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六章　哈佛大學

在大學的選擇方面，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父親有意避免向任何一個兒子說明自己的傾向性，因為他相信這應當是我們自己獨立的選擇，拒絕以任何形式來影響我們的決定。結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我們沒有一個人進入他的母校——布朗大學。在另一方面，母親則希望我們當中有一個人能念哈佛大學。她最喜歡的兄弟——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就畢業於哈佛大學，她希望我們有人會沿著他的足跡走。我的哥哥們都上了其他學校，因此我是她最後的希望。雖然她並沒有向我施加過多的壓力，但她那靜靜的說服力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雖然我是17歲上的大學，但並不是因為我在學業上有多麼聰明。我5歲那年進林肯學校上一年級——比大多數人早了一年——是因為我所有的哥哥們都上了學，而我不喜歡獨自一人在家。由於林肯學校特別重視個人的發展，這樣我才得以跟上班級，並在16歲畢了業。林肯學校沒有教給我規規矩矩的工作習慣，在教我閱讀、拼寫和語法方面很不成功，當然我在誦讀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這一點造成了我在哈佛大學的第一年頗為不易，不過，通過勤奮刻苦，我還是獲得了平均為B的成績。在學習方面，這一年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大問題。 羞於交際 我感覺自己不適應的是社交生活。我不僅比我的大多數同班同學小一歲，而且我是在備受保護的環境裡長大的，與同齡人在一起時不那麼世故和輕鬆自如。我的哥哥們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數社會交往對象是成年人。事實上，我在跟公眾人物或著名藝術家交談的時候，比跟我的同齡人在一起感覺更加舒服。 與我同年進哈佛大學的有1 100個學生，其中只有兩人是我以前在林肯學校的同學，而且哪一個都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住在塞耶大樓——那是哈佛大學校園裡最老的新生宿舍樓——4層的一個單間裡，在威德納紀念圖書館所在的普林普頓大街對面的大學生俱樂部就餐。我在校園裡閒逛、上課以及在俱樂部吃飯的時候，遇到了許多高檔預科學校的男生，比如格魯頓、聖馬克和聖保羅。他們好像都跟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模樣英俊、身材魁梧、充滿自信，並且穿著時髦的哈里斯牌花呢夾克和灰色的法蘭絨褲子。我只能在遠處羨慕他們。他們是大學時尚和成熟的象徵，但我跟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們也沒表現出跟我交談的興趣。結果，跟我關係最密切的是住在塞耶大樓的其他學生，包括我們班唯一的非洲裔美國人沃爾特·泰勒。沃爾特好像也不很適應，有點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不幸的是，由於我一直沒有弄明白的原因，沃爾特在度過了第一年之後，再也沒有回到哈佛大學。 我現在意識到，如果我曾經在寄宿學校讀過書，就像許多有錢父母的孩子們那樣，那麼我就能成為這個我心裡羨慕不已的集體的一分子——可是我當時感覺自己是如此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大學的日子就會立刻變得更加歡快，當然一切也就會大不一樣了。但是，在將近70年以後回憶這段日子時，我相信如果那樣的話，我一生的經歷也就不會那麼有趣，或者那麼有創造性了。由於被迫應對我在哈佛大學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掙扎著在學業上取得進步，並獲得大家的認可，因此我變得思想更加開放，忍耐力更強。 奧爾德里奇家族 雖然在我大學一年級的生活中有過一些寂寞的時刻，但有兩件事卻奠定了基礎，使我能夠全面而愉快地投入到大學生活中。 第一件事——我母親娘家有幾個人住在波士頓地區。母親最小的妹妹——埃爾西·奧爾德里奇·坎貝爾——全家人都住在布魯克林，距離劍橋市只有幾英里。她邀請我到她家吃飯，並鼓勵我帶上我在大學裡的朋友。她總是熱情地招待我們。許多年以後，我的一個室友、坎貝爾家的常客本吉·弗蘭克林娶了埃爾西姨媽的女兒海倫娜。 我還多次前往普羅維登斯，到伯內沃倫特大街110號露西·奧爾德里奇姨媽的家裡拜訪她。她和母親以及她們的兄弟姐妹們就是在那裡出生長大的。露西姨媽心直口快，情緒多變，相處起來讓人充滿了活力和樂趣。 本吉和迪克 我在大學一年級的關鍵時刻是遇見了小喬治·S·弗蘭克林（我們叫他本吉）和理察·沃森·吉爾德。 本吉是紐約市一位著名律師的兒子，比我大兩歲。他很聰明，是名優秀的學生。他做事非常認真，無論幹什麼都是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他是個優秀的網球運動員、出色的賽舟運動員。