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十八章　搶灘北京

1973年6月29日深夜，也就是大通的莫斯科代表處成立剛剛過了一個月以後，我和佩吉坐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里，與周恩來總理舉行會談。他的地位和權勢僅次於毛澤東。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也是歷史性的一次訪問，因為我是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美國銀行家。那天下午，我簽署了一份協議，從而使大通成為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家美國代理行。 在1973年，到中國旅行簡直就是空想，因為中國人對資本主義還懷有難以消除的敵意。這個國家還在開展「文化大革命」，使人無法判斷將來掌權的會是「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還是周恩來小心謹慎地保護起來的改革派。 對於他們為什麼同意邀請我訪華，我只能揣測。其中的一個可能是，繼尼克森訪問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尋找擴大與美國接觸的範圍。1970年，在考察大通的東南亞分支機構期間，我在新加坡說過的一番話，可能也起到了作用。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當我被問及尼克森政府關於放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限制的決定時，我說那是「為尋求某種接觸而邁出的合理的、良好的一步」。事實上，我指出，美國「想表現出對擁有8億人口的國家視而不見」是不現實的。雖然我的講話在美國只是吸引了很少一部分注意力，我感覺中國的領導人注意到了這一點。 說老實話，在作出那種回答的時候，我想像的是，要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關係的過程，還需要許多年的時間，因為兩國之間的積怨太深了。因此，當尼克森把與蘇聯緩和關係的進程延伸到採取一種同樣強有力的動作，以便促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歸於好」時，我感到既吃驚又備受鼓舞。尼克森在1972年2月對北京的訪問，以及幾個月以後在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舉行的峰會，打破了控制著國際關係整整一代人的冷戰的僵局，改變了全球的力量平衡。 我把尼克森的中國之行看做大通的一個潛在商機，類似我們曾經追尋並於後來獲得的在蘇聯以及東歐的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機會。此外，我希望我能有機會與這個國家重新建立起聯繫，因為我的家族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曾經在那裡擁有過多年的重要利益。 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國 祖父跟他那個時代的許多企業家一樣，一直急於挖掘「中國市場」的潛力。「為中國燈加油」是標準石油公司的第一批廣告口號之一，反映了在19世紀最後的那些年期間，那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裡到處出現的對煤油的巨大需求。事實上，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標準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已經建立了廣泛的市場營銷網絡，從北方的長城一直延續到南方的海南島。 自從祖父從自己的第一張工資支票中拿出幾個便士捐獻給在那裡已經頗具規模的浸禮會傳教士以來，中國一直是我們家族慈善捐獻的重點。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種早期的、以宗教為主的利益，已經被更大規模的慈善支出所取代，我父親和與洛克菲勒家族有關的基金會的直接捐獻，涉及範圍廣泛的各個項目，包括長江流域的綜合經濟開發、南京附近的明陵的修復、大眾健康和醫療教育，甚至還有改革中國海關制度的項目。 但是，從持久影響力的角度說，最顯著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的援助。從1915年開始，基金會的官員就創建了一個一流的研究院，重點研究寄生物學、傳染病和營養不良——這些問題當時在中國很普遍。協和醫科大學還培訓了一代醫生和護士，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建立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1年夏天，我父母到北京旅行——那是他們唯一一次訪問亞洲——參加協和醫科大學的正式成立。時間過去了75年，我還清晰地記得他們離家3個月走訪日本、朝鮮和中國期間，我是多麼想念他們。那次旅行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都受益匪淺：他們對亞洲藝術的興趣更濃厚了，並且開始收集來自那3種文化的陶瓷、紡織、版畫、繪畫和雕塑。