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十四章　艱難的過渡

1948年4月5日凌晨，母親去世了。她是躺在紐約市公園大道740號家中自己的床上去世的，當時父親守在她的身旁。不久前，她曾經抱怨有些不舒服。在向被召喚到她床邊的醫生訴說自己的症狀時，她腦袋往枕頭上一靠就咽了氣。醫生將她的死因歸咎於「心力交瘁」。 內爾森向我打電話報喪，當時我剛剛到銀行準備上班。對母親的逝世，我難以表達自己的悲痛心情。我和佩吉在那之前陪著她在「基魁特」待了兩天，在靜謐的閒談中度過了一個祥和的周末。雖然我們看得出她很疲倦、很虛弱，但這種突然的故去卻沒有任何嚴重的症狀或先兆。母親很愛孩子。我永遠忘不了她懷抱我們的小佩吉時那最後的情景——她那仁慈的微笑映照在小孩的臉上。星期天晚上，在我們驅車返回城裡的路上，我和佩吉都覺得那個周末過得很特別；所有人都覺得跟母親尤其親近，超過了以往。但是，我們第二次產生了不祥的感覺——正如幾年前對迪克·吉爾德的感覺一樣，那是一種強烈的、悲哀的感覺，覺得這很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看見母親。 我們都從母親那裡獲得了無窮無盡的愛，而這種愛賦予我們的力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但是，對失去她的痛苦感覺最深、最強烈的是父親。他和母親在婚後47年的生活中已是不可分割，就像是纏繞在一起生長的青藤一樣，融合在了一起。 巨大的損失 母親的死對父親的打擊最沉重，也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她對我的信仰、我的品位，以及我享受身邊世界的能力的影響，是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我對她的愛是巨大的。她心地純正，把家庭和矢志不移的信念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與此同時，跟她在一起又充滿了樂趣。她熱愛大自然的造物美：花卉、森林中樹木繁茂的歌聲，以及緬因州沙灘拍岸的浪花。她對人也充滿了愛。但是，她的眼光很高，對於她覺得淺薄輕浮、無良無德或自負狂妄的人極其反感。她很溫柔，是個標準的淑女，但在她認為重要的問題上立場堅定、寸步不讓。 母親博覽群書：歷史、小說、傳記，有時還看偵探小說。她相信，人們對世界了解得越多，取得成就的機率就越大。她教我享受學習、享受充實的生活，教我沉浸在結識有趣的新朋友的激情中，教我享受新食品、參觀新地方，教我享受在未知世界裡摸索的樂趣。 母親還喜歡探險。如果某人想出了一個大膽的主意，她總是樂於探索一番——當然，前提是父親不在身邊阻止她！在她的6個孩子中，我覺得我和內爾森最像她————熱愛他人、熱愛探險。但是，母親在孩子們中間嚴格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她對我們所有人都傾注了全部心血。 馬蒂斯之窗 我不記得是誰首先提出在波坎蒂克的聯合教堂——那是波坎蒂克大門外的一個小教堂——製作一扇窗戶，作為對母親的永久紀念。這個主意立刻得到了我們所有兄弟和巴布斯的贊成。當時擔任現代藝術博物館總裁的內爾森被指定與艾爾弗雷德·巴爾一起尋找合適的藝術家人選。 艾爾弗雷德推薦了亨利·馬蒂斯。母親對他很了解，擁有他的一些繪畫作品。但是，馬蒂斯已經80多歲，很難說他能否承擔這項工作。雖然我們覺得聖壇上方的圓花窗是最合適的地方，但厚厚的木豎框攪亂了圓形空間，嚴重限制著任何藝術家的創造力。但是，馬蒂斯已經開始潛心研究精妙的純色抽象組合，可以適用於窗戶的構造。此外，馬蒂斯剛剛為坐落在法國南部文斯的多明我會念珠祈禱室完成了一套著色玻璃窗，表現出他在這種難度很大的載體方面的非凡造詣。馬蒂斯愉快地接受了我們的請求。 結果，那成了他的最後一件藝術品——他死的時候，設計模型就在他的臥室。圓花窗是一件美麗、樸素、恰到好處的大作。我們在1956年的母親節那天將它捐獻了出來。每次我參加波坎蒂克教堂活動的時候，它就讓我想起母親。穿過那扇窗戶灑落的陽光產生了耀眼的光輝，給人愉悅的感覺。 再婚與退隱 母親去世以後，父親悲痛而孤獨，我們很為他擔心。我覺得換個環境可能有助於他克服悲傷，因此，我在5月——也就是母親去世剛剛一個月——的時候提議，他跟我一起開車靜靜地旅遊一趟。他迫不及待地答應了，並建議我們從華盛頓走藍色屋脊公園道到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那是春意正濃的季節，生機盎然的美麗山巒上滿是盛開的杜鵑花和山月桂。我們在一起親密無間，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這麼親近。我們談論的大部分是母親。