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誕生 · 第七章 革命開始

隨著屋大維占領羅馬，內戰的第一階段結束了。西塞羅努力打造的屋大維與元老院的聯盟已經土崩瓦解，屋大維對羅馬的進軍讓西塞羅等元老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角落裡。但是，除了回天乏術的元老以外，剩下的各方政治勢力不一定都沒有上台執政的機會。安東尼仍然和李必達一起停留在高盧，與其對峙的是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和普朗庫斯。安東尼派控制了西班牙和大部分的高盧土地，屋大維則支配著義大利。 此時，偉大的龐培之子塞克斯圖斯·龐培正統治著西西里(Sicily)。[181]他在其父親被尤里烏斯·愷撒擊敗以後倖存了下來，逃到了西班牙，然後召集起軍隊一邊流竄一邊作戰。他還組建了一支艦隊，用以開展海盜活動。為了清除龐培餘黨，愷撒派出了李必達和波利奧。他們二人不負眾望，成功地把塞克斯圖斯逐出了西班牙。但是塞克斯圖斯乘著艦隊轉移到了西西里島，而且西西里島更適合塞克斯圖斯等人活動。現在，他們可以派人去劫掠義大利的海岸，更可以在近處觀察羅馬政治氣候的變化，靜候良機。 西西里島上還有一些由大量奴隸支撐起來的大莊園。據塞克斯圖斯的對手所說，他招募了很多奴隸來補充人力。雖然這種說法明顯是為了攻擊塞克斯圖斯的名譽，但缺少人手的他的確不太可能忽視島上人數眾多的奴隸。除此以外，他還在義大利等地招募了一些心存不滿的自由民。愷撒死後，為了保住羅馬的政權，西塞羅等人顯然需要盡力為塞克斯圖斯·龐培恢複合法地位和名譽。所以，在穆提納之戰以後的那一小段時間裡，塞克斯圖斯·龐培喘了一口氣。然而不久之後，屋大維上台了。身為尤里烏斯·愷撒的養子，他無意化解這段恩怨。於是，塞克斯圖斯只能再一次淪為海盜之王。 在東方，馬爾庫斯·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建立了強大的勢力。他們先是拿下了馬其頓和敘利亞，然後把勢力擴張到了整個小亞細亞。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他們遭遇了不少的抵抗。對於一些拒不合作的希臘城邦，他們不得不動用武力。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有著強大的海軍，除了埃及的克萊奧帕特拉以外，地中海東岸已經沒有勢力能夠挑戰他們。克萊奧帕特拉仍然忠於已經亡故的尤里烏斯·愷撒，她隨時準備支援安東尼和屋大維。不過，儘管她的海軍力量很強，但埃及的地理位置距愷撒派的主要勢力範圍太遠，而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已經威脅到了埃及的東部邊境。 總而言之，此時的羅馬世界至少有六個主要的軍事集團：屋大維，安東尼和李必達，馬爾庫斯·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和普朗庫斯，塞克斯圖斯·龐培，埃及的克萊奧帕特拉。無論哪個集團都沒有獨力壓倒其他人、統治羅馬的實力。安東尼、李必達、屋大維就是在這一共識的引導下走到了一起，他們需要團結起來才能擊敗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但是他們三人建立的聯盟一共持續了十一年，這足以說明這個聯盟還有更為堅實的基礎。他們的聯合不只是為了消滅那些謀殺愷撒的刺客，還為了確保戰後的土地分配能夠順利地進行。分地的主要受益者是軍人，聯盟的延續讓他們得到了不少的利益。 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軍人在羅馬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極其罕見之事。當屋大維帶兵來到羅馬城外，羅馬的政治精英們很快就認清了形勢，貴族的統治結束了。在發生內戰的這種特殊時期，任何事物都很容易被顛覆。因此，雖然羅馬政治、社會等級制度遭到了挑戰，但這或許只是政治動盪導致的偶然現象。