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二十章　石油輸出國組織

1973年9月22日，我和約瑟夫·里德如約來到開羅，與薩達特總統見面。他不在開羅，我們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療養地，一架埃及的空軍飛機將把我們送到亞歷山大。我在離開紐約之前就曾經要求與之會面，以便轉達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訴薩達特，他渴望摸索緩解美埃之間緊張關係的途徑。 我們從亞歷山大乘車向西，沿著舊海岸公路前往薩達特的宅邸。他宣稱是為了躲避開羅的炎熱而來享受地中海海岸的涼風的。我們在一個官員的陪同下來到一間小會見室。那位官員告訴我們，薩達特正在會見蘇聯大使。約一小時後，蘇聯大使從薩達特的辦公室出來，沖我們點點頭，便匆忙離開了。 兩年前，在我們過去唯一的一次會面中，薩達特對我非常冷淡。他無法抑制自己對以色列的仇恨、對美國的鄙夷和對亨利·基辛格的蔑視。我準備好了迎接他更多類似的宣洩。但是，他熱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靜、放鬆，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儘管如此，當我轉達基辛格的口信時，他仿佛心不在焉。他毫無先兆地突然問道：「洛克菲勒先生，你會不會有興趣在埃及給你的銀行開設一個辦事處？」這實在出乎意料。15年前，薩達特的前任納賽爾不僅將所有的外國銀行國有化，而且連埃及銀行也不例外。而如今，他的接班人卻在邀請大通銀行成為這個國家允許存在的第一家美國金融機構。 我小心翼翼地作出了答覆。我說，大通將有興趣探討這種可能性，但最後的決定必須根據細緻的商務分析。我還提醒薩達特，大通與以色列銀行有著長期的關係，而且我們是以色列國家債券的代理。「總統先生，」我說，「如果我們在特拉維夫設立了辦事處，而同時又在開羅設立了辦事處，你會有什麼感覺？這你能接受嗎？」我作好了他暴跳如雷的準備，可是薩達特卻神秘地一笑，說：「洛克菲勒先生，這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兩個星期以後，我明白了薩達特的意思。 在我們在全面考察非洲之後回家的路上，飛行員告訴我，埃及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空中和地面進攻，跨過蘇伊士運河進入了西奈沙漠。我立刻想到了與薩達特的會談，以及他那神秘的講話。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了約瑟夫。約瑟夫說，亞歷山大空軍基地的柏油碎石路面上的許多戰機也許應當讓我們有所警惕。顯然，那天下午在跟我們談話的時候，薩達特可能已經在準備這場進攻。 早期預警信號 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年輕人的音樂品位、男人的髮型、女人裙子的長度等，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除了油價。廉價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侖的汽油，已經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一種「特權」。這種太平盛世在1973年12月結束了：當時，石油輸出國組織將沙烏地阿拉伯輕原油的標價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油價在1年時間裡達到4倍的漲幅與供需法則沒有什麼關係。導致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沒有解決的爭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石油生產國與美國和歐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間關於誰從「租金」（即石油的開採、精煉和市場營銷）中獲益最豐的長期爭執。無論其根源是什麼，石油價格的上漲對整個世界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和心理影響。它還大大提高了像大通這樣的美國商業銀行的作用——因這種價格攀升而產生了巨額「石油美元」的受託機構、石油輸出國與面臨史無前例的「流通危機」的石油進口國之間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產生油價必定猛漲的恐懼感是在1973年9月，當時我在阿爾及利亞。我是在與薩達特會談之前根據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爾及爾停留的，他希望討論在1971年將法國權益國有化之後阿爾及利亞巨大的石油儲備和天然氣田的融資問題。 波米迪安是個有理想的人。他為取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已經浴血奮戰了十多年，反對法國的傾向很嚴重，但顯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崙。他非常矮小，身上穿著一件黑披風，喜歡做出誇張的動作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中起著帶頭作用，並不斷要求提高原油的價格。我們非常愉快地用法語交談了一個多小時，談到了大通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發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結束了與波米迪安的會談後，我在能俯瞰熒光耀眼的阿爾及爾灣的一家頂級法國餐館出席了一個豪華午宴。豐盛鮮美的海鮮、美味驚人的阿爾及利亞葡萄酒——原本一頓美餐卻被桀驁不馴的財政部部長攪和得沒了胃口。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誦了一大段對西方公司和銀行的抱怨，然後宣稱那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保證原油價格將在年底前上漲到每桶10美元——上漲幅度超過300%。我早已被他的無禮激怒，對他的荒唐預測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預測演變成了事實。 石油輸出國組織與阿拉伯石油禁運 離開阿爾及爾，我接著趕赴與薩達特的會談。阿爾及爾和埃及的兩次會談向我提出了警告：中東即將爆發什麼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1973年10月5日，當薩達特命令他的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的時候，他也許知道自己不可能打敗以色列軍隊。雖然他在戰爭中失敗了，他的大膽一搏卻在其他方面獲得了收益。首先，他創造了與以色列平等談判的條件。亨利·基辛格意識到該地區的力量平衡已經發生了轉移，便開始了他的「穿梭外交」運動，並最終與埃及和敘利亞達成了停火協議，然後又為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前線國家之間更加廣泛的談判打下了基礎。雖然埃及與以色列之間歷史性的和平協議到了卡特政府期間才得以簽署，但其基礎卻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間辛辛苦苦建立的。 薩達特放手一搏的決定還有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結果：阿拉伯石油禁運。