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七章　自豪的國際主義者

1995年那個不同尋常的日子，也許可以說是對我作為一名國際主義者的畢生追求的最好總結。 1995年10月23日對於美國外交協會來說是個忙碌的日子。聯合國成立50周年紀念日把近200名政府首腦吸引到了紐約，其中許多人都希望在協會上講話。那一天，發言人來自各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捷克共和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引導他的國家完成了一場「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還有卡斯特羅，充滿魅力的古巴革命領導人，堅定地與美國為敵將近40年。 卡斯特羅這位古巴領導人尤其希望與我會面。因此，在秘書長加利於聯合國舉辦的正式招待會上，卡斯特羅一看見我，便快步走過代表休息廳，抓住我的手熱情地搖晃著。我很懊惱，意識到很快就會遭遇瘋狂的閃光燈。但是，在攝影記者們瘋狂拍照的時候，我還是保持著微笑。果然，從安卡拉到桑給巴爾，「資本家與共產主義者」合影的照片出現在報紙的頭版。同樣意料之中的是，我被批評與我們國家的死敵之一站在了一起。（我的女兒佩吉自1985年以後數次訪問古巴，與卡斯特羅總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也許部分解釋了卡斯特羅表現如此熱情的原因。第二天，我的確在公園大道的美國外交協會大樓里與卡斯特羅私下會了一次面。） 「平民主義者」的偏執 一個多世紀以來，政治領域裡的兩大極端思潮抓住眾所周知的一些事件——比如我與卡斯特羅的會面——來攻擊洛克菲勒家族，聲稱我們肆無忌憚地對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施加影響。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加入了破壞美國最大利益的一個秘密小集團，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繪成「國際主義者」，說我們在與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合謀，要建立一個更加集中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結構——你可以說那是一個世界。如果那是對我的指控的話，那麼我的確是有罪的，而且我為之感到自豪。 這些站不住腳的政治立場，其反洛克菲勒家族的焦點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平民主義。「平民主義者」相信陰謀策劃，而其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是：一個由國際性銀行家和資本家及其「走狗們」組成的秘密集團企圖控制世界經濟。由於我領導大通多年的名聲和威望，我在這些人當中贏得了一個「陰謀頭目」的顯赫名聲。 平民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對我們在過去半個世紀通過扮演國際角色而產生的顯著益處視而不見。由於開展了全球貿易、改善了交流、加強了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間的互動性，世界各國都取得了根本性的社會進步，尤其是美國。平民主義者很少提及這些積極的成果，也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如果沒有這些成果，美國的經濟增長怎樣才能維持，我們的政治力量怎樣才能壯大。 相反，他們希望把美國封閉起來，拒絕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建設性國際活動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抵制聯合國。在採取這些立場的時候，這些新的平民主義者錯誤地理解了歷史，錯誤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國際努力，錯誤地評判了建設性參與全球事務對於我們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全球相互依存不是一種詩情畫意的幻想，而是21世紀科技、通信和地理政治方面的革命導致的不可逆轉的錚錚現實。投資資本、商品和人員無國界式的自由流動將繼續成為世界經濟得到增長、民主機制在所有地方都得以加強的根本因素。美國不能逃避自己的全球責任。在21世紀，孤立主義者是沒有容身之地的，我們必須統統成為國際主義者。 美國外交協會 首先讓我對美國之外的世界的重要性產生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父母。父親堅決支持國際聯盟，積極參加全球性新教世界運動，並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家族的其他基金會成為全世界健康、教育和文化活動的主要資助人之一。而母親則是深深地迷上了世界各地的藝術。 跟許多同齡人一樣，我在參加過世界大戰以後，相信一個新的國際社會必須建立起來，而聯合國在領導這項工作方面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我決心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並發現紐約的美國外交協會是滿足我對全球事務興趣的最佳場所。 