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七章　向偉大的經濟學家學習

1936年9月中旬，我和迪克·吉爾德參加了克利夫蘭的共和黨大會，觀看了堪薩斯州州長阿爾弗雷德·蘭登的提名——提名他與深得人心的羅斯福總統進行一次孤注一擲的競爭。我們家族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支持共和黨——祖父告訴我他在1860年投了林肯的票——而且我也一直把自己當做共和黨人。該黨的忠誠黨員們對競選獲勝的機率感到悲觀：進步派反對新政，但看到了政府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必要作用；保守派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次布爾什維克革命，希望回到19世紀的自由世界。兩派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 大會結束後，我和迪克回到劍橋，再次住進了艾略特樓的老套房。迪克進了哈佛商學院，而我則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開始了艱難的經濟學研究生課程。 熊彼特和凱恩斯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作出了正確的決定。我開始讀研究生課程的時候，凱恩斯關於通過政府干預來刺激經濟活動的頗具爭議的想法在業內外的廣泛領域裡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那年，對我影響最深的是熊彼特。事實上，我在研究生課程中的一個學術頂點就是他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課。熊彼特是公認的世界頂級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奧地利的政壇一直很活躍，並在1919年擔任過短期的財政部部長。在20世紀20年代，他還在維也納經營過一家私人銀行。1932年，他來到哈佛大學。我於1936年秋季遇到他的時候，他已是50多歲了。 熊彼特最感興趣的是企業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已經成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傳統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舊秩序捍衛者。他同意凱恩斯的觀點，認為必須採取某些措施來應對大蕭條帶來的史無前例的失業率，以及大蕭條所導致的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然而，他否定了凱恩斯理論的核心內容，即沒有政府的干預，資本主義經濟就會遭遇長期的大量失業和經濟活動水平的下降。 熊彼特擔心，凱恩斯主義會用政府控制永久性地取代正常而健康的市場運作。這些「異教邪說」已經在一些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對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方面產生的影響，令他感到極其不安。 熊彼特擁有矯健的身材，一身貴族的打扮，年輕的時候曾經參加過賽馬比賽。他很喜歡女人，據說有過許多漂亮的情人。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說自己有3個人生目標：要成為他那一代人當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情人和最偉大的騎手，但是他感覺自己還沒有實現自己的夙願——至少在馬術方面！與大多數哈佛大學教授不同的是，他身穿精心裁製的時尚西服，口袋上方露出一方絲綢手帕。他總是急匆匆地走進課堂，從口袋裡抽出手帕，衝著教室一甩，然後摺疊起來，仔細地擦拭一下自己的眉毛和正在謝頂的腦門，然後才用他那濃重的德國口音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們開始上課。」 後來憑藉自己的能力成了著名經濟學家的保羅·薩繆爾森那個學期也在聽熊彼特的課。保羅已經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而且是個出色的數學家。由於經濟學已經非常依賴數學分析，因此熊彼特經常叫他到黑板前，寫下我通常不理解的複雜的經濟學公式。我是在對微積分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學習研究生課程的，而微積分那時已經成了經濟分析的關鍵。雖然我的大學論文論述的主題涉及了經濟學，但大學期間我只上過兩門經濟學基礎課程，需要補學的東西有很多。 保羅那令人欽佩的經濟學知識使我對自己非常一般的背景知識更加感到自慚形穢。但是，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我記得自己走到教室外面的公告欄查看我們公布的分數時，我又驚又喜地發現，我得了一個A–，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我站在那裡，正為自己激動的時候，保羅走了過來。