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軍事勝利之後，美國再次為被包圍的以色列軍隊提供了援助。此舉進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對美國的浪潮，導致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同意沙特石油部長提出的建議，每個月減少石油產量5%，直至他們的政治目標——以色列撤軍至1967年戰爭之前的邊境線後面——得以接受。 當尼克森總統於1973年10月20日提議為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一攬子軍事援助時，沙烏地阿拉伯——它很快獲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產國的呼應——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國的石油運輸。到了年底，阿爾及利亞財政部部長的預言成了事實。一種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話說，那是一種「政治訛詐武器」——出籠了；在與以色列的政治鬥爭中，在與西方的經濟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強。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攪亂了西歐以及整個西半球的金融市場，破壞了國際貿易模式，將工業界推進了一個長期的衰退深淵。在美國，失業率直線上升，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的通貨膨脹惡性循環加劇了。到了70年代中期，伴隨著蕭條的經濟增長，「經濟滯漲」和瘋狂的通貨膨脹使得經濟元氣大傷，損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都記得加油站前的汽車長龍，以及折磨著決策層的幾近絕望無助的感覺。 雖然我們的日子艱苦難挨，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更是一場災難——它們脆弱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許多國家，在欠考慮的「進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價格較高而進行的調整程序幾乎根本無法實現。 石油災難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石油進口國家的金錢嘩嘩地流入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口袋。1973~1977年，石油出口國的收益增長了600%，達到 1 400億美元。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資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數幾個石油生產國。 最終，調整的過程要求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進步和尋找新的石油來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在最理想的狀況下也需要幾年時間。世界金融系統首當其衝。必須找到某種方法將資本重新輸送到石油消費國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則蕭條和停滯可能會演變成全球大衰退。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維持全球貿易與金融體制的任務落在了大型國際商業銀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輸出國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它們賺取的巨額資金如何投資。對於中東地區的主要國家來說，它們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部長們很願意在回收程序中給予合作。但是，每個國家採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將其新產生的大部分巨額收入作為定期存款存進美國銀行，或者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其謹慎政策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將資金回收給石油消費國。 不那麼保守的科威特將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資於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市場和股票市場，結果其資金儲備以超過沙烏地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國王把自己新獲得的石油財富的很大一部分進行有計劃的國內投資，包括經濟多元化、大規模的國防開支、建設新的水電網絡和國家教育系統的發展。 由於大通與沙烏地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銀行保持著長期聯繫，因此，我們輕易地獲得了該地區的資金。我們在歐洲貨幣市場的牢固地位——大量剩餘資金通過該市場得到了回收——使得我們能夠讓資金避開美聯儲制定的法規限制，對於防止資本市場的長期混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貸款給了外國企業和行業，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的部分地區，大部分資金貸給了主宰這些地區經濟的國有企業。有時，我們直接貸款給各國政府，為它們的國際收支虧空提供資金。1974年年初，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義大利麵臨幾十億美元的賬目虧損，在為購買石油提供融資方面遇到了麻煩。在義大利銀行舉辦的一次午餐中，該銀行的行長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我必須說，我不習慣在喝咖啡的過程中就同意發放如此規模的貸款，我們也不鼓勵給政府貸款，除非這種貸款直接用於生產型投資。但是，在那種情況下，鑒於義大利局勢的緊迫性以及大通與義大利銀行的長期關係，我當場同意發放貸款。大通的迅速決策贏得了義大利的歡呼，而最重要的是，該貸款按期還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國際銀行能夠預先阻止許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統的癱瘓。可是各銀行只能控制這個過程一時，只有各國政府的協調行動才能處理根本問題。但是，這種協調行動沒有出現，而更大範圍的全球經濟問題依然存在。 