更重要的是，父親相信了：雖然美國的慈善事業在中國的現代化方面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傳統的美國傳教士的工作已經過時，與這個國家的需求已經不吻合。我父母由此各自得出的經驗不僅對他們自己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而且也影響到了我和我哥哥們的生活。 新中國 從我父母的中國之行到我自己的訪華，間隔了半個世紀。在此期間，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內部混戰、抗日戰爭，最後是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從大陸趕到台灣的一場解放戰爭。毛澤東在1949年的勝利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國共產黨試圖清除所有西方影響的痕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了私有制，沒收了外國公司和銀行的資產，驅逐了西方基金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的代表，擯棄了西方的教育體系。 毛澤東和他的愛國人士致力於通過列寧的方式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建設一個「新中國」，要通過重新建立民族團結、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來實現現代化。國家的權力被用來實現農業國有化、刺激快速工業化。毛澤東在追求這些目標的初期，曾尋求蘇聯的援助。成千上萬名蘇聯顧問幫助中國的新領導人建構了一個史達林風格的計劃經濟體制。 從一開始，美國就拒絕接受北京的新政權，繼續承認蔣介石是整個中國的合法統治者。隨著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把海軍派遣到了台灣海峽，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外援，支持蔣介石保留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席位。 在另一方面，中國支持在亞洲和非洲從歐洲殖民統治下爭取獨立的鬥爭。此外，它們遵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思想，導致中美兩個國家產生了直接衝突，尤其在太平洋西岸，從北部的朝鮮到南部的印度尼西亞，其中最具悲劇性的是越南。 美國和中國都把對方看成自己永遠的敵人。各自的政府都執行著旨在削弱並最終打敗對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當然，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雙方都沒有實現這個目標，而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覺得現在該是作些新嘗試的時候了。於是，尼克森旨在探索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新戰略的意願，為掀開東亞新篇章奠定了基礎。 大通重返亞洲 大通在早年曾經積極參與中國的出口貿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0年里，權益信託公司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全部用銀元交易。在動盪不安的20世紀30年代，我們的分支機構生意興隆，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後日本人關閉了這些分支機構。1945年，我們的分支機構再次開張，但隨著蔣介石被打敗，我們又一次終止了在中國大陸的業務——更確切地說，是在1950年被終止的，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我們的分支機構收歸國有。 大通在香港的財富也在第二年急轉直下。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跨過鴨綠江介入朝鮮戰爭，並把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趕出朝鮮半島的時候，大多數美國政府官員和軍官都覺得，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擴大進攻範圍的開始，認為毛澤東已經把目光瞄準了中國香港和台灣以及整個東南亞。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同意這種說法，便突然停止了我們在香港的業務。他的決定是一個重大錯誤，因為其他外國銀行決定等候事態的發展，並沒有跟著我們走。當中國沒有向這個英國殖民地發難時，我們在香港的客戶們覺得我們拋棄了他們。 但是，在另一方面，溫思羅普還表現出了遠見：1947年，他說服了國防部允許大通在被占領的日本開設軍事金融設施。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後不斷增加的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隨著《美日安全條約》的簽訂，這些設施興旺了起來。幾年以後，日本政府允許我們在東京和大阪增加全面商業分行設施。 