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六章　紐約，紐約

雖然1981年從大通退休意味著我一生中一個輝煌階段的結束，但我與過去的一些重要聯繫還在繼續。其中之一就是我涉身其中的家鄉紐約市的有關事務。 對城市的興趣 我是從上學的時候開始了解紐約的。父親是我的主要老師。1897年，他從布朗大學畢業進入祖父的辦公室後不久，就投身於當年進步派的多項改革運動：教育、健康、住房、區域規劃和公園。所有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城市色彩，而我和我的幾個哥哥也受他的榜樣力量所感染。 在紐約市的求學時光對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作為林肯學校一個項目的一部分，我給生活在哈勒姆老式公寓裡的貧困家庭送過感恩節食品籃——那裡缺少自來水，沒有足夠的通風和照明設施。我爬著樓梯，只覺得光線越來越昏暗。走道里瀰漫著大蔥、白菜以及每層樓的盡頭公共廁所里散發出來的尿味。難怪那裡的居民打開門的時候感到非常吃驚：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富家少年和陪伴他的穿著筆挺制服的司機。司機幫助我把裝著火雞、新鮮水果和罐裝食品的食物籃遞給他們。那次經歷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因為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紐約市里有許多人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要不是我們給他們送去食品，他們會吃不上一頓感恩節前夜的晚餐。 在我們周末驅車前往波坎蒂克的路上，我們常常會中途停下來，參觀父親資助的許多建築項目，比如曼哈頓上西部的里弗賽德教堂和曼哈頓北部翠亨堡公園修道院。父親還熱衷於提供沒有政府補貼的經濟適用房。他為哈勒姆中心的保羅·勞倫斯·鄧巴公寓和布朗克斯格蘭廣場的托馬斯花園公寓項目的建設提供融資，表明私營部門可以通過創造性的方式幫助解決這一長期的城市痼疾。他資助的那些項目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新政住宅計劃啟動之前就已經實施了。 20世紀40年代初期，我在拉瓜迪亞市長身邊短暫工作的經歷，加深了我對紐約市的了解。由於拉瓜迪亞的個性充滿魅力，且深受人們的愛戴，因而他能夠處理許多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問題。他激情滿懷地安排政府力量來應對大蕭條帶來的各種問題。他從聯邦政府那裡獲取資金，組織失業人員參加建設公路、學校、橋樑、污水系統、醫院、機場和公共住宅。作為他的助手，我經常與他坐在他那輛超大型7人座克萊斯勒里，在紐約市四處尋訪，以便開啟新的住宅項目或開發新的公立學校。我在市政廳一年半的工作是一次寶貴的體驗，使我看到了一個有能力的政府在處理重要公共問題的時候如何才能卓有成效。 我當時還相信——我現在也相信——私營部門可以作出很大貢獻。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父親在大蕭條期間建設的洛克菲勒中心，雖然他因此擔負了可怕的經濟風險。在當時紐約市幾乎沒有任何私人建築項目的時候，他的決定創造了7.5萬個就業機會。 父親和拉瓜迪亞市長用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表明，對城市問題的最有效解決在於政府與私營部門的攜手合作。 領導非鬧市區的轉型 我將這些原則應用到實踐中去的第一個機會，是在我十分熟悉的一個社區——曼哈頓上西部的晨邊高地。在20世紀初期，該高地已經雲集了紐約市許多最著名的教育機構和宗教機構，比如哥倫比亞大學、柏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猶太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聖約翰大教堂、里弗賽德教堂和國際語言學校，以及由優雅的城鎮房屋和華麗公寓大樓組成的住宅區。 所謂的美國衛城面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緊挨著東面和北面的哈勒姆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已經經歷了一次重大轉變——從一個以中產階級愛爾蘭人和猶太人為主的社區轉變為30多萬人口的黑人貧民區。由於缺乏法制外加禁酒令的緣故，20世紀30年代初期，那裡的生活質量開始嚴重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頻繁發生賣淫和犯罪，晨邊高地甚至成了軍人的禁地。 晨邊高地各家機構的負責人們擔心，如果形勢得不到改善，他們將很難吸引並留住教職員工和學生。 我回到紐約後不久，就被推選為國際語言學校的常務委員會主席。該學校是外國學生居住的地方，是父親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莫寧賽德大道和第124大街建造的。我的第一個舉措是聘請了芝加哥大學著名的社會學家威爾·芒內克對該地區進行調研。芒內克曾經在芝加哥作過類似的研究，當時也面臨著因為海德公園街區發生變化而進行調整的難題。