債務危機 雖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國貸款流向工業化世界和石油輸出國，但有1/3的貸款對象是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截至1982年，大蕭條的殘餘影響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引發了流動資金從許多這類國家大規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著是巴西，然後是許多其他國家，它們紛紛宣布延期償付債務利息，從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機，對世界金融秩序構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嚴重的威脅。 其中的一個後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銀行在20世紀80年代蒙受了巨大損失。隨著該過程的繼續，由於給國有企業而不是私人公司貸款，銀行家們備受指責。由於私人擁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寥寥無幾，我們沒有其他辦法來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數批評家在努力證明商業銀行家不負責任的時候，卻輕而易舉地忽略了這一點。 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是1973年石油危機和該危機之後的突然性世界經濟結構重組帶來的較長期後果。事實上，在這兩個時期之間，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都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艱難的預算削減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為未來生產力而產生大規模借款的影響。但是，世界上各大工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政府選擇了更為容易、對抗性更弱的步驟。儘管美國和歐洲的大型商業銀行在這些年裡扮演了中間協調的角色——我稱之為英雄角色，但還不足以推遲受「懲罰」的時間。 在中東的擴張 雖然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爭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油價上漲給大通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但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同尋常的機遇。我們作出的反應是制定了在中東和北非大舉擴張的戰略。我們的基本目標是在所有允許的地方設點，只要當地的經濟條件適合這種努力和開銷。1970年，我們的區域網絡只包含黎巴嫩的一個分行、巴林的一個代表處和杜拜的一家合營銀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在突尼西亞又開設了一個代表處，在約旦的安曼開設了一個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和阿布達比成立了合營銀行。 由於頻繁出入該地區，我認識了那裡的統治者和政界的高級官員，他們允許大通在當地開設金融機構。比如，在埃及，在薩達特要我們開設分行後不到4個月時間，我便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覆。 複雜的個人關係 1974年1月，我在開羅見到薩達特的時候，他變得情緒高漲。那時，他已經見過了基辛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與我在1971年與他進行第一次談話時相比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我與他的第一次交談中，他曾經憤怒地譴責基辛格頑固的「強權政治」，譴責尼克森拒絕與埃及進行平等交往。「我喜歡亨利，」他說，「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見過的美國政治家中讓我尊敬的第一個人。」 薩達特急切地要討論他對埃及的計劃，包括沿蘇伊士運河的一個免稅區、從紅海到亞歷山大的一條石油管線，以及他口中的「規模夠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設一條新的蘇伊士運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斷了我的話，笑了笑，說道：「你知道，戴維，如果那天我們在談話時我說漏了嘴，我就會不得不把你留下來。我就不會讓你離開，把我的打算告訴所有人。」 我們回到了金融話題上。我告訴他，大通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與埃及國民銀行一起成立一家合營企業，而不是開設一個業務範圍比較有限的完全獨資的分行。薩達特說：「我覺得你在這裡的業務活動可能會給你在國內帶來麻煩。以色列人在美國會饒不了你。」我暗示說，到目前為止，情況正好相反：事實上，「以色列人對我們與埃及之間的經濟關係非常肯定，他們已經向我們表達了祝福」。 1975年1月，我們與薩達特簽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國民銀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營協議。在後來的幾年裡，我們在開羅、亞歷山大和塞得港開設了分支機構。 複雜的銀行業務關係 我自己以及大通與以色列的關係仍然是紛繁複雜。1975年1月，在我訪問耶路撒冷期間，以色列財政部部長耶胡施瓦·拉比諾維茨讓我考慮在以色列開設一個大通分行。這使我處於一種難堪的境地，因為我正要與薩達特完成埃及大通國民銀行的交易。儘管如此，我告訴財政部部長，我們會考慮這個提議。 我再一次決定首先與薩達特商量一下。兩天以後，我在開羅問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開設一個分行，會出現什麼樣的反響。他說，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會找麻煩，但他不會反對，並且會阻止將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單。但是，薩達特建議，把我們的計劃通報給沙特和約旦國王海珊將很有好處。他說，我可以告訴他們薩達特同意我的計劃。 海珊國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實上，法赫德指出：「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薩達特知道而且同意這件事，我不反對。」 最後，我們的內部分析表明，以色列當地沒有足夠的生意讓大通在那裡開設分行。所有的美國大銀行都曾經得出同樣的結論。雖然我們的決定依據的完全是經濟條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惱恨，並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我們。 我們的決定一公布，我立刻招來了以色列和紐約猶太人社區的抨擊。反誹謗聯盟指責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兩個政府機構「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台播放了3期重要評論，譴責美國公司——並特別點了大通的名——「屈服於最羞辱人格的敲詐。它們在用法律和原則來交換利潤」。