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十七章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

要成為全球金融領袖，大通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果大通要進行國際擴張，我們就不得不學習如何與在價值取向和政策方面與我們相異的政權打交道。 我認為，銀行應當與它們合作。我在大通的整個事業生涯中，從來都毫不猶豫地同軍事上、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對立的領導人見面。 我跟南斯拉夫的狄托元帥、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總統、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和巴拉圭的斯特羅斯納將軍都進行過長時間交談；我與南非的所有現代領導人都開展過廣泛的討論：維活德、沃爾斯特、博薩，以及後來比較開明的德克勒克。我多次與周恩來以及中國的其他領導人進行長時間的會談。我幾乎跟蘇聯的每一個領導人展開過辯論，從赫魯曉夫到戈巴契夫。後來，我還在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1996年訪問紐約的時候與他會過面。 左翼和右翼的批評家們都因此詆毀過我。的確，我的立場並不十分受歡迎，也得不到充分理解。但是，在我與外國領導人的私下會談中，我時刻維護我的國家的社會體制。 開始對話 我與蘇聯領導人的聯繫始於1962年，當時我被邀請參加一個美蘇公民會議。由諾曼·卡曾斯——《周六評論》（Saturday Review）的出版商——發起的後來被稱做「達特茅斯會議」的活動，是冷戰時期通過面對面的會議和對話增進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理解的幾次努力之一。這些會議的價值在我於1962年10月底在馬薩諸塞州安多弗參加的第一次會議就得到了證實。 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與會者們繼續他們的會議，儘管我們兩個國家正經歷著史無前例、攝人魂魄的核對抗。雙方都已經看到，現在已經到了從一觸即發的核衝突中退後一步尋求其他解決途徑的時候。下一次達特茅斯會議將在兩年後的夏天舉行，地點在列寧格勒，而正是在那次會議期間，我和我的女兒內瓦見到了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那次會面的主意實際上來自聯合國秘書長U·桑特。他是在我為聯合國高級員工在波坎蒂克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向我提起此事的。當我告訴他我計劃去一趟列寧格勒的時候，秘書長說，蘇聯高級領導人接觸一下美國銀行家是有好處的，在我訪問俄羅斯期間與赫魯曉夫舉行個人會晤，對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改善或許能起些小作用。 U·桑特同意給他帶話，但我在7月底動身前往列寧格勒前，沒有得到有關我們會談的任何明確的說法。但是，就在達特茅斯代表團抵達的當天，我收到克里姆林宮的消息，通知我第二天到莫斯科會談。為了及時趕到那裡，我和內瓦乘上了夜間的火車——在一個也參加了會議的克格勃特工的密切監視之下。 那個時候的莫斯科是幅反差巨大的畫面。赫魯曉夫曾經宣稱蘇聯將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面超過美國，但他的宣言來自一座經濟停滯、失修了幾十年的城市。沙皇時期的華麗大樓沒有被粉刷，沒有被修繕；史達林時期修建的辦公樓和公寓看上去破爛不堪、令人生厭。汽車沒有幾輛，然而，寬闊的主幹道上，中間的甬道卻為政治局委員們公幹時乘坐俄羅斯製造的豪華轎車保留著。人們排著長龍購買少得可憐的劣質食品，百貨商店的貨架上幾乎空無一物。我在第一次進入蘇聯心臟地區的途中，不由得懷疑起赫魯曉夫誇下海口的國家經濟實力。 資本主義的化身 對於蘇維埃的宣傳工具來說，洛克菲勒家族一直就是「頭號資本主義敵人」。幾年前，《真理報》（Pravda）出版了有關我和我的4個哥哥的一本書，題為《踩著血河和屍體》（Ever Knee Deep in Blood, Ever Trampling Corpses）。英文雜誌《新時代》（New Times）大約同時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說「在統治世界的所有億萬富翁王國中，最強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其論點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賺取了巨大的利潤之後，又把錢投入到了武器裝備和控制核武器的生產中。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世紀30年代曾經從歐洲的法西斯政權手裡協助搶救過費米、西拉特和特勒，而該事實被當做了輔助證據，說明我們家族打算給冷戰火上澆油，以便增加我們自己的利潤。 就在我到達莫斯科前幾個月，《消息報》（Izvestiya）發表社論說，作為現代藝術博物館董事長，我是在宣揚墮落，以便腐化廣大的人民：「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指揮下，抽象藝術被號召扮演起一種明確無誤的政治角色，以便轉移思考中的美國人民對現實生活的注意力，從而達到愚弄他們的目的。」 