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我們渴望儘可能長久地留住她的身影。這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一種慰藉，是我珍藏的記憶。 母親去世3年後，父親對我說他打算娶馬莎·貝爾德·艾倫，問我的感覺如何。馬莎是個寡婦，比父親年輕將近20歲。她過去是父親的一個老朋友阿瑟·艾倫的妻子。艾倫夫婦一直住在普羅維登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經在錫爾港住過幾個夏天，因此一直與我父母聯繫密切。 雖然我對父親去看馬莎的事情早有所知，但當他詢問我的感覺時，我並沒有說「這可太好了」。我知道母親對馬莎的看法不是很好。我照實說了，對他再婚的問題表達了我總體的保留意見。回想起來，那樣很不明智，當然也有些殘酷。我應該意識到，父親是就他已經作出的一個決定在祈求我的祝福，而不是在徵求我的意見。我把對母親的記憶放在了父親的幸福之上。我應該知道他有多麼孤獨，找個老伴與他共度晚年是很自然也很合適的。 我的不贊同沒有造成我們兩人之間多大的裂痕，但很可能導致了父親逐漸遠離他的孩子們的傾向。沒有什麼激烈的場面，沒有什麼戲劇性的故事，也沒有什麼爭吵。總體來說，我們的關係依然如故：感情上很溫和，一切都恰到好處。事實上，父親在與馬莎結婚後不久，又創建了幾個新的信託基金，總價值達6 100多萬美元，一份留給馬莎，一份留給我們幾個兄妹，並允許我們選擇將新信託基金的一部分或全部收益劃在我們的孩子們的名下。 儘管如此，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和馬莎變得越來越遠離我們，越來越離群索居。其中的主要原因在馬莎。她從來都彬彬有禮，但十分明確地表示希望儘可能少見我們。父親表示默認。馬莎性情孤僻，不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她的大部分時間是跟她的員工一起度過的。鑒於父親的性格——當然不是很合群——他覺得很容易滿足她的願望而遠離他人，甚至遠離他的孩子們。除了馬莎以外，他只去看望他辦公室里的幾個職員。我對父親的孤僻感到很傷心，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的孩子們沒有什麼機會去了解他們的祖父。 父親與馬莎的婚姻使得他生活中的最後幾年快樂了一些，但是他與家人的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遠。由於他們在春天和秋天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住在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而冬天的幾個月則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因此他們很少在紐約、緬因州或者波坎蒂克——在這些地方，我們一般更容易保持與父親的非正式聯繫。 10年過去了，父親的身體明顯衰弱。其中一是他的年紀（1959年，他已經85歲），還有就是慢性氣管炎的緣故，他的前列腺也出了毛病。1959年年底，他動了一次大手術，但對病情的診斷守口如瓶。復原後，他到圖森過冬天。由於他拒絕透露自己究竟得了什麼病，因此家人很難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唯一的聯繫紐帶是瑪麗·帕卡德——父親多年的慈善顧問阿瑟·帕卡德的遺孀。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瑪麗在我們的母親去世後一直照料著父親。父親再婚以後，她繼續履行這項職責，與馬莎也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瑪麗願意跟我和佩吉交流，而正是從她那裡，我們才於1960年年初得知父親患了前列腺癌，已經在圖森住院。但是，我們無法與父親或者馬莎直接聯繫，以便確認診斷結果，甚至無法表達我們的關心。 父親在圖森的醫生拒絕就他的病情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結果我更加擔心。最後，我通過瑪麗和醫生給父親傳話，說我覺得關於他的病他應當聽聽他人的意見，說我想去看他。 一封令人痛心的信 幾天以後，我收到了我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信。那是封父親簽字的信。信中充滿了冷漠，甚至敵視。信中寫道： 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我還能坦率地說說你們幾個孩子在最近幾個月里的某些行為——這些行為令我驚訝，也深深地傷了我的心……幾個月前，我意識到你們當中有人很懷疑我對我妻子以及我信賴的朋友帕卡德太太的看法。