美國外交協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國會拒絕《凡爾賽和約》後，於1921年成立的。儘管恰逢那個時間，但創建協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高美國在國際聯盟中的地位，而是「為了持久性討論影響美國的國際問題」。這一差別非常重要，因為協會從一開始就避免在任何事務中採取任何立場，只有一個例外，即美國公民需要了解外國事務，因為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 比如，在20世紀30年代，外交政策辯論的中心是美國應當對歐洲和遠東的獨裁、戰爭的爆發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協會的許多成員——包括約翰·福斯特——主張美國嚴格保持中立，而其他成員——包括我舅舅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則敦促加入英法與納粹德國鬥爭的行列，積極干預阻止戰爭。協會為雙方都提供了論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協會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警告美國人蘇聯構成的新威脅，並就如何應對這類威脅促成了兩黨的一致。1947年，協會優秀的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作者沒有署名，因為喬治·凱南當時在國務院任職）。文章闡述了遏制政策的要點。喬治是想提醒外交政策制定機構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並且知道最有效的警告方式是通過《外交事務》雜誌。他的文章成了美國冷戰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10年以後，亨利·基辛格——當時他是哈佛大學的一名政治學教授——主持了協會的一個研究組（我是該組的一個成員）來研究核武器對國際關係的影響。1957年協會出版的亨利的重大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地暢銷，成了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必修讀物。在後來的40年里，核武器的部署和控制成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的談判要點。 於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協會的演講、研究和出版計劃提供了一個論壇，供審議、討論關鍵問題。越南問題、中國的開放、美蘇關係的緩和、世界人口與食品資源的平衡、中東地區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北約的擴張——這些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多年來都在協會的日程安排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但是，關鍵一點是，協會在任何外交政策問題上從來不採取任何立場——無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儘管協會的成員有這方面的完全自由。 那麼，協會的力量和聲望從哪兒來呢？ 有若干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根源是協會成員的地位和多樣化。紐約市的商人、銀行家和律師曾一度主宰了協會的流程，但在過去的30年中，成員的身份範圍已經擴大，包括了通訊業、大學和非營利領域的男性和女性。1971年，協會只有17位女性成員；如今是700人，而且理事會中有20%是婦女。現在，我們的成員當中有3 600多人（1/3）住在紐約和華盛頓以外的地區。由於地理位置、種族、行業和性別等方面多樣性的增加，協會成員所代表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方面的觀點也擴大了範圍，包括小威廉·F·巴克利、康德里扎·賴斯、紐特·金格里奇、馬里奧·科莫、瑪德萊娜·奧爾布萊特和比爾·柯林頓。 總而言之，協會會員的構成、協會的中心位置、出色的員工和設施、激烈辯論和中立的傳統——而不是進入白宮和國務院的一條秘密通道——是美國外交協會能夠繼續影響美國對外政策制定工作的主要原因。 1949年，我被推選進入協會的理事會。34歲的我是協會最年輕的理事，並且在後來的15年里一直是最年輕的。1970年，我接替傑克·麥克洛伊的理事長職務後，就立刻捲入一場有爭議的事件，讓平日裡風平浪靜的協會大廳為之震撼。 理事會選舉威廉·P·邦迪接替漢密爾頓·菲什·阿姆斯特朗——他在擔任《外交事務》雜誌編輯40多年後退休了。比爾（威廉的暱稱）是位高素質、有修養的人，是麥喬治·邦迪的弟弟。在動盪不安的20世紀60年代，麥喬治是甘迺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在60年代中期越南戰爭升級的時候，比爾是國防部副部長，然後調到國務院，擔任負責遠東事務的副國務卿，幫助制定了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 選舉比爾·邦迪——我個人堅決支持——激怒了協會裡的許多成員。他們認為，美國捲入越南事務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是一群腐敗墮落、利慾薰心的人的不道德行為。