於是，在20世紀50年代，雖然其他國家都在疲於應付因民族獨立而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後果，日本的經濟則蒸蒸日上，而大通也成了日本政府進行美元融資的主要私人銀行渠道。在它們亟須外部美元融資的時候，我們提供了數億美元的資金用於重建日本經濟。這是大通的一個豐富「寶藏」，而且經久不衰。 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這部分獲利豐厚的業務開始枯竭了——由於出口量迅速增加，日本人自己就積累了大量的美元順差。這個時候，亞洲的一些其他國家的經濟前景開始出現好轉，我們有些大公司客戶開始向東南亞和朝鮮南方擴張。這時，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跳出在日本的這個大本營去滿足他們的需求的話，我們就有失去與他們做生意的風險。 所有這些因素都迫使大通收購了荷蘭人創下的國民商業銀行在遠東的3個分支機構，從而使我們第一次在曼谷和新加坡有了地位，也使我們再次回到了香港。這項交易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留下了從國民商業銀行接手過來的那批精明的荷蘭銀行經理人員為我們服務。在與當地商人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具有語言能力和經驗，還幫助我們留住了幾家大型國際公司的地區業務。 大通充分利用了該地區逐步發展的經濟，並在20世紀60年代分別開設了吉隆坡、漢城和雅加達的分支機構，另外還有西貢，以補充我們在國防部要求下在越南各地設立的軍事銀行設施。亞洲——至少亞洲的一小部分——正在發展，而我非常高興的是，大通已經作好了介入的準備。 在這一派大好的形勢中，唯一的不確定因素是中國領導人的態度。中國龐大的人口、龐大的軍事設施和潛在的經濟力量，使得所有人都對其將來的舉動抱有濃厚的興趣。中國會不會實施更加溫和的經濟和政治政策，讓自己成為該地區新興的、以市場為導向的體制中的一部分？在20世紀60年代結束的時候，這是困擾著許多善於思考的人們的一個關鍵問題。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執行大通的亞洲擴張戰略的人。 整箱的錢 一旦尼克森的中國戰略變得明朗，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開始改善，我便開始考慮親自訪問中國的可能性。197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後，訪華的前景變得更加現實可行。這一件事意味著中國大陸多年來被孤立的局勢已經結束，意味著中國開始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負責任的角色。 1972年，尼克森從北京回國後不久，我就爭取獲准進入中國的最佳方式問題徵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見。他叫我聯絡黃華大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常駐美國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基辛格告誡我要有耐心，因為中國人對於允許外國人入境總體還極其謹慎，而至少在當時，他們還傾向於安排經過精心挑選的記者和學者，而不是邀請銀行家和商人。 基辛格是對的。安排一次邀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基辛格的支持顯然是關鍵，但是，一位銀行官員精明的市場營銷手段也為我的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當負責與聯合國的公共關係的大通副總裁利奧·皮埃爾（Leo Pierre）聽說黃華一行將來紐約的時候，利奧用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羅斯福飯店（Roosevelt Hotel）的大堂里等候中國代表團的來臨。當他們終於露面的時候，他主動走到大使的跟前，解釋了自己的來意。 利奧的姿態給黃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以後，中國使團就在大通開了一個賬戶。有了這一積極的背景，1973年1月，我讓利奧轉交了我和佩吉寫給大使和大使夫人的一封信，邀請他們到我們家一起喝茶。我們的邀請很快被接受了。雖然他們在紐約已經待了一年多，那還是他們第一次到私人的家裡。起初，他們看上去有點不適應。雙方說完了禮節性的寒暄話後，談話變得單調枯燥起來。佩吉勇敢地試圖讓談話得以繼續，便抱歉說沒能給他們表演一次傳統的「茶道」。當佩吉看到我一臉驚詫的表情時，她意識到自己把日本傳統與中國傳統弄混了，亂彈了一回「琴」！我們很有修養的中國客人對佩吉的失禮一直沒有流露出半點介意。 在他們即將離開的時候，我才提起了我對訪華的興趣。大使故意沒有作出承諾。他只是說，他將短暫回北京，希望回來的時候與我們再次見面。 那天晚上，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邀請我們參加喬治·布希的告別宴會——他作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即將卸任。總共只有16位客人，其中就有我們下午「喝茶」的同伴。見到我和佩吉出席這種在他看來只有外交官參加的活動，黃大使很吃驚。