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九章　戰爭

紐約，一個冬天的下午。我和佩吉、迪克·吉爾德在第五大道坐著出租車，正前往弗里克博物館（Frick Museum）。出租司機開著收音機。這時，播音員中斷節目，報道了珍珠港遭受攻擊的消息。我們都震驚了。我們三人繼續前往弗里克博物館，一言不發地在各個展室走著。迪克特別喜歡維米爾（Vermeer）的作品，於是我們一起欣賞起來。美麗的作品暫時讓我們平靜了下來。 第二天，迪克辭去了在蒂芙尼珠寶公司的工作，報名參加了美國空軍。他的舉動並沒有令我吃驚，自從6年前我們一起去德國旅遊以來，迪克就相信與希特勒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觀點當時並不流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包括我們家裡和迪克家裡的許多人——都反對美國介入歐洲的戰爭。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恐懼，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而這種傷感情懷遠遠超過了我們今天所承認的程度。一年以前，我和迪克被邀請加入美國外交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我記得當時迪克堅決支持站在英國一邊進行干預的觀點。委員會的許多長輩表示強烈反對。 大學畢業後不久，迪克就跟他青梅竹馬的女友安·艾爾索普結了婚，生下了兩個孩子——喬治和康福特。迪克對自己的家庭傾注了全部心血，但國家的責任和他信守的原則是第一位的。德國侵占波蘭以後，他就開始了飛行訓練，以便自己在戰爭到來的時候作好準備。他早晨5點起床，驅車前往長島，飛行一個小時左右，然後趕在9點前到蒂芙尼珠寶公司上班。 1942年年初，在他動身參加飛行訓練之前，我和迪克在哈佛俱樂部吃午飯。對於戰爭，我們都沒有絲毫的經驗，但我們聽過來自歐洲的報道，知道戰鬥機飛行員的生命堪憂。迪克說，他認為自己不大可能從戰爭中回來。我記得他當時說的話：「戴維，我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妻子，有兩個漂亮的孩子。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我希望我能指望你和佩吉照顧他們。」我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的堅定態度，意識到我可能不久就會永遠失去我最好的朋友。我用低沉而顫抖的聲音向他保證：「我們當然會照顧他們，你可以信任我們。」 雖然我敬仰迪克的堅定信念，以及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的決心，但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應當立刻報名參軍。佩吉正在艱難地適應自己作為洛克菲勒家族一員的生活，而且剛剛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小戴維。同時，我對自己能否應付部隊的工作心裡沒底。我寬慰自己說，我那份與戰爭相關的工作將讓我免於服現役。當然，如果我張口的話，安娜·羅森堡可以找一些關係。鑒於我需要撫養家庭的關係，我被列為III–A級，也就是說，暫時我不會被招募，因而我覺得沒必要立刻作出決定。 令人不安的談話 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我與母親在她的公園大道740號的客廳里進行的一次令人窘迫的談話。我父母的家離我們很近，我每個星期都會去看他們幾次。有一天晚上，她談到了戰爭。長期以來，母親一直是個反戰主義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一直堅信美國應當保持中立。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母親想通了，希特勒和他的同盟國對美國——以及對歐洲文明中最深層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她的醫生後來對我說，在納粹的戰爭機器面前，每倒下一塊多米諾骨牌——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法國，母親的身心就會遭受一次嚴重的打擊，變得焦躁不安，病魔也找了上來。 毫無疑問，長期以來，母親一直害怕的就是她與我之間的那次談話。她非常溫柔但非常堅定地表達了她的觀點：美國必須通過戰鬥來保衛我們的生活方式；符合條件的男子應當應徵入伍，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們不應當等待被招募。那是他們的「責任」——我記得她說出這個詞的時候，語氣既溫柔又鄭重。我吃了一驚，並非因為她看起來好像改變了自己對戰爭的看法，而是因為她在告訴我我現在應當去參軍，並有可能在戰鬥中犧牲。我情緒很低落，而對母親來說，這次談話顯然也不容易。我知道母親是對的，我不應當想當然。我跟佩吉談了談，她表示同意。1942年3月中旬，我入伍當了個二等兵，儘管父親完全可以運用他的影響力幫我弄個職位。 基礎訓練 1942年5月1日，我在總督島的傑伊堡開始了基礎訓練。總督島位於曼哈頓的南端。