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三章　手足之戰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家庭衝突範圍擴大，已經遠遠超出了我與自己的孩子們之間的衝突。 1973年2月，溫斯羅普死於癌症，而巴布斯也於1976年5月被癌症奪去生命。隨著他們的去世，我和我的3個哥哥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家族辦公室和波坎蒂克地產的未來產生了爭執。我們之間在這些家族機構問題上的激烈爭吵和意見不合受到了同一時期「侄子侄女們」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兩代人之間的叛逆鬥爭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脅到了家族本身的團結和延續性。 我們兄弟幾個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內部摩擦，然而家族內部關係緊張的重點如今是內爾森和約翰之間的尖銳衝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內爾森一直堅決主張並積極促成家族團結，而約翰則是我們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怒火中燒的領導人 1977年1月底，內爾森從華盛頓回到家族辦公室，帶著40年公共事業典範的榮耀——他的事業帶他進入了畢生孜孜以求的美國總統夢的中心。但是，儘管內爾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卻為過去兩年中發生的事件憤憤難平。 隨著「水門事件」的敗露和尼克森灰溜溜的辭職，福特總統挑選內爾森當他的副總統。內爾森將該選擇看做一種莫大榮譽，能夠讓他在危急關頭身居要職服務於自己的國家。他用自己泰然的個性處理了國會艱難而勞心的確認程序。1974年12月，國會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總統職位對於習慣於爭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來說是一種困惑，不過好在福特願意利用內爾森在國內政策和外交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另外，如果福特決定不爭取連任——正如傳言中所說的那樣，內爾森就具備了必要的內部業績，可以於1976年獲得共和黨的提名。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按照內爾森預計的那樣發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訴內爾森，他已經決定爭取連任，而內爾森不是他的競選夥伴。總統的決定反映了他內部圈子裡的顧問們尤其是他的總參謀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想法。他們確信，內爾森的自由共和黨派別將在總統預選中輸給羅納德·里根——他是該黨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保守派「寵兒」。毫無疑問——至少內爾森心裡這麼想——拉姆斯菲爾德自己當總統的野心在決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著挑選鮑勃·多爾參議員為他的競選夥伴，在激烈的鬥爭中擊敗羅納德·里根，獲得共和黨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選舉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優勢擊敗。（數年以後，在紐約的一次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認說，當年放棄內爾森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以他的觀點，內爾森的出現將在他1976年贏得選舉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 福特的決定擊垮了內爾森。嚴酷的現實是，他當選總統的希望如今徹底破滅了。儘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公開批評過福特，甚至代表共和黨的一票開展了強大的競選運動。 但是，1976年以後，內爾森再也沒有競選過任何候選人。他對政治完全失去了興趣，這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倍感傷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碩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時候遭受如此打擊，他變得憤懣難平。 內爾森發現自己在經濟上陷入了困境。多年來在州、國家政治最高層次上的運作——包括4次競選州長、3次競選總統——耗費了他個人的大量錢財。很顯然，他從1934年信託基金和個人投資中獲得的綜合收益已經不足以同時維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腳的生活習慣——包括廣泛收集藝術品。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他已經數次動用自己的信託基金，結果1934年信託基金委員會決定不再允許他抽調任何本金。雖然還是個富人，但內爾森卻生平第一次需要節省開銷。 雖然經歷了政治上的挫敗和經濟上的困難，但內爾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絕登上公共舞台之後，這種精力如今將用於家族內部。 內爾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們這代人當中真正的領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機構背後的指導力量。他認為，既然他已經永遠離開了政治領域，就該重新獲取這種地位。內爾森認為自己理應自動獲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對我來說——似乎不僅僅是有點自以為是的問題。甚至在他回到紐約之前，他就明確表露了自己的意圖：他在沒有諮詢家族內任何人的情況下宣布，他要對家族辦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行詳細分析。 內爾森剛剛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廣場30號第56層的老辦公室，就明確表示不容許別人對他的計劃有任何異議。他似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能力，也許他覺得自己不需要將這種政治能力用於自己的家族事務上。在追求控制權的過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等旁系親屬」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們的大哥約翰。 頑固的理想主義者 約翰會強烈反對內爾森，這在之前是不可能預料到的。