我意識到，你們違背我自己的決定和意願，在給醫生們施加壓力、進行干涉，迫使我提出了一些直截了當的問題。儘管他們也很不願意回答，我還是堅持要他們告訴我全部的事實真相，並明確地告訴他們，我憎恨你們所運用的手段及意圖…… 這種額外的壓力——且不說驚愕——是迄今無法預測的，因為它一定是針對在困難的時候將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智慧關注我的安康的人。在醫生們的命令下，她終於得以徹底休息，而這是她能夠重新恢復體力的唯一途徑……我完全清楚由於我近幾年來身體狀況的不穩定，她已經背負了巨大壓力，但一想到我自己的兒子們竟然還在增加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壓力，我的心就更加沉重了。 父親在信的最後，禁止我或者家裡的任何其他人進一步干預此事。 這封信對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可是，當我再次讀了一遍，並與佩吉討論之後，意識到這封信無論在風格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完全不像父親。父親從來都很直接、很嚴謹，可這封信卻是拐彎抹角、前後不連貫。甚至他的簽名——歪歪斜斜、晃晃悠悠的，幾乎無法辨認——也似乎是事後為了證明信的合法性而添加上去的。佩吉認為——後來我也同意她的看法——信是馬莎寫的，然後不知怎麼誘使父親在上面簽了字。我們後來發現，事實的確是這樣。父親的醫生後來告訴我，信完全是馬莎寫的，而父親已經4次拒絕簽字。我感覺茫然不知所措，但佩吉確信，我們不能坐視不理。 訣別 幾個星期以後，我有了一個機會，能夠做點什麼了。我計劃於1960年4月初參加儲備城市銀行家協會在費城召開的一個會議。由於屆時我會離圖森很近，就給瑪麗打電話，告訴她我要去看父親。瑪麗沒有試圖打消我的念頭。我相信她尊重了我的請求，不把我看望父親的打算告訴馬莎。我開車前往圖森，首先在馬莎和瑪麗住的亞利桑那飯店停了停。我沒有看到馬莎，不過跟瑪麗簡單聊了聊。她告訴我，馬莎臥床不起，已經幾個星期沒有來看父親了。 父親的模樣讓我大吃一驚：他是那麼孱弱，幾乎沒有力氣把腦袋從枕頭上抬起來。但是，他認出了我，而且明確無誤地表現出對我來看他很是感動。我握著他的手，對他說我愛他，家裡所有人都很為他的病情擔憂。沒有人提及那封信，不過他特別談到了馬莎。「她待我一直很好，」他說，「我希望我死以後你們能照顧她。」 1960年5月11日，父親去世了。當時，我和佩吉正在馬德里，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趕回家。內爾森和勞倫斯聽到父親病危後已經飛到亞利桑那，但趕到他身邊時，他已經去世。他們將他的遺體帶回波坎蒂克，中途在小石城停留，以便接上溫。我們遵從洛克菲勒家族火化的傳統，將他的骨灰埋在塔里敦家族墓地里母親墓穴的旁邊。父親十分敬仰的里弗賽德教堂高級牧師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主持了葬禮。家族40人參加了葬禮。那是一個美麗的春日下午，甜甜的空氣中瀰漫著丁香的芬芳。 未竟的事業 父親與人交往時注重禮節，甚至跟他的兒子們也不例外。這一點使得他與別人產生了距離感，而這種距離只是偶爾得以消除。他的去世使我看到了他給予我的有多少、我虧欠他的有多少。他為我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榜樣：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拒絕讓自己的不安全感阻礙自己處理世間事務。他擁有的巨大財富使他有可能投入到慈善事業中，但金錢僅僅是一種槓桿。促使他取得成功的是在他心中深深紮根的基督教信念：愛鄰里如同愛自己，給予勝過得到。 我自己在走上生活道路的時候也有相當大的不安全感。如果我不是依照父親的榜樣長大的話，如果我不是在剛剛懂事的時候就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情不論喜歡與否都不得不去做的話，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夠走上社會與世界抗爭。有時，我的行為違背了父親的強烈職責感，因為他使得這種職責感看起來過於枯燥無味、不堪重負。但是，正如我已經明白的那樣，職責是一種解脫。它迫使你超越自己的極限，迫使你去做一些並非自然而然但又必須完成的事情，因為那些事情是正確的。 