等到革命結束，傳統的力量對比以及傳統的社會等級秩序大概都會迅速地恢復。羅馬的精英們也許就是這麼想的。考慮到羅馬共和國最後一百年的歷史遭遇，這一次的動亂說不定真的會再次走上老路。然而，愷撒派沒有放棄權力。從此，羅馬的政治面貌煥然一新。 愷撒的遺產以及革命的開端 屋大維幾乎未動干戈就占領了羅馬，其影響還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完全顯露出來。他對元老們的態度很和善，讓羅馬城得以享受暫時的和平。儘管士兵們幫助屋大維奪取了權力，但人們還不知道屋大維對身處義大利以外的武裝勢力打算採取怎樣的政策。早在屋大維還在為共和國建立汗馬功勞之時，元老院就顯得相當不願意褒獎他。時至今日，屋大維恐怕更難相信這些元老會默默地接受他掌權的現實。他必定能夠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元老們以多麼動聽的話語來表達善意，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其實都想殺死自己。假如時機來臨，這些人會毫不猶豫地化身為殺人兇手。畢竟，當初刺死愷撒的就是那些所謂的「朋友」。而且，第一次政治暗殺或許還算是有悖於羅馬政治常態，讓某些人不願動手。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先例在前，許多人大概更願意採用這種手段了。 然而，屋大維在這一階段沒有對元老院裡的敵人下手。與他作對的元老也沒有逃離羅馬，他們覺得屋大維不會開始排除異己。這種奇怪的判斷讓人費解。當年，尤里烏斯·愷撒進軍羅馬以後，許多反對他的人依然能夠安全地生活在義大利。看來，元老們仍然相信屋大維會尋求和解。就算他們曾經對屋大維兩面三刀、加以羞辱，就算他們已經對愷撒和其他愷撒派人士悍然動用了極端的暴力，這些元老看起來還是認為自己的人身安全無虞。就連西塞羅也留在了義大利，靜靜地觀察事態發展。 屋大維的第一個舉動是獎勵手下的士兵。他奪走了元老院為了對抗安東尼而收集起來的資金，將其分發給自己的部下。接著，他設法把兩個執政官的職位都控制在自己這邊。除了他本人以外，昆圖斯·裴迪烏斯也被選為執政官。此人幾乎從屋大維在公元前44年抵達義大利以來一直都堅定地站在屋大維這邊。選舉的過程本身是比較平靜的，不過，屋大維派了士兵來監督大家把票投給該投的人。單從基本流程來看，這樣的選舉還算是遵照了羅馬共和國的憲法。政治局面已經大大不同，但共和國法律規定的流程延續了下來。至少，這種狀態和下一個歷史時期有著明顯的差異。 當選為執政官以後，屋大維召開了一種特殊的會議—庫里亞大會(comitia curiata)。這種會議的起源非常古老，但到了這個時代，眾議會基本只具備儀式性作用，其規模也只剩下三十名跟隨著執政官的扈從(lictor)。這些扈從帶著的武器被稱為法西斯(fascis)，由捆綁在一起的多根棍棒和一把斧頭組成，代表著暴力，象徵著執政官擁有處罰或殺死羅馬公民的權威。不過，現代人對「法西斯」這個詞的認識或許更多地源自20世紀20年代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在屋大維生活的年代，眾議會仍然擁有批准勛貴(patrician，一個古老的貴族階層)之間的收養關係的權限。於是，在屋大維的授意下，一條新的眾議會法(lex curiata)出台，正式認可了尤里烏斯·愷撒對屋大維的收養行為。其實，當時的羅馬人本就一直都將屋大維稱作「愷撒」，因為大家都知道尤里烏斯·愷撒在遺囑里寫了收養關係。或許眾議會的召開並沒有必要，但是這條法律至少向所有人表明了屋大維忠於愷撒，[182]這就是有意義的。畢竟，正如安東尼所說，屋大維的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愷撒」這個名字。 在愷撒遇害以後，屋大維起先指責安東尼不為愷撒報仇，反而試圖與行刺者和解。[183]這當然是為了拉攏那些仍然忠於愷撒之人。但是，愷撒的舊日部下們顯然沒有蜂擁而至，聚集在屋大維的麾下群情激奮地要求殺死行刺者。換言之，這種做法收效甚微。