約翰一直是個羞怯、內向的人，曾經聽憑比較豪放、霸道的內爾森將自己擠到一邊，扮演我們這代人的領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購、波坎蒂克地產的所有權，以及與父親打交道這種永遠錯綜複雜的事情。但是，在慈善事務上卻不是這樣。約翰自認為是洛克菲勒慈善傳統的合法「繼承人」，而且他還將這種傳統看做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價值觀念，是漫漫歲月中唯一能夠將家族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紐帶。 內爾森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在全美知名，約翰在美國慈善領域默默無聞地贏得了領導力強大和成就卓越的名聲。他已經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創新型董事長辛勤工作了20年；已經成為創建紐約市林肯中心——全美卓著的表演藝術中心——的支柱力量；通過人口委員會——那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成立的——應對了頗有爭議的全球人口增長過快問題，而且多年來一直自己籌措資金；並且通過他個人對經濟開發項目和文化交流項目的支持和倡導，在遠東（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關係網絡。在這個過程中，約翰還重新恢復了日本協會，創建了亞洲協會。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約翰的慈善捐獻平均大約每年500萬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業是約翰的「領地」，而他痛恨內爾森自以為是地認為指導家族主要慈善機構——特別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之未來的應當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約翰對內爾森強硬的反對態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觀點的變化。跟我們許多人一樣，約翰一直為當時的社會動盪深感不安，但是，他並不是一味指責年青一代令人費解的態度和反叛行為，而是致力於理解他們內心不滿的根源。約翰和他的同事們與年輕人——包括黑豹黨（Black Panthers）人和常春藤聯誼會的大學生——在一起相處了幾百個小時，聆聽他們訴說自己的不滿、政治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他發現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許多東西。這對約翰來說是一次轉型的體驗，為此他寫了一本書，名叫《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敘述了自己的經歷。 該書是當年一個很好的寫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蘊藏在年輕人身上，並指出，將世界弄得一團糟的老一輩人應當從自己的孩子們那裡尋求指導。該書引起了不小的震動：社會的高層人士並不經常與不滿社會現狀的人，甚至是年輕的批評家聯繫在一起。但是，對於我們這些相當了解他的人來說，約翰的想法和結論並不那麼驚人。他已經越來越接近我們常說的「空想主義者」。多年來，他直接接觸到許多嚴重的、棘手的社會問題，從而加深了他對弱勢群體和底層群體的本能的同情。其結果是，他的政治觀點比以往更加傾向自由的一邊。 回想起來，這就是內爾森與約翰之間衝突的一個主要根源。作為紐約州州長，內爾森在大多數社會問題上不斷地向右傾斜——比如「洛克菲勒」藥物法規，他對阿提卡監獄暴動的鎮壓，以及他對美國干預越南事務的拚死維護，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場。內爾森鄙視約翰的自由主義，以及約翰對曾經辛辣攻擊過他的許多個人和機構的歡迎態度。他還對「侄子侄女們」的表現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決心不讓他們擁有對重要家族機構的控制權。因此，激戰的「擂台」已經設好，最先影響到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未來。 第一戰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已經成為全美第十二大基金會，捐助資金達到2.25億美元。基金會的項目與1940年創建初期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我們兄弟5人創建該基金會時，為的是管理我們對諸多機構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軍、世界青年聯合會，以及紐約市和威斯特徹斯特縣的90多家社區機構。父親在1951年捐獻的將近6 000萬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據第一次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了捐獻資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一直依賴我們兄弟幾個每年的捐款），使我們能夠將基金會的範圍擴大到我們幾個兄弟之外，為每個兄弟發起和領導的機構提供大量支持。接受這種捐款的機構主要有約翰的人口委員會、內爾森的美國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協會和勞倫斯的傑克遜洞穴保護公司。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又從父親的地產那裡獲得用於捐款的7 200萬美元。由於資金的大幅度增多，我們可以進一步擴大基金會的計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繼續處理著我們兄弟幾個的個人捐獻，為家族領導的幾個機構的工作提供資金。但如今，我們開始接觸更大範圍的機構和組織。結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開始演變成一個更加傳統的基金會。我和我的哥哥們對這一過程感到滿意，因為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的孩子們會希望承擔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責任，並通過這個基金會去追尋他們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種變化已經深入開展，並顯著地反映在基金會對從事民權和機會均等領域工作的支持——這一點非常符合許多「侄子侄女們」的利益。但是，雖然我和我的哥哥們堅決支持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範圍更加廣闊，但我們覺得對「我們」家族領導的各個機構——這些機構多年來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支持——仍然負有責任。在我們考慮自己將不可避免地退出這些機構領導職位的時候，我們的結論是，簡單地將這些機構分離而不為其將來提供充足的資源是不負責任的。我們設想捐獻高達1億美元的資金，也就是大約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獻資金的一半。