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回憶錄 · 第五章　洛克菲勒中心

在我的兒童、少年時期，父親開展了位於紐約市和紐約市周圍的幾個重大項目。他似乎涉足了所有領域：從公園的創建和自然景觀的保護，以及博物館、教堂的建設，到提供充足的經濟住房以滿足該市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父親的許多創舉——比如帕利塞茲洲際公園（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古修道院（Cloisters）、翠亨堡（Fort Tryon Park）和河濱教堂（Riverside Church）——已經成為紐約市令人嘆為觀止的地理景觀。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叫人難以忘懷的項目是那個他從來沒有打算做的項目，且該項目在無意之中使他成為一名主要的房地產開發商。 新劇院 當然，父親最重要的項目是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他最令人矚目的舉動，對紐約市以及全世界的城市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項目最開始並不起眼，但是最後成了一個巨大的項目，讓他面臨嚴重的金融風險，卻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經濟回報。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洛克菲勒中心可能是除了標準石油公司以外與我們家關係最緊密的一個企業。我會在後面講述洛克菲勒中心的故事，在這裡先作個介紹——作為起頭。 1930年，母親請來年輕有為的藝術家史蒂芬·赫希（Stefan Hirsch），從西54大街10號我的5層臥室窗戶處把外面的景色畫下來。在赫希的城市風光畫《市中心景色》（Midtown Range）中，巍峨的克萊斯勒大廈和帝國大廈的高塔矗立在遠方；中景是雅致的聖派屈克大教堂的尖頂。近處是毗鄰我們家南面的街區，其中大部分屬於哥倫比亞大學，平坦、平庸，毫無特色。 現實更加殘酷。隨著20世紀頭幾十年商務活動之浪潮穿過曼哈頓朝北席捲，老住宅區被紛紛拆除、改造。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位於第五、第六大道之間——主要是一些4層高的褐砂石住宅，其中有許多正被改造成小型零售企業，或者被分割成小型公寓。隨著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禁酒運動，出售私酒的夜總會和非法沙龍也出現了。有謠傳說，一些妓院也開了張。一度專為范德比爾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保留的街區，已經變成了藏污納垢的地方。父親在緊鄰該街區的北面擁有大量房產，他很擔心物業貶值。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該街區已經成為再次開發的理想對象。哥倫比亞大學從自己的房地產上得不到什麼收益。由於大多數租約將在1928~1931年之間到期，因此大學董事會決定尋找一個能夠開發整塊宗地的建築商。這時，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潛在租戶——大都市劇院公司（Metropolitan Opera Company）——出現了。 當時，大都市劇院位於服裝區的中心，即第39大街和百老匯。該區域與今天的模樣沒有多大的不同。該劇院建於19世紀80年代初，已不能滿足公司的需求——尤其是其擁擠不堪的後台，劇場內的觀看效果也很差。有一段時間，該公司的董事會曾經努力尋找某個場地來建造一座新的劇院。於是，1926年年初，當公司董事長奧托·卡恩聽說哥倫比亞大學打算處置其市中心的房地產時，他決定摸索一下建新劇院的潛在可能。 這個時候，也就是1928年年初，父親介入了。他很欣賞哥倫比亞大學的豪情，以及劇院公司的計劃——即建設一個新劇院，作為一個精心規劃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地塊上商業和住宅開發的核心。他感覺，要提高該地區檔次，保護他自己的房地產，需要的正是這些。 在經過了幾個月向房地產專家、建築師和商人的諮詢之後，通過與大學和劇院公司的詳細談判，父親於1928年10月1日與哥倫比亞大學簽署了一份限定性協議和租約，同意租用哥倫比亞地塊上的12英畝土地，並在頭24年里，平均每年支付租金360萬美元。