當時我是大學的理事，他的工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芒內克的晨邊高地報告指出，高犯罪率和經濟適用房的稀缺是國際語言學校的兩大問題。理事會聽從了芒內克的建議，該地區的14家主要機構於1947年成立了晨邊高地有限公司，並推選我為董事長。在接受這一職位的時候，我告訴我的同事們，如果我們要有效地應對我們面臨的各種問題，關鍵是每家機構負責人的個人參與。我承諾，只有在需要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他們才會被要求參加會議。我鼓勵他們指定各自的代表來處理日常工作。晨邊高地有限公司的所有關鍵人物——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都作出了承諾，同意採取這種方式。事實證明，這種做法非常有效。 不久，我們意識到，除非開發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住宅，否則該地區幾乎沒有穩定下來的可能。但是，土地的成本很高，而各家機構中沒有一家擁有資金可以投入到住宅建設中去。此外，私人建築商不願意在這樣一個轉型中的社區承擔建築風險。紐約市實施的引起人們不滿的《租金控制法》（早已經不存在現實的經濟理由）——該法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更使得局面雪上加霜。建築商擔心自己將無法收回成本，而出租人已經失去了改造甚至維護其物業的任何動力。 結果，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紐約已經成為全美主要的「住宅實驗室」，進行著一系列政府融資的住宅方案試驗。 晨邊高地有限公司利用了這樣一個機會。《1949年國家住宅法案》鼓勵拆除貧民窟及城市更新改造，其方法是：聯邦政府為購買土地、實施拆遷工程的私人資助者提供資金，幫助負擔此類開支，以籌措新住宅項目資金。為了利用這一新法規，我們需要著名的「權力經紀人」羅伯特·摩西——此人負責威廉·奧德懷爾市長的貧民窟拆除委員會，批准我們在高地北部邊緣地區建設一個合作擁有的綜合公寓項目，取代10英畝土地上密密麻麻的「老式」公寓房。 摩西很喜歡這個想法。他一直在尋找一家可靠的非營利團體來管理紐約市第一個城市更新改造項目，因此幫助我們迅速地通過了聯邦和市政府層層官僚機構的項目建議審批程序。在晨邊高地有限公司各機構認股50萬美元之後，包里儲蓄銀行同意提供1 250萬美元的建築按揭抵押貸款。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該銀行充滿想像力的董事長厄爾·施伍爾斯特，他積極參與了晨邊高地有限公司董事會的工作。這就意味著，私人資金將占項目成本的80%。 1951年10月，我們宣布了晨邊花園項目計劃：6棟合作式綜合公寓樓，可以容納來自各個少數族群的將近1 000個中等收入家庭。與此同時，紐約市住宅署——負責人也是摩西——同意為了配合我們的項目，將在晨邊花園北面建設一個2 000套公寓的公共住宅項目——美國津貼房屋。這兩個項目相輔相成，面向不同的收入階層。 雖然晨邊花園給社區帶來了明顯的好處，但也不乏反對之聲。最惱人的是「拯救我們的家」這個組織，聲稱晨邊高地有限公司是在有目的地驅逐低收入人群。他們甚至把共和黨議員雅各布·賈維茨也拉入了他們的陣營。我們就這個話題進行了幾次激烈的討論，最後賈維茨意識到自己被誤導了，意識到了該項目將給社區帶來的好處。 晨邊花園項目讓我學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良好組織機構和規劃的必要性、公私合作的不可或缺、職權下放給員工的關鍵作用。在職權下放方面，我很清楚，只有在我擁有某個可以信賴的助手從而我可以放心地將職權下放給這位助手的時候，我才可能在如此複雜的項目中有效地採用這種方式。我說服了當年在巴黎武官辦公室的朋友沃倫·T·林奎斯特（林迪）來為我工作。林迪的第一份工作是負責晨邊花園項目的日常事務。 林迪與摩西的參謀長羅伯特·萊布沃爾建立了良好關係。如果傲慢的摩西正因為某種真實的或者想像中的怠慢而氣急敗壞，萊布沃爾就會告訴林迪，這樣我就有時間進行干預，以便達到安撫他的目的。這種分工節省了我的時間，避免了可能的爭執，並保證了我們的項目按期進行。同時，我能夠因此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時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市中心振興急先鋒 啟動晨邊花園項目後不久，我就帶著對大通的未來至關重要的一個請求找到了摩西。為了在下曼哈頓建設我們新的總部，我們需要市政府允許我們「從地圖上消除」或者關閉錫達街的一個狹長街區，這片街區很窄，但卻是個交通樞紐。如果市里拒絕了，那麼我們所設想的現代化摩天大樓的計劃就會流產。 將城市的一個街道永久性關閉並不是一個尋常請求，但我們的項目是摩西所喜歡的那種大膽而令人充滿憧憬的項目。他答應了我們的請求，但同時警告我：「除非你們隨大溜，否則你們的錢就會打水漂兒。」他指出，華爾街的許多企業已經搬家，或者即將撤離這個城市。如果還有別的企業跟著走，大通留下來的決定就會被視為一個巨大的錯誤。 摩西的看法很有道理。20世紀20年代以來，華爾街地區一直沒有新的建築項目。金融區在下午5點之後就成了一個狹窄、骯髒、擁擠的鬼城。那麼多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公司之所以紛紛離開該地區，是很容易理解的。 大通新總部的建設可以使其有所改觀，但單憑這一個項目是不夠的。