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集 · 《太平天國史》自序

一 本書是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寫的。這種體裁，是我對我國古代作為正史體裁的紀傳體，經過長期探索，再三改變而成的一種史書體裁。 紀傳體創始於西漢司馬遷《史記》。東漢班固繼承《史記》體裁斷代為史，撰成《漢書》。至唐初以紀傳體修撰《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這種體裁已得到充分發展，而先出的編年體反退居次要地位。故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史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 [1] ，在實際應用上和社會影響上，後起的紀傳體已經超過編年體之上。 司馬遷《史記》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班固把記王侯封國的世家，歸併列傳內，又把書改稱為志，分為本紀、表、志、列傳四部分，遂成為紀傳體的定型。紀傳體用本紀記帝王的統治事跡，用表駕馭複雜繁賾的史事 [2] ，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物。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宣揚帝王統治，宣揚將相功勳。歷代封建王朝所修史書都用這種體裁，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為封建主義服務。 紀傳體的方法，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類別區分」 [3] 四個字。它具有三項優點：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類可歸，網羅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從類別區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劉知幾所論「顯隱必該，洪纖靡失」 [4] ，便是指這兩項優點說的。第三，尋求方便，章學誠所論「類即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 [5] ，便是指這項優點說的。至於它的缺點，卻有兩項：第一，記事分散，讀者難得其綱領，章學誠說：「大綱要領，觀者茫然。」 [6] 第二，紀事重複互見，劉知幾說：「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 [7] 章學誠說：「一朝大事，不過數端，紀傳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傳文互見，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 [8] 從方法來論，也是一種優劣互見的體裁。 二 我青壯年時，受資產階級鄙視歷史遺產思想的影響，以為要撰史就應該用西方新體裁，中國古代史書體裁舊酒囊裝不了新酒，特別是對斥為帝王將相家譜的紀傳體更持否定態度，從來不曾有用來撰著太平天國史的打算。 我用紀傳體寫太平天國史出自偶然的機緣。1944年，前廣西通志館要我寫一部《太平天國廣西人物傳》。完成這個工作之後，我想：太平天國知名人物大半是廣西人，把那些非廣西籍的補上去，再添寫《天王本紀》和《幼天王本紀》，那豈不就成為一部《太平天國人物誌》，陳壽《三國志》的體裁不就是這樣嗎？我就照這個想法增添上去。再過兩年，我請長假回家鄉療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兩部分，那豈不就成為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史書了嗎？於是我又這樣做，便寫成了那部後來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出來。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時的興會陸續添補而成的，並不是立意用紀傳體寫的 [9] ，因此，我對它的優缺點遠沒有做過研究。 《史稿》於1951年1月出版，5月再版。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許立群同志。他對我說，他過去認為紀傳體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到他寫武訓批判時，要找宋景詩事跡，翻了許多部中國近代史書都找不到，後來在我那部《史稿》的《會黨起義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紀傳體也還是有用的。許立群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這句話出自他的親身體會，使我吃了一驚。 在《史稿》出版後的幾年裡，我因為到各地去協助舉辦太平天國紀念展覽，調查太平天國遺蹟，搜求太平天國文獻和資料等等，接觸到各方面的人們，了解到其中許多人，包括文學、戲劇、電影、美術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曾在這部《史稿》裡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視我那部《史稿》，然後才開始對紀傳體這種體裁進行探索。 三 當我寫《史稿》時，我是否定紀傳體的。到這時候，我已經學習到毛澤東同志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教導，對紀傳體應該如何去對待得到了正確的認識。但是，怎樣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10]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 [11] 呢？卻還在艱苦探索中。 我從我國古代史學家劉知幾和章學誠對紀傳體的評論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優缺點。到1954年春，中華書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時，如何去改變紀傳體的問題就擺在我面前。我針對著紀傳體「大綱要領，觀者茫然」的缺點去探索，認為可用「敘論」的體裁，寫一卷綜合的論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亂原來體系的完整，又可以達到補救缺點的目的。