他曾經連續9年獲得寒春海港遊艇俱樂部（Cold Spring Harbor Yacht Club）在長島舉辦的太平洋級賽舟夏季冠軍。 迪克·吉爾德是個無憂無慮的人，也非常聰明。他是《世紀雜誌》（The Century Magazine）創始人的孫子，並與其祖父同名；同時，他還是偉大的藝術家、蒂芙尼公司（Tiffany & Company）創始人劉易斯·康福特·蒂芙尼的外孫。迪克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是哈佛大學壁球隊的隊員。他長得也很帥氣，在女孩的眼裡，他幾乎就是擋不住的誘惑。迪克喜歡辯論，很強勢，常常反傳統，無論在政治問題上還是經濟問題上。 作為預科畢業生，本吉和迪克在哈佛大學有許多朋友。他們將我納入他們的社交圈中，因而消除了我的孤立感。我們在哈佛大學的最後3年里一起住在艾略特樓，與其他幾個朋友住得很近。事實上，到了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的套房——包括四間臥室和兩間客廳——被叫做「金魚池」。我不知道這個稱呼確切的意思是什麼，但可能是由於我們幾個都來自名門望族，在校園裡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R·H·梅西家族的奧利弗·斯特勞斯也曾經住在我們的套間裡，直到他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離開學校。小沃爾特·羅森取代了他的位置。小沃爾特是著名紐約私人銀行雷登塔爾曼（Ladenberg Thalmann）老闆的兒子。他的母親是一名泰勒明電子琴演奏家。這種電子琴像一個黑匣子，裡面有一個電場。彈奏的時候用手做出各種神秘而緩慢的動作，如此便改變了電場，從而產生一種幽雅的聲音，很像科幻影片裡的音樂。我們都覺得它很好玩，雖然她曾經一度擁有過一群認真的崇拜者。 到了大學四年級，我們接通了第三個套房，裡面住著另外兩個朋友：德國實業家之子厄恩斯特·蒂弗斯，保羅·蓋爾——他們家創辦了辛辛那提銑床公司。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踢過足球，但很快就對它失去了興趣，因為我對競技體育沒有興趣，也沒有體力去玩那些。我改為冬天打壁球，春秋打高爾夫球。我曾經做過一陣子哈佛大學《緋紅報》（Daily Crimson）的業務經理助理，除此以外，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學校活動。我的社交活動中心是參加波士頓的首演晚會，拜訪住在該地區的親戚和同學。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被邀請參加玉璽學會（Signet Society）——那是一個我非常欣賞的午餐俱樂部，許多有趣的教職員工定期與大學生們共進午餐，其中包括哈佛大學法律教授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此人不久就被指定到高等法院工作。 富有挑戰性的課程 我父親希望我——跟他對所有兒子的希望一樣——能夠學習一些富有挑戰性、有意義、對將來的生活有幫助的課程。父親在布朗大學的學習成績很出色，曾經被推選加入美國大學優秀生全國性榮譽組織。雖然他從來沒有明說過，但我相信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兒子都能做得至少跟他一樣好。結果，內爾森的表現最出色——雖然他的誦讀問題比我嚴重得多——並在達特茅斯被推選加入此榮譽組織。 所有新生都被要求選學至少兩門為期一年的入門課程。這些課程中，最令人難忘的是艾略特樓光彩奪目的導師——羅傑·梅里曼教授——執教的歐洲現代史。這門課非常受歡迎、非常有趣，涉及中世紀的歐洲政治經濟發展情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梅里曼是個很有感染力的老師，把歷史課講得栩栩如生。 由於我對甲蟲和其他昆蟲長期抱有興趣，因此我在大學一年級第二學期選修了大學水平的昆蟲學課程。螞蟻群體生活的權威人物威廉·馬頓·惠勒教授教這門課，我得了A——那是我大學四年期間唯一的A！ 我對昆蟲學的興趣讓我開始了在哈佛大學第一年的另一項課外活動。通過菲利普斯·布魯克斯學社——那是哈佛大學贊助、鼓勵學生自願活動的機構，我每星期一次給波士頓南部的文教館林肯學社裡的一群少年講授自然研究。每年春天，我都會帶著那個班的學生們去農村捕捉昆蟲，認識樹木和野花。其中有一個男孩——西班牙石匠的兒子弗雷德·索拉納——表現出比別人更濃厚的興趣和激情。最後，我請他幫我收集甲蟲——我把自己的收藏帶到了哈佛大學。在後來的3年里，我雇用弗雷德給昆蟲編排門類並照看昆蟲。我還資助了他在波士頓大學的部分開銷。戰爭以後，弗雷德加入了大通銀行，有了一份很好的事業，但是他從來沒有失去過對甲蟲的興趣。在25年里，他每個星期六都要來哈得孫照看收藏品。我的孩子們喜歡在他工作的時候跟他一起坐在地下室里，對他十分依戀。 希特勒德國之夏 要想滿足哈佛大學的語言要求，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難題。我在林肯學校沒有學過經典語言——杜威的理念認為希臘語和拉丁語與現代世界無關——而我根據哈佛大學的畢業要求，必須要熟練掌握兩種語言。