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誕生 · 第四章 愷撒與龐培

公元前82年末，蘇拉在羅馬城中慶祝自己取得了內戰的勝利。從九年前的同盟者戰爭開始，義大利半島的居民陷入了自相殘殺的境地，時人想必希望蘇拉的勝利能夠開啟義大利的和平時代。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羅馬社會頻頻發生暴力事件。任何羅馬人都不難察覺，羅馬已經遇到了嚴峻的問題，一再出現的暴力事件很難被當作偶然現象。因此，蘇拉不僅想要殺死對手，還想改革羅馬政治，根除這些亂象。 蘇拉的辦法是恢復舊秩序。他認為羅馬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就是癥結所在，保民官不應該擁有不受元老院限制的權力，平民會議不應該掌握獨立於元老院的立法權，元老們難以控制的大人物(比如馬略和蘇拉本人)也不應該出現。 於是，蘇拉的改革限制了保民官的權力，尤其是立法權。他對元老的具體擔任要求做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各地總督必須向元老院負責。無形之中，蘇拉把過去幾十年內暴力衝突的責任歸結於平民大眾以及那些尋求民眾支持的政治人物，元老院仿佛就是為羅馬貯藏公共責任、軍事經驗、智慧和政治權力的寶庫。蘇拉改革計劃的核心目標是設計出強大的貴族制政府。羅馬有著走向民主制的可能性，但這種潛力早已被羅馬社會的政治實踐給限制住了。蘇拉的改革更將為其套上又一重枷鎖。[77] 蘇拉改革的局限性反映了羅馬人對社會、政治的基本看法。作為現代人，我們往往會很自然地認為政治動盪的出現是因為有社會問題導致了某些群體心存不滿。然而，羅馬人一般都認為政治動盪要歸因於道德敗壞。也就是說，他們覺得政治問題的實質是社會風氣和社會等級的問題。 現代的歷史學家們試圖查明究竟是哪些社會、政治群體在破壞羅馬政治的舊秩序，卻沒有得出什麼令人信服的結論。[78]就連羅馬軍隊也不是一個團結一致的政治群體，許多士兵都來自相對貧窮的農村地區。軍隊本身也算是一個基本的政治結構，同時還給士兵們提供了集體認同感，塑造了他們的紀律性，並且讓他們有了相同的利害關係。但即便如此，軍隊也向來不是鐵板一塊。比如，在內戰中，不同的政治派系顯然分別得到了一部分軍人的支持，有不少士兵都願意堅定地為上層人物作戰。而且，這些軍人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素養，不會無條件地聽從上層領導的指揮，他們完全有可能以最強硬的手段表達出自己的獨特觀點。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甚至會譁變。 羅馬人沒有根據政治或者經濟利益而建立相應的組織，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政治、社會方面的想像力。這是羅馬的政治文化所導致的結果，羅馬人的處事方式就是這樣。現代的西方人習慣於見到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者社會組織，它們就是所謂的「公民社會」。但是羅馬人從來不組建這種機構，他們辦事情靠的是私交網絡。[79] 這種私人關係網有助於鞏固人們的社會地位。權貴自然擁有同為權貴的朋友，其他人則竭力地攀附權貴。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以及相互的評價高低構成了另一套無比複雜的等級體系。[80]與此同時，這種社交網絡也是利益分配的渠道。有權勢者會通過這條渠道把自己掌握的資源分配給地位相近或者地位更低一些的朋友，以求鞏固自己的勢力。廣交好友的上層人物總是能夠求得其他權貴的幫助，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年輕者需要年長者的引薦和支持，從而獲得理想的職務。而受人提攜者當然有投桃報李的義務，應當反過來提攜其恩人的子孫或是朋友。 羅馬的上層精英通常會廣泛地結交精英階層的朋友，但他們的視線並不局限於此，就算是大富大貴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脫離社會中下層。窮人往往都想要知道哪裡有工作機會、怎樣能接觸到富人手裡的資源，他們迫切地需要別人的援助。而富人有必要擴展自己的社交網絡，讓人為自己辦事或者提供信息(在沒有大眾傳媒的年代，信息比現在更加寶貴)。這種利益交換的模式通行於羅馬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騎士是羅馬社會中僅次於元老的精英人群，其中至少有某些人本就長期與國家機關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對於騎士來說，高級官員的支持也仍然是相當有分量的籌碼。