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十九章　中東「平衡」使者

我的家族以及我們與石油業的密切關係，在中東地區最為複雜，也最容易遭人誤解。而大通與該地區的關係源自它與美國大型石油公司之間長期密切的合作。 大通銀行是美國石油業最早的融資方之一。隨著在拉丁美洲、遠東和中東發現新的石油產地，大通又擔負起了世界各地原油和精鍊石油產品的運輸費用。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石油在大通的贏利比重實在太大，於是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單獨設立了一個石油部。不久，該部門就成了行業里的佼佼者。1947年，作為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溫思羅普在該地區的金融中心貝魯特開設了一個分支機構。但是，我們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難。最主要的問題是英國和法國的大型海外銀行的地區壟斷，而我們並沒有往該地區派遣足夠的人手。只有一個官員——對外部的詹姆斯·梅傑——在紐約負責黎巴嫩以外的所有中東國家。他每年出差一次，以便與我們的代理行和其他客戶保持聯繫，但是根本不足以開發任何有意義的新業務。 1953年，詹姆斯請我陪他到中東走一趟，儘管當時我已經轉到銀行的國內事務。那次中東之行令人大開眼界。沙烏地阿拉伯人和統治科威特的阿爾薩巴家族都保留了他們貝都因人的重要傳統。他們勇敢、機智，敢於冒險，對西方文化和現代世界幾乎一無所知。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四周是高高的雉堞牆，巨大的木門每天夜裡關閉，以抵禦入侵者。戴著面紗的婦女、清真寺塔頂上呼喚虔誠的信徒做禮拜的穆安津，以及身穿長袍、腰間別著裝飾型彎刀的沙漠武士，這些都將西方遊客帶回到了一個似乎早已消失的時代。仿佛是為了讓現代世界離他們遠一些似的，外國使館被要求駐紮在紅海邊上的吉達，距離首都有500多英里。 1950年，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說服了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沙特，允許我們在吉達開設一個分行。但是，後續工作非常糟糕。沙特的官員們不批准該請求。雖然我們與沙烏地阿拉伯金融署（Saudi Arabian Monetary Agency, SAMA）——他們的中央銀行——以及沙特的若干私人銀行建立了重要的受託關係，但我們仍然需要在該國直接設點。 相比之下，花旗銀行則採取了更加有力的方式，於1955年成功地開設了一個分支機構。如此，當沙特在後來那些年石油產量增長的時候，它們便占了巨大的優勢。 看到我們的弱勢後，在我成為銀行的聯席首席執行官以後，我便將中東列為我國際擴張計劃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1962年2月和3月，我在進行全球考察的時候——當時佩吉陪伴著我——分別拜訪了黎巴嫩、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和伊朗的政治領導人和金融界官員。 到了中東，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都看到了變化的跡象。源源不斷的石油創造了財富，用於建造新公路、機場、脫鹽廠和大型住宅項目。該地區的各國政府紛紛與美國和歐洲公司簽訂合同，承建這些項目。 我希望更加顯著、更加有效地展示大通的形象，但我們遲到了，到處都遇見了嚴重障礙。嚴格的法律限制幾乎禁止所有的外國銀行在波斯灣開設分支機構，而激進的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政府都很仇視外國投資者和外國銀行。雖然有可能跟這些政府做生意，但卻十分艱難。除了埃及以外，我們不久就與它們終止了關係。 但是，從該地區的整體來說，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衝突對大通構成了最大的障礙和潛在危險，尤其是因為我們決心跟兩邊都做生意。我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該地區複雜的政治形勢中，不僅擔當了變革代理人的角色，也成了爭議的對象。 大通與以色列 早在1953年我訪問中東的時候，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仇恨就已經是個棘手的現實問題。站在前沿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和埃及——的領導人們拒絕承認以色列，發誓要「將猶太復國主義者趕下海去」。