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是，由於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父親，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父親的不足之處，因此我更加理解父親的習性和不足，人要盡力而為。父親當然給了我許多值得我感激的東西。我在看望他的時候，有機會告訴他我虧欠他的有多少、我多麼由衷地掛念他。如果我沒有那麼做的話，我就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我和我的哥哥們打算為父親建一座紀念物。大家同意最合適的東西是聯合教堂里的著色玻璃窗——象徵著他和母親聯繫在了一起。由於馬蒂斯已經去世，我們在尋找某個具有相當名望、能夠承擔這項工作的藝術家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幸運的是，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佩吉看了一次夏加爾百葉窗的著色玻璃窗展覽——那是準備用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醫藥中心的。她深為所動，覺得夏加爾可能就是我們在尋找的藝術家。她說服我在離開巴黎之前看一看所謂的耶路撒冷玻璃窗展覽，參觀完後我也同樣熱情高漲。 經過與我哥哥們以及聯合教堂的一番討論後，我們同意聯繫夏加爾。我到他在文斯聖保羅的家拜訪了他，他立刻同意接受委託。他向我們家全面了解了父親的情況，然後根據《聖經》里「行善的人」的寓言故事製作了一扇漂亮的窗戶，這似乎再合適不過了。 財產分割 父親的去世，意味著建立了卓越之標準、為家族以及為他和祖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創建的各個機構掌握道德方向的人走了。他的主要繼承人——我和我的哥哥們——不得不在努力尋找彼此之間新的關係平衡的同時，應對與這些機構的管理相關的困難問題。 由於畢生致力於慈善事業，由於建設和經營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大開支，由於為他的妻子和兒孫設立了慷慨的信託基金，父親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數十億美元財富已經大大減少。遺囑檢驗的結果是，他的地產價值為1.57億美元。父親的遺囑將自己的資產在馬莎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之間作了幾乎平均的分配。也許看起來很令人吃驚——父親沒有給自己的孩子和孫子留下任何東西，但事實上他通過1934年和1952年的信託基金和一些直接饋贈已經給了我們所有人大量資產。通過用這種方式分割自己的地產，父親保護了自己剩餘的大部分資產免於「遺產稅」，為我們這代人提供了額外的慈善資源。 父親已經就此事思考了很久，才決定選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作為他的地產的慈善部分的受益人。通過進一步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捐獻，父親使之成為全世界十大基金會之一，使我們成為他付出大量心血創建的慈善機構的管理者。我和我的哥哥們構成了董事會成員的絕大部分，在開發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慈善項目方面擁有壓倒多數的發言權。 艾里的消亡 事實證明，父親的房地產和有形資產——比如藝術品和家具裝飾——分配起來非常複雜。我和我的哥哥們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已經通過希爾地產公司購買了父親在緬因州的資產，同時達成的共識是，父親死後，馬莎可以使用艾里，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但是，馬莎幾乎沒有回到緬因州的打算，因此當她聲明放棄對艾里的權利時，我和內爾森從希爾公司手裡買下了緬因州的所有資產，決定拆除艾里。那裡的100間房對於我們任何一個人來說，使用起來完全不實際。但是，艾里擁有的許多回憶是我們不想失去的。儘管馬莎在緬因州待的時間很短，但她大張旗鼓地重新裝修了艾里。可以理解的是，她不想生活在母親的影子裡，但馬莎的品位與母親、與我都不相同。我於是想到，在拆除房屋之前，最好將其內部裝飾恢復到母親在世時候的樣子，然後拍下照片，這樣我們就能記得它原來的模樣。 通過母親在世期間在艾里工作過的幾個人的幫助，我做到了這一點。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整體記憶竟然如此詳盡。