我跟照料軍官馬匹的馬夫們一起睡在兵營里。兵營的每一個房間裡都住著幾十個新兵，睡的是上下鋪。我睡在一個馬夫的上面。隨著天氣越來越熱，我下鋪那個馬夫衣服的「芳香」——混合著熏人的馬汗味道——也越來越濃。他是個很友好的傢伙，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我們相處得很好——除了那股味道。我很欣賞他在馬匹方面的知識，以及他在許多細微之處給我的照顧。 基礎訓練包括永無休止的緊密隊形操練、健身操練、學習如何擦拭和拆卸我們的武器，還有——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幫廚。一開始，部隊叫人有點吃驚。它立刻變得那麼可怕，因為一切都是新鮮的，並且一切都是那麼乏味，那麼艱苦。我入伍的時候，心裡十分擔心自己是否能夠應對體力方面的高要求，是否能夠適應大家相處的方式。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運動細胞發達的人，在大多數競技體育項目上都不行。因此，偶爾有時間玩棒球的時候，我感覺比緊密隊形操練更加緊張。從一開始我就擔心與背景、品位和技能方面如此不同的人相處怎麼才能相安無事。 結果，基礎訓練進行得出奇地順利。服從軍隊規則，與其他新兵相處，遠不如我想像得那麼困難。我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一切行動聽指揮的意識（由於我的家教關係，也許這並不奇怪），以及服從命令的意識，而這些正是對新兵的基本要求。 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幾個人被分配粉刷軍官食堂里的廚房。我忠實地執行著命令，幹得比其他人略微踏實一些，而那些人對部隊的命令和工作抱有懶散的態度。我當然不是有意那麼做，但負責具體工作的軍官非常賞識我，其他新兵也一樣。他們感到很驚訝，一個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會願意從事體力勞動。我很快意識到，我並不像自己害怕的那樣笨手笨腳，而且我能夠同那些跟自己沒有什麼共同之處的人相處，甚至成為朋友。 在我們兄弟當中，只有我和溫參了軍。溫進了步兵部隊，在本寧堡上了候補軍官學校，經歷了太平洋的戰鬥。1945年，他所在的部隊運輸船在沖繩島被日本神風隊擊中，他受了重傷。我的大哥約翰先在華盛頓的紅十字會工作，然後在1943年被海軍任命為上尉。他在華盛頓的一個特別團體工作，叫做「國家–戰爭–海軍協調委員會」（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計劃為戰後的日本和歐洲各國政府服務。作為泛美事務司協調官的內爾森當然被免除了兵役。但勞倫斯還沒有決定自己準備幹什麼，為此，我和佩吉跟他開了些不無殘酷但卻十分有趣的玩笑。 基礎訓練頭幾個星期結束後，我獲准跟我的家人一起度周末。勞倫斯和他的妻子瑪麗住在第67大街東115號一個大樓的一間公寓裡。有個星期六，他們邀請我們吃晚飯。佩吉模仿父親的口吻給勞倫斯寫了封信，並署名「父親」。那封信中說起有個將軍運用關係，已經安排勞倫斯立刻進入潛艇部隊，一切都已經安排就緒：勞倫斯將於下個星期報名參加訓練。信的結尾是由衷的驕傲，並祝他勇敢的兒子好運，因為父親知道那將是「為他的國家從事的富有挑戰性的工作」。 佩吉在那天早上寄出了信，這樣勞倫斯一定會在晚飯之前看到。我們到他家的時候，勞倫斯臉色蒼白。他給我們看了「父親的信」。我們又戲弄了他一會兒，但不忍心繼續惡作劇。當我們把實情告訴他的時候，他如釋重負，竟然忘了生我們的氣。 後來，由於早期商務投資經歷而對航空界頗為了解的勞倫斯被海軍任命為上尉，負責設計和生產飛機。 慘痛的損失 基礎訓練結束後沒多久，我當上了下士，被分配到總督島的反情報部隊。1942年8月，我被派到華盛頓，參加一個反情報隊伍的培訓，準備到中東工作。我們在一座不起眼的政府大樓地下室里集訓了兩個星期，聽說我們不久就會被派往開羅。但是，我正在待命的時候，美國情報司令部的湯森·赫德上校要求把我調到他那個即將轉移到邁阿密的部門。老實說，這令我喜出望外。不知怎的，我無法想像自己作為一名「便衣特工」待在開羅的酒吧里。調動事宜安排好了。那年秋天，我到邁阿密海灘報到，佩吉和小戴維也來了。我們在拉格爾斯島租了棟小房子。每天，我騎自行車去上班。我的職責既不顯眼，也不重要——當郵差、哨兵。 那個時候，迪克·吉爾德正駐紮在佛羅里達北部的一個空軍基地。聽說自己的聯隊不久就要開赴海外，迪克爭取到了24小時的假，以便在出發之前來看望我們。他到達的時候，我正在站崗——確保上校的馬匹不會被掉下來的椰子砸到！ 前半夜，迪克出來陪我。我們沒有談起什麼特別的事情，但在當時，似乎一切都變得十分重要，而且我非常感激他費盡心機地來看我。他提醒我在紐約時對他的承諾，我告訴他說，他完全可以放心。站崗結束後，我們回到家，跟佩吉一起待了幾個小時。第二天一早，我們把迪克送到了車站。火車啟動的時候，我和佩吉四目相視，都明白我們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 在即將出發去英國之前，迪克從他在馬薩諸塞州蒂靈翰的家裡打來電話，我們最後一次通了話。他的聯隊在紐芬蘭的甘德加了油，然後起飛橫跨北太平洋。迪克和另外兩人的飛機消失得無影無蹤。安後來得知，飛機曾經被留在甘德，有跡象表明引擎被人動過手腳。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們的失蹤是有人蓄意破壞的。