雖然1947~1948年的衝突確保了以色列的存在，但也造成了25萬名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無家可歸，其中絕大部分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於黎巴嫩、約旦的西岸和埃及的加薩走廊開設的帳篷里勉強度日。我和佩吉於1962年在黎巴嫩南部參觀了其中的兩處帳篷，對難民們惡劣的生活條件——而且幾乎沒有改善的希望——深感震驚。 另一方面，猶太人在經歷了希特勒大屠殺的恐怖之後，如今有了他們自己的國家。猶太人強烈要求世界的承認，並在美國獲得了同樣強烈的共鳴。在1948年杜魯門總統支持創建以色列以後，多年來美國的承諾在逐漸加強、擴大。最大的悲劇是，在1948年的最佳時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未能實現合理的領土劃分。由於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全世界不得不從此吞食這顆「苦果」。 起初，大通與以色列之間的買賣相當有限。我們與以色列中央銀行和為數不多的私人銀行建立了代理關係，其主要原因是，主宰以色列政府將近30年的社會黨不怎麼受外國銀行的歡迎。但是，有一項金融業務對於大通和以色列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1951年，以色列政府挑選大通為以色列債券的美國金融代理。這些債券的銷售產生了巨大資金，對以色列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大通負責這些債券的利息償付業務，並提供其他有償監管服務——這項業務獲得了可觀的利潤，同時也加強了我們與在美國的猶太機構的關係。 20世紀60年代，大通與以色列、許多阿拉伯政府和大型石油公司的生意大幅度增長。我們試圖在該地區走「中立」這條鋼絲繩，但卻時不時地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埋怨，說我們在為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作貢獻，應當避免這麼做。 抵制 1964年5月，大通收到沙烏地阿拉伯金融署總裁安沃爾·阿里的一封信。信寫得直截了當、切中要害。 阿拉伯聯盟抵制以色列辦公室委員長從一些銀行獲得信息，說你們的銀行是以色列債券在世界各地的促銷總部。你們的銀行是以色列債券的金融代理商，並提供發放這些債券所需要的所有技術服務。你們的銀行還負責任命外國銀行作為你們在外國的債券代理商。 另外，據稱你們的銀行給El Al以色列航空有限公司（El Al Israeli Airlines Ltd.）貸款，用於購買該公司需要的飛機和零部件，因此，你們顯然是在支持以色列經濟。以上兩項行為都表明你們觸犯了抵制以色列的兩條原則，而其中任何一條都將導致我們與你們終止生意往來。 我謹此真誠希望大通曼哈頓銀行考慮與我們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重要關係，給予最大程度的合作，避免可能會構成破壞與我們這些國家愉快關係的行為。 幾個星期以後，13個阿拉伯聯盟國家投票決定「從1965年1月1日起禁止與大通交易」。安沃爾·阿里通知我們說：「如果你們的銀行取消以色列債券的代理業務以及與這些債券相關的所有關係，並致力於今後不為以色列中任何個人或機構提供進一步貸款，則該禁令可以解除。」 如果阿拉伯國家實施了該威脅，我們將不得不關閉我們的貝魯特分行，大約2.5億美元的存款（大多數來自沙烏地阿拉伯金融署）將被提取。更糟糕的是，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由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美孚、雪佛龍和德士古組成的財團，享有獨家開發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儲藏的權利——告訴我們，除非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否則它們也將不得不停止與我們的生意往來。大通面臨損失數千萬美元存款和收益的危險。 幸運的是，這場噩夢最終沒有成為現實。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認同的觀點是，在為以色列提供銀行服務的時候，我們只是在履行我們作為一家中立的、不參與政治的國際銀行的責任。最後，這兩個很有影響力的國家拒絕接受這種抵制將給它們自己帶來的嚴重經濟後果。此外，美國政府為保護我們而表現強硬，阿拉伯世界全面抵制的威脅消除了。 我從這個緊張而憂心的時期學到了重要的一課：如果大通想避免將來的危機，我就必須與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建立更好的關係。 