當我想不起某件東西原來具體放在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就閉上眼睛，想像著母親就在那裡，周圍是她喜愛的繪畫和東方的物品，這時那些東西的確切擺放位置就會再次出現在我的腦海。在我實在想不起來的時候，其他人總會設法回憶起來。 我們在房屋裡裝滿了鮮花，甚至點著了起居室和餐廳里的壁爐，正像母親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霧蒙蒙的天氣里習慣做的那樣。待一切就緒以後，建築攝影大師埃茲拉·斯托勒便開始工作，拍下了整個內景。 斯托勒的工作完成以後，我們所有兄弟姐妹都來到錫爾港，分配母親的物品——我們是通過抽籤來完成的。每一件物品都已經經過評估，然後編號、分類；接著，我們每個人抽籤決定選擇順序。而後，我們便輪流挑選物品，直到我們每個人都取得了各自比例的價值份額。有幾個律師和秘書參加了財產分配過程，對每項選擇都作了詳細的記錄。我和佩吉事先作好了充分的準備，內爾森和約翰也是如此——約翰已經收藏了相當規模的亞洲藝術品。溫大概是知道得最少的，但表現出了很高的品位，挑選得很精明。這一點其實無關緊要；母親的收藏品數量多、質量高，結果大家都得到了許多漂亮物品。 完成這項最後的工作後，已經繼承了父親在緬因州所有資產的我和內爾森下令拆除房屋。如今，艾里唯一殘留下來的是其南邊的磚頭和花崗岩陽台——從那裡，人們仍然能夠欣賞到茫茫大海里島嶼點綴的壯觀景象。 權力的交接 之後不久，我仔細看了看分配家具裝飾品的那天，我們6個人在艾里起居室拍的一張照片。我們都圍著巴布斯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正為我們當中某個人剛剛說過的什麼話大笑不已。攝影師拍下了進入中年的我們——每人都有了自己的事業，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責任，但所有人都彼此聯繫緊密，與在我們長大過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家聯繫緊密。 1953年，巴布斯嫁給了第三任丈夫瓊·莫茲——他是個謙恭有禮的南方人，美國信託公司（U.S. Trust Company）的高級副總裁。雖然巴布斯還是很羞澀、內向，但她已經克服了早期因對付嚴厲、固執的父親而產生的許多問題。她更多地參與了家族事務，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會。 1954年，溫在與巴巴拉·西爾斯（博博）的痛苦、公開的離婚過程中離開了紐約。阿肯色州的離婚法律更加有利，他發現自己喜歡這個州比較緩慢的節奏和鄉村的韻味。他決定把阿肯色州當成自己永遠的家，在小石城北面的小吉恩山買了一個大牧場，不久就涉足當地的政治和公共事務。溫雖然厭惡州長奧瓦爾·福伯斯的種族主義，但還是接受了州工業發展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努力將州外的公司吸引到州里，同時減輕已經在州里的公司的負擔。在這個位置上取得的成功使得溫相信，或許自己有當政治家的前途。他從無到有地在阿肯色州創建了一個現代共和黨的框架。與此同時，溫於1956年娶了珍尼特·埃德里斯，新生活似乎過得相當幸福。 約翰從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與父親的鬥爭中崛起，決心要走自己的慈善家之路。他在1952年年底擔任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席，幫助疏通基金會巨大的資源來支持科學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應用到如何解決世界各地各種社會問題的領域中。其中最具意義的是，他支持了諾曼·博洛格在雜交種子生產方面的研究，該研究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綠色革命。 但是，更有影響力的是約翰在人口領域的工作。當基金會的董事會表明不願意挑戰天主教、不願意開發綜合性人口計劃——包括對計劃生育的支持時，約翰創建了人口委員會從事該計劃。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約翰還成了與東亞各國改善關係的堅決擁護者，並與日本建立了極其牢固的個人關係。在紐約，約翰領導著創建表演藝術中心的努力——該中心後來成了林肯中心，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舞蹈中心之一。 勞倫斯在自己的大半輩子裡似乎不願意生活在內爾森的影子裡，不滿足於當他的替身。