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二章　家庭風波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個美國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書出版了，並且很快就成為一部暢銷書。 該書的作者是彼得·科利爾和戴維·霍羅威茨，兩人從前是極端主義雜誌《堡壘》（Ramparts）的編輯。這本書從左派理論和反正統文化的角度詆毀了我的家族。（當代政治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爾和霍羅威茨作為左派作家，通過撰寫有關洛克菲勒家族、甘迺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著述來抨擊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並因此賺取了個人名聲和大筆錢財。而如今，他們已經成為共和黨內右派的「寵兒」。霍羅威茨是洛杉磯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該機構的大量資金來自理察·梅隆·斯凱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動家。） 該書在進行了漫不經心的調查之後，根據令人懷疑的信息來源，將事實和杜撰（後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將我們描繪成資本主義貪婪成性的化身、當代美國和全球社會弊端的根源。雖然該書幾乎完全沒有觸及連早期左派或右派記者們也不曾攻擊過的我們家族的前三代人，但是，書中關於「我們的子女們」——我的孩子們、侄女和侄子等——的章節相當煽情，這讓我很是頭疼。 兩個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現，與我的幾個「侄子侄女們」會面。他們鼓勵孩子們自由地訴說他們不再迷戀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個機構、疏遠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時還答應為他們保密。他們的採訪構成了該書的核心，集中描述我們家族裡年青一代人的個人生活和鬥爭，包括我自己的6個孩子。科利爾和霍羅威茨描繪的畫面表現的是一群鬱鬱寡歡、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許多還為極端主義社會事業和思潮所吸引，急於擺脫冷酷無情的「反革命」家長。該書出版以後，我的孩子們告訴我和佩吉，兩個作者誤導了他們，聲稱他們在撰寫一部有關慈善事業的書，且未得到他們的許可，他們所說的話就不會寫入書中。他們說，他們說的話被故意篡改，以便符合作者們自己的思維框架，而不是他們自己生活中的真實情況。儘管如此，他們說的一些話也並非全是謊言，這使得我和佩吉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異常痛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書在1976年問世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孩子都已經從大學畢業，而那些在學生期間曾經積極參與極端主義政治活動的人，也都早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儘管與越南戰爭和爭取社會公正的鬥爭相關的問題已經不再那麼迫在眉睫，但我們所有人——我們的每一個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對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一些根本分歧和嚴重的緊張關係。 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我們開始比較平靜地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意識到，儘管存在著實實在在的分歧，但我們至少還抱有一些共同的願望：創建一個沒有種族仇恨和偏見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貧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類不通過毀壞環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這種認識花了很長時間才被理解，可是，一旦達成了這種理解，我們所有人之間產生一種不同的、相互更加尊重的關係的可能性就加強了。然而，在那之前，我們這兩代人的關係經歷了10年的對抗，而不是禮讓。 為人父母的艱難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們的兩個孩子——阿比和佩吉——為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業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個孩子對那些年風雲多變的政治卻很少參與。我們是根據同樣的道德準則撫養所有孩子的，依據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長環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條。我一直感到十分詫異，每個孩子對家庭教育、對20世紀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應。 我毫不懷疑，在他們早年性格成型的那些年裡，我長期不在他們身邊這一點對他們產生了一種關鍵性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間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內瓦，在他們來到世上頭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並不在他們身邊。佩吉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盡她的能力給予他們愛和指導，而他們也繼承了她對大自然和音樂的熱情，以及她擁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察和艾琳都是在戰爭之後出生的，但即便在我還是大通的一名初級官員的時候，出差也是家常便飯。因此，對於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還是無法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時間和關注。 佩吉覺得為人母親的負擔實在難以承受。雖然她是個全心全意的母親，大多數時候具有與孩子們溝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們婚姻生活的頭20年里，她還是階段性地感到極度抑鬱。