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八章　邊境以南

1981年我從大通退休後，有機會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就開始的對拉丁美洲事務的持久興趣上。事實上，我個人與拉丁美洲的這種關係可以追溯到1946年年初我和佩吉在墨西哥度過的第二個浪漫的蜜月。內爾森曾經為我和佩吉給他在墨西哥活力四射的藝術界朋友們寫過介紹信——他在戰爭期間曾經與那些朋友們一起合作過，因而我們遇到了一些後來成為終身朋友的人。 訪問了墨西哥城以後，我和佩吉租了一輛汽車，雇了一名司機，往北參觀了聖米格爾–德阿連德、瓜內瓦托和曼薩尼約，然後往南遊覽了普埃布拉、奧里薩巴和瓦哈卡。那次旅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風景如畫的村莊裡，身著艷麗服裝的人們潮水般地涌到集市，從煎玉米卷到漂亮的手工藝品，很多東西都在那裡出售；墨西哥峽谷邊緣迷人的西班牙城市普埃布拉盛產美麗的陶器，我們忍不住買了一些。我們還更多地了解到了這塊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古老的奧爾梅克文化、瑪雅文化以及阿茲特克文化的遺蹟隨處可見。 巴西的遭遇 到了1948年，我已經開始為大通到拉丁美洲大量出差，開始時是加勒比、巴拿馬和墨西哥。逐漸地，我學會了西班牙語，雖不精通，但足夠應付工作，並且很快喜歡上了拉丁美洲人熱情好客的個性。 1948年，給我第一次為大通出訪巴西增添激情的是有機會與內爾森一起訪問他非常熟悉且深信其具有無窮經濟潛力的國家。我們的旅程從偉大的工業城市聖保羅開始。在那裡，他把我介紹給他的許多朋友，包括我們的東道主沃爾瑟·莫里拉·薩爾斯。沃爾瑟是個銀行家、農學家、政治家、前巴西駐美國大使。他陪伴我們遊覽了巴拉那州、聖保羅州和馬托格羅索州。從那時起，我們之間珍貴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 咖啡是巴西的主要出口產品，而沃爾瑟是巴西最大的咖啡種植商之一。他的種植園——馬唐——種植的咖啡樹超過100萬棵，那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象。沃爾瑟是位有教養的紳士，對藝術的興趣十分廣泛。他優雅、謙卑，是巴西第三大銀行的董事長、主要股東，在巴西各地的工業企業里擁有大量的股份。 在我們為期一周的旅行中，有一站是南馬托格羅索州一個巨大的牧牛場，位於同巴拉圭交界的荒蕪的邊境上。牧場的地理位置在南美洲的中央，有著大量的野生動物——猴子、鸚鵡、美洲豹和美洲鱷等。牧場的英國主人想賣掉它，因為他們的經理被當地印第安人謀殺了。沃爾瑟組織了一個銀團要買下牧場，並邀請內爾森加入其中。我迷上了它浪漫僻靜的情調以及它的經濟潛力，便請求也參與一小股。在後來的20年當中，我多次到過該牧場。 1967年，內爾森需要現金來支撐自己的下一次總統競選，便請我購買他在牧場裡的股份。我略帶猶豫地答應了，因為我意識到我將不得不更多地介入牧場的管理，可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經過與沃爾瑟討論，我們決定買下銀團里其他人的股份，請羅伯特·O·安德森——我在芝加哥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他——成為我們的搭檔。鮑勃（羅伯特的暱稱）除了擔任大西洋煉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以外，還擁有美國最大的牧牛場之一。他承擔起了牧場的經營責任，並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放養的牛群超過了9萬頭。1980年，我們將牧場賣出，賺取了一筆可觀的利潤。 寡頭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時代 在拉丁美洲做生意與在紐約或者倫敦經營銀行業務完全是兩回事。這裡的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由一小批有權有勢的寡頭政治家操縱著。雖然北美風格的民主機制也存在於幾個國家裡，但大多數國家是由獨裁政權控制的：阿根廷的詹·貝隆，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特魯希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爾、委內瑞拉的佩雷斯·吉梅內斯、秘魯的曼紐爾·奧德里亞、巴拉圭的艾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巴西的蓋圖利奧·瓦加斯。 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外人物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領導人都是忠誠的民族主義者，對美國充滿了戒心。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多數拉美國家都已經建立了集權主義政府，保持或重新實施了類似於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提倡的保護主義政策。普雷維什是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的第一任秘書長。他和他的同事們曾經斷言，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長維繫不了多長時間，因為全世界對這個地區的主要出口產品需求降低，而該地區又沒有能夠發展一個能生產出口型競爭性產品的強有力的製造業。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解決方案是，將拉丁美洲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從類似咖啡、糖和礦產品這樣的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領域轉移到創建能夠生產進口替代品的製造業，同時鼓勵加大拉丁美洲內部的經濟合作和一體化。普雷維什爭辯說，臨時性質的保護主義使得企業家們能夠加強自己的經濟力量，並實現多樣經營，同時保護自己不致遭受國外競爭的破壞性打擊。這一「處方」在拉丁美洲各地得到了廣泛應用。 不幸的是，保護主義以及維持保護主義所需要的更強大的政府力量在比較大的拉丁美洲國家中成了一種永久性——而不是臨時性——的政策。其結果是，外國投資和貿易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並在60年代加速惡化。