如果下曼哈頓的實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得不到大幅度改善，華爾街的「外流」現象就會繼續。摩西建議我組建一個機構來代表市中心金融社區講話，並提出一個華爾街二次開發的縝密計劃，以說服政客們分配必要的資源。 抱著這個目的，我挑頭組建了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為了確保協會具有高權威和影響力，我親自聘請了富有影響力的市中心商務領袖人物，比如美國電視電報公司的董事長克利奧·克雷格、摩根公司董事長亨利·亞歷山大、國民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董事長霍華德·謝潑德、海員儲蓄銀行（Seamen’s Bank for Savings）董事長約翰·巴特、美國鋼鐵公司財務總監拉爾夫·里德、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基思·芬斯頓、摩根史坦利高級合伙人哈里·摩根，以及其他類似地位的人物。重要的是，他們所有人都認可並積極參與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的事務和活動。 我擔任理事長，林迪擔任首席運營官。我們招募了經驗豐富的城市規劃人員，提出在運河街以下整個地區重新開發的現實方案。我們的第一份報告建議將整個地區進行綜合性重新分區，然後是一系列公共領域項目，以刺激、鼓勵私人在從運河街到巴特里564英畝的區域裡進行再開發。 我們在各個提案中建議改造下曼哈頓邊緣區：清除坍塌的橋墩、堤岸，代之以公園、直升飛機停機坪和船塢；通過街道拓寬和閉合改善公共運輸，建設下曼哈頓快速路——這是一種高架式高速公路，連接曼哈頓大橋和西區公路——以便緩解交通擁堵；將沿著西區濱水區延伸十幾個街區的老曼哈頓廣場水果蔬菜批發市場遷離，清理東區長年廢棄的倉庫和老式公寓區，以便建立一個更大的金融服務區；通過在布魯克林大橋以南失修街區建設經濟適用房，將華爾街建設成一個「24小時」社區（雖然在那裡工作的人有40萬，住在該地區的卻只有大約4 000人）。 市長羅伯特·瓦格納非常喜歡我們的計劃，《紐約時報》也是如此，並在一篇頭版的文章里稱我是「10億美元設計師」。我們的基礎設施提案要求公共資金投入5億多美元，但那是華爾街未來的根本。雖然該計劃給市裡的預算和計劃官員增加了巨大的壓力，但最終這些開支獲得了批准，復興華爾街的過程開始了。 建設全世界最高的大樓 在我們提交第一份報告兩年以後，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提議建設一個世界貿易中心。該建築後來牢固地樹立了下曼哈頓作為世界貿易和金融中心這一形象。在當時，只要超出華爾街的核心，就意味著進入了一個絕對的商業「貧民窟」。 在西區，20世紀後期建造的敦實的低層樓宇和庫房當時被數百個商店占據著，骯髒的窗戶上塗滿了手寫的廉價電子小商品的字樣。東區的情況更糟糕。一條已經廢棄不用了的高架鐵路已生鏽，成了數千隻鴿子的家園，鐵路下方是廢棄的橋墩和倉庫。北面是富爾頓魚市，給這個地區增添了一種特殊的氣味，尤其是在炎熱的夏日。 我們首先把重點放在機會最多的東區的復興。正是林迪建議我們利用下曼哈頓在國際商業樞紐方面的歷史優勢，沿著水街創建一個以貿易為主的中心。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委託斯基德莫爾·奧因斯與梅里爾設計公司制定一個13.5英畝場地的規劃方案，包括一棟70層的飯店兼寫字樓、一個國際貿易商廈兼展覽設施，以及一棟中央證券交易大樓——我們希望紐約證券交易所遷進去。 這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港口署——那是這兩個州都頒發了執照的獨立機構，負責管理紐約的海上運輸、該地區的3個機場和地區性交通——似乎是唯一有能力為這樣一個巨大工程提供融資的實體。我和林迪與港口署的執行董事奧斯汀·托賓就這個問題討論了相當長的時間。他非常支持我們的提案，贊同港口署扮演的角色。 有了港口署的支持後，我們把議案提交給有關政府官員審批。瓦格納市長很支持，紐約州州長——也就是我哥哥內爾森——也很支持。但是，新澤西州的州長羅伯特·邁納雖然原則上喜歡我們的思路，卻對水街這個位置感到猶豫。他爭辯說，新澤西的上班族要穿過曼哈頓西區的「管道」抵達工作地點，因此如果他們不得不跨過城市才能上班的話，就會十分不便。邁納的反對意見能夠徹底否決項目，因此作為一種妥協，托賓建議為了新澤西州的上班族方便，將貿易中心挪到西區，建在現有火車終點站的上面。這樣，項目與新澤西的關係就變得更加緊密，河對岸也就無話可說了。解決了這個問題後，我對項目立刻進行下去的前景感到非常樂觀。 但是，我們沒有考慮到會因貿易中心而受到負面影響的一些「特殊利益」群體。市中心的房地產開發商們把鬧市區的貿易中心看成是對他們的租金和物業價值的一種威脅。在英國帝國大廈的主人拉里·威恩的組織下，這群人成了受到搬遷威脅的鬧市區小商販們的「勇敢捍衛者」。他們對貿易中心提出一系列法律質疑，結果使這個項目拖延了幾年時間。 貿易中心方案共計1 000萬平方英尺辦公面積，其中大部分是坐落在一個大廣場上的兩座110層高的建築（比英國帝國大廈高，也許這正是拉里·威恩反對它的原因），另外還有幾個小一些的建築。批評家們強調說，那麼大的面積永遠不會全部租出去，因而要求削減項目規模。內爾森立刻施以「援手」，他宣布，紐約州為了將自己的活動集中在市區里，至少將租用10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面積，成為最大的租戶。