當她處於這種惡劣心情的時候，孩子們學會了要躲她遠一些。雖然佩吉堅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醫生的工作，並最終成功地戰勝了自己的大部分問題，但她的抑鬱——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頻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們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慮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為負責任的父母，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時候，他們在紐約市有名的日校讀書——女孩們去蔡平和布里爾利，男孩們去巴克利，他們從中獲得了紮實的基礎教育，儘管他們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薰陶。 我們的大多數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孫松屋度過的。孩子們在那裡騎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天冷的時候可以在「娛樂房」里遊樂，而且常常邀請他們的小朋友們一起玩。我們還帶他們週遊美國各地，並帶他們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對待我那樣。我們的家裡總是滿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這樣孩子們很小就開始接觸到各種類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薩爾斯、秘魯總理佩德羅·傑拉多·貝爾特倫、哈佛校長內森·普西，以及喬治·馬歇爾將軍。孩子們對客人的來訪越來越適應，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富有教育意義、充滿樂趣的經歷。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許多關係培養了他們在語言、藝術、自然界等方面的諸多興趣，並引導他們滿腔熱情地去追求。 1952年，父親設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銷的信託基金，為我的孩子們提供了未來經濟保障。在設立這種基金的時候，父親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們設立信託基金的模式——該基金為我們提供了大部分收入來源。在設立1952年信託基金之前，父親問過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結構。 我和佩吉決定，我們的每個孩子應當獲取一般性年度收入——從21歲開始5 000美元——然後逐年增加，直至他們30歲。到那個時候，他們每人應當獲取自己的信託基金所賺取的所有收益。我們還規定，在得到受託人同意的基礎上，到了21歲以後，每人都可以提取高達50%的信託本金。我們感覺，這些收入和父親的慷慨將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們過上獨立的成人生活，並保證他們自己分配他們的資源。 緊張的關係 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孩子們開始離開家前往寄宿學校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了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自然結果，一種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決定、尋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樹立他們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洛克菲勒這個名字及其傳統、關聯性和責任——這些似乎都是他們作為家族的一員所代表的東西——感到不安。我們的兩個女兒選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她們如今已經認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認識到這個名字還有一些優勢！ 小戴維 我們最大的孩子戴維第一個離開家，準備在新罕布希爾的菲利普艾斯特學院上大學。戴夫（戴維的暱稱）從來沒有公開反叛過，但也從來沒有跟我們特別親近或開誠布公過。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學習經歷似乎加深了我們之間這種溝通隔閡。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種游離漂浮，而不是直接對抗。 我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根本沒有多少為人父的才能，因為我想跟我的孩子們建立聯繫的努力總以失敗告終。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兒童廣場——華盛頓的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股票給了戴夫。該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樓完工、債務還清之後大幅度升值。我覺得這個禮物是將一大筆財務資源傳給我長子的一個好辦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該項目本身的細節會讓他感興趣，並成為能夠將我們兩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徑。雖然我的禮物在經濟上讓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對這個項目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甚至沒有興趣與我進行討論。當我提到這個項目的時候，他非常吃驚，不相信將我們兩人拉到一起竟然是這個禮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識到，鑒於戴夫當時對我的態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現實的，但我的意願卻是真誠的、充滿希望的。 1965年，戴夫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接著在劍橋大學攻讀經濟學，然後才回到美國，並於1968年結婚。他決定留在波士頓地區，追尋自己對音樂和藝術教育方面的興趣，而不是回紐約從事商務或法律事業。