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停止與以色列的生意往來，而且沒有一家美國大型銀行在那裡設點，但大通卻被單獨挑出來批評。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議 1976年，我與薩達特之間越來越親密的關係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轉折。我首先在1月份於開羅與他取得聯繫，然後動身訪問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我的最後一站是以色列。但是，一個星期以後，在我結束與伊朗國王的會談時，收到埃及大使的一個電話，說薩達特希望在我回紐約之前在埃及與我會面。由於我無法取消在以色列的會議，因此我傳話給薩達特，說我無法見他，除非我能夠從特拉維夫直飛開羅，不按照阿拉伯聯盟抵制條件的規定在賽普勒斯經停。為了滿足我的要求，薩達特同意作出讓步：我們可以在特拉維夫登記飛行計劃時註明去賽普勒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領空，我們將被允許改變航線前往開羅。 薩達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飛機把我從開羅接到他在尼羅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裡。當我們在尼羅河河谷狹窄的綠帶上空飛過的時候，我感到很奇怪，他為什麼這麼緊急地召喚我。幾個星期之前，薩達特說他也即將走訪海灣各國，我猜測他會不會是想跟我交換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薩達特又讓我大吃一驚。我剛走進薩達特的辦公室，他就請我當他的經濟顧問。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慮獲得朋友的諮詢建議，而不是偶爾的非正式意見；實際上，他是要我擔任埃及經濟發展計劃的一個正式金融顧問。我對他的提議感到受寵若驚，但我指出，我作為大通的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很難擔當他設想的那個角色。不過，我說我願意竭盡所能幫助他，並就此事進一步考慮之後再答覆他。 在飛回紐約的途中，我與我在大通的同事們討論了薩達特的提議。我們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接受該提議是不現實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適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絕，則很容易得罪他。飛機著陸的時候，我已經想出了另一個候選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首席運營官理察·德布斯最近剛剛宣布退休。他對中東的經濟形勢了如指掌，特別是埃及的關鍵性財政問題，他是承擔該角色的最佳人選，於是我一回到紐約就與他談起了這個問題。幾天之後，他就飛到開羅與薩達特見面，並同意無償擔任該項工作。 憤懣與調和 我與薩達特之間將近10年的友好關係在1980的夏天戛然終止，起因是我的員工工作馬虎。在我從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爾·布徹對歐洲各國作了一次全面考察。這時，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銀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說一些美國、歐洲和阿拉伯的投資商正在組建一個銀行，準備在中東經營。他邀請大通在該銀行占取5%的股份。該信息說，薩達特知道這個項目，而且還建議大通參加進來。由於我們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讓我們的巴黎辦事處分析一下該提議，並儘快告訴我他們的意見。巴黎辦事處的結論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經濟上沒有意義，對新銀行基本或者完全沒有控制權，建議予以謝絕。我和比爾·布徹同意這種分析，便讓里奇韋·奈特——我們在歐洲的政治顧問、美國駐敘利亞前任大使——與阿布沙迪聯繫，告知我們的決定。 儘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說明了薩達特的興趣，但我並沒有直接從他或者薩達特在重要事務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爾大使那裡聽到。回想起來，我應該跟戈勃爾核實一下，了解薩達特感興趣的程度，然後再作出決定。我事後發現，薩達特的確曾經建議大通參與進來，但對我們沒有給他打電話就回絕了該提議感到很不悅。6個月以後，我嘗到了薩達特「龍顏大怒」的苦果。 1981年4月，我和比爾·布徹作為我最後一次訪問中東來到開羅。當我們試圖預定見面的時候，薩達特莫名其妙地拒絕見我們。我的老朋友不願意在我最後一次訪問他的國家的時候見我，這令我十分難堪。於是，我聯絡了戈勃爾和副總統穆巴拉克。他們告訴我，薩達特的回絕是大通決定不投資阿布沙迪項目的直接結果。作為補救，我在還沒有離開開羅的時候給薩達特寄去了一封手寫的道歉信，但卻沒有收到回信。 同年8月，薩達特正式訪問美國。戈勃爾大使邀請我參加在華盛頓為薩達特舉辦的特別晚宴。我欣然接受，並把該邀請看成是一個希望的跡象，儘管我和他只有機會打個照面。第二天，薩達特在紐約的美國外交協會上講話，我給他作了介紹。事後，他邀請我坐他的車回埃及使團。我們在那裡私下談論起阿布沙迪事件，總算冰釋前嫌。 數年以後，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他曾經給薩達特當過幾年外交部部長。令我感到寬慰的是，為薩達特不太寬厚的胸懷所窘的，我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加利說，薩達特常常為一些小事情暴怒，有時會接連幾個星期不理睬自己最親密的同僚。他說，事實上，他也遇到過這種事。 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們的紐約談話剛剛過去兩個月、他發動贖罪日戰爭正好8周年的時候，薩達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義軍官暗殺。我和全世界一起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 約旦國王海珊和哈桑王儲 與我建立起親密關係、其勇氣令我十分欽佩的另一位中東領導人是約旦國王海珊。像他們那樣經受考驗的世界領導人寥寥無幾。他倖免於無數次暗殺企圖，有好幾次自己親自與殺手搏鬥，並經歷了該地區許多次巨大的政治風暴。他的祖先是麥加哈希姆君主——他們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著名的阿拉伯半島的勞倫斯並肩作戰，抵抗奧斯曼土耳其人。1952年，也就是他16歲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極端主義分子謀殺、他父親塔拉爾被廢黜以後，他登上了約旦國王的王位。在他的整個統治時期，海珊表現出對人民的關切，以及為了阿以之間全面解決爭端而作出讓步的意願。他是一個出色的領導人，是美國人民的好朋友。 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兒佩吉陪同下為大通作全球考察期間，在約旦曾短暫停留，以便見見這位國王。當時安曼還是一個軍營，而國王已經將自己的總部遷移到了鄉下。