地方上的商人樂於結交中央的高層人物，因為可以受到不少的恩惠。相應地，中央的高層人士無疑也能通過這些商人獲取地方上的信息、人脈或者金錢。 舉例而言，如果某人想要擔任某個軍職，他必須證明自己具備了相應的品性與經驗，而這種東西只能通過旁人之口來證明。所以，他首先得擁有一些能夠幫助自己的朋友。今天，在某些比較貧窮的地方，人脈關係依然是尤為重要的一個因素。那些地方的人們會注意自己認識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可能會為自己提供怎樣的渠道或者資源。羅馬的情況近似於此，關係網絡跨越了不同的階級。身處其中的羅馬人雖然極其明白各自的社會地位，卻並不會用階級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將領和士兵相互依存；農民需要取得地主的許可才能耕作土地，而地主需要農民來提供勞動力；羅馬公民需要官員來行使權力，而官員又需要公民為其提供選票。 不過，儘管社會等級較低的人群並沒有被排斥在外，但這種關係網終究更有利於羅馬的精英們團結在一起。[81]精英們之間的個人友誼通常會很自然地演變成家族之間的關係，聯姻就是一種鞏固關係網的常見手段。為了締結牢固的家族聯盟，羅馬的社會精英們常常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自己的同輩人(也有例外)。這種婚姻以家族利益為本，和愛情沒有什麼關係，其主要目的是結成聯盟以及傳宗接代。在這種大環境下，羅馬人一般認為羅馬男性就應該迎娶一位門當戶對的女子，未婚的羅馬男子往往也會考慮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家裡是否有合適的結婚對象。 羅馬社會的關係網絡既能鞏固社會等級秩序，也能推動人們形成一致的社會、政治觀點，並且讓羅馬的社會與政治密切地結合在一起。既然家族是羅馬人開展社交活動的重要平台，那麼不斷延續下去的家族自然就會給一代又一代的成員帶來相應的地位。由此，羅馬的社會等級秩序得以和羅馬人的家族一起長存。而某些家族的歷史難免讓一部分權貴認為自己理應享有某種獨特的地位，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權力就這樣融為一體，精英階層之外的人很少能夠出人頭地。像馬略和後來的西塞羅那樣的所謂「新人」(homines novi)其實並不算是真正的異類，他們的家族本就屬於貴族，只是陰差陽錯地沒有出過高官而已。這些數量很少的「新人」或許確實不像其他貴族那樣擁有顯赫的家族背景，但是其他的政治精英並不介意讓他們擔任要職。 正是羅馬政治精英的這種高度統一的狀態讓他們在內戰中做出了尤為殘忍的暴行，因為在羅馬人眼裡，個人身份、社會地位、國家的價值觀念都緊緊地依附於既有秩序和關係網絡。換言之，挑戰既有的政治秩序基本等同於直接威脅其政治對手的個人地位。因此，羅馬政壇上的重大政治分歧往往會演變成緊張的個人恩怨。 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政治環境裡，動用武力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的，蘇拉派和馬略派都冷酷地殺死了許多人。然而，一旦大開殺戒，高壓政權就很難停下手來，他們很難說清楚自己殺人與否的標準究竟是什麼。而羅馬的政治精英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羅馬人不能像現代人一樣用政黨來劃分敵我。內戰固然迫使他們選擇了陣營，但沒有人會完全只效忠於某一邊。無數的羅馬貴族或是死於政治鬥爭或是遭到了流放，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蘇拉派元老的朋友或者家人。總是有人想要尋求某種程度上的和解，但同時也有人擔心被流放者歸來以後會威脅到自己現在掌握的權力。無論勝負，所有人都在鬥爭中受到了傷害，所有人都永遠地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荷馬史詩》的傳說當中，海倫在戰爭結束以後給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忒勒瑪科斯(Telemachus)喝下了忘川(Lethe)水，讓他們得以忘卻戰爭之苦。但羅馬人無緣喝上這種神奇的水，無法忘記內亂帶來的莫大痛楚。 一般說來，在內戰結束以後，勝者會勸說敗者接受現實。但是，羅馬人剛剛經歷的這場內戰讓太多的人死於非命，敗者很難就這樣善罷甘休。更何況，勝者還肆無忌憚地歡慶自己所取得的勝利。