這是一次愉快的巧合，也許向他暗示了，我的興趣和關係不僅僅是在金融界，而這一點也許加大了我再次與他會面的機率。 幾個月以後，大使寫信告訴我說，他已經回到紐約。我邀請他參觀現代藝術博物館——他還沒有來過這個博物館——然後在我們家共進午餐。在我們喝著開胃酒的時候，黃大使不經意地提到，我和佩吉已經被列入受邀參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從拉瓦爾品第飛往北京的首航名單上。他說，他曾經想到，我們也許喜歡自己直接抵達中國。我對這種相當婉轉的邀請感到欣喜，立刻表示接受。在我的請求下，他同意增加我的執行助理約瑟夫·里德和他的妻子明米、負責大通亞洲業務的弗蘭克·斯坦卡德（Frank Stankard），以及詹姆斯·普西（James Pusey）——他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也是我的老朋友、哈佛大學前校長內森·普西（Nathan Pusey）的兒子，擔任我們的翻譯。 熟悉中國：臨時抱佛腳 我在取得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發出的正式邀請之後，立刻著手更多地學習中國的歷史及其當代政治經濟形勢。我們約見了美國外交協會的專家們——他們在幾年前曾建議美國政府施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以及兩位著名中國問題學者：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米歇爾的3次細緻介紹價值非凡。他強調說，毛澤東的最大成就是在多年的戰亂之後，於20世紀50年代統一了中國，實現了政治秩序的穩定。中國人民為此而崇拜他。米歇爾認為，中國當時正處於一個轉折階段，關於接班人的一場重大權力鬥爭正在進行。米歇爾鼓勵我們儘可能爭取見到周恩來。 我與黃大使第一次見面後沒過多久，商業部部長弗雷德里克·登特邀請我加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1973年年初，尼克森政府成立了這個委員會，作為爭取公眾支持其對中國政策的戰略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政府與私營部門混合的團體，致力於增加與中國的貿易機會。我成了該委員會的副主席，參加了1973年5月——在我動身前往中國之前僅僅幾個星期——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會議。 我還與我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的3家機構的首腦進行了交談，他們是：美國外交協會的貝利斯·曼寧（Bayless Manning）、洛克菲勒大學的喬舒亞·萊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和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理察·奧爾登伯格（Richard Oldenburg）。我問他們如果我去為他們摸索一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否對他們有幫助。他們3人都作出了熱烈而肯定的答覆。於是，帶著幾家機構的頭銜——大通、美中委員會和3家非營利機構——我們向中國進發了。 重返大陸 在那個時候，真正進入中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首先飛到香港，然後在第二天乘坐兩個小時的火車從九龍到達廣東省的一個邊境小村莊羅湖。我們走下火車，迎著中國夏季潮濕的熱氣，自己提著行李走過橫跨在一條小河上的鐵路橋，高音喇叭里傳出「東方紅」以及其他的愛國歌曲。正當我們進入大陸的時候，我們遇到了正往境外走的W·邁克爾·布盧門撒爾（W. Michael Blumenthal）——本蒂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總裁，後來成了財政部部長。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從中國往回返，我們心裡踏實了下來。 一個不很熱情的官員檢查了我們的證件，然後我們在深圳火車站等了幾個小時，才登上了開往廣州的另一列火車。在廣州，我們轉道到了機場，結果發現我們預定的去北京的航班已經拋下我們飛走了。我們在大批的中國人中間等著，與此同時有幾個乘客被粗魯地從下一個航班推出來，以便為我們安排座位。傍晚時分，我們在首都著陸——越過了中國無邊無際的古老大地，一共飛行了3個小時。 在我們乘車進入北京的路上，擠滿了騎自行車的人們，以及各種馬車、牛車。我們當時以及在中國逗留的整個期間，都沒有看到多少汽車。最後，我們到了市中心一處十分優雅的北京飯店。這家古老的大飯店是在20世紀初為接待歐洲遊客而修建的（我的父母和露西姨媽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住在這裡），如今已經失修多年。儘管如此，這已經是市里最好的下榻處，飯店職員彬彬有禮，對我們有求必應。 非正式的接待 在我35年的職業生涯中，我為大通而出差的時候，幾乎每次都要在動身前確認事先安排的會議日程。這次的旅行則不同。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日程安排，也不知道我們會見到什麼人，直到我們到了北京。我們打開行李後不久，我們那位來自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東道主——中國的一位退休的外交官——給我們打來電話，問我們希望去什麼地方、打算見什麼人。