他們覺得比爾是個戰爭罪犯，便公開努力要剝奪他的位置。我認為他們的指控很過分，可是越南問題對政治環境的「污染」太嚴重，老實說，要在那些年裡挑選任何一個參與過美國對外政策的人而不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比爾作為一名作家的能力，作為一名不偏不倚的編輯的才華，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甚至包括那些最反對他的人。但是，這件事使我擔任理事長初期的那幾年蒙上了「陰影」。 關於越南問題的爭論只是協會以及我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擔任理事長期間面臨的一個問題。如果協會希望繼續有的放矢地運行，我們就必須進行重大改革。從結構上來說，我們決定聘用一名全職首席執行官，並選中了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院長貝利斯·曼寧擔任總裁。貝利斯和他的接班人溫斯頓·洛德——後來，洛德當上了美國駐中國大使——使我在任理事長15年的日子好過得多，而且也有成效得多。 從活動角度說，協會面臨著來自研究機構、大學和智囊團體的史無前例的激烈競爭。另外，當然，電視已經拓展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全球意識。如果協會要繼續有效運行，我們就不得不高瞻遠矚、反應迅捷。為了應對挑戰，曼寧啟動了「20世紀80年代項目」，即展開綜合努力，辨別那些主宰未來國際事務的各個問題。在接下來的10年里，我們擴展了協會在地區衝突、軍備控制和軍事均衡等傳統領域的視野，開始解決人權、環境惡化以及經濟學和國際貿易方面的棘手問題。 1985年，我作為理事長退休的時候，我在協會已經待了36年。我的接班人是前商務部部長、現任布蘭克斯通集團董事長彼得·G·彼得森。彼得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協會力量得到了加強。他的舉措之一是——我也參與了其中——協會定期到國外考察。這種考察的目的是要透過外交的表面進行探索，以便我們對世界戰略性地區進行形勢評估。最有代表性的考察是1999年的以色列之行和2001年的古巴之行。 我們從耶路撒冷驅車前往加沙，與阿拉法特進行一次午餐會談。雖然以色列已經允許我們穿過邊境進入加沙，我們還是被耽擱了一個多小時，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們仔細檢查了我們的證件。原定計劃變得一團糟，但阿拉法特——他個子矮小，聰穎機智，很有魅力，但是顯然患了帕金森病——還是與我們進行了短暫的談話。他堅持以色列必須從西岸撤出，允許他成立擁有完全主權的巴勒斯坦。 加沙是我到過的最荒涼的地方之一。它是個貧民區，一座孤城，擠滿了質量低下的住宅，到處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大部分人每天都要長途跋涉，經過戒備森嚴的邊境檢查站到以色列去工作。 回到耶路撒冷後，我們與自信而武斷的巴拉克總理會談。他解釋說，以色列永遠不會同意阿拉法特關於回到1967年邊境線的要求。因此，雖然取得了《奧斯陸協議》和《瓦伊協議》的顯著成果，但我離開時的感覺是，中東離實現真正和平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幸的是，強硬派的沙龍意外當選為以色列總理，以及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被攻擊之後再次爆發的暴力行為，這些都可能導致範圍更廣的戰爭。 2001年冬季，在古巴政府的邀請下，經過美國國務院的批准，協會的一些成員訪問了古巴。我們在哈瓦那逗留了4天。這座巍峨壯觀的城市沒有被現代城市開發活動所摧殘，還保留了我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最後一次在那裡訪問時的那種恬靜魅力。 哈瓦那不同尋常的靜謐——沒有什麼汽車，行人很多，街道清潔，幾乎沒有任何新建築施工。在我看來，這個國家比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更加糟糕。它完全依賴其蔗糖生產、旅遊業，以及像委內瑞拉的查維斯這樣的朋友的慷慨援助，才能做到收支相抵。儘管該國政府在教育和保健領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古巴面臨的是艱難而不確定的經濟未來。 訪問結束時，我們從晚上11點開始與卡斯特羅舉行了一次6小時的晚餐會談。卡斯特羅身穿人們熟悉的軍裝，但沒有抽他的標誌性雪茄。這個夜晚，他那滔滔不絕的講話一直沒有停止。當我打斷他，問有沒有哪些領域他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時，他停了片刻，但卻想不起來有任何目標未能實現。 古巴基本上還是與世隔絕。 畢爾德堡團隊 如果說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激怒了「陰謀說」理論學家的話，那麼畢爾德堡團隊則一定是旨在誘導全能的國際銀行家們與肆無忌憚的政府官員們串通一氣，把邪惡的陰謀施加於純潔無邪、毫無戒備的世界上。也許這些兜售「陰謀說」理論的人會大失所望，因為事情的真相是，畢爾德堡團隊其實是一個興趣甚濃的年度研討團體，就一些對歐洲人和北美人都有意義的問題展開辯論，而並不需要達成共識。 