他們明明給羅馬的街道、廣場以及義大利的原野都帶去了死亡，卻聲稱這場血腥的殺戮恰恰拯救了飽受威脅的羅馬社會。內戰就這樣給羅馬造成了難以癒合的傷痕。敗者雖然咽下了這口氣，但或許只是因為他們暫時不得不如此而已。 愷撒和馬略 內戰給年輕的尤里烏斯·愷撒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他出生於公元前100年，在內戰爆發的時候還很幼小，所以沒有直接地牽涉其中。大概在公元前84年，愷撒迎娶了盧奇烏斯·秦納的女兒科涅莉亞，而這位秦納是馬略將軍故去以後馬略派的一號人物，娶科涅莉亞為妻讓愷撒和馬略派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這顯然是政治聯姻，羅馬貴族男性一般不會這麼早結婚，很可能是某個人替愷撒定下了這樁婚事。雖然後來的愷撒幾乎一直都沐浴在勝利的榮光之中，但這一次，他站在了失敗者那一邊。不過，儘管蘇拉派和馬略派的矛盾激烈到孕育出一場殘酷的內戰，但蘇拉派仍然難以把愷撒的婚事怪罪到他本人頭上。畢竟，他實在是太年輕了。蘇拉試著勸說愷撒和科涅莉亞離婚。識時務者或許會接受蘇拉的提議，但愷撒拒絕了。這個決定就必須由愷撒本人來負責了。[82] 假如我們以浪漫的眼光來看待，愷撒也許真的愛上了為他生下第一個孩子的科涅莉亞。然而，愷撒並不是一個忠於妻子的模範丈夫。愷撒的第二任妻子僅僅因為和某個瀆神事件沾上了關係就被愷撒給休了，我們都知道愷撒有不少的情人。既然愷撒和科涅莉亞的婚姻是政治聯盟的產物，那麼他拒絕離婚的決定背後當然也有著政治目的。此時的蘇拉派已經憑著武力成功地掌握了羅馬政權，我們可以說愷撒公然違逆蘇拉的行為展露了他的雄心壯志。接受蘇拉的提議、背棄失敗的馬略派大概能夠讓愷撒的早年生活過得更加輕鬆一些，但是這種倒戈的做法會讓他失去自己現在的非蘇拉派朋友。更何況，就算愷撒真的選擇了背叛馬略派，蘇拉派的許多人恐怕也還會懷疑愷撒的忠誠，愷撒未必能夠順利地融入蘇拉派。因此，愷撒選擇了繼續忠於現在政壇上的邊緣派別。 於是，愷撒當然就被蘇拉列為需要殺掉的公敵。愷撒的這種叛逆行為讓他有了一些惡名，引起了羅馬政壇上許多人的關注，違逆蘇拉是有很大風險的豪賭。不過，儘管愷撒本人被迫開始流亡，但蘇拉派的內層圈子裡還有愷撒的朋友。有人請求蘇拉赦免愷撒，但這位獨裁者起初並不願意。最後，蘇拉身邊最親近的朋友也請求他寬恕愷撒。於是，蘇拉大概和愷撒一樣仔細地做了一番政治考慮，然後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據說，蘇拉還曾痛心疾首地說出了這樣的話：「這位愷撒抵得上無數個馬略。」[83] 蘇拉赦免愷撒的決定是非常現實的，他本來就不可能剷除所有和馬略或秦納有關係的人。但是，讓年輕的愷撒重歸政壇確實有著一定的風險，馬略派或是同情馬略派的遭遇者可能會由此看到希望。他們大概會想，等到愷撒羽翼漸豐，他也許能夠打破蘇拉留下來的政治局面。公元前68年，愷撒在他的姑母尤莉亞的喪禮上致辭，而尤莉亞正是馬略的遺孀。[84]兩年以後，時任建築官的愷撒下令展出了馬略的半身像。[85]顯然，蘇拉無法阻止人們追憶他的大敵馬略。不過，在這個時候，蘇拉本人早已離世。 蘇拉死後 蘇拉在公元前80年的執政官任期結束以後就正式放棄了公職。公元前78年，蘇拉壽終正寢，他的死亡導致羅馬政壇遭遇了一場短暫的內亂。就在公元前78年，執政官馬爾庫斯·埃米利烏斯·李必達和另一位執政官昆圖斯·卡圖盧斯(Quintus Catulus)發生了衝突，[86]矛盾很快升級為武力鬥爭。然而，捍衛蘇拉的政治遺產的卡圖盧斯得到了年輕的格奈烏斯·龐培的支持。而我們所熟知的這位偉大的龐培此時恰好掌握著一支軍隊，李必達被輕易地擊敗了。接著，龐培進軍西班牙，準備對付那裡的強敵。[87] 正當龐培在西班牙作戰之時，斯巴達克斯(Spartacus)在公元前73—前71年領導的奴隸起義震動了義大利。雖然時至今日，斯巴達克斯都還是英勇反抗奴隸主暴行的象徵，但我們其實並不了解斯巴達克斯以及他所率領的奴隸。李奇尼烏斯·克拉蘇(Licinius Crassus)最後終結了這場叛亂。之後，從西班牙得勝歸來的龐培消滅了剩下的一部分奴隸叛軍。 斯巴達克斯敗亡，龐培凱旋，羅馬的政局再度穩定下來。公元前70年，龐培和克拉蘇當選為執政官。他們都是久經考驗、無可挑剔的蘇拉派人士，而且還立下了輝煌的戰功。[88]此時，羅馬的元老們對自己的權勢充滿了信心。既然馬略派引發的危機已經過去，元老們就決定撤除蘇拉對保民官施加的過度限制，讓人民的代表再次有權為人民發聲。被流放的馬略派人士也回到了羅馬。換言之，在蘇拉離職僅僅十年以後，羅馬的憲法就恢復了蘇拉掌權之前的舊貌。不過，這個時期的羅馬元老有著更大的權威、更多的人數，他們的信心也勝於往昔。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元老們一直按照傳統的方式統治著羅馬。儘管仍然有不和的聲音，但元老們大體上還是秉持著寬容的態度。