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工作了幾年，在國家藝術基金會和國家公共電台的董事會中分別任職，並主持了一個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部分資助的重要藝術教育論壇。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齡人一樣，反對自己家庭支持共和黨的傳統。他喜歡的政治是更多地強調環境保護、確保所有公民的民權、結束在越南的戰爭。20世紀60年代後期，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幫助贊助了「堅決反正統的」波士頓周刊《真實報道》（The Real Paper），這些人包括馬薩諸塞州後來的州長威廉·韋爾德和後來成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產開發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若干年以後，我成了莫氏波士頓地產公司——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的一個業務夥伴。）雖然與戴夫的個人關係已經非常融洽，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與我保持距離。然而，從那以後，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我們之間的關係到了鼎盛時期：我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 阿比 阿比是我們的幾個孩子當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堅定的一個。從她還是個孩子時，阿比就很霸道，對她所遭遇的大多數事情都會做出很激烈的反應。當佩吉決定停止母乳餵養的時候，阿比立刻轉向奶瓶，讓她母親心裡感覺很不是滋味。她歷來跟她的父母一樣熱愛大自然。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她就熱衷於觀察鳥，並且能夠逼真地模仿鳥兒的歌聲，而鳥兒對她的模仿聲也會作出回應。 阿比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跟她的母親非常親密。她們彼此都欣賞對方的獨立性和反傳統的意願。但是，她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因此，儘管彼此欣賞，但卻經常激烈爭吵。阿比不喜歡學校的正規性，但喜歡音樂，喜歡充滿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以施展自己的才華。她還遇到了一些教師，他們鼓勵她進一步疏遠「不平等的美國生活」。她為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狂熱地崇拜卡斯特羅，並短期加入過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美國加強在越南的軍事力量的時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戰機構——包括《堡壘》雜誌——的經濟後援，並在波士頓擔任阻止入伍顧問。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權主義運動。1967年，她發誓永遠不再穿裙子，以抗議婦女在社會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紐約》雜誌在報道「第16支部」（那是她在劍橋加入的婦女解放組織）時，突出報道了她。阿比被描寫為「性隔離主義者」，並引用了她的話：「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之間的愛情是一種談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在那些年裡，她只要一回家，就會跟我們激烈爭論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我們家族繼續助紂為虐的問題。我們的聚餐常常在憤怒的爭吵中結束。 20世紀70年代早期，阿比的興趣開始轉向環境保護和生態問題。最叫人吃驚的是，儘管她鄙視私有企業體制，自己卻成立了一家公司，生產、銷售一種混合梳妝用具，並於1974年年初開始小批量投入生產。我和佩吉對阿比的商業興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對她執著的追求方式絲毫不覺得吃驚。 儘管阿比反叛性很強，對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東西都憤然反對，但我相信在她的內心深處，她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小時候與母親的親密關係，沒有忘記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尋飛蟲、甲蟲時度過的時光。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以及70年代的相當一部分時間裡，我們與阿比的關係至少是十分緊張的。 即便在她的表現最令人惱怒的時候，她母親也總是對我說：「永遠不要忘記，如果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出了什麼事，阿比永遠會在身邊。」果然，在我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阿比總是給予我她全部的愛和支持。 內瓦 內瓦只比阿比小13個月。小時候，她們兩人同住一屋，形影不離，雖然她們各自的個性很不相同。阿比是個霸道、強勢的領導人；而內瓦比較被動，但卻極其聰明，酷愛讀書。她常常能夠智勝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羨慕內瓦讀書快、在校學習好的能力。 很不幸的是，內瓦的外祖母——內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從來都不掩藏一個事實，即她一直希望內瓦是個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顯寵愛阿比——對她們來說阿比永遠都是對的，同時忽略、輕視內瓦。這讓內瓦很傷心，對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時期，內瓦從來沒有公開反叛過，但卻總是躲開我和佩吉。1962年，她從康科德學院畢業，然後進了拉德克利夫大學。雖然阿比住在不遠的劍橋，她們兩人卻吵了嘴，很少來往。因此，雖然內瓦跟阿比一樣關心環境、民權和其他社會問題，但她個人從來沒有加入過極端組織。內瓦於1966年畢業，正好在全國性校園學生運動最激烈階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時候，她嫁給了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幾年後就為我們生下了第一個外孫及外孫女。 