我把妻子和女兒都留在大通的飛機上，與我的大通同事們一起驅車去見海珊。當我告訴他她們都留在了機場時，他抱歉沒有邀請她們一起吃午飯。作為補償，海珊親自與我們一起坐他的直升飛機飛回安曼。他走上飛機問候了她們，並在離開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電話號碼給了我的女兒！ 大約在同時，我與哈桑王儲成了好朋友——國王已經將經濟開發和鼓勵外國投資的職責下放給了他。哈桑帶我坐車、坐直升飛機分別參觀了他提倡的幾個項目。我們還一起參觀了神秘的納巴泰和彼得的希臘–羅馬遺蹟。 哈桑相信，約旦的未來取決於更大程度地向外國公司和銀行敞開大門，而這一點是政府官僚們所不願意承認的。當大通在安曼開設分行的打算被約旦銀行的行長回絕時，哈桑進行了干預，改變了這一決定。1976年，我在訪問了哈桑王儲的家以後，與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從約旦越過艾倫比大橋，這樣便避免了那永遠令人煩惱的取道賽普勒斯的走法。哈桑堅持要親自駕機把我送到那裡。他把自己的直升飛機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後我提著自己的包走過大橋，那裡有我的以色列朋友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飛行員」為何許人也，雖然他對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這個事實並不介意。 我與海珊國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直到他於2000年去世。我同時維繫著與哈桑王儲的友情。他們兩人在過去的40年里，為該地區所發生的變化起到了不為人知但卻十分關鍵的作用，並且確保了約旦——儘管面積不大——繼續成為中東事務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酋長、蘇丹王和薩達姆 我與薩達特總統和海珊國王的友誼關係，以及我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廣泛聯繫，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但這些關係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種層次的關係，以便在該地區開展業務。石油輸出國組織導致的油價上漲體現了這個地區產油國——無論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爾及利亞，以及分散在波斯灣南部沿岸的小酋長國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決定對整個世界的經濟都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 這些巨大的能源儲藏構成了這個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灣沿岸的9個國家。1971年年底，英國從「蘇伊士以東」撤出軍事力量的決定，結束了其一個世紀以來作為波斯灣特魯西爾沿岸阿拉伯小酋長國和蘇丹統治的領土的政治指導者和軍事保護者的歷史，造成了一個經濟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帶，而美國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謂的尼克森主義——它依賴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後來的埃及這樣的地區強權來擔負維持地區和平的重擔——忽略了小政權的重要性。 科威特的加巴爾酋長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的一個領先成員國，已經由阿爾薩巴家族統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關係是加巴爾酋長。我第一次見到加巴爾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後不久。作為科威特的財政部部長，他參加了我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年會結束後在波坎蒂克為世界各國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舉辦的一個午餐會。後來，加巴爾帶著他在美國學習的兒子參觀了哈得孫松屋。在那裡，他的兒子騎了騎我們的純種阿拉伯牡馬艾爾·阿薩德。 加巴爾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上了總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爾（科威特是君主世襲制酋長國，埃米爾是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我在出訪中東的考察中經常與他見面。在一次訪問中，我送給他美國抽象派畫家弗里茨·格拉納的一小幅畫作。這對於一個傳統的阿拉伯統治者來說是一件不同尋常的禮物。我很清楚，描繪自然——比如動物、植物或人類——的藝術品是有違伊斯蘭戒律的。加巴爾似乎由衷地喜歡那幅畫。在後來的一次拜訪中，我心滿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經把它掛在了自己家中的顯著位置。 加巴爾是個內向的人，他明白隨著他的國家突然取得財富，將發生一場重大的變化，而他非常巧妙地引導國家度過了這種社會和政治轉折。顯然，他還在運用同樣的能力履行自己更加傳統的職責。酋長有權力與來自傳統村莊的年輕未婚女子過夜，並因此常常生兒育女。被他選中的女子據說視之為一種莫大的榮耀。 多年來，我與加巴爾酋長的友情幫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機構的煩瑣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協議，允許我們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業銀行。然而，我們剛剛成功地將銀行扭虧為盈，科威特方面就終止了合同，不希望我們分享銀行日漸上漲的利潤。這個結果令人深感失望。我們曾經希望，大通經理人員的強勁表現能夠說服當局允許我們擴大我們的業務。該目標一直沒有實現，雖然我們保持了與他們的中央銀行和一些富豪之間牢固的受託關係，但卻沒有能夠說服科威特人把我們當做他們的投資顧問，或讓我們提供其他金融服務。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談判家，在海灣地區的名聲是敏感易怒、刻板固執。因而，我們的業務似乎取決於具體某天某財政部部長或薩巴家族的某成員心情如何。我們與科威特任職多年的財政部部長阿卜杜爾·拉奇曼·阿蒂奇的關係就非常典型。雖然他正直、誠懇、受人尊敬，但他對西方銀行家卻是疑心重重，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臉、斤斤計較。有一天，我趕到科威特的財政部，去參加一個因瑣事而舉行的惱人的會議，卻被堵在了通往他辦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電梯裡。當我們終於出現的時候，我說：「部長先生，我看連你的電梯都在找我們的麻煩，以表達你的惱怒。」雖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認真的。 