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盛衰原因論 · 第十一章　論蘇拉，論龐培和愷撒

我請大家允許我不來講馬利烏斯和蘇拉的戰爭中的那些恐怖事件：大家可以在阿庇安 [20] 的著作中看到關於這些戰爭的令人感到戰慄的故事。除去兩個領袖的嫉妒、野心和酷行之外，每個羅馬人也都瘋狂了；新的公民和老的公民相互間不再看成是屬於同一個共和國的成員，他們進行的是這樣一個戰爭，一個特殊的戰爭，它既是內戰，又是對外的戰爭。 蘇拉制定了一些法律，這些法律十分便於消除當時羅馬人所看到的混亂的原因：它們加強了元老院的權威，壓制了人民的權力，又調整了保民官的權力。使蘇拉放棄獨裁官的權力的奇想仿佛使共和國重新有了生命。然而正當他們陶醉在接二連三的勝利之中時，他卻施行了這樣一些使羅馬再也不能保存本身的自由的措施。 在遠征亞細亞的時候，他取消了一切軍事紀律；他使他的軍隊習慣於搶劫，並使他的軍隊產生了他們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需要；他既然使士兵們腐化，士兵們後來也就腐化了他們的將領。 他是借著軍隊的力量進入羅馬的，他教給羅馬的將領們，要他們破壞自由的託庇之所。 他把公民的土地分給士兵，他使他們毫無止境地貪婪下去；因為，從這個時候起，任何一個軍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把他同一國家的公民的財產弄到自己手裡來的。 他發明了放逐制度，並且給那些不屬於他的一派的人們的腦袋定出了價錢。從那個時候起，人們就更加不可能表示對共和國的忠誠了，因為在兩個有野心的並相互爭奪勝利的人中間，保持中立並擁護自由派的人們是一定會被雙方中取得勝利的任何一方列入被放逐的名單之內的。因此參加他們中間的一方面才是慎重的做法。 西塞羅說，在蘇拉之後出現了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做出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並取得了更加可恥的勝利；他不僅把私人的財產充公，他還使所有的行省都遭到同樣的災禍。 蘇拉在放棄了獨裁官的權力之後，作出一種姿態，好像他只願意生活在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保護之下。但是表現出如此溫和的這一行動，它本身卻是他的殘暴行徑的結果。他把土地分給駐在義大利各個地區的四十七個軍團。阿庇安說，這些人認為他們的財產和他的生命是關聯著的，因而他們總是十分注意他的安全，準備隨時幫助他或是為他報仇。 共和國是註定要滅亡的了，問題不過是要知道它如何被推翻，為誰所推翻罷了。 兩個同樣是野心很大的人，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個人並不像另一個人那樣如此露骨地想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兩個人由於他們的聲譽、由於他們的功勳、由於他們的美德而壓倒了所有其他的公民。龐培首先出現，緊接著愷撒也就登場。 為了取得人民的好感，龐培取消了蘇拉的那些限制人民權力的法律；當他為了自己的野心而犧牲了他的祖國的那些最為有益的法律時，他就取得了他所希望的一切，而人民也就對他表現了無限的輕率。 羅馬的法律賢明地把國家的權力分配給許多高級官吏，這些官吏相互之間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既然他們每個人的權力都是有限的，因而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取得這樣的職位。而人民看到許多人一個挨著一個地擔任同一個職務，但對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習慣。但正是在這個時候，共和國的制度改變了：最有勢力的公民們使人民把一些非常的任務付託給他們。這樣的做法就消滅了人民和高級官吏的權力，並使得一個人或幾個人能夠把全部國家大事掌握到自己手裡。 由於必須對賽爾托留斯作戰，人們把這個任務委託給龐培。還應當對米特利達特作戰，於是大家又都叫著龐培的名字。當人們需要把糧食運到羅馬的時候，如果不把這件事交給龐培去做，人民就認為事情弄壞了。人們不是想把海盜消滅嗎，這隻有龐培才辦得到。而且當發生了愷撒要攻入義大利的危險的時候，元老院就把龐培召了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馬爾庫斯對人民說：「我知道得很清楚，顯貴們所期待的龐培寧願保證你們的自由，而不願保證顯貴們的統治。