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三十一章　伴侶

我們結婚56年了。1996年她的去世給我的生活留下了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她的溫情、智慧和風趣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力量源泉。她的愛使我得以在面對我所繼承或主動承擔的許多責任時更加自信，但她同時也在我有幸取得成功的時候防止我犯驕傲自滿的錯誤。我和佩吉有很多共同的興趣：航海、收集藝術品、聽美妙音樂、坐馬車和旅遊，尤其是在我們過「二人世界」的時候。我們很喜歡廝守在一起，也有各自的不同追求。這是我們婚姻長期幸福的關鍵。 佩吉 佩吉非常喜歡動手——種花、開拖拉機，甚至為我們在緬因州的臥室做家具。她熱衷於新鮮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鑑別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領域也是專家。佩吉並不是個敷衍了事的人，相反，她對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極其認真。她從來不滿足於坐在任何機構的董事會位置上，而是沉湎於創造性的想法，並永遠樂於參與具體的實施。在她一生的最後20年里，占用她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有兩個機構：緬因州海岸遺產信託（Maine Coast Heritage Trust, MCHT）和美國農田信託（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她對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表現出了熱情和專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緬因州駕船揚帆成了我們兩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動。我們每年暑期都會跟家人和朋友們一起，在緬因州沿著犬牙交錯的海岸線，坐著36英尺長無引擎或無桅頂單桅木帆船穿梭於各個島嶼之間，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快樂的日子。後來，我們「升級」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還是喜歡自己操縱船帆。 因為擔心我們那可愛的航船場地的未來，佩吉與我們的航船夥伴、朋友托馬斯·卡伯特聯手成立了緬因州海岸遺產信託，以幫助保護島嶼避免不當開發。主要由於托馬斯和佩吉的領導，緬因州海岸遺產信託成了一股有效的保護土地的力量，鼓勵土地擁有人獲得自己地產的保持權。這一創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緬因州海岸遺產信託能夠保護115個私人擁有的島嶼和緬因州25 000多英畝風景壯麗的海岸。 20世紀70年代，佩吉對養牛產生了興趣。她調查了美國食用牛行業，發現西門塔爾牛——那是一種新近引進的歐洲品種，比人們比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大——正越來越受歡迎。佩吉相信，養西門塔爾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種成功的希望更大。雖然家畜生意並沒有獲取利潤的保證——投入費用很高，需求不穩定，佩吉卻決定干一場。 一開始，她在哈得孫松屋養了一小群無角牛（這也是一種時尚，其一部分原因是運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給它起名叫「保持乾淨」，因為它的所有子孫後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沒有角。佩吉的純種牛立刻大受歡迎。她在石頭穀倉——那是父親於20世紀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舉辦的拍賣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買主。 佩吉很快將自己的經營從塔里敦擴展到了緬因州，並開始在紐約州的北部地區尋找土地。最後，她看中了哥倫比亞縣的利文斯頓，也就是從波坎蒂克哈得孫河往北大約75英里的地方，並最終在那裡購買了將近3 000英畝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養幾百頭西門塔爾牛。後來，她把大部分土地進行了改造，用於玉米、大豆和麥子的商業化生產。 哥倫比亞縣的美麗讓我們陶醉了。這個區域沿著哈得孫河依偎在卡茨基爾山的西部和伯克郡東部，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我們買下這塊地後，發現這裡曾經是我們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他們於18世紀初從德國萊茵蘭德移民到了這裡。當佩吉越來越埋頭於利文斯頓農場的事務時，她請建築師愛德華·拉蠟比·巴恩斯為我們設計一個住宅——我們為它取名「四季風」。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裡，每星期都會在那裡住上一兩天。她去世以後，我保留了那個農場，雖然我每年只能去幾次。 在越來越多地介入哥倫比亞縣養牛和農耕事務後，佩吉加深了自己對現代農業中新經濟形勢的認識。由於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場一體化的出現，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經濟資源已經成為不被淘汰出局的關鍵。與此同時，不可阻擋的城市區域的擴張刺激了一股在郊區開發的浪潮，結果不顧土地的質量如何，也不顧對子孫後代的後果，國家大量的最好農田被吞噬了。哥倫比亞縣以及美國東北的其他地區曾經被小型家族農場所包圍，但如今，許多農場主已經在壓力面前退縮，將自己的土地高價賣給了開發商。大片的郊區住宅出現在了從前的農耕地區。 