多年來，我遇到過許多俄羅斯人，他們都確信我和我的哥哥們是個秘密小集團，在背後操縱著美國的對外政策。蘇聯人認為美國選民選舉出來的官員——直至美國總統——都不過是些傀儡，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由「權力人物」——在這裡，指的是我們——指定的。蘇聯的官員們常常告誡我「叫你的總統賦予我們最惠國貿易地位」或他們腦子裡想要的別的什麼東西，仿佛只要我一開口，事情就能辦成。我常常努力解釋說，我不具備那樣的權力，可顯然他們並不相信我的話。 在列寧的眼皮底下 7月29日下午三四點鐘前後，一輛俄國製造的菲亞特從我們下榻的飯店接上我和內瓦，把我們送進克里姆林宮高高的雉堞紅牆內，來到列寧用過的不起眼的樓房裡一間相當簡樸、沒有什麼家具擺設的房間。列寧的繼承人們在那裡辦公。 允許被接見的只有我一個人。當赫魯曉夫在會客室接見我們的時候，我詢問能否讓內瓦留下來做筆記。我覺得，對我來說有個談話記錄、對她來說有一次難忘的經歷，這點非常重要。赫魯曉夫慷慨地同意了。 在場的只有我們4個人：內瓦、我、赫魯曉夫和他那出色的翻譯維克托·西胡德列夫——他出生在布魯克林，為蘇聯領導人當翻譯。我們圍坐在一張刷著清漆的大橡木桌旁硬邦邦的高背木椅上，赫魯曉夫坐在一邊，我和內瓦坐在他的對面，西胡德列夫坐在我們中間的桌子一端。屋子裡沒有什麼裝飾，只有一張巨大的列寧像。 交談 雖然在赫魯曉夫的統治下，蘇聯的內部鎮壓的確有了緩解，但他的形象仍然是個強盜惡霸，曾經在聯合國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敲打桌子，以打斷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對蘇聯的譴責。我腦子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赫魯曉夫在我們的交談中會如何表現，因為會談的象徵意義很強烈：「資本主義的王子」——這是有些人對我的定論——面對現代「俄羅斯沙皇中的沙皇」。我先說了些輕鬆的打趣話，並送給他兩幅伍德的蝕刻畫作為禮物，覺得該禮物具有恰當的美國味，同時比較接近當時蘇聯能認可的品位，使他不會覺得被冒犯了。在我們整整兩個多小時的會談中，沒有來電或者其他打斷談話的事情。 赫魯曉夫幾乎立刻向我發起了挑戰。他聲稱，內爾森通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世紀中葉的美國》（America at Mid-Century）號召大幅度提高美國的國防開支，以抵禦蘇聯正在加劇的軍事威脅。「我相信，」赫魯曉夫說，「如果你哥哥內爾森當選總統，他的政策與約翰遜總統當前遵循的政策將是大同小異的。」 為了表現自己很有外交手段，我談到了高層接觸的重要性，說我希望他與約翰遜總統能夠建立密切的關係。但是，赫魯曉夫突然轉換話題，抱怨美國干涉蘇聯的內部事務。我發現，蘇聯人對美國批評其政權敏感得令人吃驚。 接著，我們的交談開始認真起來。正如內瓦所記載的那樣——她當時在我身邊拚命地作著記錄——那次會談表現了赫魯曉夫在美蘇關係關鍵時期、也是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的想法。在短短的兩個月後，也就是1964年10月中旬，赫魯曉夫下台了。以下記載的基本上與當時的談話一字不差，不過有些段落我作了註解，並在括號里添加了我的個人評論。 赫魯曉夫：關於所有內政事宜（指的是第三世界國家），我們認為，內部事務是由而且必須由該國家的人們解決。我們與任何國家的關係都是根據現狀，以及該國家的內部秩序，而這是和平談判的唯一基礎。 洛克菲勒：這正是令我擔憂的領域之一。在當前的例子中，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我們感覺你們利用了當地的共產黨來扶持親蘇的政府上台。出現這種情形的時候，它就威脅了現有的政權結構，是與美國的利益相悖的。所以我很高興地聽到，這不是你們的政策。（第一書記似乎有些惱怒。） 赫魯曉夫：不錯。革命是不能簡單地憑著任何一個人的意志而組織或挑動起來的，該國家的人民必須自己實現。俄國鬧革命的時候，列寧甚至不在國內。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的人民自己實現了革命。飢餓的婦女們走上了彼得堡的街頭，政府垮台了。在其他國家，也是這種情形。導致革命的是人民，它是永遠不可能由另外一個國家或另外一個黨來實現的。朝鮮南方和越南南方就是例子。在越南南方，出現了可怕的衝突，而在朝鮮，形勢就相對平靜。這難道不能證明革命並不以任何人的希望或意志為轉移嗎？革命取決於條件的成熟情況。我們確信，革命會發生在所有國家，甚至在美國。至於什麼時候，誰都不好說，但是，當它真的發生的時候，它會是你們國家的人民實現的。與此同時，我們希望和平、良好的關係，以及與美國的良好商務接觸。 當革命在古巴取得成功的時候，卡斯特羅甚至還不是共產黨員。甚至在革命勝利以後，有一年、一年半的時間裡他還不承認我們這個國家。但是，革命在進一步深入，產生了在那個國家裡現在的政府。我們意識到，革命已經實現了目標。我們承認，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在內政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在自己的國家建立他們自己選擇的制度，這種干涉只能帶來混亂。 