但過去卻有這樣一個時期，在那個時候，你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是在許多人的保護之下，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個人的保護之下，此外，在那個時候，一個人要是能夠給予或是拿走這類的東西，這是前所未聞的事情。」 在為了擴大疆域而創立起來的羅馬，必須在同樣一些人的身上把榮譽和權力結合起來；而在混亂的時期里，這就使人們能夠把人民的矚望集中到一個公民的身上。 當人們給予榮譽的時候，他們確實知道他們給的是什麼東西。但是，當人們把權力也加到他身上去的時候，人們便無法說出，這權力究竟會大到什麼程度了。 在一個共和國里，對一個公民所表示的過分的偏愛永遠會產生必然的後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對他的嫉妒，或者是產生對他的過度的愛戴。 在返回羅馬的時候，龐培兩次都有力量取消共和國，但他是有節制的，他在進入羅馬之前，就把自己的軍隊解散了：他是以一個普通公民的姿態出現於羅馬的。使他得到極大光榮的這些行動使得後來不管他做出什麼違法亂紀的事情，元老院總是袒護他的。 龐培的野心比起愷撒的野心來，較有節制，較為溫和。愷撒和蘇拉一樣，他手中掌握了軍隊，就想取得最高的權力。但龐培卻根本不喜歡用這樣的強制辦法：他是在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之後才想取得獨裁政權的；他不能同意篡奪政權，但是他卻希望人們把這樣的權力交到他手裡。 既然人民的好感並不是永久不變的，於是終於到來了一個時期，龐培的威信開始衰退下去了；使他最感到傷心的事情是：他所瞧不起的人民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力量，並用這個力量來對付他了。 這一點就使他做出了三件同樣是對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他用金錢來腐化人民，在選舉的時候，對每一個投票的公民他都用一筆錢來收買。 此外，他又利用一批最壞的賤民來阻撓高級官吏正常地執行自己的任務。他這樣做是指望那些已倦於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之中的明智之士，由於絕望的心情而擁戴他為獨裁者。 最後，他把自己的利益同愷撒和克拉蘇的利益結合起來。加圖說，使共和國毀滅的並不是他們之間的敵視，而是他們之間的聯盟。實際上，羅馬是處於這樣不幸的一個局面，以致和平帶給它的煩惱大於內戰帶給它的煩惱。原來把幾個巨頭的目的和利益結合到一處的和平，最後只能造成暴政了。 龐培本來並未存心用自己的威望來幫助愷撒。但是他卻不知不覺地為愷撒犧牲了它。愷撒立刻不僅用龐培給他的軍隊來反對龐培，而且使用他的計策來反對他。他利用自己的密使去煽動全城的人民，這樣就控制了選舉的結果：執政官、行政長官、保民官都用他們自己所規定的價錢被收買了。 清楚地看到愷撒的意圖的元老院向龐培求助了；它請求龐培出來保衛共和國，如果還可以用這個名稱來稱呼這種需要一個公民來保護的統治制度的話。 我以為，搞垮了龐培的是一種羞辱感，因為在他想到過去他把愷撒捧起來，正是由於他沒有遠見的時候，他是會產生這種羞辱感的。在長久的時期中間，他都不能習慣於這樣的一個想法；他不承認他使自己處於危險的地位，因而他根本沒有採取自衛的措施；他要元老院相信，愷撒不敢發動戰爭；由於這樣的話他說了好多次，他就不得不老是這樣說了。 看起來好像有一種情況使愷撒什麼都敢做出來：這就是由於名稱不幸的一致，人們把山北高盧和他所統治的山南高盧合併起來了。 政治上的理由絕不允許在羅馬的附近有軍隊；但是它卻不容許在整個義大利完全沒有軍隊：這一點就使人們能夠把大批的軍隊留駐在山南高盧，這就是說，在魯比康河的那一面直到阿爾卑斯山的地方，魯比康河則是洛瑪尼亞的一條小河。但是，為了保證羅馬不受這些軍隊的侵犯，元老院公布了一項著名的命令，這項命令人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它刻在從里米尼到謝桑納途中的石頭上。這一命令向地下諸神奉獻犧牲，並且把率領著一支軍隊、一個軍團或一個中隊渡過魯比康河的任何人宣布為瀆神者和祖國的叛徒。 除去管理可以威脅羅馬本城的如此重要的這一地區以外，人們又加上了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地區，這就是包括法國南部地區在內的山北高盧。這一地區給愷撒以在許多年中間對他所願意征服的任何民族作戰的機會，結果他的士兵就成了他的老兵，而他對老兵的心的征服絲毫不次於對蠻族的土地的征服。