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集 · 說考據
一 前言
關於考據問題，50年代初曾經有過討論。近年來，又成為史學界問題。1981年2月23日，熊德基同志在《史林漫拾序》里說：
解放後，全國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歷史學界頓然出現了新的局面。同時，也不免有些「教條主義」的傾向，這也是學習過程中難免的現象。因而既出現了一些富於理論色彩而科學價值又較高的論著，也確有些「足以驚四筵而不可以對獨坐」的文章。以致有人懷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認為理論不如考證之可信，特別是在「十年浩劫」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林彪、「四人幫」所豢養的論客踐踏得面目全非，更導致一些人輕視理論而嚮往於乾嘉樸學。其實，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定考證的作用，也珍視乾嘉學者的遺產。但不能不看到：乾嘉學者只能解答「是什麼」、「是怎樣」的問題，並不能解答「為什麼會這樣」的問題。因而決達不到史學在於探索人類社會前進規律的目的。
1982年2月1日，《光明日報》副刊《史學》第246期刊登胡如雷同志《時代賦予歷史學家的中心使命》，文章開端就說：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現使歷史學第一次成為真正的科學，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真理，但在部分史學工作者中，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歷史仍然是一個在認識上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搞亂了我們的理論戰線，「評法批儒」嚴重地敗壞了歷史科學的名聲，更易於使一些人在理論上發生動搖。「回到乾嘉時代」的私議的出現，就是這種不健康的傾向的明顯表現之一。
一些人所以輕視理論而嚮往於乾嘉樸學，另一個原因也由於對考據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的認識。1981年3月12日，胡繩同志在廣州召開的兩廣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中特地對此作了提示說：
有這樣的歷史學派，他們認為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就是把史料考證清楚。他們認為，如果一個歷史事實有幾種不同的記載，那就要考證出哪一個記載最為可信，這就是歷史研究。如果一個歷史事實沒有不同的記載，那是沒有什麼研究工作可做。按照這種學派的說法，歷史研究就會陷入煩瑣的考證，而且止於羅列一堆歷史材料。
我們是重視史料的收集、考證工作的。研究歷史要從事實出發。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關史料的真偽，當然談不到科學的歷史研究。某些歷史事實的細節，如果對了解全局有關，花氣力進行考證、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輕重，不管它對全局的了解有無意義，凡是發生過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那就勢必陷入煩瑣的考訂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史料學的工作，不過是史學研究的開始，僅僅是個開始，決不是它的完成，決不像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那一派的看法一樣。
我們的歷史研究必須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為根據，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看出歷史發展中的本質的東西 [1] 。
考據工作只是歷史研究的開始，它不可能擔負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找出歷史發展中的本質的東西。不僅如此，對歷史事實的考據，特別是對那些比較複雜的歷史事實的考據，還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正確地解決。胡如雷同志在《時代賦予歷史學家的中心使命》里說：
就考證工作而言，恐怕也需要有點理論指導。歷來認為單純搞考證、辨偽工作與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無涉，只要伏案讀線裝書就足夠了。應當承認，幹這一行，確實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也能做出成績，乾嘉學者的學術成果大多至今仍有價值，並沒有因時代變化而被推翻即是一例。但儘管如此，我總覺得，假如搞考訂、辨偽工作也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那麼無疑這種工作必將有顯著提高，理論這一行中並非無用武之地。譬如透過現象洞悉本質，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區分事物的主流與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個別舉例，要從事物的相互聯繫、前後發展變化觀察事物而不是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事物……這些方法運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古人沒有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但確曾自發地、樸素地運用過這些方法；如果我們能進一步自覺地加以運用，豈不是會超過古人？至於根據史料的階級性、政治派性對它進行考辨，那我們所達到的高度更是古人望塵莫及了。