巴林和貝魯特 與科威特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與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陸外的一群荒蕪小島，是1932年阿拉伯半島上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地方，從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薩·阿爾哈利法酋長的家族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統治著巴林。20世紀70年代初從英國的統治下取得全面獨立之後，伊薩酋長精明地運用自己有限而穩定的石油收入來實現國家的經濟多元化。他還鼓勵開發「國外」銀行業務、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從而在黎巴嫩苦於長年內戰和20世紀70年代不斷升級的巴勒斯坦危機的時候，巴林取代了貝魯特的位置，成為中東的金融中心。 貝魯特是大通多年來在中東業務的重點。該城市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興旺發達，我們的分行也業務興隆，雖然它從來沒能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更大範圍的地區業務。我們逐漸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把貝魯特看成是躲避《古蘭經》約束的一塊勝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儘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極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擁有穩定的政治體系和國際化的商務領域。 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基督教馬龍派與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政治一致性開始瓦解，在強悍的哈菲茲·艾爾阿薩德領導下，敘利亞人更加直接地干預黎巴嫩的內政。此外，被趕出約旦聖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從黎巴嫩南部的難民營里開始運作，招致了以色列的報復。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混亂局面。 我最後一次訪問貝魯特是1977年的3月，當時短暫的戰鬥間隙讓我們的分行重新開張了。我希望向我的員工們保證，我意識到風險的存在，並關心他們的安康。在貝魯特機場，銀行的飛機被迫滑行到遠離空港的地方。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坐著裝甲車來接我們，並護送我們進入市區。不同派別之間的戰鬥和周圍山上的炮火已經把城市變成了殘垣斷壁。我向來下榻的喬治王飯店已經完全被毀。當我進入大通分行的時候，士兵們在我周圍排成了一個密集隊形。我見了員工之後，分行的經理送給我一塊帶有蘇聯標記的炮彈殼——那顆炮彈就在大樓門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經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我所見過的德國的模樣。寸土不讓的宗教和政治狂人們給貝魯特帶來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壞，構成了後「二戰」時期最大的人為悲劇之一。 巴林——我們於1971年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分行——正好利用貝魯特掙扎過程中帶來的機遇。 我第一次見到伊薩酋長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他剛剛成為埃米爾後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禮方面以出手大方而聞名。有一次，他送給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紋寶劍，劍鞘上鑲嵌著珍珠；如今，它已經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後一次訪問巴林時，酋長中斷了一個內閣會議，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個部長——其中許多是他的親戚——介紹給我。那次，他給了我一塊漂亮的勞力士手錶。他那敏銳的領導才能使得他的小國家在其強大的鄰國中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由7個盛產石油的小酋長國組成，分散在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曼之間的波斯灣沿岸，1971年隨著英國從海灣撤出而成立了聯邦。其中兩個最大的酋長國——阿布達比和杜拜——從一開始就壟斷了阿聯的事務。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達比的時候，就對這個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雜亂無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澤地上，波斯灣凜冽的海風使空氣中瀰漫著沙土。沒有鋪砌的街道上到處都是羊群。一個世紀前英國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這幅枯燥無味的畫面上顯得十分醒目。由於沒有更加合適的建築，這座城堡就成了這個以遊牧為主的國家的政府所在地。 首腦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間按照傳統的遊牧格調裝飾的房間裡接待了我們。我們坐在坐墊上，喝著從長嘴咖啡壺裡倒出來的濃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們的主人身穿高級阿拉伯長袍，皮帶上掛著一把大匕首，周圍是類似裝束的人們。他彬彬有禮，通過一個翻譯與我們交談，但給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騎馬，而不是與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討論金融事務，他會感覺更加舒服些。 兩年後我第二次訪問該地時，石油收入已經開始改變阿布達比。國際風格的摩天大樓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統代替了土路。阿布達比已經變成了一座現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遙遠的過去的遺蹟。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所有的石油收入——當時已經達到每年數十億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長的國庫。 酋長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長著一張稜角分明的堅毅臉龐、一雙銳利的眼睛。他不會說英語，但總是控制著談話。