我們告訴他，我們希望在北京待四五天，渴望見到高級政府官員——特別提到了周恩來——並且參觀長城、十三陵和故宮。我們還請求允許我們到西安、上海和廣州旅遊。他說，這些要求大部分能夠安排，但是與高級官員的會晤——尤其是周恩來，要到我們在京逗留期間的最後才能確定。 在離開紐約之前，我們就聽說，在中國旅行十分困難，因此我曾經問過黃大使，我們是否可以使用大通的飛機旅行。黃大使沒有同意，聲稱還沒有為私人飛機服務的設施，但是政府將安排一架飛機供我們使用。他們的確做到了：一架四引擎24座蘇聯製圖波列夫飛機，機組人員4人，足夠我們6個人外加4名翻譯使用了。鑒於當時中國極其有限的航空服務，這一姿態明確暗示了中國對我們的訪問的重視。 在北京的時候，政府派給我們一輛黑色的中國紅旗轎車，配有一名司機和一名翻譯兼導遊。但是，鑒於我們的東道主在外交禮節上刻板教條，因此只有我和佩吉可以乘那輛車。而其他人則不得不乘坐小得多的轎車。約瑟夫和弗蘭克對這種不公平很是不悅，但是中國人寸步不讓，甚至拒絕任何人哪怕是短途搭乘我們的車。 在其他方面，我們的東道主們卻十分隨意、友善。比如，在最初向我們介紹情況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歡迎我們的配偶參加所有的會議，包括與高級官員的會談，而且除了正式宴請以外，我們可以著便裝，可以不打領帶，因為夏天太熱。 碰巧的是，在我們訪問期間，戴維·布魯斯（David Bruce）大使——新任命的美國聯絡處負責人——和他的妻子伊萬傑琳正好也到了。我在1945年的時候第一次在巴黎見到戴維，當時他負責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總部下屬的戰略情報局。後來，戴維出色地擔任過駐法國和英國的大使。 布魯斯夫婦邀請我和佩吉到距離我們飯店只有幾個街區的使館區里新建的美國官邸與他們一起吃午飯。他們的家具還沒有運到，因此我們就用他們臥室里的一張牌桌吃飯。戴維提到了中國共產黨內部正在展開的激烈的政治鬥爭。戴維的說法與我們井然有序的訪問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但同時證實了我的感覺，即大通或者任何美國機構要想在華設立分支機構，都必須有耐心，必須經過艱苦的談判。 目睹「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這期間，極「左」派給數百萬人帶來了巨大災難，將中國社會弄得七零八落。 在北京大學，一位仍然帶著副校長頭銜的傑出科學家陪我們到了校園，但卻一言不發地坐在一邊；與此同時，3名來自「革命委員會」的20齣頭的年輕人主持著會議。 從前的協和醫科大學、如今再次更名為首都醫院的情形也是一樣。《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賴斯頓（James Reston）兩年前曾經在那裡動過闌尾切除手術，用針灸做的麻醉。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接受過培訓的幾名醫生還在醫院工作，但他們卻留在後面，由革命委員會的人領著我們參觀。很顯然，那裡的設施非常原始，醫院缺少最基本的手術器械和藥物，儘管它已經是公認的中國最好的醫院。 我們在廣州郊區參觀了一家創建於唐朝的陶瓷廠，該廠一千多年來因其精良的做工而遠近聞名。如今，工廠在大批量地生產那些早年傑出作品的劣質仿製品。 與中國人民銀行談判 儘管遭遇了一些令人沮喪的事情，但我們在北京與中國官員的會談進行得很好。其中最重要的是與管理著國家對外財經和金融關係的國有中國人民銀行主任進行的會談。該主任似乎懷疑最基本的西方金融措施，沒有把握是否應當採用這種措施。他解釋說：「你必須明白，洛克菲勒先生，我們無論是對貸款還是借款，都沒有經驗。」 問題已經很清楚，即便我們與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關係，這種關係也將非常有限。然而，令我感到非常吃驚的是，在用了一個多小時時間列舉了所有理由、說明中國為什麼不能向外貿或外國投資敞開大門之後，那位主任突然宣稱，中國人民銀行有興趣與大通建立一種有限的代理關係。我不失時機地接受了他的提議。 即便是如此保守的安排，執行起來也是困難重重、拖拖拉拉。代理關係一般要求外國銀行在紐約開設一個美元賬戶。在這種情況下，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存款卻會導致災難性後果：自共產黨掌權以後，美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索賠被沒收的資產總額預計為2.5億美元，而美國政府作為報復所凍結的中國在美國資產的總額為7 500萬美元。在有關這些凍結資產差額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在我們這裡存了款，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金就會被美國政府沒收。因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們採取了非常規做法，即在中國人民銀行存入美元，這樣我們就能滿足他們的建議，跟我們開展小規模信貸和匯款業務。雖然許多人批評大通又跟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做生意，但我相信作為在中國的第一家美國銀行是有巨大潛力的——儘管在這種關係產生利潤之前還需要一段時間。我感覺我們的新關係同時也有助於更大範圍的美國利益。