我們的考慮是，有了這些資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將不再需要繼續為這些機構負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理事會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並立刻啟動了一個審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總裁達納·克里爾負責監督。 不到一年時間，顯然我們每個兄弟對於我們所說的「克里爾委員會程序」的期望各不相同。約翰的主要目的是儘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因此他主張嚴格限制「終端」撥款的金額。我和勞倫斯與約翰的意見不同，我們還希望確保我們的各個機構擁有堅實的未來。尤其是其中的兩家機構——勞倫斯的斯隆·凱德琳癌症紀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學——要想作為卓越的機構生存下去，就必須獲得大量的經濟支持。我和勞倫斯強烈倡議為這兩家機構提供大量的捐獻資金。約翰堅決反對我們建議的金額，稱之為「不合適、假公濟私」的行為。 雖然內爾森對克里爾委員會程序的早期階段沒有什麼興趣，但很快他就發表了他的意見。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斷送」 專為規範慈善基金會而設置的《1969年稅收改革法案》給我們的討論增添了一絲複雜性。該法案嚴格禁止基金會理事的假公濟私行為，其中大部分規定是合理的。但是，在對該法案通過國會討論起到過重要作用的約翰堅持說，國會中，人們強烈支持另行立法來徹底擯棄基金會。結果，約翰爭辯說，既然法律暗示捐獻人應當開始削弱對自己基金會的控制，那麼我們應當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起個帶頭作用，主動減少家族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控制。 為了實現這一點，約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這樣家族成員在理事會中的比例就能變為少數。以我的觀點，約翰的立場是在質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當初創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為我們對當前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共同興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才成了全美最受尊重的基金會之一。為了安撫在華盛頓的臨時多數政客而削弱我們兄弟的作用，我感覺那是個嚴重錯誤。但是，我的觀點沒有能夠說服約翰。 約翰居高臨下的態度和模糊的認識——他認為自己是在一個高層次的道義角度進行討論——使得衝突更加尖銳。他的想法和態度不僅讓我和勞倫斯非常惱怒，而且讓在間隔將近20年後於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內爾森更加暴跳如雷。內爾森指責約翰試圖「斷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正如他早先聽憑家族的影響力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日益削弱並最終喪失一樣。 雖然為了息事寧人，我願意就約翰的立場作一些讓步，但內爾森卻沒有這種心態。毫無疑問，內爾森對待約翰的居高臨下姿態一直很傷人，但在那之前，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爆發成公開的敵視。過去，約翰一般都向內爾森讓步，而內爾森天生的政治直覺從來都不會讓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過分。但這回，情況卻不一樣了。 約翰對「侄子侄女們」的同情，以及他們在書中向科利爾和霍羅威茨表達的觀點，使得局面更加惡化。內爾森對他眼中孩子們的叛逆行為大發雷霆。既然我們要把基金會傳給年青一代，而年輕人已經公開鄙視這個家族並正投身於內爾森覺得絕對無法接受的事業，那麼為什麼還要勞神挽救基金會呢？內爾森的解決辦法是將整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分配給我們兄弟幾個認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機構。如果這一點實現不了，那麼內爾森希望重新建立我們兄弟早期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和管理的壟斷。 鬩牆 從1977年年初開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會議上的討論越來越激烈。內爾森與約翰之間憤怒的爭吵加劇了，而勞倫斯則偶爾會放棄自己作為理事長的職責，介入他們的爭論。如果這種家庭內部爭吵是在私下進行，那麼情形也就不那麼令人沮喪了，但外部理事們——包括洛克菲勒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傑拉爾德·埃德爾曼（Gerald Edelman）、美聯儲前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和衛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長約翰·加德納——也被迫目睹這些過激的場面。 敵對態勢是在內爾森回到5600號房間後幾天內開始的，當時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理事長。內爾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經接替約翰短暫領導過基金會，而約翰則在這個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內爾森一回來，勞倫斯堅持說他很高興能夠讓位，因為——用他的話說——他只是「在過去的20年里填補內爾森的空缺」。約翰立刻表示反對，說該輪到我當理事長。我以自己在大通銀行最後幾年的沉重負擔為由謝絕了。勞倫斯勉強答應繼續擔任理事長，直到我4年以後從銀行退休。 百折不撓的內爾森繼續推行他的計劃，以確保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個提名委員會會議上，內爾森提名國家藝術基金會前董事南茜·漢克斯和亨利·基辛格為理事會成員。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約翰——對他們作為理事的獨立性感到擔憂，因為他們曾長期與內爾森共事。另一方面，要忽視他們出類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後，他們兩人都入選了。 內爾森還建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應當恢復其原有職能，即為兄弟幾個人的個人慈善事業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們」和家族外的成員——都只能擔任顧問。內爾森的大膽想法很不切實際，約翰·加德納尤其感到憤慨。 