接著，屋大維和元老院結成了同盟，一起公開支持行刺者、反對安東尼。我們可以說屋大維和元老院、行刺者之間的關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緊張。但就當時而言，他們的關係其實沒有很大的問題。當然了，行刺者們顯然不太信任屋大維(或許算是有先見之明)。然而，沒有史料證明他們覺得屋大維已經有了固定的政治立場，他們不覺得屋大維對愷撒的政治遺產的繼承會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只能猜想屋大維和西塞羅派已經認為二者的和解是可行的。 那麼，我們就不禁要審視一下愷撒的遺產的本質。顯然，愷撒不是一位革命者，其所作所為都沒有展現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跡象。行刺者們或許確實認為自己在「恢復」自由，但是愷撒似乎本就想要與其對手重修於好。他固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其實無意顛覆共和國的傳統[包括自由(libertas)]。由此觀之，刺殺愷撒的行動很有問題。我們可以將其視作反對愷撒統治羅馬的極端行徑。然而，愷撒的政治舉措似乎不該引發這種反應，行刺者對羅馬政治的認知過於極端。 也就是說，刺殺愷撒的舉動並不是反革命行為，因為首先就不存在革命行為。既然如此，在愷撒死後，屋大維也並不是革命者，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革命遺產可以繼承。人們也許認為愷撒的繼承人能夠與羅馬社會的傳統權威通力合作，因為他看起來並沒有別的路可走。如果屋大維能夠與行刺者達成和解，那麼他們之間應該就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了，雙方唯一的意識形態矛盾就產生於刺殺愷撒。也許，馬爾庫斯·布魯圖斯、卡西烏斯和屋大維真的能夠擱置爭議、和平共處。畢竟，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和西塞羅都已經成功地與屋大維展開了合作，雖然一開始還有一些摩擦。 在公元前44年末至前43年初，安東尼才是麻煩的根源，年輕的愷撒不是問題。屋大維的地位確實有些異乎尋常，但以公元前43年的元老們的視角來看，他既算不上威脅，也沒有妨礙到元老院行事。只有等到屋大維帶著士兵們掉頭進軍羅馬以後，元老們才如夢初醒。 如果理解了元老們心中的成見，我們就能夠明白，元老們在公元前43年的判斷和做法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他們認為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於只有元老才是重要角色。然而，他們的這種成見和意識形態已經不合實際了。政治的要素是金錢與武力，軍隊就是武力。元老們的財富或許確實遠超羅馬社會裡的其他任何一個群體，但安東尼和屋大維能夠用軍隊來奪走所有的財富。 羅馬的元老們恰恰忽視了軍隊的作用。這些軍人備受鄙夷，他們或許來自羅馬社會裡最為弱小、貧窮、微不足道的階層。在元老們眼裡，軍人的力量不值一哂。就算失去了政治地位，元老們似乎也依然在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思考，以為自己還有能力管控軍隊，殊不知他們正在目睹羅馬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屋大維的崛起史無前例，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但這只是愷撒遇刺帶來的結果之一。愷撒留下的最大遺產當屬元老院和愷撒麾下軍團之間的決裂以及這些軍團士兵給羅馬政治生活帶來的深刻影響。如果說革命必定由心懷不滿的叛亂者發起，那麼羅馬革命中的叛亂者就是愷撒的舊部。 重返穆提納：三頭同盟形成 新任執政官屋大維和裴迪烏斯立刻開始了行動，讓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屋大維確實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權力。