荷蘭的伯恩納德王子在具有波蘭貴族血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過的約瑟夫·雷廷格的敦促下，於1954年5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雷廷格很有魄力，精力充沛，說話帶有濃重的口音，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他非常擔心大西洋地區內部的緊張關係。他說服伯恩納德召集一群著名人士開會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我是應邀參加討論的11名美國人之一，加入了來自11個西歐國家的50名代表的行列——這是一個由政治家、商人、記者和行業工會分子組成的充滿活力的組合。我首先為自己受到邀請感到吃驚，而更叫我驚訝的是，雷廷格請我準備一篇背景文章，從美國人的角度論述一下世界經濟的前景。雷廷格暗示說，休·蓋茨克爾——他是前勞工大臣——將從歐洲的角度談論同一個話題。一想到要跟這樣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對壘」，我心中有些膽怯。 蓋茨克爾預見的是一個灰暗、沮喪的未來。相比之下，我的報告則預計美國經濟穩步增長，世界貿易額強勁回升。當年，我那自信的預測便得到了驗證。毫無疑問，我的報告幫助我在一群精明的高級政治家和商務領袖中間建立了信譽。 會議實現了有益的目標。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年應該再次開會，仍然由伯恩納德王子主持。我們還決定給這種集會取名叫「畢爾德堡」，因為那是我們第一次聚會時在奧斯特貝克居住的飯店名稱。 在頭20年里，畢爾德堡會議的特徵是對立觀點的猛烈撞擊。歐洲的經濟力量振興之後，許多過去的國家對手和疑惑重新出現了，同時帶有對美國的強烈不信任感，甚至是指責美國致力於在歐洲建立霸權。這些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越來越流行，並在70年代達到高潮，其原因是那些年經濟的混亂局面，以及美蘇關係的穩步緩和與改善。 如果這些分歧沒有得到消除，那麼大西洋聯盟就可能會產生災難性的結果。雖然畢爾德堡團隊並不是擔當解決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爭議的角色，但每個與會代表都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在各自國家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們報告他們的見聞。 1976年，畢爾德堡團隊面臨一則醜聞，差點導致會議無法召開。那年年初，在國會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據說伯恩納德王子曾經找到洛克希德公司，提出要運用他的官方地位來影響荷蘭的國防採購政策，以換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後來，不利於伯恩納德的證據越來越多，包括有跡象表明他在畢爾德堡活動期間曾經與中間人會面。1976年的會議被取消。一時間，畢爾德堡看來完蛋了。 雖然有些人憤然辭職，也有一些人認為這類會議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但更多的人相信，我們應當努力尋找一個繼續下去的途徑。一個特別任命的委員會建議，畢爾德堡會議應當繼續進行，但討論時應當包含年輕一些的代表，以便所代表的政治觀點更為廣泛。 令人尊敬的英國前首相亞歷克斯·霍姆勳爵接受了主席的職位。1977年在英國托基的會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霍姆是歷任出色主席中的第一個：沃爾特·謝勒，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統；羅爾勳爵，SBC華寶董事長；卡林頓勳爵，英國前外交部長；以及最近的埃蒂恩·戴維格農——比利時興業銀行的董事長。我很愉快地告訴大家，在新千年開始的時候，生機盎然的畢爾德堡團隊仍在繼續活動。 「與反動派聯手」 有一段時間，我不僅在畢爾德堡團隊活動，還加入了一個名聲相對較小但潛在爭議比較大的機構，叫做畢贊提集團（Pesenti Group）。我是在1967年10月第一次聽說這個機構的，當時，擁有義大利數家重要公司的卡洛·畢贊提在巴黎參加大通的一個投資論壇時將我拉到一旁，邀請我參加他的集團，探討歐洲和世界政治的當前趨勢問題。他告訴我，這是個精心挑選的機構，大多數成員來自歐洲。由於畢贊提是大通的一個重要客戶，而且他向我保證其他成員非常有趣、志同道合，因此我接受了他的邀請。 瓊·莫內、羅伯特·舒曼和康拉德·阿登諾爾是這個集團的創始成員，但在我加入該集團的時候，他們已經被同樣赫赫有名的人士取代，包括安托萬·皮奈，法國前總統；朱利奧·安德列奧提，義大利前總理；弗朗茲·約瑟夫·斯特勞斯，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領導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臣職位的常年競選人。會議的討論用法語進行，通常我是唯一與會的美國人，雖然該集團偶爾在華盛頓聚集的時候，當時擔任尼克森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亨利·基辛格也會與我們共進晚餐。 畢贊提集團的所有成員都致力於歐洲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但一小部分人非常擔心蘇聯的威脅以及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勢不可當的上升趨勢。