納賽爾 在20世紀60年代，如果誰想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產生影響，就必須見見埃及總統納賽爾。雖然美國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個蠱惑人心的危險分子，納賽爾在自己的地區卻是個深受尊敬、魅力無限的人物。納賽爾在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中寸步不讓，首先將運河國有化，然後又抵禦了旨在推翻他的政權的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的聯合進攻。 納賽爾從蘇伊士危機中一躍成為英雄。他鞏固了自己在埃及的權力，然後進而成為阿拉伯世界裡現代激進派的領袖。阿拉伯世界裡數以百萬計的人民通過開羅電台收聽納賽爾的每周廣播講話。 於20世紀60年代初加入大通董事會的尤金·布萊克認為，在蘇伊士危機期間，英美對亞斯文水壩融資項目的拒絕是一大災難，把本不情願的納賽爾推到了蘇聯人的懷抱。尤金堅持認為，納賽爾比他自己公開宣稱的立場要靈活得多，對西方也遠非如此仇視。他相信，與西方商人的關係將有助於說服納賽爾採取一種更加溫和的姿態。在我們消除了阿拉伯世界的抵制威脅之後，他鼓勵我去見納賽爾。 1965年12月，尤金安排了我與納賽爾的第一次會面。我們是在距開羅機場不遠處一棟不顯眼的樓房裡他那間裝飾樸素的辦公室見的面。納賽爾的辦公桌以及周圍的桌子、書架上到處都是他與外國政府領導人的合影照片。其中有個人簽名的赫魯曉夫、周恩來、尼赫魯和狄托的照片——後兩人和納賽爾都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人。其餘的都來自第三世界或至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記得沒有一個來自西歐，絕對沒有美國的。 我和納賽爾開誠布公地討論了中東的形勢。他在討論中強烈譴責了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雖然對美國政策明顯不悅，他說他歡迎我通過埃及駐華盛頓大使與他保持聯繫。我將這個情況向國務院作了匯報，但是約翰遜政府忙於擴大越南戰爭，不願意或者無法考慮推行一種更加平衡的中東政策。我的感覺是，華盛頓方面希望在自己專注於更加急迫的問題時，中東形勢不會出大亂子。但這只是一相情願。 戰後時期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中東的形勢惡化了。以色列先發制人的決定性攻擊在阿拉伯軍事力量還沒有來得及作出反應時就將其擊潰了。以色列軍隊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區、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和約旦的東耶路撒冷和整個西岸。多年來一直吹噓要摧毀以色列的阿拉伯領導人們羞愧難當，作出了激烈、迅速的反應。他們將我們在戰鬥期間為以色列提供的軍事補給看做一種敵視行為，立刻中斷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戰鬥結束後不久，黎巴嫩的前外交部部長、聯合國大會前主席查爾斯·馬利克來大通與我會面。馬利克是個絕對正直的人，我非常尊敬他。他告訴我，阿拉伯人對美國惱羞成怒，因為我們默許以色列占領阿拉伯領土，對戰爭所產生的成千上萬的新巴勒斯坦難民似乎漠不關心。馬利克說，美國人宣稱自己懷有深深的人道主義同情心，但大多數阿拉伯人認為我們唯一關心的是以色列。 馬利克的來訪迫使我思考戰爭對中東人民的影響問題，尤其是難民。我跟《時代》雜誌的出版商詹姆斯·利嫩和執掌IBM世界貿易公司、國際商會的阿瑟·K·沃森訴說了馬利克來訪的事。他們同意需要做些什麼來表明美國關心、同情新產生的巴勒斯坦難民。 美國政府因外交關係的斷絕而被捆住了手腳，因此我們不得不自己行動。我們設立了近東緊急慈善捐獻會（Near East Emergency Donations, NEED），並說服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擔任名譽主席。我們取得了一些著名猶太領導人的支持——包括西格雷姆公司的董事長埃德加·布朗夫曼，以表明我們的工作涉及範圍廣，沒有意識形態色彩。 我們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裡就募集了將近8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大型石油公司。我捐獻了25萬美元，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也代表我們家族其他成員捐獻了25萬美元。我們將募集的資金交給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去分配。 第二年年初，我去了約旦的難民營，親眼目睹了那裡的條件。有一個難民營坐落在約旦河河谷上方光禿禿的荒涼山坡上。