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八章　一篇論文，一個妻子，一份工作

我回到紐約之時，幾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的安撫政策最終未能平息希特勒的行動，也沒能改變他創建德意志大帝國、讓德國再次凌駕歐洲的目標。隨著不可抵擋的閃電戰吞噬了波蘭，我讀著報紙、聽著廣播，心中感覺越來越恐懼。那是一種新型戰爭，我不由得為自己以及我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朋友們的未來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我的畢業論文。我選擇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園大道的家裡，以躲避紐約市固有的喧囂紛擾。住在「基魁特」對我來說在幾個方面都非常合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離佩吉·麥格拉思很近。我父母會來過周末，若非如此，我便是獨自一人。我把祖父臥室旁邊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書房。吃飯的時候，我聽著管風琴的樂聲——聽起來像是鋼琴，我尤其喜歡《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 and Isolde）的詠嘆調。一旦我需要在知識探索的征途中喘口氣，或者在面對「白紙一張的恐懼」時，我可以打高爾夫球、騎馬、到娛樂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孫河的樹林裡散散步。這種日子的確很愜意。 我戰戰兢兢地開始了我的論文寫作，因為我過去從來沒有從事過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寫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沒有教授可以依賴。我痛苦地意識到，我必須針對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主題撰寫出體現創新思想的文章。 閒置與浪費的「思考」 我的論文——《閒置資源與經濟浪費》——論述的是一個範圍很廣的話題的一方面：要糾正作為大蕭條時期典型表現的超常失業率和工業產能的閒置問題，主要應當依靠市場因素還是政府的干預。哈耶克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信賴的是市場因素，而凱恩斯及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卻認為，只有政府干預——包括赤字財政和刺激經濟的政府投資——結合經濟結構的根本性重組，才能使美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恢復到全面就業和繁榮興旺的鼎盛時期。 我所探討的論點涉及範圍較窄——工業產能的應用。這個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前一直沒有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在那個時候，雇用著成千上萬名工人的大型工業公司——包括汽車廠、鋼鐵廠等——是美國經濟領域裡唱主角的。由於大蕭條的原因，這些工廠中有許多已經歇業，或者運行的規模只是其產能的一小部分。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局面意味著浪費，因為工廠沒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嚴重的個人困境。許多人認為，政府應當通過建設公共設施或直接向失業人員發放救濟的方式往經濟領域投入資金，這樣就能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刺激私營部門的活力，而私營部門就會反過來利用其閒置的能力，提高人們的就業水平。我所論述的具體問題是，閒置的產能是否如同許多經濟學家所強調的那樣被浪費了。 胡佛和羅斯福兩屆總統都通過年度預算赤字在經濟領域投入了資金。雖然形勢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出現了緩慢的好轉，國家還是有一支龐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業隊伍，工業產能的很大一部分還是閒置著。經濟學家研究了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種解決辦法。我覺得有很多研究都沒有能夠準確地定義其所使用的術語，而他們的結論如果得以應用，有可能會導致不合適的、不明智的財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發表了一系列分析報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預的意見。有一個欄目提出「超低消費是一種痼疾，是工業組織現有結構形式所固有的」，而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僅是浪費，而且也是我們的經濟體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制訂一個永久性公共計劃，消除借貸限制，增強政府在經濟生產計劃方面的作用。 我覺得，更能說明為什麼沒能理想地實現工廠產能的全面、長期有效的解釋是——「企業家的愚蠢和缺乏遠見」。於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訂明智的計劃，就只能由其他人來擔當這個角色了。 類似這樣的論斷引導著我深入探討浪費的經濟和道德含義，以及在什麼情形下沒有得到應用的產能構成了實際意義上的浪費。我發現，這些論調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一種不健康的錯誤認識，即把閒置和浪費等同了起來。事實上，閒置並不等於浪費。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廠關門的原因是品位和技術方面的變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麼重新開張就是一種浪費。