給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裝飾得很樸素，極像是一座遊牧帳篷——絲毫沒有當時在沙烏地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華宮殿的痕跡。扎耶德酋長的習慣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時白天的熱浪已經褪盡。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還用小玻璃杯裝的熱乎乎的駱駝奶招待我們。我覺得駱駝奶味道甘甜可口，但並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許多阿拉伯領導人一樣，扎耶德酷愛狩獵。在我的一次訪問期間，他告訴我他剛剛從巴基斯坦狩獵回來，他的寶貝獵鷹——每隻身價高達10萬美元——抓到了幾隻鴇。鴇比我們的野火雞略小，十分機靈，很難捕捉，因此扎耶德對自己的戰利品很是得意。他問我是否品嘗過鴇，當我的回答為否時，他堅持讓我帶走幾隻。我解釋說，我們正在進行長途商務旅行，沒有辦法儲存鴇。他問我離開阿布達比後去見誰，當我告訴他是巴林的伊薩酋長時，他十分高興。他告訴我，伊薩酋長的廚師在做鴇方面尤其拿手。 就這樣，我們帶著鴇到了巴林。酋長立刻把那幾隻鴇送到了他的廚師那裡。由於伊薩已經為我們安排了當天晚上的宴會，而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要動身去葉門，因此我們無法在巴林吃鴇。於是，第二天早上，一隻野餐籃子——實際上是兩個人抬著的大籃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飛機。我們裝好籃子，飛往葉門。在葉門著陸後，我們驅車越過幾座山，然後停下來享用鴇以及伊薩酋長塞進大籃子裡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當時鴇肉已經涼了，很難咀嚼。儘管如此，那次經歷仍讓人回味：飢腸轆轆的大通銀行家在葉門的山坡上享用在巴林烹製的由扎耶德酋長的獵鷹捕捉的中亞鴇！ 扎耶德酋長喜歡沙漠，喜歡用獵鷹捕食，同時他也是一個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著他自己國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確捲入了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信貸與商務銀行的醜聞。20世紀80年代期間，他提供了十多億美元來支撐該機構，而法庭的裁決要求酋長及其幾個親密下屬另外支付18億美元來補償國際信貸與商務銀行的股東們。 在發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過我們在巴林的新投資銀行機構——該業務的負責人是伊拉克裔的官員，名叫尼米爾·柯達爾——曾與他密切合作。尼米爾是一位出色的信貸官員，他對該地區的了解在推動我們在整個海灣地區的業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與酋長會談之前，尼米爾建議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達比投資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務的問題。我在會談時請酋長「允許我們有機會作為投資署的顧問為你效力」。不久以後，尼米爾便獲准通過大通來管理投資署價值兩億美元的資產。 20世紀70年代，大通在波斯灣的勢力大幅度增強，最終我們的員工人數達到了200名。大通影響力日益提升的一個佐證是，大通挑頭為卡達4個工業項目融資，《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稱之為「1977年交易之最」。 蘇丹王卡布斯 位於波斯灣口——全世界相當一部分原油供給必須從這裡通過——橫跨荷姆茲海峽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島上最古老、在許多方面最先進的國家。在18世紀中葉，阿爾布賽德家族控制了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並將自己的沿海王國向南擴展到東非海岸外的桑給巴爾。在19世紀，英國保護該統治家族抵禦奧斯曼土耳其和來自內陸的遊牧部落強人的攻擊，並與蘇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關係。 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的撤出為美國進入阿曼創造了一個良機。但是，當我於1974年1月第一次來到馬斯喀特時，發現美國沒有派遣常駐外交人員。國務院似乎沒有意識到該地區日益增強的經濟和政治重要性。回國以後，我將這些情況向亨利·基辛格作了匯報。我告訴他，儘管英國繼續保持著經濟影響力，但統治者在尋求與美國更為密切的關係。當時，亨利一心撲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沒過幾個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聯大使。 我到達那裡的時候，蘇丹王卡布斯正忙於鎮壓西部省份佐法爾的動亂。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下，伊朗國王為蘇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參加戰鬥。我們飛到佐法爾的首府撒拉拉赫與蘇丹王會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擊手和高射炮，因此我們不得不繞道貼著水面低空飛行，以避免受到攻擊。蘇丹王對我們為了見他而冒險考察非常感動，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 我們會面的時候，蘇丹王卡布斯剛剛奪取政權不久。在英國的幫助下，他於1970年發動了一場推翻自己父親的政變。他父親是個相當難纏的人物，將自己的兒子軟禁了整整6年時間。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見到他時，他才34歲。他非常英俊，長得威風凜凜，留著滿臉的鬍子，一雙黝黑銳利的眼睛，頭上總是戴著艷麗的包頭巾。在後來的數年裡，我們兩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979年1月，我在拜訪蘇丹王的時候，收到了我哥哥內爾森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消息。蘇丹王提出用他的飛機送我回家。但因為我已經有了大通飛機，便謝絕了他的慷慨相助。 葉門的奎特聚會 截至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整個中東，我沒有訪問過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是葉門——《聖經》中士巴王國的所在地、著名的「乳香之路」的起點。1977年我訪問這個國家的時候，它正陷入一場殘酷的內戰：北方傳統的部落武裝與控制著南方的極端分子武裝正在交戰。 阿拉伯葉門共和國沒有什麼石油，但卻具有可觀的經濟潛力，因為有幾十萬葉門人在波斯灣的油田工作，每個月都寄回幾百萬美元。我訪問該國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齊茲·阿卜杜爾·甘尼首相詢問大通能不能與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廣泛的關係。