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原則不僅沒有能夠刺激當地競爭型製造業的發展，而且還導致了高通貨膨脹率，從而抑制了經濟增長，讓原本已經十分惡劣的社會條件「雪上加霜」。這些後果是災難性的、持久性的。1945年以後，拉丁美洲的經濟在40年間一直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歷史上在拉丁美洲主要國家中最富裕的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義大利的兩倍。到了1960年，阿根廷喪失了自己的優勢，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落後於義大利，並被新近工業化的東亞各國超越。這種落後現象出現在了拉丁美洲的每一個國家。 內爾森與睦鄰政策 相對於美國與歐洲、遠東，甚至中東的關係來說，拉丁美洲的重要性從傳統上說一直處於次要地位。事實上，自從詹姆斯·門羅總統於1824年公布其對外政策原則（即門羅主義）以後的那些年裡，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的特點就是長期忽略，只是階段性地對一些國家進行政治和軍事干預，比如古巴、墨西哥、巴拿馬和尼加拉瓜。 即便是羅斯福總統的睦鄰政策，更多的也是承諾不再直接干預其他共和國的事務，而不是援助和合作計劃。但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結束的時候，美國採取了一種更加進步的政策，並實施了其中的一部分。羅斯福總統於1940年任命內爾森就任新設置的泛美事務司協調官一職。內爾森給自己的任務下的定義是，向拉丁美洲人表明美國真的是個「好鄰居」。 內爾森組織了一支出類拔萃的隊伍。他們一班人針對拉丁美洲在公共衛生、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的根本問題制訂了各種計劃。內爾森還啟動了一種「文化外交」政策——贊助使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廣播電台；聘請沃爾特·迪士尼和奧爾遜·威爾斯製作具有拉丁風情的影片；派芭蕾舞團、合唱團、音樂家和學者到拉丁美洲考察，並歡迎拉丁美洲的同行們到美國訪問。他培養了與每個國家領導人的感情，並通過他與人相處的魅力和技巧，為美國在整個美洲半球結交了許多朋友。 內爾森為建立美洲國家新型的相互關係奠定了基礎——那是美洲半球中一種真正的經濟和政治夥伴關係，而不僅僅是安全聯盟。他的最偉大的時刻大概要數1945年2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查普特佩克會議。就是在那裡，當時擔任負責美洲共和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內爾森在戰後國際機構的結構問題上，使西半球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他戰勝了重重困難，在那年春天於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組織大會上，將這些國家拉到了美國的陣營中。 內爾森的成功是以他在國內的犧牲為代價的。由於他喜歡獨立行事，國務院的外交家們疏遠了他。他們覺得，控制政策的應當是他們，而不是他。隨著他的「師傅」羅斯福的去世，內爾森很快發現自己的行動處處受限，提出的意見也無人理睬。1945年年底，他辭職回到了紐約。 沒有了內爾森的積極倡導，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立刻變了。在戰爭期間，拉丁美洲人誤以為一旦危機結束，美國就會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支持。事實上，這種兌現微乎其微。相反，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將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投入到了西歐和日本的戰後重建上。拉丁美洲得到的基本上只是家長式的告誡和說教。 隨著政府援助的減少，內爾森把自己的工作重點從拉丁美洲轉到了私營部門。1947年年初，他成立了國際基本經濟公司（International Basic Economy Corporation, IBEC），作為投資於拉丁美洲生產型企業的載體。內爾森是主要股東，但父親、我的哥哥們和我自己也都持有股份。我的100萬美元投資動用了我的信託基金，我想表明自己對內爾森工作的大力支持。國際基本經濟公司在委內瑞拉投資超級市場和一家魚類罐頭食品廠，在巴西投資穀物倉庫、一家農機公司和美國之外的第一家共同基金。 甚至在國際基本經濟公司之前，內爾森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成立了美國國際經濟與社會發展協會（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A）。這是一家非營利機構，為該地區各地提供技術援助。後來，內爾森又在巴西組建了國際基本經濟公司研究院，對雜交玉米、大豆和咖啡作物進行基礎科學研究。我在美國國際經濟與社會發展協會理事會中任職，後來又掌管了研究院的理事會。該研究院在提高作物產量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巴西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 內爾森在戰爭時期與拉丁美洲的交往，以及後來他通過私營部門產生的影響，使他在該地區各國贏得了極大的尊重和由衷的感激。我相信，在當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他那樣受到普遍的歡迎。內爾森從自己在那裡取得的成就和建立的大量友誼中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我的感覺是，他把自己在拉丁美洲的那些年看成是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穫的日子。 進步聯盟 20世紀50年代的那10年，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日趨緊張。造成這一結果的因素有許多：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情緒高漲；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情況；195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瓜地馬拉政變導致人們認為美國傾向於獨裁而不是民主。1958年，副總統尼克森訪問南美期間，這種憎恨情緒達到了高潮：迎接他的是秘魯和委內瑞拉咆哮的人群和大型的反美示威遊行。