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四章　伊朗國王巴列維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我這輩子認識的所有人當中，我覺得在這部回憶錄里必須用一章的篇幅來描寫的非家族成員，是伊朗的巴列維國王。雖然我很敬仰巴列維，但我和他只能算是相識。我們之間的關係親切而正式，他稱呼我為「洛克菲勒先生」，我叫他「國王陛下」。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主要話題是商務。我覺得自己跟巴列維國王的關係將提高大通與伊朗政府打交道時的地位。國王把大通看成是一個金融渠道，對於加快他的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國家的社會福利有幫助。事實上，我跟巴列維之間的關係與我跟大通有業務往來的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都很相似。 我與巴列維的關聯性只是在1979年11月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占領之後才成為公眾密切關注的對象。隨著「人質」危機的進展，尋找替罪羊的努力開始了。媒體的報道指控我「強迫」吉米·卡特總統允許巴列維國王於1979年10月進入美國治病，從而美國公眾對我與巴列維國王的關係以及他的政權產生了不準確的認識。 當媒體得知我和亨利·基辛格以及其他幾個人曾經幫助巴列維國王尋找避難場所時——先是在巴哈馬，後來是墨西哥——便得出結論說，我們給總統「施加壓力」，允許他進入美國。1979年11月18日，伯納德·格韋茨曼在《紐約時報》的頭版寫道：「8個月來，卡特先生和萬斯先生一直在抵禦巴列維國王的美國朋友們的遊說，比如銀行家戴維·洛克菲勒和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他們強烈要求不要再把被流放的統治者當成是——用亨利·基辛格的話說——無法找到避難場所的『飛翔的荷蘭人』。」其他人也聲稱我的動機是貪婪——是出於大通想保留「伊朗巴列維國王數十億美元資產」的欲望。 事實上，我是在巴列維國王被迫離開伊朗兩個半月以後才與他取得聯繫的，而且也僅僅是因為卡特政府似乎已經不再理睬他。幾個月以後，當我得知巴列維國王患了癌症後，便將該事通知了卡特政府，但我與美國政府的交流既簡短又正式。 直到今天之前，我從來沒有敘述過我介入這一頗有爭議事件的全部真相。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寶座要歸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國的干預。在後來40年的動盪中，伊朗的巨大石油儲備和毗鄰蘇聯的位置確保了西方各國政權認為保持他的地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巴列維國王頭30年的統治中，英國在伊朗發揮著主要的政治和經濟影響——正如它在一個多世紀裡對整個波斯灣地區的影響一樣。這一切在1968年發生了變化：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宣布，他的國家將在1971年以前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出軍事力量。遏制蘇聯、保護該地區至關重要的石油儲備的任務如今移交給了美國。 尼克森主義——即要求受到美國支持和援助的較小的地區政權承擔遏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擴張的相關費用——成了主導性政策，因而在波斯灣，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成了「兩根頂樑柱」。 巴列維國王採取行動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系統地清除了政治反對派，將伊朗的經濟事務集中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國王尋求改革他的傳統主義的伊斯蘭社會：他引進公共衛生系統，在伊朗各地設立公立學校，要求男人和女人接受義務教育，推行全民選舉，第一次賦予婦女投票的權利。 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改革措施遭到了穆斯林神職人員和小商販的強烈抵制，他們經常猛烈抨擊他們眼中由於西方化和繁榮（比如短裙子、牛仔褲、電影和迪斯科）而導致伊朗的伊斯蘭文化的墮落。 在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大量的石油收入流入伊朗，巴列維國王將巨額資金投入到了基礎設施建設：道路、港口、機場、電氣化、醫院和學校。他還強調工業的多元化，產生了令人羨慕的超過當時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而這種增長至少持續了幾年時間。 雖然巴列維國王採取了大量措施將伊朗改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但他的政權也有黑暗的一面。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鎮壓了那些反對政府或者僅僅是要求有一個更加民主的政治秩序的人們。