蘇雙碧同志為《1983年中國歷史年鑑》撰《一年來史學理論的探討》也把這個主張提了出來，說：
搞考證也應有個指導思想。有的同志認為，過去總認為單純搞考證、辨偽工作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無涉，只要伏案讀線裝書就足夠了。應當承認，幹這一行的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也能做出成績，乾嘉學者的學術成果大多至今仍有價值，並沒有因時代變化而被推翻便是一例。但儘管如此，假如搞考訂、辨偽工作也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那麼無疑這種工作必將有顯著提高，理論在這行中並非無用武之地。譬如透過現象洞悉本質，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區分事物的主流與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個別舉例，要從事物的互相聯繫、前後發展變化觀察事物而不要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事物……這些方法運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 [2] 。
根據我做考證的經歷，完全說明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那已經是一個實踐證實了的事實，而不是要在史學理論探討中的問題了。
考據是歷史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歷史要從事實出發。沒有這一步工作，就談不到科學的歷史研究。但是，怎樣去做考據呢？乾嘉學派的考據家只偶爾談到三言兩語。論到考據比較多的是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也只是概括的論述。我在學校讀文史系時，沒有考據的課程，但研究歷史開端必須先考據，我只得暗中摸索。近年出版單位和刊物要我寫自傳，目的就是要我把怎樣考據的方法寫出來，同志們也這樣要我做。我十分慚愧，我是一個一無所知的正在探索者，談不到寫工作的經驗的，更談不到寫工作經驗的總結的。
由於考據問題還是今天史學界問題，怎樣去做考據，又是年青史學工作者所需要知道。因此，不揣淺陋，把自己對這問題的認識寫出來以供參考，並向同志們請教。
二 歷史研究工作為什麼要考據？
考據最大一個問題是它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而要認識它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先明白歷史研究工作為什麼要考據，怎樣去做考據，考據的性質如何等等，然後才能夠對它的真正地位和作用得到正確的認識。
首先說歷史研究工作為什麼要考據。就我個人的體會歸納起來約有史料辨偽須要考據、史料和史跡的鑑定須要考據、史料的詮釋須要考據、史事須要考據等四項。茲分述於下：
甲 史料辨偽須要考據
史料整理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步工作，而史料辨偽又是整理史料的第一步工作。就我個人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體驗，首先碰到的困難便是作偽者偽造的魚目混珠的偽史料問題。
太平天國史料偽作之多，具備了形形色色的面目：有的是同時起義的天地會要假託太平天國名義來號召群眾而偽造太平天國的文件，如廣東天地會張平湖等的偽造洪秀全敕諭；有的是後人為了鼓吹革命而偽造太平天國文件，如清光緒末年南社詩人高旭的偽造石達開詩；有的是自己要寫太平天國史事，卻不老老實實說是自己作的，而要捏造一個烏有的人，說是太平天國中人的記載，並且捏造了許多假事跡來證明他自己的說法以騙人，其中最著名的一種便是所謂「沈懋良」著的《江南春夢庵筆記》；有的是偽托太平天國首腦人物家裡人的著作以見重，如羅惇曧撰《太平天國戰紀》偽托是從北王韋昌輝嫡子韋以成所撰的《天國志》修改而成；有的是因為知道太平天國原有某種文件，或輕信傳說某人曾向洪秀全獻策，乃偽造此種文件來欺世，前者如李秀成的《十要十誤》，後者如所謂錢江的《上天王書》及《興王策》；有的是為牟利起見，偽造太平天國的錢幣、聖鈔、墓碑、文件，和偽造太平天國資料等等，這種種作偽，真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的了。
太平天國史料偽作既如是其多，種類既如是其繁，如果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不首先加以辨偽的工作，就把這些偽史料與真史料混同整理起來，根據來研究歷史，那末，得出來的結論，就必然免不了錯誤，那怎樣說得上科學的歷史研究呢？在這裡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部題名樗園退叟編的《盾鼻隨聞錄》，自稱是從廣西就在清軍襄辦文案，一直從廣西追太平軍，經過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省與太平軍作戰，「將目擊躬親之事編輯成帙」的。其實，這一部誣書卻是一個當時在四川做清朝永寧道官員的汪堃捏造太平天國虛事假事來攻擊他的仇人何紹基的。這一部誣書對太平天國極肆誣衊，所以太平天國政府下令禁止，凡有收藏的都治罪。而許多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都很重視這一部書，他們雖然也知道是汪堃做的，但完全沒有稽考汪堃的歷史，就完全相信了他在序言上的欺騙，認為他據親見親聞寫出此書，可供參考之處極多，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還把此書收入。我們表揚太平天國革命，卻反把太平天國政府嚴禁的誣書來傳布，這當然是一件大錯誤，而所以會犯這錯誤，就由於沒有考據 [3] 。