那次經歷，以及幾個月以後卡斯特羅在古巴的勝利，迫使艾森豪威爾以及當時的甘迺迪政府重新評估美國對該地區的政策。 1961年年初，甘迺迪總統宣布的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在整個西半球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該聯盟的根本宗旨——「調動美洲各個共和國人民和政府的全部力量，攜手努力，加速拉丁美洲各個加入聯盟的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非常及時、非常必要。它所設定的目標——在整個西半球實現2.5%的經濟增長率、實施一系列社會和政治改革——獲得了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廣泛支持。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我堅決支持總統的舉措，絕不僅僅是因為它意味著能夠有力地對卡斯特羅的古巴政權及其對西半球其他地區構成的威脅作出回應。但是，我認為，該聯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是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的一個機構，而美國的策劃者們堅定地傾向於由國務院來指導經濟發展。他們認為，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拉丁美洲各國必須達到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產生效果的最快捷途徑就是由政府負責。 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政治領導人都傾向於認同這種方法。1961年8月，在烏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參加進步聯盟組織會議的總統和總理們熱烈擁護甘迺迪的提議，以及他承諾的美國的大量援助。唯一例外的是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老朋友、秘魯總理佩德羅·貝爾特倫。佩德羅敦促——當然帶著外交家的克制——加強私營部門的作用，消除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所設置的限制。不幸的是，佩德羅的請求受到了冷落，因為西半球各國在華盛頓「新邊遠地區工作者」的慫恿下，急急忙忙開始實施拉美馬歇爾計劃。 組織美國私營部門 為了動員商務界支持進步聯盟，同時為了堵住私營部門的嘴，甘迺迪政府設立了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Commerce Committee for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COMAP），由商業部部長盧瑟·霍奇斯領導。格雷斯公司首席執行官、長期熱衷於拉丁美洲事務的R·彼得·格雷斯被任命為理事長，我和20多位商人成了理事會成員。 儘管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公共關係工作，但甘迺迪政府對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熱情很快就消退了。到了1962年年初，甘迺迪總統要求國會劃撥給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10億美元資金被砍掉了一半。為了尋求支持，彼得·格雷斯代表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寫了一篇長達140頁的報告，譴責國會並要求25億美元援助資金。 雖然我同意彼得關於美國必須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說法，但我認為在資金方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感覺彼得過於沉湎於「共產黨的威脅」，甚至願意為此犧牲一切，包括經濟常識。我與當時的花旗銀行總裁沃爾特·里斯頓、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董事埃米利奧·科拉多（皮特）和同意我觀點的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成員進行了交流。我們發表了一個聲明，反對彼得的立場，敦促對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進行一次評估。 我們建議重新確定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方向，側重於「私營企業與投資」的作用，把「根本重點放在總體商務氛圍上，作為社會發展和改革的前提條件」。我們敦促該地區各國政府取消外匯控制、抑制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並「取消那些限制企業而保護當地的高成本壟斷的其他控制網絡」。 總體來說，我們強調，自由企業必須成為拉丁美洲經濟增長的真正基礎，而「美國必須改變其角色，不再把重點放在短期的治標型經濟目的以及全面社會、經濟改革方面的建議上，而應著重於營造適當環境的較長期目標，讓市場自由在人們的認識當中重新回到應有的位置上：即市場自由是社會自由和繁榮的一個主要支柱」。 我們對美國官方立場的直接挑戰遭到了拉丁美洲的普遍譴責，譴責我們公然侵犯國家主權，為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入侵作掩護。 要說服美國政府轉變方向，僅僅用語言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私營部門的協同努力。因此，1963年夏天，我開始聯繫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成員和著眼於拉丁美洲的美國其他商務機構的領導人，鼓勵大家開會討論組建一個新的機構。大家的反響非常熱烈。1963年10月15日，我們成立了拉丁美洲商務組織。 與此同時，我遊說甘迺迪政府，讓私營部門在拉丁美洲政策的制定方面獲得更多的發言權。我與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會談了兩次，以促成此事。麥喬治·邦迪一定是說服總統相信了對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批評意見是有益的，因為總統給我寫信說，我們的機構可以「提供一種特殊的機會，在美國與拉丁美洲事務的某些方面改善美國政府與商務界之間的磋商」，並請我們為了這個目的定期與聯邦政府機構協商。