1965年，「雙塔」（紐約的通俗小報用此來比喻內爾森和戴維）開始動工以後，內爾森決定另外租用100萬平方英尺的面積。內爾森的聲明又引起了一陣唏噓——有些人聲稱我與內爾森合謀來確保有足夠的租戶。從事實角度說，在港口署承接了項目之後，無論是我還是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都與貿易中心的建設和出租沒有任何瓜葛。 數年的法律訴訟和拖延，將貿易中心的最終造價大幅度推到了15億美元之巨，是最初預計金額的5倍。兩座大樓在1970~1977年間分期完工並統統租了出去。至少在一段時間裡，雙塔後來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樓宇，為5萬人提供了辦公空間。他們使用的電力相當於一座40萬人口的城市的用電量，使用的空調足夠冷卻100萬人口城市的所有冰箱。 世界貿易中心很快就成了紐約市最大的資產之一。就像在它之前的大通曼哈頓廣場一樣，世界貿易中心幫助將金融社區更加牢固地紮根在了下曼哈頓。它為華爾街的商品交易和各種類型的大小公司企業提供了一個新家，是一項產生巨大利潤的基本公共投資。 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於1963年提交的第二份報告倡議對該地區進行新一輪的公共設施改造。我們在鬧市區的工作中，最感人的部分是私營部門的反應。在後來的幾年當中，在運河街以南共建設了40多棟新辦公樓，提供並被租用的辦公面積達一億平方英尺。毫無疑問，大通建設一個新總部的決定、吸收了大批頗具影響力的人士參與其中的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的成立以及世界貿易中心的建設，這些都是下曼哈頓振興的關鍵。幾乎從任何一個角度——就業、新建築工程、生活質量、物業價值、經濟活力，我們給奄奄一息的鬧市社區帶來生機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超出了我們最大膽的設想。 內爾森的渣土場地 貿易中心場地的破土動工還創造了另外一個加速下曼哈頓轉變的機會。該項目的渣土倒進了哈得孫河，與另外幾十個建築項目的渣土一起給曼哈頓島添加了一塊90英畝的場地。這就意味著幾十年來華爾街擁擠不堪的「領地」里第一次出現了可以用於建設的新場地。這種可能性激發了人們的熱情，也使我捲入了與內爾森的一次有趣而不幸的邂逅。 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1963年的報告認可了市里關於在這塊宗地上建設經濟適用房和一個飯店兼寫字樓的計劃，雖然還沒有設計出任何方案——也就是說，直到1966年5月的一個上午，一臉惱怒的林迪手裡揮舞著一份《紐約時報》衝進我在大通的辦公室時，還沒有設計出任何方案。「聽說內爾森幹了些什麼嗎？」他問道。「沒有。」文章報道說，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內爾森已經宣布了電池公園城的計劃。那是一個巨大的開發項目，要在渣土堆積起來的場地上建設4棟高層寫字樓、一家飯店和7 500個單元的中低收入家庭住宅。文章提供了該計劃的細節，以及華萊士·K·哈里森和內爾森本人製作的模型。 老實說，我很憤慨。顯然，內爾森和華萊士幾個月來一直在研究這些計劃，卻壓根沒跟我提起過。不管怎麼說，我是下曼哈頓市中心協會的理事長，而且還是——絕非偶然——華萊士的朋友、內爾森的兄弟！我猜想，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由於內爾森的離異和再婚，我們之間的關係有多麼緊張，而且很少見面。 當我往奧爾巴尼給內爾森打電話的時候，他假裝吃了一驚。「你當然聽說過，」他說，「只是在這會兒看《紐約時報》的時候才知道。」我厲聲回應他。他只好承認，那是一種「相當不正常的疏忽」。也許內爾森是在嫉妒我因為貿易中心項目而獲得的大量讚譽，憎恨自己的作用被看低了，他是想讓人們相信渣土場地的項目是他的。 如果內爾森能活到看見他的項目的結果的話，他一定會叫苦不迭。電池公園城的早期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完工的時候，與他和華萊士30年前秘密制訂的計劃大相徑庭。內爾森的最初方案成了他與約翰·林賽市長政治競爭的殉葬品，成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震撼紐約市的金融風暴的犧牲品。 財政危機 1975年紐約財政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約翰·林賽當選市長的時候。我第一次遇見他時，他是個代表曼哈頓「絲襪區」的共和黨議員。事實上，他是我的議員，我曾經為他的競選捐獻過經費。他是個「洛克菲勒共和黨人」，而我覺得他的個人魅力與溫和穩健性格的獨特結合將使他成為一名偉大的市長。但是，當約翰於1966年1月1日宣誓就職的時候，他突然變成了「平民黨黨員」。他聲稱，權力經紀人將不再受市政廳的歡迎。估計我也被包括在內了，因為他拒絕給我回電話。 不幸的是，約翰在紐約的強大城市工會組織問題上卻沒有那麼自信。在他上任幾個小時之後，交通工會在百折不撓的邁克爾·J·奎爾的領導下罷工了，紐約市的公共運輸系統癱瘓了兩個星期。林賽最後作出了讓步，全盤接受了奎爾的每一個要求。（奎爾當時說，他並沒有期望市長全盤接受，可是他能怎麼做呢——退回去嗎？）林賽向交通工人的投降之舉像是開了閘的洪水，造成了所有市政工人的全線工資上漲。在後來的幾年裡，紐約市的預算因此受到了嚴重影響。