一直都酷愛知識的內瓦迷上了網格球頂的發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見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在列寧格勒舉行的達特茅斯會議上，也就是我們在克里姆林宮見到赫魯曉夫的那次旅行。讓內瓦尤其著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動人心的科技體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資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會應用領域中。因而，她與他保持了數年的聯繫。結果，內瓦走了我的路，攻讀經濟學博士。她的專業是貧困與環境惡化的關係。內瓦還跟我一樣，成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洛克菲勒大學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錫爾港，她對園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接替了她母親的位置，成了阿比·奧爾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園的經理。 佩吉 佩吉於1965年秋天進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學期間正好是學生抗議活動和反正統文化運動最激烈的那些年。雖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積極支持幾家反戰機構，但她自己的強烈社會正義感促使她懷疑使她自己獲得巨額財富和機會——而同時數百萬人卻陷入一窮二白——的體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辭激烈的告誡影響了佩吉對許多事情的想法，但她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時候，自己發現了貧困的本質。我們的朋友伊斯雷爾和林納·克拉賓在佩吉進入大學前的那個夏天邀請她到里約熱內盧的家裡做客。佩吉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但前提是她在里約熱內盧期間可以「做些有價值的事情」。佩吉到達那裡後不久，就加入了一個人類學團隊，研究里約熱內盧的棚戶區。她發現這項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後來的兩個夏天回到了那裡。她的葡萄牙語越來越流利，她在最後一個夏天搬到巴西一個棚戶區的一家裡。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務路過里約熱內盧。佩吉邀請我跟她以及棚戶區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頓飯。佩吉已經與那一家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他們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兒。 佩吉對自己親眼所見的貧困感到震驚，對阻止發生有意義變化的政治和經濟障礙感到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主要問題。1969年，她從拉德克利夫大學畢業後，考取了哈佛教育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又取得了博士學位。在那段時期，她的大部分時間是在STEP項目（反對社會排斥和貧窮的策略及措施，由國際勞工組織設立）中擔任聯合主任，幫助馬薩諸塞州阿林頓高中的貧困青年。 佩吉熱情高漲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無法將我和她的家庭與她心目中錯誤的東西區分開來。有幾年時間，她疏遠了我們，回家看望我們的次數也逐漸減少。令人興奮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關係。我們一起在紐約開展了許多項目，並一起在世界各地旅行。 理察 當我們最小的兩個孩子——理察和艾琳——進入大學（理察在哈佛大學、艾琳在米德爾伯里大學）的時候，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仍然如火如荼，學生運動仍然波濤洶湧。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參與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們姐姐們的任何極端主義運動。 理察為越南戰爭而憂心，但他在大學期間保持相對超然的姿態。由於迪克（理察的暱稱）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樣容易情緒激動，因此我們兩人能夠更加平靜地談論這個問題。當時，由於我有了與其他幾個孩子打交道的經驗，同時與大學生接觸得更加廣泛了，因此我能夠不那麼情緒化地與他相處。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問題，要想證明我有理由堅決支持一場可能會最終使他成為犧牲品的戰爭，卻不是簡單的事情。事實上，對於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什麼簡單的解決辦法，雖然雙方都有許多人堅信有辦法解決它們。越南戰爭涉及複雜而矛盾的地區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對於整個國家、對於每一個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個難題。 我和迪克深刻討論過類似越南戰爭這樣的問題。我心存感激的是，他願意聆聽我的觀點，儘管他顯然更加認同他姐姐們的極端認識。我還從迪克那裡了解到了由於我們政府在越南戰爭問題上採取的行動而使年青一代中許多人產生了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並在後來的幾年裡琢磨著「自己這輩子做些什麼」。他參加了一個教會組織，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與世隔絕的當地人口服務。在工作當中，迪克愛上了飛行，並迅速取得了飛行執照。他還參加了哈佛教育學院的課程，然後決定從醫。20世紀70年代後期，他從哈佛醫學院畢業，然後在緬因州波特蘭成功地開展家庭醫療服務。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業為中心，為自己確定了一條井然有序、目的明確的人生道路。後來，他一直在積極幫助永久性保護美國東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還在運用電腦科技來建立患者與醫生之間的合夥關係、鼓勵人們更加積極地參與他們自己的醫療保健工作。理察是個聰穎、熱情、投入的人，是我們家庭中一股穩定的影響力。 艾琳 我們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絲毫沒有受到讓她的哥哥姐姐們深陷其中的問題的影響。