我的法語程度已足夠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應付一門現代課程——法國文學，由著名學者安德魯·莫里斯（André Maurice）教授用法語講授。 德語卻是另外一回事。我發現很難跟上入門課程，因此在第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把它放棄了。我的目的是通過閱讀考試，為了準備考試，我決定到慕尼黑度過1933年的夏天，以便學習德語。 我住在漢斯·德弗萊格夫婦經營的一家膳宿公寓裡，每天跟極具才華的老師伯曼女士上德語課。她的「沉浸式」強化訓練計劃很有效果。雖然我在夏天結束的時候還不能翻譯歌德的作品，可當我那年秋天回到哈佛的時候，卻通過了閱讀考試！ 德弗萊格夫婦在巴伐利亞藝術圈非常有名。我房東的父親——弗朗茲·馮·德弗萊格是位備受尊敬的19世紀浪漫主義藝術家。德弗萊格太太對她的客人非常感興趣，周末開車送我們去參觀巴伐利亞附近的地區，有時甚至走得更遠。她非常熟悉德國藝術和歷史。我們參觀了許多歷史古蹟，包括在巴伐利亞南部比比皆是的洛可可式教堂。在參觀的過程中，她向我介紹了杜勒和克拉納赫的繪畫作品，以及蒂爾曼·里門施奈德的木刻。德弗萊格太太講解了寧姆芬伯格宮（Nymphenburg Palace）的建築秘密和美麗的中世紀城鎮的發展，比如羅騰堡和紐倫堡。我開始懂得欣賞巴伐利亞人娛樂的方式，對創造出這些奇蹟般藝術作品的德國歷史和難以置信的文化產生了一種感覺。晚間，我們常去慕尼黑著名的Hofbrau Haus——那是一個巨大的啤酒屋——一邊豪飲著啤酒，一邊跟著龐大的人群一起唱歌。 與此同時，我看到了希特勒正在創建的新德國，而我所看到的一個側面讓我感到不安、不適。德弗萊格夫婦把我介紹給了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厄恩斯特·普茨·漢夫斯塔恩格爾——他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希特勒當政期間負責處理媒體關係。普茨高高的個子，一頭茂密的頭髮，有一種藝術家的隨和氣質。他有一部分美國血統，畢業於哈佛大學。人們對他畢恭畢敬的態度表明了即使在那個時候，人們已經對德國意志堅強的新領袖身邊的任何人都產生了恐懼感。後來，他與希特勒決裂，逃到了美國。 希特勒上台剛剛幾個月，人們已經開始悄悄地議論蓋世太保，而且有報道說起了關押新政權反對派的「集中營」。關於德國行政部門內驅除猶太人和猶太人後裔的第一批法律已經實施。對於反猶太人的最狠毒語言得到公開默認，我個人感覺無法忍受，但絕不是因為正在教我學習的伯曼女士是個猶太人。我同樣痛恨的是，有些人似乎沒有經過認真思考就接受了納粹的斷言，即猶太人是德國所有經濟問題的禍根，理應得到懲罰。 三位令人難忘的教授 在波士頓劍橋地區的那年秋天，我必須選擇一個更加專業的學習領域——我挑選了英國歷史和文學。我還決定爭取獲得「優等生學位」，有了它，我就有資格有一名導師，實際上就是一個學習顧問，其工作就是幫助我選擇課程，並推薦課外讀物，以便我擴大專業領域的知識範圍。優等生必須每個月與自己的導師見兩三次面，討論學業進展情況，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質的事情。 我的第一個導師F·O·馬西森是位知識淵博的英國文學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彆扭，他也有同樣感覺。我根本沒有準備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細的思路。因此，在我最後的兩年里，我又轉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約翰·波特教授——他是位歷史學家，後來成了艾略特樓的導師。 我非常幸運，因為我跟三位教授都學習過，他們打開了我的思路，讓我接受創造性思維和強有力的新思想。他們的課程現在聽起來很狹隘、很迂腐，但是他們教課的方式為我打開了過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的一個新世界。 查爾斯·麥基爾韋恩教授教的是從大憲章到16世紀的英國立憲史。麥基爾韋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師，研究了英國從其原來的封建體制到出現中央集權體制的政治演變過程。麥基爾韋恩運用法律和歷史文件——從大憲章本身開始——來闡明自己的觀點，但是，他給那些陳腐晦澀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讓我們從歷史和人文的角度來看待它們。我開始理解了為什麼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如此重要，以及為什麼實現民主和法制如此艱難。 同年，我又修了約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課：柯立芝和華茲華斯的詩歌。這門課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兩首偉大的詩作《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們用的是洛斯的書《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該書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寫那兩部傑作時所受的影響。