因此，我寫了卷《敘論》，對太平天國的時代背景，革命運動的分期，革命的性質和成就，失敗的原因，及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等等，作綜合的論述，使讀者開卷即對太平天國史大綱要領，整然在目，得到了一個概括性的認識。這是我對紀傳體所作的第一次改變。只因顧慮到這種傳了兩千年的史書體裁，一旦改變，加上一卷《敘論》，恐怕會犯畫蛇添足的錯誤，所以臨發排時抽了出來，沒有刊出。 1957年5月，中華書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氣，把那篇《敘論》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敘論、本紀、表、志、列傳五部分組合而成。我在《重印題記》里，對這個改變，特地請求讀者教正。 《史稿》增訂本，於1957年12月出版，我送請范文瀾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給我，對我這一種加敘論來改變紀傳體「大綱要領，觀者茫然」缺點的做法，給以高度的評價說：「可以不朽矣。」范文瀾同志的鼓勵，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進一步的探索。 隨著不斷的學習，我對紀傳體缺點的認識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1958年夏我開始撰寫本書時，認識到本紀的體裁專記帝王一人的統治，其目的是要體現出封建君主制的統攝萬方、綱紀後代的特徵，具有濃重的封建性 [12] 。我又認識到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偏於記述人物，突出了個人，就會掩蔽人民群眾，使讀者發生英雄創造歷史的錯覺，在全書各部分的比重上，必須大改變。 我對這兩個問題苦思了經年，想不到下手處。有一天，分別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過南京，來家匆匆一見，我把我的困難告他。他說：「問題從洪秀全來，解鈴還須繫鈴人，就要從洪秀全下手去解決問題。」他一句話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後，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邊思考。我想：將洪秀全、洪天貴的事跡移入列傳，把本紀取消，不就把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清除了嗎？但再想，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本紀記帝王統攝萬方，宣揚封建主義，但其中卻包含國家大事的內容，取消了本紀，國家大事從何而見呢？劉知幾論本紀說：「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 [13] 它具有編年和尊君的兩面作用。尊君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須剔除，撰史首重時間，編年這一面卻如何處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來在書架上抽了幾部書來查，最後想通了，決定取消本紀，改為專記大事的編年，採用中國古史的稱謂，稱為「紀年」 [14] 。這樣，取消了本紀，把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記人物的本紀、列傳占了全書四分之二部分，表、志只居於從屬的地位。現在，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列傳五部分組成，列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分，也就把以人物為本位的紀傳體性質改變了。苦思經年未能解決的難題，得到朋友指點，一旦解決了。這是我第二次對紀傳體的改變。這次改變，可說是對紀傳體性質作了根本性的改變。為著說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本書還在敘論開頭特立《開宗明義的說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國的歷史事實來闡明這個真理。 到1977年秋，對這種體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紀編年用的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春秋》的體例，按日紀事，不具首尾，不相聯屬，絕無組識，讀起來實是一堆「斷爛朝報」 [15] ，或有類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賬簿」 [16] ，不易記憶。應改用綱目體，將流水賬似的記事，綜合為幾項，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做目。綱目體也是編年體的一種，雖然仍受以年紀事的原則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範圍內，卻得對史事進行有組織的敘述，使大事易明易記。我又考明「列傳」本是和「本紀」對稱的，「天子稱本紀」 [17] ，而「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 [18] 。現在既取消了「本紀」，把洪秀全、洪天貴歸入「列傳」內記敘，「列傳」的涵義已從「敘列人臣事跡」，變而為記敘人物，則「列傳」名稱也應該改，所以把「列傳」改為「傳」。這是我對紀傳體所作的第三次改變。 我對紀傳體這三次改變，是從1951年到1977年經過長期探索進行的，並且是邊改邊用，邊用邊改的。它用「敘論」概括全書，用「紀年」記大事，用「表」標明複雜繁賾的史事，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傳」記人物。「敘論」用綜合概括的體裁。「紀年」用綱目體裁。「表」用表格體裁。「志」用專題研究體裁。「傳」用傳記文學體裁。它與紀傳體有三點顯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敘論」，概括全書，不僅改變了紀傳體「大綱要領，觀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夠擔負起理論性闡述的任務。 第二，取消「本紀」，將洪秀全、洪天貴事跡移歸「傳」內，剔除了紀傳體以君主綱紀天下後世的濃重封建性。另立「紀年」專記大事。 