例如，愷撒追憶馬略的行為或許引得某些人提高了警惕，但至少這一時期的愷撒無法威脅到元老們的統治地位，那麼元老們也就沒有採取什麼動作。對於共和國的最後一代人而言，馬略和蘇拉已經是歷史上的往事，跟現在的羅馬政治沒有多少關聯。然而，這最後的一代人同樣經歷過內戰，他們不太可能會忘記羅馬社會曾經承受的暴力傷害，其中至少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有義務消滅所謂的共和國之敵。 內戰本身就足以說明羅馬政治精英們具有強大的韌性，因為傳遞著政權影響力的私人關係網並未毀於內戰。這一方面是因為羅馬社會沒有別的運行政治權力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政治模式很靈活，可以因需而變。既然如此，那麼羅馬的政治精英們依然可以掌握權力。而且，他們還是保持著非常一致的狀態，敵視異類，追求高度統一的文化。他們的政治討論仍然以德為本，充滿了老舊的話語。從政者幾乎都因循守舊，尊重其他元老的權威。羅馬的政治常常回顧祖先們留下的道德傳統，而這種道德規範往往鼓勵人們隨大溜、反對創新、順從於其他元老的價值觀念。元老群體內部的競爭必須符合羅馬的主流傳統。雖然我們看到的史料經常渲染元老之間的道德、文化差異(所有文化高度統一的小型群體都經常如此)，但是羅馬政治精英的最大特點其實還是統一性。倘若他們覺得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那麼這些政治精英恐怕都會果斷地選擇動用武力。畢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暴力已經幫助元老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龐培的時代 在蘇拉的時代結束以後，最有權勢的羅馬人是格奈烏斯·龐培·瑪格努斯，也就是偉大的龐培。他在蘇拉第二次進軍羅馬之時成為政壇上的一顆新星。在內戰當中，龐培表現出色。及至蘇拉取勝，龐培被派往阿非利加鎮壓負隅頑抗的馬略派殘黨。回到羅馬以後，他與卡圖盧斯聯手擊敗了李必達，然後又馬上率軍去西班牙對抗塞多留及其盟友。公元前71年，龐培再次返回義大利，剛好有機會處理某些試圖逃離義大利的斯巴達克斯起義殘部。到了公元前70年，龐培已經成為世所公認的傑出將領。所以，他當選為這一年的執政官，為其本就不同尋常的履歷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卸任執政官以後，龐培並沒有再次奔赴戰場，而是留在了羅馬。但是，在公元前67年，羅馬面臨著危機。有許多海盜特別頻繁地活動於地中海，他們可能來自安納托利亞南部海岸邊的奇里乞亞(Cilicia)地區。地中海各島嶼以及沿岸的小聚落都受到了這些海盜的洗劫，他們神出鬼沒，遊走在地中海的各個區域。地方省份的總督難以將其繩之以法。這些猖獗的海盜甚至還有可能襲擊羅馬官員。據說，尤里烏斯·愷撒就曾經被海盜劫持過。當然，他們最後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89]為了根除海盜的威脅，羅馬人出台了《伽比尼烏斯法》(Lex Gabinia)，組建了一支有權在地中海各地行動的特別部隊，奉命指揮這支部隊的就是龐培。他需要在最多三年的時間內清剿這些橫行霸道的海盜，為此，他可以調動巨量的資源。對於這條特殊的法律，許多元老其實是持反對意見的，因為原本就最為出眾的龐培看起來可以在剿滅海盜的途中積攢起更加可怕的聲威。 僅在三個月以後，龐培就宣布自己取得了勝利，奇里乞亞海盜被瓦解了。[90]憑著羅馬的軍事霸權，龐培從統治敘利亞的安條克(Antiochus)國王[1]那裡奪取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新的殖民地，把至少一部分的奇里乞亞海盜安置在殖民地里。 此後，勝利的龐培直接朝著另一個更為宏大的軍事目標前進。多年以來，本都國王密特里達提給羅馬造成了不小的麻煩，蘇拉當年就曾經出兵攻打密特里達提。自那以後，羅馬將軍盧庫魯斯(Lucullus)率軍逐步打壓了密特里達提的勢力。但是，盧庫魯斯後來和部下鬧翻了。密特里達提趁機進攻，擊敗了一支羅馬軍隊。 看起來，這場戰爭一時之間難以分出勝負。於是，羅馬人民想到了龐培。公元前66年，《曼尼利烏斯法》(Lex Manilia)授權龐培負責指揮東方的戰事。[91]三年後，龐培極大地拓展了羅馬人的勢力。他擊敗了密特里達提，攻占了本都，吞併了敘利亞，進入了猶地亞(Judaea)，洗劫了耶路撒冷。龐培建立的光輝功業標誌著亞歷山大的繼業者們創建的各個希臘化王國終於走到了窮途末路之時，只有統治著埃及的托勒密王朝還在一邊與羅馬修好，一邊苦苦支撐。 這一時期的羅馬政局撲朔迷離。龐培有不少競爭對手和敵人，許多地位顯赫的元老不願看到龐培長期手握重兵，比如卡圖盧斯。