核准養父子關係相當於公然承認了屋大維的政治、個人影響力要歸功於愷撒，同時也是再一次宣布屋大維才是愷撒的真正繼承人。此外，裴迪烏斯還推行了一條法律，宣布流放行刺愷撒之人。[184]之前元老們赦免行刺者的法令就此失效。而且，除了直接參與謀殺愷撒的那些元老以外，知情或者稍微有一些關係的人也獲罪了。這條法律難免波及一大批人。屋大維的某些對手也牽涉其中，因為他們當初或許早就知道暗殺愷撒的計劃。 行刺者全都遭到了指控。這一天，審判開始了，雖然他們本人並不在場。主持審判的是屋大維，陪審團大概包括了不下於五十名出身於較高階層的羅馬人。不出所料，他們都投票認定行刺者有罪。只有一位陪審員站了出來反抗年輕的愷撒，投了無罪票。他叫作西里奇烏斯·科羅納(Silicius Corona)，是一位元老。他勇敢地與現政權作鬥爭，捍衛著元老們的獨立性。[185]暫時，西里奇烏斯還安然無恙。這些法律措施是屋大維為戰爭而做的鋪墊。不久，他就要與馬爾庫斯·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打響內戰。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縱使內戰即將來臨，屋大維也仍然覺得自己有必要尋求法律的支持。 在這一時期，屋大維和安東尼還處於敵對關係當中，後者依然是羅馬人的公敵。而且，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和普朗庫斯以及他們麾下的強大軍隊也還駐紮在義大利的北方邊境上，誰也說不清接下來的局勢會發展成什麼樣。所以，在屋大維發動了政變的消息抵達庫拉洛以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並沒有馬上下令撤退。他或許想要靜觀其變，看一看這位年輕人究竟打算做什麼。但是，既然屋大維已經決定要和馬爾庫斯·布魯圖斯以及卡西烏斯開戰，那麼愷撒派人士之間的和解幾乎就是必然了，因為無論是屋大維還是安東尼的勢力都不可能獨自戰勝這些行刺者。所以，屋大維和裴迪烏斯說服元老院撤銷了之前頒布的針對李必達和安東尼的法令，為雙方的和解打好了基礎。 由此，屋大維發出了想要開啟談判的信號。[186]得知法令撤銷以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和普朗庫斯想必都發現了自己的處境變得非常尷尬。此時，波利奧也已經加入了安東尼等人的隊伍，他們正朝著普朗庫斯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進發。而南面還有規模更大的一支部隊即將到來。既然已經陷入了孤立無援並且無望取勝的絕境，那麼普朗庫斯當然就開始尋求與對方和解。安東尼一直不滿於普朗庫斯不顧老交情，堅定地站在西塞羅派那邊的做法。不過，普朗庫斯畢竟是愷撒的老部下，安東尼身邊有很多親密的朋友也都是普朗庫斯的好友。而且，與普朗庫斯和解總比和屋大維和解要簡單一些。在波利奧的居中調解下，安東尼和普朗庫斯重歸於好。至於普朗庫斯的部下，他們本來就沒有誓死效忠於元老院的打算，現在則順利地加入了安東尼的軍隊。 然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不像普朗庫斯那樣有愷撒派的朋友替自己牽線搭橋。更何況，他是謀殺愷撒的刺客，幾乎不可能得到原諒。既然普朗庫斯已經離去，迪奇穆斯·布魯圖斯的唯一生路就是投奔東方的馬爾庫斯·布魯圖斯。他最直接的路徑是跨越阿爾卑斯山，橫穿義大利北部，通過阿奎萊亞(Aquileia)那一帶進入巴爾幹。但是，屋大維已經往北部派出了部隊。安東尼更是處於非常靠近的位置，很容易派兵追上他。如果往阿奎萊亞逃跑，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大概不是被屋大維攔下，就是被安東尼追上。因此，他另闢蹊徑，想要從北側繞過阿爾卑斯山。但這條路線的風險很高，來到阿爾卑斯山北側之後，他還需要渡過萊茵河，然後在羅馬國境外前行一大段路程。 