加德納要求與我和勞倫斯私下談談，於是我們在我的辦公室里會面。加德納對內爾森的提議感到義憤填膺，他指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在公共組建的基金會裡，每一個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託責任。一個外人投票的效力永遠都不得小於某個兄弟投票的效力。我完全同意加德納的意見，並明確地告訴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驚的是，勞倫斯堅決維護內爾森的立場，嚴厲斥責加德納，指責他的動機和他的個人信譽。加德納明顯被勞倫斯的斥責激怒了，大步離開了辦公室。 幾天之後，加德納辭去了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理事會的職務。不久，《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深入報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矛盾。我敢肯定是加德納透露了報道中的內容，對內爾森道義上的不當之舉進行了描述。加德納對內爾森的陰謀詭計和勞倫斯的橫加指責所作出的強烈反應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內爾森的提議根本沒有機會被接受。正因為此，我對約翰·加德納竟然讓這件事見諸報端感到極其失望。自那以後，負面的公眾效應在一段時間裡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名聲。 但是，衝鋒陷陣的內爾森拒絕約束自己的行為。在1977年6月的理事會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為長島的紐約科技學院提供一些捐助資金，幫助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骨科大學。他提出該議案是受肯尼思·里蘭博士的啟發。 許多年來，內爾森一直蒙受里蘭博士的照顧——他成了內爾森信賴的朋友，是他永遠的隨從人員，無論我哥哥到哪裡旅行，他都陪伴左右，並隨身攜帶他那張便攜桌子，以便進行治療。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訪內爾森，司空見慣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蘭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個關節被弄得噼啪直響，四肢被扭曲著、拉拽著，看起來很不舒服。在內爾森的建議下，巴布斯和勞倫斯也接受了里蘭博士的治療，他們也深信不疑。 內爾森的提議引起了其他理事們強烈的不滿。他們覺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資源，來支持由他的一個密友主持的優勢並不確定的項目。但是，內爾森拒絕讓步。最後，作為一種折中辦法，理事會撥款10萬美元，研究該大學的經濟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提供援助的議案問題上，約翰和內爾森再次「決鬥」。內爾森要求將該藝術博物館列入克里爾委員會清單，以紀念於1961年到巴布亞新幾內亞進行人類學探險活動時喪生的兒子邁克爾。內爾森已經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捐獻了他收集的早期藝術品，包括邁克爾收集的一些工藝品。博物館建了一個新廂房存放這些收藏品，並以邁克爾的名字命名。這是一個絕好的解決方案：內爾森的收藏品有了一個永久的家，對邁克爾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紀念，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自身的收藏品中一個明顯的空白得到了填補。 家族對內爾森的議案作出了慷慨的回應。馬莎·貝爾德提供了建設新廂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了將近15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收藏品的安裝和永久維護，而家族裡的一些其他成員——包括我和勞倫斯——也都對該項目給予了支持。但是，內爾森遇到了他自己無法解決的費用超支問題，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考慮額外資助15萬美元。理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同意這項額外資助，但約翰表示反對。他爭辯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已經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獲得了全部資金捐助，沒有資格要求額外支持。讓我們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約翰又一次表現出來的「假仁假義」態度。最後，理事會批准了額外捐助，約翰氣急敗壞地表示棄權。 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勢：約翰和內爾森在理事會上怒目相視、衝突不斷，結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會議成了我們大家不快的經歷。 家族辦公室的小規模衝突 1977年春天，內爾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張的對家族辦公室的調研，並將他的建議提交給他的3個兄弟。截至當時，祖父於19世紀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辦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礎上運行。首先是祖父，然後是父親，他們聘請了一小批專業人士幫助管理家族的商務活動和慈善活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我們這一代人變得越來越活躍，很有必要設立不同的部門來處理家族在法律、房地產、會計、投資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父親慷慨地繼續支付大多數這類服務的費用——每年高達數百萬美元——直到他於1960年去世。那以後，他的遺孀馬莎——她繼承了他的一半地產——同意支付辦公室開銷的一半，剩餘的由我們這代人負責。1971年，馬莎去世。從此，我們兄弟幾個——在巴布斯的幫助下——承擔了辦公室的所有費用。而後，隨著通貨膨脹率直線上升，隨著我們的孩子們以及他們自己的孩子們對服務的要求不斷提高，辦公室的費用每年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內爾森的調研包含幾個建設性的、很有價值的建議。他提議成立一家家族擁有的公司來重組家族辦公室，而該公司要向其客戶收取服務費用。內爾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幾年前創建的貝西默信託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並提議將公司的服務推銷到外部客戶。