他們擔心龐培立下的偉大功績會讓其他人難以匹敵，損害元老之間相對平等的地位，創造出又一個馬略，進而威脅正常的政治運作。公元前62年，龐培凱旋。對於龐培在東方做出的安排，元老們充滿了質疑。龐培設立了一些省份，比如著名的敘利亞省，他還扶植了一些國王。至少，這些君主除了羅馬共和國以外同時也效忠著龐培本人。此時的龐培就好像十年以後的愷撒一樣，人們很懷疑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將軍是否能夠與共和國的傳統並存，他莫大的權威和巨量的財富是否會威脅貴族制的存在呢？ 面對充滿敵意的元老，龐培決定和尤里烏斯·愷撒聯手。在公元前60年的執政官選舉中，他支持了愷撒。此外，龐培還拉攏了克拉蘇。他們三人組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強大聯盟。當選為執政官的愷撒批准了龐培在東方的安排，讓龐培的老部下得到了土地。愷撒則成了高盧總督。 愷撒的舉措是頂著不小的壓力強行做出的，蘇拉似乎一語成讖。在公元前60年之前，愷撒並不算是羅馬政壇上的風雲人物。他一直都勇於對抗專斷的元老，捍衛羅馬人的自由，但他從未得到過重要的兵權。而且，愷撒看起來既不會也不能動員平民的力量來對抗元老。到了公元前60年，龐培和某些元老之間的不和終於讓愷撒抓住了一個罕見的良機。他得到了龐培這樣強大的盟友，然後理所當然地替龐培辦了事。愷撒的執政官生涯或許算是證明了他確實非同小可，而愷撒的高盧之行更是讓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龐培依然是羅馬政界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我們在前文看到的那一起街頭暴力事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鎮壓完暴動以後，龐培在公元前52年當選為前所未有的唯一執政官。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陰謀。在那一年，西塞羅是執政官，他在之前的選舉中戰勝了另一位知名的羅馬貴族盧奇烏斯·塞爾吉烏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於是，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繼續參選下一年的執政官，但西塞羅表示反對，喀提林再次失敗了。選舉結束以後，西塞羅發現了一個陰謀。據說，喀提林正計劃著顛覆元老院、謀殺西塞羅，從而奪取權位。[92]喀提林只好逃離了羅馬，去找集結於伊特魯里亞(Etruria)的一支軍隊。喀提林的擁護者也試圖在夜裡出城，但被西塞羅的人給攔住了。他們的信件暴露了喀提林聯繫高盧部落阿洛布羅基人(Allobroges)一起造反的企圖。既然證據確鑿，西塞羅就召開了元老院會議，宣布喀提林陰謀敗露。[93] 在之後的又一次會議上，元老們討論了被逮捕的這些喀提林黨羽應當受到怎樣的懲罰。[94]一些元老主張立刻將其處決，因為國家正處於危亡之際，加圖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愷撒則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完全可以把這些人囚禁起來，等到平定風波以後再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來處理，但他沒能說服大家。[95]許多元老都在讚美西塞羅，而他本人顯然還期待著第二年歸來的龐培將軍也會認可自己的做法。畢竟，西塞羅是龐培的忠實擁護者。[96]然而，龐培正受到這些元老的排擠，他無意在這種時候主動去和元老們站在一起。西塞羅大概非常驚訝地發現自己陷入了政治困境，他對喀提林陰謀所作的演說詞很快就出版了，但他的名聲依然不見起色。他還想找一位聽話的詩人來歌頌自己的成就，卻再次失敗。[97]他只好親自創作了一首長詩，描寫自己在執政官任上的所作所為。不幸的是，這首詩的內容沒能完整地流傳下來。[98] 察覺到西塞羅的地位不穩以後，他的對手開始進攻了，克洛狄烏斯就是其中的一員。他背後的家族或許是羅馬城中最為顯赫的名門。[99]克洛狄烏斯和西塞羅之間的矛盾源於當年的一起瀆神事件。據說，克洛狄烏斯現身於只有女性能夠參加的善良女神(Bona Dea)節。[100]因此，他被訴以瀆神之罪。倘若罪名成立，他會被判處死刑。儘管西塞羅和克洛狄烏斯原本是朋友，但西塞羅卻給出了證據證明克洛狄烏斯確實在犯罪現場。據說，克洛狄烏斯最後花了很多錢收買陪審團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後來，克洛狄烏斯推行法律流放所有未經審判而殺死羅馬公民者(很像格拉古當年出台的法律)。