我乘坐直升飛機從安曼到達那裡的時候正是隆冬季節，寒冷的北風呼嘯著。雪水融化後，地面一片泥濘。那裡沒有永久性建築，只有矗立在泥漿中的沒有地板的帳篷。 1 000多人生活在那裡，沒有足夠的衛生條件或自來水，食物也只能夠勉強充飢。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小孩身穿帶帽的白色夾克衫坐在明媚的陽光下，一動也不動，即便是人群從她身邊匆匆而過的時候。這些人眼巴巴地望著不遠處西岸從前的村莊，卻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們的臉上透露出一種絕望的感覺，但也有深深的恨意。 第三次中東戰爭所產生的最持久的東西是難民的憤慨和絕望。巴勒斯坦人的極端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並因此出現了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在戰爭之前，難民問題一直得到了控制；戰爭之後，巴勒斯坦成了一股具有明確目的、呼聲很高的獨立政治力量，尤其是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創建。阿拉法特和他的追隨者們不再滿足於讓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為他們開展鬥爭，或者——在他們看來——當鬥爭不利於他們自己的時候就將他們出賣。地區平衡中出現了又一個不穩定因素，使得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更加難以解決。 參觀完難民營幾天以後，我們接著前往貝魯特。那裡安排了一個儀式，由我將近東緊急慈善捐獻會的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交給UNRWA的委員長伊恩·米歇爾莫爾。我仍然對自己親眼所見的場景憂心忡忡，便將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放在一邊，說： 當一批美國公民個人設立近東緊急慈善捐獻會，以便為援助難民而提供緊急資金的時候，我們只是部分意識到了問題的性質、規模和嚴重性。如今，我們有些人已經親眼看到了這個問題，從而意識到了它所代表的人道主義挑戰以及尋找解決辦法的緊迫性。這些難民中，有些人是20年來第二次逃難，他們是自己無法控制的政治形勢的受害者。他們的苦難是在譴責這個世界無法找到並實施公平解決他們的問題的辦法。我相信，在這個問題得以解決之前，中東就不可能很快實現和平。 雖然近東緊急慈善捐獻會本身對於難民所面臨的巨大困苦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但這種努力至少表明，有些美國公民願意提供幫助。我們還給阿拉伯的領導人和美國的政客們傳送了一個信息，即在形勢進一步惡化之前，亟須平衡該地區內所有相互衝突的利益。不幸的是，40年已經過去了，這種平衡政策依然遙不可及。 尋找平衡 1967年戰爭之後產生的新的政治形勢迫使我與阿拉伯領導人定期保持聯繫。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有幾個國家已經與美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對西方的仇恨程度大大加深。由於大多數阿拉伯政治領導人不能或者不願意來美國，因此我開始更加頻繁地訪問中東，通常是每年兩次。 為科威特埃米爾擔任財經顧問的尤金·布萊克鼓勵我改善與這些阿拉伯領導人的個人關係。他指出，如果他們尊重我，相信我的公允，他們因為大通與以色列做生意而懲罰我們的可能性就會減少。近東緊急慈善捐獻會給巴勒斯坦難民的捐獻是一個良好的舉動。我在約旦國王海珊以及其他領導人心目中的可信度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由於我是能夠接觸到該地區高級領導人的少數美國人之一，因而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在扮演一個外交「使者」的角色。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及整個70年代，在我每次動身之前都要拜訪美國政府官員，以了解美國在中東政策方面的變化。在中東之行回來後，我常常再次與這些官員見面，告知他們我的所見所聞。 納賽爾的信息 1969年秋天，在我動身前往中東之前不久，埃及駐聯合國大使來大通找我。他說，納賽爾希望我知道，他與美國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接觸」，希望我在那個地區訪問期間與他會面。 我把納賽爾的請求看做一個具有潛在意義的開端。美國與埃及的外交關係還沒有恢復，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拉到談判桌邊的努力還沒有任何成果。