他得了一個A，看上去也是喜不自禁，直到他看到了我的得分，正排在他的名字上頭。他的臉色立刻陰沉了下來。顯然，如果像我這樣的一個新手也能得個A–的話，他的得分就失去了意義。 哈伯勒和梅森 戈特弗里德·馮·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教授的國際貿易課也對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哈伯勒教授因其彬彬有禮的風度而充滿了魅力。他那年秋天剛剛來到學校，以堅決捍衛自由貿易而聞名。他的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備受冷落，因為當時世界各國都推崇保護主義。但是，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產生了重大影響，原因是當時國際貿易得到了發展，世界經濟大幅度增長。 愛德華·S·梅森教授講的課同樣令人興趣盎然，涉及的是國際經濟發展的新生領域。梅森分析了在我們後來稱作「不發達世界」里刺激更加廣泛的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技術投入。他的創新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些年裡成了外國經濟援助理論的領先擁護者之一，而我在自己的事業後期，在我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時候，也深深地涉足了這個領域。 熊彼特、哈伯勒和梅森的課成了我的經濟學高級入門課程，為我在那個關鍵時期興起的經濟學理論方面奠定了堅實基礎。我發現自己非常喜歡這門課，甚至可能有這方面的天賦。 倫敦經濟學院 由於第一年的研究生課程學得很好，因此我決定接著去上倫敦經濟學院。幸運的是，我找到了一位真誠的夥伴，與我共同前往求學。在哈佛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的那一年期間，我認識了同住在艾略特樓的比爾·沃特斯——他的父親在明尼阿波利斯經營一家製造公司。我發現，比爾也計劃第二年去倫敦經濟學院。我們成了好朋友，決定在倫敦同住一個宿舍。 1937年9月下旬，在我們乘船離開紐約的頭天晚上，幾個朋友在飯店裡為我們餞行。參加的人有本吉·弗蘭克林、迪克·吉爾德，還有瑪格麗特·佩吉·麥格拉思。我和佩吉一直相處得十分愉快，但當時還只是把她當做一個好朋友。晚餐的時候，比爾坐在佩吉的身邊，佩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們在特等客艙里安頓下來以後，他說：「你還在等什麼？你為什麼不娶佩吉？」他的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但不知怎的觸動了我的內心。一到倫敦，我就給佩吉寫了一封信，令我欣喜的是，我很快得到了回復。這個稀鬆平常的開始，產生了後來60年中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的關係。 我父親與倫敦經濟學院的關係（勞拉·斯佩爾曼洛克菲勒紀念館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多年來向倫敦經濟學院捐獻了可觀的資金）幫助我解決了在倫敦的住宿問題。父親認識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貝弗里奇，他正要退休，準備去倫敦大學擔任學院院長。我根據父親的建議，給貝弗里奇寫了封信，他提出讓我們租用他在中殿律師學院（Middle Temple）榆樹堂（Elm Court）里的公寓。中殿律師學院是著名的律師學院之一，正好偎依在倫敦市古城牆的裡面，位於黑修士大橋和艦隊街之間。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住在倫敦的中心，距離倫敦經濟學院走路只需要10分鐘時間，而且是倖免於1666年倫敦大火的為數不多的伊麗莎白時期建築之一。公寓相當小，但有兩間臥室，一間餐廳、起居室和廚房。最妙的是，貝弗里奇把他的洗衣女工萊利留給了我們。她同意為我們做飯，並整理我們的房間。事實上，除了為我們洗衣服外，她什麼都承擔了起來！萊利實在是太能幹了。有了她，我和比爾就能款待我們的客人，就能生活得舒舒服服。 不幸的是，我和貝弗里奇之間的密切關係在某些方面使我的日子更加難過了。正如我在給我父母的信中所說的，貝弗里奇「絕對屬於已經過去的世界，實在不為絕大多數人所欣賞……大多數問題都源自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學院當局的政治鬥爭。儘管如此，正是由於我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人們在看待我的時候總是帶有一些懷疑」。 這並不是我最後一次因為這種特殊的，或者說是有爭議的關係而遭受懷疑。 