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脫離他自己國家的現實生活，他的政權變得越來越僵化、專制。 雪山之會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與巴列維國王只有兩次短暫的會面：1965年在德黑蘭當了一回聽眾，1968年哈佛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時我們一起吃了一頓飯。另一方面，大通與伊朗的中央銀行馬卡茲銀行（Bank Markazi）、最大的商業銀行梅利銀行（Bank Melli）以及十幾家其他商業銀行一直保持著牢固的代理關係。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成了主宰著伊朗經濟的國有公司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的經理銀行。我們甚至還短暫地滲透到了伊朗受到嚴格保護的國內金融系統：1957年，我們與拉扎德–弗瑞勒斯公司合夥成立了一家開發銀行。但是，伊朗政府後來嚴格限制我們的股份比例和機構的業務，扼殺了一個很有希望的機會。 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我想方設法要在伊朗建立直接的商務金融網點，但沒有取得成功。20世紀70年代初，一個現實的機會終於出現了，但我們需要巴列維國王的批准才能繼續進行。 1974年1月，在第一次「石油衝擊」過去剛剛幾個月後，當時我們正在前往中東的路上，聽說巴列維國王在瑞士滑雪。我和大通的一些同事以及我兒子理察在聖莫里茨停留，與巴列維國王會面。理察作了會談記錄。會談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涉及許多內容。 巴列維國王認為，石油價格的確定基礎應當是從頁岩開採石油的成本——該價格甚至比石油輸出國組織卡特爾人為確定的價格還要高。他指出，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將在有限的時間裡消耗完。因此，高價格是好事，因為這樣就能迫使全世界開發新的能源。他說，石油最有價值的應用領域是化工業，而我們應當用其他能源當燃料。他強調，石油高價對於工業國家來說有益而無害。 巴列維國王展望了由於石油價格提高而給他的國家——伊朗——帶來的輝煌未來。他向我們保證，伊朗將成為一個工業強國。在25年之內，它會與美國、蘇聯、中國和巴西並駕齊驅，成為世界五大經濟大國。他錯誤地斷言——但我沒有向他提出質疑——德黑蘭已經取代貝魯特，成為中東的金融中心，且用不了多久就會挑戰倫敦和紐約。 我們的兩小時談話——那是我和他交談最久的一次——涉及了許多話題，從蘇聯對伊朗的設想到尼克森總統及其「水門事件」的煩惱。亨利·基辛格曾經告訴我，巴列維國王是個極其精明的人，能夠牢牢把握住國際形勢。我當然也有同感，但在他就許多問題的判斷方面，也不乏傲慢自負；他的斷言論據不充分，嚴重脫離政治和經濟現實。 巴列維國王仿佛認為，由於他相信某件事，那件事就自動會成為一種現實。我坐在那裡聽著他描繪自己對伊朗帝國重新恢復遠古時期瑪代人及波斯人之輝煌的驚人設想，腦海里出現了「狂妄、自負」的詞。他似乎並不關心石油價格的上漲已經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混亂，更不用說自己那些肆無忌憚的提議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了。 幾天以後，我在德黑蘭與理察·赫爾姆斯大使討論了會談的情況。理察剛剛離開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位，最近才就任大使。他感覺伊朗人的確「趾高氣揚」。石油財富以及他們在海灣的主導性軍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的援助——已經改變了伊朗的戰略和經濟地位。但是，赫爾姆斯還指出：「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有錢，有原料，但沒有經過培訓的必要人力來進行管理。也許比這更加嚴重的是，部長們缺乏足夠的精明和經驗來應對突如其來的巨大財富給政府帶來的額外的複雜性。」 「真正夠規模的買賣」 我在聖莫里茨停留的目的不是為了挖掘巴列維國王在地緣政治方面的經驗，而是要討論大通銀行購買一家伊朗商業銀行的權益的打算。6個月以前，在他訪問華盛頓期間，我在布萊爾國賓館與他短暫會面時曾經向他提出過這個問題。巴列維國王當時正在與美國談判一項經濟和軍火協議。他授權我探討收購一家伊朗銀行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被允許接觸的兩家銀行——用婉轉的詞語形容——管理很糟糕，現金價值為負數。 當我在聖莫里茨告訴巴列維國王這不是大通銀行希望尋求的機會時，他表示理解，並說：「可能最好的辦法是允許成立一家全新的銀行。我最近批准了兩三家新招商銀行，所以為什麼不再批准一家呢？」他說他會在當天晚上給德黑蘭發電報，給予必要的指示。他鼓勵我不要參與小型商業貸款，而是幹些「真正夠規模的買賣」。 巴列維國王言出必行。在後來的一年半時間裡，我們與國有的工業信貸銀行（Industrial Credit Bank）一起組建成立了伊朗國際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Iran, IBI），投資於經濟發展項目，並幫助建立一個伊朗資本市場。