第三，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本紀、列傳占全書四分之二部分，以人物為本位，表、志居於從屬地位，故稱為紀傳體。現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分組成，各有獨立的任務，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分，在比重上和實質上對紀傳體作了根本的改變。 從上面三點不同總起來看，現在改變而成的體裁，與紀傳體具有不同的性質。這個體裁，五部分各有不同的體裁，各擔負不同的專職，它們之間，又互相聯繫，互相補充結合而成為一整體，應該定名為「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裁」。應用這種體裁來撰著，使一部史書既有理論性的闡述，又有豐富的內容，與一般用西方體裁撰著的史書往往陷於有骨無肉乾巴巴的境地迥異。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書應用的一種體裁。 我長期探索改變紀傳體取得來這個史書體裁，多年來未能認識，並且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認為不能擔負撰著具有理論性的史書任務 [19] 。直到去年我讀了瞿林東同志《古代史家怎樣對待史書體裁》 [20] 說，「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的紀傳體史書」，「實質上是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我認為他的提法很好，但對紀傳體形式上可以這樣說，實質上是以本紀、列傳為主體，卻不能這樣說，名為紀傳體，才是名實相符。現在，我把「本紀」取消，改為「紀年」，將洪秀全、洪天貴事跡移歸「傳」內，又增加了「敘論」，根本改變了紀傳體的性質，成為一種史書新體裁，才能稱為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我對瞿林東同志的提法雖有這點分歧，但我是從他的提法得到啟發，然後有所認識的，我對這種體裁採取的名稱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謹志明所自，並此致謝！ 由於這是一種個人從探索得來的初次試用的體裁，有必要向讀者交代清楚，所以詳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歷史科學乃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科學，歷史研究工作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青年時，受資產階級教育，中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大毒，錯誤地認為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解放後，經過改造，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實踐時還是不懂得怎樣去達到目的的。到1957年12月，范文瀾同志看了《史稿》增訂本後，寫信叫我「可補一《叛人傳》，列舉其逆跡，使革命叛徒無所隱匿，在忠奸對比下，此輩奸人將永遠遭到蔑視」。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啟示，我從此才懂得如何從敘一事、立一傳的具體安排上去貫徹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並擴大了視野，增進了認識，使本書對舊著史稿換了面目。我今天對范文瀾同志的教導，道不盡的感激！ 中國古代就有以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傳統。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就是把《春秋》作為鬥爭的武器，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清代史家王鳴盛很推崇范曄《後漢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 [21] 的緊抓歷史作為教育工具的做法。本書在《婦女傳》裡面，不給那個稱為天父第六女楊宣嬌和曾做東王楊秀清內簿書後來逃走的傅善祥立傳，而給那兩個可以代表千千萬萬婦女們對太平天國革命無限信心與深摯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把結婚證書和愛人獎功執照密藏在尼姑庵的牆壁內以等待愛人勝利歸來的柴大妹、祝大妹立傳，以及給那些有一節一行可以風示後來的人物如蔣老水手、陝北老翁等立傳，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做法。 史以紀實，撰史須要有豐富的史料，文獻無征，就不可能撰述。從前陳壽撰《三國志》，《魏書》、《吳書》因有魏、吳兩國官修史，據以勒成刪定，內容稱充實，而蜀漢無官修史，陳壽雖蜀漢人，父為馬謖參軍，本人又仕蜀漢為觀閣令史，所撰《蜀書》，竟不能不簡略缺失。史料對史書的限制如此。而況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文獻被中外反革命毀滅殆盡，我們在百年後撰太平天國史，其困難何止千百倍於陳壽的撰《蜀書》。所以今天寫成這部《太平天國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陸續發現，庶有以增補而已。 本書於1958年夏開始撰述，連它的雛形《太平天國史稿》於1944年撰述合計，歷時41年，時間不為不長了，而幾經修改，總是感到不滿，現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從前程頤不出《易傳》，說是身後之書。顧炎武自述所著《音學五書》纂輯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親手抄了三次 [22] ，是「一生獨得」的著作 [23] ，已經刻成了，而只經他的學生張弨的改正，就「約有一二百處」，使他不願刷印 [24] ，而感嘆到「著書之難而成之不易如此」 [25] 。著者今天方在初學馬克思主義，還遠遠談不到掌握階級鬥爭的觀點，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記敘包羅萬象，複雜多端的歷史，其中工作之難，成之不易，更何待說。其中問題每每需要長期的鑽研，例如洪大全問題於獻俘的時候即起爭論，直到本世紀60年代發現檔案才能作最後的定案。