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此類研究認為，產能沒有得到應用或造成資源閒置——並由此導致了高失業率和低收入，不論當時的情形好壞——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家和公司經理們作出了自私的決定：保持低產量，以便獲取高價格和巨額利潤。 我發現這一觀點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決定不使用其部分產能的原因有很多：購買材料的困難、季節性波動、高賦稅、政府管理過度，甚至是他自己沒能正確理解市場。如果某工廠因為技術或者消費者品位的變化而關閉，則工廠繼續運營所造成的浪費更多，還不如將其剷平，另起「爐灶」。 我的結論是，如果某種經濟資源未能得到應用，這一點本身並不是浪費的表現。從務實政策的角度說，這意味著：如果把工廠閒置現象當做將干預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據，那麼就會導致不當行為，產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時明確指出，在出現極端的情形時——比如嚴重削減總需求的經濟蕭條——政府投資這種刺激手段不僅是一種防衛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當時，我對於商人的決策過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曾經教過我的經濟學家的思考模式。但是，當我今天再次閱讀我的論文時，很顯然，對我影響很大的不僅有熊彼特、哈耶克和奈特，還有我的祖父。 在論述像他那樣的商人的行為時，我指出，那些認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欲望是企業家唯一驅動力的想法是錯誤的。誠然，賺錢的欲望是一個重要的動機，但還有其他動機，而且其重要性常常並不亞於賺錢。正如我在論文中所強調的那樣：「企業家身份本身代表著一種機會，用於滿足人的發明創新、追求權力和賭博的本性……事實上，對成就過程的追求本身對於許多人來說就是一個目標，而在那些人眼裡，利潤是一種值得付出努力的副產品。忽略了這個事實，是很容易產生誤導的。」 換句話說，經商的一部分樂趣就是完成自己制訂的計劃，實現重要的目標，創建某種不朽和無價的東西。我論述說，除了利潤方面的動機和個人的滿足感之外，商人決策的基礎不僅是分析評測其決策對盈虧表和收益報表的影響，而且還有對其工人以及更大範圍的社會的影響。 祖父一定會贊成這些論點。利潤方面的動機是成就的準則，但個人目標是通過社會形成的，而這些目標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會的需求和目標時，才有意義和價值。我在自己的事業中，一直試圖踐行這些原則。 我全神貫注地投入了幾乎6個月的時間，於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論文。我後來還清楚地記得將自己的論文終稿裝進信封寄給奈特、瓦伊納和蘭格教授的情景。跟所有作者一樣，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讀者會有何反應，但我確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很完美。我的論文委員會認可了我的論文。4個月後，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學位。 佩吉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並不是僅僅在學術領域裡勤奮耕耘。對佩吉·麥格拉思的追求，讓我有了非常愉快的放鬆機會，並且最終開始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關係。 我和佩吉已經相識多年，但是我們是在我從倫敦回來之後才開始頻繁而認真地交往的。她的父親西姆斯·麥格拉思是華爾街著名律師事務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脫（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個合伙人，她的母親內瓦·馮贊特·史密斯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一位前任總裁的女兒。在大蕭條期間，麥格拉思家經濟損失慘重，但還能夠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風格的宅子裡，距離「基魁特」整整22分鐘的車程。那條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幾乎被車輪碾壞了。 佩吉喜歡韋斯特徹斯特縣的靜謐生活。她很寵愛自己親自照料的馬——那匹馬名叫「士兵」——並訓練它跳躍，帶它獵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帶有很多朋友，她喜歡在騎馬的時候出其不意地拜訪他們，而且常常留下來吃飯。佩吉是個充滿樂趣、喜歡探險獵奇的人，總是第一個參與某種不合傳統的新潮。 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喜歡惡作劇。跟她一起上過芒特基斯科的里波灣學校的老朋友們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她和一兩個同學——包括她的妹妹艾琳——會在冬天的某個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塊林堡奶酪放到散熱器的後面。學校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課，因為他們要忙於驅散大樓里的氣味。 後來，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學校——那是費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進修學校。她是有名的「麥格拉思蝙蝠」，以規避學校的規章制度為樂，尤其是那些旨在讓女孩們晚上待在自己房間裡的規定。