洛克菲勒：從你列舉的歷史例子裡，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在我看來，越南南方是今天的混亂局面的根源，這對美國的根本利益是有害的。美國歡迎越南處於中立。也許這一點可以通過聯合國來實現，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形，我看不出來如何能夠實現中立的獨立，除非通過我們的援助。 （這個時候，赫魯曉夫拿起鎮紙，開始敲打桌子。） 在東南亞，我們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擔心如果沒有你們跟我們一起繼續介入越南的穩定，以及通過你與甘迺迪總統共同建立的國際控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介入寮國的穩定，就會出現這種危險。我們之間必須合作，這樣東南亞就不會對整個世界構成威脅。 赫魯曉夫：（第一書記繼續敲著桌子）你錯了。你錯在以為中國人在干涉越南，但那種事情在那裡一點也沒有發生。中國是越南和朝鮮兩個國家的鄰居，但兩國的形勢不一樣。所以你看，起作用的是客觀的形勢，而不是主觀的形勢。所以，不要想著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在鄰居身上。 洛克菲勒：不，不是所有——只是95%！在越南南方並沒有大眾起義，但是某些國家卻成功地往那裡輸送了大量的武器，製造了事端。我恐怕不能同意主席對這件事的解釋。 赫魯曉夫：（顯然很惱火）在這裡，我們存在著根本分歧。但是，如果你說其他國家是那裡的主要因素，美國當然也可以運送更多的武器。但是，越南人不想要這些武器，因為游擊隊會從他們手裡搶走武器。從外面送進該國的武器顯然不是一個因素。 （赫魯曉夫的嗓門越來越高，敲桌子的聲音也大了起來。我覺得我也許應該換個話題，可是這時，我想起了我不得不說的一件事。） 洛克菲勒：我很欣賞書記的觀點，很高興聽到你對這個問題的評論。我想，我們的根本分歧太大，繼續就這個話題談下去不會有什麼收穫。我想就古巴的問題再多說一句。我同意你的意見，導致古巴內部產生革命的因素是腐敗的巴蒂斯塔當局。但起初並不是這樣——而是在古巴從蘇聯那裡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之後，政府的性質才發生了變化。在這裡，蘇聯的確干涉了內政——為它的政府取得了益處，傷害了我們的政府。而正是這種形勢造成了美國人民如此嚴重的關心和憂慮。 赫魯曉夫：這純屬錯覺！正如我前面說的，卡斯特羅承認我們國家，是在革命後大約12~18個月以後。因此，在我們甚至還不知道革命的領導人是誰的時候，革命已經取得了成功——啊，至於覺得古巴可以在任何時候成為蘇聯進攻美國的橋頭堡，這實在是荒唐。古巴距離蘇聯1.1萬公里，而所有的交通線都完全受美國的控制。即便假設我們打算從古巴向美國發起戰爭，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我知道，你曾經在軍隊待過，你會理解這一點的。我們沒有交通手段將食品和彈藥輸送給古巴的軍隊。 現在，我們的確有了火箭，我們有核武器，我們用這些武器可以覆蓋美國，但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國家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曾經在古巴安置過火箭，那僅僅是為了防止美國進攻古巴。然後，我們與總統達成了諒解，我們撤出了我們的火箭——我想我們在那裡有42枚或者44枚。作為交換，甘迺迪承諾，他和他的盟國都不會侵略古巴。如果這個協議在任何時候被違背了，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國家援助古巴。我們有火箭和核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需要古巴的領土。可是，你們的理解與我們的完全對立。你們以為蘇聯想奴役其他國家，但那已經不再可能。 （我當時覺得赫魯曉夫竟然一臉坦誠地如此說話非常愚蠢，因為蘇聯剛剛殘酷鎮壓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並從北部的愛沙尼亞到南部的保加利亞，繼續保持蘇聯軍事力量的存在。） 赫魯曉夫：殖民制度已經被推翻了；殘餘部分也在崩潰。我相信，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應當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制度。而這正是我們支援古巴的原因。古巴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沒有的—— 洛克菲勒：也許，除了毗鄰美國！ 赫魯曉夫：（第一書記現在已經相當惱火）那又能讓我們得到什麼？你難道當真相信那些胡說八道，覺得我們想奪取美國嗎？如果你覺得這有可能，請告訴我怎麼能做到，通過什麼手段。我們能夠摧毀美國，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至於古巴，它生產很多糖，但蘇聯也生產很多糖。 洛克菲勒：根據我所看到的，我估計你要把古巴當做一個基地，用來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區發動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什麼進攻美國的猜想——認真思考的美國人不覺得你會通過武力來奪取我們國家。