為了阻止這種潮流，佩吉在1980年幫助組建了美國農田信託。美國農田信託並不是要阻止所有開發項目，而是要規範這種雜亂無章的局面，同時領導保持農田的事業。在這裡，一個關鍵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權，允許土地所有人就他們自己不動產的未來使用方式設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制條件，比如要求局限於農業目的或維持其「永久荒野」狀態。美國農田信託還遊說州政府撥出專款，設立永久性經濟儲備，以獲取這些地役保持權，並因此為小農場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們繼續留在農業領域。 雖然在農耕地區的開發壓力在繼續加劇，但美國農田信託在保護全美各地易被侵占的區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個州如今已經有了地役權購買計劃，數百處場地已經設置了農業保持區域規劃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託及其他創造性計劃，以確保農民能夠繼續從事農田耕作。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經產生了各自不同的興趣，都很耗費時間，且相互沒有什麼關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兩人也許會逐漸疏遠——過著各自的日子，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們都見過朋友和家庭成員發生的類似情形，但我們沒有讓它出現在我們身上。我們自覺地努力理解對方，支持各自的興趣和活動。由於我們同時還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因此我們的生活還有一種非常幸運的平衡。我很高興能夠為她的幾個機構提供經濟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別感興趣的機構方面提供了幫助。我們的伴侶關係持久而充滿溫情。佩吉是個十全十美的夥伴。 政府 我估計，如果我追尋了我可以獲得的進入政壇的任何機會，我與佩吉的關係都會受到威脅。事實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不停出差，參加多種公共活動，應酬極其頻繁。在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這並不是她樂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會要求我履行更加沉重的義務，很可能會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興自己沒有付諸嘗試，不過我也的確放棄了一些很誘人的機會。 最不尋常的機會是內爾森提供的——1968年6月，甘迺迪遇刺後，內爾森提議要我就任羅伯特·F·甘迺迪的參議員的職位。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內爾森是否當真，因為他還同時邀請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約翰和我侄子傑伊·洛克菲勒。雖然我確實很動心，但我想起甘迺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甘迺迪為司法部部長時所遭受的批評，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責有裙帶關係，因此我謝絕了內爾森的提議。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還不得不謝絕了內閣級別的任職機會。理察·尼克森就提議了兩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總統組織自己的內閣時，內爾森告訴我，尼克森希望我擔任財政部部長。我告訴內爾森，我希望不要考慮我，因為我剛剛被推選為大通的董事長，憑良心說不能在關鍵時刻卸任。內爾森將我的決定轉告了尼克森和他的顧問們。 幾天以後，我到紐約的皮埃爾飯店禮節性地拜訪新總統。新任命的司法部部長約翰·米切爾——我認識他已經很多年了——和尼克森的首席政治顧問布賴斯·哈洛也在場。雖然我們交談了將近兩個小時時間，涉及許多話題，包括當時與蘇聯的關係以及國內控制通貨膨脹的措施，但讓我覺得吃驚的是，尼克森從來沒有提及，甚至沒有拐彎抹角地說到財政部部長職位的事情。他不喜歡被拒絕，因而我估計這是他表達自己不悅的方式。 5年以後，尼克森更加正式地邀請我擔任財政部的職務。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運期間，也就是「水門事件」即將接近尾聲的階段，我因為銀行的業務在中東訪問。我剛剛抵達科威特，正要動身去會見埃米爾國王，這時我接到亞歷山大·黑格將軍的電話——當時他是尼克森總統的助手。黑格告訴我，喬治·舒爾茨作為財政部部長正要卸任，而尼克森希望我能接替。將軍請我立刻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見面。我告訴他，我的中東之行剛剛完成一半，還計劃了與沙烏地阿拉伯、波斯灣各國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級領導人們會談，而且在開羅還有一個與薩達特的關鍵會議。鑒於此，我解釋說，縮短我的旅程會十分尷尬。黑格非常堅持，強調說是尼克森本人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向他保證回到美國後立刻前往華盛頓。 2月初，我從開羅回來的那天早上就飛往華盛頓，與黑格討論會談事宜。從我們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發現，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須執行總統的命令，而我自己對政策制定方面的貢獻將很有限。幾年以前，尼克森總統在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徒勞無功的努力中，曾經對工資和價格實施了控制，而我感覺更多的類似措施還會出台。