通過仔細觀察，她弄清了樓里每一塊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處走動，到她的朋友那裡去串門。 我自己就目睹過佩吉的一些惡作劇。有一次，她把一個東西放進了本吉·弗蘭克林心愛的新車引擎里。當本吉發動汽車的時候，「砰」的一聲巨響，冒出一股濃煙。本吉一臉驚慌地從車上跳下來，在引擎蓋下面瘋狂地搜尋，直到他注意到我們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遺傳了她父親的正義感，嚴格地遵循高道德標準。她也繼承了她母親在許多事物上的優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選令人賞心悅目的服裝方面——她在這方面的優勢同時也得益於她那美妙的身材。 雖然佩吉喜愛鄉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際圈子，但她卻非常喜歡參加聚會。事實上，我們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就是於20世紀30年代初在長島為青年女子首次進入社交界而舉行的一次晚會上。而在我上大學期間，我們經常在舞會和其他聚會裡見面。我們兩人都喜歡跳華爾茲舞，由於這一共同喜好，我們一起度過了許多愉快的晚上。我們最喜歡的是聖雷吉斯屋頂舞廳和彩虹舞廳。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彩虹舞廳的一次波爾卡舞比賽中勝出。 我從第一次見到佩吉，就發現她具有某種與眾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還沒有愛上她，但我發現自己在晚會上經常尋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別的女孩。她很有格調，交談時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好。因此，當我於1939年秋天回到紐約的時候，我的感情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希望儘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給她打好幾個電話。她經常到「基魁特」來看我。我們一起聽著風琴，或者在家族地產上某個美麗的地方野餐。我們一起在叢林中漫步，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堅固的友誼關係演變成了某種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節，我開始認真考慮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氣。佩吉給了我答覆——那是在整整24個小時以後。 當我告訴我母親時——過去我從來沒有向她提起過這種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無風趣地說：「啊，戴維，我並沒有大吃一驚，因為我看了電話賬單，上面有很多打給芒特基斯科的電話。」 為了買一枚訂婚戒指，我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積蓄——大約4 000美元，那是我當時所有財物的總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決定，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了55年快樂的時光。在我們的感情道路上也有過崎嶇坎坷，但我們對彼此的愛與日俱增。 「小花」 論文大功告成，博士學位也拿到了手，該是考慮職業問題的時候了。對於自己想幹什麼，我並沒有明確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沒有興趣走進約翰、內爾森和勞倫斯已經加入其中的家族辦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時候，比爾·本頓和比爾茲利·拉姆爾跟我說起過與重要政治領袖——包括羅斯福總統、紐約州州長赫伯特·萊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關係的勞工和公共關係顧問安娜·羅森堡（Anna Rosenberg）。本頓與安娜取得了聯繫，告訴她我對政府服務工作的興趣。我們見面後，安娜建議我從寫論文的時間中抽出幾天來了解紐約市政府的不同領域。她安排我參觀市政府的幾個部門，包括一個城市寄宿處和施食處。還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個兒童法庭上，觀看法官如何處理青少年犯罪的案子。 這些經歷引起了我對公共服務的興趣。當安娜問我是否喜歡跟市長拉瓜迪亞一起工作時，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廳報到，作為市長的一個「年薪1美元」的秘書開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個大辦公室里工作，中間隔著兩名速記員用的一個小辦公室，然後才是市長那富麗堂皇的辦公室。鑒於我的工作職責，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亞的辦公室十幾次，而且我要旁聽許多會議和職員大會——那些會議常常充滿了喧鬧的爭論聲。我要給每天收到的幾十封來信起草回函。我讓速記員記錄我的回信，並將回信送到市長那裡簽字。拉瓜迪亞對我的工作似乎很滿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簽字。 人稱「小花」的拉瓜迪亞脾氣十分暴躁，儘管他能夠隨時控制自己的脾氣。然而，他常常處於暴跳如雷的狀態。當我坐在辦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時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門前的電線杆太高的布魯克林某個商人談話的時候，會突然聽到他把辦公桌上的什麼東西摔在地上，衝著某個瑟瑟發抖的下屬咆哮起來：「你這個愚蠢的狗東西！我怎麼能用這種低效率來管理一個城市？」