在1963年11月19日為此專門安排的會議上，我們與國務院高級官員們討論了我們的擔憂。很顯然，甘迺迪政府準備考慮對它的拉丁美洲政策進行真正的修訂。悲慘的是，3天以後甘迺迪總統被刺身亡。 與甘迺迪並肩作戰 我第一次遇見甘迺迪是1938年在美國大使館他為他妹妹凱瑟琳舉行的「走上社會」宴會上。雖然我們是哈佛大學的同學，但不屬於同一個交際圈。我們再次相見的時候，幾乎過去了20年。此時，傑克（約翰·甘迺迪的暱稱）已是美國的參議員，民主黨內領先的總統候選人。我曾經為了與銀行有關的事情在華盛頓拜訪過他幾次，而他也來我們在紐約的家看望過我和佩吉一次。 傑克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知識非常淵博。雖然我們在一些國內政治問題上觀點各不相同，但在美國整體外交政策上意見一致——尤其是在蘇聯所構成的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威脅，以及美國在國際上帶頭遏制這種威脅的必要性方面。 1958年，傑克被推選加入哈佛大學的理事會，而我也是該理事會的成員。傑克認為那是一大榮耀，我也有同感。在他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這是他考慮繼續為之服務的為數不多的私人機構之一。雖然他後來再也沒有在劍橋參加過理事會會議，但他邀請我們在華盛頓舉行過一次會議，並在白宮主持了晚宴。當時，我有幸被他邀請坐在了他的身邊。 1962年5月，我和佩吉在白宮參加為著名法國作家、文化部部長安德烈·馬爾羅舉辦的宴會。在招待會上，總統把我拉到一邊，簡短地交談了一下美國的經濟狀況。我們分手的時候，他請我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文字。我很快照辦了。總統接著給我回了一封信。雖然我們之間的分歧十分明顯，但我們都同意，削減賦稅有助於蕭條的經濟復甦。亨利·盧斯請求看看那些書信，覺得非常吸引人，便在1962年7月將其發表在了《時代》雜誌上。 傑克的總統任期很短暫，甚至沒有留下多少立法方面的功績。但是，他的個人魅力、智慧和巨大的勇氣使他深得人心，加上他遇刺身亡的悲劇事件，他已經成了一個神話般的人物。 甘迺迪的死中斷了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的承諾。雖然我相信該聯盟最初的重點是錯誤的，但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正如許多其他問題一樣，甘迺迪已經從自己的錯誤以及他的顧問們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如果他沒有遇刺身亡的話，私營部門將在這個半球的經濟發展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事實上，到了1963年年底，甘迺迪政府已經轉移了自己的工作重點，開始敦促拉丁美洲各國修訂各自的保護主義政策。 然而，刺殺事件發生以後，新政府沒有完全抓住這個機會。雖然負責拉丁美洲事務的能幹的助理國務卿托馬斯·曼盡了最大的努力，約翰遜執政的白宮卻疲於應付美國自身的「向貧困宣戰」（War on Poverty）和發生在越南的真正的戰爭，對拉丁美洲失去了興趣。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逐步變得無足輕重。直到又一個20年後，影響拉丁美洲政策的又一個機會才出現。 協會與中心 由於拉丁美洲事務在華盛頓被擱置起來，所以只有私營部門來收拾「殘局」了。1965年，我擔任了美洲協會及其新的文化附屬機構——美洲關係中心（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CIAR）的理事長。協會的工作重點是加強美國私營部門在拉丁美洲的介入，努力提高美國公眾對拉丁美洲豐富的文化遺產的認識。 從一開始，協會的成員構成就包含了美國許多最大、最重要的公司，代表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總投資的90%左右。由於這個原因，協會很快就成了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方面持續不斷的爭論中的一個關鍵角色。 而美洲關係中心的作用則是向紐約人和來自其他地區的美國人介紹拉丁美洲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的精湛技藝和文風異彩。美洲關係中心舉辦了各種活動，包括在紐約為哥倫比亞大畫家費爾南多·博特羅舉辦的個人作品展；贊助索斯比拍賣公司第一次拉丁美洲藝術品紐約拍賣會，結果促使索斯比拍賣公司和嘉德拍賣公司開始自己拍賣拉丁美洲藝術品；補充拉丁美洲大作家作品的英文翻譯，包括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出版了《評論》（Review）雜誌，這是一份文學季刊，25年來一直在為美國公眾介紹出類拔萃但知名度不是很高的拉丁美洲作家。 家裡的天使 1965年，協會和美洲關係中心在紐約的上東區幸運地獲得了一個永久的「家」。我們的捐助人是我姑媽貝西·洛克菲勒的女兒瑪格麗特·德奎瓦斯。貝西於1906年去世，當時瑪格麗特只有8歲。她是在歐洲由保姆養大的，無論是她父親還是家族的其他成員都沒有怎麼照看過她。祖父非常寵愛自己的大外孫女。貝西是他最喜歡的孩子，她的去世對於他是一大打擊。他經常邀請瑪格麗特到佛羅里達州的塔里墩和奧蒙德比奇。我第一次遇見瑪格麗特就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佛羅里達看望祖父的時候。雖然她比我大將近20歲，但我們成了好朋友。 由於祖父覺得瑪格麗特沒有像他的其他孫子孫女那樣獲得足夠的信託經濟保障，因此讓她繼承了他的剩餘房產，價值2 500萬美元，為她存在基金里。戰爭結束後，瑪格麗特和她的丈夫喬治·馬奎斯·德奎瓦斯一起住在法國。喬治在法國經營摩納哥芭蕾舞團——雖然賠錢，但瑪格麗特還繼續維持。在紐約東68街，也就是外交關係協會的旁邊，瑪格麗特也有一處住房，但她很少到那裡去。 正當我們為美洲關係中心和協會尋找總部位置的時候，我聽說瑪格麗特在她家的第68街對面剛剛買了一幢漂亮住宅，以防自己的房子被拆除或被一棟多層公寓房擋住光線。我敢肯定她並不是額外需要一個居所，於是問她是否願意把房產讓給美洲關係中心。由於1962年去世的喬治是智利血統，因而我想她也許會正面看待將房子捐獻給一家致力於改善拉丁美洲關係的機構。稍作猶豫之後，她答應了。我們的祈禱靈驗了。 我們籌集了150萬美元——其中有1/3是我捐獻的——改造樓房，並在底層修建了一個小展廳，第一次在紐約展示拉丁美洲藝術的歷史作品和當代作品。 1970年，由於我在大通作為首席執行官的責任越來越大，便辭去了這兩家機構的理事長職務，雖然我在理事會上依然十分活躍。 20世紀70年代，美洲關係中心的日子不很好過。