由於我自己的個人傾向是讓市場具有更自由的約束力，因此我很懷疑我作為尼克森內閣的一名成員將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所有這些嚴重的經濟問題——通貨膨脹惡化、生產增長率下降、外貿當前賬戶赤字加劇，以及石油危機本身——需要採取的是強硬的措施。我覺得由一個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這些強硬的措施強加給滿心不情願的公眾，至少是很尷尬的，而且我感覺我很可能最終成為不受歡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於大通本身也面臨一些難題，我很懷疑在這種關鍵時刻離開大通是否妥當。考慮到所有這一切，我彬彬有禮地謝絕了總統的提議。幾天以後，財政部原副部長威廉·西蒙——所謂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爾茨的職位。 政治方面的考慮與我謝絕這些官位有很大關係（包括1979年卡特總統跟我談起的財政部部長和美聯儲主席職位），同時我對銀行的承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不僅僅是一個方便的藉口，我對大通有一種強烈的忠誠感，對與我共事和我為之效力的人們有一種責任感。此外，我極其喜歡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夠作為一名「沒有職責範圍的大使」而取得許多成就，造福美國。 在銀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經常代表銀行會見我所訪問的國家的高層政治領導人。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國務院——偶爾總統也會——請我代表他們執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務。例如，在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瓦文薩被鎮壓以後，我幫助維持了與賈魯澤爾斯基政府的「後門」的暢通；1981年年初，在羅納德·里根總統的要求下，我號召美國商業界支持牙買加新當選的愛德華·西加保守政府。 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裡，許多人聲稱這些活動是不合適的，干擾了我在銀行的職責。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動的結果是與外國政府建立了更好的關係，同時加強了美國內部公私界之間的合夥關係。進一步說，我那些所謂的外部活動給銀行帶來了很多好處，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銀行在全世界的名聲方面。 我對自己的政治或經濟信念從來都不是很教條。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現實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在孕育經濟增長、創造一個更加安全和繁榮的社會方面——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來，單獨依靠政府或者單獨依靠市場來解決所有問題、驅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實際的。政府應當制定並推出規則，但規則的實施應當留給私營部門。當這兩個方面密切合作的時候，最佳結果才能出現。 慈善事業 父親最喜歡的《新約》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的寓言。大多數人都熟悉這個故事：一個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襲擊，被毆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視而不見，直到一個行善的人——他所屬的一幫人當時被認為是不可信的危險之徒——停下腳步施以援手，救了那個人的命。你的鄰居是誰？你對他有什麼義務？這是故事的要點。對於父親來說，其中的道德觀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鄰居。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每天早飯前的祈禱中，父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強調這一點：你必須像愛你自己那樣愛你的鄰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爾在波坎蒂克山的聯合教堂為紀念父親而為百葉窗選擇的主題——是父親一生的象徵，在激勵他做善事。對於他來說，慈善事業就是當個好鄰居。 父親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動，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員——包括我——樹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榜樣。除了將自己的大部分個人財富捐獻給慈善機構以外，他還證明了慈善機構這個「第三領域」可以扮演一種重要角色，幫助社會找到辦法來解決社會上最普遍、最頑固的問題，同時起到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寶貴的橋樑作用。在我看來，這是他留下來的最珍貴的遺產。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親，向各類非營利機構捐款。我還與洛克菲勒大學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關係，這種參與讓我有種巨大的滿足感。 