看起來，他這項法律的主要針對目標其實就是西塞羅。克洛狄烏斯還糾集人手控制了會場和城裡的其他公共場所，不少貴族都抨擊他的這種做法，但保守的元老們並沒有做出什麼反制措施，龐培和愷撒也都沒有站出來為西塞羅說話。西塞羅只得開始流亡。 為了慶祝西塞羅的離去，克洛狄烏斯摧毀了他的房子，在原址上設立起獻給自由的聖壇。這個舉動有著明顯的象徵意義。[101]克洛狄烏斯在保衛羅馬人民自古以來的自由，羅馬人最看重的權利大概就是免受專橫的官員施暴的權利。雖然我們今天看到的史料全都很仇視喀提林及其黨羽，但喀提林的陰謀似乎確實有著一定的民意基礎，伊特魯里亞地區的叛亂或許可以被視作證據。雖然即刻處決喀提林黨羽的行為發生在所謂的緊急狀態下，但普通的羅馬公民仍然有可能認為這是暴行。 公元前57年下半年，憑著龐培的幫助，西塞羅在懊悔中回到了羅馬。就在之前的這一年內，龐培和克洛狄烏斯發生了矛盾。所以，西塞羅的返回大概主要是因為龐培想要西塞羅回來幫助他限制克洛狄烏斯。現在，西塞羅還有了一位叫作阿尼烏斯(Annius)·米洛的元老朋友可以一同對抗克洛狄烏斯，正是米洛的人阻止了克洛狄烏斯妨礙西塞羅回歸羅馬。[102] 公元前53年，克洛狄烏斯和米洛都在參加競選。於是，暴力事件再度發生，並且最終導致克洛狄烏斯遇害。西塞羅在《為米洛辯護》(Pro Milone，這篇演說詞出版了，但西塞羅或許並沒有公開演說過)中聲稱米洛並非有意前去尋釁，只是恰巧和克洛狄烏斯等人一起走在前往羅馬的路上。然後，雙方開始鬥毆。據西塞羅所說，米洛的擁護者在自衛的時候意外殺死了克洛狄烏斯。[103]消息傳到了羅馬，克洛狄烏斯的擁護者們群情激奮，怒而進攻元老院。他們大概懷疑許多元老都在暗地裡支持米洛的殺人惡行(或許確實如此)，元老院被燒毀了。元老們只好任命龐培為公元前52年的唯一執政官，讓龐培帶兵鎮壓街頭的暴動群眾。之後，米洛受審並被放逐。也許他是被元老們當作犧牲品給推了出來，而龐培則又一次成了羅馬政治秩序的捍衛者。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的一系列事件最後促成了龐培和較為保守的那部分元老之間的和解。元老們現在承認龐培是享有獨特地位的將領及政治領袖，共和國的安全需要龐培來加以維護。不過，就算到了這個時候，龐培也仍然只是共和國眾多偉大將領中的一員。他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龐培一直都堅決支持獨裁者蘇拉的政治遺產，維護著元老院的權威。他或許是最偉大的元老，但他終究還是一位元老。 然而，沒過兩年，羅馬又走到了內戰的懸崖邊緣。公元前50年下半年，愷撒率軍南進。此前，他已經在高盧征戰近十年，取得無數戰果。現在，凱旋的愷撒在盧比孔河畔安營紮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愷撒渡過盧比孔河，從他統治的省份來到了義大利。羅馬即將迎來又一場內戰。 愷撒的意外之戰 以傳統的「偉人」視角來看，尤里烏斯·愷撒堪稱偉人中的偉人。19世紀的一些傳記作家與歷史學家偏愛歷史上的明星人物，在他們眼裡，愷撒審視了晚期共和國的所有危機，洞察了舉步維艱的羅馬政權，然後抓住了關鍵的歷史機遇。[104]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愷撒是體現時代精神、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歷史人物。[105]然而，到了20世紀，追隨偉大領袖的美好夢想反而孕育出種族滅絕的駭人噩夢。這些暴虐的獨夫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愷撒，而人們眼中的愷撒也被塑造成了暴虐的獨夫。[106] 愷撒天資過人，他是出色的作家、優秀的政治家、卓越的演說家，也是才華橫溢的將軍。和其他的許多羅馬人一樣，他接受過完備的教育，擁有遠大的抱負。但愷撒的志向更勝常人，[107]很少有人真的想要立下匹敵亞歷山大大帝的豐功偉績。幸運的是，也很少有人真的擁有追逐這種夢想的機會，而愷撒恰恰二者兼備。或許，愷撒之無情也勝過旁人。作為一個偉人，愷撒的一生充斥著死亡與毀滅。公元前49年的事件導致一場大戰爆發，進而動搖了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局面，乃至將其終結，深刻地影響了歷史的進程。或許，愷撒打響內戰的原因是他有了一個偉大的想法，打算給羅馬帶來一場徹底的改革，但從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有關愷撒的著述來看，我們很難說這種想法到底是什麼。 