府的時候，這種辦法雖然和君主制度的原則相牴觸卻仍然保持著：由於取消這種壞習慣會產生若干不便，於是人們就寧願保留著它們而不加改變了。不過君士坦丁在建立一座新城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充分的理由來實施這種辦法的。
當奧古斯都征服了埃及的時候，他就把托勒密的財庫帶到羅馬來：這一點所引起的革命幾乎等於後來印度（實際上是美洲——譯者）的發現在歐洲引起的革命和某些制度在今天引起的革命。金錢的價格在羅馬下跌了一半；既然羅馬不斷把亞歷山大里亞（亞歷山大里亞本身的財富又是從非洲和東方來的）的財富吸收到自己這裡來，因而金銀在歐洲成了最常見的東西；從而這種情況使得各族人民能夠用硬幣來繳納巨量的稅款。
但是當帝國被分裂的時候，這些財富就都到君士坦丁堡來了。而且大家知道，那時英國的礦山還沒有被發現；在義大利和高盧，礦山也非常之少；而且在迦太基人以後，西班牙的礦山就沒有開採過，或至少並不像先前那樣十分豐富。義大利有的不過是被廢棄的花園，因此它用任何辦法也不能把金錢從東方吸引過來了。可是西方為了取得商品，卻是要把金錢送到那裡去的。於是黃金和白銀在歐洲又成了極其稀罕的東西。但是皇帝們卻想索取同樣的那些貢物，結果就使一切都垮台了。
當政府有一種長久以來確定的形式，而事情還保有某種秩序的時候，則我們把一切保持原狀幾乎總是明智的，因為造成既成局面的常常是複雜而又無法知道的那些原因到現在會起作用；可是，當整個制度發生改變的時候，人們便只能防止表現在理論上面的困難，對於只能在實際中才表現出來的困難，卻不去觸動它了。
因此，儘管帝國的疆域已經十分廣大，它的分裂卻引起了它的滅亡，因為這一巨大軀體的很久以來便在一起的所有各個部分，都可以說，它們是相互適應得可以維持本身的存在並相互依賴著的。
君士坦丁在削弱了首都之後，又打擊了邊界的地區；原來他撤去了駐守在各大河流沿岸的那些軍團，卻把它們分布到各行省去了；這種做法有兩種惡果：一種惡果是把阻擋了這樣的多民族的柵欄拆除了；另一種惡果是習慣於看賽馬和看戲的士兵變得懦弱了。
當君士坦丁把茹利安派到高盧人那裡去的時候，茹利安發現萊茵河一帶的五十座城市已經為蠻族所占領；行省受到劫掠；而留在那裡的只不過是一支羅馬軍隊的影子，原來羅馬軍隊一聽到敵人的名字就逃之夭夭了。
這個君主由於他的智慧，他的堅持，他的儉約，他的行為，他的勇敢和接連不斷的英勇行動而把蠻族趕跑了。因他的名字而引起的恐怖，使他們在他活著的時候不敢輕舉妄動。
統治時期的短暫，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宗教，這些宗教的一些特殊的宗派，使得我們對於這些皇帝的性格有一種極端不正確的概念。我想就這一點只舉兩個例子。在希羅狄安統治時期非常怯懦的這個亞歷山大，在拉姆普里狄烏斯統治時期卻是十分勇敢的。正統派如此稱頌的格拉蒂安，卻被披洛斯托爾戈拿來同尼祿相比。
瓦連提尼安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實施過去的計劃的必要性；他畢生致力於防守萊茵河兩岸地帶，在那裡徵募軍隊，修建堡壘，配置軍隊並設法維持它。但是在世界上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使他的兄弟瓦連圖斯不得不開放多瑙河，從而引起了十分可怕的後果。
在亞速海、高加索山和裏海之間的地區，居住著許多民族，這些民族大部分是匈奴人或阿蘭人；他們的土地極其肥沃，他們喜愛戰爭和打劫；他們幾乎永遠是生活在馬上，或是生活在他們的馬車上，並且在他們不能越出的土地上游浪；對於波斯和阿爾明尼亞的邊境，他們確實是作了幾次劫掠；但是裏海的大門人們卻很容易防守，要想從別的道路進入波斯那是不容易的。既然他們從來不認為他們能夠越過亞速海，因而他們也就不知道有羅馬人了；而當其他的蠻族蹂躪帝國的時候，他們卻留在由於他們的無知而給自己劃下的界限里。
有些人說，塔納伊司河（今天的頓河——譯者）帶來的泥土在奇姆美利亞的博斯波魯斯形成了一層外殼，而他們就從這層外殼走了過去；另有一些人說，兩個年輕的西徐亞人追趕一隻鹿，這隻鹿越過了海峽，他們也就跟著過來了。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時他們是十分吃驚的；而在回到自己的國土之後，他們就把他們看到的新的國土告訴了本國的人們。而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這正如他們發現了印度諸島一樣。
無數群的匈奴人立刻出動了；他們在自己的面前首先遇到了哥特人，於是他們就把哥特人趕跑了。看來這些民族就仿佛是一些緊跟著另一些涌了出來似的，因此壓到歐洲身上的亞細亞就顯得越發沉重了。
受驚的哥特人跑到多瑙河河岸的地方來，哀求允許他們避難。諂媚瓦連圖斯的人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硬說這件事使他幸運地征服了一個新的民族，而這個民族將會保衛帝國和使帝國富足起來。
瓦連圖斯下令要他們不帶武器地過來。但是由於官吏受了賄，他們過來時是願意帶什麼就帶什麼的。他下令把土地分配給他們。但是哥特人和匈奴人不同，他們根本是不耕種土地的。人們甚至連答應給他們的糧食也不給他們了，他們眼看就要餓死了。然而他們卻是處於一個富庶的國土中；他們手裡有武器，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們把從多瑙河直到博斯波魯斯地區都蹂躪了，他們消滅了瓦連圖斯和他的軍隊，然後又回到多瑙河的自己的一面來，這不過是為了放棄被他們蹂躪得精光的土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