我們擔心的是你會通過我剛才猜測的那種運動來傷害美國，削弱我們的地位。（說到這裡，我覺得也許最好換個話題，談論些爭議不那麼大的內容。） 我不想占用你太多的時間，不過我覺得這與貿易問題直接相關。如果你能允許的話，我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 （當我提到貿易話題的時候，赫魯曉夫精神一振，開始認真聽起來。） 關於貿易以及我們兩國之間所有其他關係——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們感覺自己的立場被蘇聯的行為破壞了。誠然，我們並不急於採取步驟，以促進這一過程或匆忙加速這一過程。我們兩國之間的所有關係都必須基於信任，而目前，這種信任還不具備。 （我接著祝賀他在「緩解緊張關係」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這是純純粹粹的外交奉承——然後列舉了我們不得不克服的一些障礙。） 赫魯曉夫：至於租借，我們是用我們的鮮血支付的。你知道我們在戰爭中損失了多少戰士嗎？2 000萬。 洛克菲勒：我們銘記你的國家付出的巨大的人員犧牲，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要求與戰爭或戰爭的努力沒有關係，交易是在敵對之後發生的。 赫魯曉夫：（低垂著眼睛，偶爾甚至閉上眼睛，聲音低沉）我們必須從主要問題入手。你是個資本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員。我是個共產主義者。你是個銀行家，我過去是個礦工。你代表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我代表的是蘇聯。無論你說什麼、做什麼，你都是要鞏固資本主義。無論我說什麼、做什麼，我都是要鞏固共產主義事業，而我認為那是未來的力量，是不可阻擋的信念。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是夕陽西下。會有一天，她（這時，他指著內瓦）會加入我的行列、歡迎我的思想。但是，我們相信，當兩種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我們必須致力於和平共處。你說我們在古巴威脅到了你們，但我們感覺你們在土耳其、丹麥、挪威和義大利——還有你的盟國們——威脅到了我們。事實是，你們的盟國離我們比古巴離你們更近。它們有些領土與我們的領土接壤。但我們對此並不害怕——我們可以在幾分鐘之內把你們摧毀。擁有核武器的事實決定著今天的形勢，使得和平共處如此必要。我知道，你們很清楚我們並不害怕你們或者你們的盟國，也不害怕你們在我們的邊境附近有軍事裝備。我們同情古巴。我們覺得它在脫離正在衰敗的資本主義秩序，走上了一條輝煌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所深刻理解的那樣——不是註定要生存的。對於所有這些國家的新進展，我們並不埋怨古巴或者任何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軟弱。 至於貿易，如果你想做貿易，很好；如果不想，也沒有必要。沒有貿易，我們照樣可以生活得很好。貿易是否有用，取決於它在政治上的意義，而這一點我們認為將有利於維持世界和平。 洛克菲勒：我同意你關於世界和平必要性的說法。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對你如此慷慨地與我交談這麼久深表謝意。的確，如你所說，我們兩個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的確，如你所說，我們雙方都能夠摧毀對方。的確，我們兩國都是強大而獨立的民族，寧死不屈。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要找到更多的接觸渠道，而通過這些渠道，我們也許能夠避免不必要的、不負責任的、可能會導致災難的衝突。 赫魯曉夫：我同意你的說法。 洛克菲勒：很好。 我們在相互打趣中結束了會談。赫魯曉夫說他很欣賞的事實是，我作為「擁有那麼多資產的人」竟然能夠理解和平的必要性。 那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談——艱難，有時針鋒相對，甚至相互敵視。但是，儘管我們討論的問題本身就十分困難，但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對我有什麼個人的仇恨。相反，我離開的時候，是帶著對赫魯曉夫深深的敬意，而且我的這種感覺得到了回報。另外，我離開的時候還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你可以稱之為銀行家的直覺——蘇聯的高級領導人希望擴大與美國的金融和商務關係。儘管赫魯曉夫對蘇聯的自給自足信心百倍，但我覺得他的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 向約翰遜總統匯報 回國後不久，我把內瓦的記錄複製給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他又將記錄傳給了約翰遜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8月底，約翰遜總統給我寫信，個人邀請我在民主黨大會後立刻來華盛頓，「這樣我們就能討論一下你的蘇聯之行」。 