尼克森和基辛格打開的外交渠道具有巨大意義，但如果想全面實現中美關係重歸於好的碩果，就有必要在民間層次和政府層次進行交往，只能通過個人交往、通過逐步建立越來越密切關係的過程才能實現。我感到滿意的是我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作用。 周恩來 我們在北京的最後一天就要到了，而周恩來會不會接見我們，卻一點消息也沒有。我們開始擔心愿望可能會落空。但是，那天下午，我們被告知晚飯後不要離開飯店，等候進一步通知。至於等著我們的可能是什麼，沒有更多的解釋。 晚上9點過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一個官員走進我的房間，告訴我們總理將於10點45分準時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那是一個悶熱的夜晚。折騰了一天，又吃了一頓豐盛的中餐，我們基本上已經失去了見周恩來的希望，轉而考慮睡覺以及第二天離開的事情。那位官員的話立刻讓我們振奮起來。 10點30分，我們離開飯店，乘車穿過燈光昏暗的街道，來到不遠處的天安門廣場。紫禁城的紅牆、天安門城樓上巨大的毛澤東畫像在夜色中影影綽綽。我們緩慢地繞過廣場，準時在指定的時間停在了人民大會堂南邊的一個入口旁。 周恩來親自站在台階上面迎接我們。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基辛格歷史性的中國之行期間的助手之一、後來成了駐華大使——後來告訴我，這對於周恩來來說是一種不尋常的姿態。無論是對尼克森還是基辛格，他都沒有這麼做。總理本人比照片中更加瘦小。他身穿標準的深灰色中山裝，別著紅像章。他跟我們每個人都握了握手，然後站在一幅巨大的繪畫「迎客松」前拍照。接著，我們走進鋪滿地毯的寬敞的台灣廳。我們坐在厚厚的沙發椅上，圍著周恩來形成一個正規的方形。在每張椅子旁邊都放著一個白瓷痰盂——那是所有正式會議里的標準設備。我坐在周恩來的右邊，出生於布魯克林的年輕翻譯唐聞生坐在他的後面。 周恩來對我家族的了解多得叫人吃驚。他還問起了堅決擁護蔣介石、同時也是蔣介石親戚的中國高級銀行家宋子文和孔祥熙，並且對我不認識他們似乎感到很驚訝。他沒有意識到，我比他們小一輩。從他的聲音里，我沒有聽到一點怨恨，即便是在他提到蔣介石的時候。 周恩來態度肯定地提到了尼克森的訪問，以及現在已經成為可能的與美國更加廣泛的接觸。他將這一結果歸功於毛主席的「果斷」。我們還談到了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普西後來告訴我，唐聞生在跟周恩來說話的時候，喜歡稱基辛格為「博士」，這顯然是他在中國領導人那裡的別名。 周恩來似乎最感興趣的是討論國際經濟和貨幣形勢。他向我問及了美元的疲軟——在過去的兩年里，美元實際的貶值幅度達到了20%，以及美國的高通脹率和國際匯率的波動問題。他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中國經歷的災難性貶值，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失控的通貨膨脹——那使他回憶起了20世紀20年代初他在巴黎和柏林當學生的日子。他詢問類似那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在美國。周恩來指出，他跟尼克森和基辛格兩人談過以後確信，他們兩人「對經濟學似乎都不十分感興趣，也不是很懂」。 對於美國的經濟問題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總理似乎十分擔憂，並讓我解釋一下國際貨幣體制——在夜已經那麼深的時候，事先又沒有準備，這可實在是個難題！我說我會試試，但可能要說一陣子。雖然我肯定我的同事們對這種午夜講課一定會退避三舍，可周恩來只是點了點頭，示意我繼續。 我從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講到馬歇爾計劃、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貿易的迅猛增長，以及歐元市場的出現。我談到了60年代中期因約翰遜總統「大炮及奶油」財政和預算政策而造成的美國通貨膨脹惡性循環。我說，那些政策導致了收支逆差，而收支逆差又導致了尼克森於1971年決定放棄金本位，控制工資和價格。大約一個小時以後，我回到了話題上，歸納說，給美元帶來麻煩的是美國的錯誤經濟政策，而不是經濟的根本痼疾。我覺得，如果我們實施更加審慎的經濟政策，美元還會再次堅挺起來。 周恩來聽得十分認真，不像我的有些同事，他們有時會連眼皮都抬不起來了。等我說完以後，他問了我剛剛談到的貿易和貨幣方面的幾個問題。周恩來承認，貿易對中國的增長和發展可能會十分有益。 會談在將近凌晨一點結束。周恩來禮節性地送我們到門口，和我們每人道別。 這是一次讓人歡欣鼓舞的會談。周恩來很友好，而我對他在探討嚴肅問題時的濃厚興趣感到十分驚訝。周恩來不像蘇聯人，尤其不像我們1964年會見的赫魯曉夫。我懷疑他認為，困擾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重問題，並不是由於我認定的冒進政策，而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果他當真這麼認為的話，那麼他只是因為太注重禮貌了，才沒有糾正我。 對中國轉制的觀察 在後來的15年里，我又訪問了中國5次，並多次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班人們交談。這些訪問讓我有機會觀察到中國的國際地位的變化。 