這些人包括奧地利的阿奇杜克·奧托，哈布斯堡皇室負責人，他對奧匈帝國所有土地提出所有權要求；梵蒂岡的艾伯托·喬范尼蒂閣下，保守派天主教組織運動主業會的著名成員；瓊·保羅·利昂·瓦奧萊特，保守型法國空談家。 畢贊提集團制定的日程是每年開3次會，與法國情報局（相當於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的瓦奧萊特總管提供了冗長的背景介紹。瓦奧萊特利用幻燈投影儀展示了一張又一張幻燈片，上面羅列的資料表明蘇聯在滲透全世界各國政府，從而支持他的論點，即全球性共產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危險是真真切切的。雖然如此，我個人卻不相信所謂的「赤色威脅」像瓦奧萊特總管描述得那麼可怕。但是，我的觀點在該集團里屬於少數。儘管我覺得會議的討論很有意思，但有些與會者過度保守的政治觀點卻不僅僅是神經過敏。我的大通同僚們擔心我在該集團的成員身份會被看做「與反動派聯手」，因而最終說服我脫離了該集團。 進一步促進國際合作 我個人也參與組建了幾個具有國際性質的其他機構。其中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有兩家：國際經理服務隊（International Executive Service Corps, IESC），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和一些美國公司合夥成立的機構，旨在為發展中國家的私營部門提供技術援助；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Emergency Committee on American Trade, ECAT），尋求維持並擴大美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參與程度。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伴隨著亞洲和非洲脫離歐洲殖民統治的進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美國政府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國際經理服務隊的念頭源自我的一個信念，即美國的私營部門可以直接與那些國家的商人分享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我個人的經歷使我相信，他們迫切需要掌握現代管理技能，這一點比資金的需求更加迫切。 帶著這個想法，1963年，我在第13屆國際管理大會上發言的時候，呼籲成立一個商務經理服務隊，類似幾年前甘迺迪總統創建的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與會者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後來，我收到的相關信件達到幾百封。有了施樂公司首席執行官索爾· M·利諾維茨等人的積極參與以後，我們成立了國際經理服務隊，為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諮詢和管理支持。約翰遜總統於1965年6月在白宮玫瑰園舉行儀式，正式啟動了國際經理服務隊。 在過去的35年間，國際經理服務隊派往國外的退休經理人員超過了5萬人。他們完成了將近3萬個項目，包括菲律賓一家雞肉加工廠的機構重組，以及為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政府就轉向自由市場經濟問題提供諮詢。國際經理服務隊是一家真正的合夥機構，由國際開發署提供主要資金，由美國經理人員提供腦力和體力。除了幫助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如今的東歐各國建設一個更加現代化的私營部門以外，國際經理服務隊還在刺激對美國產品的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貿易保護主義的鬥爭 1967年年底關貿總協定甘迺迪輪次的談判剛剛結束，當時的貿易談判特別副代表W·邁克爾·布盧門撒爾在紐約向大通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發表講話。邁克爾警告我們說，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正在美國再次興風作浪。20年來，由於降低關稅和國外低成本商品的大量進口，美國的紡織和鋼鐵製造商承受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他們希望減少配額或關稅。根據邁克爾的講話，國會準備滿足他們的要求。更糟糕的是，他說，美國公司和金融界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反駁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他鼓動我們立刻採取行動，否則已經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幅度經濟增長的國際貿易體系可能會開始崩潰。 會議結束後，我和尤金·布萊克、約翰德里的首席執行官威廉·休伊特去找IBM世界貿易公司的阿瑟·K·沃森，說服他挑頭組建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該機構由開展海外業務的大約50家大型美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組成。