該洛克菲勒信託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個董事會掌控，由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負責運營。內爾森計劃通過合理安排辦公室的運作，能夠大幅度削減我們的開支，處理家族延續性這個複雜問題，以及我們兄弟幾個與我們的孩子們之間的權力轉移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內爾森的建議看來是解決家族面臨的問題的一個合理途徑。 但是，內爾森顯然錯誤地估計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銷給家族裡其他人的能力。當他肆無忌憚地提出自己應該擔任這家新公司的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的時候，他的麻煩開始了。這就意味著他要取代擔任辦公室擔任非執行主席將近20年的勞倫斯，以及精明能幹的經理——在這將近20年期間真正的辦公室首席執行官J·理查森·迪爾沃思。內爾森還提議，要將新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限制為「在外部世界被證明有能力」的人。根據內爾森的條件，從家族內部來說，只有他、勞倫斯和我，以及約翰的兒子傑伊——當時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州長——才有資格。內爾森將約翰和我們的所有其他孩子們——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範疇。 內爾森的這部分計劃表現出掌控權力的所有特徵，遭到了大多數家族成員的強烈反對。這個問題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會周末」期間達到了白熱化程度——那時，家族裡許多成員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聚在一起玩耍、休閒，並討論一系列與家族相關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內爾森在他兒子羅德曼的屋子裡與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們的配偶一起吃晚飯。自從科利爾和霍羅威茨的書在前一年出版以來，這是內爾森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孩子。內爾森首先明確表示了自己對那本書的厭惡，以及他對曾經與那兩個作者來往過的侄子侄女們的不滿。接著，他解釋了他的家族辦公室計劃，包括自己擔任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的內容。侄子侄女們被激怒了，他們抨擊內爾森試圖用霸道的態度奪取家族辦公室的控制權。內爾森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那是一個令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緊張、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個兄弟聚在娛樂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們則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開始正式討論內爾森的提議。由於家族辦公室的管理從來都不是通過投票來決定的，因此內爾森覺得只要獲得他幾個兄弟的認可，他的計劃就能夠生效。當我們被告知侄子侄女們投票後一致決定否決該計劃時，他目瞪口呆。他們堅持讓勞倫斯繼續擔任家族辦公室的領袖，而計劃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慮。我從來沒有見過內爾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個兄弟給予支持，立刻執行他的整個計劃。 老實說，我傾向於讓內爾森擔任家族辦公室的領袖，但並不贊同他所要求的絕對權威。我同時還非常同情他，因為他的感情的確受到了傷害，而且遭遇到大家如此的敵對。但是，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曾經深深傷害過我們的侄子侄女們。儘管他要求獲得個人的支持，我覺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來結束這種對抗。在接下來1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我扮演起調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內爾森協調，接著是我們的侄子侄女們。內爾森略微平靜下來一些後，我便離開我的幾個哥哥，走到游泳池旁邊。我敦促他們不要一概否決內爾森的提議。雖然我盡全力說服他們，使得他們的立場最後有所鬆動，但鬆動的程度很小，他們繼續堅持將內爾森的計劃擱置起來。他們同意由他擔任董事長，但不是首席執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辦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運作、他們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認可時才能實行這一措施。當我回到棋牌室後，我和約翰、勞倫斯勸說內爾森接受這個妥協方案，但他對家族的憤懣持續激化了幾個月。 20年過去了，當我回憶起在波坎蒂克的那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時，我意識到家族的運轉機制從那天開始就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主持、倡議家族團結的內爾森——長期以來一直是家族中大家公認的領袖——卻遭到了毀滅性的慘敗。在不被認可後，他不得不從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機構中撤了出來。與此同時，而且出乎意料地，由於我在我們的侄子侄女與我們兄弟幾個之間調停並幫助達成了妥協，結果我作為家族領袖的作用開始變得明顯起來。 波坎蒂克大決戰 在我們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和家族辦公室問題爭論不休的同時，我和我的哥哥們還面臨著波坎蒂克——我們家族在韋斯特徹斯特縣的地產——的艱難決定。這個問題再一次引發了約翰和內爾森之間的惡鬥。 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們意識到，該地產不僅具有不菲的經濟價值，而且還有豐富的歷史和美學價值。我們開始探討我們的各種可能——這個過程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約翰和內爾森分別去世以後才算徹底解決。我們的早期考慮因為該地產複雜的所有權結構而變得更加困難。 波坎蒂克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緊鄰的四周場地——我們稱之為「公園」或者「歷史區域」——共計大約250英畝。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我和約翰、內爾森、勞倫斯平均擁有波坎蒂克的這部分地產。