我決定飛往華盛頓，向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報告此事。我覺得，在我回復納賽爾之前，很重要的一點是獲得政府對我們的會面的批准。 對於尼克森政府能給予我什麼樣的支持，我並不樂觀。尼克森是以色列的堅決支持者，在1968年總統選舉運動中，他就堅持「中東的力量平衡必須向有利於以色列的方向傾斜」，並表示他支持的政策是將「能夠給予以色列在科技軍事方面足夠的優勢，超出抵消其敵對鄰國數量優勢的程度」。 然而，當政以後，尼克森的進展變得非常小心。尼克森和基辛格深知需要全面修訂美國的對外政策，便開始勾畫概念，用以重新塑造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他們兩人都很現實，下決心要客觀地、幾乎無情地評估美國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手段。因此，在執政初期，隨著印度支那戰爭越南化過程的開始，全面審視美國對外政策的工作——包括中東——也啟動了。因此，我和基辛格會晤的時機非常幸運。 我和基辛格談論了一會兒納賽爾的請求。基辛格承認，他對該地區了解得很少，但也認為與納賽爾見面可能是有好處的。幾天以後，基辛格來電話說，白宮和國務院都認為如果我能維持「某種對話，對我們政府來說是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他還要我回國之後向尼克森總統匯報一下。 基辛格開了綠燈，我便重新安排我的日程，以便能在開羅作短暫停留。我與納賽爾在他開羅的家裡見了面——當時他還沒有從幾個月前發作的心臟病中完全恢復過來。 我告訴納賽爾，回國後我將與尼克森見面，將很高興為他傳遞任何信息。納賽爾愉快地同意我為了這個目的而做筆記。 正如在我們上一次會面時所談論的，納賽爾強調說，中東實現和平的真正障礙是以色列拒絕遵守聯合國第242號決議——該決議要求將部隊撤退到1967年戰爭之前存在的邊境線後面，然後才能開始就全面和平協議進行談判。納賽爾過去說過這些話，因而我開始懷疑自己此次開羅之行是不是僅僅為了聽他的慷慨陳詞。這時，他話鋒一轉，用一種神秘的口吻說，雖然第242號決議為和談提供了整體框架，但他願意支持對邊境線作些許改動，並支持將敘利亞的戈蘭高地設置為非軍事區——以色列認為該高地對自己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作為交換，以色列要求存在的權利將為所有阿拉伯國家所接受。這是納賽爾立場的一個重大改變。他願意承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並就其他問題進行談判，如此就可能達成區域性和平協議。 我對納賽爾為什麼改變主意感到疑惑。他說其中有若干原因。他對該地區不斷增多的極端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感到擔憂。「阿拉伯突擊隊（巴勒斯坦人）一天比一天強大。一年以前，海珊國王還能控制自己的國家，今天已經不行了——阿拉伯突擊隊太強大了。埃及控制他們的能力可能不會長久。以色列的觀點是，和平解決拖延的時間越長，他（納賽爾）的政府倒台的機率越大，這樣他們就能與某個更有商量餘地的人打交道。」 納賽爾認為事實正相反。 「衝突的延續已經削弱了保守政府。蘇丹和利比亞政府的變化就是例子。沙烏地阿拉伯發生了政變企圖，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已經被粉碎，但最後情形如何還沒有消息。」 納賽爾還擔心自己在國內的地位。對於埃及完全依賴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他感到很惱怒。他說，1967年的戰爭使他損失了埃及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因而蘇聯人成了他重建軍隊和空軍的唯一選擇。他帶著遺憾的口吻補充道：「在1967年之前，我們一直是個自由的國家，可現在已經不是了。我們不得不依賴蘇聯人，直到戰爭平息。」 納賽爾觀點的關鍵是，除非立刻啟動持久和平的進程，否則形勢將更加惡化。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給以色列施加壓力，以便向各個阿拉伯國家政府表示出我們的誠意。 我告訴納賽爾，回國以後我將把這一切報告給尼克森總統。那是我最後一次與納賽爾見面。第二年，這位埃及總統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了。 費薩爾國王的警告 我接著飛往利雅得，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薩爾會面。 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的對立使得阿拉伯世界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這兩個國家代表著該地區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傾向。