戰爭才剛剛開始，而我已經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安成了寡婦，獨自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 戰爭結束之前，另外兩個好朋友也犧牲了。沃爾特·羅森曾經報名參加空軍部隊，但因為視力原因遭到了拒絕。然後，他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軍，在不列顛空戰中犧牲了。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室友比爾·沃特斯——他幾年前還跟我一起看著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也在他的飛機墜毀在奈及利亞卡諾郊外時喪生。他和他的機組人員是一個巨大機群的一部分，曾經飛越南太平洋和非洲，並最終越過喜馬拉雅山這個「世界屋脊」，為中國軍隊提供援助。 候補軍官學校 在佛羅里達工作幾個月以後，我請求赫德上校準許我申請上候補軍官學校。他告訴我說，競爭非常激烈，而立刻被錄取的最佳機會是申請位於貝爾弗瓦堡的候補工程軍官學校（Engineer OCS School）——該學校是這個系統中最嚴格的。我的申請被接受了，1943年1月，我開始了為期3個月的嚴格課程。 候補軍官學校比基礎訓練要艱難得多，無論是在智力方面還是在體力方面。在課程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背著80磅重的M–1步槍和背包完成20英里的行軍。那天夜裡，我們在厚厚的雪地里支起了帳篷，然後又立刻拆除，七零八落地在凌晨5點回到了營地，結果兩個小時後又被叫醒，進行健身訓練。我愉快地發現，自己能夠適應部隊的嚴酷和紀律，同時享受課堂的趣味。 1943年3月，我被任命為工程兵的一名少尉，並接到命令說，在兩個星期的假期後前往馬里蘭州的里奇營軍事情報培訓中心報到。佩吉早已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因而我謝天謝地能夠短暫地到紐約去陪她。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在我起身前往里奇營後不過幾個小時，佩吉就進了醫院，生下了阿比。我到達里奇營的時候就得到了這個消息，被批准休3天假，可以回紐約去看望她和剛剛出世的女兒。 里奇營的兩個月課程培訓軍官在步兵的戰鬥部隊里開展情報工作。我們的培訓重點是戰場：我們研究盟軍和敵方部隊的戰鬥命令和作戰戰術，學習看地圖的能力和偵察程序，掌握盤問戰俘的技巧。我們之所以被挑選參加該培訓課程，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具有一些特殊才能，比如語言能力和對外國文化的熟悉，這些技能對於我們這個小組的最終目的地——歐洲戰場——非常有用。 我在里奇營遇見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在後來的人生道路上我和這些人再次發生聯繫。他們是：菲利普·約翰遜，當時是名初級建築師，已經參與了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工作；約翰·克盧格，出生在德國，後來創建了媒體國際集團（Metromedia）；約翰·奧克斯，後來負責編輯《紐約時報》的社論刊載頁；弗雷德·亨德森，具有部分印第安阿帕切血統，是常規部隊軍官，戰爭結束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供職。他的兒子布賴恩在20世紀60年代加盟大通銀行，然後在美林證券謀到了一個高級職位。 完成培訓課程後，我被任命為學校法國部分的教官，在學校又工作了3個月，培訓法國軍事機構方面的知識，用法語授課。這項工作為我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使我能夠很好地面對戰爭最後幾年我在北非和法國的任務。 在阿爾及爾工作 1943年8月底，我在阿巴拉契亞山的愉快插曲結束了。在一個美麗的夏日上午，我打開了密封命令：我被派遣到作戰部的聯合情報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JICA）工作，並指示我立刻到華盛頓報到。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是在五角大樓度過的。在那裡，我得知我將被分配到艾森豪威爾將軍在阿爾及爾的盟軍總指揮部聯合情報署分部。我那流利的法語、對歐洲戰前政局的了解，以及我在里奇營擔任教官的經歷讓我成了一個法國「專家」——或者說，作戰部是這麼認為的。 1943年9月23日，我與大約100名軍人擠在亂鬨鬨的DC–4上離開了華盛頓。我們跨越北大西洋，前往蘇格蘭的普雷斯蒂克——我們緊挨著坐在機艙的「坐椅」上。（那是一種硬邦邦的金屬坐椅，上面有一個個淺淺的凹槽，好讓你把屁股放上去。）13個小時的飛行把人折騰得筋疲力盡。 我在普雷斯蒂克待了兩天，等候前往北非。這時，我遇見了海軍幹事威廉·弗蘭克林·諾克斯。我在芝加哥上學的時候曾經見過他。他提出可以用他的飛機捎帶上我——上面的座位要舒服得多——到摩洛哥的拉巴特，到了那裡，我就能搭乘軍用飛機去阿爾及爾。 由於我要進入作戰區域，部隊發給了我一把點45口徑的手槍、2個彈夾、20發子彈、一個急救箱、一根指南針和一對背帶（我很快就把背帶弄丟了）。