第二部分是「開闊區」，將近2 000英畝，歸我們兄弟5人共同擁有的希爾斯地產公司所有。還有我們各自擁有的地產：約翰的林木農場，內爾森的狩獵屋，我的哈得孫松屋，勞倫斯的5個地塊，包括哈得孫河岸的石樹廳。 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我們開始制訂這些地產未來的分配計劃，特別是開闊區的地產，但沒有一個計劃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們請著名的園林建築師佐佐木秀夫處理10年來產生的值得討論的所有擔憂，並制訂一個能夠「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個波坎蒂克地產的計劃。 內爾森的紀念碑 內爾森從來沒有特別關心過「柵欄外面」我們共同擁有的地產情況。當開始計劃地產的未來的時候，內爾森傾向於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考慮「基魁特」。他把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國的象徵性中心。他認為關鍵的是自己能夠作為祖父和父親的接班人而成為「基魁特」的主人。內爾森的主人翁感極其強烈，他的客人中幾乎誰都不知道他並不是「基魁特」的真正主人，而是與他的3個兄弟共同擁有。由於內爾森的敦促，它被指定為一個國家歷史地標——那是1976年12月，福特總統在一次盛大的儀式上賦予的殊勛。 在這個問題上，約翰與內爾森的意見再次出現嚴重分歧。「基魁特」的歷史保護——在約翰看來，那只是在創建一個「內爾森紀念碑」——卻不是他優先考慮的問題。他主要考慮的是要確保該地產其他地方的開闊區能夠最終用於公共目的。 這回，勞倫斯同意約翰的意見，但由於他對內爾森的忠誠，他很難阻止他哥哥的計劃。勞倫斯最大的個人承諾是保護地產，他反對將自己的個人經濟資源用於波坎蒂克地產未來規劃的其他領域。他尤其熱衷的想法是將開闊區建設成一個公園，成為他自己工作和父親工作的象徵。我後來發現，至於「基魁特」，勞倫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會覺得遺憾。 我自己的觀點是，我們必須努力保護開闊區，同時維護「基魁特」，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方面都有足夠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計劃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們幾種不同的傾向性，提供了解決我們不同目的問題的框架。佐佐木告訴我們，地產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說，「基魁特」和公園區必須保持其歷史、建築和美學價值，而開闊區的大部分地區應當保持公園用途，造福大眾。計劃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人對這個計劃非常贊成。 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該地產將送給哪些私人企業？採用什麼渠道融資？即便我們將大部分開闊區作為公園用地捐獻給某個政府機構，成本也相當高昂，尤其是如果挑選的機構要求捐資維護父親原先的馬車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話。維護「基魁特」的費用開支更大。事實上，僅僅歷史區域所需要的捐資金額預計就高達3 500萬美元。 雖然這些錢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出售開闊區的邊緣土地來籌措，但大部分捐資將不得不出自我們自己的「口袋」。內爾森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彌補捐款的差額。約翰再一次堅決反對，聲稱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濟私」。這一具體問題成了約翰與內爾森之間爭鬥的最後一個戰場。 不同尋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們1977年6月在娛樂房的反叛事件過後不久，約翰給內爾森寫了一封信，從他西北角的辦公室親手遞交到內爾森的東北角辦公室里。信中說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說，你的一生要實現兩件事。第一是當上美國總統，第二是成為家族的領袖，確保家族繼承父親和祖父傳給我們的家族傳統。顯然，你的第一個目標已經失敗，如果你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你就面臨第二個目標也失敗的危險。」 內爾森立刻回信，要求約翰「收回」那封信。當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沒有見過。但是，內爾森卻十分堅持。他說，除非約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則他將終止關於波坎蒂克問題的談判，尋求在他自己那塊地產上建設飯店和會議中心的計劃。最後，約翰的確收回了那封信，談判又恢復了。 我再一次發現自己處於約翰與內爾森對峙的中間。他們的觀點都很占理，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經過數番討價還價後，我們達成了妥協：內爾森同意將開闊區的大部分作為公園用地捐獻，條件是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遺囑里寫明為歷史區域捐資500萬美元，且我們的2 000萬美元捐資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1 500萬美元的捐獻，這樣波坎蒂克計劃中歷史維護部分的充足資金就有了保障。約翰認可這種協議，看來，永久性——並且友好地——解決問題的前景相當光明。 但是，事情並沒有完全解決。與內爾森爭鬥了多年之後，約翰認為在努力實現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內爾森一樣倔強、暴躁。在改變自己的遺囑之前，約翰堅持要勞倫斯將石樹廳——哈得孫河畔美麗的地產——劃入公園內。雖然我們各自擁有的地產的任何部分將來如何分配的問題，從來就沒有被納入談判內容，但約翰專橫地認為石樹廳必須包含在內，否則他就取消交易。 勞倫斯非常憎恨約翰單方面提出新條件重新開始談判，他覺得忍無可忍，拒絕考慮該提議。約翰固執己見，他越是跟勞倫斯大談他的「責任」問題，勞倫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後，約翰來找我，建議我和他一起找勞倫斯，提出我們自己買下石樹廳，以便將它納入計劃修建的公園內。我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們看到的反應正是我所擔心的。勞倫斯暴跳如雷，拒絕討論這件事，幾乎是將我們推出了門。 經過這件事以後，約翰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勞倫斯不會退讓。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遺囑——就像我們幾個兄弟已經修改的那樣，將500萬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資。