大通投資了1 260萬美元，擁有新銀行35%的股份。巴列維國王的幫助是關鍵的，但那是他唯一一次為了大通進行干預。 大通在德黑蘭建立了網點之後，我們從銀行存款的集中和貿易金融活動中獲利最多。由於1973年後伊朗從石油銷售中賺取的利潤增加了，伊朗人在大通的存款也大幅度上升。此外，我們的貿易金融業務也蓬勃發展，因為我們繼續為伊朗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業務提供融資。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每天從大通進出的資金高達5 000萬~6 000萬美元，而在1978年年末，伊朗的存款一度超過10億美元。當伊朗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為其大型公共領域項目融資的時候，大通率先籌措了8筆辛迪加貸款。到了1979年，我們作為辛迪加貸款的代理，業務量達到17億美元，其中我們自己的部分大約為3.3億美元。這些數字很了不起，但絕非突出，因為截至1979年年底，大通的海外貸款總額超過了220億美元，我們的總存款超過了480億美元。 此外，這些金融關係中沒有一個依賴的是我與巴列維國王的「特殊關係」，而是大通在世界金融市場領先作用的結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從來沒有成功地吸引巴列維國王本人成為一個顧客。他希望將自己的大部分錢存在瑞士。 悲觀的畫面 巴列維國王政權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如何運用新的石油財富來改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要做到這一點，錢當然綽綽有餘，但錢本身並不是答案。這就是我在聖莫里茨時向他傳達的一個信息。 1975年，當美國與伊朗的外交和政治關係由於尼克森、基辛格採取的策略而越來越密切的時候，我被要求參加新成立的伊美商會的理事會——這是與美伊聯合委員會相對應的民間機構。美伊聯合委員會是由亨利·基辛格和財政與經濟部部長鬍桑·安斯利主張成立的，為的是摸索改善兩國之間經濟關係的途徑。1975年年底，該聯合委員會請商會在德黑蘭組織一次會議，告訴伊朗政府需要採取什麼步驟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場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胡桑·安斯利告訴我，巴列維國王明白改革的需要，敦促儘快召開會議。我請大通的經濟學家們為我將主持的這次會議準備背景資料。我們計劃會議於1976年3月在德黑蘭舉行，並組織了一批著名的美國代表，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當時的總裁保羅·沃爾克、美林證券公司董事長唐納德·里甘、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長彼得·G·彼得森，以及美國一些大型商業銀行的首腦人物。伊朗方面派出了由高級內閣部長、銀行家和商人組成的代表團。 大通的經濟學家們描繪的伊朗是一幅悲觀的畫面，很難與巴列維國王自己設想的金融、經濟霸權融合在一起。伊朗擁有大量的石油收入，從任何角度說這種收入還會持續增多。但是，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確保這筆橫財能夠轉變為有效應用。伊朗缺乏有秩序的貨幣市場和股票交易，它的貨幣很疲軟，外匯市場混亂。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法律和政府體系缺乏透明度、可信度和信譽，而所有這些都是吸引外國投資所必需的。政府擁有著所有的經濟產出，自上而下、從裡到外管理著一切，從而造成巨大的浪費、低效率和腐敗。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須行賄，或者了解誰說了算，或者這兩項都必須滿足。巴列維國王的家族以及他內部圈子裡的成員都受益於這個體制，不希望有所變化。除非這些基本條件得到改觀，否則巴列維國王沒有任何可能實現自己的設想——無論是將德黑蘭建設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將伊朗建設成一股重要的全球經濟力量。 伊朗方面對我們的發現很是不悅。在會議結束後的晚宴上，阿米爾·阿巴斯·霍維達總理情緒激昂地指責我們向伊朗輸出「不道德」的思想。他指責美國公司賄賂伊朗官員，然後獲取數百萬美元的軍火採購交易。 在我們拜會巴列維國王匯報會議的結果時，他答應要進行研究。但是，我想他已經意識到，伊朗突然增加的財富已經加劇而不是解決了他的國家的問題。巴列維國王啟動了社會和政治改革進程，但他是能駕馭該過程，還是被該過程所控制，還有待觀察。 但是，就當時而言，巴列維國王在國內的地位還很穩固，他與美國的關係也很牢固。1977年年底，卡特總統和夫人在德黑蘭正式與巴列維國王會面。在晚上的國宴上，卡特總統在電視講話中說到了美伊關係的重要性。他說道：「在巴列維國王的領導下，伊朗是世界上比較動盪不安的一個地區里相對穩定的島嶼……在關係到我們兩國利益的地區問題上，我們跟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如此密切地進行磋商。而且沒有一個領導人讓我對他有如此深刻的個人感激之情和個人友誼。」 