他們還給了我一本小冊子，上面寫著在北非行為舉止方面的忠告：「永遠不要在清真寺前抽菸、吐痰」；「不得殺蛇、鳥，有些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長的靈魂就在它們身上」；「如果你看到成年男子手拉手走在一起，不要在意。他們並非『怪異』」。有一本書警告讀者說，不得盯著穆斯林婦女看，也不得觸摸她們的面紗，否則會導致一場暴亂！ 所有這些都沒能讓我想到戰爭時期的阿爾及爾竟然如此美麗。該城市沿著淺綠色的阿爾及爾灣蜿蜒數英里，呈新月形。現代化的法國城區坐落在港口附近，城區有寬闊的林蔭道、漂亮的政府大樓和私人別墅，在星羅棋布的公園之間錯落有致，而公園裡則到處都是海棗樹和艷麗的花卉植物。在它的附近，是舊阿拉伯城區：縱橫彎曲的街道，粉刷的樓宇，高高的光塔，古老的摩爾式城堡。城市的四周是薩赫勒山，遠處影影綽綽地矗立著高山。港口擠滿了盟軍的艦船，街上到處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軍人：美國人、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印度人、南非人，以及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北非的原住居民），當然，還有法國人。 當我到達阿爾及爾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了。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已經從他在突尼西亞的最後一個堡壘里被驅逐了出去，而艾森豪威爾已經在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戰役中奪取了西西里。9月初，盟軍的隊伍穿過墨西拿海峽，開始了進攻義大利半島的漫長而喋血的戰役。阿爾及爾的美麗外表掩蓋了其中醞釀的陰謀詭計。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French Committee on National Liberation, CNL）內部為爭奪在北非的維希法國政府和軍事當局的控制權展開的激烈鬥爭，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這場鬥爭的核心問題是：吉羅和戴高樂將軍，誰會控制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 吉羅是1940年對德國人進行過短暫抵抗徒勞無功的領導人之一。被俘入獄後的吉羅從奧地利的國王城堡越獄，跑到了法國未被占領的地區。吉羅沒有跟德國人合作，保持了清白，同時深受法國軍團愛戴，似乎是代替達爾朗（Darlan）上將擔任北非首腦職務的理想人選。1942年12月，達爾朗被暗殺後，吉羅在羅斯福總統及其高級顧問們的全力支持下，成了法國軍隊的指揮官。看起來，他獲得政治上的控制權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1943年，戴高樂——他後來成了戰後的偉大人物之一——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軍事人員，追隨他的人和他所擁有的經濟資源都不多。1940年法國戰敗後，戴高樂將從敦刻爾克撤退出來並成功地跨越海峽的散兵游勇組織起來，成立了自由法國，宣稱為法國流亡政府。雖然大多數軍官憎恨戴高樂，但丘吉爾卻佩服他的戰鬥精神，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逼迫羅斯福將戴高樂的自由法國納入北非的政治結構里。結果，這兩個對手被一種「強制婚姻」關係拉在了一起，並被要求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 組建情報網絡 我到達阿爾及爾的時候，戴高樂與吉羅的親密關係已經瀕臨破裂。兩人用10個月的時間不斷陰險地調動部隊對付對方。戴高樂在政治鬥爭中顯然占了上風，但獲得勝利卻絕非板上釘釘的事情。對他們兩人的衝突，需要開展紮實的情報工作，不僅因為這種爭鬥會對戰爭產生影響，也因為它可能會對戰後法國產生影響。 北非聯合情報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North Africa, JICANA）是從美國各個情報部門抽調的大約10名軍官和30名軍人組成的。我們的辦公室位於泰勒姆利大街，軍官們住在街對面的一棟私人別墅里。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在北非活動的軍事情報部門的情報，並將情報轉送華盛頓和倫敦。北非聯合情報署的作用是充當情報交換所和郵局的角色。這項工作並不很繁重，軍官們有大量的閒暇時間，可以用於品嘗當地的美酒，四處搜尋黑市餐館，享受不向大眾提供的定量配給美味。 我對這項工作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經相信自己會參與那種能夠用上我的專業培訓的積極得多的情報收集工作。我的上司拜倫·斯威策上校的感覺卻不一樣，作為一個沒有多少情報背景的工程師，他認為北非聯合情報署沒有必要搞自己的情報。我到後不久就給父母寫信說：「似乎誰都不知道我該幹些什麼。」 核對他人準備的報告幾個星期以後，我感到越來越煩躁，便問斯威策上校我是否可以自己試試報告該地區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情形。