所以，我們面對著這一個問題，就必須把那些已經發現了有偽造嫌疑的史料加以考證，予以否定，從而清除出真實的史料之外，這樣，我們就必須進行考據，提出證據，並且打破沙鍋紋（問）到底，追出它作偽的根據。我們不僅要在以前相信那些偽史料的人們面前揭穿了作偽，如果偽造者還生存，我們還要使作偽者在真憑實據之前低頭承認。我在南京就曾經這樣向作偽的古董商進行過說服。必須這樣，然後才能夠掃清偽造的史料，然後偽史料才不致於魚目混珠混亂了真實的史料。
我們舉的是太平天國史的例，其他方面，也會有類似的情況。由此可見，史料必須辨偽，而從發現作偽嫌疑以至於證實，就必須進行嚴肅的考據。
乙 史料和史跡的鑑定須要考據
史料和史跡必須經過鑑定，然後偽假的或訛傳的方能清除，而真實的方得確定，一個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的歷史工作者，斷不應該對任何一件史料或一個史跡不加鑑定就肯定它的真實性的。而要進行鑑定史料和史跡就必須考據。關於史料的辨偽方面已經在上節說過了，現在專說真實的史料和史跡的鑑定。
我想從太平天國的史料和史跡的鑑定中舉出三個例子來說。1944年前廣西通志館從湘鄉曾家攝照了一部分和鈔錄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回來，請我去做考證。當時有許多人不相信曾家肯把真本借攝借鈔，因而對前廣西通志館的照片和鈔稿的真實性發生了懷疑，我也同樣發生了懷疑。因此，我就進行考據。經過我把所見的湘鄉曾家收藏的《忠王自述原稿》的四張照片來與已經鑑定確為真品的1937年吳中文獻展覽會展出由受曾國藩派委訊問忠王的龐際雲保存下來的《忠王李秀成供辭手卷》裡面忠王手書豫王、燕王姓名封爵兩款，及故宮博物院在清軍機處檔案發現出來的太平天國戊午八年忠王《諭李昭壽書》對勘，結果看出這三種來源不同文件的字跡，正是都同出自忠王一人的手筆。除筆跡的鑑定外，還從內容方面進行了鑑定。這樣，才把這部太平天國重要文獻《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實性肯定了下來。
又如1952年南京堂子街發現太平天國壁畫，去看的人幾乎一致的都說：「上面沒有半個題字，茫然一片，如何能夠斷定是太平天國的壁畫呢？」還有人說：「這些壁畫，寺廟裡多得很咧，那末，寺廟裡的壁畫也可以說是太平天國的壁畫了！」當然，我初時也同大家一樣感到茫然一片，但我認為必須經過考據，提出證據，然後才能夠得到否定或肯定的結論。因此，我進行考據，我從這些壁畫應繪人物的地方不繪人物為遵照太平天國不准繪人物的規定，證明確是太平天國的壁畫，大家都同意我的鑑定。於是經過考據就確定了這一個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極關重要，而且對於人民藝術的傳統說來也極其重要的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的發現 [4] 。
再舉一個例，如1954年1月浙江紹興發現了兩張太平天國合揮。合揮上登記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姓名、年歲和籍貫，在女的姓名上有「配妻」二字。發現之後，大家交換意見，認為應該是太平天國的結婚證書；但是，當時還沒有記載為之證明。因此，大家未能斷定。於是我進行考據，結果，在一部曾經居住過天京的人陳慶甲《金陵紀事詩》中，敘明太平天國「男女配合須由本隊主稟明婚娶官，給龍鳳合揮方准」的事實，這就證明了這兩張合揮確是太平天國的結婚證書。由於這兩張太平天國結婚證書的發現得到證實，不僅是證明太平天國結婚制度的嚴肅，徹底地掃除了地主階級記載對太平天國男女關係的種種誣衊，而且，從證書上所寫的內容與中國封建社會婚姻的「禮書帖」上所寫的內容正表現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婚制度，而說明了太平天國的婚姻制度是一種反對封建的基於男女自願結合的婚姻制度 [5] 。
由此可見，史料和史跡的鑑定必須要考據，因為經過考據，對那些被懷疑的、或半信半疑的、或未經過鑑定的真史料和真史跡的真實性提得出證明，從而依靠證據，予以確定。
丙 史料的詮釋須要考據
要了解史料的內容，許多地方都須要詮釋，不加詮釋往往看不出內容，而要進行詮釋，就必須考據。這些史料的詮釋，看來好像是片段的、枝節的，其實，如果我們不把它滑過去，把詮釋做得好，就常常可以從它裡面考得重要的史實出來。
試舉兩個例子來做說明。例如1953年發現的《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錕北伐報告》，這是今天發現的第一篇有關太平天國北伐的重要報告。我們把它研讀起來是遇到困難的，必須把那些困難的地方加以詮釋然後才能夠明了內容，這就必須進行考據。我只舉其中一句話來說便可知道。報告中說克復河南歸德府城那一天，「林鳳祥、李開芳二位帶五軍兵將連夜先往黃河四十里之遙，上下取船，並無船一〔只〕，有韃妖對江把守」，這裡所說的「黃河四十里之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報告中沒有說明，這是必須要考據的。在那裡的行軍詳細情況也應該有進一步的考據。
經過了考據才知道那一個地方叫做劉家口。劉家口是個什麼地方呢？不僅現代的地圖上找不出來，就是在清代光緒年間繪的地圖上也找不出來，於是又得去考查，經過一番稽考，才考查出劉家口乃是離歸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黃河南面的口岸，是當時山東、河南各省商船雲集的所在，屬山東曹縣轄境，過河就可以向山東省挺進，所以太平軍打算在這裡過黃河，取道山東，進攻北京。不料清軍採取防守黃河戰略，先把船隻盡泊北岸，到太平軍抵劉家口時，就放火把船隻燒光，使太平軍無船可渡，而不得不改變計劃從河南渡黃河向直隸進軍，以後就在懷慶、山西、保定等地處處受阻，到深秋才到天津，又遇大水阻礙進軍。如果當時太平軍在五月中旬就得從劉家口渡過黃河，從清朝北方防禦力薄弱的山東向北京迅速進軍，就不致於處處受阻，很可能在六七月間就挺進到北京。那時候，正是糧熟的時候，清朝無法封鎖，當不致於如同後來那樣在靜海、獨流因糧盡不得不退兵的事。可知當時太平軍不能在山東劉家口渡過黃河是使以後作戰發生了重大的困難，阻礙了有利的進軍的。這是太平天國北伐戰爭史中的一件大事，倘使我們研讀這篇報告時，匆匆地就把這句話滑過去，而不加以不畏艱辛的考據，我們怎樣能夠看出這一件大事呢 [6] ？