但是，他是個拘泥於細節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訂遺囑，不斷提出細微的修改，提出細微的問題，讓他的律師重新考慮。我們都認為，約翰的修訂已經完成，波坎蒂克問題終於塵埃落定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出現了那場意外的話，局面一定會是這樣的。 約翰去世 我最後一次見到約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蘭切特星期日來到哈得孫松屋，與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飯。我們在一棵大榆樹的樹蔭下吃了一頓輕鬆的飯。佩吉跟約翰談起了她新近對養純種瑞士西門塔爾牛產生的興趣。跟熱衷所有的事情一樣，佩吉對農耕事宜已經變得熱情滿懷。午飯後，她說服約翰坐馬車去看看她的一些寶貝家畜。我和布蘭切特留在後面，討論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有關事情。 約翰對自己看到的東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與自己的秘書研究自己的遺囑之後，他在前往火車站趕火車返回紐約的路上，帶著秘書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開車的是他的秘書，因為他還沒有從踝骨移植手術中完全恢復過來。 他們行駛在貝德福特路的時候，一個年輕人開著一輛大眾汽車——他剛剛與父母吵完架氣憤地離開家——從對面方向駛來。道路拐彎的時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樹，迎頭直接撞上了約翰的車。約翰的秘書受了重傷，後來經過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康復階段。那個年輕人在事故現場當場喪命，約翰也當即身亡。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想到的不是我們之間惱人的爭吵，而是我們小時候他對我的種種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些小事對我來說卻意義重大。約翰比我大將近10歲，他是我所有哥哥當中最努力照顧我的。我們的關係並不是十分親密，但由於在我需要的時候他給予了我溫存的支持，因此我請他在我的婚禮上當我的男儐相。 跟父親一樣，約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來的是慈善事業領域裡的巨大成就，這種成就連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約翰跟我們所有人一樣，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為人正派、誠實正直、心地善良，對世界充滿關愛。他憎恨不公正的行為，慷慨大度地將自己的時間、才華和資源投入到最有希望產生真正的、持久變革的事業中。他為了降低驚人的世界人口增長率而開展的無畏的運動，他對藝術的慷慨支持，以及他為了將遠東各族人民和各國與美國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而作出的高瞻遠矚的努力，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我非常遺憾的是，約翰的成就從來沒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理解或認可。 內爾森的報復 死亡並不總能平息怨恨，也不能終止仇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約翰的死實際上重新點燃了這種情緒。內爾森聽說約翰的遺囑中沒有包括500萬美元用於波坎蒂克的內容，他失去了理智。當相關的條款念給我們聽的時候，我看得出來，內爾森氣得眼睛都圓了。至於約翰最終的確將500萬美元的內容寫進了遺囑，這一點對內爾森來說並沒有區別。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在上面簽字。對內爾森而言，約翰欺騙了他，而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 內爾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師們，重新立下遺囑，將用於波坎蒂克捐資的500萬美元內容刪除，將自己在開闊區里他享有的份額留給哈皮，將自己在歷史區裡的份額明確指定給全美歷史保護信託（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立下遺囑，在他身故以後，他的遺囑執行人沒有修改這些內容的權力。 內爾森沒有將這些修改告訴勞倫斯，也沒有告訴我，直到將近6個月以後，也就是1978年12月。當時，他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通知我們說，如果我們希望繼續按照原先談判的那樣實施波坎蒂克計劃，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在他死後從哈皮手裡買下他在開闊區的份額。我義憤填膺，明確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內爾森。看到我如此憤怒，他稍作讓步，說他的遺囑不是最終的，並希望我們能夠將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結果並非如此。 當我問他為什麼要作這些修改時，內爾森解釋說，全美歷史保護信託的負責人卡爾·休梅爾辛向他保證，該信託機構通過國會的努力，將成為出售遠洋石油租賃權而獲取的數百萬美元的受益人，將很容易開發並維護「基魁特」，用於歷史保護和公共參觀。因此，我們誰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錢來捐資了。 我不信任地搖搖頭。內爾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許諾了（他自己就作過這種許諾），應該知道事情會發生變化的——果不其然，撥放這些資金的立法沒能在國會通過。儘管如此，在報復約翰並向人們表明自己擁有控制權的欲望的驅使下，內爾森沒有在自己的遺囑中修改這一內容，沒有給自己的遺囑執行人留有在這件事情上的處置權。他的遺囑自動地將他在歷史區的權益轉讓給了該信託機構。內爾森的最後姿態給我以及勞倫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後來的15年里增添了數百萬美元的開支和更多的煩惱。 內爾森的最後幾個月 由於內爾森接管家族辦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企圖被挫敗了，他從家族事務中撤了出來，將自己的時間花在兩家企業上。 第一個是一家生產他個人藝術收藏品的複製品的公司，然後出售給公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合適的，因為內爾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閒方式是收集藝術品。內爾森得到了一種極其精確的生產藝術複製品的工藝，預計高質量複製品的市場相當大——尤其是如果與他的名字相關聯。為此，他複製生產了自己最好的藝術收藏品，然後通過他在曼哈頓第57大街上租賃的一個店鋪和妮夢瑪珂絲商店出售。雖然公司很快就獲得了些許利潤，但我們家族中的大多數人——除了我妻子佩吉——都對這個創意表示非常懷疑。 