一個王朝的終結 1978年3月，我最後一次訪問伊朗時，似乎一切都風平浪靜，但從我們交談的對象身上，我們感覺到他們對巴列維國王統治越來越強烈的不滿。我在尼亞瓦倫宮拜見巴列維國王的時候，他顯得彬彬有禮，對我所說的很感興趣。但我們從他人那裡得知，他已經變得越來越孤立，對人們的批評極不耐煩，而且處事優柔寡斷。1975年以後，伊朗大幅增長的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取而代之的是經濟衰退、政府開支大幅度削減、失業率上升。我們在德黑蘭的大街上看到了宗教驅使下的動亂跡象，而這種動亂後來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就演變成反對巴列維國王政權的全面革命。 9個月以後，巴列維國王登上波音707，最後一次飛離德黑蘭。他的流亡生活開始了。 流亡中的國王 當巴列維國王於1979年1月中旬離開德黑蘭的時候，我以為他會直接飛到卡特總統提出為他提供政治庇護的美國。但是，他和他的一行人在薩達特的邀請下飛到了埃及。我對他的動向沒有多加考慮，因為我更關心的是伊朗革命對大通的影響。結果，伊朗新政府在梅迪·巴紮根的領導下——他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希望他的國家能夠民主化、現代化——不久便允許外國企業恢復營業，大通與伊朗的金融關係重歸正常。因此，雖然我個人對巴列維國王的事情感到很遺憾，但我沒有理由認為我還會跟他發生進一步的關係。 巴列維國王離開德黑蘭幾天之後，我開始了中東之行。我的第一站是埃及，計劃於1979年1月22日在亞斯文與薩達特會面。薩達特遲到了。他表示抱歉，並解釋說他剛剛在機場與巴列維國王道別回來——巴列維國王應哈桑國王的邀請前往摩洛哥了。薩達特說，他曾經勸說巴列維國王留在埃及，這樣如果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就能迅速返回伊朗。巴列維國王不屑地聳聳肩膀拒絕了，說美國人「迫使他離開伊朗」，是永遠不會允許他回去的。 2月初，霍梅尼成功返回伊朗，巴列維國王重返寶座的希望徹底破滅。崇拜霍梅尼的人群高喊著「打倒巴列維國王」的口號迎接這位年邁的宗教領袖，巴列維國王設置的臨時政府和伊朗陸軍、空軍也迅速投降。雖然霍梅尼起初支持巴紮根的政府，但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誰來統治伊朗一直是個疑問。在巴紮根竭力重建對外關係的同時，霍梅尼對美國的仇恨在伊朗政治中形成了一股強大力量。2月中旬，伊朗極端分子占領了美國大使館，將大使威廉·沙利文及其工作人員扣為人質，直至巴紮根干預後才將他們釋放。 儘管發生了這一事件，美國還是於2月底正式承認了巴紮根政府。卡特政府決定與溫和派合作，希望能夠加強他們的力量，抵禦伊朗政壇中出現的兩個派別：馬克思主義左翼和基要主義右翼。為此，卡特政府悄悄地改變了給予巴列維國王政治避難的立場。 在巴列維國王離開伊朗之前，沙利文大使曾經保證，他和他的家人將受到美國的歡迎。總統本人也在1月17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公開強調了這一邀請：「巴列維國王現在在埃及，然後他將來到我們的國家。」巴列維國王到達摩洛哥後不久，理察·帕克大使向他保證，卡特總統關於美國提供庇護的承諾仍然有效，但建議他也許應該加速起程，以免形勢發生變化。巴列維國王忽略了大使的忠告，又在馬拉喀什住了幾個星期。 摩洛哥的哈桑國王是個殷勤的主人，但他自己與伊斯蘭基要主義也有麻煩。此外，哈桑將在4月初主持伊斯蘭大會的一個會議，與會者包括一些曾經敵視巴列維國王的阿拉伯領導人。結果，哈桑請巴列維國王離開摩洛哥，而且要在3月30日前離開。巴列維國王這時通知帕克大使，說他準備接受卡特總統的庇護提議。但是，我後來聽說，當時已經太晚了。 到了3月初，卡特政府已經決定，給巴紮根政府提供支持必須優先於賦予巴列維國王避難權。在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強烈反對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出結論，巴列維國王不應當獲准進入美國。卡特總統表示同意，並要求萬斯國務卿——用卡特的話說——「偵察偵察，幫他找個地方待」。 拒絕總統的請求 我於1979年3月14日獲悉政策的變化——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戴維·紐瑟姆給我打了個電話。紐瑟姆說，他是代表卡特總統打的電話。總統研究了一下伊朗的形勢，包括如果巴列維國王來到美國則美國人可能會被扣做人質的危險，決定允許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已經不是明智之舉，至少就當時而言。紐瑟姆問我能否飛往摩洛哥，將該決定告訴巴列維國王。 紐瑟姆的要求讓我大吃一驚，而且絕對不是因為我與巴列維國王的關係從來沒有親密到那種程度。驚愕之下，我立刻拒絕了。誰也不會輕易拒絕美國總統的一個請求，但我告訴紐瑟姆，我覺得卡特總統忽略了美國傳統，拒絕為美國過去的一個偉大朋友提供政治庇護，這很叫人費解。我拒絕成為該決定的一部分。 亨利·基辛格後來說，紐瑟姆首先給他打了電話，而他也跟我一樣堅決拒絕了這一請求。亨利稱該決定為「國家的恥辱」。最後，帕克大使轉達了這一信息，並同時告訴巴列維國王說，國務院經過廣泛查詢，發現只有兩個國家——南非和巴拉圭——願意接收他，但這兩個國家巴列維國王都不願意去。 