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反對日益增長的稅收負擔的呼聲越來越高，加上當地經濟進入了一個蕭條階段，市政官員們開始越來越依賴出售短期債務來支撐城市的運行預算。當那些債務到期的時候，他們只是簡單地將債務延期，通過各種記賬作弊手法來掩蓋市里真實的財政窘境。經營赤字越來越大，直到再也「包」不住。到了1975年年初，紐約市的120億美元經營預算出現了30億美元的結構性赤字，僅僅為了支付該年到期的短期債務，就需要額外籌措70億美元的資金。 有人認為，大型商業銀行放任這種欺詐行為持續了這麼長時間，是有責任的。事實上，正是各家銀行最後強迫將市里危險的財政狀況公開的，而市里則千方百計地與我們作鬥爭。1974年10月，創紀錄的4.75億美元債券上市後銷售困難，而後來的兩次發行要求的利息開支為9.5%——為紐約市歷史最高點——才找到買家。大通作為市裡的一家主要銀行向市審計官哈里森·戈爾丁警告說，城市債券的市場已經飽和，必須立刻採取措施量入為出。 我們的私下警告對他和新市長亞伯拉罕·比姆均沒有任何效果。比姆市長於1975年1月在格雷西大廈召開了一次「峰會」，召集6家主要包銷銀行和各個市政工會的領導人與市長及其主要助理開會。令我震驚的是，比姆市長在會議一開始首先譴責各銀行「對市裡的背叛」。他強調說，我們有責任竭盡全力，「向全美推銷紐約市」。他向我們保證說，如果我們這麼做了，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市長拒絕接受市里財政形勢嚴峻的事實，聽得我呆若木雞。 我告訴市長，債券市場對市裡的財政管理極其懷疑，而如果他想恢復投資人對紐約市債務的信心，就必須削減開支、平衡預算。我建議不要再相互指責，市長應當要求各銀行與市里合作，制定一個解決辦法。我推薦摩根擔保公司的董事長埃爾摩爾·帕特森（帕特）挑頭領導這樣一個工作組。市長默許了。幾天以後，帕特森負責的財政社區聯絡組（Financial Community Liaison Group, FCLG）開始了「背水一戰」式的努力，力爭使市里重新控制自己的財政。 財政社區聯絡組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不久，形勢就非常明朗：市里不會自己作出改變。各家銀行告訴市長，除非有可信的跡象表明已經實施了根本性預算和赤字改革措施，否則他們就不再包銷或者購買任何額外的債券。比姆立刻譴責銀行在訛詐，市議會主席抨擊我們掌握著「市政機構的生殺大權」，要求對銀行展開調查。 市政援助公司與財政控制委員會 到了1975年6月初，紐約市已經到了絕望的境地；它幾乎已經沒有資金用來維持日常運營，沒有辦法對將近8億美元的短期債務進行再融資。市裡的官員們和市政工會領袖們仍然堅持認為這是別人的問題，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會好轉的。市長甚至要求銀行提供過渡性貸款，以維持政府的運轉，直至經濟得到恢復——該請求被我們斷然拒絕。 現在該是尋求外部干預的時候了。我與州長休·凱里數次提到我的憂慮。6月10日，也就是紐約市拖欠債務前的一天，一個新的州機構——市政援助公司（Municipal Assistance Corporation, MAC）成立，以協助市里戰勝其財政問題。雖然市政援助公司不能強迫市里平衡其預算，但它可以審計市裡的費用，並發行它自己的債券——通過銷售稅收入作擔保——來替換市裡的短期債務。市政援助公司一到位，比姆市長便輕快地宣布：「赤字危機過去了。」 事實並非如此。到了1975年7月中旬，投資人拒絕額外購買市政援助公司銷售的30億美元票據，紐約市再次接近違約。很顯然，只有市里被說服將自己財政事務的「所有控制權」交給某個更加可信的機構，市場才會作出反應。 這個責任落到了我的身上。 7月22日上午，我在大通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發表了一封已經遞交市政援助公司負責人的信。那封信實際上是在說，除非採取措施「嚴格控制市裡的開支」，否則各銀行就不再購買市政援助公司的債券。 不到一個星期，比姆市長態度軟了下來，同意立刻凍結工資、裁減2.7萬個公職、提高地鐵收費，並由州里接管市裡的一些職責。作為回報，各銀行同意另外購買將近10億美元的市政援助公司債券。但是，即便如此，還不足以將大眾投資人重新吸引到紐約市債券市場。因此，由於還有5億美元債務從1975年10月起到期，形勢再次到了一個關鍵時刻。 儘管所有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看起來市里最終還是不得不拖欠債務，這是一個潛在的災難性行為。 在幕後努力的凱里和他那位能幹的預算主任彼得·戈德馬克提出再成立一個州機構——緊急財政控制委員會（Emergency Financial Control Board, EFCB），全面接管市裡的預算權利，這與公司破產時的託管非常相似。州立法機構立刻通過了立法，剝奪了官員們剩餘的財政權利。市長比姆以及市里其他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今成了旁觀者，看著這場危機如何度過最後的艱難階段。 「去死吧！」 還有最後一個障礙。 市里是否有能力產生足夠的收入來分攤市政援助公司承擔的債務還是個未知數。市政援助公司的債券銷售折扣巨大，市裡的金融機構都擁有我們無法銷售出去的市政援助公司債券。我們在紐約的所有人——特別是商業銀行和州政府——已經竭盡全力。我們需要一個保險品種，一種擔保，從而能夠保證投資人確信無疑：危機已經過去了。 我們轉而求助於聯邦政府。但是，要讓美國中西部支持紐約市，這在華盛頓是十分艱難的。