拉斯基：左派的花衣魔笛手 當時的倫敦經濟學院被普遍認為是社會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溫床。該學院是韋布夫婦於19世紀90年代創建的，其目的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費邊社會主義目標，即建設一個以更加平均的財富分配方式為基礎的公平社會，因此該學院一直是許多反對正統觀念的人的庇護所。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該學院的名聲主要是因為拉斯基——他是一個備受歡迎的政治學教授，經常在課堂上用雄辯的口才宣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迷住了大量的聽眾。 30年來，拉斯基負責倫敦經濟學院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課程，這是當時該學院最出名、最有爭議的職務。拉斯基個子不高，一張尖尖的臉，思維敏銳，言辭犀利。講課的時候，他口若懸河，而他的最後一個詞或詞組往往用一種突如其來的驚人的清晰度將自己的思路歸結在一起。雖然拉斯基深受學生們的歡迎，我卻發現他在講課中，知識部分的內容很虛浮，常常不切題，很容易誤導學生。他的課似乎不像講課，更像是宣傳。他的確是個花衣魔笛手。 我跟拉斯基私下裡有過一次交往，發現了他的一些真實性格。哈佛的一個宗教教授——威廉·E·霍金——給了我一封寫給拉斯基的介紹信。他們兩人是拉斯基在1916~1920年在哈佛教課時認識的。在著名的1919年警察大罷工時期，拉斯基站在罷工的警察一邊指責當局，包括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州長。拉斯基在哈佛大學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人們在街上遇到他的時候，都拒絕跟他說話。霍金對他很友善，在最困難的時候將他帶到自己的家裡。雖然霍金並不認同拉斯基的政治觀點，但他顯然覺得他們已經成了朋友。 當我把霍金的信交給拉斯基的時候，他粗略地掃了一眼，然後扔到一邊，滿臉厭煩地說：「霍金對我已經沒有用處了。」我目瞪口呆！我在給父親的信中沒有提及此事——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覺得這件事情幾乎非常丟人——但我的確注意到，拉斯基的極端思想似乎是對「氣人有笑人無」這句老話的驗證。 把國家看成「社會的基本工具」的拉斯基在來自印度的學生當中尤其有影響力：他們一窩蜂地趕去聽他的課，仿佛深深地迷上了他的宣講。按照許多人的判斷，受拉斯基影響最大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經濟和政治政策——這些英國殖民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實現了獨立。比如，掌控印度頭號大黨國大黨的主要是那些跟他學過社會主義的人們，而他的思想多年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哈耶克和羅賓斯 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比其他教職人員都保守。事實上，該學院的經濟學家在英國構成了對抗凱恩斯及其劍橋干涉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反對中心。 那年，我的導師是著名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974年，哈耶克因為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資金、經濟循環周期和資本理論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獎。與熊彼特一樣，哈耶克信賴市場，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便還有諸多不完美之處，市場還是一個最可靠的途徑，可以有效地分配資源，確保經濟的健康增長。哈耶克還相信，政府應當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的裁判和擔保人而發揮關鍵作用，而不是充當經濟資源所有者或市場仲裁者的角色。 我第一次見到哈耶克的時候，他將近40歲。雖然他具備眾所周知的聰明才智，卻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他講課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條。他的著述冗長晦澀，幾乎無法讀懂——至少很難在讀的時候不打瞌睡。儘管如此，我發現自己非常贊同他的基本經濟理念。從個人角度說，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慈祥長者。我記得他不只一次從自己的口袋裡掏出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上面是他羅列的剩餘的「自由經濟學家」名單。