我的第二次訪華，是在1977年1月初，也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世還不到1年的時候。當時，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已經在1976年年底被關進監獄，而華國鋒剛剛當上領導人。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再次邀請了我，這回是以我美國外交協會主席的身份。他們希望與該委員會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我接受了邀請，明白我還將能夠與中國官員討論金融事宜。加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與美國外交協會的關係對我來說固然很重要，但我更感興趣的是敦促中國人在大通的運作方面提供方便。尼克森的歷史性訪問已經過去了5年，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全面外交關係還沒有完全恢復。兩個國家都因為各自的內部政治問題而分了心——毛澤東的逝世和曠日持久的「水門事件」。結果，大通與中國人民銀行的代理業務進展緩慢。 帶著這個問題，我在動身前往遠東之前來到華盛頓，以確定新當政的卡特政府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態度。我與即將成為國務卿的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和即將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進行了會談。我還與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簡單談了談。他們3人都暗示，解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剩餘的分歧，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問題，並允許我將這個信息轉達給我計劃在北京見到的高級官員。 我跟李先念副總理和黃華——那時他已經成了外交部部長——都談起了這個問題。令我失望的是，他們的反應明顯很冷淡。他們強調，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我們國家在繼續支持台灣的反動政權。在我們改變我們對台灣的政策之前，任何事情都辦不到。我發現，我見到的大多數高級領導人對美國的疑心幾乎跟對蘇聯（他們自然地將其稱為「北極熊」）一樣。雖然他們對我彬彬有禮，但我想擴大大通業務的請求被堅決拒絕了。總之，那次訪問令人大失所望。 開放 將近兩年以後，形勢完全變了。鄧小平成為國家主席。卡特政府準備完成由尼克森政府開始的過程。1978年12月，美國和中國的外交家們終於就棘手的台灣問題達成了共識，並由此全面恢復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大通立刻從中得到了好處。隨著「凍結資產」問題的解決，我們與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全面的代理關係。中國人民銀行終於在我們的紐約總部開設了一個數額可觀的美元賬戶。此外，財政部批准大通在北京設立一個代表處，不久我們就放出了第一筆貸款——貸給中國的冶金部。大通世界信息公司（Chase World Information Corporation）——那是我們在1972年創建的信息服務子公司——開始將中國的投資機會介紹給美國商人。 大通在許多方面成了中國進入美國的入口。1979年，我們在紐約為中國的財政部部長舉行商務午餐會，又在第二年的6月組織了一次中國研討會，參加該研討會的有來自200多家美國公司的高級代表。同年的秋天，我在波坎蒂克為副總理薄一波舉辦了一個小型私人午餐會，作陪的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榮毅仁。 榮毅仁是舊上海金融和製造業世家的後代，194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美國都作了大量的投資。毛澤東執政以後，榮毅仁仍然是位受歡迎的「民族資本家」，繼續經營著他的家族的諸多企業，而來自政府的監管微乎其微。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挫，之後鄧小平進行了干預，將他從農村一個公社的「再教育」中拯救了出來。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任命榮毅仁負責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鄧小平知道中國亟須外國資本投資於國家的發展，便找來了榮毅仁——他是具備必要知識、在西方擁有關係的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榮毅仁是位精明能幹、高瞻遠矚的商人，很快就成了在中國的大量外國投資商的首選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通往中國的大門敞開了，而在美國各公司魚貫而入的時候，大通正在大門裡面恭候。 1981年5月，我再次訪問中國——那時我剛剛從大通退休不久——看到了變革的更多跡象。鄧小平開始醫治中國的創傷。中國呈現了一種新的開放，而這些是我前幾次訪問中國時所沒有看到的。 