洛斯不僅讀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還讀了柯立芝讀過的所有書籍，從而找到了激勵這位偉大的浪漫詩人寫下那些史詩所受到的個人和文學的影響。我還學到了，好文章是一個綜合產物，它能夠清晰而優美地表達思想的文章：開始可能是靈感，但還包括個人閱歷、正規教育、潛心研究和大量的艱苦勞動。 阿博特·佩森·厄舍教授的《1750–1860年英國經濟史》課程則是另一種啟示。厄舍是個乏味的老師，但是個嚴謹的學者，揭示了經濟變化的潛在過程。他向人們展示了英國是如何通過在耕作、施肥和良種應用方面的一系列發明創造而實現了其農業生產革命的。在同一時期，單缸蒸汽機的問世，以及許多與鐵、紡織品和其他工業產品的製造相關的發明，改變了英國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實並非新聞，但厄舍在解釋其內在關係時運用的清晰方式堪稱典範。他把歷史敘述得栩栩如生，讓我感覺那麼真切。許多年以後，我在處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艱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問題時，常常回憶起厄舍教授對歷史所包含的複雜過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學期間數次發現，一個啟髮型教師能夠刺激人的思維，且與所涉及的是什麼主題無關。我永遠感激麥基爾韋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們教會了我如何思考。 國內外的暑期活動 讀完大學二年級後的夏天，我和保羅·蓋爾參加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組織的大峽谷昆蟲學探險活動。活動的領隊是博物館的昆蟲學主任弗蘭克·E·盧茨博士。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在紐約塔克西多公園附近的昆蟲學習站跟他一起度過了兩個夏天。1934年的昆蟲學探險活動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峽谷底部和舊金山頂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蟲種類的變化。那是一種生態研究——這個術語當時沒什麼人用，表明了大峽谷底部的昆蟲種類與墨西哥相同，而在幾英里之外的山頂上——高度相差10 000英尺的地方——昆蟲的種類卻產於阿拉斯加。簡單地說，由於相應的溫度變化，緯度在確定昆蟲種類分布問題上可能與經度同樣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內在秩序。 暑期快要結束的時候，令我驚喜的是，父親要跟我度過一個星期。這並不是預先計劃的，而且我一直沒能完全理解他為什麼會決定坐兩天的火車來看我：衝動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在亞利桑那北部的莫紐門山谷參觀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莊，以及謝伊峽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納薩茨（Anasazi）廢墟。 雖然我已經19歲了，但那是我和父親第一次單獨在一起。我們兩人都很放鬆，而且他也坦率地談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好的時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爾德決定暑期駕車遊覽一下歐洲。促使我們作出這個決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上過的兩門藝術課程，我們希望能夠親眼看一看學習過的一些歐洲藝術大作。結果，我們在6個星期的時間裡參觀了大約30家博物館。然而，與此同時，我們被德國不祥的政治局勢所吸引，對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 我們乘坐的是「奧林匹克號」旅遊艙，並帶上了父親給我在大學期間使用的A型福特車。我們驅車穿過了低地國家後，在巴黎停留了幾天，然後繼續開車前往德國，並在德國待了兩個星期。 這個國家已經明顯成了第三帝國。在驅車穿越德國的時候，我們看到公共廣場的杆子上貼著將猶太人斥為德國的「禍根」的標語。全國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種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區的一家客棧里，這時一群士兵走進來，坐在鄰近的桌子旁，與我們交談起來。他們對美國很好奇，而且很善談。