又如我從前做《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箋證》一書工作時，對原稿本忠王李秀成自述被俘說：「因此我而藏不往（住），是以被兩國（個）奸民獲拿，解送前來」那一句話沒有去做考據，當然就完全不注意到這一句話的重要。到1953年南京舉辦太平天國克復南京百周年展覽的時候，江寧縣文教科陳楓林先生根據他的實地調查告知我逮捕忠王李秀成那兩個奸民是丁村王小二和澗東村陶大賴（趙烈文日記作陶大蘭）。我得了陳楓林先生的調查，再去稽考曾國荃的機要幕僚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趙烈文也說是曾國荃部將提督蕭孚泗的冒功。經過了這樣的考據才引起我對這一句話的密切注意，於是我就把原稿鈔本與曾國藩刻本校勘，才發現出曾國藩把忠王李秀成原來寫的「被兩國（個）奸民獲拿」七個字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情況完全兩樣的八個字。曾國藩為什麼要偷改這七個字呢。因為清政府對攻下天京第一件大事是要捉忠王李秀成，趙烈文當時做了一個比喻，說如果捉不到忠王李秀成就好像考試繳不了卷。捉得忠王李秀成是第一大功勞，而忠王李秀成的被捉是由於奸民獲拿送來，功勞便減了，所以曾國藩就不得不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兩國（個）奸民獲拿」一句話偷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於是經過這樣一改，曾國藩就得封了一個侯爵，曾國荃得封了一個伯爵，蕭孚泗也得封了一個男爵。這班反革命的拜爵封侯，就在於這幾個字的輕輕一改！由於這一件事的考據清楚，就使我們了解曾國藩所以不得不刪改《忠王李秀成自述》的原因，而前廣西通志館從湘鄉曾家借攝和借鈔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實性也提供了一條強有力的證明 [7] 。
由此可見，史料的銓釋必須進行考據；如果不進行考據，就會不明了內容，就會把重大的史事輕輕地滑過去。
丁 史事須要考據
歷史事實常常有隱蔽不明的或異說紛歧的，還有虛捏的或歪曲的，特別是封建統治者對革命的誣衊更是連篇累牘地充滿在封建統治者編著的記載上，這些都必須加以考據，然後才能夠看見歷史的真象。
試舉幾個例子來說。例如太平天國與天地會的關係，不僅是始終沒有拒絕過天地會的參加，反之，主動地去爭取天地會的參加，太平天國從廣西北出湖南，是由於得到湖南天地會的參加，增加了宏厚的勢力，才能夠席捲湖湘，東下江南；太平天國把曾國藩緊困在南昌，同時並調動得兵力回天京打垮清朝江南大營，是由於得廣東天地會到江西來參加；太平天國在浙江慈谿打死美國侵略者華爾（F.T.Ward）之役，是由於廣東天地會在慈谿起義加入；太平天國曾在儀征碼頭製造皮篷小船預備衝過清軍水營去上海接應劉麗川起義軍隊；天地會加入太平天國的群眾一般的都成為太平天國基本隊伍，就是那一支在江西加入石達開部下還保存原來旗幟被清統治者叫做「花旗」的天地會隊伍，也一直戰鬥到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天京失陷後轉戰閩、粵時為止。但是，二十多年來，卻有些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本著他們的主觀臆斷就肯定說：太平天國在壬子二年廣西永安州破圍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之後，就拒絕天地會的參加，上海劉麗川起義請援也遭拒絕。他們的臆說就成為近今批判太平天國不知講求統一戰線的事實根據，指為太平天國失敗原因之一。這一個臆說，就是由於那些人們沒有認真做過鉤沉索隱的考據工夫，所以真實的歷史便看不出來 [8] 。
又如天京事變，是由於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隊伍裡面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農民領袖之間的內部矛盾，另一類是農民領袖和隱藏在農民隊伍裡面的階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是屬於農民的內部矛盾。而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矛盾，則是農民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地主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實際就是當時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革命內部的反映。天京事變，就是這兩類矛盾在太平天國革命隊伍裡面發展的結果。而從事變的整體來論，階級矛盾卻居於主導地位。但是，卻有人認為是萌芽的無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洪秀全、楊秀清代表萌芽的無產階級，而韋昌輝、石達開代表地主階級，也有人以為是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還有人根據無根的野史以為是由於楊秀清和洪宣嬌、傅善祥三角戀愛所引起。我們要忠實於歷史，就必須進行考據，深入去發掘史料，去否定荒謬的史料，考得出真確可信的史事，然後才能夠得出真確可信的結論 [9] 。
又如1951年1月《人民畫報》第二卷第一期為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年而刊載了清光緒十九年癸巳永安劉福姚編的《永安蘇公仁軒褒忠崇祀圖》中《州城禦寇》和《巷戰成仁》兩幅插圖。第一幅圖，城上旌旗林立，高揚著一面代表清統治的「永安州正堂吳」大旗，守城的清軍在永安州知州吳江的領導下，面對著太平軍大炮轟擊，英勇無畏地守衛著城垣。城下是太平軍在仰攻，只有大炮的火焰向城上頻頻地發射，而作戰的太平軍卻沒有英勇的表現。第二幅圖，太平軍從城門大隊打進了城，城內高揚著一面代表地主階級的「蘇」字大旗，由統率團練的蘇保德帶領人馬當先迎敵，展開激烈的巷戰，表現出了清軍人馬頑強的戰鬥。這兩幅插圖強烈地表現出地主階級對抗革命的凶頑的思想意識，但是卻完全不是事實。當時真實的事實是這樣的：太平天國進攻廣西永安州，清軍是沒有什麼抵抗的，太平軍第一天到了城外，第二天連槍炮都沒有放，只放了爆竹就把永安州攻下。在打進城後，清軍也沒有什麼巷戰，當時清朝守衛永安州的武將是統領平樂協軍隊的副將阿爾精阿，文官是永安州知州吳江，就跑到關帝廟上吊而亡，至於那些帶民團輔助正規軍守城的地主階級分子蘇保德、湯慎德、陳德輈等逃跑不了，都在城內被殺了。當時的事實如此，而地主階級編纂的《褒忠崇祀圖》為了要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就歪曲歷史，顛倒事實。然而這一件真實史事必須經過考據才能夠指得出地主階級編纂歷史顛倒事實的虛誣，而《人民畫報》沒有進行考據就把這兩幅插圖誤刊出來，於是本來是為著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的，反恰恰是替清朝統治者和地主階級對抗太平天國作了宣傳 [10] 。