洛克菲勒大學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類」——是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反映了祖父和父親對自己的財富應當得到明智應用的深深擔憂。他們意識到，公共衛生方面的進步關鍵取決於了解人體和疾病性質方面的科學進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召集了一批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他們分別從事心理學、解剖學、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研究，並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設備設施，同時強調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須免於外界的壓力和影響。 洛克菲勒大學在20世紀席捲生命科學的科學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細胞生物學的原理就是在這所大學的實驗室誕生的。正是在這裡，佩頓·勞斯第一個證明病毒致癌。正是在這裡，DNA的雙螺旋結構的某些謎團被破解。如今，大學的80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由某個高級科學家負責——是經過了一條漫長的道路，從一個世紀以前的六七個實驗室發展起來的。分子遺傳學家、理論物理學家、神經病學家、免疫學家、分子生物化學家、生物物理學家以及許多其他科學家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圖像顯示器和高速計算機——不斷提高著人類的認識。他們為提高我們對細胞功能的認識作出了貢獻，幫助繪製了人類基因組圖，勾畫了人類生命的重要特徵——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僅僅是戰勝人類最古老的敵人，而且還包括人類壽命本身的延長。 洛克菲勒大學繼續保持全世界醫學研究機構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年來一直在該大學工作。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家族對洛克菲勒大學的支持表明，擁有巨大經濟資源的個人能夠通過頻繁而慷慨的慈善行為來促進、改善社會的總體福祉和進步。 央巴卡帝洛中心 與許多人的觀點正相反的是，掙錢的能力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關鍵衡量因素。利潤的誘惑產生了就業，創造了財富，以任何其他社會或經濟體制所無法實現的方式賦予人們力量。正因為此，誰都不應當因為賺錢而感到愧疚。 同樣，誰也不應當因為審慎冒險而感到愧疚。這是我從熊彼特那裡學到的一個基本真理。熊彼特認為，如果沒有企業家願意把新產品和新創意帶到市場，如果沒有投資人願意為之投入資金，那麼真正的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實現。正如我們在20世紀學到的慘痛教訓一樣，那時就只有政府來控制生產要素，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蘇聯和東歐田園荒廢、工廠凋敝，亞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幾十億人民生活窘迫。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長期投資——經歷了各個不穩定和危機階段——有力地證明了我願意承擔與收益前景相伴的風險。也許，我這種冒險意願表現得更加強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稱作「西部洛克菲勒中心」的舊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是舊金山通過聯邦城市更新程序決心重振破敗的碼頭區沿線商務中心區的一次努力，通過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來吸引夠資格的開發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蒙哥馬利大街以東的市中心地區大部分都是擁擠不堪的破落貧民窟、農產品市場和廉價旅館。在精明能幹的賈斯廷·赫爾曼的領導下，為重振這個歷史區域成立了舊金山再開發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賈斯廷的設想與父親通過建設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頓中心區的希望驚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個合夥企業——合伙人中還有德克薩斯開發商特拉梅爾·克羅、亞特蘭大建築師約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溫斯羅普，擬投標競買舊金山再開發署出售的一塊土地。我們建議建設一個飯店和4棟辦公樓，連接各樓宇的是廣場和人行道，廣場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積可用於餐館和商店。該設計很有創新性，方案很快獲得了舊金山再開發署的批准。我們的合約要求我們在10年期間分別按順序清理場地並建設那5座大樓。我們說服了保德信保險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為我們50%的合伙人，並提供建設融資。 我們於1971年開始動工，並在接下來的3年里完成了兩座辦公樓和凱悅飯店（Hyatt Regency Hotel），將波特曼簽字的門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們工程完工的時候，舊金山的經濟蕭條使房地產市場疲軟了下來。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辦公樓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樓（EC3）沒有一個租戶簽約，這時，保德信保險公司拒絕在EC3占有實資——儘管如果我們繼續建設的話，它仍然有義務提供抵押融資。