他的士兵們當然不願意跟他走上這條未知的漫漫長路，他們幾乎全部叛變了。潘薩曾經指揮過的那些新兵帶頭離去，準備投奔屋大維，資歷更深一些的選擇了安東尼。最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身邊只剩下了高盧騎兵衛隊。他遣散了絕大部分衛兵，然後喬裝打扮，隱秘行事。 隊伍的規模縮小了以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的路線也做了一些調整。他決定先潛伏於義大利，然後再設法前去投奔馬爾庫斯·布魯圖斯。然而，阿爾卑斯山區的真正主人是無數的小部落。它們或許在明面上從屬於羅馬，但其實基本是獨立的勢力。當地的一夥劫匪盯上了迪奇穆斯·布魯圖斯一行人，把他們都抓了起來。然後，劫匪們意識到自己抓到了大人物，將其交給了部落的酋長卡米盧斯(Camilus)，此人是迪奇穆斯·布魯圖斯的朋友。雖然有些為難，但卡米盧斯很快就認清了形勢。他和迪奇穆斯·布魯圖斯固然有一些交情(大概只是為了政治利益而締結的友誼)，但他的部落幾乎不可能擋得住安東尼率領的羅馬軍團，他沒必要為自己樹立這麼強大的敵人。於是，這位酋長派人去向安東尼匯報了情況。安東尼命令他處死了迪奇穆斯·布魯圖斯。義大利北部的最後一點反抗的火星熄滅了。[187] 屋大維率軍返回了博諾尼亞，[188]安東尼和李必達也已經在穆提納安營紮寨。雙方就這樣回到了之前的戰場，回到了同一塊平原。儘管安東尼和屋大維之間多有嫌隙，但是，現在他們都需要對方的支持。 這三個人想必在此次會議召開之前就早已明白，他們必須把彼此的資源匯聚在一起才能戰勝東方、西西里以及羅馬城內的敵人，他們的視野不能局限在彼此之間的分歧和恩怨上。或許，安東尼從決定撤離穆提納開始就一直在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期待著愷撒的親戚故舊能夠團結一致。雖然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三個人之間仍然有著尖銳的矛盾，但他們也都知道自己必須先擱置這些矛盾。而且，除了他們以外，他們麾下的士兵似乎也十分希望聯合起來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其中的一部分士兵甚至已經宣布過不願意自相殘殺了。這些老兵想要保護自己分到的土地，得到應有的報酬，並且鞏固自己剛剛獲得的影響力。他們要求愷撒派聯合在一起。 李必達、安東尼和屋大維會見於穆提納附近拉維努斯河(Lavinus)中的一座小島上。談判的最關鍵內容大概是三人權力的具體運作問題：如何組建聯盟、各方勢力的活動範圍、三方權力的基礎、下一步的計劃。經過兩天的討論，他們達成了這份必然達成的和解協議。按照約定，屋大維會辭去執政官的職位，然後和其他兩人一起擔任羅馬憲法中從未出現過的全新官職，享有莫大的權威。[189]然後，他們朝著羅馬進發了。 三頭統治 這三位愷撒派人士已經瓜分了羅馬世界：屋大維有權掌控阿非利加、薩丁尼亞(Sardinia)、西西里；李必達分到了西班牙和納爾博高盧(Gallia Narbonensis，法國南部)；安東尼控制著剩下的高盧土地(既有山內高盧，也有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領地)。他們約定讓李必達當選為下一年的執政官，率領三個軍團掌控義大利。同時，李必達會把其他的軍團都交給安東尼和屋大維，讓他們兩人分別統率著足足二十個軍團去和布魯圖斯、卡西烏斯對抗。三頭(triumvir)，有權派出代表統治地方省份。由此，他們既可以保證自己擁有基於各地省份的大量財富和權力，進而展開政治、軍事活動，也可以用這些職位來籠絡人心。[190] 他們三人在一次大會上向士兵們宣布了這份協議的要點。士兵們表示贊成，不過同時還要求年輕的屋大維迎娶安東尼的繼女克洛狄婭(Clodia)。她是安東尼的妻子富爾維婭(Fulvia)和西塞羅的老對手克洛狄烏斯所生的女兒。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羅馬貴族的圈子確實不大。 三頭未對士兵們宣布的是剷除政敵的內容。