猶豫片刻之後，他同意了我的請求，於是我開始從無到有創建我自己的情報「網絡」。 老實說，這種任務對於我這個位置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個少尉，卻在跟已經成規模的情報部門——包括威廉·多諾萬上校的戰略情報部——競爭。但是，我也有些優勢。我會說法語，比大多數人都理解政治和經濟形勢。此外，我持有寫給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人物的介紹信，而其中的兩人給了我巨大的幫助。 新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在北非的總經理亨利·謝瓦利爾在阿爾及爾已經生活了多年，在北非各地的商圈裡擁有大量的關係。亨利把我介紹給了幾個殖民地移民（法裔阿爾及爾人）和一些在德國占領北非後離開法國的人。在那些離開法國的人當中，包括艾爾弗雷德·波斯——國家商業銀行北非分行系統很有影響力的負責人，他把我介紹給了權勢顯赫的阿拉伯商人和政治領袖。 我父親的老朋友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總理替我寫信給加拿大駐北非的高級代表喬治·瓦尼埃（George Vanier）將軍。我與瓦尼埃將軍建立起來的友誼又讓我聯繫上了盟國外交界的一些人以及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若非如此，我是很難與這些人見面的。瓦尼埃的武官莫里斯·福戈特上校邀請我跟一群武官一起參加「摩洛哥十日游」。那次旅行使我建立了一些新的關係，加深了我對法國在北非岌岌可危的地位的理解。 我還開始接觸盟國外交圈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裡的高級人物，包括堅決支持吉羅的羅伯特·墨菲大使——正是他為盟軍在北非的登陸鋪平了道路。我還見到了墨菲的幾個著名副領事，比如後來跟我一樣也加入了大通銀行的里奇韋·奈特。我正是在阿爾及爾第一次結識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創始人、當時負責戰場心理戰計劃的威廉·佩利和他當時的副手之一、後來成了《財富》雜誌出版商的C·D·傑克遜。 不到幾個月的時間，我就建立了一個範圍廣大、人數眾多的情報網絡，使我能夠深思熟慮地報告北非當前的政治形勢。斯威策上校看到了我的工作成績，便主動給予幫助，甚至批准我短暫出訪阿爾及爾、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各地——駕駛吉普車走大約一萬英里——以及用兩個星期時間訪問開羅和伊斯坦堡，以便加深我與法國情報官員的聯繫。我們估計華盛頓方面的反應是肯定的，因為我沒有被喊停。 內幕 我所開展的關係中，最有價值的是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指揮部的內部。尤其有兩個人能讓我獲得吉羅與戴高樂之間紛爭的內幕消息。母親的一個朋友把我介紹給了戴高樂的副官艾典·伯林·德羅齊爾。跟戴高樂的大多數隨同人員一樣，艾典與大多數美國人都保持著冷冰冰的距離，但他對我十分友好，有時為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加爽快的是吉羅的副官利昂·德羅森。從俄國革命中逃出來避難的利昂從底層一步步上來，成了菲亞特組裝廠在普羅旺斯的主任。1939年，他加入了法國的外國兵團，1942年年底當上了吉羅的副官。我和利昂成了好朋友，他非常願意為我提供有關戴高樂與吉羅之間爭鬥的情報，因為——毫無疑問——他感覺這種情報能夠傳送到華盛頓富有同情心的人那裡。 連利昂也意識到，吉羅在政治上的無能以及他與保守型政治圈子的關係，使得他很難贏得與戴高樂的政治鬥爭。在另一方面，戴高樂則既精明又無情，逐步地占了上風。隨著時間的推移，吉羅變得越來越孤立。當我驅車行駛在阿爾及爾的主要街道——共和國大道——的時候，我看見法國三色國旗旁邊飄起越來越多的藍白洛林十字旗——那是戴高樂的解放標記。 1944年4月，鬥爭結束了。戴高樂將吉羅擠出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並將他流放到奧蘭附近的穆斯塔加奈姆。幾個星期以後，也就是吉羅倖免於一次暗殺企圖後不久，利昂邀請我周末去看他們。我跟將軍談了幾個小時，他向我詳細講述了自己越獄的經過、他在法國南部幾個月東躲西藏的日子，以及在那幾個星期里他如何與盟軍談判，從而使其進駐北非的。吉羅是個頗具軍人氣質的驕傲的人，帶著尊嚴悲傷地接受了自己的失敗。他讓我看到了政治形勢——該形勢對戰後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向華盛頓作了匯報。 我的許多報告都集中在馬格里布各地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中間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上。我在一份報告中說：「德國在北非阿拉伯人中的宣傳不再起作用，阿拉伯人支持盟國。