由此可見那些隱晦不明的或異說紛歧的特別是封建統治階級歪曲事實的史事必須進行考據，否則看不到歷史的真象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和上了封建統治階級反動記載的當。
三 怎樣去做考據？
對於怎樣去做考據，我的體會很膚淺，我想提出怎樣去發現問題，怎樣去考證問題和怎樣去檢驗假設三方面來討論。
甲 怎樣去發現問題
考據的目的是要解決有問題的史料、史跡和史事。因此談怎樣做考據，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去發現問題。
就我個人做考據的經驗，要發現問題，必須細心的觀察，大膽的懷疑。不細心觀察，就容易被蒙蔽，把問題滑過，無從看出有罅隙，抓著破綻，不大膽懷疑，就不敢揭發問題。
疑而後考，經過考明才能相信，這時考據的原則。從事考據工作而不具有懷疑精神，就會給虛偽騙過，無從發現問題。孟子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他就是我們知道最早的一個中國辨偽家。清代的崔述的《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務」，更是一個著名的辨偽學者。到五四時代，錢玄同改姓為疑古玄同，不過是把這種風氣再度提出而已。當然，這一種精神必須正確掌握，就是說懷疑必須從細心觀察得來的實際情況出發，如果出自主觀唯心論，那只有陷到錯誤的泥坑去。
我想舉我考據太平天國史為例，太平天國史裡面，有許多偽造的文件，有許多虛謬的記載，還有許多異說紛歧的史事，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國史必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是，關於這些問題卻還不曾有人提出過。
1931年秋，我從發現一個很小的有關太平天國記載的訂謬問題，引起我對太平天國的研究。以後二十多年，所做的研究太平天國史工作，就一直朝著訂偽、辨謬和考信的方向走，做了一些清道夫和鋪路工的工作。有過同志問我：「為什麼在你以前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沒有發現這些問題呢？而你卻能揭發出來呢？」我的回答就是：「細心的觀察，大膽的懷疑。」例如自清末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出版後，《石達開詩鈔》、《無生詩話》、《龍潭室詩話》、《說元室述聞》、《太平天國詩文鈔》、《太平天國野史》等書都競相轉載，石達開詩名喧騰一時。其實，根據石達開的出身和歷史來考據今所見石達開詩，從刊載於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上《答曾國藩五首》起，除了慶遠（今廣西宜山）《白龍洞題壁》一首外，全部都是後人偽造的。1934年，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上發表我的考據，沒有多少人相信，還有人說我不應該否認革命英雄的詩歌。我大膽的懷疑，大膽提了出來，並且堅持我的考據。直到1939年，柳亞子在《大風旬刊》上看見簡又文引據我的考據之後，他寫了《題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後》和《題盧冀野輯石達開詩鈔後》兩篇跋文寄給《大風旬刊》，他告訴我們殘山剩水樓刊本《石達開遺詩》這一部詩集，除《答曾國藩五首》見於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外，餘二十首都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時假造的，當時集錢印千冊，流布四方，柳亞子便是參加刊布的一人 [11] 。自從柳亞子題跋發表後，人們才相信我的考據。
又如太平天國史料里有一部最眩眯人們的大偽書，叫做《江南春夢庵筆記》，署名「武昌沈懋良撰」。這部大偽書首先虛構說著者「沈懋良」是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編在贊王蒙得恩部下，後來做蒙得恩的親近侍從，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還在天京。書中用了種種障眼法來欺騙讀者，使讀者深信它的真實性。接著就肆意虛構了許多太平天國事跡，從而誣衊了太平天國革命，混亂了太平天國史實。從20年代至50年代初，三十多年來，凡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或評論介紹太平天國史料的人沒有一人不深信這部大偽書。有人根據它來考證太平天國的律法與印行的書籍，有人根據它來考證《天朝田畝制度》與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和省制等等，有人根據它來證明太平天國曾追封洪大全為愍王，證明確有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人們在考據太平天國史的工作上，幾乎沒有例外都把它的記載作為斷定太平天國史事的最重要的根據，即使遇到文獻具在，記載分明，千真萬確的史事，而因為他獨有不同的異說也竟引以為疑。因此，這部大偽書由於大家受了它的欺騙，才致於以偽亂真，紊亂了太平天國的真實歷史，發生了嚴重的惡劣影響。其實，這部大偽書雖然用盡了欺騙的伎倆，但是，如果讀者小心的去觀察它，任何障眼法都遮掩不了它的欺騙，就一定能夠拿得住它的破綻。