公主的請求 我與戴維·紐瑟姆的對話剛剛過去一個星期，就收到了巴列維國王的孿生妹妹阿什拉夫公主的傳話，說她希望見我。我曾經在幾次非正式場合遇到過阿什拉夫，當時她是聯合國婦女權益委員會（U.N』.S Women’s Rights Commission）里的伊朗代表。3月23日星期五傍晚時分，我和約瑟夫·里德到了她在紐約的一棟城鎮房屋。 阿什拉夫是個意志堅定的矮小婦女，對自己的家庭極其忠誠。她一臉愁容地描繪了她哥哥的悲慘境地，請求我與卡特總統交涉，改變他的決定，或者至少另外給巴列維國王找個避難國家。阿什拉夫告訴我們，哈桑國王已經定下最後期限，從那天起7天內她哥哥必須離開摩洛哥。「我哥哥無處可去，」她說，「也沒有其他人可以找了。」 我的處境很尷尬。在我與巴列維國王過去的關係當中，沒有任何事情使我覺得自己對他負有強烈的義務。他從來就不是我個人欠過情的朋友，他與銀行的關係也到不了我為他承擔個人風險的程度。事實上，如果伊朗當局確定我給予巴列維國王及其家庭的幫助太多，那麼大通銀行可能會面臨嚴重的後果。因此，我很有耐心、很關切地聽著公主的敘說，但沒有承諾會採取任何行動。 那天晚上，我與亨利·基辛格和哈皮·洛克菲勒——內爾森的遺孀——在她波坎蒂克的家中一起吃晚飯。我和亨利討論了我們跟戴維·紐瑟姆的通話情況和巴列維國王的處境。哈皮向我說起了內爾森與巴列維國王的親密友誼，以及他們跟他和他的夫人法拉哈·迪巴於1977年在德黑蘭一起度周末的情形。哈皮提醒我說，當巴列維國王意識到自己可能不得不離開伊朗的時候，內爾森曾經主動提出為他在美國尋找一塊合適的地產。 我們還談論了卡特總統拒絕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的「創舉」。我們兩人都相信，我們的盟友——尤其是曾經為我們承擔過巨大風險的中東協友，比如薩達特和海珊國王——很可能因為這一舉措而重新考慮能否依賴美國的問題。考慮到這些問題以及內爾森的承諾，我和亨利同意，在卡特政府就是否以及在什麼情形下巴列維國王可以獲准進入美國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們要盡我們的全力幫助巴列維國王。美國對外政策的「智囊」之一、在卡特總統上任頭幾年曾經在若干問題上提供過諮詢意見的傑克·麥克洛伊不久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 尋找安全庇護所 我們已經聽說，除了埃及以外，歐洲和中東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冒著激怒波斯各個新總督的危險而為巴列維國王提供庇護，因而我們將重點放在了西半球。我們得到的回覆不理想，但在關鍵時刻，亨利說服了巴哈馬的外交部部長給巴列維國王簽發臨時簽證進入他的國家。巴列維國王和他的一行人於3月30日到了那裡。 在拿騷迎接巴列維國王的是羅伯特·阿莫。這個年輕的公共關係人物在內爾森擔任州長和副總統期間一直是他的職員，而且在他退出政治舞台後繼續為他工作。阿什拉夫在1978年年底留下了阿莫，以便改善她哥哥在美國的公共形象，而就巴列維國王在巴哈馬逗留期間的最初安排進行談判的正是阿莫。由於美國官員們不願意提供支持，阿莫的任務非常艱巨，因此我讓約瑟夫·里德盡全力幫助他。在後來的幾個月里，約瑟夫和阿莫發現自己出人意料地處在了不得不處理巴列維國王流亡生活中大部分問題的位置——從聘用警衛到為巴列維國王的孩子們找學校。此外，約瑟夫成了美國政府的聯絡人，定期向國務院的戴維·紐瑟姆報告巴列維國王的處境，並偶爾給他帶回信息。 1979年4月初，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巴列維國王流亡生活的周期或性質，也的確不知道他最終會在哪裡找到永久性避難地。根據行政官員們告訴我們的信息，我和亨利認為，在巴列維國王於巴哈馬相對短暫逗留之後，總統會允許他進入美國。 可惜，事情並非如此。不久以後，非常明顯的是，巴哈馬的總理林登·平德林以及他的同事們更感興趣的是從巴列維國王那裡賺錢，而不是為他提供私密性和安全。比如，平德林堅持讓巴列維國王一行人住在帕拉代斯島——那是拿騷外面的一個旅遊區，平德林在那裡擁有自己的私人住宅。阿莫和約瑟夫都匯報說，巴列維國王非常擔心謠傳中霍梅尼派遣的「神出鬼沒的殺手隊」。他非常憤怒的是，平德林及其密友們似乎要榨取他的每一分錢。巴列維國王在巴哈馬的待遇實為屈辱，因此，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又開始為他尋找其他安身之地。 冷冰冰的白宮會議 巴列維國王剛剛抵達拿騷，我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試圖說服卡特總統允許他進入美國。約瑟夫向我匯報說，巴列維國王「對卡特個人的背信棄義」深感傷心。大約一個月以前，我就計劃與總統在4月9日會面，討論紐約市的韋斯特威項目。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向總統通報最近一些外國領導人針對我們對待巴列維國王的問題而表示的擔憂。我準備了一頁紙的匯報，並在我們結束橢圓形辦公室會議時交給了總統。我把匯報的一部分摘要如下：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有機會訪問了亞洲、非洲、歐洲和中東的二十多個國家。我訪問的許多國家都相對較小，對於美國的目標來說並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儘管如此，這些國家都傾向於把自己看做美國的朋友。 