第二個項目野心更大。內爾森與世界銀行前總裁喬治·伍茲一起成立了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公司。伍茲和內爾森與幾個著名的沙烏地阿拉伯商人合夥，計劃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國的管理經驗來開展中東地區的社會經濟開發項目。他們希望說服沙特政府和幾個阿拉伯生產商投入1億美元的剩餘資金，然後拿出利潤的50%給合伙人作為管理酬金。雖然說將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銀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債券更加有建設性的用途中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國政府會提供所有必需的資金，然後與內爾森和他的合伙人們平均分享利潤，這種想法就太天真了。這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很符合內爾森的性格，但當沙特人退出該計劃時，我一點都不感到吃驚。 內爾森一直希望賺錢，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和佩吉產生了共鳴。佩吉在一個星期天吃午飯的時候告訴他，她已經將自己一頭寶貝的瑞士西門塔爾牛賣了100萬美元。聽到這個消息，內爾森的表情立刻變了：他對佩吉刮目相看，對她的買賣的所有細節越來越感興趣。令人十分詫異的是，那麼多年來，佩吉與內爾森一直保持著相互尊敬而彬彬有禮的關係，而如今，佩吉成了內爾森在家族中與之相處最融洽的人。 內爾森一生中的最後幾個月，我感覺過得很不愉快。他對許多事情都抱著宿命論的看法，似乎已經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臟有問題，但他從來不告訴哈皮，而且拒絕讓心臟病專家診斷。他只諮詢里蘭博士，而里蘭只是每星期3次讓他躺在桌子上擺弄他的後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為大通的業務出差去中東。動身之前，我給內爾森打了個電話。我記得那時他比平時在我出門前表現得更加熱情、關切，因為不管怎麼說，出門遠行對我們兩人來說是家常便飯。我記得自己當時心裡直嘀咕，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事實上，那的確成了我們最後一次通話。 內爾森去世 得到內爾森去世的消息時，我正在馬斯喀特的阿曼蘇丹王的會見室里。我感到十分震驚，但我覺得與蘇丹王卡布斯短暫會見是一種禮貌。他真摯地表達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紐約。我很感激他的提議，但我還是坐大通的飛機回了國。我們在懷特布萊恩斯機場著陸時，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圍繞內爾森的死而出現的事情——所有這些後來都上了報紙。對於一位事業如此出色的人來說，這種結局太悲慘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不幸的插曲已經被人們淡忘，而內爾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認可和理解。 從少年時期開始，內爾森仿佛就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實現這種目標。雖然他十分敬仰我們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奧爾德里奇的職業——最讓他著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條路，內爾森就更加堅定地瞄準了最高權力位置——美國總統。他明白，在家族內部的領導地位對自己的計劃至關重要。從達特茅斯畢業後，他與母親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與父親在建設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內爾森還是我們兄弟幾個團結一心的組織驅動力量。 從擔任羅斯福總統的泛美事務司協調官開始，內爾森便表現出非凡的素質：工作勤奮、智慧過人、個人凝聚力極強。他會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甚至會一些葡萄牙語。內爾森成了該地區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專家，贏得了許多拉丁美洲領導人的友誼和敬重。事實上，他在許多國家都被看做英雄。 戰爭以後，內爾森曾短暫地為杜魯門總統工作，擔任他的衛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長，最後成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特別助理。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內爾森都證明自己是一位能幹的行政管理人員，是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創造性政策的制定人。 但是，他在公共事業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在他擔任4屆紐約州州長期間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創建一個更加人道、更加進步的社會方面，政府的作用最關鍵。雖然是個共和黨人，但內爾森與有組織的工會和少數民族團體建立了密切、持久的關係。內爾森從來不會讓傳統阻擋他前進的道路，因此改變了紐約州政府的性質和職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結構，注入了變革和創新的精神。他的許多成就包括發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體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園面積、徹底修改了稅收體制。在內爾森的領導下，紐約成了進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內爾森希望將自己在紐約的成功轉變為持久的國家權力，但在這方面，他失敗了。他在共和黨內的日子從來都不輕鬆。他在社會問題上的看法對於黨內新興的保守派來說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黨人」對於堅定的右翼人士來說還是一種咒罵。另外，內爾森與托德的離婚、與哈皮的再婚使他在黨內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從來沒能從中恢復過來。 內爾森是個很有創造力的堅強領導人，是美國20世紀期間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長官之一。他還是我們國家培養出來的為數不多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國際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個優秀的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