如果愷撒根本沒有統治山北高盧的話，他就不會使他的士兵腐化墮落，也就不會使他的名字因這樣多的勝利而受到崇敬了。如果他不統治山南高盧，龐培就可以阻止他通過阿爾卑斯山。這樣一來，從戰爭一開始，他就非得離開義大利不可：這就會使在內戰中成為主力的他的一派的聲譽一掃而光了。 愷撒在渡過魯比康河時使羅馬感到的恐怖正同當初漢尼拔在坎奈一役以後使羅馬感到的恐怖一樣。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驚惶失措的龐培，只有到他自己感到已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決定採取什麼對策：除去讓步和逃跑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他離開了羅馬，把國庫留在那裡；他沒有任何辦法阻止勝利者；他放棄了自己的一部分軍隊和整個義大利，渡海到別處去了。 關於愷撒的幸運，人們談得很多了；但是這個非凡的人物有這樣一些偉大的優良品質，卻沒有什麼缺點，以致儘管在德行上他也有很多不夠的地方，然而不管他統率什麼軍隊，他永遠都會是勝利者；不管他生在哪個共和國里，他永遠都會是統治者。 愷撒在打敗了龐培在西班牙的太守們之後，便到希臘找龐培本人去了。統治著海岸地帶並擁有優勢兵力的龐培，眼看著就可以把處於困難境地並為飢餓所苦的愷撒軍隊殲滅掉。但是，既然他的最大弱點是想取得人們的贊同，因而他就不能不去傾聽他手下的人們的空論，而這些人又總是愛揶揄他或是責怪他的。一個人說，他想永遠擔任統帥，要像阿伽美農那樣地成為眾王之王。另一個人說，我告訴你們，今年我們將不再吃圖司庫路姆的無花果。龐培所取得的某些個別的勝利沖昏了這一群元老的頭腦。因此，為了避免譴責，他卻做了一件永遠會受到後人責難的事情，這就是他犧牲了自己的一切有利條件，率領著新軍隊去對抗曾經取得過這樣多次勝利的軍隊。 當在法爾撒勒被擊潰的軍隊的殘部退入非洲時，統帥軍隊的斯奇比奧根本不願意聽從加圖的意見，那就是把戰爭拖延下去：由於幾次勝利而得意起來，他便拿一切來冒險，因而也就毀掉了一切。當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把自己方面的局勢重新整頓起來的時候，他們的同樣的這種倉促從事卻又第三次毀壞了共和國。 你們可以看到，在這些長期持續下去的內戰中，羅馬的外部威力是在不斷增強的。在馬利烏斯、蘇拉、龐培、愷撒、安東尼、奧古斯都的治下，越來越變得可怕的羅馬結果把殘存的一切國王都打垮了。 對其他國家產生最強烈的征服威脅的國家，莫過於本身經歷過十分殘酷的內戰的國家了。在那裡所有的人，貴族、市民、手工業者、農民都成了士兵；當由於締結了和約而它的兵力被集合到一處的時候，這個國家比起那些只有公民的國家來是有著巨大優點的。此外，在內戰當中，又常常會出現偉大的人物，因為在混亂之中，有功勳的人會出人頭地，他們每人都會因此而取得應有的職位。可是在沒有內戰的時候，人們的職位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情況就往往是適得其反了。我們可以不用羅馬人，而用時代較近的另一些人來做例子：法國人對其他民族最可怕的時候，是在布爾戈涅家和奧爾良家之爭以後的時候，是在天主教同盟之亂以後的時候，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幼年時內戰以後的時候。英國受到最大的崇敬，是在克倫威爾當政的時候，是在長期議會時發生的戰爭以後的時候。德國人只有在德國內戰以後才取得了對土耳其人的優勢。菲利普五世治下的西班牙人在爭奪王位的內戰以後，立刻就把使歐洲為之震動的一支軍隊派到西西里去。而現在我們又看到，波斯從內戰的灰燼中得到再生並且把土耳其人打敗了。 最後，共和國還是被消滅了；而在這一點上，不應該責怪某些個別人物的野心，應該責怪的是人：他越是有權力，就越是拚命想取得權力；正是因為他已經有了許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如果愷撒和龐培像加圖那樣地思想，其他的人也就會像愷撒和龐培那樣地思想；而註定要滅亡的共和國就會經別人的手而被拖入深淵了。 愷撒赦免了所有的人；但是在我看來，在人們奪取了一切之後所表現的溫和是不值得受到很大的稱讚的。 不管人們如何談到法爾撒勒一役後愷撒的敏捷，西塞羅卻完全有理由責備他的遲緩。他對卡西烏斯說，他們從來不認為龐培派會這樣快地在西班牙和非洲把旗鼓重新整頓起來，而且如果他們能夠預見到愷撒會在亞歷山大里亞戰爭耽誤時間的話，他們就不會同愷撒締結和約，而是要跟著斯奇比奧和加圖退到非洲去了。 因此一種狂熱的愛迫使愷撒進行了四次戰爭；既然沒有辦法避免後面的兩次戰爭，他就使他在法爾撒勒一役所得的戰果發生了問題。 在開始的時候，愷撒是在高級官吏的名義下進行統治的，因為只有頭銜對人們才最起作用。