這種痛斥會持續幾分鐘，然後用不了多久，我會看到那個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傢伙從辦公室里匆匆地溜出來。 這種呵斥，有時連負責市政府各個部門的局長也不能倖免。他們其中的一個是負責市場的局長小威廉·費洛斯·摩根，他來自紐約的一個古老家族，出於一種公民責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亞分配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亞收到針對費洛斯的部門的投訴，就會把他召喚到自己的辦公室，用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惡毒語言劈頭蓋臉地批評一頓。可憐的費洛斯戰戰兢兢地坐在那裡，在羞辱、憤怒和恐懼交織的心理作用下渾身顫抖。 拉瓜迪亞對他的秘書們同樣殘忍無比。她們工作加班加點，對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時分，如果市長發現了信中的某個錯字或類似的問題，他就會毫不留情地把她們痛罵一頓，直到她們淚水漣漣。 拋開這些缺點不說，拉瓜迪亞是個極其令人敬慕、超凡出眾的政治家。他是我一生見過的當之無愧的最好的紐約市市長——至少在魯迪·吉烏利亞尼出現之前如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如果說拉瓜迪亞性情急躁、脾氣火暴的話，那麼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個政府已成了腐敗代名詞的城市。幾年前，臭名昭著的詹姆斯·J·沃克讓貪污受賄達到了明目張胆、花樣百出的頂點。大多數市政府職員認為，自己得到晉升的唯一途徑就是買通合適的人。搶劫、敲詐、謀殺和賣淫之風盛行，而法官們則收了銀子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拉瓜迪亞用他個人的性格力量整頓了紐約。當他衝著人們大聲吼叫的時候，那是因為某些嚴重的腐敗、低效率或做事馬虎的原因。他對自己十分苛求，對自己身邊的人也是同樣的要求。他會毫不猶豫地在半夜時分給人們打電話，要求他們在第二天某個時間之前為他準備好某些東西。 他還是一個喜歡招搖過市的人。他那輛7人座克萊斯勒轎車配備了閃光燈、警笛和警方的電台，隨時了解城市周圍發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災。當他聽到火災的消息時，他會改變方向，急忙趕到現場，帶上他的消防頭盔，開始發號施令。他非常投入，消防隊員們並不介意，而紐約的人們——以及報界——喜歡這一點。拉瓜迪亞還是個見義勇為的英雄。有一次，他幫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燒的橫樑壓得無法動彈的消防隊員。他對這個城市的方方面面都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有時去舉著旗子阻攔飆車的司機，給他們上一堂安全駕駛的課。 他的克萊斯勒是一間活動辦公室。他在離開市政廳的時候會時不時地拉上我，這樣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車上修訂他的回信，或者討論某個他感興趣的項目。我們常常會一路談論經濟問題，然後，當我們到達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個活動地點時，他就會跳出車子，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有時候我懷疑他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給他的聽眾作一個針對性很強的演講。他很真誠，不是許多政客用於塑造形象的那種虛假的真誠。拉瓜迪亞是個有信仰的人，並且身體力行。 我記得自己曾陪伴市長去參加一個新設施的開業儀式，該設施是由衛生部用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在布魯克林附近修建的。聽眾是當地一所小學的學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對於那天自己要跟孩子們談些什麼，心中並沒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紹了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價值，以及該署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的作用；然後又介紹了衛生部的價值，及其對城市運轉所起的關鍵作用。接著，他又平穩地轉到擁護民主的話題，說到衛生部顯然是其中的一個關鍵角色，然後又談到了美國國家本身。孩子們聽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這個行業的人聽到這個演講，一定都會感覺自己是個英雄。演講結束的時候，我的眼裡噙滿了淚。那完全是一次即興演講，因為拉瓜迪亞是發自內心講的話，所以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與拉瓜迪亞勢均力敵的一個局長是羅伯特·摩西。摩西憑著自己的能力成了一個實權人物。他曾經是阿爾·史密斯的立法助理——當時，史密斯在紐約州的州眾議院工作——並在20世紀20年代史密斯擔任州長期間，與他工作關係密切。摩西是個十分認真的人，是建造紐約那令人仰慕的公園系統以及紐約大部分交通運輸系統的驅動力。事實上，50多年來，摩西一直是紐約市和紐約州的一個實權人物。在這期間，他的頭銜眾多，但儘管有那些頭銜，摩西一直是個實幹家。與紐約市基礎設施相關的事情，幾乎所有都要經過他所掌管的某個部門的處理。戰後，我到他那裡工作，親自經歷了莫寧賽德區和曼哈頓南部的再開發過程。 摩西畢業於耶魯大學。與許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個廉潔正直的人。他是個忠心耿耿的公僕，致力於讓設計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項目能夠達到更高的水準，但是他在實現自己的目標方面常常殘酷無情、獨斷專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與拉瓜迪亞匹敵，無論是智慧還是純粹的性格方面。