9月中旬，我們在白宮見了面。我跟總統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約翰遜極其聰明，本能地具有掌握他所處理的任何局面的手腕。雖然我不贊成他那「偉大社會」計劃和莽撞之舉，但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很喜歡他。只要沒有在某個敏感話題上忤逆他，約翰遜很容易相處共事。 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會面中，約翰遜向我詢問了赫魯曉夫的想法和對美國的態度。截至當時，私下見過赫魯曉夫的美國人沒有幾個。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希望我對他以及變化的潛在可能作出評估。我告訴他們，在赫魯曉夫兇悍傲慢的背後，他明顯正在打開大門，要與美國進一步接觸。 總統似乎很相信我的話，同意我們應當採取一些實際步驟，擴大與蘇聯的貿易和其他商務聯繫的機會。但是，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連任競選，因而在11月份的選舉結束之前，他不會公開做任何動作，這樣戈德華特（Goldwater）就無法指責他「對共產主義心慈手軟」了。 達特茅斯會議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兩個超級大國相互虎視眈眈的時候，私人界和非政府團體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努力穩定、改善兩國的關係。達特茅斯會議對這個過程尤其重要。 在達特茅斯的頭10年里，諾曼·卡曾斯主宰著美國代表的人選，常常要麼是他的親朋好友，要麼是某種名人：米德、安德森、本頓、米切納和德米爾。雖然有少數學術界人士和商人，但幾乎都不能看做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和馬歇爾·舒爾曼屬於例外。 1971年，凱特琳基金會承擔著資助達特茅斯會議的主要責任，洛克菲勒基金會和莉莉基金會（Lilly Endowment）提供額外支持。就在美蘇外交官們討論有關國防開支和控制反彈道導彈問題的公約的時候，達特茅斯在莫斯科和華盛頓官方的眼裡，開始成為嚴肅的研討會，有可能為更大範圍的對話作出貢獻。名人們從美國名單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蘇聯問題專家，比如詹姆斯·比林頓和保羅·沃恩克；科學家，比如哈佛的保羅·多蒂和諾斯亞拉母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Laboratory）的哈羅德·阿格紐；公司在蘇聯擁有權益的商人們，比如詹姆斯·加文將軍、德事隆公司（Textron）的G·威廉·米勒和約翰德里的威廉·休伊特。參加會議的還有美國的一些參議員，包括弗蘭克·丘奇、馬克·哈特菲爾德、休·斯科特和查爾斯·馬賽厄斯（麥克）。 蘇聯方面也有相應的變化。取代俄羅斯名人和文學界人士的是最高蘇維埃成員，高級政府官員，專門研究歐洲、北美和中東的學術界著名人士，退役軍官。蘇聯科學院美大部的負責人喬吉·阿巴托夫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成為蘇聯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 在達特茅斯會議剛開始的六七次會議期間，宣傳和表現意識形態的企圖阻礙了實質性討論。蘇聯的發言人一個接一個地起來指責美國在中東、越南和歐洲的政策；或者指責在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勢力；或者重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信仰。凡是熟悉這種蘇聯演講模式的人都知道，這些「棋子」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從某種意義上是為了向他們的同志們證明自己恰如其分的強硬立場。但是，我注意到，在小組的討論中，大部分宣傳論調被拋棄了。事實上，我們針對在許多問題上可以採取的實際步驟展開了有益的討論。 1971年夏天，在基輔會議期間，我邀請喬吉·阿巴托夫同我一起散步。我告訴他，我們這方覺得，這些誇大其詞的攻擊唐突無禮，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我建議我們每次會議短暫集合，然後立刻分小組開會，討論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國防開支和貿易問題。阿巴托夫同意了我的提議。我們在後來的會議中都採取了新的模式。沒過多久，凱特琳基金會請我承擔更大的組織會議的責任。我同意了。 新的會議模式以及兩國經驗豐富、知識淵博的人士的參與，帶來了實質性討論，對20世紀70年代頭5年——也就是雙方關係緩和的最高點——期間的蘇美商務談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那個時期以後，有關削減核武器、國防開支和貿易問題的談判越來越僵持不下，對達特茅斯會議的穩定進程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是，儘管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緩和了下來，會議代表們還是繼續直截了當地進行討論。