而且就同亞細亞的各民族憎恨執政官和副執政官的頭銜一樣，歐羅巴各民族是討厭國王的頭銜的：結果在那個時候，這些名稱竟造成了人們的幸福或是絕望。愷撒並不反對人們把冕旒加到他頭上的意圖；可是，看到人民停止喝彩的時候，他就拒絕這樣做了。他還作了另外的一些嘗試。我不能理解，他怎麼能夠認為：僅僅是忍受暴君統治的羅馬人竟因此會喜愛暴政，或者是他們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出自本意的。 有一天元老院把某些榮譽授給他，他卻連站都不屑站起來；而從這個時候起，那些最重要的元老就忍耐不下去了。 使人們感到最受侮辱的事情，莫過於他們的儀節和習慣受到破壞了。設法去壓迫他們，這有時反而證明你對他們的尊敬；如果破壞他們的風俗習慣，這卻永遠是一種蔑視他們的標誌。 一直是元老院的對頭的愷撒不能掩飾自己對於這一機構的蔑視，而元老院在失去權力之後，幾乎變得可笑了：因此甚至愷撒的寬大都成為侮辱性的了；人們認為他是不寬恕人的，但是他又不屑懲罰。 他把元老院竟然蔑視到他自己作出元老院決定的程度；他想到哪些元老，他就用哪些元老的名字來簽署這種決定。西塞羅說：「我常常聽說，據說是由於我的建議而通過的元老院決定，實際上是在我根本不知道任何這樣的決定以前就送到了敘利亞和阿爾明尼亞的。許多國王寫信感謝我，因為我曾提出自己的意見要人們稱他們為國王，可是不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國王，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他們這些人存在。」 這個時代的一些大人物的書信被人們編到了西塞羅的名下，因為這些書信的較大部分是出自他的筆下的。從這些信中人們可以看到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由於這一突如其來的革命而感到的憂鬱和絕望，因為這一革命使他們失掉了榮譽，甚至使他們無事可做；元老院既然不再行使自己的職權，他們也就不再享有過去在所有人們中間所享有的威信，因此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的統治上面了；這一點在這些書信中比在歷史家的論述中看得更清楚。這些書信是為共同的痛苦所結合起來的人們的樸直的傑作，又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傑作，在這個時代里，虛偽的禮節還沒有使說謊成為一種普遍的習慣。最後，並不像我們今天大部分的書信那樣，我們在這些書信中根本看不出人們想互相欺騙，而是不幸的朋友們相互傾訴自己心底的一切。 愷撒要想保衛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困難的：大部分的陰謀者都是他的同黨或是受了他很多恩惠的人。陰謀產生的原因是十分自然的。他們在愷撒的勝利中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可是，他們的處境越好，他們也就開始越發強烈地感到一種共同的不幸；原來，在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看來，從某些方面來說，他生活在什麼形式的統治之下都是無所謂的。 其次，還有一種在希臘和義大利的一切共和國中確定下來的國際法，一種意見：它把殺死篡奪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的行動看成是一種美德。在羅馬，特別是在趕跑了國王以後，明確地制定了這一類的法律，這也都是有例可循的：共和國把武器交給每一個公民，為此授他以高級官吏的權力並承認他是自身的保衛者。 布魯圖斯竟敢向他的朋友們說，即使是他的父親重新回到地上來，他仍然是會把他殺死的。儘管由於接連不斷的暴政，這種自由的精神漸漸趨於泯滅，但是在奧古斯都統治開始的時候，陰謀事件卻一直不曾停止過。 這是對祖國的一種主導的愛，這種愛脫出了罪惡和美德的常規，它所服從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麼公民、朋友、好人、父親的：美德正仿佛是為了超越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由於它殘酷而不能讚許的行動，美德卻使它被人們稱頌為神聖的。 老實說，生活在自由政府治下的愷撒，他的罪惡不是只有用暗殺的辦法才能加以懲處嗎？而要問人們為什麼不公開用武力或根據法律來追究他，這豈不就等於要求他說明犯罪的理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