就在他們朝著羅馬靠近的時候，羅馬城內有四個名聲顯赫的重要人物或是在晚上用餐時被殺，或是橫死街頭。沒有相關的法令、聲明，當然也沒有經過法律程序。羅馬城的居民往往是通過道聽途說來獲取消息的，上層人物很快就通過緊密的社交關係網獲得了情報。據悉，有一群拿著武器的人在夜裡找人，但旁人並不知道他們要找的人究竟是誰或者到底有多少。就算是到了後來，遇害者的人數也難以確定。有人說是十二人，有人說是十七人。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中發生的騷動難免會讓人恐懼，留在城內的執政官裴迪烏斯試圖穩定局面。他派人去安撫民心，然後在凌晨的時候違背了三頭的意願，公布了他們要消滅的對象，聲稱這些人就是導致內戰的禍根。不久以後，裴迪烏斯死了。儘管看起來就很可疑，但據說他的死因是在這天夜裡操勞過度。於是，公元前43年一共有三位執政官死去。[191] 很快，三位愷撒派巨頭進入了羅馬，每個人都分別帶著衛隊和一個軍團。然後，保民官馬爾庫斯·提提烏斯(Titius)在他人授意下向人民提出了一項法案。按照羅馬人的傳統，法案的提出和表決之間要有三次集市日，也就是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差。然而，這一回，法案公布的當天就開啟了投票表決流程。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提提烏斯法》(Lex Titia)正式生效了。新的所謂「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的官職隨之出現，我們大致可以將其翻譯為「支撐起共和國的三位官員」。[192] 我們對《提提烏斯法》的條款所知不多。[193]這項法案為三頭的官職規定了五年的任期。看起來，三頭擁有無比巨大的權力。至少，他們擁有執政官一般的權威，還可以控制地方省份。或許我們可以根據這三個人接下來的所作所為來重新構想法案的內容，猜測其中有關於任命官員以及剝奪羅馬公民權利的條文。但是，這項法律更有可能是非常簡短的，就好像是任命獨裁官的法令以及元老院最後通牒那樣。比如，後者的主要內容就在於讓執政官有權採取一切措施來捍衛共和國。後來的《皇權法》(Legesde Imperio)裡面的授權條款宣布凡是皇帝認為有必要的舉措都是合法的，也許《提提烏斯法》也有類似的條款。總之，這個官職的名稱或許就是最好的說明—他們三人是共和國的三大支柱。 「共和國」(republic)這個詞來自古羅馬，現在表示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用以區別於君主專制和其他獨裁政體。然而，其拉丁語原型「res publica」其實只是「公務」的意思。與之相對的是「res privata」，也就是和家庭、家人相關的「私務」。羅馬人心中「共和國」這個概念的含糊與曖昧反映的是不嚴格的羅馬憲法。維持著羅馬運轉的傳統習俗只有一部分被尊為法律，還有一部分基本依賴於羅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實踐。對於羅馬政治來說，這種靈活性既可以被視作長處，也可以被視作短處，其優點是讓羅馬人的政治制度能夠應對不同的形勢，因需而變；其缺點則是讓某些心懷叵測的政治人物有了較大的操作空間。羅馬人既沒有明確的正式規則，也沒有像獨立的司法系統或者最高法院那樣的機構來解釋不成文的規則應當是怎樣的。那麼，很多問題就有了爭辯的餘地，一些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援引羅馬憲法的「精神」來否定既有的慣常做法。 然而，「共和國」概念的寬泛性並不影響羅馬人頻繁地運用這個詞語。「共和國」與其他的重要政治概念是相互聯繫的，比如，「自由」(libertas)和「虔敬」(pietas，指敬重諸神和先祖)。這兩個概念也很難闡釋清楚，但仍然具備不小的道德約束力。可以說，正是因為沒有成文的憲法，並且依賴於雜糅了習俗、實踐、法律的治國方式，羅馬才會需要模糊的「共和國」概念。於是，「共和國」有了「處理公務的方式」的含義。