他常常不無悲切地看著那個名單，然後發出一聲嘆息。他相信，這個名單的人數正在迅速減少，因為相信自由市場的人們正在減少，而大多數新興的經濟學家都在追尋凱恩斯模式。我敢肯定，哈耶克——他於1992年去世，享年93歲——對於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界領袖再次青睞自由市場，一定會感到十分寬慰。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他討論這個問題，也沒能知道他是否編過一個新的、更長的名單！ 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最喜歡的老師是萊昂內爾·羅賓斯。我到倫敦經濟學院的那年，他剛剛接任經濟系主任。在那個時候，羅賓斯是市場的堅決擁護者，不遺餘力地反對政府的干預。但是，與我在那個時期遇見的大多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比，他不那麼固執教條，而且靈活得多。對於計量經濟學的新模式，他強調邏輯性和有效思維。他常說，人們應當區分什麼是現實經濟中實際上發生的和什麼是我們可能希望發生的。 在20世紀30年代，羅賓斯與拉斯基和凱恩斯在幾個關鍵性政治經濟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羅賓斯和凱恩斯於1931年首先「交手」，當時他們都在一個研究失業問題的政府諮詢委員會任職。凱恩斯推出了他站在需求角度的想法——公共工作、減稅和赤字開支，結果被羅賓斯成功地推翻。但是，羅賓斯後來加入了支持國家在經濟生活方面加強管理的陣營，聲稱自己過去與凱恩斯的不同意見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錯誤」。 羅賓斯在英語書寫和演講方面風格十分優雅。戰後，他對藝術的興趣開始超過了經濟，成了國家美術館的館長和皇家劇院的院長。萊昂內爾是我認識的知識最淵博、見識最廣博的人之一。我十分珍視他的友情，直至他於1984年去世。 與甘迺迪家族的交往 我和比爾度過了充實而愉快的一年。我們遇見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獲取了有關英國以及英國人民的大量知識。比爾是個快樂的夥伴，我們在周末常常騎車到鄉下，或者打高爾夫球，或者去新結交的朋友們的家裡拜訪。有幾次，我們到牛津和劍橋去看望也正在英國讀書的哈佛大學的朋友。有一回我們去劍橋的時候，見到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和他的妻子基蒂。我在哈佛大學的時候就認識肯，當時他是農業經濟課的年輕講師。肯非常敬仰凱恩斯，專門到劍橋投奔到這個偉人的門下求學。雖然我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觀點大相徑庭，但這一點從來沒有妨礙我們保持多年的友誼。 有一次，溫斯頓·丘吉爾的兒子倫道夫·丘吉爾——當時他在為《標準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寫稿——來採訪到英國學習的「洛克菲勒」。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專欄里透露說，我來到這個國家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英國新娘。該報道在整個大英帝國到處轉載。短短几個星期內，我收到了幾十個潛在新娘——有的來自遙遠的奈及利亞——鋪天蓋地的求婚信，許多信還附有照片。 半年後，約瑟夫·P·甘迺迪帶著妻子和幾個孩子來到英國，出任美國駐英大使。在後來相對較短的時間裡，甘迺迪在英國很不受歡迎。首先是因為據說他同情納粹分子，然後是因為他在戰爭爆發後反對美國為英國和法國提供援助。但是，那些都是1938年年初以後的事情了，當時，他深受英國政界和金融界的喜愛和尊敬。 大使很快就成為倫敦社交舞台上的一個風光人物，經常被拍到出現在肯辛頓的夜總會和狂歡晚會中。他和甘迺迪夫人在美國使館大擺宴席。他們還舉行了一個奢侈的舞會，以便將他們的女兒凱瑟琳介紹給英國社會。那次舞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我就是在那次舞會上第一次見到了約翰·F·甘迺迪。他也是為那場舞會專程從哈佛趕來的。雖然我們是哈佛的校友，但素未謀面。他是個富有魅力、擅長交際的年輕人，身體有些纖弱，一頭深紅色頭髮。他似乎急於獲悉我對英國政局的印象。 凱瑟琳既漂亮又活潑，在倫敦取得了巨大成功。她後來嫁給了哈廷頓的侯爵，但那年她還沒有許配人家。我和她有過幾次愉快的交往。不幸的是，戰爭過後不久，凱瑟琳和她的丈夫就在一次墜機事故中喪生了。 佩德羅·貝爾特倫：秘魯的未來首相 在倫敦的那一年，我結交了幾個摯友，但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我年長將近20歲的佩德羅·傑拉多·貝爾特倫。佩德羅來自秘魯一個擁有土地的名門望族，是極具影響力的《新聞報》（La Prensa）的所有人和出版商。