納賽爾代表的是第一代阿拉伯改革派的泛阿拉伯概念和社會主義思潮；倚仗自身巨大石油財富的沙烏地阿拉伯人則堅持伊斯蘭世界比較傳統的政治架構和信仰。雖然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是美國的忠誠盟友，但他們也面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壓力，要他們表現出與巴勒斯坦人的團結，表現出自己獨立於美國。為此，沙烏地阿拉伯在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事務中起著領頭羊作用，而且已經開始公開談論要運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來解決中東的衝突問題。費薩爾是世襲國王，牢牢掌握著權力。費薩爾是偉大的沙漠武士老沙烏地阿拉伯國王——他締造了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50多個兒子之一，在經過一次宮廷政變、推翻了他那無能的同父異母兄弟之後，於1964年當上了國王。 沙特家族的後人將他們的國家看做一個家族企業，而費薩爾的主要職責是管理這個龐大暴躁的皇室家族。為了讓他們忠心、滿意，費薩爾首先將石油收益的20%在大約600名家庭成員中進行分配，然後將剩餘部分交給政府。巨大的財富足夠分配。1969年，在石油銷售價格為每桶兩美元的情況下，費薩爾每年用於家人之間分配的收益幾乎達到10億美元，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數字漲到了240億美元。即便是這樣，還不足以維持家族的和平。1975年，費薩爾被自己一個瘋狂的侄子暗殺。 費薩爾熱烈歡迎我的到訪。我們交換了禮物，他回顧了1966年他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我在波坎蒂克宴請他的午餐。我告訴他，我有興趣聆聽他對當前地區形勢的看法，並在回到美國之後將直接向尼克森總統匯報。 費薩爾比納賽爾更加堅決地宣稱美國的中東政策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他的觀點不留餘地，他的措辭自然堅定，而他那雙犀利的黑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以下是我在那次會談中的部分筆記： 費薩爾認為我們的中東政策受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左右，完全是親以色列的。它正將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從我們身邊推開。他相信，正是這種政策使得蘇聯人在中東的基礎越來越紮實。他感覺，我們實際上已經在鼓勵各國的激進分子推翻比較保守的政權……費薩爾相信，美國正在穩步地失去中東的朋友和影響力。如今，我們唯一的朋友是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約旦、黎巴嫩、突尼西亞和摩洛哥。如果與以色列的戰爭持續下去，我們將很快失去所有這些朋友。 費薩爾對以色列的看法——老實說——相當古怪： 費薩爾相信，在中東的所有麻煩都是由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引起的。他說，在以色列的大多數猶太人來自蘇聯，而共產主義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一個產物；以色列人是一個沒有上帝的民族；以色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假裝與美國友好；以色列與蘇聯有一種秘密共識，即整個阿拉伯世界將最終落入共產黨手中。 費薩爾打消了我反駁他的觀點的企圖。但是，費薩爾說，他沒有打算「把以色列趕入大海」。現在，沙烏地阿拉伯統治者的立場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鬆動跡象。 我在起身離開之前提醒費薩爾，我將向尼克森總統匯報我們談話的核心內容。國王答覆說，賓夕法尼亞前州長威廉·斯克蘭頓在1年前向他說過同樣的話，曾經公開支持一種更加公允的美國中東政策。費薩爾指出，公眾的憤慨結束了斯克蘭頓的政治生涯。他希望我不會遭受同樣的厄運。 向總統匯報 我帶著深深的不安回到紐約。納賽爾和費薩爾態度都很明確、毫不含糊。他們認定，美國的政策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與阿拉伯人為敵的。