因此，1976年，隨著因其他經濟問題克羅和波特曼分別退出央巴卡帝洛項目，溫斯羅普的財產執行人又不願意投入更多的資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徹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單幹。如果我退出這個項目，與舊金山再開發署簽署的協議將禁止我參與EC4的建設。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資，則要求我提供全部6 000萬美元的資金——相當於信託基金之外我個人的淨值——以及每月100萬美元的額外資金，直至形勢扭轉。因此，如果我繼續進行這個項目，而蕭條的形勢繼續下去，我個人就有破產的危險。 雖然迪克·迪爾沃思和我的其他顧問們都告誡我不要冒這種額外的風險，我還是決定冒一次險。我相信，一旦蕭條期結束，央巴卡帝洛的面積就會炙手可熱。儘管如此，自己單獨幹下去的風險還是巨大的。 單幹頭3個月的形勢沒有看到什麼希望。大樓自1976年夏天完工後長期閒置。我們夜裡一直開著燈，這樣大樓就不會黑漆漆的。但是，從凱悅飯店的窗戶往外看，實在無法讓人感到寬慰——除了夜間警衛外，出租樓房裡空無一人。 謝天謝地，舊金山市場很快扭轉了局面，租戶們開始承租EC3了。到了1977年年中，租金已經達到了扭虧為盈的水平。保德信保險公司同意為EC4提供抵押融資，並央求我允許他們在實資投入方面也投入他們相應的股份。我同意了，但前提是他們必須以較高的新評估價格買回他們在EC3里的50%股份。這樣，我不僅收回了我在EC3里的投資，而且收回了在整個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里的投資。我為了繼續從事該項目而冒的風險，為我贏得了豐厚的回報。 數年以後，我們擴展了該項目，增建了央巴卡帝洛西區，結果該新投資毀在了1989年的房地產市場疲軟和港灣地區地震的形勢下。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需償還的巨額貸款，央巴卡帝洛西區在破產的邊緣「晃悠」著。但是，我依舊對舊金山的長期前景抱有信心，儘管我的顧問們猶豫再三，我還是決心堅持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舊金山民眾的協助下——他們對城市的迅速發展感到震驚，投票支持嚴格限制新商業建築項目，房地產市場得到了恢復。1998年，由莫特·朱克曼控制的房地產公司——波士頓不動產公司——用18億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央巴卡帝洛中心的所有辦公樓。由於我從波士頓不動產公司那裡獲得的是債務形式的付款，因此我在央巴卡帝洛仍然有間接的風險，但在此過程中，我分散了自己的投資，包括美國各地主要地區黃金地段的不動產。 我與央巴卡帝洛中心項目30年的交易使我獲取了利潤，並幫助啟動了舊金山富有悠久歷史的市中心和碼頭地區的振興。正如洛克菲勒中心的開發一樣，央巴卡帝洛項目表明，當經過深思熟慮的政府領導人與甘冒風險的資本家們聯手致力於改善城區環境的時候，造福的是社會。 今天和明天 在我87歲的時候，我的生活依然繁忙而充實。我還在四處奔波出差，為了生意，也是為了享受。我去泰國北部、寮國、緬甸、中國西部旅行，還愉快地乘船遊覽了蘇格蘭的赫布里底群島和亞馬孫的里奧內格羅。最近這些年，我經常跟我的家人一起旅行——自從佩吉去世後，他們都想方設法地寬慰我。雖然他們中間只有幾個人住在紐約，但他們常常來看我，並且只要來到紐約，就把我在曼哈頓的家當做他們的活動基地。 隨著我的孩子們年歲越來越大，他們每人都發現了自己樂在其中的特殊興趣領域，並通過這些興趣為我們所在的社會作出了貢獻。從許多方面說，我覺得我最感到驕傲的成就——主要歸功於我妻子佩吉的成就——是這6個生龍活虎、聰穎智慧、矢志不移的孩子。雖然我們過去對許多事情都有過分歧，對世界的認識至今還很不相同，但我現在意識到，他們已經跟我一樣堅決地繼承了遺產，運用了他們的資源來改善世界，或至少在努力改變著世界。我為他們每一個人感到無比自豪。 成功與幸福的要素 回顧我的一生，我意識到我實在是非常幸運。因為祖父和父親，我繼承了大量的財富，使我能夠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時無須擔心從哪裡獲得經濟來源。我同時意識到，如果沒有父母的明智教導，那麼這些繼承下來的財富就會成為一種詛咒，而不是福氣。幾十年來，有不少這類顯而易見的令人遺憾的例子。幸運的是，我的父母在用愛和尊重待我的同時，還樹立了一個社會責任感的出色典範。有了這樣的背景，我才能努力安然度過青少年期間的常見危險——使這種危險更加複雜的是社會對富家子孫的嫉妒和吹毛求疵。 除此以外，我還有幸擁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體。事實上，我至今仍每星期在健身房運動幾個早上。因此，我能夠保持廣泛興趣而不感覺壓力巨大。在大多數情況下，我一天所做的事情只限於工作時間。 通過了解身邊的世界，尤其是繁忙的工作、娛樂和旅行過程中的細緻觀察，我的生活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在人生的許多事件中，無論大事小事，也不論重要與否，我都找到了無窮的樂趣。 我的滿足產生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喜歡結識來自各行各業、不同種族和國籍、觀點各異的人們。這並不是說我喜歡自己遇到的所有人。有些人讓我不勝其擾，有些人讓我望之生厭。但是，與人相處使我充滿活力，也使我的人生富有意義。我的家人和親密朋友們給了我年輕時缺乏的自信。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我每天遇到的許多事情就會顯得充滿威脅，生活就會變得緊張驚慌，而不是激動人心、其樂融融的挑戰。 儘管我經歷過失望、挫折，以及不快樂的時期，但我在生活中找到了巨大的滿足和享受。這主要是因為我父母制定的原則，以及我妻子、孩子們和許多朋友們的大力支持。 這真是愜意的一生。 專業術語叫「雜合型」，也就是說無角公牛的無角基因占主導地位，能抑制有角母牛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