深夜時，他們對我們說起了他們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們友好極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對夫婦進了客棧。屋子裡仿佛蒙上了一片陰影。我們剛剛琢磨過來怎麼回事，這時士兵們明顯地朝新來的人背過身去，開始大聲談論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對德國構成的威脅。那對夫婦離開的時候，一個士兵轉過身，舉起右臂，說，「嗨，希特勒」——這是德國的法定禮數。那個婦女非常客氣地說，她不使用這種官方的敬禮，不過還是祝他們晚安。接著，他們走出了門。我們感覺很不是滋味，沒過多會兒也離開了。 我和迪克經常在夜裡收聽電台廣播，而我會竭盡全力翻譯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鏗鏘之詞。儘管我們無法聽懂每一個詞，我們還是感覺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國人民——這一點，我們從兵營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來。迪克只要聽到希特勒說話時抑揚頓挫的節律，就會又氣又怕。希特勒的講話結束時，迪克的眼裡會噙滿憤怒的淚水。迪克後來說，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廣播讓他確信，我們最終將不得不與納粹作戰。他說，任何具有那種催眠般力量來驅使、改變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險的。 拜會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離開黑森林，我們驅車進入了瑞士。我們跨過萊茵河，然後繼續前往日內瓦。途中，我們在莫日爾停了一下，拜見了伊格納西·揚·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還當過一小陣子波蘭的總理。1934年，他在我父母在紐約的住所舉辦音樂會的時候，我就見過他，並為他的個性和才華所吸引。他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留著一頭蓬亂的白髮。他盛情接待了我們，帶我們參觀了他的家。離開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後，我們又參觀了父親在幾年前為國際聯盟建造的圖書館。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們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內爾森住在英國，內爾森在大通銀行倫敦分行工作。在離開紐約之前，我和迪克曾經邀請她跟我們一起旅遊一個星期，但並沒有指望她能來。當她表示同意的時候，我們喜出望外。她在盧塞恩與我們會合，然後我們一起前往瑞士和奧地利交界處的阿爾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車沒有行李箱，幾乎沒有多少地方容納托德和我們的行李，但我們將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這次快樂的旅行讓露西姨媽感到震驚。她認為一個已婚女子在沒有年長婦女陪伴的情況下與兩個年輕男子一起旅行是極其不合適的。實際上，這種想法多慮了。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在大學假期期間，她和內爾森有好幾次為我在「阿比頓山莊」舉行家庭晚會時充當了監護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覺得她非常喜歡跟我們這兩個大學生一起嬉笑玩鬧。 結束了阿爾卑斯山的旅遊後，我們驅車穿過奧地利，來到維也納。在那裡，我們拜見了弗洛伊德。這次拜會是迪克的姨媽安排的。她曾經接受過弗洛伊德的分析，並一直住在他們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並與她一起撰寫了許多有關兒童心理學的書。那個時候，弗洛伊德已經很老了，顎部的癌細胞正折磨著他。儘管他有明顯的不適，對我們卻是非常友好的。對於討論弗洛伊德心理學——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他的興趣似乎不如談論他收集的、堆滿了書房和客廳的大量埃及、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品。他對我去過埃及的事情非常感興趣，仔細地詢問了我的所見所聞。我後來發現，弗洛伊德幾乎迷上了無形事物發展史，尤其是人類自我的歷史沿革。我們還花了一些時間跟安娜一起討論了心理學中一些比較熟悉的內容。她很能說服人，我對我父母說：「顯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那些嫉妒他的批評家們曲解了，因為我們從她那裡聽到的東西是最神聖的。」 洛克菲勒家族遺產 1934年秋天對於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來而言，是個關鍵的時刻。