我們到達後得知，阿卜杜爾·甘尼與他的幾個朋友正在塞納以外大約20英里的家裡。他留下話說，我們都被邀請去他家。 我們到達時，發現只有男人在場。他們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墊、地毯上面，聽著阿拉伯音樂。偶爾會有一對男子起來一起跳舞。房間裡沒有椅子，沒有桌子，也沒有其他家具。首相沒有打斷聚會，熱情地讓我們加入他們的行列。聚會中最不同尋常的內容是提供的點心。大多數伊斯蘭國家裡是禁酒的。在葉門，最刺激的東西是奎特（qat）。它是一種溫和的麻醉劑，據說能產生幻覺。在嘴裡咀嚼這種植物的葉子後，葉子會形成一個小圓球，然後將其壓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時間足夠長，就能產生一種令人愉悅的感覺。我們參加過一個奎特聚會，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給了我幾片讓我嚼，我也嚼了。葉子沒有什麼味道，我也沒有什麼幻覺的體會。多年來長期飲用不摻東西的馬提尼酒，可能已經讓我麻木了！然而，讓我吃驚的是，首相邀請我跳舞，這是了解潛在客戶的一種很不尋常的方式。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會談過去僅僅幾個星期之後，首相卻死於令人恐怖的事件中。來自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殊使者」帶著總統的一件禮物來拜訪他。那個禮物其實是顆炸彈。使者一走進首相的辦公室就引爆了炸彈。兩人當即被炸死。 伊拉克與薩達姆·海珊 薩達姆·海珊是20世紀後期出現的全世界最殘酷的獨裁者之一，情願將自己的人民推入長年的戰爭和難以置信的貧困之中，以確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權。我只與他見過一次面。 雖然大通與伊拉克沒有什麼直接的生意往來，但我們與該國的中央銀行保持了許多年的代理關係。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伊拉克斷絕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我們的這種代理關係就成了兩國之間僅有的聯繫之一。為了尋找將伊拉克納入中東和平進程的途徑，亨利·基辛格請我在訪問這個地區時嘗試著與伊拉克領導人建立關係。 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並通過該中央銀行的總裁獲得了允許進入巴格達的簽證，以便討論銀行事宜。我還預約了外交部部長薩東·哈馬迪。哈馬迪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從我踏進他的辦公室開始，他就一直是一種敵視的態度。當我告訴他，我是應亨利·基辛格的要求來向薩達姆·海珊——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鐵腕人物——轉達一個口信時，這種敵意變得更加明顯。 哈馬迪說：「絕對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見你。」我答覆說：「我要在巴格達待24小時，無論白天還是夜晚，我都可以見他。」哈馬迪堅持說：「會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告訴我。」「對不起，部長先生，」我說，「我的口信只能給薩達姆·海珊一個人聽，我沒有權力轉達給任何其他人。」當哈馬迪一再強調不可能會面時，我說：「我要在這裡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煩請你轉告薩達姆，我有國務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見我的話，我將十分高興與他會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動身去參加中央銀行舉行的宴會時，得到通知說海珊將於晚上9點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並指示我單獨前往。 我被車接到底格里斯河邊的議會大樓。大樓充滿了令人生畏的氣氛，在步行通過無邊無際的黑漆漆的走廊，經過全副武裝的哨兵時，這種感覺依然無法消除。我終於走到了他的辦公室——那是大樓深處一間光禿禿的、沒有窗戶的小屋子。海珊禮節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個子，身材魁梧。堅毅的臉上沒有笑容，而且在那個時候，他就留著他那標誌性的鬍子。 我們通過翻譯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雖然屋裡只有我們3個人，但幾天以後，會談的內容便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貝魯特的報紙上了。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薩達姆希望我們談話的實質內容見諸報端。 我解釋說，亨利·基辛格覺得伊拉克和美國之間沒有溝通的渠道，這是不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的，國務卿希望找到對話的渠道。我問他怎樣才能實現這一點。 薩達姆用手指著我剛剛進來的房門說：「如果滿足了兩個條件，大門也許會開一條縫。」他說，第一，美國必須停止向以色列供應可能被用來對付伊拉克的武器，並開始「在確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第二，美國必須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條件，即伊朗承諾不使用這些武器對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國家」。薩達姆強調說，只要伊朗國王繼續向起義的伊拉克庫爾德人輸送武器，他就沒有興趣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 回到美國之後，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匯報。薩達姆關於以色列的第一個條件是美國永遠不會滿足的。但是，幾個月之後，隨著伊拉克和伊朗重歸於好，向庫爾德人提供的軍事援助的確停止了。幾年以後，美伊關係得到了重大改善。 薩達姆似乎是個根本沒有幽默感的人，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立場堅定，但對我並不敵視。 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歷史連續性、阿聯的原則和金融頭腦、薩達姆·海珊的險惡狡詐、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劇、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氣、海珊國王和薩達特的榮耀和英雄行為——我回憶自己在這個混亂複雜、風雲莫測的地區裡的經歷時，所有這一切都浮現在我的腦海。在我後來捲入為被流放的伊朗國王尋找避難地的工作時，我才明白什麼是「世事無常」。 有一次，我試圖把我哥哥內爾森的一份藝術目錄帶給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朋友。一位海關官員沒收了那本冊子，因為冊子裡有馬蒂斯畫的一個裸體女性。我不得不請沙烏地阿拉伯的財政部部長干預，以便給那本冊子「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