在所有未決事宜上的討論層次都很高，但要說服我們各自政府相信這些討論的好處，卻越來越困難。 達特茅斯為我提供了一個在非正式環境中結識一些蘇聯人的機會。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後來當上蘇聯外交部部長的耶夫吉尼·普利馬科夫和符拉迪米爾·佩特羅夫斯基——他後來成了聯合國副秘書長。 雖然達特茅斯會議沒有改變歷史的進程，但它提供了一個可以討論關鍵問題、可以提出新思路的舞台。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蘇聯人，都了解了對方的一些信仰、動機和志向，從而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冷戰問題的狹窄的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思考。達特茅斯消除了障礙，使得變化成為可能。 與「敵人」做交易 即便在達特茅斯會議開始在蘇美關係中發揮作用之前，我已經和一小部分美國商人一起，倡議加強與蘇聯及其東歐盟國的貿易。從純經濟的角度說，美國並不需要蘇聯的貿易。這種交易對我們是否有用，取決於其「政治意義」——正如赫魯曉夫在我們的會談中所指出的那樣。 重要的是要記住，從20世紀50年代起，直到80年代後期，幾乎沒有人想到蘇聯會解體。在那些年裡，被偉大的冷戰所分離的雙方都在尋求緩和緊張關係的可行辦法。 1964年9月，我在與赫魯曉夫會晤後不久，在舊金山第一次公開談論東西方貿易問題。在我的講話中，我提出了以下觀點：如果兩個龐大而對立的制度通過某種形式願意在這個星球上並駕齊驅，那麼大家都必須了解對方，而這種了解必須超出明顯的意識形態這個狹隘的範疇。我們必須了解人民，了解他們的態度，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了解他們創建的社會機制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會形態。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模式，我們彼此有哪些共同的志向可能是不可調和，但未必是不可忍受的。 貿易可以是實現該目標的載體。於是，我在那次講話中說，擴大物質商品的貿易，應當走在改善我們與蘇聯關係的努力的最前沿。 尼克森總統把擴大與蘇聯的商業交往看成是其核心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對渴望獲得西方現代科技和資本資源的蘇聯領導人來說正中下懷。貿易協定的框架融入了1972年莫斯科高峰會議上——那次會議被稱做開啟了一個「蘇美關係新時代」——簽署的各項協議中。作為該「新時代」的一部分，成立了一個蘇美委員會，具體研究導致蘇聯獲得最惠國待遇的細節問題。 為了實現這些總體目標，國務院與蘇聯外交部和外貿銀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一起組成了一個工作組。1973年6月，兩國簽訂了一份備忘錄，成立美蘇貿易經濟委員會，該民間團體將致力於促進兩國的正常經濟關係。 我沒有被選入參加這個委員會。我為此感到不快，因為我覺得自己在過去10年積極參與蘇聯事務，理應有資格成為委員。我一直沒弄明白的是，我沒有被挑選進去的原因，究竟是由於某個政府官員的蓄意之舉，還是出於競爭原因，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不願意我加入其中。我傾向於相信後者。當我向商業部部長弗雷德里克·登特問及此事時，他告訴我，由於我已經在美中商務委員會任職，因此大家都覺得我不會有興趣加入與蘇聯人打交道的委員會。由於從來沒有人向我提出過這個問題，因此我懷疑這一解釋的真實性。無論如何，蘇聯的外貿部部長尼古萊·佩托里謝夫暗示說，我沒進入委員會「很反常」。最後，亨利·基辛格干預了此事，把我增補入該委員會。 委員會起初取得了顯著進展。可是，接著，我們的工作與美國的國內政治發生了衝突。《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將向社會主義國家賦予最惠國待遇與該國公民自由移民聯繫在了一起，尤其是蘇聯的猶太人有權移民到以色列。該修正案直接指向蘇聯，移民政策的這種「捆綁」激怒了勃列日涅夫。在亨利·基辛格無聲的壓力下，他已經大幅度增加了允許移民的蘇聯猶太人人數。他覺得自己應當得到美方的積極回應，而不是懲罰。鑒於修正案和被拒絕賦予最惠國待遇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拒絕簽署貿易協定。他還改變了猶太人移民的進程，發布了更加嚴格的政策。最後，修正案不僅徹底破壞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簽署貿易協定的任何可能，而且還有效地終止了猶太人從蘇聯向外移民。 許多專家把緩和關係的終結歸咎於國會的這一短視行為。我認同他們的觀點。 在蘇聯的第一家美國銀行 我與赫魯曉夫在1964年的會晤使我清楚地意識到，蘇聯有意擴大與美國的商業和金融關係。我渴望著這一點成為事實，渴望著讓大通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從歷史上說，大通是我們當時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蘇聯和經互會各國，包括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領先的美國代理行。