相反，解決我們家庭內部的感情糾紛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親很親密，而當她的姐姐們在態度上相當敵視我和佩吉的時候，艾琳努力扮演一個調停人的角色，來回傳遞著信息，努力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 最終，艾琳也經歷了一個叛逆階段，但這種叛逆意識最後卻在個人的層面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識層面上——自行消失了。她對我和佩吉似乎不那麼認真對待她在重要問題上的看法而感到氣惱。她的感情很脆弱，而這也導致了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長期旅行回國之後，她決定離開我們單獨住。 艾琳在家庭內部進行協調的早期努力，在她於1979年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的一次達特茅斯會議上遇到了諾曼·卡曾斯——《周六評論》的出版商——以後成了她生活中的一個重點。諾曼剛剛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詳細介紹了他通過人的意識的治療能力成功戰勝癌症的經過。艾琳對諾曼的理論印象非常深刻，並在一段時間裡，他成了她的導師。後來，她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改善健康學會——來鼓勵對意識與身體健康和疾病的關係進行科學研究。此後，她又創建了改善社會與情感學習合作學會，促進全美各地的社會與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越南悲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多年間，我認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遏制」蘇聯構成的威脅和抵制蘇聯對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戰爭」的堅持不懈的支持。保衛越南南方的行為符合這種大範圍的全球遏制戰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征服了整個越南，那麼，其他「多米諾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菲律賓——接連坍塌的命運將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是我以及我所認識、尊敬的大多數人的信念：只有美國有能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訪問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念，即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勝利。我到西貢開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務於駐紮在那裡的越來越多的美國部隊。美軍統帥威廉·C·韋斯特摩蘭將軍向我們通報了戰爭的進展情況，以及他打敗敵人的戰略。韋斯特摩蘭相信，如果我們準備投入足夠的戰鬥部隊並「保持航向」，那麼美國就有能力贏得戰爭。 韋斯特摩蘭最大的擔憂是國內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情緒會阻止我們將戰爭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憤慨的是《紐約時報》的正式立場，他感覺該立場破壞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和我們的做事方式。我也為這些重要評論而擔憂。評論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負責人約翰·奧克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紮在里奇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我回到紐約後與他取得了聯繫，建議他去越南見一見韋斯特摩蘭。約翰的確去了西貢，但是他堅信我們應當儘快與胡志明商談出一個解決方案後回國，因此無論韋斯特摩蘭說什麼都無法打消他的固有觀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樣。我非常擔心有那麼多年輕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和自豪感。令我感到悲傷的是那麼多人對我們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動產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進攻戰之後，顯然韋斯特摩蘭的大舉軍事干預戰略已經失效，而國內遠離戰爭的熱潮已經達到了頂峰。這時我意識到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商談出能夠接受的條件後撤軍。美國的社會機制和凝聚力已經遭受了太大的破壞，無法繼續抑制這種衝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樣，當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時，認為那是美國的一場可怕的悲劇。 在哈佛大學的對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學校園——我在那裡的出現常常導致人們的抗議。有一次，當校方當局拒絕為我提供象徵性保護之外的安排時——儘管有跡象表明我的出現有可能導致實質性的阻礙，我取消了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講演。 我遇到的抗議者們指控我應當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負責——從越南戰爭到機構種族主義，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遺憾地說，我覺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發生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學。令人吃驚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我和我的家族送給哈佛大學神學院的一件禮物。 1962年，我被推選為哈佛大學監事會第二任為期6年的委員。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後兩年的任期里擔任該監事會的總裁。在那些年裡，我與哈佛大學校長內森·普西合作得非常愉快。 1967年春天的神學院事件很莫名其妙。