在阿爾及爾，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沒有根本的敵視……阿拉伯人主要反對的是殖民地移民……北非穆斯林的最終目標據說是要取得與其他民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 我很清楚，儘管阿爾及爾已經被納入「作為宗主國的法國」，但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卻仇恨法國的控制。1960年的阿拉伯起義將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推到了高潮，這種意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初見端倪。然而，獨立目標的實現經過了一次慘烈的殖民戰爭，法蘭西共和國因此差點崩潰。 雖然我在北非的職責並不危險，但卻出現過幾次極端的險情。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一次是在我從摩洛哥到奧蘭的常規飛行中，而且並不是因為敵人的炮火。當時我正乘坐一架DC–3，湊巧跟阿德萊·史蒂文森同行——這位美國海軍部長的助手當時正在執行任務。我們遇到了嚴重的湍流，但真正的問題是雲層的遮蓋讓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方位而在奧蘭著陸。飛機沒有配備雷達，飛行員盤旋了很長時間，希望能夠找到浮雲的縫隙。我從飛行員的肩膀上方看過去，發現燃油指針正恐怖地指向零。飛行員明顯露出緊張的神色，阿德萊臉已經綠了，我的臉色恐怕也沒什麼兩樣。萬般無奈之下，飛行員駕機穿過雲層，以辨明自己的位置，希望我們不會撞上沿海的山樑。我們不知下降了多長時間，最後終於穿過了雲層，到達了大約100英尺高的降落地帶。飛行員安全著陸，可怕的飛行在平淡無奇中結束了。 回家探親 1944年7月，斯威策上校安排我作為信使護送我們的情報郵袋到華盛頓。到達目的地後，我獲准放假15天，看望佩吉和孩子們。現在，我們有了3個孩子：最小的內瓦在6月出生，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這是一個難得的喘息機會，現役軍人很少有機會享受。同時，我還有機會向佩吉保證說，我很在乎她，很想念她，並告訴她在我的生活中她有多麼重要。她是有理由擔憂的，因為我的書信儘管十分頻繁，卻總要耽擱幾個星期。問題出在縮印郵遞系統：信寫在一張紙上，經過檢查後製成縮微膠片送到美國，然後再放大恢復至原來的尺寸，最後再郵寄。這個複雜的過程讓佩吉倍感焦慮。我的假期實在太短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深入聊一聊，我又該歸隊了。 法國西南 我回到阿爾及爾的時候，正趕上1944年8月盟軍進軍法國南部的前夕。阿爾及爾這座城市變得死氣沉沉，我幾乎已是無所事事。我急於調動工作，最後，我終於在10月初接到了新命令，我臨時被調到T部隊——那是附屬於亞歷山大·帕奇的第七集團軍的一個前線情報部門，當時已經沿著羅納河前進，在里昂附近加入了巴頓將軍的第三集團軍。我在法國東部的多勒附近加入了隊伍。前線只有幾英里遠，人員和物資不斷地送往萊茵河方向，炮火聲時時在耳邊響起。 T部隊是詹姆斯·龐佩利上校的「發明」。我剛到的時候，他已經是北非聯合情報署在阿爾及爾的副指揮官了。該部隊的任務是和前線作戰部隊一起行動，在敵人實施破壞之前獲取科技情報。然而，上校想著給我安排一種不同的工作。他很欣賞我在阿爾及爾的工作，要求把我調去負責一個特殊的任務。龐佩利告訴我，艾森豪威爾的指揮部在羅納河以西、羅亞爾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沒有多少可靠的情報，而在朝著萊茵河方向迅速追趕德國部隊的過程中，該地區被忽略了。有消息說，德國的黨衛軍部隊在該地區活動；還有消息說法國共產黨的抵抗力量控制了農村的大部分地區，只待時機成熟就發動起義。已經知道西班牙共和軍的隊伍還沿著西班牙的交界處活動。由於各個抵抗組織在通過戰地軍事審判和即決執行的方式，藉口清除通敵分子來清算舊賬，因而局面有演變成內戰的危險。 龐佩利上校命令我評估一下政治形勢、經濟狀況以及外國部隊或當地激進組織在多大程度上對盟軍或位於法國西南端的法國新政府的政權構成了威脅。龐佩利籠統地分配了我的任務，要我自己設法完成使命。 邂逅畢加索 由於要成功地完成這次任務，就必須取得新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的支持，因此我趕到巴黎，尋求跟隨戴高樂一起從阿爾及爾遷移到法國的幾個老朋友的幫助。我用了幾天時間走訪政府各部門和軍事情報局，取得了幾份事後證明具有重大價值的「致有關人士」的信函。 一天上午，我碰巧遇到了阿爾及爾大學前校長亨利·勞吉爾，他在阿爾及爾的時候曾經是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一個成員。他邀請我到他情人柯特里夫人的家與他共進午餐。柯特里夫人是巴黎的一個藝術品經銷商，我母親在戰前曾與她打過交道。她的丈夫是阿爾及爾君士坦丁一個年邁的前議員，眼下只能坐在輪椅上，待在樓上的臥室里。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午餐會的第四位來賓是畢加索。勞吉爾告訴我，畢加索在戰前也是柯特里夫人的情人。 雖然還不是那麼赫赫有名，畢加索當時也已經是個人物。他很抑鬱，沒談論多少有關他在戰爭時期靜靜地生活在法國南部的經歷。1944年秋天，他剛返回巴黎就加入了共產黨。但是，他對我還是很熱情、友好，知道我母親是他的繪畫和複製品的一個早期收藏者後，他非常高興。