雖然美洲協會在其200個公司會員的支持下紅火了起來，但美洲關係中心卻依賴相對較少的個人捐獻和基金會援助，很難做到收支平衡。我每年都捐獻可觀的資金來彌補其經營赤字，但那似乎是個無底洞。1976年，我們有點兒絕望地發動了一場300萬美元捐資運動。我說服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捐獻100萬美元，其中的一半作為挑戰基金。我添加了50萬美元，但即便是這樣，捐資運動還是「門庭冷清」。支持拉丁美洲文化項目的紐約人很難找到。眼看一切都沒有什麼希望的時候，瑪格麗特·德奎瓦斯再一次救了我們的「命」。 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瑪格麗特遇上了另外一個男人，他說服她永遠離開紐約。於是，我又為了她在第68街的兩幢城鎮房屋而找到了她。但是，這一回，我發現自己陷入了窘境。瑪格麗特的房子緊靠著外交關係協會，而該協會也需要更多的面積。美洲關係中心並不需要更多的面積，但卻亟須更多的捐款。令這個局面更加複雜的是，我是外交關係協會的理事長，同時又是美洲關係中心的創始人之一及過去的理事長。在我請瑪格麗特饋贈房屋的時候，我應該以什麼身份開口呢？ 我覺得外交關係協會的需求更加緊迫，便代表該協會找到了瑪格麗特。結果，協會在幾年前曾經因為一些事情惹惱過瑪格麗特，因此她拒絕考慮協會為受益人。對於美洲關係中心，她的感覺卻不同。她同意把房子送給美洲關係中心，同時明白我們並不需要額外的面積，毫無疑問會將房子出售。一年以後，外交關係協會從美洲關係中心手裡以16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房產。這樣，兩家機構各得其所——而這一切都要感謝瑪格麗特的慷慨。 陰霾的10年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股洶湧的民族主義、反美主義和平民主義潮流席捲了整個拉丁美洲。在一個接一個的國家裡，平民政府無法控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極端的社會緊張局面。大多數政府被推翻——有時是通過暴力手段——並被專制的軍事政權所取代。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提出的西半球合作的希望已經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對立和猜忌。拉丁美洲各國——除個別國家以外——對外國（尤其是美國）公司和資本比以往更加嚴格地關閉了大門。例如，1970年由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和哥倫比亞締結，委內瑞拉後來加入的《安第斯條約》嚴格限制外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在有些國家則完全沒收了外國公司。 我對這種局勢非常擔憂，便與國務卿威廉·P·羅傑斯和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會面，討論對策。我提出的建議包括，為表示對拉丁美洲關係問題的重視，尼克森總統應當請我哥哥內爾森作為他的特使訪問這個地區。比爾和亨利都喜歡這個想法，並說服了尼克森請內爾森考察南美洲。不幸的是，此時雙方的關係已經相當惡劣了，連內爾森也幾乎到處遭遇敵意，包括委內瑞拉的一次大規模反美遊行。顯然，要修復西半球的關係，需要的遠遠不只是一個總統特使，無論擔任該特使的是什麼人。 拉丁美洲陰霾密布的那些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阿連德擔任智利總統期間。有關他的故事膾炙人口，也很有爭議。阿連德是個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智利社會黨的領袖，於1970年參加總統競選，宣稱要實行大規模土地改革、沒收所有外國公司、銀行國有化等，而這些措施後來促使他的國家堅決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儘管美國進行了干預，但阿連德還是以微弱優勢贏得了選舉。智利國會在幾個月以後確認了他的當選，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斷努力，試圖阻止阿連德當政。新總統剛剛上台，就按照自己競選時的承諾沒收了美國獲得的利益，加快了從少數人手裡奪取土地並重新分配給農民的步伐。 但是，到了1973年9月，智利經濟形勢惡化，政治暴力事件增多。在奧古斯丁·皮諾切特的領導下，智利軍隊倒戈。部隊湧進了總統府，阿連德自殺。在那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只能用恐怖復仇來形容：忠實於阿連德的人和行業工會領袖等或者受盡折磨，或者被殺戮，或者被流放。 儘管我本人憎恨皮諾切特在其統治的那些年裡所犯下的暴行，但其政權在經濟方面卻更有建設性。面臨高通貨膨脹率和巨大的預算赤字，同時又與國際資本市場完全隔絕，皮諾切特徵求了一群年輕經濟學家的意見——他們有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學受過培訓。他們向將軍提議將智利的經濟從多年的限制和扭曲中解脫出來。他們大膽的經濟嘗試成了智利經濟在1985年以後強勁恢復的基礎，成了這個地區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 債務危機 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經受著磨難——殘酷的城市游擊戰爭、軍事專政以及搖搖欲墜的經濟。事實上，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已經墜入了經濟大災難的危機之中。幾十年來的保護主義和國家控制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速度。更糟糕的是，大多數國家在70年代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之後曾經在國外大量舉債，以支撐他們估價過高的貨幣、彌補他們上漲的投資於公共領域和大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預算赤字。80年代初期嚴重的經濟蕭條徹底打亂了世界商品價格體系，全世界的利率幾乎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其結果是造成了拉丁美洲的經濟混亂。到了80年代中期，該地區的年通貨膨脹率平均為150%，巴西達到了驚人的217%，阿根廷則是1 130%；失業率上升到了15%，資本的外逃達到了恐慌的程度。拉丁美洲的資產淨流出上升到了每年300億美元，外債飆升到了駭人的4 000億美元。 以我長期從事銀行金融業務的經驗，我還從來沒有遇見過類似的情形。