對他的這種歸類其實很不公平，因為勞倫斯作為一名風險投資家和環境保護主義者的作用很有創新意義，甚至很有遠見，與內爾森沒有任何瓜葛。當內爾森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無暇顧及家族事務的時候，勞倫斯成了我們家主要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管理著家族辦公室，執掌著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和洛克菲勒中心的工作。由於他承擔了這些重任，我們其他人才得以追求各自獨立的事業。勞倫斯擁有一種無言的力量和敏捷的智慧，但由於他過分自謙，他為家族和社會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就很容易被人忽略。 最後是內爾森，紐約州的州長、可能的美國總統，我們這代人當中自封的、被廣泛認可的領袖。我需要多講述一些內爾森的情況，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他的關係經歷了重大的變化。 內爾森與離婚的策略 有個家庭顧問曾經說過，洛克菲勒家裡的人最費錢的兩件事是從政和離婚。內爾森兩樣都沾上了。甚至是在1958年他當上紐約州州長的時候，內爾森就已經瞄準了總統的位置。1959年，他對他的幾個兄弟說，他計劃了一次宣傳活動，以便提高他在全美的知名度。那不是一次全面的活動，但他估計將花費100萬美元，而結果證明那僅僅是開始。在後來的10年中，我們每個人都對他的政治捐獻請求作出了反應，但勞倫斯是迄今最慷慨的。多年的朋友布魯克·阿斯特也為他的活動捐獻了大量資金，有時一次就是100萬美元。但是，成為他最慷慨的支持者的是他在父親去世後認真培養起關係的馬莎，她給他提供的資助最大，僅次於內爾森從他的1934年信託基金中提取的資金額。 1961年11月，內爾森宣布，他和托德已經同意離婚。對於我們家來說，這一宣布並不令人驚訝，但對我們大家來說，那是個痛苦的時刻。我總是把那件事看成是我對內爾森抱有的幻想破滅的開始——我看到了他的本質，不再把他看成是不會做錯事情的英雄，而是一個為了自己巨大的野心幾乎願意犧牲一切的人。雖然我還是一如既往地欣賞他的遠見和能力，一生都對他忠貞不貳，但我再也不會產生年輕時那種單純的仰慕感覺。 也許我和佩吉太天真了。最親近的人往往最後一個才發現。當我們第一次聽說內爾森與哈皮的風流韻事時，我們震驚了。哈皮（她的全名叫瑪格蕾塔·菲特勒·墨菲）和她的丈夫羅賓·墨菲是我們多年的好朋友。 羅賓的父母是詹姆斯·墨菲夫婦，在錫爾港擁有一幢度夏房屋，是我父母在那裡的多年朋友。羅賓在戰後遇到了哈皮，於1948年成婚，每年夏天都回錫爾港，就是在那裡，我和佩吉與他們兩人成了朋友。當我們參加東北港口船隊——那是我們的當地遊艇俱樂部——國際級單桅帆船賽的時候，羅賓來給我們當船員。我們4人經常乘坐「傑克塔」在緬因海岸游弋。 我幫助羅賓在洛克菲勒研究院取得了生物醫藥研究員的位置，於是他和哈皮搬到了我們在第65大街後面的一棟房子裡。當他們希望建造一棟周末鄉村房屋的時候，我們便和內爾森一起慫恿父親把家族擁有的波坎蒂克地產附近的地賣給他們。父親很少將波坎蒂克的土地賣給家族以外的人，但他跟我們一樣喜歡他們。當時，我覺得內爾森支持這件事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認為羅賓和哈皮會是好鄰居。我事後才聽說，內爾森在說服父親賣地的問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絲毫不清楚他們之間的私情有了多長時間，但父親還在世的時候，內爾森沒有露出馬腳。父親去世後，內爾森從許多束縛中解脫出來，完全露出了他的本性。沒過多久，他就決定跟隨自己強烈的感覺，與托德離婚，娶哈皮為妻。 緊張關係 在6個兄弟姐妹當中，只有勞倫斯參加了內爾森在1963年5月舉行的第二次婚禮。內爾森沒有邀請我們其他人。他不僅拆散了他自己的家庭，還破壞了我兩個好朋友的婚姻。哈皮繼續在波坎蒂克、在緬因州我們的生活圈子裡轉悠，但許多年來，我和佩吉已經無法對她產生同過去一樣的感情。但是，時間最能醫治創傷。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哈皮的關係又恢復了。如今，她和她的兒子們——小內爾森和馬克——是家裡的活躍分子。 羅賓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再也不跟我們家發生任何關係。我和佩吉參加了幾年以後他的第二次婚禮，試圖與他保持聯繫，但是，他基本上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自從1929年的埃及之行——當時，我假裝代表內爾森向她求婚——以來，托德一直是我的朋友。我和佩吉把她看成是我們家的一分子，無意與她脫離關係。