關於這部大偽書，我已經寫了一篇考據，不僅證實了它的種種虛偽，而且直追出了它作偽的娘家 [12] 。在這裡不能把那些考證列舉出來，只說我是從什麼地方發現它的作偽呢？我發現作偽者作偽首先是在書中所述敘贊王蒙得恩的事跡上，據著者自述說他是蒙得恩最親近的侍從，連蒙得恩「內室」情況都知道的那樣一個關係密切的人，可是，他記載蒙得恩金田起義時的年歲「僅十九歲」，而我們根據蒙得恩的兒子幼贊王蒙時雍《致叔上信等家書》說，金田起義時蒙得恩在金田入營，蒙時雍在平南縣花洲入營。如果金田起義時蒙得恩確如所說僅十九歲，他那裡會生得一個少年兒子蒙時雍出來分路參加革命呢！又如書中記蒙得恩家庭說：「無子，生三女」，而實在蒙得恩不但生了這一個曾經在太平天國晚期與干王洪仁玕共同執掌朝政的蒙時雍，據蒙時雍家書，他還生了蒙時安、蒙時發、蒙時和、蒙時泰四個兒子。蒙得恩是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病死的，而此書在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在他妄逞污辱太平天國的敘事裡面，還敘述了蒙得恩的種種行動，蒙得恩已經死去三年了，他還不知道。如果確如著者所說與蒙得恩那樣親密的關係，他會連蒙得恩的年歲、家庭都完全弄錯，連蒙得恩那個在天朝執政的兒子蒙時雍都不知道，甚至連蒙得恩死了三年還說親在蒙得恩的家中看見蒙得恩的種種行動那樣荒唐的話嗎？這就使我看出了作偽者的欺騙，追尋出作偽的破綻，我從作偽者在自敘中所記的年月日上拿住了他作偽的馬腳。原來作偽者是特地設計要在這幾條年月日上來欺騙讀者的，他先寫了一句「懋良於咸豐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尚羈白下」的年月，在最後兩條記事，又寫「十四日記」，「十五日記」兩個日子。這個作偽者偽裝不知清咸豐已死，同治改元已經三年的事，他還大書特書「咸豐十四年」，以表示他是久居天京與外面消息隔絕，使讀者相信他自述的種種身份。他又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所以他自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日，而最後兩條記事又註明是「十四日記」、「十五日記」以表示他這部書是在天京破城前幾天做的，而在破城前一天還在寫他的記事。果然讀者就在這個地方都給他騙住了。北京大學教授史學家朱希祖在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序》中引證這部大偽書說：「懋良湖北武昌人，被掠留於太平軍中贊王蒙得恩部下十三年，天京將破，在危城中成此筆記，其書稱太平當局為賊者，蓋以預為出城逃死計，然其所載事跡，則多真確。」我們從朱希祖的話中，可以知道作偽者這一條設計是怎樣地欺騙了讀者。但是，也正在這一處地方，被我拿住了作偽者的馬腳！因為這個騙子只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這是夏曆日子；他卻不知道太平天國天曆的日序與夏曆不同，天京失陷之日，太平天國的天曆卻是六月初六日。如果確有沈懋良其人其事，他在天京危城之中，既不知有清同治三年，又何從而知夏曆的日序？倘系獲得夏曆通書以為紀日，那麼，就應該知有清同治三年，而不應該寫「咸豐十四年」。如果說所寫的年為清元，而日子是天曆日序，則天京已在六月初六日失陷了，自序不應該有六月初七日，更不會有十四、十五兩日記事。可知這個騙子是不知道太平天國天曆與夏曆日序不同這一回事的，他所寫的日子都是夏曆，所以才露出作偽的馬腳來。我之所以拿得住作偽者的馬腳，是由於我在細心的觀察看見了他的欺騙之後，就追尋出他的破綻，拿得到他的馬腳，從而進一步去證實他的種種虛構，揭穿了他的欺騙，而給太平天國史料清除了這一部大偽書。
又如天京因缺糧，守城軍隊只留一萬多人，能作戰的僅三四千人，城陷後，大部分都得衝出，戰死的沒有多少，在城陷以前，全城人口，連居居在內也不過三萬人，而曾國藩向清廷報告，卻虛報說攻破天京，殺了太平軍「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當時紛傳天京金銀如海，清廷正貪婪地垂涎著，而曾國藩軍隊卻把天京搶光了，就放火燒了天京滅跡。曾國藩反向清廷報告，把放火燒天京的罪行推歸太平天國。關於曾國藩這一篇奏報，從來寫太平天國史的人都根據了它。我是怎樣發現問題呢？我是從地主階級的欺騙性、貪婪性發現了問題。因為曾國藩圍攻天京的軍隊只五萬多人 [13] ，而太平天國陸軍的戰鬥力又遠勝於曾國藩的軍隊，連曾國藩自己也低頭承認 [14] ，若果天京守城軍隊還有十多萬人，就不會被敵人攻破，即被攻陷也一定會同杭州守軍那樣可以全軍撤退，斷不會有十餘萬人束手被殺的事。曾國藩之所以要虛報，目的是要向他的主子虛冒戰功，這是地主階級一貫的欺騙性。至於曾國藩把放火燒天京的罪行推歸太平天國一事，我首先是看見曾國藩復他朋友郭嵩燾的信說他搪塞清廷所要追問的天京庫藏的話說得不好 [15] ，也就是說這一件放火滅跡的蠢事瞞不了他的主子。清廷垂涎天京的金銀，曾國藩軍隊又先下手為強搶光了天京的金銀，放火企圖滅跡，這也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欺騙的行動。我不相信曾國藩的虛報，發現了問題，於是進行考據，種種證據證實了曾國藩的虛報，拆穿了曾國藩的欺騙 [16] 。
以上所舉三例，前兩例是從一事一物看出破綻，發現問題；後一例是從封建統治階級的欺騙性、貪婪性看出破綻，發現問題。
乙 怎樣去考證問題？
問題發現之後，怎樣去考證問題呢？考證問題通常是建立假設，尋求證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把假設看做是一般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種形式。科學知識是藉助於假設而發展和充實起來的。
考據建立假設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第一、積累材料；第二、根據研究過的事實提出假定；最後進一步證實和檢驗所提出的假定。所以考據所提出的假設，是從不充分的證據歸納出來的。它只作為一種特徵的假定，必須積累更多的證據和經得起反證，才得成為定論。考據提出假設，必須從實際材料出發，而不允許憑空提出的；假設的證實，必須依靠更多的證據，並且尊重反證來作檢驗，而不允許主觀臆斷的。