但是，我必須承認，像大通這樣的銀行必須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他們理應看到會發生什麼，從而應該更早地停止向拉丁美洲的政府和企業提供貸款。 1982年8月，國外欠債800多億美元的墨西哥單方面停止了清償債務。許多人擔心其他一些大債務國——巴西、阿根廷和秘魯——會效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一起急忙拼湊了一筆緊急綜合貸款，預防違約的危險，以便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能夠就它們欠外國銀行的債務繼續支付利息。許多人批評了這一「緊急救援」，但我公開表示支持。如果不能迅速實現穩定，世界金融系統就可能面臨危險。雖然過了幾年時間、經過了兩次債務償還計劃的修訂才徹底控制了局面，但經濟危機也產生了一種良好的效果：給拉丁美洲的根本變革鋪平了道路。 到了1985年，整個地區都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可持續經濟增長要求政治和經濟上的根本改革。我相信，美洲學會和美洲協會可以為這個過程作出真正的貢獻。 二次進取 1981年，我從銀行退休後不久，便再次擔任了美洲協會和美洲關係中心的理事長職務。雖然協會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有關巴拿馬運河問題的全美辯論中扮演了建設性的角色，美洲關係中心也已經牢固地建立起紐約市主要的拉丁美洲文化機構的地位，但人們的普遍感覺是，這兩個機構都需要重新注入活力，在更加堅固的經濟基礎上運作。 作為第一步，我們成立了美洲學會來消化美洲關係中心的資產，這樣協會就能繼續在聯邦政府那裡遊說。這部分工作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兩個機構不僅都需要新的方案，而且都需要更新的目的。為此，我們需要拉丁美洲著名人士的支持和積極參與。 在1982年和1983年的南美考察中，我發現我們的兩個機構雖然已經存在了將近20年時間，卻幾乎無人知曉。雖然我們在各地都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但那主要是因為我從前在大通的角色。美洲學會和美洲協會在拉丁美洲的知名度很低，要想開展行之有效的工作，這一點必須改變。 為了啟動這個過程，1983年年底，我給我在拉丁美洲的許多朋友寫信，邀請他們到紐約會面。我告訴他們，我們打算成立美洲學會的理事長拉丁美洲諮詢委員會，詢問他們的意見。大家的反應都十分積極。不久，理事長委員會成立了，拉丁美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代表參加。 我們首次舉行的一個會議表明，很顯然我們可以在許多事情上進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債務危機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產生的災難性影響。結果，我找到了前財政部部長助理、國際經濟學院——我是該學院理事會的成員——的弗雷德·伯格斯滕，擬審視拉丁美洲的經濟問題，看看如何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弗雷德同意支持這個項目。 調研的結果是1986年出版的《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經濟增長》（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這是一部標誌性著述，致力於消除盛行的經濟信條，代之以一系列新的認識——這種新認識最後被稱做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意見。該書以大量的調研為基礎，用出色的文筆描述了拉丁美洲各國能夠重新激活經濟增長的各個步驟——降低貿易壁壘、向外國人開放投資領域、國營和國家控制企業的私有化、刺激進取性活動等。換句話說，要終止政府與該地區各國寡頭政治家之間的共生關係。 該研究成果產生了強烈的反響。4位作者中的3位是拉丁美洲傑出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聲望使得書中的各項建議更加具有影響力和實用性。該書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以及英語出版，因而更容易被我們希望接觸的對象所接受，而且理事長委員會的成員們從一開始就支持這個項目。不僅我們的拉丁美洲成員們堅持為該研究項目提供一半的資金，以表明它不僅是「美國人的陰謀」，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還在出版前審閱了文稿，並作了認真修改。有些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召開了公開會議，努力促使該文件引起媒體、政府官員、學術界和勞工領袖們的注意。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趨勢——這要部分歸功於該研究，即脫離中央集權方式，轉而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來刺激經濟增長。 走向西半球自由貿易 債務危機的壓力迫使拉丁美洲國家採取行動。在哈佛受過教育的墨西哥年輕的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一馬當先。德拉馬德里的勇敢創舉後來被他的接班人卡洛斯·薩利納斯·戈塔里加以發展和鞏固。在這個艱難而微妙的過程中，美洲協會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的侄子羅德曼·洛克菲勒——內爾森的大兒子——當上了美洲協會附屬機構墨西哥–美國商務委員會的主席。羅德曼以及該委員會的其他美國成員說服了墨西哥商務界和銀行界同行放棄他們在傳統上對高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政策的支持——要實現這個目標很不容易。墨西哥的成員們接著告訴德拉馬德里總統，他們將全力支持墨西哥傳統保護主義政策的轉向。有了商務界重要人物做後盾，德拉馬德里於1986年採取了初步的步驟。這些步驟包括單方面削減關稅、出售部分國有公司，並宣布墨西哥將加入關貿總協定——這些步驟從根本上改變了墨西哥與全世界的關係，確定了它自己的未來方向。 但是，智利和墨西哥實施的經濟改革要持續下去並為其他國家所效仿，就必須積極改變西半球內部的貿易規則，以加強這種改革。隨著一個又一個國家採取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他們需要一個出口產品目的地，尤其是美國市場。