他們把蘇聯在該地區的滲透看成是這種政策的直接結果，並相信這種政策的延續將對全球石油的「走向」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改變其堅決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兩人似乎都願意讓步、談判。我感覺自己有義務將這個信息轉達給尼克森總統。 從中東回國幾天以後，我在華盛頓見到亨利·基辛格，將兩次談話的實質內容告訴了他。亨利告訴我，政府已經深入展開對中東政策的重新評估，將在不遠的將來宣布一種更加均衡的立場，以便將以色列人拉到談判桌旁。他覺得如果尼克森總統能夠直接聽到我的評述，將很有價值。 一個月以後，我應邀來到白宮，但我吃驚地發現，橢圓形辦公室會議還包括傑克·麥克洛伊、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肯尼思·賈米森、美孚董事長羅萊·華納、亞美董事長約翰·斯韋林根和前財政部部長羅伯特·安德森——他對中東產生了濃厚的、令人爭議的興趣。我原本希望私下會談，直截了當地匯報我從費薩爾和納賽爾那裡獲得的信息。但我發現自己成了主要關心石油問題的一個大型會議的一分子，如此，會議的基調就與我期望的完全不同了。 在1969年12月9日的會議上，我們每個人都跟尼克森一樣擔心中東的局勢，同樣希望美國採取更加均衡的政策。令傑克·麥克洛伊等人感到震驚的是，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的政權正在給各石油公司施加壓力，以及蘇聯可能提高自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限制美國獲取該地區資源的可能性。儘管我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我更感興趣地指出，納賽爾和費薩爾都向我們提出了解決危機的合理方式，很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應當作出積極的反應。 尼克森說他理解我們的擔憂，並給我們看了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將在那天晚上發表的講話稿，說明美國在解決中東問題方面的提議。在與蘇聯人進行了幾個月的幕後談判之後，羅傑斯國務卿將敦促「以色列軍隊從1967年戰爭中占領的領土上撤退」，以換取阿拉伯人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和平協議。國務卿還說明了公平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重要性，並提議耶路撒冷成為一座「統一的」城市，向所有有信仰的人開放。雖然看起來無論是尼克森政府還是蘇聯人都沒有跟以色列或站在一線的阿拉伯國家討論過這些問題，但我們所有人都同意，羅傑斯的講話是建設性的一步。我離開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深信局面很快就會出現積極的變化。 羅傑斯的講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反響。雖然《紐約時報》表示認可，其他報刊卻反對政策的變化。以色列政府立刻表示拒絕。總理梅厄譴責羅傑斯在「說教」，而為了表現自己的獨立性，以色列立刻宣布，整個東耶路撒冷將為猶太人定居開放。 對這種挑釁行為，尼克森政府理應還以嚴厲的反擊，尤其是如果政府希望向納賽爾、費薩爾以及其他阿拉伯領導人表明美國對均衡政策的新的承諾。相反，政府卻無動於衷。 《紐約時報》獲得內幕消息 事情原本可能就到此為止了——只是，白宮中有人將我們與尼克森會晤的事實透露了出去。兩個星期以後，塔德·肖爾茨在《紐約時報》上作了封面報道。他報道的事實很準確，但暗示說，是經濟上的個人利益導致我們敦促總統不僅採取一種均衡的政策，而且還採取了「親阿拉伯」的立場。肖爾茨寫道： 據了解該討論的官員稱，會議達成了一致意見，認為美國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以改善其與生產石油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據說與會者認為這麼做很有必要，以便扭轉與會者所害怕的、美國即將失去在中東的地位的趨勢，而該地位也許反應在政治上，也許還反應在美國在該地區的石油利益上。 據說與會者覺得，由於美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裝備——包括據說最近華盛頓為了支持以色列在中東衝突中的政策而提供的超音速幻影飛機，阿拉伯世界的溫和保守型領導人以及激進的阿拉伯人正轉而反對美國。 肖爾茨沒有報道——也許「泄密人」沒有告訴他——我們沒有考慮拋棄以色列任憑阿拉伯人擺布。但是，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員構成——美國三大石油公司的首腦、與石油界和大通關係密切的一位華爾街律師以及我個人歷史上與標準石油公司的關係——使得肖爾茨關於我們此舉是出於個人利益的暗示似乎合情合理。 