在我所見到的國家首腦和其他政府領導人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擔憂——他們感覺美國的對外政策在來回搖擺，缺乏可以理解的全球戰略。在這一方面，他們常常影射我們不公平地利用了值得稱道的人權目標。他們對美國作為一個朋友的可靠性表示懷疑。 我建議，總統邀請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訪華盛頓是有益的，以便向他們保證他們可以繼續指望獲得我們的支持。卡特的反應很冷淡，只是暗示說他會與他的顧問們商量此事。 在離開之前，我還勸說總統允許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我告訴他，如果我們的德黑蘭大使館有什麼威脅，我們應當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在我看來，一個偉大的強國似乎不應當屈服於敲詐勒索。總統顯然很不耐煩。等我說完後，他便生硬地結束了我們的會面。 隨著巴列維國王在巴哈馬形勢的惡化和美國「大門」的關閉——至少短期內是這樣，我和亨利都在另外尋找一個願意接納巴列維國王的國家，同時也得是他願意前往的國家。可供選擇的餘地不大，但其中一個可能是奧地利。4月底，在維也納的一次畢爾德堡團隊會議上，我跟布魯諾·克雷斯基總理談起了此事。他似乎對巴列維國王的處境很同情。「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告訴我，「我知道難民是怎麼回事。」我離開維也納的時候，相信克雷斯基會接受巴列維國王。我們與他保持著聯繫，但他卻一直沒有發出正式邀請。 亨利的運氣好一些。我們兩人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數次遇見墨西哥總統波提洛，與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亨利說服波提洛越過他的外交部部長——那位部長覺得墨西哥不應當無視美國的態度——給巴列維國王及其家人簽發了簽證。巴列維國王一家於1979年6月10日到達庫埃納瓦卡。墨西哥政府非常周到，巴列維國王覺得自己的新環境相當愉快。 再次拒絕總統的請求 眼看巴列維國王安全地在墨西哥安頓下來，我希望我個人不再需要代表他介入此事。因此，雖然亨利·基辛格繼續公開批評卡特政府對伊朗危機的全面處理及其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雖然傑克·麥克洛伊不斷寫信給萬斯，要求允許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但我卻沒有採取任何動作——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裡——來影響政府對此事的考慮。 儘管卡特總統對我試圖說服他允許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而感到惱怒，但他似乎並沒有因此為難我。我與他以及他政府里的其他高級官員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事實上是非常好，以至於在7月19日那天，總統把我從大通銀行的一個董事會上叫出來，要我取代邁克爾·布盧門撒爾，擔任財政部部長。第二天，我到華盛頓去與他討論此事，但我們很快意識到，我們在如何管理國家的金融事務問題上分歧太大，無法輕易消除。於是，總統任命當時的美聯儲主席威廉·米勒來擔任財政部的這個職務。 令我吃驚的是，幾天以後，米勒代表總統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考慮取代他的美聯儲主席的位置！就這個提議，我給予了認真考慮，但最後我也謝絕了。坐在那個位置上，我將負責執行一系列嚴酷的政策，以便控制通貨膨脹、穩定美元。我作為一個富裕的共和黨人，名聲很大，同時還是個銀行家，要證明苛刻金融政策的合理性並讓疑心重重的國會和憤怒的公眾接受，實在極其困難。我跟我的朋友安德魯·邁耶談起這件事，他也同意此事難度太大，無法克服。我把我的決定通知了米勒，並強烈推薦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當時的總裁保羅·沃爾克承擔該工作。 「出於人道主義緣故允許入境」 卡特總統的伊朗政策在1979年夏季期間開始鬆動。巴紮根政府還在當政，但也僅此而已。他在恢復伊朗經濟活力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哈爾克港到處是裝貨的油輪。美國和歐洲的各家公司——包括大通在內——在因為巴列維國王的離境、霍梅尼的歸來而導致的混亂局面平靜下來之後，立刻在春天恢復了營業。但是，政治勢力之間的平衡很不穩固，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都可能破壞仍然脆弱的局面，產生又一次危機。 1979年夏季期間，當巴列維國王生病時，這樣一種事件便開始在庫埃納瓦卡出現。8月初，約瑟夫·里德去看他時，注意到他的手錶帶非常松，但卻把它當做某種皇室癖好而沒有當回事兒。一個月以後，約瑟夫發現巴列維國王的體重又減輕了，顯然得了黃疸病。約瑟夫被告知，巴列維國王可能得了瘧疾。 9月底，鮑勃·阿莫告訴約瑟夫，巴列維國王的病情惡化了，請他聯繫紐約醫院一位熱帶醫藥專家班傑明·基恩大夫。基恩飛到庫埃納瓦卡，給巴列維國王作了檢查，得出的結論是，他得的是阻塞性黃疸，病因要麼是膽囊疾病，要麼是胰腺癌。