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 · 第十三章　奧古斯都

塞克司圖斯・龐培領有西西里和薩地尼亞；他是海上的主人，而且他身邊還有很多不惜為自己最後的期望而戰鬥的亡命者和流放者。屋大維對他進行了兩次十分艱苦的戰爭，在一些慘重的失敗以後，才依靠阿格里帕的高妙戰術戰勝了他。 幾乎所有的陰謀者都是死得很悲慘的；在下手無情的戰爭中領導著總是被打敗的黨派的那些人，他們之遭受橫死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從這裡人們卻得出懲罰刺殺愷撒的兇手和將他們判罪的按照天意報復的結論來。 屋大維把列庇都斯的士兵拉到自己的一面來並且剝奪了他的三頭的權力。屋大維甚至不許他隱居韜晦，而是強迫他以一個私人的身份參加人民大會。 看到列庇都斯所受的屈辱，我們感到很滿意。這是共和國中的最糟糕的一個公民：總是他第一個鬧亂子，不斷地出壞主意，而在實行這些壞主意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同比他還要狡猾的人們勾結起來了。現代有一位作家卻願意稱頌列庇都斯，他引用了安東尼的話，安東尼在自己的一封信里稱他是一個誠實的人；然而安東尼眼中的誠實的人，在別的人眼裡，卻完全不一定也是這個樣子。 據我看來，在所有羅馬的將領中間，只有屋大維才能獲得士兵們的愛戴，因為他不斷地在他們面前表現出一種天然的膽怯。在這個時候，士兵們重視將領的慷慨大度，勝過將領的勇敢。也許正是由於沒有這種勇氣（這種品質可以使人取得統治權），這一點反而成了屋大維的幸運，甚至使屋大維取得他的地位：他是最不使人害怕的。如果說他做的最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給他帶來了最大的好處，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從一開始他就表現出偉大的氣魄，大家就會對他懷有戒心了。如果他勇敢的話，那他就不會使安東尼有時間來做那些把自己斷送掉的事了。 準備對屋大維作戰的安東尼向他的士兵發誓說，在他取得勝利後兩個月，他就要重新把共和制度建立起來。這一點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儘管軍隊是世界上最盲目亂動的，從而不斷地摧毀自由，然而甚至士兵也還是渴望祖國的自由的。 在阿克求姆展開了一場戰鬥；克列奧帕特拉逃掉，並且帶走了安東尼。毫無疑問，她後來出賣了他。可能，她竟然想用婦女的這種極大的魅力使世界上的第三個統治者拜倒在自己的腳下。 安東尼為之而犧牲了整個世界的那個婦女竟然把安東尼出賣了；他所提拔的或是他一手造成的許多將領和國王都躲開了他。正是好像慷慨大度和奴役是聯繫著的，一隊劍鬥士卻對他保持了英勇的忠誠。如果把恩惠大量地給予一個人，那麼你使他產生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辦法保存它們：因為你使他有了一些應當保衛的新的利益。 在這些戰爭中有著令人吃驚的東西，這就是：一次戰鬥幾乎永遠是決定全局的，而一次失敗又是不可彌補的。 老實講，羅馬的士兵根本就不懂得自己應當屬於一個什麼派別。他們不是為了某一件事情作戰，他們是為了某一個人作戰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領袖，這個領袖因為許給他們許許多多的東西而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方面來。戰敗的領袖既然不再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於是士兵們便投到另一面去。各個行省不再認真參與爭端，因為元老院或人民哪一方面戰勝，這對他們已經無關緊要了。結果，領袖當中的一個人一經失敗，他們立刻投到另一個領袖那裡去，因為每一個城市都想在勝利者面前為自己洗刷，而勝利者當然就要以罪名最重的地方為犧牲，去滿足他給予士兵們的大量許諾了。 