他在20年前獲得了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學位，在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擔任過秘魯中央銀行的行長。佩德羅在英國是為了照料家族的生意，但他是個知識分子，每周都會花幾天時間在倫敦經濟學院旁聽幾節他感興趣的經濟學課程。他是個溫文爾雅、很有魅力的單身漢，給我介紹了幾個我自己可能永遠也遇不到的美女。 佩德羅實在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因此我給了他一封寫給我哥哥內爾森的介紹信。內爾森已經對拉丁美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幾年以後，此舉成了一種巧合：羅斯福總統任命內爾森為泛美事務司（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的協調官，而佩德羅成了秘魯駐美國大使。 再訪第三帝國 1937年的聖誕假日期間，我和比爾到德國旅遊。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當時用木漿做的「毛衣」。我估計，真正的羊毛已經被軍隊徵用了。 在慕尼黑，我們目睹了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將軍的隆重葬禮。魯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隊的真正領袖，是1923年希特勒在啤酒館暴動時的同伴。前所未見的浩大人群擠在慕尼黑的主幹道路德維希大街上，沿街兩側站著直挺挺的全副武裝的黨衛軍士兵。我和比爾擠到前面的時候，葬禮的隊伍開始經過，希特勒走在邁著正步的士兵們的前面。就在他大搖大擺地接受胳膊僵硬的納粹軍禮，在雷鳴般的「勝利」的口號聲中從前面經過的時候，我用我的萊卡相機拍下了他當時的形象。我從來沒有見過類似那群人那樣的瘋狂崇拜勁兒，也從來沒有感受過那種崇拜所代表的強烈的不安。 在經歷了那次叫人頭皮發麻的事件以後，剩餘的假日我是在法蘭克福跟我在哈佛大學的一個好朋友恩斯特·蒂弗斯一起度過的。恩斯特·蒂弗斯的父親是德國著名的實業家。我們參加了幾個聚會，包括法蘭克福上流社會似乎沉醉其中的一個極度奢侈的化裝舞會。通過交談，我得知許多人相信，希特勒要求歸還德國領土的強硬立場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雖然沒有人願意提出抗議。我還覺得，日常生活的日趨軍事化、恐怖的納粹思想，以及對猶太人和其他人的殘酷迫害，已經造成了強烈的恐懼和焦慮心理。人們似乎非常害怕說錯什麼話或做錯什麼事。「嗨，希特勒！」是所有人必須使用的問候語。無論什麼時候遇見納粹官員，人們都表現出卑躬屈膝的樣子。我所參加的那些晚會中的歡快氣氛顯得做作、空虛。我帶著對未來的憂慮回到了英國。 達爾馬提亞海岸與希臘 1938年感恩節假期，我和比爾跟哈佛大學的3個朋友一起到亞得里亞海旅遊。我們乘坐的是從威尼斯出發的一艘義大利遊輪。船艙很小，但乾淨舒適，吃的東西簡直是價廉味美——要知道，整個5天的旅途只花了我們每人5英鎊（當時相當於25美元），還包含所有的花銷！我們在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扎拉、斯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以及阿爾巴尼亞的都拉斯分別逗留了幾個小時，最後在義大利的巴里結束旅程。 我們從巴里飛到雅典，然後租了一輛車，驅車穿過伯羅奔尼撒到斯巴達和帕爾納索斯山，接著回頭沿科林斯灣到了德爾斐。我在雅典的布列塔尼大飯店的酒吧喝酒的時候，遇到了在哈佛以其深受歡迎的《聖經》課而聞名的柯索普·萊克（Kirsopp Lake）教授。他邀請我跟他和他的妻子、養女乘夜間的船去薩洛尼卡。在那裡，我將和他乘坐小船去聖山半島，他將在半島的正統寺院的圖書館裡尋找手稿。這一邀請太誘人了，叫人無法拒絕。 我原先希望到羅馬跟威廉·菲利普斯和他那迷人的女兒比阿特麗斯一起待上幾天，但由於我要跟萊克教授一起旅行，因此這部分旅程安排不得不縮短。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工作、正在進行消滅瘧疾項目的昆蟲學家。他主動提出讓我晚上跟他同住在他的小房子裡。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假期。 芝加哥大學 在倫敦待了一年以後，我急於返回美國，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學業。該大學擁有全世界實力最雄厚的經濟學師資力量，其中包括一些顯赫的人物，比如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和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聽過奈特的課，覺得他在經濟學上更為達觀的方式很令人信服。萊昂內爾·羅賓斯對奈特很熟悉，鼓勵我到他的門下學習。雖然祖父曾經幫助該大學的創建，但這一點顯然不是我選擇的首要因素。 在過去的50年當中，芝加哥的「經濟學學派」由於堅定不移地提倡市場經濟，堅決支持貨幣主義，贏得了不小的名聲。