我們聘請甘迺迪輪次談判代表之一鮑勃·麥克尼爾擔任執行理事，這樣我們就有能力抵禦直接威脅。 我們以為，一旦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消除後，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就會解散。結果，這些壓力一直沒有消除，而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也就一直存在下來，繼續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越來越強大的華盛頓擔任自由貿易的最堅決倡議者之一的角色。 三邊委員會 在我參與創建的機構中，唯有三邊委員會最吸引公眾的審視和關注。帕特·羅伯遜堅持認為，三邊委員會在試圖建立一個世界政府，聲稱這是「內心深處某種邪惡的東西」在作祟。20世紀70年代，我的兒子理察還在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對我說過，他的朋友們認為三邊委員會是一個「惡毒陰謀」的一部分。 在比較溫和的層面上，深受人們喜愛的「杜恩斯伯瑞」（Doonesbury）卡通片系列的作者加里·特魯多則以挖苦三邊委員會為樂。舉一個經典的例子：一個略微臃腫的商人向酒吧招待宣布說，他打算慶祝一下，因為他「剛剛被三邊委員會吸收為成員」。酒吧招待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機構，於是商人解釋說：「這是一個政客和國際金融家組成的強大的小圈子，定期秘密開會，決定著西方世界的命運。」商人告訴他說，他的工作是確定「全世界鋅的價格」。 跟畢爾德堡一樣，三邊委員會是個比「陰謀說」理論學家的預測要善良得多的機構。它是一個基礎廣泛的舉措，旨在彌合國家之間的分歧，而且為了這個目的，日本人也被邀請進入了國際社會。 關於創建一家機構，將北美、歐洲和日本——也就是民主資本主義的三個中心的代表容納進來，這個念頭產生於我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一種認識，即世界的權勢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雖然美國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在經濟力量上已經相對退步，因為西歐和日本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恢復過來，進入了經濟大幅度增長和擴張的階段。結果，20多年來，這幾大地區典型的和睦關係已經惡化到了驚人的地步。我認為，需要為此做些什麼。 1972年3月，在蒙特婁、倫敦、布魯塞爾和巴黎的大通投資論壇上，我談起了這個問題，呼籲北約各國和日本的民間人士組成一個「和平與繁榮國際委員會」，審視「一些關鍵性領域，比如國際貿易與投資、環境問題、犯罪與毒品控制、人口控制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 我之所以覺得將日本包含在內至關重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經濟強國，其高質量的產品，尤其是汽車和電器，已經滲透到了世界各地的市場。但是，日本在出口方面的成功也在美國和歐洲產生了敵對的反應，他們強烈認為日本是國際貿易體系中「搭便車的人」，在充分利用國外的機會，但同時其國內市場的大門卻關得緊緊的。鑒於日本的經濟力量，以及它在認真加入國際對話方面令人費解的不情願，將它容納到我心目中的這個過程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布熱津斯基是那年畢爾德堡團隊的客人。在我們乘飛機前往比利時參加會議的路上，我們談起了我的想法。幾年來，我一直在催促委員會邀請日本代表參加，而在我們4月1日的會議上，我再一次被禮貌而堅決地拒絕了。布熱津斯基認為這種拒絕進一步證明我的想法很有道理，鼓勵我要堅持不懈。我又安排了一次會議，邀請布熱津斯基、哈佛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羅伯特·鮑伊、布魯金斯學會的亨利·歐文和福特基金會的麥喬治·邦迪參加。他們都舉雙手贊成我成立一個三邊機構的提議。 接著，我於1972年夏天在我的鄉村房屋裡召集了一個範圍更廣的會議，包括5個歐洲人和4個日本人。在與會的日本人中，有起田三郎，他後來成了大臣；宮澤喜一，後來擔任過外交大臣、財務大臣和首相。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我們決定成立這家新機構。布熱津斯基同意擔任理事。我的大學室友、外交協會的同事本吉·弗蘭克林同意幫助處理機構事宜。 三邊委員會是作為試點而成立的。3年後，我們將審議其活動和成就，然後決定是否應當繼續下去。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執行委員會和秘書處。1973年10月，在日本舉行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兩個工作組報告了三個地區的政治和貨幣關係。我們出版了他們的研究結果，以便影響我們各自政府的行為。1974年6月——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一次「石油恐慌」剛剛過去，呼籲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時候——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次執行委員會上，我們集中討論了能源危機和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等問題。 