愷撒的確實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主要是在公元前46年以後，因為這個時候他終於有時間來好好地處理一下軍務以外的事情了。例如，他改革了曆法、元老院，還招募了大量的新元老。也許更能體現他雄心的是市中心新廣場的建設，在這裡，他建造了一座獻給維納斯的神廟。對於自己的擁護者，愷撒也很大方，他調整並且提升了大概三百年前定下的軍隊薪酬水平。今天的義大利北部原先是高盧人的土地，愷撒讓這個地區的居民也擁有了羅馬公民權。他還設法保障了糧食的供應，並且做出了一些改革，令有資格享有糧食供給的公民數量從三十二萬下降到了十五萬。這個舉措或許不太受人歡迎，但愷撒又推出了新的殖民計劃，讓他的老部下和某些義大利的羅馬貧民從中受益。[108]然而，愷撒的政策終究是相當保守的。在他最終打贏了內戰，擊敗了絕大多數的龐培派勢力以後，他並沒有提出什麼不合傳統的計劃，而是主張調集大量人力、物力進攻敘利亞以東的帕提亞帝國。 內戰之火引燃於公元前49年1月愷撒渡過盧比孔河之時，隨後蔓延至整個地中海世界。標誌著內戰終結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46年4月加圖自戕，或者公元前45年3月西班牙的蒙達(Munda)之戰。我們不禁會想，領導權的爭奪究竟為什麼會演變成內戰呢？愷撒給出的理由乍一看有些荒謬。在公元前50年，愷撒和龐培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此時，愷撒的代言人是保民官。隨著事態漸漸明了，這些保民官意識到雙方無法達成妥協，於是就逃跑到愷撒那裡去。愷撒最初說他率兵進攻就是為了維護這些保民官的權利。然而，假如這些保民官一開始就不站在愷撒的立場上，那麼他們的權利也就不會受到威脅了。 在愷撒渡過盧比孔河之前，元老們召開過一次會議。除了二十二名元老以外，所有人都贊成讓龐培等人與愷撒和解。換言之，我們可以說絕大多數元老都不希望雙方之間的矛盾升級為內戰。隨著戰爭的陰影越來越近，公元前50年的核心分歧點已經縮小到愷撒的尊嚴(dignitas)問題。顯然，拉丁語的「digintas」可以翻譯為英語的「dignity」，表示「尊嚴」。但這個譯法沒有抓住拉丁語原文的全部內涵，「地位」或許更為貼切。各種各樣的關係網絡是羅馬社會運行的基礎，在這樣的社會裡，人的地位有著非常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意義。沒有地位的人什麼也不是，既無法出手幫助自己的朋友，也無力打擊其對手。也就是說，愷撒絕不是單單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整個羅馬世界都拖入了內戰的泥沼。[109] 十年以前，愷撒才剛剛開始征服高盧。他固然和龐培、克拉蘇結成了政治同盟，但他顯然是較為弱勢的一方。等到十年過去，這三個人都有了不小的變化。公元前53年，克拉蘇在和帕提亞人交戰之時死於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卡萊(Carrhae)；龐培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實力；而愷撒則在戰爭中得到了財富，並且成了舉世聞名的偉大征服者。對於羅馬人而言，高盧人幾乎是來自傳說故事裡的奇特敵人，他們的服飾、語言、文化都和羅馬人截然不同。[110]從高盧凱旋的愷撒已經是一位富有而偉大的人物，他期待著自己能夠像羅馬歷史上的其他征服者一樣得到萬分的尊崇。 然而，在公元前50年，愷撒究竟要怎樣歸來成了一個大問題。元老院裡有不少人敵視愷撒，這些人還頗有信心地與龐培聯起了手。假如愷撒不以官員之身回到羅馬，那麼他很可能會遭到起訴。但如果他以執政官的身份返回，他的敵人就完全無從下手了。早在公元前52年，米洛和克洛狄烏斯的暴力事件剛剛結束的時候，十位保民官就出台了一項法律，允許愷撒享有不在場參選執政官的特權。倘若愷撒真的能夠順利地在不在場的情況下當選，那麼人們就會產生新的疑問，因為愷撒的這種做法會讓他在事實上免受法律的約束，而法律恰恰是共和國的基石。元老們向來有權質疑官員的行徑、起訴違法的官員，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給予愷撒特權的法律本就是用來制衡元老的。也就是說，讓愷撒破例的話會令愷撒超然於共和國制度之外，但如果不讓愷撒破例就違背了共和國制度(至少在明面上)的終極原則。 不過，這些法律細則的背後終究是政治。愷撒及其追隨者們擔心他的對手這次打算給其施以致命的一擊—羞辱愷撒，摧毀愷撒的政治及個人影響力。元老院則擔心愷撒這樣地位極高的個人會不服從元老們的集體決定，不合於蘇拉時代以後共和國制度的主導方針。元老們已經勉強給捍衛元老院三十年的龐培破了一次例，但愷撒的敵對勢力更強。而且，先上位的龐培現在成了元老們可以倚靠的支柱，因為龐培不會允許其他人享有和他一樣的地位。 