有了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協議，父親可以以25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中心街區，但前提是，必須明確承諾建設劇院。如果劇院的計劃沒有兌現，該土地將回歸哥倫比亞大學，而大學屆時就有權將該中心街區納入範圍更廣的租約里。雖然父親將租約分配給了一家控股公司——大都市廣場公司（Metropolitan Square Corporation）——但他還是「協議所包含所有條款和承諾的主要債務人，而不是擔保人」。這是一個致命的條款，因為它表明父親個人要負責開發工作的所有經濟義務，無論該開發工作能否取得成效。 談判各方都同意項目的名稱為「大都市廣場」（Metropolitan Square），因為劇院在裡面扮演著「核心租戶」的角色。第一個場地方案將劇院放在中心街區的西部，位於第49大街和第50大街之間——也就是如今洛克菲勒廣場30號的所在地。父親提議——並取得了劇院公司和哥倫比亞大學領導的同意——面向第五大道的東部地區應當開發成一個小公園，帶有一個露天廣場，讓劇院有個好背景，然後將公園捐獻給市里。該方案的設想是在毗鄰劇院的兩個街區中建公寓大樓、百貨商店和酒店，然後將這些項目分包給開發商，由開發商負責自己大樓的融資和建設。 當父親在1928年簽署租約的時候，所有人都相信計劃會按照原先的設想展開：劇院公司會賣掉自己的老劇院，而父親將從哥倫比亞大學買下土地後將產權轉移到劇院公司名下，然後劇院公司會向他支付土地的成本和他的費用開支。接著，劇院公司會自籌資金建設它的新劇院，這樣，父親就可以擺脫中心街區的經濟負擔。 簡言之，父親把自己在該項目里的角色看做一個促進者。他沒有拿它當做房地產投資，也沒有當做慈善捐獻。他沒有想過從該交易中賺錢，不過他也沒有打算有任何損失。他知道，從1928年租約生效開始到該區域全面開發到位之前，會有費用，但是，按照談判中的分包協議，他預計自己會打個平手。但事情並不是如此發展的。 獨自開發 在父親與哥倫比亞大學簽署租約一年後，股票市場的崩潰徹底改變了局勢。坍塌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大都市劇院。劇院公司董事會發現根本無法賣出它的老劇院，便找到父親攤牌：除非他將土地徹底捐獻給他們，同時幫助籌措建設新劇院的資金，否則他們就要撤出項目。父親勃然大怒，當即拒絕了他們的提議。 失去劇院已經夠糟糕的了，然而隨著經濟蕭條形勢的惡化，早先表示有興趣在其他街區建設的公司企業也開始退出了，甚至包括新澤西州的標準石油公司。對父親來說，這是惡劣局面中最糟糕的。哥倫比亞大學拒絕重新談判租約問題，甚至拒絕對租約作重大修改。父親的處境「騎虎難下」——按照原先的條件租賃場地，卻沒有租戶。當然，對於大學來說，這是一棵「搖錢樹」，是它今後50年的主要收入來源。哥倫比亞大學將父親推上了「虎背」，然後就撒手不管了。 1930年的頭幾個月里，父親面臨的局面一定十分可怕。如果他不採取任何改善該地產的措施，那麼就是坐等著每年虧損大約500萬美元（包括租金、房地產稅和其他費用），也就是說，在租約的24年期間裡，虧損額將達到大約1.2億美元。但是，如果沒有明確的租戶承諾，開發土地的風險卻更大。類似這種規模的項目的建設成本是巨大的，而鑒於經濟形勢，在大樓完工後，沒有任何把握能夠找到租戶。 在事後的那些年裡，父親受到了人們的讚賞，讚賞他有勇氣繼續進行該項目。他有一次對一個朋友說：「人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他很想逃避，卻無路可逃。於是他就朝著向他敞開的唯一一條路往前走，而人們卻稱之為勇氣。」他說的話也許是對的，但是，父親要面對自己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還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突然之間，他發現自己被拋回了他從來沒有什麼特殊興趣和感情介入的商務世界，而他再次面臨自己可能無法稱職地承擔起安排給他的職責，無法履行自己的義務。但是，正如父親在拉德洛發現自己處於背水一戰境地時所表現的那樣，他接受了挑戰，向前邁出了堅定的步伐，去做應當做的事情。 父親諮詢了幾位曾經與他一起共同開發原始項目的傑出建築師和建造商，很快制定了修訂方案。新計劃——其第二次調整計劃之後改名為洛克菲勒中心——與原計劃不同，設計了一個完全商業化的開發項目。 為了給項目融資，父親通過談判從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那裡獲得了6 500萬美元的信貸，是當時所有保險公司中的數額最大的融資計劃。