事實上，《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經濟增長》的作者們曾經強烈建議，主要工業國家不僅應當啟動關貿總協定新一輪的關稅削減談判，而且還應當避免採取任何新的進口限制措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拉丁美洲各國開始認識到出口市場對於它們自身經濟和社會形勢的至關重要性的時候，美國卻開始為了自己受到威脅的工業而尋求關稅保護。 格外堅挺的美元使得美國的貿易赤字直線上升，於1987年達到了1 600億美元的歷史高點，給許多國內的工業領域（特別是汽車、鋼鐵和紡織）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激起了它們對配額、國內立法、貿易報復和直接提高關稅的要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這些致力於維護貿易自由的人不得不與工會、共和黨的保護主義右派和環境保護主義者進行鬥爭。 我堅決反對保護主義者的反應，支持更加自由、更加開放的貿易。1989年，我在加拉加斯的一次講話中，呼籲為了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利益，加強努力，促進經濟合作。3年以後，在協會組織的華盛頓美洲論壇上——喬治·布希總統作了基調演說，我提議最遲在2000年建立「西半球自由貿易區」。 事實上，隨著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通過，西半球自由貿易的想法就獲得了更加廣泛的認可。1994年12月，柯林頓總統在邁阿密呼籲召開「美洲高峰會議」，探討西半球面臨的所有問題：毒品交易、環境惡化、人口增長率，以及經濟關係。 在高峰會議召開前幾個月，我們美洲協會的幾個人經常與白宮、國務院和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會面，強調峰會是制定「美洲自由貿易區」框架的最佳時機。促使總統推動此事的關鍵人物是柯林頓的總參謀長托馬斯·F·麥克拉蒂（麥克）。後來，他成了我們在白宮的聯絡人。 邁阿密峰會對於為西半球關係更加密切而鬥爭過的人們來說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當美洲所有31個共和國（除了古巴）的國家首腦簽署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框架的備忘錄時，我們真切地感覺到，我們能夠而且一定會一起解決我們面臨的許多問題。看來，智利很快就會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加入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可惜，這些並沒有發生。 柯林頓總統是帶著1994年中期選舉中共和黨獲勝的政治「傷痛」來到邁阿密的。隨著柯林頓總統與國會發言人金里奇之間「決鬥」的加劇，黨派方面的政治鬥爭不久就占據了華盛頓的中心「舞台」。此外，峰會結束後不久，墨西哥的比索危機顯現，所謂的「特奎拉效應」（Tequila Effect）使整個地區的這些新興的、脆弱的改革承受了壓力。貿易問題迅速被擱置了。 這一形勢直到小布希於2001年就任總統時才開始改變。在柯林頓政府的最後那些年裡，堅決支持保護主義的民主黨——他們強調不現實、無法操作的勞動和環境標準——與共和黨的孤立主義派系在眾議院聯手，抵制了大多數貿易議案，尤其是賦予總統就貿易協議問題進行「快速」談判的授權，而這種授權國會通過簡單多數的表決就可以實現，不需要《憲法》要求的2/3多數票。在經濟增長和全球貿易擴張方面史無前例的階段，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但是，2000年年初，當令人擔憂的經濟衰退的跡象開始出現時，美國沒有能夠開拓海外新市場的後果開始顯現了。 幸運的是，小布希總統大力支持自由貿易，「快速道」（他稱之為貿易促進權力）是他的競選運動平台上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2001年5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洲協會年度會議上，總統雄辯地論述了自由市場的力量和自由貿易的至關重要性。總統、國務卿鮑威爾、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立克以及小布希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都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國在促進地區和全球貿易協議方面應當再次承擔領導者的角色。 美洲協會在最終成功地取得貿易促進權力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協會與商務圓桌會議、全美製造業協會、農業局以及其他商務團體一起，努力遊說立法。雖然國會的投票非常接近（215票贊成，214票反對），貿易促進權力還是比較容易地獲得了通過。儘管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美洲自由貿易區——以及因此激發拉丁美洲停滯不前的各國經濟再次增長的希望——再一次觸手可及了。 鞏固美洲學會 為了確保美洲學會的未來，我們需要找到解決其持續性經濟問題的方法。年度赤字和捐獻的匱乏限制了它的有效性。我希望能夠儘快解決這些問題。於是，1987年，我們請一家諮詢公司幫助設計一個資本籌措計劃。 他們的報告並不令人鼓舞。他們聲稱，拉丁美洲不會出錢，而我們在美國能夠指望籌措到的資金最多也就500萬美元。我們需要的資金至少翻番，因此我們打發了諮詢公司，著手制訂我們自己的計劃。我們確定了一個1 000萬美元的目標，決定請理事長委員會中的拉丁美洲成員提供其中的一部分。這一點本身就是個大難題。有錢的拉丁美洲人才剛剛開始支持民間機構，而且絕不是天主教教堂。要說服他們將很大一筆資金捐給一家設在美國的機構，這可是難上加難。但是，我決心試一下。 慈善資金的成功籌措與管理一家企業有很多共同之處：要求有領導風範、恆心、毅力和創新精神。於是，在美洲學會的籌款運動中，我首先拿出100萬美元捐獻資金，以表明我自己的承諾，並為他人的捐獻設定了等級。接著，因為我知道，初期最重要的是從某個著名的拉丁美洲人那裡籌到至少一筆可觀的承諾資金，因此我找到了阿根廷最大的水泥公司所有人阿瑪莉亞·德福塔巴特。我告訴了她我的捐款情況，闡釋了我的想法，並請她捐獻相應的數量。阿瑪莉亞立刻明白了我這麼做的道理，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們的捐款刺激了其他人的捐獻。事實上，我們籌集了1 150萬美元，比「專家」型顧問們預計的數額超出了很多，其中有整整1/3的資金是拉丁美洲人捐獻的，而那些人也更多地介入了學會的事務。 