在法國我們看到兩種內戰：一種內戰是以宗教為藉口，這種內戰是持久的，因為引起戰爭的動機在勝利之後還存在著；另一類內戰老實講沒有任何動機，它們是由於某些大人物的輕率或野心而引起的，因而它們從一開頭就被鎮壓下去。 奧古斯都（這是諂媚之徒給予屋大維的稱號）恢復了秩序，這就是說，一種持久的奴役，因為在人們剛剛篡奪了統治權的自由國家裡，凡是可以建立起一個人的無限威信的東西都被稱為秩序。凡是可以支持臣民的正直的自由的東西都被稱為騷動、傾軋和不良的統治。 所有那些懷有野心打算的人們都想在共和國里造成一種無政府狀態。龐培、克拉蘇和愷撒在這一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他們規定一切叛國罪都不受懲罰。他們取消了一切可以防止風俗敗壞的東西，取消了一切可以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的東西；就好像好的立法者總是設法使他們的公民變成最好的公民一樣，這些人卻拚命要把他們的公民變得儘可能地壞：他們學來了一種用金錢賄買人民的習慣，如果有人被指控進行什麼陰謀，那他們就連法官一齊賄賂。他們使用各種強暴行動在選舉時製造混亂，而當有誰受到控告的時候，他們就對法官進行恐嚇；甚至連人民的權力都被取消了：伽比紐司就可以拿來作證明，他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在用武力重新扶植了托勒密以後，竟然厚顏無恥地要求舉行凱旋儀式。 共和國的那些首要人物設法使人民討厭自己的權力，他們設法使自己成為必不可缺的人物，辦法是把共和國的統治方式弄得極不方便；但是一到奧古斯都成了主人，政治方面的考慮就使他必須努力把秩序重新建立起來，以便使人們感覺到一個人的統治的好處。 當奧古斯都手裡有了軍隊的時候，他就害怕士兵的譁變，而不害怕公民的陰謀了；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寬待士兵，對公民卻非常殘酷。可是一到和平時期，他就害怕陰謀了。既然愷撒的遭遇總是擺在自己的眼前，為了避免這樣的命運，他就想採取另外的一種做法。這就足以說明奧古斯都一生的關鍵了。在元老院裡，他袍子下面罩著鎧甲；他拒絕採用獨裁官的名義。愷撒曾傲慢地說過共和國根本不算什麼玩意兒，而他的言語就是法律；但奧古斯都卻不這樣做，他總是講元老院如何如何好，而他又如何如何尊敬共和國。因此他想把最能討人民歡心的政府建立起來，同時這個政府又不會觸犯他本人的利益。在民政方面，他建立了一個貴族政府，在軍事方面，他建立了一個君主制度的政府。一個政府如果沒有自己的武力，那它只有在得到君主歡心的時候才能維持住，而它就是一個不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結果也就完全是一個君主制度的政府了。 人們會懷疑奧古斯都是不是真的打算放棄大權。然而誰看不出來，如果他願意這樣做的話，他不是能做到這一點嗎？整整十年奧古斯都要求從身上卸下這個擔子，可是實際上他又總是不放下來。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知道這不過故作姿態罷了。他使用若干小手腕，這些小手腕使他獲得了他認為還抓得不夠的那些權力。我是從奧古斯都一生的經歷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儘管人們都非常任性，但他們仍然很少在什麼時候放棄他們在一生中經過周密考慮的東西。奧古斯都的一切行動，他的一切命令，顯而易見目的是在於建立君主制度。蘇拉放棄了獨裁的大權；然而，在蘇拉的一生中，甚至在他的殘暴行為中，人們都看得到一種共和的精神。他的一切命令，儘管是執行得十分殘暴不仁，結果總是在於保持某種形式的共和。急躁的蘇拉用暴烈的辦法把羅馬人引向自由；奧古斯都這個狡猾的暴君卻用溫和的辦法把他們引向奴役。