父親對4.5%的利率怒火中燒，對所有人說，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弗雷德·埃克強迫他支付這種高得過分的利息。但是，那是他能夠得到的最好的交易了，而高利率本身表明了項目的風險性。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還堅持要求父親為該貸款提供個人擔保，從而使他成為租約和貸款的最終擔保人。 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貸款解決了現金流問題，但這並不能解除父親自己對該項目負有的經濟義務。在20世紀30年代主要施工階段的5年多時間裡，父親每年在中心項目上的投入為1 000萬~1 300萬美元，資金來源為他的個人收益和出售石油股票套現，有時售價極其低廉。1929~1939年，父親支付的建築、稅費、租金和項目的其他開銷總計達到1.25億美元。人們可能會大吃一驚的是，雖然父親活到了1960年，但他從這些巨額投資中沒有獲得半點收益，回收的投資資金還不足50%。 但是，父親在建設洛克菲勒中心方面的損失並不能用金錢來衡量。跟做任何事情一樣，他一門心思撲在了該項目上，事無巨細，他都要親力親為，並認真地監督管理建築師和建築商的工作。長期的操勞讓他付出了代價：他被偏頭痛折磨著，從辦公室回到家時常常筋疲力盡，只有躺在自己的沙發上，在晚飯前的一個多小時裡不能有人打擾他。他經常請一名瑞典按摩師給他按摩，似乎解除了些許疲乏。他頻繁地被支氣管炎和其他疾病所困擾，而他承受的壓力可能加劇了他的痛苦。我記得在那段時間，他幾乎從來都是疲憊不堪的。他和母親每年冬天都要出去休息幾個星期，無論是去西西里還是亞利桑那，希望能夠休息一下，放鬆一下。 儘管如此，他咬牙挺了下來，並在大蕭條最低迷的時候為成千上萬的紐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工會領導人公開表示了對父親的敬意。多年以後，我在建築界的朋友們——比如哈里·奧爾布賴特和彼得·布倫南——在說起父親的勇氣和慷慨時仍然充滿了深深的崇敬。 拯救項目 項目要在經濟上可行，就需要租戶。1930年夏天，轉機出現了，毫無疑問也是該項目的救星。當時，通用電氣——該公司控股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並擁有大型電影製造商、全美各地影劇院連鎖雷電華電影公司（Radio-Keith-Orpheum, RKO）——的董事長戴維·D·揚同意以每平方英尺2.75美元的價格租用項目主樓中100萬平方英尺的辦公面積和製片廠面積，並以年租金150萬美元的價格租用將在項目場地里建造的4個影院。有了這麼一家大租戶，場地大部分的建築規劃工作就能夠進行下去了。同樣重要的是，通過將房地產項目與電台和電影聯繫起來——這是當年的兩項最新科技企業和朝陽產業——所產生的激情和關注是大都市劇院所無法比擬的。在宣布該交易的時候，戴維·薩爾諾夫激情洋溢地說，一個「無線電城」即將在工地站立起來。「無線電城」的名字幾乎立刻引起了轟動。 主樓獲得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這樣一個主要租戶固然至關重要，但其他場地還是空置的。國會批准了特殊立法，為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場地的公司所進口的物品提供免稅待遇。不少外國公司在小一些的大樓里簽署了長期租約。這樣，位於第49大街和第50大街之間的兩座低層大樓——英國帝國大廈（British Empire Building）和法國之家（La Maison Francaise）——的建設就能繼續進行。媒體立刻將這兩座大廈之間的花園比做英吉利海峽，並命名為「海峽花園」（Channel Gardens）。 洛克菲勒中心擁有大量的可出租面積，因此在爭取租戶方面，與市中心地區甚至更遠地區的其他大廈的競爭異常激烈。特別是克萊斯勒大廈和帝國大廈——這兩座大樓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落成的——由於其鄰近的地理位置、卓越的建築和現代化的便利設施，競爭力尤其強勁。帝國大廈甚至還有飛艇的停泊地！ 隨著洛克菲勒中心接近完工，父親說服了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他仍然是該公司最大的個人股東——租用將在原場地上建設的所有最後的樓宇。與父親關係密切的其他公司和機構也紛紛租用了場地。比如，大通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同意開設一個分行，條件是數年裡它在整個洛克菲勒中心擁有獨家金融權。