例如我做的《天曆與夏陽曆對照考》，是從我把所見太平天國的天曆與夏陽曆對照的記載來與日本人田中萃一郎以天曆干支與夏曆干支、天曆禮拜與陽曆禮拜對合編成的《天曆與陰陽曆對照簡表》對勘發現了問題，經過收集到二十多條證據歸納出了初步的意見，我才提出一個假設：天曆的干支、禮拜並不是如同田中萃一郎所編排那樣與夏陽曆相合的，而實際是比夏陽曆早了一天。
我這個假設，經得起七條反證的檢驗，說明了那七條反證為什麼會致於錯誤，後來並且積累了一共五十多條的證據，就證實了這一個假設 [17] 。
又如我鑑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我在發現問題之後，首先向老屋主李奉先訪問，得了他家傳下來的口碑，再經過仔細觀察壁畫，看出兩個最顯著的可以代表全部壁畫的特點：一個是壁畫上必須有人物或應該有人物的畫面都不繪人物，另一個是與清代的和古代的形式不同的望樓建築。我就根據這兩個有代表性的特點提出了一個假設：壁畫不繪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國壁畫的特色，這一個望樓也可能是太平天國望樓的特殊建築。後來我從那一個在天京住過幾年的滌浮道人（又署名知非子）著的《金陵雜記》考出太平天國壁畫制度正是專繪山水花鳥、不准繪人物的；又從另一個也在天京住過幾年的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和《金陵雜記》考出這一壁五層高、其上平頂、周圍有紅欄杆的望樓壁畫，又正是太平天國軍事上重要防禦工事，正反映出當時偉大的尖銳的軍事鬥爭現實。因此，我才證實了這些壁畫確是太平天國的壁畫 [18] 。
又如1954年在浙江紹興發現兩張太平天國結婚證書——李大明柴大妹合揮、翟合義祝大妹合揮，我根據陳慶甲《金陵紀事詩》證實了確是太平天國的結婚證書。但太平天國的結婚證書為什麼不叫做「合婚」而叫做「合揮」呢？「揮」字作怎樣解釋呢？我沒有得到材料進行解釋。有一天，王淑慎同志告訴我說：「在江蘇省博物館籌備處發現的一封吳壽春致撫天預徐少蘧的信裡面有『是以特備糧揮一紙』的話，太平天國的糧憑叫做糧揮，研究合揮的意義，這一條材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我就根據這一條材料提出合揮的「揮」字可能是作「憑證」解的這一個假設。於是我再去求證，又在安徽博物館籌備處藏的《真忠報國啟天福兼中軍安徽省文將帥張潮爵發給懷寧縣朱玉桂朱物吝榨坊照憑》中有「領取印揮，以備查核」的話，丁葆和《歸里雜詩》 [19] 有「揮紙隨身出復歸」句，自注說：「賊出入皆用偽憑，名曰揮紙」的話。我們根據了這兩條材料，看出太平天國的榨坊照憑叫做「印揮」，通行證叫做「揮紙」，丁葆和並且特別註明太平天國的憑證叫做「揮紙」，與糧憑叫做「糧揮」完全相合，所以「合揮」的「揮」字確是作「憑證」解，「合揮」就是「結婚證書」。這樣就初步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後來周定一提出「揮」字作為憑證解是客家方言裡常 用的詞，劉日波也指出現在廣州方言也把「揮」字作為憑證或票證解 [20] 。這樣，又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假設。
丙 怎樣去檢驗假設
在考證的過程中，要對最後一步過程：怎樣去檢驗假設提出來說說。
怎樣去檢驗假設？就是把新發現的證據來檢驗原來的假設，看看是否相合，如不相合，就要看原來的假設經得起還是經不起新證據的反證；如經不起反證，就必須服從新證據放棄舊假設而另從新證據提出新假設。這樣做考證才不致於陷到主觀的武斷。
例如關於金田起義日期的考證，最初我看見八種不同的說法，我認為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清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之說最可信，因此我就假定這一天為金田起義的日子。到1937年，《天情道理書》、《干王洪仁玕自述》都發現了，由於新史料提出了新證據，使我對各種不同說法得到一種融會貫通的解釋，我拿新證據來檢驗從前的假設，它經不起反證，於是便把它放棄了，而根據《洪仁玕自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起義之說另提出了新假設。這一個新假設，到1944年我得看見《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鈔本之後初步得到證實。到1954年我修改這篇考據時，又發現一條重要的證據，就是洪秀全做的一首明白說出他生日那天就是「天父天兄開基日」，也就是說是太平天國起義日子的詩，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個假設 [21] 。
又如我考證天曆干支、禮拜較夏曆的干支、陽曆的禮拜早一日始於何時的問題，1947年我根據太平天國頒行天曆之日，正在廣西永安州被困緊急，並且由於制度的新舊交替，特別是夏曆大建小建的不易記憶等等情況，提出了太平天國大約是在頒行天曆之日，由於上述種種情況而無意錯前一日的假設。到1954年，我在重寫的一部《太平天國史稿》裡面提到這個問題，曾次亮先生對我的假設提了意見。他說我的假設不十分合理，他指出《舊約》的安息日本相當於陽曆的禮拜六，太平天國的禮拜日是否原於《舊約》的安息日，值得考慮。我也覺得我的假設站不住，於是我放棄了這一個舊假設，而接受了曾次亮先生的意見另提出新假設去搜尋證據。果然在太平天國自己頒行的文獻里得到天曆禮拜是守《舊約》以一周的第七日做禮拜的制度的證明，而與陽曆以一周的第一日做禮拜的算法不同，所以天曆的禮拜就比陽曆的禮拜早一天，天曆的禮拜、干支也比夏曆的星期、干支早一天，從而也就可知天曆禮拜、干支比陰曆、陽曆早一天是在開始頒行天曆之日就如此的 [22] 。關於這一個問題，雖然還有其他的可能，今天還未能作為最後的定論，但卻是可以說明檢查假設的例子。