為美洲學會和美洲協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振興立下汗馬功勞的是提供了強有力領導的喬治·蘭多。我在喬治從拉丁美洲的一個外交類職位調到另一個外交類職位的那些年就認識了他。他是個不同尋常的外交官——意志堅強、精力旺盛、不拘泥於傳統，堅定地相信運用他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資源支持美國私營部門的重要性。在我個人的經歷中，很少有職業外交家在全世界促進美國商務界方面扮演過如此積極的角色。 喬治在我擔任學會和協會理事長的最後8年中，擔任了這兩個機構的總裁。我們個人之間的和諧和相互尊重產生了頗為高效的合作關係。對於這兩個機構來說，那些年確實是碩果纍纍。 學會在公園大道的「家」已經成為拉丁美洲政府和商務領導人尋求與紐約商務界和金融界直接聯繫的一個重要論壇。學會還創造條件，讓拉丁美洲和美國政治家、商務領導人能夠非正式會面，私下討論具體問題，包括關稅、智慧財產權和直接投資，並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我驕傲地說，美洲協會和美洲學會在理事長委員會的支持下，是美國促進與拉丁美洲建設性關係的最具有影響力的私人機構之一。 戴維·洛克菲勒中心 1991年，當尼爾·陸登庭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我欣喜地在一次聯誼午餐上得知，拉丁美洲是他的重點之一。我們同意，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他們最近的鄰居了解得極少，非常多的美國大學在為他們的學生們介紹拉丁美洲歷史與文化方面僅僅限於「皮毛」。就連哈佛大學在這方面也很疏忽。雖然哈佛大學的有些院系開設了拉丁美洲課程，但沒有整體協調，專業很少，而且幾乎沒有任何知名度。 尼爾希望提高哈佛大學在這一重要領域裡的教學能力，請我給予幫助。由於我也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機會，因此我們兩人愉快地交流了看法。討論結束後，他徵求了哈佛大學幾個學院院長的意見，確保他們支持創建一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將哈佛大學可觀的教學力量全部集中在一起。該中心將設在大學的大樓里，擁有自己的預算和主任。尼爾決定將這個新中心命名為「戴維·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該中心的成本預計為3 000萬美元。為了啟動該項目，尼爾請我捐獻100萬美元，與哈佛大學的出資額匹配。我同意了這個提議，並同意以後再捐獻1 000萬美元，但前提是哈佛大學將從外部捐獻渠道籌措剩餘的2 000萬美元。我們兩人同意，最理想的是請拉丁美洲人在中心扮演重要角色，並為該中心的成功作出經濟上的貢獻。這個目標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實現了。 中心迅速啟動了。拉丁美洲著名的歷史學家約翰·科茨沃思擔任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學的拉丁美洲學者們——從歷史學家到公共衛生專家、動物學家，一共50名學者——如今通過中心而密切合作。結果，拉丁美洲在哈佛大學的教學大綱里的重要性提高了，錄取的拉丁美洲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哈佛大學已經成為與拉丁美洲相關的各種學術集會的美國聚集地。 21世紀伊始，我越來越擔心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經濟是否穩定。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結構改革之後產生的強勁經濟增長勢頭——這種增長大幅度地提高了里奧格蘭德以南的生活水平——如今已經停滯不前。該地區的兩個亮點是墨西哥——後來由比森特·福克斯總統領導——和智利。這兩個國家都堅持了他們的前任實施的自由市場政策和民主改革，並取得了成果，儘管也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痛楚和混亂。但是，這兩個國家的輝煌前景——至少在我看來——被其他大多數國家悲慘的經濟表現和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危機抵消了。這種情形在其他一些國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阿根廷、厄瓜多、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在某些方面，局勢與20世紀50年代後期進步聯盟商業委員會創建之前，或20世紀80年代初期債務危機全面肆虐前夕的形勢非常相像。 但是，在那些過去的危機與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危機之間，存在著兩個重大區別。其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綜合性機構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可以應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問題。這些機構——從貨幣基金組織到世界貿易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剛剛問世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已經經歷了比索危機和1998年的所謂亞洲流感的嚴峻考驗，履行了各自的職責——儘管也遭受了來自左翼和右翼的猛烈抨擊。其二是，美國內部對拉丁美洲的認識在加深。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人權和毒品恐怖主義不僅僅是國家問題，而且是整個西半球的問題，只能通過大家的共同行動才能解決。幸運的是，在我與拉丁美洲打交道的50年期間所涉及的那些機構——美洲協會、美洲學會、哈佛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更大、更複雜的網絡的一部分。我敢肯定，這兩個因素綜合在一起，就能確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作出迅捷而有效的反應。 拉丁美洲商務組織於1965 年2 月更名為拉丁美洲協會，當時我們正式合併了拉丁美洲信息委員會和美國美洲協會。1970 年，我們將機構的名稱改為美洲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