大通長期保持著與蘇聯中央銀行和外貿銀行的關係，我們還是蘇美貿易公司（Amtorg）——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紅軍購買補給的蘇聯代理機構——領先的美國銀行。但是，在後來的那些年裡，大通與蘇聯的生意交往微乎其微。 我們的重大突破出現在1971年，當時我們作為領先的美國銀行之一為10億美元的蘇聯糧食交易提供融資。第二年，我們開始與蘇聯當局討論在莫斯科直接開展業務事宜。1972年11月，大通獲准成立代表處——這是獲得執照的第一家美國銀行。 我們的代表處設在卡爾·馬克思廣場一號，於1973年5月正式「營業」。我給「營業」一詞加上引號，是因為我們在那裡的活動是受嚴格限制的，雖然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限制會寬鬆起來。我起初曾向艾莫特里·朵布里寧大使提議派遣詹姆斯·比林頓負責那裡的分支機構。說一口流利俄語的詹姆斯當時是大通的專職蘇聯問題專家（他後來成了國會圖書館館長）。朵布里寧彬彬有禮地告訴我，沒有必要派遣任何會說俄語的人，因為他們有出色的翻譯人員。他說，派遣別人來可能更加合適。後來，朵布里寧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們對翻譯的要求應該降低。他說，無論如何，他們不僅必須整個白天為大通工作，而且晚上還要挑燈夜戰，給他們在內務部的上司寫報告。 大通在都市飯店舉行的盛大的莫斯科辦事處開業招待會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吸引了在莫斯科的每一個共產黨職能機構。 不久以後，蘇聯批准了花旗銀行和其他幾家美國銀行在莫斯科設立代表處。雖然我們任何一家銀行都沒有開發出蘇聯的市場，但大通作為在莫斯科的第一家美國金融機構的象徵意義——「洛克菲勒」銀行——是不可否認的。 與柯西金會談 在20世紀70年代期間，我幾乎每年都訪問莫斯科，要麼是為了參加達特茅斯會議，要麼是為了銀行的業務。在那個期間，我的主要政府聯繫人是蘇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柯西金（Alexei Kosygin）。柯西金參與了1964年推翻赫魯曉夫的政變。柯西金瘦高的個子，一臉苦相。他是個很能幹的管理人員，在管理龐大的蘇聯經濟方面創造了奇蹟。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在克里姆林宮內部的政權鬥爭中輸給了勃列日涅夫，屈居總理的位置——蘇聯經濟的首席運營官。 雖然我與赫魯曉夫的談話已經成為我們各自意識形態和信念的相對優勢的辯論，但我與柯西金的談話卻總是注重實際、基於生意的。回想起來，那些討論的內容很有啟迪意義，因為談話涉及了美國與蘇聯之間潛在的經濟關係。 我第一次遇見柯西金，是在1971年的夏天，我剛參加完在基輔的一次達特茅斯會議。自從我與赫魯曉夫那次令人難忘的會談之後，那是我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我發現，在那些年裡，蘇聯的首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由於柯西金強調消費品領域的生產，因此街上的汽車多了，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供應量也增加了。到處都在進行大型的道路施工，莫斯科的地鐵系統令人驚嘆——先進、清潔、舒適、便宜。莫斯科本身相對比較乾淨，沒有什麼垃圾，嬉皮士和長頭髮基本看不見。西方的時尚正在產生影響。我注意到，「裙子大約在膝蓋以上4英寸，雖然暴露出來的往往留下些讓人遐想的空間」！ 我是達特茅斯代表團的一分子，到克里姆林宮禮節性拜訪柯西金。我們用大部分時間談論貿易問題。柯西金鼓勵我們代表團努力消除阻礙與蘇聯開展貿易的美國的「障礙」。顯然，蘇聯人渴望擴大商業關係。我們的第二次會面正好是1973年5月大通代表處成立的時候。柯西金對該進展感到很高興，似乎很樂觀地認為，阻礙著擴大美蘇貿易的「障礙」現在已經消除。他把重點放在西伯利亞的大型氣田勘探方面，並一度揮舞著指示棒，指著牆上地圖上的戰略儲藏位置。「從經濟的角度說，」他說，「我們準備繼續進行，但是我們不知道美國願意進行到什麼程度。」 到了1974年，柯西金的擔憂有了重大變化。這是迄今為止我們進行的關於技術和經濟方面最深入的一次對話。他對歐佩克石油價格上漲及其對美元的影響，以及對歐洲和日本的支付平衡表示深切關注。他希望聽聽我對這些形勢的後果分析。我們討論了替代性能源資源的相對優勢，比如煤炭和核能。 柯西金說，他相信西方各國很難減少他們的能源消耗，有效的解決辦法需要數年才能得到實施。總理認為，提高核能的生產將最終把石油的成本壓下來。他接著問大通是否願意幫助為蘇聯的核工廠的建設提供融資，工廠由美國和蘇聯共同擁有。我被他的革命性建議震驚了，因為它意味著美國的投資和技術對於蘇聯人來說多麼重要，說明了在多大程度上他們願意努力獲取這兩樣「寶貝」。雖然他答應要針對這個獨特的思路向我提交一個具體建議，但我再也沒有從他那裡獲得這方面的進一步消息。 柯西金在我們會晤結束的時候說，「歷史將證明，那些試圖阻止美國和蘇聯之間新關係的人是錯的」，而且「蘇聯領導人對美國領導人有信心，他們在尋找新的途徑維持兩國之間這種新關係的願望方面是一致的」。 不可兌換的貨幣 在與柯西金的頭3次會面中，他一直是積極樂觀、豪爽開朗，殷切地提出潛在的合作領域和可以探詢的合營方式。