這些思想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密切相關——他的觀點如今已經成了芝加哥學派的象徵，即教條地堅持政府絲毫不得干預市場以及客觀的定價機制。弗里德曼還認為，經濟活動應當絕對地致力於利潤最大化，不應當轉移注意力，涉足於屬於「社會責任」範疇的外部活動。 雖然弗里德曼後來加入了經濟學教學班子，成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納教授的助手，我敢肯定他們一定會拒絕被歸類到眼下所指的意義狹隘的「芝加哥學派」。在保持經濟增長的最佳途徑方面，他們兩人都傾向於「市場的無形之手」，而不是政府的干預，但我相信，他們都會反對弗里德曼關於排除公司社會責任的觀點。 奈特、瓦伊納和蘭格 1938年秋天，我到達芝加哥，說服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納教授成為我的論文委員會成員。來自波蘭的避難學者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也同意加入委員會。對於我的論文題目，我已經有了個大概想法——海克教授在倫敦已經建議我考慮經濟浪費的題目，但我請這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幫我制訂一個更加具體的計劃。 弗蘭克·奈特在全世界經濟學家當中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他撰寫的最著名的著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很不尋常，因為該書強調道德方面的考慮必須納入經濟分析過程中。他在書中、在講座上提出的探索型問題測試著經濟信條在道德方面的有效性，引起了大量激烈的爭論。 奈特懷疑，政府的強權是否會像新政的策劃人所聲稱的那樣自動導致人民生活和幸福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奈特批評了那些在解決重要社會問題上只談論資本主義效率的人，因為那些人沒有同時認識到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和現有制度明顯的失敗之處。 雅各布·瓦伊納最出名的是他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理論研究。瓦伊納認為，無障礙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途徑。作為一名教師，瓦伊納以嚴厲、苛刻的治學態度而聞名。他自己很有條理，很敏銳，也不能容忍學生們達不到他的水準。據說，當學生們連續兩三次得不出正確答案的時候，他就會把他們趕出教室。他只是簡單地說：「你不配在這個班級，再見。」然後，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但是，他對我總是非常友好，在我就自己的論文向他諮詢的時候，他表現出很願意幫助我。也許我很幸運自己只是在徵求他的意見，而不是參加他的日常研究生課程。 奧斯卡·蘭格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名氣既不如奈特，也趕不上瓦伊納，但他給我的論文增加了一個重要的、不同的側重點。蘭格是個社會主義者，是支持市場社會主義的一個旗手。他的著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聲稱要證明「市場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相互矛盾的用詞，它可以比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有效得多。顯然，該理論還從來沒有在現實當中實現，但蘭格還是自信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 蘭格是大批移民學者之一，他們是在20世紀30年代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幫助，為逃避在歐洲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而來到美國的。芝加哥大學之所以聘用蘭格，是因為他在數學統計方面的能力和凱恩斯經濟學方面的知識。1942年，蘭格成了美國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蘭格恢復了自己的波蘭國籍，成了常駐聯合國大使。後來，他在波蘭政府擔任過多個職務。蘭格是個慈祥、溫和的人，深受人們的喜愛，不像拉斯基那樣喜歡蠱惑人心。戰後，我在聯合國幾次見到蘭格，他當時顯得筋疲力盡、鬱鬱寡歡。 中途生活 大學裡聚集了一批耀眼的人物，從大學的一把手開始，其中有許多人個性很強，執著、頑固。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主宰著大學，持續不懈地讓該市的商界暴跳如雷。以「神童」著稱的哈欽斯在29歲那年辭去了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職務，接受了芝加哥大學校長的位置。