愷撒要求免受私敵攻擊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作為高盧的征服者，愷撒當然希望共和國能夠給予他應得的尊重與榮耀。而在愷撒的對手看來，愷撒早就是一個令人生厭的傢伙，他在高盧贏得的財富、威望、人心(尤其是大量部下的忠心)只會被用來攻擊元老(以及龐培)所掌控的共和國。否認元老或者元老院的權威就等同於挑戰共和國(res publica)本身，也就等同於發起革命當獨夫。然而，如果愷撒真的按照其對手的要求放棄了官位，那麼他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真的喪命。畢竟，過去的歷史早已反覆地證明了元老會不惜一切代價剷除任何挑戰其權威之人。 愷撒的地位並不是只與愷撒本人有關的私事。他已經在身處高盧期間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私人關係網絡。士兵、軍官、提供補給的商販、蒙受過愷撒恩惠之人、在元老院裡代表愷撒利益之人全都位於這張關係網內。許多人都為愷撒出過力，他們期盼著愷撒能夠繼續向其輸送政治利益。如果愷撒遭受了羞辱或者失去了他的政治影響力，那麼這些人就得不到回報了。所有羅馬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個人的地位都關乎他人的利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反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愷撒決定站出來反對元老們踐踏保民官的權利就是因為如果他倒下了，還有很多人必定會受到牽連。愷撒等人深知歷史上元老們動用武力的先例，他們這次的對手看起來也不會手下留情。歸根結底，妨礙著愷撒歸來的不是法律規定，而是政治互信。 羅馬人走入了僵局。一些元老或許確實想要開戰，但他們的準備嚴重不足。隨著戰爭的逼近，元老們開始匆匆忙忙地召集部隊，但直到愷撒渡過盧比孔河的時候，他們的兵力都還很弱小。疏於防備的原因大概是過度自信，也許他們覺得愷撒最後一定還是會妥協的。然而，愷撒憑著他著名的「迅捷」(celeritas)行動打得對方措手不及。不過，就算愷撒已經率軍行進在義大利的土地上，他也仍然試圖和對手展開談判。這場危機出其不意。元老們低估了愷撒。 愷撒發動的這場戰爭是一個意外。愷撒進軍只是為了解決某個非常具體的問題：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隨者應該如何在共和國里自處。他們從未威脅過共和國的存在，只不過是在受到元老院內一個派系的排擠和威脅以後為自己的利益發聲而已。這場戰爭僅針對個別人，龐培派人士很快就逃離了義大利，而羅馬的其他元老並未受到傷害，愷撒和這些人沒有矛盾。在內戰中獲勝的愷撒與之前的蘇拉或者馬略都完全不同，他原諒了自己的敵人，希望求得和平。他沒有殺人樹敵，而是讓這些失敗者回到了元老院，像以往一樣正常地議事，因為這些人都屬於元老院，是共和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愷撒無意毀滅共和國。當然，愷撒的獨特地位會損害其敵人的利益，讓他的朋友獲得好處，但這本就是共和國生活的常態。 五年後的公元前44年3月，愷撒長期統治羅馬的地位給他招來了禍害，一些人嚴重質疑愷撒掌握的莫大權威是否能夠與共和國制度並存。在這幾年的時間裡，共和國政治的運行已經因愷撒的存在而發生了扭曲。不僅如此，愷撒更計劃著在東方大動干戈。假如他能夠勝利班師，那麼他的權勢就足以逼迫共和國的所有傳統精英都屈服在他的面前(雖然他們可能已經屈服了)。愷撒就是問題所在，解決之道一目了然，愷撒之死想來會讓共和國的政局恢復原貌。元老們的顧慮一以貫之：在公元前49年，他們因此不願讓愷撒以執政官之身回到羅馬；在公元前44年，他們同樣因此悍然刺殺愷撒。 得手以後，行刺者離開了龐培劇院，高高舉起手中染血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羅的名字。他們讓西塞羅來掌舵並非只因為他是名聲在外的資深元老，還因為西塞羅本身就代表著一個傳統。刺殺愷撒的行為近似於西塞羅當年清除喀提林黨羽，都是為了在非常時刻挽救共和國而採取的血腥手段。西塞羅認為自己的做法延續了自格拉古時代以來的暴力傳統。將近一百年以前，提比略·格拉古被人毆打致死；現在，卡西烏斯(Cassius)和布魯圖斯再次繼承了元老的傳統，謀殺了一位共和國的官員。在行刺者看來，謀殺愷撒只是又一次體現了羅馬人不惜以武力保衛羅馬秩序的光榮傳統。 [1] 即塞琉古王朝國王安條克十三世(Antiochus )。—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