他在走進市長辦公室的時候，總是用一種平靜的口吻和紳士風度跟我隨意地打個招呼。幾個月以後，我常常聽到他們兩人在進行嗓門「比賽」，在市政大廳的另一頭都能傳出回音。但是，這種爭執在涉及摩西的時候結果卻不同，拉瓜迪亞尊重他，雖然他感到怒火中燒，但會平等地對待摩西，而不會像對待其他人那樣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長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時間裡，我最大的項目是出租於1939年開業的拉瓜迪亞機場的商業面積。機場是市長為之驕傲、為之津津樂道的寶貝，他希望它能夠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主候機樓在設計上沒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業面積，這一點使得市長的目標很難實現。我和建築師威廉·A·德拉諾找到了可以開設店鋪和展櫃的地方，然後我便四處招租。結果，我表現得像一個很像樣的推銷員。卡地亞在旋轉樓梯口租用了一小塊地方，放了一個珠寶櫃檯。我又將其他空間租給了花店、銀行、男子服飾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飛機還很新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參觀機場，其目的只是為了觀看飛機的起飛和著陸。我們在眺望跑道的一個封閉陽台上修建了一個觀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門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創收接近10萬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參加工作一個月以後，我跟市長單獨坐在車裡，跟他說起了我要結婚的計劃。我估計佩吉不會反對，便對市長說我們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夠請假去度蜜月。市長表現得非常熱情，並祝我求婚成功。幾個星期以後，我告訴他佩吉已經接受了我的求婚，他便帶我們到中央公園的餐廳就餐，然後又帶我們到城市大學的古根海姆體育館去慶祝。他還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紐約貝德福德的聖馬修教堂——那是美國新教聖公會的一個迷人的小教堂——結了婚。我哥哥約翰當男儐相，另外幾個哥哥和我的大學室友們當男迎賓員。麥格拉思夫婦在自己的家裡舉辦了招待會，參加招待會的客人有200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與他的兒子埃茲爾以及雙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們在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大蒂頓山的JY大牧場——度過了我們的蜜月。我們在黃石國家森林公園進行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們每人都打中了一頭駝鹿（後來，我們兩人對狩獵都失去了興趣，但我們對荒野背包旅行的興趣依然如故）。我和佩吉大部分時間廝守在一起，享受著新婚的幸福，計劃著我們的未來。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那段時光。時間過得太快，我們不得不返回紐約。 「備戰」 婚後，我繼續為拉瓜迪亞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國進入歐洲戰場，與日本對抗的可能性越來越大。1940年中期法國淪陷以後，國防開支大幅度增長，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我們自己的「備戰意識」，一方面是為英國（後來又為蘇聯）供應軍事和其他裝備。 政府的採購合同幾乎包羅萬象——從坦克到巧克力，從而刺激了人們將老工廠翻新改造，用於生產新產品，同時刺激了新工廠在全美各地的興建。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從而產生了許多始料不及的問題：醫療設施不足，戰爭人員沒有住房，當地缺乏水和食品供應，校區擁擠不堪。為了解決許多此類問題，羅斯福政府設立了國防、健康與福利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當時用縮寫字母表示的各種政府機構之一。區域辦公室在美國各地設立起來，羅斯福請安娜·羅森堡負責紐約地區。 安娜是市政廳的常客。有一天，她來到我的辦公室說，也許時機已經成熟，我該介入「備戰」工作，作為國防、健康與福利事務辦公室的助理區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這個時機對我似乎非常合適。跟拉瓜迪亞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我對市政府已經了解了許多，但一年半的時間好像夠長了。安娜為我提供的工作是帶薪水的，而我感覺這份工作能夠給予我與拉瓜迪亞一起工作時從來沒有獲得過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經驗。 安娜分配我負責紐約北部的一大塊地區。在該地區運營的公司面臨許多問題，員工住房問題是最嚴重的。大蕭條已經進入尾聲，而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們還是願意走很長一段路。聖勞倫斯河沿岸和加拿大邊境附近的許多小城鎮——比如沃特敦、馬塞納和奧格登斯堡——的住房難以滿足如此規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努力協調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憊不堪的當地官員和控制著建設住宅所需資金的聯邦政府官僚。我學會了談判，學會了如何應對每天出現的意外事宜。 在我接受這份工作3個月以後，日本轟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開了完全不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