當時，一位監事、神學院訪問委員會主席請我為學院捐獻。哈佛大學當時正在開展一次兩億美元的資金募集活動，其中神學院正爭取籌集700萬美元來建設一座新宿舍樓和改善就餐設施，並提供各類獎學金。他問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為一座新樓提供250萬美元的資金，然後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樓。 鑒於父親一直積極支持內森·普西為恢復神學院從前的地位——即基督教神學培訓中心——方面而作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勵全家與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資金。我和我繼母馬莎各捐獻75萬美元，剩餘的由我的哥哥們和兩個家族基金會提供。 內森·普西和神學院院長為我們的捐獻欣喜若狂。愛德華·拉臘比·巴恩斯被選為建築師，而我們所有人都期待著這個項目於1969年秋季破土動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長不得不請來劍橋警方，以應付大學大廳里的軍校學生示威者。他的行動導致了學生罷課，結果校園關閉。雖然不久以後就恢復了上課，但校園的混亂局勢還在持續。洛克菲勒大廳的計劃成了學生們的普遍藉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區擴張、重組學校的管理結構、廢除所有國防合約、從校園中清除後備軍官訓練隊，並拋棄投資組合中繼續在南非經營的公司的股票。 神學院的一小群學生要求要麼拒絕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獻的資金，要麼將該資金用於其他目的，比如為劍橋區低收入人口建設住宅。他們譏諷說，洛克菲勒的錢「有銅臭味」，該家族是在試圖用捐獻來換取尊嚴。雖然他們的要求遭到了神學院大部分師生的拒絕，但那些極端主義分子卻擁有足夠的力量堅持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紐約來找我，向我闡述他們對洛克菲勒大廳的態度。 我很不情願地答應於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大學畢業典禮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與他們見面。代表團中有些人的確擔心神學院的未來方向，琢磨著指定用於大樓建設的資金也許可以用於對社會更加負責的目的。但是，他們中有兩人的立場是，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從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錢就是哈佛大學在道義上的讓步。他們當中的一個宗教專業的大學生清高自負地譴責我父親是個偽君子，「絲毫沒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錢的目的只是為了喚醒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簡直說不出話來。我想像不出父親一生中有任何時候，其行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驅使和左右，不是出於對他人的關懷的。這對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厭惡至極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裡，我前往劍橋，參加我們女兒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畢業典禮，並接受哈佛大學的一個榮譽學位——參加該活動的還有紐約市長約翰·林賽、內務部部長斯圖爾特·尤德爾，以及勞工領袖瑪麗安娜和沃爾特·魯瑟。 我聽聞民主社會學生社曾經威脅說，除非他們被允許發言，否則他們就要破壞畢業典禮。內森覺得有必要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當我被召喚上前接受我的榮譽學位時，一名年輕的民主社會學生社代表手裡拿著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們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維·洛克菲勒需要後備軍官訓練隊保護他的王國，包括用他的錢在維持的種族主義的南非……哈佛大學被富人用來打擊窮人……在畢業典禮的每一分鐘裡，哈佛大學都在繼續打擊人民，包括我們這些學生。看看哈佛大學對軍官的訓練，看看哈佛大學的種族主義，看看哈佛大學的擴張，這個典禮就是一種暴行……我們作為學生的利益並不在於同這些罪犯、這些普西們、這些貝內特們、這些洛克菲勒們共歡樂！」 當然，我沒有機會對他的辱罵作出反應。我一臉嚴峻地站在那裡，而一小群參加活動的人們在歡呼、鼓掌。雖然那件事對我個人來說很不愉快，但我感覺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大學。少數極端分子——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禮儀、不在乎言論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則——玷污了一所偉大的大學裡一次莊嚴肅穆的活動。 最後，抗議聲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廳如今傲然地矗立在哈佛大學的校園裡。儘管如此，20世紀60年代是個痛苦的時期，充滿了憤怒的抗議示威和家庭的叛離衝突。 完美結局 隨著戰爭記憶的消逝，它所帶來的叛逆情緒也大部分雲消霧散了。我們的孩子們成熟起來，開始有了他們自己的家庭，他們與自己父母之間的摩擦和誤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現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慶祝我們結婚40周年。令我們又驚又喜的是，在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前幾個星期，孩子們成群結隊地來看望我們，並邀請我們與他們一起度過一個星期，包括他們的配偶和孩子們，由我們選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去旅行，由他們支付費用。 我們選擇了懷俄明州傑克遜洞穴的JY大牧場——我和佩吉就是在那裡度蜜月的。聚會獲得了巨大成功：沒有人說過一句粗暴無禮的話。我們欣賞著大蒂頓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團聚了。我們團聚一個星期之後，「烏雲」被驅散了。從那以後的那些年裡，我們加強了我們的家庭紐帶關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我們仍然存在意見分歧，但我們已經學會了依賴彼此的愛和支持，無論是快樂的時候，還是在艱難的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