雖然他們或許會時不時地發生爭論，但是整體而言，羅馬人有一套公認的處事方式，即所謂的羅馬共和國憲法，或許稱之為「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文化」更為貼切。「共和國」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羅馬的政治人物往往懷著滿腔的熱情去反覆地宣揚這個詞語，更有無數人願意為共和國戰死。 《提提烏斯法》為了「支撐起這套政治制度」而新設立了三頭的官職。這個描述難免讓人想起公元前82年蘇拉的獨裁官職位，他的頭銜大概是「立法及支撐起這套政治制度的獨裁者」(dictator legibus facie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或者沒有提及立法的「支撐起這套政治制度的獨裁者」(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194]蘇拉的頭銜很可能是新創的，因為之前的獨裁官都是為了召開選舉或者處理危機(一般是軍事問題)才獲選的。 三頭的全稱其實暗示了舊的政治制度已經崩塌，所以三頭才要站出來將其支撐起來。[195]不過，這種崩塌與共和國的各個機構無關，它們全都還在正常地運轉。此外，三頭的官職是經由共和國的法律程序設立起來的。雖然《提提烏斯法》出台的流程有些異常，但這個設立的方式依然足以表明羅馬人民享有最高的權威，因為表決同意出台這項法案的是代表著人民意志的機關。後來，三頭在掌權期間還與元老院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至少在某些法案上徵求了元老院的意見。[196] 無論如何，傳統的政治生活必然已經遭遇了嚴重的危機，阿庇安為我們保存了三頭對此的看法。 馬爾庫斯·李必達、馬克·安東尼、屋大維·愷撒受民之託，為共和國撥亂反正。我們在此聲明：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罪魁禍首當屬那些卑劣的叛徒，他們因愷撒的仁慈才得以在戰敗之後保全性命，乃至獲得官職、榮譽和贈禮。但是，他們竟然恩將仇報，密謀殺死了愷撒，並且對我們加以羞辱，甚至將我們列為公敵。愷撒和我們的親身經歷無疑已經證明了，這種惡人是無法用善行感化的，我們必須先發制人。這絕非不義、殘暴或不當之舉，請大家再次想一想愷撒和我們都遭受了怎樣的暴行。愷撒是獨裁官、最高祭司，也是一位征服者。他擊敗了羅馬人民最為畏懼的民族，並且將其納入我們的國家。他還史無前例地勇闖赫拉克勒斯之柱(Columnae Herculis)以外的海域，發現了羅馬人此前聞所未聞的土地。然而，就在神聖的元老院內，就在諸神的注視下，這些惡人給愷撒造成了二十三處可怕的創傷，殘忍地將其殺害。他們原本是愷撒的俘虜，蒙愷撒施恩才保住了生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還被愷撒指定為一部分財產的繼承人。在這樁惡行發生以後，一些人居然無意令其接受應得的懲罰，反而把他們升至高位，讓他們用共和國的資金和軍隊來對抗我們。這些暴徒用武力裹挾了一些普通人，他們甚至還與那些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野蠻人為伍……現在，我們還需要跨海去對抗那些刺殺了愷撒的惡人。此行恐怕勢必會遭遇艱險，我們所有人都會面臨挑戰。在我們外出作戰之時，一些敵人或許會趁機作亂。但是，我們依然在毫不遲疑地準備出征，因為我們必須儘快剷除這些刺客，因為他們正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197] 這段話的核心內容很簡單：像愷撒這樣為羅馬立下了無數的功勞、擔任著無與倫比的高級官職的大人物竟然遇刺了，這足以證明羅馬的政治制度出現了大問題。三頭自己的遭遇只不過是再度證實了這一點。刺殺愷撒的那些人曾經在內戰中與愷撒作對，然而在戰敗以後得到了寬恕，重新融入羅馬政壇，得到了尊重，甚至還成了愷撒的繼承人之一。他們對其恩人及密友愷撒的背叛說明了羅馬人無法與這些人和平共處，他們的惡行嚴重違背了羅馬人政治、社會傳統當中對於友誼和報恩的要求。