我幾次與沃爾特·里斯頓和帕特森一起去華盛頓說明情況，請聯邦政府負擔市裡的債務。福特總統剛剛宣布了自己尋求連任選舉的決定，正面臨里根的艱苦挑戰，對我們的請求並不「感冒」。很顯然，為行為不檢的紐約和東部銀行家們打開聯邦政府的「錢匣子」，這在皮奧里亞市是行不通的。至少，這是我們10月中旬在橢圓形辦公室那次惱人的會談中獲知的信息。當時參加會議的有福特總統、財政部部長威廉·西蒙、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以及我的哥哥內爾森，當時他是副總統。 內爾森儘管十分同情我們，卻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也許是因為他仍然希望福特會留下他作為1976年的競選夥伴。其他人則毫不同情，特別是（最令人吃驚的是）威廉·西蒙。雖然西蒙曾經是紐約的一名投資銀行家，擔任過比姆市長的顧問，但他卻敦促總統讓紐約市宣布破產。伯恩斯雖然不那麼強硬，但也是這種傾向。我們心灰意冷地結束了會談。 幾個星期以後，福特總統在全美新聞俱樂部的一次講話中作出了明確的答覆。總統藉機羅列了紐約市在財政方面一系列不負責任的行為，並承諾要否決任何「緊急財政援助」議案。《每日新聞》用著名的頭版標題總結了他的講話：「福特對紐約市說：去死吧！」 該標題引起的強烈反響，尤其是福特因此在下一次選舉中失去紐約州選票的可能性，對當局的強硬立場起到了緩和的影響。在市、州又制訂了一個財政計劃之後，國會批准了3年期的36億美元貸款，同時要求紐約市在每個財政年度末償還所借的本金加利息。因此，這就成了紐約市需要用來安慰投資人的「保險」。福特總統在感恩節前夜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這一妥協方案。在他作了該項宣布之後，財政危機結束了。 回想起紐約市的財政磨難，我的內心深處感到一陣悲哀。比姆是個誠實善良的人，但卻在幾十年不良財政政策所導致的赤字「海洋」里漂流。他和他在市政府的同事們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面對市裡的嚴重問題，而我們國家漫不經心、不負責任的政治領導人們對這種局勢也持袖手旁觀的態度。 財政危機的結束還標誌著紐約市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終結。財政援助的條款使該市處於預算緊縮境地，使之沒有可能維持林賽和比姆擔任市長那些年裡的高水平的收入再分配。但是，即便在資金耗盡之前，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當時自由改革的理論基礎也已經崩潰了。幾十年的高賦稅、侵入型法規和特殊利益政治並沒有產生更加繁榮、更加公平的社會，而是適得其反：基礎設施腐敗、人口下降、就業基礎被腐蝕、犯罪率上升、學校體制失敗。 財政危機產生的唯一正面的東西，也許是它迫使銀行家和工會領導人——這兩類人通常並不合作——開始攜手尋找共同的解決辦法。在我們艱苦談判的過程中，企業和勞工之間開始相互尊重。這一點後來被證明是一個重要的基礎，便於我們探討各種方法，在經過了破壞性財政危機之後，努力恢復城市一度的輝煌。 企業與勞工的團結 財政危機過去後，我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紐約市中央勞工委員會主席哈里·范阿斯戴爾一起談論加強企業與有組織勞工之間的關係問題。他同意，我們雙方繼續合作是有益的。我們說服了其他企業和勞工領導人跟我們一起成立企業勞工合作組，其中包括紐約市建築施工行業委員會的彼得·布倫南、紡織工會的索爾·蔡金和默里·芬利、西格拉姆斯的埃德加·布朗夫曼、大都市人壽保險公司的理察·希恩、洛斯保險公司的普雷斯頓·羅伯特·蒂施、《每日新聞》的出版商W·H·詹姆斯和美國運通的霍華德·克拉克。 由於不想重複其他機構的工作，我們決定，企業勞工合作組在完成對紐約市的問題和潛力的全面分析之後應當解散。我們聘請了150多人從事該研究，並於1976年下半年匯報了我們的研究發現。我們的報告強調了私營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建議清除經濟增長的許多阻礙因素：過度的限制規範、沒有競爭力的賦稅結構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 該報告是在企業與勞工領袖合作下產生的，這一點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的許多具體建議立刻得到了實施，其他建議則成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紐約市開始的有關城市發展方向的新政策辯論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企業勞工合作組表明了一種希望，即企業和工會的一些人可以共同努力，實現共同的目標。 西區高速路：石與人 企業勞工合作組報告強烈推薦兩個大型公共項目，以快速啟動紐約市委靡不振的經濟。 第一個項目是一個現代化會議中心，是紐約市迫切需要的，也就是後來的賈維茨會議中心。該計劃於1978年年初獲得批准，1986年開始營業。項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年都占全市經濟的大約2%。 第二個項目是西區高速路。那是沿著曼哈頓的哈得孫河堤岸修建的一條創造性的頗有爭議的快速路項目，設計從渣土場地那裡開始鋪設。修建西區高速路有諸多好處，包括創造就業機會、清除空氣污染、加快交通流動、重振西區嚴重衰敗的區域、支持鬧市區商務社區的開發、有助於許多規模較小的行業——比如印刷、零售和服裝的發展。 