但是，內爾森選擇的居住安排使得托德的日子很不好過——他將他們在第五大道的32間房間的雙聯公寓一分為二：托德住在一層，內爾森和哈皮住另一層。雖然他們有各自的大門，但這種情形沒人會覺得舒服。 內爾森離婚後不久，就和我產生了我們之間的第一次嚴重衝突。當內爾森告訴我們，只要馬莎表示父親去世後她不想住在「基魁特」，他就想搬進去時，我和我的哥哥們並不反對。我們4個人——除了巴布斯和溫——共同擁有「基魁特」，但是我和約翰、勞倫斯都各自舒舒服服地住在附近自己的家裡，沒有興趣搬家。「基魁特」的正統裝飾和莊重的布置更適合內爾森作為州長的需求。 問題出在父親和母親留給我們4人共有的家具裝飾上。內爾森想當然地認為，儘管有父親的遺囑，但是只要他住在那裡，我和約翰、勞倫斯就會把所有的家具裝飾和藝術品留在「基魁特」。我告訴他說，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想留下大部分家具裝飾的意願，而且我也沒有想過要占多少便宜，不過我和佩吉特別喜歡其中幾件物品，希望把它們放到我們自己的家裡。我建議我們繼續使用在分配艾里家具裝飾時採用的抽籤方法，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他住在那裡，他的3個兄弟很可能拿不走什麼。 內爾森覺得我的建議無法接受，便勃然大怒，那氣惱的樣子是我前所未見的。他無法相信我會對他提出質疑。他說，他作為州長，需要「基魁特」來招待賓客，他希望一切都保持原樣。內爾森聲稱他從事公共事業符合家族的最大利益，而正因為此，允許他保持「基魁特」的原貌很關鍵。我沒有考慮退步的問題。最後，法律站在了我的一邊，他別無選擇，只好遵循父親遺囑的條款。他讓步了，說我們應當不經過正式的挑選程序選取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跟以往一樣，一旦輸了，內爾森就會接受決定，從此不再提及這個話題。他從來不會懷恨在心。 高明的活動家 內爾森的政治事業飛速發展，而維持這種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也在同步增多。1962年，內爾森戰勝了羅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當時和現在的美國紐約南部地區地方檢察官——取得了連任州長的決定性勝利。1964年，他進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名單，但被保守派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淘汰。1966年，經過艱苦鬥爭，他勉強連任州長。1968年，內爾森最後一次嘗試總統競選。雖然理察·尼克森在民意測驗中，在提名委員會代表當中明顯領先，但以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為首的一些溫和派和自由派共和黨人鼓勵內爾森參加競選。3月中旬，內爾森在猶豫了幾個月之後，似乎作出了決定。如果他希望在西海岸初選階段證明自己深得人心，他就必須立刻參加競選。 當時，我在「基魁特」與內爾森一起吃午飯，討論了他參加競選的利弊。內爾森知道，右翼共和黨人會像1964年那樣大肆破壞他的競選活動。哈皮也為這種可能性而深深擔憂。由於我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競選總統的真正機會，因此我鼓勵他當名候選人。談話結束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決定向前沖。 接著，他計劃了一個幾天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以宣布自己的決定。但是，內爾森在他理應露面前一兩個小時的時候，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與客戶通話，告訴我說他改變了主意。他的宣布讓他的支持者們大失所望。最後，尼克森獲得了提名。 我覺得內爾森的分析完全錯了。1968年是個動盪不安的年份，我認為內爾森嚴重低估了自己在全美的支持率，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林登·約翰遜總統宣布自己將不再競選連任。民主黨在越南戰爭問題上的分歧以及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在保守派選民中驚人的實力都表明，誰將入主全美選舉或贏或輸的政治中心尚未可知。但是，在政治上，時機是最重要的因素。當內爾森4月底再次改變主意、參加競選的時候，一切都太晚了。