在招募成員方面，我們廣泛「撒網」，請來了工會領導人、公司首席執行官、著名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以及遠近聞名的學術界人士、大學校長和涉及海外業務的非營利機構。我們匯集了我們認為美國最優秀的人。歐洲和日本也組成了具有類似地位和特徵的代表團。 上述第一個執行委員會吸納了默默無聞的喬治亞州州長、民主黨人詹姆斯·厄爾·卡特，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197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三邊委員會第一執行委員會會議結束一個星期以後，卡特州長宣布，他將尋求民主黨的提名，競選美國總統。老實說，我當時覺得他沒有什麼成功的希望。但是，令我驚愕的是，他不僅贏得了民主黨的提名，而且在11月份的選舉中擊敗了福特總統。 卡特的競選活動具有微妙的反華盛頓、反對現政府的性質。他發誓要在政府中引進新的面孔和新的思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從三邊委員會中挑選了15個成員加入他的領導班子，其中有很多人曾在過去的政府中任職，包括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國防部部長哈羅德·布朗、財政部部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並請布熱津斯基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在他1975年的自傳《為什麼不是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中，卡特寫道：「三邊委員會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而許多其他成員則幫助我學習外交事務。」有鑒於此，我被指責為企圖控制卡特的外交政策就不足為奇了。 20世紀7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以及美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逆轉，最後在伊朗人質危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達到高潮時，三邊委員會也引起了人們的質疑。比如，在1980年的總統預選運動中，里根的一名支持者打出廣告說：「過去把卡特推上總統寶座的人們如今要你投布希的票。」我不知道這個廣告改變了多少張選票，但這就是民主社會裡政治的本質。但是，我必須說，里根總統最終理解了三邊委員會的價值，並於1984年4月邀請全體成員到白宮參加招待會。 1999年12月，在參加了巴拿馬運河正式回歸的儀式後，我和卡特總統——我們兩人都是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回來的路上談起了三邊委員會。他再一次對委員會讚不絕口，稱委員會拓寬了他對國際事務及其對美國的影響的認識。我要爭辯的是，問題並不在於此。三邊委員會從來就不是一股邪惡的力量；相反，它為世界三個主要地區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價值無法估量的對話論壇。我很高興三邊委員會至今仍是世界舞台上一個有力且有效的合作者形象。 「建設性參與」 這些機構反映了我信奉的一個原則——「建設性參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一名情報官員，我懂得了我的效益取決於我能不能開發出擁有可靠情報和影響力的人際網絡。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種手法是卑鄙的、操縱型的，我不同意。這種方法使我能夠遇見一些人，他們有助於我實現目標，給我機會建立持久的友誼關係並使我的生活得以充實、豐富。 我保存著一份檔案，記錄著我從20世紀40年代起遇見的大多數人。他們的名字被儲存在一個電子名片夾里，裡面的信息超過了10萬條。每一張卡片上都記載了我們的第一次以及所有後續的會面，不需要再看見某人就能回憶起我過去與此人的關係。令人吃驚的是，在許多國家——比如墨西哥和巴西，我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每一位國家領導人，其中有些還見過許多次面。這些關係的持續性在很多情況下使我站在了有利的位置。 這個世界如今已經變得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美國再也不能我行我素了，正如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所敦促我們的那樣。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是世界上主導性經濟強國。它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按照美國根深蒂固的民族價值觀念和理想，提供公正而持續的領導。若非如此，那麼20世紀充滿血腥衝突的年代就一定會回來。正是這種恐懼、這種希望，促使我成了一名自豪的國際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