他希望作進一步的化驗，但巴列維國王拒絕了。約瑟夫將這一情形告訴了戴維·紐瑟姆，說也許巴列維國王有必要到美國進行治療。紐瑟姆答覆說，必須證明屬於「重大疾病」他才可能被允許進入美國。 巴列維國王的病情進一步惡化。3個星期以後，也就是10月18日，基恩大夫再次被喚到墨西哥。這時，巴列維國王告訴基恩，他得了淋巴瘤，一批法國醫生已經為他秘密醫治了幾年。知道這件事的只有巴列維國王身邊的幾個人，包括他的夫人。令人驚訝的是，在美國的任何人——無論是政府內部還是政府外部的人——對巴列維國王的病都一無所知。基恩立刻通知了國務院的醫療官員，巴列維國王患了惡性淋巴瘤，並懷疑有導致黃疸的內阻塞綜合徵。從治療角度看，基恩說，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組織一個醫療隊在墨西哥為巴列維國王醫治，但他最好還是去紐約。基恩還給紐約的約瑟夫打了個電話，然後我指示約瑟夫給紐瑟姆打電話，告訴他巴列維國王由於病情嚴重要求立刻來美國，且我將願意為他在紐約安排一家醫院。 10月20日，卡特總統及其顧問們開會考慮了這些事實。正如萬斯在他的回憶錄《艱難的抉擇》（Hard Choices）中所說的：「我們直接面臨一個艱難的決定：要在常規準則和人道主義與可能對我們的使館人員帶來的傷害之間進行權衡。」經過仔細考慮之後，卡特總統宣布，「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為了診斷和確診」，巴列維國王將被允許來紐約。 美國代辦將巴列維國王的病情通知了巴紮根總理個人。雖然伊朗領導人警告說會出現敵對性示威遊行，但他們感覺美國使館將是安全的。政府還得到波提洛總統的保證，說巴列維國王在美國的治療結束後將被允許回墨西哥。 接著，10月22日，巴列維國王被告知，他可以前往美國。但是，美國政府仍然不對巴列維國王負「官方」責任。10月23日早晨，當他的包機降落在紐約市的時候，迎接他的是鮑勃·阿莫，阿莫將他送到紐約醫院。約瑟夫·里德在醫院已經作好安排，讓他以「戴維·紐瑟姆」的假名住院。真正的紐瑟姆在得知此事後，並不覺得多麼有趣。 人質危機 巴列維國王到達紐約帶來的反應是溫和的。數百名抗議者集中在紐約醫院外面譴責巴列維國王，但他們沒有引起多少重視。但伊朗的反應卻完全不同。不到幾天時間，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伊朗各地爆發，最終釀成1979年11月4日對美國使館的攻擊，70多名美國人被扣留。不祥的預兆是，占領使館的「學生們」——他們聲稱自己是代表霍梅尼在「沿著伊瑪目的道路前進」——要求將巴列維國王引渡到伊朗接受審判，作為釋放人質的條件。 霍梅尼有了這樣一個「事件」，伊朗革命更加極端的階段即將開始。 巴紮根釋放人質的努力是徒勞的。不到兩天時間，他的政府便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與霍梅尼基要主義的反美觀點更加合拍的政府。新外交部部長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要求引渡前巴列維國王，讓其歸還其全部財產，並要求美國停止「干涉」伊朗事務，以此作為釋放人質的條件。 11月14日，巴尼薩德爾威脅要撤回伊朗在美國各銀行的所有儲蓄——大約90億美元——除非前巴列維國王被立刻引渡回伊朗。巴尼薩德爾發出聲明幾個小時後，卡特總統凍結了伊朗在美國以及在美國各銀行海外分行機構里的官方資產和存款。當時，大通發放給伊朗政府的待償還貸款以及其他債權總計3.66億美元，但我們同時把持著5.09億多美元的存款。我們立刻遵從了總統的命令。第二天，我們宣布伊朗政府未履行其義務，用他們的存款沖抵貸款，並償付我們在伊朗的所有債權。 11月15日，我致電卡特總統，告訴他形勢已經到了個人無法處理的程度。我說，當時正在接受癌症放療的巴列維國王意識到了由於他來紐約而導致的問題，覺得他在幾天內將能夠康復到可以旅行的地步。我請總統派一名高級代表來紐約處理這一局勢。總統拒絕了，其理由是他不希望被人們認為自己已經在逼迫巴列維國王離開美國，因為那樣會被看成是屈服於伊朗的壓力。因此，雖然危機十分嚴重，總統仍然不願意為巴列維國王承擔官方責任。 兩個星期以後的11月30日，事態又一次發生了奇怪的變化。我正要在明尼阿波利斯發表演講時，收到了波提洛總統的一個高級助手的電話，通知我說他已經決定撤回巴列維國王在其簽證於12月10日到期後繼續留在墨西哥的許可，因為巴列維國王的出現對他的國家利益構成了威脅。當我問及為什麼給我打電話時，他說波提洛總統對卡特總統處理伊朗危機的方式感到惱怒，寧可通過我轉達該信息，而不是國務院。我指出墨西哥立場的這種突然轉變非常尷尬，因為巴列維國王已經計劃回到庫埃納瓦卡，而且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告訴我，該決定是不可更改的，並請我將該信息轉達給卡特總統。我通過白宮的工作人員轉達了墨西哥方面的決定。 由於波提洛總統拒絕信守諾言，卡特總統被迫對巴列維國王及其行動承擔起責任。我給白宮打電話後不久，總統就派出他的顧問勞埃德·卡特勒來到紐約。有了卡特勒，我終於可以完全抽身出來了。 巴列維國王后來的故事非常悲慘——他在德克薩斯住院，在巴拿馬受到虐待，回到埃及後於1980年6月去世。羅伯特·阿莫一直陪伴著他，直到他逝世，但所有的進一步安排都由卡特政府的白宮負責，作為解救美國人質的一部分努力。 我最後一次見到巴列維國王是在1979年10月23日，也就是他到達紐約的那天。我從後門悄悄地進入紐約醫院，以便避開抗議者和媒體。法拉哈·迪巴和前財政部部長鬍桑·安斯利跟他在一起。我和巴列維國王只交談了幾句。