回首往事，所有這一切很可能是一個圈套。我不是單獨與尼克森見面討論我與納賽爾和費薩爾的談話情況，而是被拖進了令人爭議的阿拉伯石油政治和以色列的安全問題。但是，也許一直就是這麼設計的。與會代表的構成似乎是蓄意炮製的替罪羊，一旦公眾輿論不利，則可以解釋尼克森改變政策的理由。 無論如何，批評的浪潮衝著我和大通撲了過來，其帶來的疑惑有效地抑制了出台一種更加均衡的中東政策的可能性。 面對科克 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科克首先發難。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要求知道報道的「要點」是否屬實，並指責我充當石油界的「託兒」。甚至在我還沒有收到那封信的時候，科克已經將信分發給市裡的各家報社和電視台，並接受了多次現場採訪。而這僅僅是開始。《新聞周刊》作了封面報道，印上了我的照片，說明文字是：「洛克菲勒：被石油蒙住了眼睛？」連我的哥哥內爾森——當時他正面臨1970年艱難的連任選舉——也迅速與我保持距離，要求尼克森政府就其以色列政策作出「解釋」。我開始懷疑費薩爾國王關於威廉·斯克蘭頓命運的警告可能正在成為事實。 潮水般的信件和電話湧向大通，抗議我所謂的反以色列傾向。著名的拉比們（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員或猶太教會眾領袖）——其中有些與我已經相識多年——來到我的辦公室投訴；幾個猶太商人組織了一場抵制活動；有些重要客戶取消了銀行的戶頭。 為了澄清我的立場，1970年1月初，我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描述了我與尼克森總統的會議情況。以下是我的聲明摘要： 最近的中東之行使我進一步相信，那裡持續的敵對形勢很容易上升為全面戰爭……我在訪問期間的觀察使我確信，勤于思考的阿拉伯人開始懷疑，該地區目前的混亂局勢是否確實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似乎願意尋求合理的妥協。 在最近的白宮會議上表達我的觀點時，我的本意僅僅是建議美國鼓勵這些比較積極的協商姿態。 我相信，我一貫相信，美國必須盡一切可能保衛以色列的安全和主權。我唯一的興趣是看到敵對局勢的終結、和平的實現。 《紐約時報》的報道所引起的這場軒然大波掩蓋了真正的問題：需要開始調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越來越堅定不移的立場。到了1970年1月，尼克森自己放棄了羅傑斯的提議，而該地區的暴力程度——針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以色列反攻約旦和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忠於海珊國王的部隊在安曼大街的激戰——穩步上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還發動了對西歐的炸彈行動，劫持了數架商業飛機。我已經轉達給尼克森的納賽爾和費薩爾警告的危險正在被忽略。中東的「均衡」變得跟以往一樣渺茫。 訪問以色列 科克事件也有積極的一面。雖然我在幾個場合中於紐約見過總理梅厄、外交部部長阿巴·埃班和大使伊扎克·拉賓，但我從來沒有踏上過以色列的國土。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從中東的其他國家繞道抵達以色列非常複雜。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禁止直接飛往以色列，要求在賽普勒斯或者雅典停留，然後再飛往特拉維夫，因而到那裡的訪問很難與走訪阿拉伯國家一起安排。此外，以色列管理非常嚴格的私營部門和謝克爾的不可兌換性，都使得這個國家沒有吸引力。但是，科克肆無忌憚的指責使我意識到，我從來沒有去過以色列的事實可能進一步證實了我反對以色列的流言。 可以理解，我在1971年3月對以色列的第一次訪問，是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從個人角度來說，我遇到的總理梅厄和其他領導人都很友好，但他們在撤出任何占領地區的問題上堅持不讓步。 拋開政治不談，以色列之行的真正樂趣之一是見到了耶路撒冷市長特迪·科勒克。特迪帶我第一次參觀——後來我又參觀了多次——他在整個城市啟動的修建工作，其目的是要恢復耶路撒冷從前的輝煌，並尊重視之為聖地的三種不同宗教信仰。如果中東問題想得到解決，我們需要更多的像特迪那樣胸襟開闊的人。 到了1973年，我介入中東事務已經有將近20年了，而我是當時能夠接觸到該地區阿拉伯領導人的為數不多的美國人之一。後來，當中東進入20世紀70年代初極其危險的新時期時，我才發現自己對該地區的了解和關係受到了嚴格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