洛克菲勒基金會、斯佩爾曼基金（Spelman Fund）和行業關係顧問公司——父親是這幾家機構的董事長——也都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了少量面積。 儘管起步維艱，但洛克菲勒中心還是成了舉世首肯的房地產項目。現代派風格大膽的手筆，裝飾藝術主題，外加其地下商城、露天廣場和屋頂花園，都賦予了洛克菲勒中心一種簡約之美，其優雅而富有想像力的品質，令最尖刻的批評家都感到無可挑剔。 洛克菲勒中心不僅僅是建築上的成功，它還成了城市規劃的著名典範，保持了最高標準的安全性和清潔性，同時提倡了創造性設計和美學造詣。與落成後的10年相比，如今，它在許多方面更加出名、更加受人尊重的是作為城市設計的一個典範。 受制於租約 雖然洛克菲勒中心在美學和建築學上取得了成功，其經濟可行性在許多年裡還是個未知數。最大的問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租約，至少在大蕭條趨於平穩、全美的經濟秩序恢復了正常以後。簡單地說，雖然父親——後來是我和我的哥哥們——擁有建築物，哥倫比亞大學卻擁有土地。租約賦予哥倫比亞大學一種不同尋常的控制權，控制著很大範圍的日常業務活動——比如，可以進駐洛克菲勒中心的企業類型和可以收取的租金金額。最重要的是，該租約禁止父親出售建築物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禁止他向外部投資人出售股份，禁止他將租約本身轉讓給任何個人或機構，除非事先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認可。父親嘗試著要修改租約里的限制條件，但該大學一口回絕了他的請求。從根本上說，該租約把父親以及我們家族的下一代人當做了人質。最初的租約有效期為24年，直至1952年，另有3個優先選擇期，每期21年，也就是說，整個期限接近100年時間。但是，租約的具體條款以及涉及的金額在每次到了續約的時候都要重新談判議定。 對我們家來說，最大的經濟負擔是支付租金的義務，無論我們的租戶收入如何。最大的經濟威脅是父親對該租約的個人擔保，而該擔保義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和我哥哥們購買了洛克菲勒中心股權以後，又轉移到了我們身上。此外，還有幾個沉重的條款。其中之一是要求父親保留一個看管賬戶，裡面保持相當於3年應付租金的金額，該部分資金必須用於購買利息非常低的美國國庫券。另一個條款限制了分紅，直至洛克菲勒中心的所有原始債務都得以清償——我們到1970年才做到了這一點。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在洛克菲勒中心建成的頭50年里，我們家實際上沒有獲得任何投資收益，儘管我父親在該項目里投入了全部身心以及很大一部分財富。 頗具爭議的壁畫 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早年歷史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插曲，即美國無線電公司大廈入口大廳的壁畫。作為洛克菲勒中心從美學角度達到賞心悅目的計劃的一部分，不少藝術家被邀請來裝飾各個大樓和露天區域。保羅·曼希普（Paul Manship）的金色普羅米修斯——至今仍然靜靜地凝望著下沉的廣場——就是那些藝術品之一，已經成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個標誌。父親選中的另外一件藝術品卻沒有這麼幸運。 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我母親十分欣賞里維拉的作品。里維拉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墨西哥畫家和壁畫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大戰期間曾經在巴黎學習，已經成為馬蒂斯藝術圈的一分子。與同時代的許多藝術家一樣，里維拉在政治取向上屬於左派，甚至一度加入過墨西哥共產黨。 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年輕館長艾爾弗雷德·巴爾把里維拉介紹給了母親。1928年，巴爾和里維拉有一小段時間曾經在莫斯科同住一個宿舍樓，那時這位墨西哥人的才華和個性給巴爾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當巴爾提議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里維拉的個人畫展時，母親和內爾森都熱情支持。