父親決定要設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託財產，為母親以及他的6個孩子每人留下6 000萬美元。通過這些1934年信託財產——我們家族裡是這麼稱呼父親的決定的——父親能夠至少將家族財富的一部分資產在免財產稅的情況下傳給3代人。如今，這些信託財產構成了我們家族的主要財富。沒有這些信託財產，洛克菲勒家族的絕大部分財富就會通過稅的形式交給政府，或者捐獻給慈善機構。 聽起來可能不可思議，但我從來沒有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會繼承巨額財富。誠然，我知道父親非常富有，但我同時知道，大蕭條給他以及所有人都帶來了巨大損失。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收到過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說，鑒於形勢的發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謀生」。儘管大部分人都會作此打算，但此話出自全美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卻叫人有些驚異了。 我知道，父親在平衡處理相互競爭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種金錢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諾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經濟責任，也有家庭的經濟需求。父親明白，我們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性，而這是他必須滿足的需求。但是，他認為我們都還太年輕，太缺乏處理大量資金的能力，離不開專家的監督和指導。說到底，他的父親是在他到了40多歲的時候才開始將可觀的錢財傳給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沒有打算給他留下大部分財產。我猜測，父親原本希望再等上幾年，然後再決定如何分配他的財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羅斯福總統針對富裕階層的稅收政策，說服了父親在這個時候採取如此的行動。1934年，饋贈和財產稅稅率的大幅度提高讓父親相信，如果他希望讓我們能夠獨立起來的話，他別無選擇。但是，他真正擔心的是我們的成熟程度和經驗的多少，這促使他設立了信託財產，嚴格限定任何一個受益人獲取收益、動用本金的條件。 父親的初衷是給他的孩子們每人一小筆錢，然後逐年增加，直到我們30歲。信託財產的設立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在我們30歲之前，信託財產的收益除了支付給我們的以外，並不是用於再投資，而是分別捐獻給數個指定的慈善機構，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賽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託財產開始運作的第一個整年，我只收到2 400美元，是收益總額中的很小一部分。這筆錢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學費用——除了學費以外，然後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親在我上大學期間每年給我的。有時，我的確發現自己手頭拮据，不得不請求父親提前給錢。而他通常會把我的請求當做教誨和指導的機會。他在1935年寫給我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不悅： 你在這個期間花的錢遠遠超出了預計的收益——如你所說，這當然是因為計劃不當，是個錯誤……你當然想像得到，我對你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你再一次陷入了經濟困境。當你每年獲得1 500美元的時候，你並沒有什麼問題。隨著數額的增加，好像困難也加大了。「財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理智」，這句老話很有道理。我希望從現在開始，你能計劃好自己的開支，不再驗證這句老話。今天我就把400美元匯到你的銀行賬戶上。 1934年，父親在設立信託財產的時候告訴我、勞倫斯和溫思羅普，我們的信託資金所包含的資產遠遠少於他留給母親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數額。父親給我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對年輕與金錢之間危險結合的感覺：「我在第一次與你談論這件事的時候，我腦子裡想的是給你們3個小兒子留下與其他孩子一樣多的財產。