他顯然非常疲憊，看上去瘦弱蒼白，他忍受著巨大的痛苦。他握了握我的手，感謝我在過去幾個月給予他的幫助。我祝他身體安康——除此以外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然後便離開了醫院。 追憶巴列維國王 在編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我查閱了卡特政府中針對巴列維國王作出關鍵性決策的要人的著述，包括卡特和萬斯。他們的書描寫了那些年裡美國的整個對外政策，敘述得十分細緻，包括他們自己不懈努力，對伊朗新政權——他們對其高度重視——制定的權宜之計。 但是，他們在描述巴列維國王流放期間他們是如何對待他的問題上，卻不是那麼直截了當。無論是卡特總統還是萬斯國務卿都沒有提到，在他們決定禁止其入境以後，他們曾經請民間人士轉達這一「官方」信息。他們也沒有說明在接下來的7個月期間，他們為什麼拒絕為巴列維國王提供任何官方支持，為什麼與他沒有任何官方交流，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幾次間接地給他傳話說，他們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允許他進入美國。事情的真相是，卡特政府公然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在巴列維國王還在摩洛哥的時候就與他劃清了界限，但卻從來沒有膽量公開這麼說。相反，他們將他拋棄在流亡的「海洋」中「漂浮」，依賴幾個民間人士來周濟他。 巴列維國王奇異的流浪故事與美國在伊朗的人質的痛苦形成了「呼應」。他們的痛苦後來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因為美國政府凍結了存放在大通和美國其他銀行的伊朗資產而變得更加複雜。他們被扣留的444天是駭人的艱苦日子，也是我們國家的磨難，因為我們眼巴巴地看著我們的同胞蒙羞受辱。 但是，即便是事後分析，我也相信我們的政府從一開始就不應當屈服於訛詐勒索。它表現的是軟弱可欺。由於我們對巴列維國王的怠慢，不僅我們的人質，而且我們的國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原則上說，國家必須象徵著什麼，國家必須信守諾言。我們在巴列維國王的問題上沒有做到這一點，而他作為一個統治者儘管有著他的缺陷，卻理應取得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更加榮耀的待遇。毫無疑問，如果巴列維國王在1979年2月或者3月來到美國，伊朗的新政府一定會反應強烈。但是，如果如此處理那種性質的危機，比起拋棄一個最需要我們的朋友，對美國的形象和聲譽造成的損傷就會小得多。 至於我自己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作為一個銀行家，我與伊朗這個對大通來說非常重要的國家建立了關係，而在巴列維國王流亡以後，我又致力於維護我們在新政府下的利益。在197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大通與伊朗的關係一直很穩定。事實上，這種穩定關係一直持續到使館於11月初被占領的那一天。在1979年上半年，政府沒有減少他們在我們大通的資產餘額，事實上他們的存款又恢復到了歷史高點——大約5億美元。卡特對伊朗官方資產的「凍結」保護了我們的利益，但大通里沒有一個人在說服卡特政府實施凍結措施方面起過任何作用。1981年年初，作為解救人質的整體交易的一部分，大通（以及美國所有有牽連的其他銀行）收回了所有到期的資金，沒有蒙受任何損失。 從個人角度說，儘管記者和歷史修正主義者一再強調，但從來沒有什麼「洛克菲勒/基辛格幕後戰役」給卡特政府施加「無情的壓力」，迫使其不計代價地允許巴列維國王進入美國。事實上，更加準確的說法是，在許多個月當中，我們很不情願地為政府充當了替身，因為政府沒有負起全面責任。 伊朗危機對於大通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我與巴列維國王的個人關聯性卻在許多年後才被正確看待。 當公眾人物的一個相當令人懷疑的「好處」是，《紐約時報》會定期派一名記者來更新你的——用他們的話說——「傳記」。字面解釋是「訃告」。1981年，在我作為銀行董事長即將退休的時候，有位記者前來更新我的傳記。我們談了整整一個小時，而他提出的問題中，有90%涉及巴列維國王。對《紐約時報》來說，好像我與他之間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唯一重要的事件。1986年，《紐約時報》的另一位記者再次更新我的傳記，大概有50%的內容與巴列維國王有關。1996年另一位記者對我傳記的又一次更新中，與巴列維國王有關的問題大約只有20%左右了。如果我再活個幾十年，估計我就可以完全從與巴列維國王之間的負面報道中擺脫出來了。 與我同行的大通官員阿奇博爾德·羅斯福是克米特·羅斯福的侄子。克米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曾經策劃了將巴列維送上國王寶座的1953 年政變。同樣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過的阿奇博爾德在中亞和波斯灣地區的政治和歷史知識豐富得驚人。阿奇博爾德說，他認為巴列維國王在伊朗的「遊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