換言之，他們是忘恩負義的小人，其所作所為不容於羅馬的政治文化。他們的暴力行徑已然給無數羅馬公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接下來這場不得不打的戰爭也會致使生靈塗炭。這些行刺者背棄了羅馬的傳統，公然蔑視羅馬的政治文化。這種現象又可以反過來說明羅馬的政治文化出現了問題。 後來，把持大權多年的屋大維回顧了自己的一生，然後把他做的總結留在了陵墓入口處和全國各地。對於公元前44—前42年發生的事情，他做出了這樣的描述： 十九歲時，我有志於捍衛共和國的自由。於是，我憑著私人的資源召集起軍隊，擊敗了威脅自由的那個派系。為此，元老院對我大加讚譽，讓我享有執政官的投票權，並且賦予我軍權，讓我以代理裁判官的身份跟隨執政官蓋烏斯·潘薩和奧盧斯·希爾提烏斯行事，「去保護共和國免受傷害」。而且，就在同一年，在兩位執政官都死於戰爭以後，人民選我擔任執政官，然後讓我成了支撐起共和國的三頭之一。我流放了那些殺死我父親之人，以合法的正當手段令其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之後，這些人對共和國發動了戰爭。因此，我又在戰場上擊敗了他們。[198] 雖然屋大維的這些話是在五十年後說的，而且我們還得考慮他也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而做了一些修改，但他的總結顯然符合羅馬政治的傳統說法。他對安東尼的攻擊被定性為恢復自由之舉，他在為共和國而戰，羅馬憲法中規定的國家機關(元老院與人民)也認可了他的優良德行。為了讓政局恢復正常，他挺身而出，致力於反抗個別派系的暴行。他對行刺者採取的行動符合羅馬法律，遵從了正當的流程，接下來的戰爭也是為了保衛共和國。這段話以及前文所提的三頭頒布的法令都具有濃郁的保守色彩。儘管晚年的羅馬皇帝屋大維聲稱年輕時的自己是一個在危急存亡之秋勇敢地捍衛共和國的英雄，但當時的這場危機看起來與憲法或者國家機關無關，其根源在於個別人的政治行徑。 身為現代人，我們或許會認為憲法的要義在於設計制約與平衡的關係，讓行政權力受到限制，確定各方的職責以及相應的問責機制。在現代的西方國家，立法機關監督著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各個機關的工作流程都遭受著審查，保持著適當的透明度。整體而言，立法者和行政者都會公平合理地辦事。然而，羅馬的情況截然不同。高級羅馬官員集司法、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他們甚至有權採取極刑。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羅馬公民爭取到了一些在官員面前保護自己的手段，比如向人民申訴的權利(或許是通過保民官實現的，因為他們會為公民說情，甚至有可能以自己的肉身去阻擋官員，保護公民)。自公元前17年以來，羅馬皇帝成了保護公民免受官員侵犯的角色。[199]但是，真正約束著官員的是羅馬政治的傳統習俗。按照傳統，羅馬官員應該行事得體、從善如流(比如諮詢元老院)、尊重所有的羅馬公民。 三頭主張的是解決政治道德的問題，之前也有愷撒派人士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李必達的部下曾經宣稱兩位執政官之死就代表著戰爭的結束，大家應該放下武器，以免再有羅馬公民失去生命。當李必達危如累卵之時，安東尼沒有趕盡殺絕，而是要求他與自己和談。李必達本人也曾經建議元老院接受安東尼獲勝的軍事、政治事實，以免再造殺孽。公元前43年末，三頭同盟向羅馬人民提出一份和平倡議，要求重新組建共和國，恢復羅馬的「處事方式」，治癒公元前44年3月以來的累累傷痕。但在羅馬人民重獲和平與安全之前，在這個過渡的時期，羅馬必須先經歷純粹的權力鬥爭，那些顯然有害於和平之人必須剷除。這與憲法和法律無關，問題的關鍵是政治文化。愷撒之死以及安東尼和屋大維所受的侵犯讓羅馬人失去了傳統的政治文化。那麼，剝除了文化的羅馬政治現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