回頭一想，我認定這麼做對你們將是不公平的……首先，因為那樣可能會導致你們陷入一種境地，使你們感到彷徨和無措，因為你們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對新的責任……其次，那樣會嚴重破壞你們在成長期間獲得指導和忠告的機會，而提供這種機會是做父親的職責。」 但是，當國會在1935年提高了饋贈和財產稅稅率的時候，父親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如果他不現在就提高自己留給3個小兒子的信託資產的話，他就會永遠喪失機會。於是，他增加了給我們的資產份額，並因此將所有的信託資產提高到大約1 600萬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數年之後才被告知自己的信託財產數額的。 1935年6月中旬，父親在我和迪克踏上歐洲之行後不久，給我寫了封信： 我原本不應當現在就採取這個步驟，可是形勢似乎在逼迫我這麼做。關於如何明智地管理和處理財產，要獲得這種知識，最好是通過經驗的逐步累積。我在贈送你們所有財產的時候，這種想法一直在我腦海中占主導地位……我把巨額信託資產給了你們。但是，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讓我後悔這麼做的。 愛你的父親 選擇職業 在畢業那年，我忙於撰寫我那篇關於費邊社會主義的畢業論文——《費邊主義者眼裡的赤貧》（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該論文針對的事實是，對待貧困的傳統歐洲模式依據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贖罪的方法是施捨給窮人。其重點落在施捨者來世的好處，而不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即每個人都有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社會義務。在比阿特麗斯和雪梨·韋布的領導下，費邊社會主義者持的是相反的觀點。在他們的眼裡，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固有的責任。 韋布夫婦和其他費邊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奠定了貝弗里奇的研究基礎。貝弗里奇當時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該學院也就是我後來進修的地方。貝弗里奇後來成了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人之一，這種福利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得到認可。 大學生活臨近結束的時候，我還不很清楚自己這輩子要幹什麼，甚至不清楚畢業後要從事什麼職業。我有點想在國際領域追尋些什麼，而且傾向於某種獨立於「家庭辦公室」的事情，因為我的3個哥哥已經在那裡工作了。進修商務或經濟類研究生課程對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我感覺自己需要聽取某個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見。 多年來，我一直敬仰威廉·萊昂·麥肯齊·金，而在與父親一起處理拉德洛慘案的後事以後，他已經成了父親的密友。金先生後來擔任加拿大自由黨的領導職務，並於1935年當上了總理。他在紐約的時候，經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時也會去參觀錫爾港。他對我總是非常熱情、友善，跟他交談時讓我感覺非常隨意。我所認識的麥肯齊·金與我後來聽到的他在加拿大的強硬、古怪、遙不可及的口碑完全不相符。 徵得父親的同意以後，我給渥太華的金先生寫了封信，請求拜訪他並聽取他的意見。金先生立刻回復，邀請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過一個周末。通過長時間討論我的選擇和興趣之後，顯然對我最有意義的事業是在政府界或國際金融界謀職。無論作什麼選擇，金先生始終認為我最好獲得經濟學的博士學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學過的課程。這不僅有利於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識培訓，而且還能讓我在他人面前建立起誠信度，因為若非如此，人們可能會覺得無論我從事什麼工作，主要都是因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響。 金先生的觀點令人信服，因而我決定在哈佛大學繼續學一年研究生課程，以便開始跟著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學習經濟學。完成了那一年的學業後，我的計劃是進倫敦經濟學院，然後在芝加哥大學完成進修，這樣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通過在3所大學學習，我將有機會結識許多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