母親請他畫了一幅畫，還買了他在1927年於莫斯科畫的幾幅水彩畫。有了這筆錢，里維拉便能首次訪問紐約。 母親和內爾森逐漸與里維拉熟悉了，而他也成了我父母家的常客，我在那裡見過他幾次。他儀表堂堂，很有魅力，高高的個頭，體重大約有300磅。除了西班牙語之外，他不會說多少英語，但法語說得很地道。有一兩回，他帶上了他的妻子弗里達·卡羅。弗里達是個迷人的外國姑娘，藝術才華不亞於她的丈夫。後來，她的作品在紐約拍賣市場的價格甚至比里維拉的還要高。 1931年12月，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畫展為里維拉在美國的名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到了要在剛剛完工的美國無線電公司大廈的大廳安排一幅壁畫的時候，母親和內爾森都強烈推薦讓里維拉來做。他提交了一份草圖供參考。建築師和管理方在對里維拉的可靠性進行了充分討論之後，認可了他的草圖。根據他的草圖，各方擬訂並簽署了合約。里維拉在該項目——他預計需要大約3個月完成——的酬金為21 500美元。 1933年年初，里維拉來到紐約，開始進行壁畫項目。他剛剛在底特律藝術學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度過了一個艱難的時期，因為他在那裡剛剛完成的壁畫被許多人——包括著名的「電台牧師」查爾斯·庫格林神父——認為是反基督教、反美國的作品，受到了猛烈的攻擊。 看來，里維拉決定利用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畫來表達一種強烈的政治宣言。《十字路口上的人類》（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這是里維拉給自己的作品起的名——充滿了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里摘取的對比鮮明的圖像：壁畫的「資本主義」一邊是階級矛盾、壓迫和戰爭；「共產主義」的一邊是和平、合作和人類的團結。解決這些矛盾的辦法——至少按照里維拉的觀點——將來自造福所有人的科技應用。他在壁畫中畫滿了顯微鏡、望遠鏡、電影螢幕和巨大的齒輪、槓桿，用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在壁畫即將完工的時候，他又添加了一幅顯著的、明確無疑的列寧與全世界工人們握手的畫面。與這些人像相對應的是，正在檢查一塊充滿了「社會病菌」的塗片的顯微鏡。「資本主義」一邊的景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在跳舞、打牌、喝著馬提尼酒。這部分畫面的背景是警察在鞭打工人們，而一些天主教牧師和新教徒們則用讚許的目光在一旁觀看。 壁畫做得非常出色，但不適合美國無線電公司大廈的大廳。內爾森試圖說服里維拉至少要撤掉列寧的畫像。但是，這位藝術家拒絕作任何修改，聲稱他寧可毀掉整幅壁畫，也不願意把畫面修改得面目全非！內爾森指出，他並不是被邀請來畫共產主義宣傳畫的，而且，根據原來那幅溫和得多的草圖，他們沒有理由接受最後完成的壁畫作品。最後，由於大家無法達成一致，他們向里維拉支付了合約的全款，然後炒了他的魷魚。他們曾經試圖將壁畫搬走、保存起來，結果是徒勞無益。因此，那件藝術品只好被銷毀。 20世紀30年代末期，里維拉將那幅壁畫複製了出來，並且進行了多處發揮，包括增加了一個神父與一群「濃妝艷抹的女人」一起喝馬提尼酒的畫面。這幅壁畫矗立在墨西哥城美術館中央樓梯的顯要位置。在銷毀里維拉的壁畫後不久，紐約、墨西哥等地藝術界表示了強烈憤慨。他們指責我們家褻瀆藝術，指責我們侵犯了里維拉的表達自由。在藝術家以及更加廣泛意義上的自由思想家看來，該藝術家的欺詐、貪婪，以及公開羞辱曾經視他為友並幫助他發展自己的事業的家族等事實，都是無關緊要的。 騎自行車週遊英國 雖然我知道父親為洛克菲勒中心憂心忡忡，但作為一個少年，我還有其他興趣和關心的事情。1932年6月，我從林肯學校畢業了。作為畢業禮物，我跟校友溫斯頓·加思和神學老師奧斯瓦爾德·戈克勒一起踏上了騎自行車週遊不列顛群島的征程。之所以想到這次旅行，是因為父親曾經向我講述過他像我那麼大的時候在英國有過類似的旅遊。 我們乘坐一艘卡納海運公司的遊輪到南安普頓，然後坐火車到倫敦。我們才到飯店，電話鈴就響了。電話里一個英國口音很濃的人自報家門，說她是克魯侯爵夫人，說她和她的侯爵丈夫剛從紐約回來，他們在紐約跟我的父母一起參加了英國帝國大廈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落成典禮。