又如當年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國侵略者對正軍師楊秀清執掌太平天國政權指為「專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這原來是太平天國的政體——軍師負責制。一部太平天國史，諸如此類問題，安得一一發現，一一解決，更安得一一解決而無誤，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里說： 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 [26] 今天重溫無產階級偉大導師的箴言，對科學研究的艱巨性的認識，彌感親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無涯的知。我竭誠地懇求讀者對我這一束荒蕪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紕繆，大力幫助我前進！ 現在要把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壯年時在多災多難的歲月里掙扎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往事，感慨萬千。到新中國成立後，黨教育我，栽培我，給我研究太平天國史以最適合的環境和最好的條件，使我得盡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黨給我的恩德，是終生感戴不盡的。三十多年來，我的工作得到各有關方面的支持、幫助與關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們的指教與啟發，這部拙著汲取了許多單位和專家的調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誌不忘，今天在這裡，一併致其感激的謝忱！ 1985年國慶日羅爾綱謹志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 * * * [1]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 [2] 《史記·三代世表》第四《索隱》對表的體例說：「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案《禮》有《表記》，而鄭玄雲『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也。」《索隱》說表的作用是表明微而不著的事，其實，大事用表駕馭也使讀者一目了然。這個說法是片面的。梁啓超極推崇表的功用說：「自《史記》創立十表，開著作家無量法門」，「凡遇複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範。」（《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他又自述作《先秦學術年表》耗時用力甚大，「然因此范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為功亦殊不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梁啓超的話是博覽我國古來史家所造的表和他個人的經驗作出的，他的說法，可以糾正《史記索隱》的偏頗。 [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 [4] 劉知幾：《史通》卷二《內篇二體》第二。 [5]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史篇別錄例議》。 [6] 同上。 [7] 劉知幾：《史通》卷二《內篇二體》第二。 [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史篇別錄例議》。 [9] 我在《太平天國史稿》初版《自序》中說過，在中國正史系統中應該有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太平天國史，那是我寫那篇《自序》的時候，一時間錯誤地把農民起義納入封建皇朝史裡面去的謬誤說法，而不是我撰寫的動機。就是在那篇自序裡面，我也曾有「初不擬以紀傳體撰述」的聲明。 [1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 [1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索隱》說：「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正義》說：「天子稱本紀。……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眾事，系之年月，名曰紀。」這都是把司馬遷創立本紀體裁的目的性作了說明。 [13] 劉知幾：《史通》卷三《內篇本紀》第四。 [14] 案李德林《答魏收書》說：「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雲，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隋書》卷四十二，列傳第七《李德林傳》）除李德林舉的例子外，古史《竹書紀年》也叫做《紀年》。所以，本書剔除了「本紀」尊君濃重封建性的一面，吸收了編年這一面，採取古史這一個名稱，把它改為「紀年」。 [15] 「斷爛朝報」，是王安石批評《春秋》的話，見《宋史·王安石傳》。 [16] 「村店所用之流水賬簿」，是梁啓超批評《春秋》的話，見梁啓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 [17]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張守節《史記正義》對本紀的解釋引裴松之《史目》。 [18]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司馬貞《史記索隱》對列傳的解釋。 [19] 這種錯誤的認識，見我於1981年在《中華學術論文集》發表的《我對紀傳體的批判與繼承》一文內。今天十分慚愧自己愚昧無知，特向讀者聲明錯誤，並致歉意。 [20] 發表於《安徽史學》1984年第四期。 [2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范蔚宗以謀反誅》條論《後漢書》語。 [22] 據《亭林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後序》。 [23] 據《亭林文集》卷六《與楊雪臣》。 [24] 據《亭林文集》卷四《與潘次耕》。 [25] 據《亭林文集》卷二《音學五書後序》。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