他給橄欖球下了禁令，又重新設置了大學生學位課程安排，從而很快就在校園裡掀起了軒然大波。哈欽斯偏向於為大學生提供內容寬泛的文科教育，重點是他的一個朋友——托馬斯主義哲學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開發的「巨著」計劃。 哈欽斯的改革疏遠了師資隊伍中的許多人，而那些人同時也對他的傲慢和獨斷專行深為不滿。哈欽斯還不斷地把自己鄙視的芝加哥商人和政客樹為敵人，覺得他們眼界狹窄、鼠目寸光。哈欽斯太太幾乎什麼忙也幫不上。她是個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藝術家，拒絕在任何方面支持自己的丈夫。1938年，她更是將自己畫的他們女兒的裸體畫當做聖誕賀卡四處散發，讓人瞠目結舌。 儘管我們家對芝加哥大學的創建以及大學早年的維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在芝加哥大學的那一年裡，哈欽斯卻從來沒有邀請我到他家參加過任何活動。但是，我估計哈欽斯可能曾經鼓勵他的副總裁威廉·B·本頓（William B. Benton）——本頓–鮑爾斯（Benton & Bowles）廣告公司的創始人之一——花點時間跟我在一起。本頓向我介紹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包括比爾茲利·拉姆爾（Beardsley Ruml）。拉姆爾是個人高馬大、愛抽雪茄的匈牙利人，在管理勞拉·斯佩爾曼洛克菲勒紀念館的那些年裡曾經是父親的親密顧問，而該基金會資助了美國許多大學的社會科學的發展。跟我父親一樣，拉姆爾一直堅定地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不論是在清除腐敗和貪贓枉法方面，還是在強化行政服務、改善市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上。 拉姆爾讓我接觸了芝加哥的公共管理清算中心（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該中心從斯佩爾曼基金會（我們家族的又一個慈善基金會）獲得過大量的資金。正是通過該機構，我開始明白了各級政府應當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將政府服務當做一種可能的事業道路來考慮。 本頓還安排我見了威斯康星州州長菲利普·拉福萊特（Philip La Follette），探討我是否應當進入政界。拉福萊特的意見是，我永遠不可能以我的名字被選舉進入政界——除非我在中西部買一個農場，創建一種新生活、一個新形象。他的意見打消了我走政治仕途的念頭。我無法想像自己如此虛偽地扮演一個我不會勝任的角色。那種花招很快就會被人們看穿。 在芝加哥那年參加的社會活動經常讓我感覺很不舒服，因為賓客當中有許多人卑劣地追隨羅伯特·R·麥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所鼓吹的孤立主義立場，直言不諱地宣稱「美國第一」，積極反對介入任何國際事務。1939年夏天，在索爾哲菲爾德舉行了一次著名的「美國第一」集會。我記得人群中發出雷霆般的歡呼聲，那是在為我少年時期心目中的英雄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演講喝彩。林德伯格已經成了孤立主義立場的旗手。 我在芝加哥的一年獲得了學術上的豐收，但我期望著回到更加令人愉快的環境中。由於我已經達到了必需的住校學習時間要求，通過了總體資格考試（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有15個經濟學家在3個小時裡不斷地向我提出尖銳的專業性很強的問題），我決定回到紐約的「基魁特」撰寫我的論文。 這個決定的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得多的原因：佩吉·麥格拉思。從倫敦回來以後，我一直在非常認真地追求她，希望能夠離她更近一些，希望我們的關係能夠順利發展。 在學術方面，我的成績多虧了那些教過我的出色的經濟學家們。我的師長們是些真正的探索者，他們相信經濟學能夠反映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方面，因而有助於社會的進步。他們都是政治上的溫和派，願意聆聽來自任何方面的理論。我十分希望自己在以他們為榜樣。我是個實用主義者，認識到要實現最佳經濟增長，就必須有良好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但是，我還認識到，忽略人類真正需求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而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根本需求是一個安全網。然而，我最大的擔憂是，鐘擺已經朝著代價過大的安全網方向擺得太遠了，而我們對能夠刺激經濟增長的良好政策的關注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