我們在1975年4月的遭遇讓我們背道而馳。在《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剛剛出台，勃列日涅夫嚴厲譴責美國沒有能夠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以後，柯西金表現出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敵對態度。他用讓人聯想起赫魯曉夫的腔調，大吹特吹蘇聯經濟的優越性，以及他的國家在世界經濟事務中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我向他提出了質疑：「如果蘇聯當真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它就必定是世界貿易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你們怎麼可能沒有可兌換的貨幣——全世界各個地方都能接受的貨幣呢？」事實上，我注意到，盧布在蘇維埃陣營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被接受。我說，我知道要使盧布可以兌換，就會給蘇聯帶來其他問題。「因為你們嚴格限制人員、物資和貨幣的流動。你怎麼解釋這兩個事實呢？」 他相當狼狽地看了看我，然後給了一個模糊的、答非所問的回覆。顯然，他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可兌換貨幣的實際意義。 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我正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餐館吃午飯，這時瑞士國民銀行（Swiss National Bank）的行長弗里茨·勒特瓦勒看見了我，便穿過房間走了過來。勒特瓦勒說，在我的拜訪之後，柯西金聽說他在莫斯科，便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柯西金對我說的話很擔憂，他們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談論可兌換性對蘇聯的意義。 對於蘇聯人來說，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滿意的答案。我的問題正中要害：沒有一種可以完全兌換的貨幣，一個國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際經濟大國。 尾聲 1987年12月，精力充沛、精明能幹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來到華盛頓，參加他與羅納德·里根總統的第三次峰會，與美國簽署中程核武器條約。雖然這是與裁軍有關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大事，但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同樣感興趣的是戈巴契夫改革蘇聯國內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方案。 戈巴契夫打算通過「結構重組」和「開放」，給予真正的法律和政治自由，從而重振蘇聯社會。在美國對戈巴契夫及其方案的喝彩聲中，人們忽略的事實是，他仍然堅決遵從集權型經濟的原理。 我和佩吉應邀參加與他的來訪相關的官方儀式，包括歡迎戈巴契夫和他的妻子訪問白宮的正式儀式和當天晚上的國宴。戈巴契夫的魅力和隨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我見過的蘇聯其他領導人那種僵硬、冷漠的態度完全不同。 兩天以後，我參加了蘇聯大使館的正式招待會。尤里·杜比寧大使邀請了美國的一些金融界和商務界領袖與戈巴契夫見面。戈巴契夫侃侃談起他計劃推行的變革，包括與資本主義世界更加自由的貿易和更加廣泛的接觸。接著，他請大家提問。 戈巴契夫指了指我。我重複了十幾年前我向柯西金提出的問題。我告訴他，我很高興聽到蘇聯經濟將開放，但我很懷疑這項政策對於盧布來說意味著什麼。如果他的貨幣在蘇聯之外不能在滿足商務交易方面為人們所接受，他如何能夠指望其在國際市場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在另一方面，在不取消對人員和商品跨越國界自由流動方面的限制的情況下，盧布能夠成為一種國際貨幣嗎？ 戈巴契夫迅速回答：「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不久就會作出重要決定。」他的回答到此為止。 最終，雖然戈巴契夫意識到了在充滿活力的全球市場體系里集權型計劃經濟運作的難度，但他一直沒有拿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解決蘇聯面臨的固有矛盾。最後，儘管開展了重要的政治改革，戈巴契夫也沒有能夠支撐住瀕臨死亡的經濟秩序。不到4年時間，他下台了。 記得有一回，我成了他發火的對象。我在芝加哥作了一個演講，批評了他的經濟政策，然後在大約一個星期以後與一些工會領導人參加了白宮的一個會議。我當時不得不早早離開，而正當我打算悄悄退席的時候，約翰遜高聲喊道：「戴維，我不欣賞你上個星期在芝加哥說我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