那些收藏品是母親在戰前通過柯特里夫人在紐約獲得的。 那次午餐雖然有些窘迫，卻令人難忘。年邁的議員一直待在樓上，而我和他的妻子、畢加索、勞吉爾享受著豐盛的美味。無論是柯特里夫人還是她的兩位情人朋友，對他們過去或眼下的關係都絲毫不覺尷尬，甚至是在我們一起上樓看望她丈夫的時候也很自然。 與世隔絕 1944年11月初，我回到呂內維爾，作旅行前的最後準備。龐佩利上校給我安排了一輛吉普車和一個年輕的海軍隨員巴迪·克拉克當司機兼速記員。我們拉上了一個小掛車，上面裝滿了5加侖容量的桶裝汽油和大量的聽裝口糧，因為那個地區缺乏燃油和食品。我和巴迪在整整6個星期的時間裡完全是孤軍奮戰。我記得那是我一生當中唯一一次在那麼長的時間裡如此徹徹底底地與世隔絕。 我們被分配去的地區是朗格多克、米迪和加斯科尼的古老地帶。那是一次美不勝收的旅行，穿過了歐洲的一些最美麗的鄉村。我們驅車從佩皮尼昂前往土魯斯的時候，看到莊稼已經全部收割完畢，遠處庇里牛斯山的山峰上披上了冬天的第一場雪。不過幾百英里之外，數百萬士兵正在浴血奮戰。 我們訪問了尼姆、蒙佩利爾、佩皮尼昂、土魯斯、波城和波多爾等地區首府，並在那裡見到了戴高樂任命的共和國的地方新長官們。我受到了熱情款待，並且輕輕鬆鬆地就讓他們談起了各自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我還跟路上遇到的許多人聊天，他們代表著各種不同的背景和觀點。在我們走訪過的許多地方，我們都是自1940年以來第一次出現的美國人。那是一次令人興奮、有時又讓人煞費腦筋的任務。 12月中旬，我們回到呂內維爾後，我就每個地區口述了總結報告，然後送往AFHQ和華盛頓。我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能夠證明鄉村出現了顛覆性活動，但政治和經濟形勢的確非常不穩定，而且人們對戰爭的進展心存憂慮。由於冬季即將來臨，食品和燃料供應不足，我提出，如果不從外部輸送這些供給，形勢可能會急劇惡化。（40多年以後，我發現我的報告被保存了下來，我得以從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獲得這些報告的複印件。） 在巴黎收集情報 雖然我原本希望在完成任務以後能夠留在法國，但部隊卻另有安排。我被派回阿爾及爾，在那裡度過了一個淒涼孤獨的聖誕節，同時等候新的安排。終於在1945年2月，我剛被提升為上尉，就接到命令，要我作為助理武官到巴黎報到。 幾個星期以後，拉爾夫·史密斯將軍被任命為武官。史密斯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法國服役，娶了個法國妻子，法語說得很好。他曾經在太平洋參加過戰爭，指揮了1943年對馬金島的進攻。史密斯將軍帶來了他的副官沃倫·T·林奎斯特（林迪）上尉——他曾在馬金島英勇作戰，獲得了銀質勳章。我和林迪成了朋友，與史密斯將軍也相處得很好。他讓我們跟他一起住在聖蓋梅恩大道的住所里。我作為一名助理武官的職責又一次變得模糊不清。史密斯將軍是名戰鬥指揮官，沒有什麼情報工作的經歷。我告訴他我在北非和法國西南所做的工作以後，他建議我設立一個類似的政治經濟情報部門，直接向他負責。他安排林迪和兩名少尉——其中之一是理察·達納，在紐約的時候就是我的朋友，戰後跟林迪一樣都為我工作——與我一起工作。 我圍繞著戴高樂政府成員的各種關係開展了情報工作。很快，我們就匯報了臨時政府及其內部糾紛的情況。我們密切關注與我們競爭的法國情報部門——軍事情報局，也就是戴高樂的秘密部門——以及吉羅殘餘的情報力量。我們聽說戴高樂的情報部門首腦雅克·蘇黛爾在經過「激烈的內閣討論」後被開除了，代替他的是安德烈·德韋夫林，其掩護身份是帕西上校。據信，這個上校曾經是一個右翼組織的成員，而該組織在1937年的一次政變企圖中差點推翻了勃魯姆的人民陣線政府。我曾在頭年作過一份有關帕西的報告，「在阿爾及爾，沒有幾個人更能引起人們普遍的害怕、厭惡、不信任……他已經公開宣布要控制法國的警察部門，這樣他就能清除他眼中的不良分子」。 我有點幼稚地向美國軍方指揮官們發放了一份調查問卷，要求獲得有關法國情報部門的所有資料。毫不奇怪的是，帕西上校獲悉了我的調查。雖然人人都是那麼做的，但被人抓住探聽盟友情況卻是很不適宜的。沒過幾天，帕西上校就把我喚到他的辦公室。他似乎心情很好，友好地揮手示意我坐下。我們愉快地閒聊了一會兒後，他說道：「洛克菲勒上尉，我們已經明白你希望獲得有關我們工作的情報。」他看著我，揚了揚眉毛，仿佛在說「難道不是嗎」，我點點頭。我看得出，他很喜歡看到我痛苦。「可是，我親愛的上尉，」他接著說，「真的，如果你乾脆直接跟我們要，所有這些對你都是公開的。請告訴我你要什麼，我們會很高興向你提供的。」我感謝了他的好意，急忙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幸運的是，並非我們的所有努力都徒勞無功。我們針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和越來越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不斷編制報告。戴高樂在1945年的秋末惹了一身的麻煩。當法國人開始成立正式政府、起草新憲法的時候，他的自負、專斷和一意孤行——這些品性是他在阿爾及爾政治上戰勝羅吉的關鍵——給他帶來了嚴重的問題。還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失去了權力。 