大多數紐約人熱烈支持西區高速路項目。在過去，有頂尖企業和勞工領導人支持，有主流媒體的認可，有大多數政治家的推介，像西區高速路這樣的項目一定會迅速獲得批准並很快完工。但是，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環境活動家——卻能夠最終阻礙這樣一個造福於所有紐約人的計劃的實施。 到了20世紀60年代，曼哈頓哈得孫河堤岸上的高架公路條件非常糟糕，需要時常維護。1973年下半年，一輛翻斗車滿載著修補公路用的瀝青撞塌了破敗的路基，一頭扎到了高架公路下的路面上。 早在西區公路坍塌之前，紐約市規劃委員會和城市開發公司就已經制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該計劃於1974年正式宣布時起名叫「西區高速路」，即要從現在的電池公園城到第42街建設一條4英里的新公路。渣土場地將用150英畝的地皮修建公園、住宅和進行商業開發。雖然西區高速路最終預計開支為20億美元多一點，但其中90%的資金來自聯邦公路信託基金（Federal Highway Trust Fund），剩餘的10%由紐約州提供。紐約市不需要花一分錢。 我是最堅決擁護該項目的人之一。我與華盛頓連續4任的交通部部長保持聯絡，以確保項目不會夭折。我協助說服了一度反對該開發項目的州長休·凱里，使他成為一個支持者。我還幫助說服了1977年當選市長後的埃德·科克放棄他堅決反對的立場。 西區高速路項目的反對者包括倡導公共運輸、希望用高速路的資金「換取」地鐵修繕資金的人們，以及擔心建築工程對社區生活質量產生影響的活動家以及環境保護主義者。這些反對派發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阻止西區高速路的施工，將空氣質量許可證的審批拖延了3年多，並迫使聯邦官員們進行全面徹底的審議。 終於，1981年夏天，美國陸軍工程軍團（Army Corps of Engineers）給予了最終的、關鍵性的批准——疏浚和填埋許可。勞動節那天，里根總統來到紐約，給科克市長遞上一張8 500萬美元的支票購買公路的通行權。總統宣布說：「西區高速路項目今天啟動。」真要是那樣該多好。 1983年，馬里奧·科莫當上州長後不久就對我說，他還在當律師的時候就聽過這麼一句話：只要你堅持到底並知道如何運用正確的手段，就有可能阻擋任何事情。在西區高速路的項目上，科莫的話得到了證實。 里根剛剛遞交了支票，西區高速路的反對派們就回到了法庭。活動家馬西·賓斯托克及其「紐約清潔空氣運動」正式向聯邦法庭的法官托馬斯·格里薩請求阻止許可證的頒發，聲稱工程軍團開展的環境研究有錯誤。格里薩法官同意了該請求，命令工程軍團更加全面地評估西區高速路項目對哈得孫河條紋石的影響——這似乎對沿岸腐爛的橋墩有利。 1983年，工程軍團宣布要針對渣土場地對石的影響開展為期兩年的研究。1985年2月，工程軍團發現，西區高速路項目對條紋石的影響微乎其微，並頒發了新的疏浚和填埋許可證。在聯邦政府最初批准該項目8年多、老西區公路坍塌了將近12年以後，看來西區快速路的項目終於要開工了。我和科莫州長、科克市長在切爾西的第59號橋墩上貼上了勝利的許可證。 我們的勝利很短暫。就在同一天，賓斯托克和她的同盟們走上法庭，請求撤銷許可證。不可思議的是，法官同意了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意見。格里薩針對工程軍團開展環境研究的方式舉行了新的聽證會，認為研究不充分。1985年8月6日，法官發出了禁令，禁止使用聯邦政府的資金建設西區快速路。1個月後，當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管轄區維持格里薩的裁決時，西區高速路的項目夭折了。 埃德·科克說起過西區高速路項目的一個故事，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有一天，一個反對西區高速路項目的活動家到市政廳抗議科克對該項目的支持。她對市長說，他必須停止該項目，因為它在「殺人」。當他說他不會這麼做的時候，她就躺在地上，卡著自己的脖子，尖叫著她要死了，因為缺氧。令人悲哀的是，這個婦女和她的同盟們取得了勝利。紐約——以及理性和常識——輸了。我為西區高速路項目鬥爭了10年，我主持過無數次會議，寫過專欄文章，作過演講，在華盛頓和奧爾巴尼遊說過——但都徒勞無功。叫人痛心的是，最後，條紋石戰勝了公眾利益。 創建一種持久的夥伴關係 西區高速路這樣一個可行、合理的項目遭到失敗，表明了一個城市的衰落和混亂，尤其說明它缺乏強有力的領導。 如果紐約市還打算振興的話，政府和私營部門就必須齊心協力。令形勢更加惡化的是，紐約的私營部門本身就是一盤「散沙」。正是這個問題令3位先生非常擔憂——他們是沃爾特·里斯頓、理察·希恩和威廉·埃林霍斯。1978年下半年的一個早晨，他們請我一起吃早餐。經過討論，我同意與他們聯手，請倫敦人壽保險公司已退休的董事長J·亨利·史密斯研究解決之道。史密斯的結論是，將所有企業團體納入一個機構是確保私營部門能夠「發表有效而一致的意見來支持紐約市的經濟增長」的唯一途徑。 史密斯還指出，這個新機構的首席長官必須「果斷、細緻、有謀略而且充滿想像力——應該像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幾次討論的結果是，出於種種考慮，合理的人選是我。