在蘇拉的統治之下，共和國恢復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卻都呼叫著暴政；在奧古斯都的統治之下，暴政加強了，但是人們談論的卻只是自由。 使羅馬增加了如此雄偉氣象的凱旋的習俗在奧古斯都當政的時候消失了，或者毋寧說這種榮譽成了最高政權的一種特權。在帝國治下所產生的事物的大部分，都可以在共和國中找到它們的根源，而且是應當使它們相互接近的；在共和國，只有掌握戰爭的最高統帥權的人才有權要求凱旋：而現在既然皇帝是一切軍隊的首腦，那麼便只有在他的庇護下，才能舉行凱旋了。 在共和國時期，人們的原則是不斷地進行戰爭，但是在皇帝們的統治下面，維持和平卻成了行動的準則：人們認為勝利只會使軍隊找他們的麻煩，因為軍隊會由於勝利而要求過高的價錢的。 手裡有一些軍權的人們害怕做太大的事情，因此應當把自己的榮譽縮減到這樣的程度，那就是：事情只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卻又不使他嫉妒，還應當不在他面前過分顯露光芒，使他不致因此目眩。 在給予羅馬公民權的時候，奧古斯都是十分吝嗇的。他制定法律，以限制人們釋放過多的奴隸；在他的遺囑里，他建議遵守這兩條規則，並建議不用發動新戰爭的辦法來擴充自己的領土。 這三件事相互間是有密切聯繫的：既然不再有戰爭，那麼就不再需要新的公民和被釋放的奴隸了。 當羅馬不斷進行戰爭的時候，它需要不斷地補充自己的人力資源。在開始的時候，是從被征服的城市，把一部分的居民遷移過來；後來，比鄰城市的許多公民也到這裡來行使他們的選舉權了。他們遷住到那裡去的人數是如此之多，以致由於聯盟者的申訴，常常不得不把這些人送回去；最後，從各行省也有大批大批的人前來。法律的規定對結婚很有利，甚至使結婚成為必需的事情。在一切戰爭中，羅馬都獲得極多的奴隸；而當羅馬的公民們財富過多的時候，他們就到處購買奴隸，但是也大量地釋放奴隸，這樣做有的人是由於慷慨大度，有的人是由於貪婪，有的人則是由於心軟：一些人是想報償對自己忠實的奴隸；另一些人是想借著奴隸的名義取得共和國在貧苦的公民中間分配的糧食；最後，還有一些人則希望有許多戴著花冠的人參加他們的葬儀。人民幾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隸構成的：因此，全世界的這些主人不僅是在開始的時候，就是在全部時期，大部分都是奴隸出身的。 在幾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隸或他們的子孫構成的小民人數變成一種累贅的時候，人們便去開闢殖民地，這樣他們就保持了行省對他們的忠誠。全世界的居民這樣就進行了一次交流。羅馬把奴隸接收進來，卻把羅馬人送了出去。 以選舉時期所發生的某些騷動為藉口，奧古斯都在城裡設置一名市長和一支衛戍部隊。他組織了不朽軍團的隊伍，把他們配置在帝國的邊界，又專門撥出一筆錢來維持他們。最後他又規定老兵們取得的報酬是金錢，而不是土地。 在蘇拉之後所進行的這種土地分配產生了不少惡劣的後果。公民的財產失去了保證。如果不把一個中隊的士兵派駐到同一個地方去，他們就不喜歡移駐，結果土地沒有人耕種，而士兵也就成了危險的公民：但如果士兵是按照軍團分配的話，則野心分子在任何時期就都可以找到反對共和國的軍隊。 奧古斯都建立了常備的海軍組織。在他之前，羅馬人根本沒有常備的陸軍部隊；與此相似，他們也沒有常備的海軍。奧古斯都的海軍的主要目標是保證商業運輸的安全和帝國各個部分之間的交通；因為從那時起，羅馬人已經成了整個地中海的主人：在那個時候，人們也只有在這個海上來來往往，而且羅馬人也沒有任何可以害怕的敵人了。 狄奧尼西烏斯對下面這一點說得很好，那就是：自從皇帝們當政的時候起，歷史就更加難寫了：因為一切都變成秘密的了；行省的一切公文信件都送到皇帝的辦公廳；人們能夠知道的，只有暴君們的愚蠢和大膽所不願隱藏的東西，或是歷史家們所能猜想到的東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