大多數人把他看成一個機會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擁有一整套可信想法的政治家。他能有效地被選為總統的最後一個機會，就在3月的那一天——那天他沒有能夠迎接挑戰——結束了。 在1958~1970年期間，內爾森每兩年參加一次競選——總共7次競選活動。他的經費支出是巨大的，幾乎是毀滅性的。我從來都不是他的競選活動的主要資助人，而他也從來沒有強迫我給予支持。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內爾森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嚴峻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1967年，他請我購買他在我們的巴西牧場的股份，作為產生額外競選費用的渠道。實際上，他並不是請求，而是命令。內爾森堅持要我為購買他的股份付給他200萬美元。 林迪·林奎斯特感覺內爾森的要價遠遠超出了市場價值。當我告訴內爾森這一點的時候，他再次勃然大怒。「我已經從1934年的信託基金里抽調了他們允許我動用的所有資金，」他說，「我沒有別的資金來源了。」當他處於這種心態的時候，就會變得粗野、冷酷。他說我忘恩負義，因為他為我做了那麼多的事情，尤其是說服父親把洛克菲勒中心賣給了我們。 我給他寫信說，我很感謝他過去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痛恨「你不止一次地選擇將這一點當做實現你自己目標的籌碼」。雖然我同意他提出的價格，但我堅持要他同意，將來「在我們可能進行的任何談判中，無論是否屬於經濟性質，都以實事求是為基礎，而不考慮任何過去的因素」。我建議他回憶一下「在不同的時候，家族裡的其他成員以其他的方式為大家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貢獻，有時是具體協助你開展對你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業。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也許在對家族整體貢獻方面，你仍然處於有利位置。我不想反唇相譏。但是，我非常遺憾，你不止一次地選擇將這一點當做實現你自己目標的籌碼」。 勝過生命 儘管內爾森的個人行徑常常專橫跋扈，我從來沒有輕視過他作為一個公僕而擁有的非凡才華。他深深理解大眾的需求，他極其自信，崇尚政治家的生活——在州里作巡迴政治演說，到任何一個他能夠找到的慈善俱樂部演講，親吻任何一個夠得著的孩子。他是有效利用電視媒介的第一批政治家之一，舉行電視「鎮民大會」——很像當今的政治家們，親自主持會議，巧妙地與觀眾進行辯論。他可以進行幕後交易，統一大家的思想，比任何一個工會老闆都能更好地達成妥協。他跟任何一個選區的政治家一樣，酷愛政治遊戲，具有同樣的魅力——令我跟任何一個普通選民一樣感到疑惑。 我記憶猶新的是1970年州長選舉活動期間的一次華爾街集會。我並不經常公開參與內爾森的競選活動，但當他進入了「我的地盤」時，我覺得自己作為兄弟有責任和他一起露面。我簡單地說了幾句之後，內爾森大踏步跨過講台，滿臉笑容，把我的胳膊高高地舉在空中，引起人群一陣歡呼。有一張照片完美地捕捉住了內爾森誇張的表情，以及這種表情對他周圍的人——包括我——的影響。我一般不喜歡在公眾面前有過度的舉動，可是在那張照片上，我笑得和他一樣開懷，跟他一樣熱衷於此，因為我也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了。 內爾森給我上了一些有關人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珍貴的課。他的身上蘊涵著某種特別的東西，能夠包容他身邊的人們，而人們因此由衷地敬仰他。他喜歡給他人帶來歡樂，而人們的感激之情又令他熱血沸騰。他教我放鬆、享受，從人生這個「大遊戲」中獲取樂趣。即便我的哥哥有時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作出的犧牲太多，他卻幫助我玩得更加熱忱，更加津津有味。 在1963 年的落成典禮上，夏加爾告訴我，除了馬蒂斯的圓花窗外，中殿的其他8 扇窗戶的質量都不是太好。他問我能不能對此做些什麼。我回答說當然可以——如果他願意設計其他窗戶的話。夏加爾同意做這件事，並建議用《聖經·舊約》先知書的作者們作為他的主題。夏加爾為了紀念邁克爾·洛克菲勒——內爾森的兒子，1961 年死於巴布亞新幾內亞——設計了一扇窗戶，引用了約翰的教訓：「尋找，你就會有答案。」內爾森死後，「約珥」窗戶就獻給了他。1997 年6 月，教堂將「以西結」窗戶獻給了我的妻子佩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