我父母跟他們說起了我們計劃的自行車之行，而她打電話是為了告訴我，今天晚上約克公爵——後來他成了喬治國王六世——將在聖詹姆斯宮舉辦晚宴舞會，我被邀請與她一起參加。晚會是為他的兄弟威爾斯王子——當然，他在幾年後作為愛德華八世繼承了王位，後來退了位——和王室的其他成員舉辦的。晚宴在8點30分，著裝要求：白色領帶、燕尾服。我應當在8點去接她。 我驚呆了，緊張地回答說，我沒有隨身攜帶晚會服裝，不可能參加，但侯爵夫人用命令的口吻答覆說，這是王室的邀請，我不得拒絕。我囁嚅著表示儘量想辦法，掛斷了電話，一臉詫異地看著我那位沒有受到邀請的朋友溫斯頓。 幸運的是，我的露西姨媽也在倫敦，於是我絕望之中撥通了她的電話。她說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應該去。我應該給管家部打電話，要求租用晚會服裝，讓飯店訂一輛配有專職司機的戴姆勒去接克魯侯爵夫人。我的一天全泡湯了，但是我遵守了「命令」，準時去接她。然而，當我出現在她位於梅費爾的豪宅前面時，被告知我將坐她的勞斯萊斯與她同行，而我的戴姆勒可以跟著前往。 聖詹姆斯宮是位於詹姆斯大街一端的一棟16世紀石結構建築，面向格林公園和蓓爾美爾街（Pall Mall）。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王室家族高級成員的住宅。我們到了那裡，迎接我們的是幾個直挺挺站在那裡的科爾德斯特里姆警衛。他們身穿紅外衣，頭戴筒狀高頭盔軍帽，一副威嚴的樣子。 我們進了宮殿，沿著長長的走廊往前走，兩邊是深色木板包的牆。我們在牆上斯圖亞特王朝和漢諾威王朝的國王、王后們的注視下緩緩地走向巨大的客廳，等待著一起被接見。 我受到了約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熱情接待。他們竭盡全力想讓我感覺隨意一些。但是，跟一個17歲美國男孩閒談對他們來說並非易事，這種談話對我來說也很困難。克魯侯爵夫人把我介紹給了那天晚上在場的其他王室成員，以及弄得人稀里糊塗的各個公爵、伯爵和女伯爵。除我以外，唯一在場的美國人是沃爾多夫·阿斯特勳爵的妻子南茜·阿斯特夫人。阿斯特夫人是下院的第一位女議員，是個令人敬畏的知識分子，她也盡力要讓我輕鬆自如。看到我幾次尷尬地無言以對後，克魯侯爵夫人又把我介紹給了她的兄弟羅斯伯里勳爵，其父親是19世紀90年代時的首相。 在我離開——單獨乘坐我租來的戴姆勒——之前，羅斯伯里勳爵邀請我和我的兩個朋友某天晚上到他在英格蘭北部的城堡里做客。那次做客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英國宅第的正規性：等級森嚴的僕人們聽命於權力至高無上的吉夫斯模樣的管家，打開我們裝滿了髒衣服的背包，仿佛我們是英國王室的人。 自行車旅行是一次偉大的探險，完全不同於我與王室家族那短暫而毫無準備的接觸。我們走遍了英國相當大的範圍，從西南部的康沃爾到蘇格蘭北部的高地，途中大部分是在小旅館歇息。騎幾天自行車後，我們會偶爾乘坐火車，前往我們希望接著走訪的地區。在那些日子裡，這種安排非常容易，因為火車的運營很不正規。你只需要買一張座位票，再為自行車買一張票。火車靠站的時候，你只需要把自行車放進行李車廂，然後在客車車廂里找一個座位。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手續，也沒有人想過自行車會被人偷走。 我們騎自行車一共走了大約600英里，走過的地方遠遠超過火車所途經的地方。那是一次絕好的學習經歷——遠離洛克菲勒中心和父親的諸多麻煩——並讓我產生了對英國的長期熱愛之情，同時健康的身體也為進哈佛作好了準備。 這些建築師中有年輕的華萊士·K·哈里森，主要建築商——即建造洛克菲勒中心的人——是約翰·R·托德，也就是新澤西州前州長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的祖父。 我們沒有什麼介紹信，只依靠我們的指南書籍來尋找價格適中的住宿地點。在蘇格蘭，我們去探望了我們在林肯學校的同班同學唐納德·巴羅，其父親管理著蘇格蘭北端附近的安德魯·卡內基的房產斯基博古堡（Skibo Castle）。古堡的女主人是我父母的朋友卡內基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是個實業家、慈善家，生前是我祖父的朋友。 這個項目充滿了譏諷意味，而這一點更是讓人啼笑皆非。父親反對大眾型娛樂。幾年前，在是否要買個收音機的問題上，我們家曾經出現了不大的一次家庭危機。父親堅決反對，但最後終於同意了，前提是必須把音量調得很小，而且不得放在第54大街住宅的主客廳里。 美國作家沃德豪斯所著小說中的人物，現用來比喻理想的男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