於是，1979年10月，我擔任了後來被稱為「紐約市合夥關係組織」（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的理事長，其名稱的含義表明我們旨在尋求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 由於該組織為免稅機構，我們決定保留紐約市商會（New York City Chamber of Commerce）作為其分支部門，以便合法地在紐約、奧爾巴尼和華盛頓遊說。為了象徵我們展望全市的眼界，我們將總部從商會在下曼哈頓的老樓搬到了市中心的新辦公室。 我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說服有組織的勞工參與進來，尤其是市工會的領袖們。我們沒能如願以償。這些工會領導人堅決反對與商會合作，他們認為兩者水火不相容。 我們在另外一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將我們的組織擴大到主宰曼哈頓的大型企業領域中男性公司領導人之外。我們在所有行政區積極發展較小的企業——其中有許多是由婦女、黑人和西班牙後裔領導的——同時確保市里許多領先型非營利機構的領導人積極參與。結果，我們成了紐約市歷史上範圍最廣泛、目標最集中，而且（我相信也是）最有效的私營部門。 從一開始，我們就把重點放在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商務氛圍、削減政府開支上。這就是合夥關係組織在1980年的戰略設想，它至今仍然發揮著作用。 在我擔任理事長期間，合夥關係組織在幾個關鍵領域取得了可圈可點的進步。我們在1980年6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提供夏季就業機會。在科克市長的緊急要求下，我們有些會員公司——尤其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布魯克林聯合煤氣公司（Brooklyn Union Gas Company）——在當年就提供了將近3 000個就業機會。在後來的幾年裡，由於有了更多的時間，合夥關係組織為成千上萬名年輕紐約人提供了夏季工作，其中大部分屬於少數族裔。結果，曾經對合夥關係組織持懷疑態度甚至不屑一顧的科克市長成了我們的一個強大的支持者。 提高市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是一個更大的難題。我們的長期目標是應對企業需求與教育體制下畢業生能力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我的女兒佩吉·杜拉尼從前當過老師，後來在合夥關係組織中擔任了數年的負責這一關鍵領域的副總裁。通過「認養一個學校」計劃，各公司給各個學校提供了行政支持。最近，通過其「學習的突破」計劃，合夥關係組織承諾提供2 500萬美元用於扭轉成績最差的學區的局面。 經濟開發一直是合夥關係組織的一個關注重點。我們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開發問題上曾經與市里和州里合作。其中一個著名的舉措就是說服各公司將其後台運作轉移到成本較低的邊緣地區。所涉及的數千份工作——比如信息儲存、數據處理等類似工作——並不要求占用曼哈頓的黃金房地產面積。在市里保留這類工作至關重要。地下通訊科技公司在布魯克林的開發——以便為布魯克林聯合煤氣公司和大通的後台業務提供空間——就是其中最出色的成功案例之一。 合夥關係組織對住宅領域產生的影響最大。如前所述，從晨邊花園的時候起，我就對住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幫助成立了社區維護公司（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CPC）——紐約清算公司（New York Clearing House）的一個非營利性附屬機構，投資於紐約市破舊失修地區現有存量住宅的修繕翻新。社區維護公司運用其會員商業銀行和儲蓄銀行的經濟資源和經驗，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低成本貸款，以便業主能夠改善自己的物業以及自己的社區。 雖然社區維護公司占據了一個重要的市場，但對新住宅施工項目的需求也是巨大的。看起來，這是合夥關係組織有所作為的一個黃金機會。1982年1月，在合夥關係組織舉行的一次午餐會上（里根總統作了講話），我宣布了我們要在5年期間提供30 000個住宅單元的計劃。 在考慮了各種可能性以後，我們集中力量建設新型的兩戶型和三戶型家庭住宅。從1984年起，合夥關係組織在50個社區推出了13 000個價格中檔的住宅單元——幾乎是當時市里所有經濟適用房的50%。由此，合夥關係組織在市里最蕭條的地區刺激了住宅市場的再次興旺。 最近，合夥關係組織通過創建紐約合夥關係投資基金（New York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und）——由亨利·克拉維斯和傑里·I·斯派爾擔任聯合理事長——而進一步擴大了其經濟開發規模，為有希望給紐約帶來經濟多元化並產生就業機會的高科技企業提供風險資本。 在埃德·科克、戴維·丁金斯，尤其是魯道夫·朱利亞尼擔任市長期間，合夥關係組織已經成為紐約市各類事務中的一個固定「人物」。正如《紐約每日新聞》後來評論的那樣，它已經「成為公私合作機構的典範」，展示了為改善整個社會而拋棄微小差異就能夠取得多麼輝煌的成就。 1英尺=0.3048米。——編者注 1英畝=40.5公畝。——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