雖然我們的大部分情報來自我們自己的情報網絡，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在史密斯將軍住宅里招待法國高級軍官吃飯時獲取的。儲量豐富的酒窖和一桌豐盛的美味佳肴被證明是讓人開口說話的最有效方式。 戰後 1945年5月4日，德國投降，巴黎歡慶歐洲勝利。那是一個美麗的春日，晚上的巴黎成了狂歡慶祝的海洋。使館關閉了，我們都走上街頭，參加了通宵的歡慶聚會。那天夜裡，以及在那以後短暫的時期里，我們經歷了一種獨特的體驗：巴黎人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人而對我們友好備至！ 巴黎——作為一座沒有被戰爭「染指」的城市——在我看來是最美麗的地方。戰爭造成的物資短缺實際上讓城市變得更加光彩照人。汽油是嚴格定量供應的，因此街上基本上一輛車都沒有。我每天早上步行穿過塞納河去使館，只是偶爾見到一輛汽車。然而，街上滿是騎著自行車從市場回家、胳膊下夾著長長的麵包的婦女；她們小心翼翼地把長裙坐在車座上，因為騎車的時候裙子會兜風飄起來。 我急切地想回家，但還沒有掙夠退伍所需要的「點數」。在這個時候，史密斯將軍派我執行了幾個很有意思的任務。其中的一個任務——那是在德國剛剛投降10天的時候——把我帶到了法蘭克福和慕尼黑。盟軍的炮火幾乎摧毀了這兩座城市，破壞的程度讓人瞠目結舌。在法蘭克福，我自1938年以來第一次見到了我在哈佛大學的老朋友恩斯特·蒂弗斯。戰爭一結束，恩斯特就志願為美國占領軍工作。我們的會面很不容易，而恩斯特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讓朋友聽來實在悲哀。他從來沒有加入納粹，但為了保住他們家族生意的繼續運轉，他作出了讓步，違背了他自己的原則和價值觀念。 在慕尼黑，我回到了1933年曾經在德弗萊格家住過的大街。街上到處都是瓦礫，大多數房屋已經被摧毀。德弗萊格家的房子僥倖沒有遭到嚴重破壞，他們一家人在門口迎接我。見到我，他們又驚又喜，紛紛圍上來問個不停。看到他們我非常高興，也為他們躲過了戰爭的劫難而感到寬慰。但是，經過那麼多年再次見到他們，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可怕激情如今將我們分開了：迪克·吉爾德、沃爾特·羅森和比爾·沃特斯的死，我親眼看到的法國和德國遭受的破壞，還有我離開我們家而荒廢的年華。德弗萊格一家並沒有發動戰爭——的確，他們因為這場戰爭而遭受了磨難，但是，恐怖的悲劇是從那座城市開始的，而僅僅幾年前，我還曾經親眼看著它的「惡魔天才」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 第二天，我參觀了達豪，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很不相稱地依偎在慕尼黑以北柔美的山巒中間。集中營里的囚犯已經被解救了出來，但人們還能看到他們曾經住過的營房，以及焚燒那些形容枯槁的屍體的焚屍爐。崗樓下面，碎衣片仍然掛在銹跡斑斑的鐵絲網上。它使我理解了過去從來沒能理解的納粹政權的恐怖，而其全面的內涵，我們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去發現。 回家 1945年8月，溫斯羅普舅舅轉道巴黎來看我。我們談起了我將來的打算。他說，大通國民銀行——他是那裡的董事長——是我可以選擇的合理道路。我沒有給他明確答覆，但我表示要認真考慮一下。 10月初，我接到命令回華盛頓。我給佩吉寫信說，我無法知道動身的日期，知道後也不能通知她。佩吉已經急不可耐，便趕到華盛頓，住到內爾森在福克斯豪爾路的家。整整一個星期，她每天都開車去機場，焦急地在到港的軍人中搜尋。每天，她都失望地回家。當我終於擠上一架飛機以後，飛機卻在紐約著陸了。我立刻給她打電話，但我第二天才能趕到華盛頓與她重逢。 我和佩吉歡天喜地地再次團聚。當我看到我的3個孩子——戴維、阿比和內瓦——時，簡直不知該怎樣表達自己的情感，對於他們來說，我是一個陌生人。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才接受了這個事實：我是他們的父親，而不是跟他們爭搶他們母親的時間和關懷的對手。 戰爭的代價是慘重的。在我不斷旅行、結識有趣的人的同時，佩吉卻有著另外一番經歷。她承受著定量供應的限制，以及我再也回不了家的那種無時無刻不在的恐懼。那是她度過的孤獨而艱難的年月。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正與她的母親進行一場令人困惑的鬥爭。她母親仿佛把她當成了一個孩子，告訴她如何穿著，如何裝飾我們的家，如何撫養孩子們。佩吉對此非常痛恨，但又感覺無力抵抗，直到多年以後她才告訴我這一切。她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使她的抑鬱症一再發作。 佩吉與抑鬱症鬥爭了20多年。她的轉折點是在她擺脫她母親、尋求心理諮詢的時候。最後，她克服了自己的問題，而她一生中的最後20年是她最幸福的時光。 與我同輩的人們經常談論他們戎馬生涯的是是非非。我本人覺得戰爭給我帶來了益處。剛開始的時候，我感到困惑、迷茫，但不久就學會了適應，然後又學會了如何為我的國家有效地應用我新掌握的技能。回顧戰爭年代，我覺得那是我一生中後來的大部分所作所為的一個價值無比的培訓和檢測場地。我發現了與地位顯赫的人建立關係的價值——那是實現實實在在目標的一種途徑。那也是我後來在一生當中遵循的關係網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