這種變化的一個跡象是中國領導人願意與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會面。三邊委員會的東京會議結束後，我們一個代表團趕到北京，與十幾位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討論中國與三邊委員會各國經濟合作的機會。那次訪問的高潮是我們與中國的3位副總理會面，包括鄧小平本人。 鄧小平個子不高，看起來飽經風霜。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77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得多。在我們一個小時的會面中，他一刻不停地吸著煙。他的兩個同伴——雖然在政府里與他的級別相同——常常聽取他的意見。 鄧小平非常願意討論任何問題。在整個會面期間，他全神貫注，似乎急切地要我們放心，他已下決心繼續推進改革。 大足石刻 1986年4月，我和佩吉應我的老朋友溫斯頓·洛德和他的妻子貝特——她的作品《春月》（Spring Moon）是有關20世紀初的中國的深受歡迎的小說——的邀請到中國度假。 榮毅仁在尼克森和基辛格於1972年下榻的與故宮毗鄰的一個賓館為我們舉行了豐盛的宴會。這是一種暗示，表明榮毅仁有權力和影響力在通常為國家元首人物保留的地方舉辦宴會。榮毅仁和他的夫人還在他們自己的家裡招待了我們——這是我在中國唯一一次拜訪私人的家。他們住在一所用傳統風格建造的漂亮的老房子裡，有好幾間房間，環繞著一個大院子。他們用正式的中國茶招待我們。榮毅仁對我們講述了他的家族悠遠而有趣的歷史。後來，在我們回到紐約之後，榮毅仁送給了我一把不同尋常的木製搖椅——我在他家曾經非常喜歡的那種椅子。這兩種友好的姿態是我在中國非常獨特的經歷，是我期望從古老的中國那裡獲得的。 當榮毅仁聽說我們準備到重慶旅遊，開始我們的長江之行時，他提出了一個建議，將奇異的假期變成了一次難忘的經歷。他告訴我們，重慶西面50英里處是具有800年歷史的旅遊勝地、佛教聖地大足石刻，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珍寶之一。我們聽從了他的建議，儘管因此我們不得不在凌晨4點離開我們在重慶的飯店，以便能及時趕上我們的遊輪。 在去大足石刻的路上，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的農村——水田裡，男人和女人們在用手插秧，水牛在他們身後拉著單刃犁。舉目眺望，我們的汽車是唯一的現代設備。大足石刻本身令人難以置信：佛家弟子在他們居住的石灰岩壁上刻出了一個個石像。在12世紀和13世紀，他們在石窟的牆壁上和懸崖的岩壁上刻出了5萬多尊佛像。大足在質量上可以與古老得多（公元前1世紀~公元8世紀）、名氣大得多的印度阿姜塔（Ajanta）和艾羅拉（Ellora）石窟媲美。許多年以後，我在遊覽阿姜塔和艾羅拉時聽說，印度的這些石窟可能啟發了雕刻大足石刻的靈感。 1988年5月，我與大通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到北京進行了4天的訪問。溫斯頓·洛德說，他不記得有哪個私人團體能夠在一天內受到3位高級領導人的接見。 在我過去的訪問中，我曾經與中國官員在人民大會堂里他們的辦公室會面。這一次，我們的會見地點在故宮旁邊的中南海裡面的紫光閣，那裡是中國共產黨最高官員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居住的地方。這個地區非常精緻；環繞著兩個美麗的湖泊的是精心養護的庭院，裡面坐落著一所所傳統的中國式住宅。 鄧小平更加瘦弱了，但他的頭腦跟過去一樣敏銳。鄧小平表示，他已經屬於半退休狀態，因為他希望給年輕的領導人騰位置。他很高興地注意到亨利·基辛格也來了——他是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與鄧小平曾經多次見面——並高度評價他在7年前與我的三邊委員會舉行的會談。 鄧小平驕傲地介紹了中國在過去的10年里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評估了一下中國的當前形勢。由於科技水平低，加上人口不斷增長的壓力，他的國家在經濟上還很薄弱。解決的辦法在於經濟增長和限制人口增長的計劃。但是，中國還需要外國投資和引進先進科技。鄧小平對此非常樂觀，並期望中國到20世紀末將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鄧小平若有所思地談到了他對世界的展望。他將21世紀看做「亞洲的世紀」，而拉丁美洲將逐漸形成一股力量。他甚至預見到，有朝一日非洲將成為世界領袖。他的暗示是，他看到歐洲和美國這兩顆星星正搖搖欲墜，雖然他知道，中國在一段時間內還要依賴於西方世界的技術和資本。 在會談結束時，他說中國別無選擇，只有走改革的道路，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係。他正敦促他的接班人們加快步伐。鄧小平承認，錯誤不可避免，但覺得它不會影響改革的努力。「中國不應當害怕犯錯誤，」他說，「但應當避免重複犯錯誤。」 不應當抹殺鄧小平扭轉中國乾坤的功績。我們必須記住，是鄧小平下令擯棄了人民公社體制，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來開展對外貿易和接受外國投資，並且啟動了民主化的進程。 21世紀初的中國已經變得更加開放，思想更加解放，遠遠超過了我30年前所認識的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