有時根據一種材料，可能提出兩個假設的，但是，那一個假設是真實的事實，則取決於歷史事實的證明。例如蘇州忠王府的大門經同濟大學建築系陳從周教授的調查研究，斷定現在的大門為太平天國前建築物，其大門柱與柱礎形制不符，系在舊基礎上重建。我們根據陳從周教授的鑑定，可以提出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太平天國利用舊建築作為忠王府大門建築；第二個假設，是李鴻章攻陷蘇州後，占據忠王府為江蘇巡撫衙門，故拆毀了忠王府大門原建築改建為清朝衙門式的大門建築，而從別處移來舊大門嵌上。於是我們進行求證，先從現存的忠王府大門與忠王府內部建築作比較研究，忠王府的正殿、後殿是建築得十分壯麗的，巍然宮殿的氣象，而忠王府現存的大門卻是一座卑隘的清朝衙門式的大門，在建築的規模上是絕不相配的。從歷史事實來考證，蘇州忠王府外部規模是完全照天京王府的規制的，在宏偉的大門外建有兩座鼓吹亭，東西兩旁又建有兩轅門，其上各建有凌空飛展的角樓。所以這一座大建築，曾經被地主階級分子一方面不得不讚嘆它「極其壯麗」，同時卻又要咒詛它「規模僭越」。這又可知現在忠王府大門並不是原來的大門。經過這樣地檢驗之後，第一個假設是被否定了的。我們放棄了第一個假設，根據忠王府現在的大門與忠王府內部建築的對比，並與歷史事實的考據對證，證實了第二個假設是真實的事實，得出蘇州忠王府今天這一座清朝衙門式的大門建築是李鴻章把忠王府原來具有王府規模的宏偉建築拆毀改建，而從別處移來一副舊大門嵌上去的結論 [23] 。
四 論考據方法的局限性
考據用的方法是形式邏輯的歸納法。形式邏輯是人類共同的低級思想方法，它不是主觀唯心論，而是一種科學。在狹隘的範圍里，在研究事物的簡單的尋常的關係時，還可以應付的；一超出這個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本質和規律，要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時，這種初等的形式邏輯就無能為力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有一段話論形上學的思維方法道：
形上學者思維於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之中。他的說法是：「是則是，否則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在他看來，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樣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絕對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結果也彼此處於固定的對立之中。這種思想方法，我們初看起來似乎是很有理的，因為它正是合乎所謂常識的。可是人的常識在家庭四壁之內的生活範圍中，雖是極可尊敬的伴侶，但是一踏上廣大的研究的世界時，它立刻就會經歷最可驚的變故。形上學的思想方法，雖然在某一多少寬廣的領域中（寬廣程度要看研究對象的性質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遲早它總要遇著一定的界限，在這界限之外，它就變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因為它只看到個別的事物，而看不到它們的互相聯繫；只看到它們的存在，而看不到它們的產生與消滅；只看到它們的靜止狀態，而忘記了它們的運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24]
這段話正好用來說明舊考據方法的片面性與局限性。舊考據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識」可以處理的範圍中，也就是說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可以運用的範圍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詳細占有材料和謹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結論的。這是因為在一定的時間內和一定的具體條件下，某一歷史現象是可以被視為已經形成的相對地分離的、穩固的和確定的史實的，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某一多少寬廣的領域」，這裡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這種方法「遲早的總要遇著一定的界限」，一超過那一個界限，那時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來了，「而陷於不能解決的矛盾中」。所以考據方法所能擔負的只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作，要去研究事物的本質和發現事物的規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考據方法通常用的都是舉例為證的列舉式的歸納法，不僅這種列舉式的歸納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則地選取歸納材料的科學的嚴格的歸納法，它所能達到的成就和辯證法相比較，也還是不完備的。列寧在《哲學筆記》里曾經指出：「以最簡單的歸納方法所得到的最簡單的真理，總是不完全的，因為經驗總是未完成的」 [25] 。可見要達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學知識，尤其是關於社會歷史發展的最複雜的科學知識，考據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是無能為力的，而必須進一步應用高級的邏輯——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
對於考據方法這一種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檢查我過去所做的考據太平天國史的工作中，我得到了深切的體會。1944年我用考據方法進行《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這個專題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見的只是個別的事物，而看不見它們的互相聯繫；我所看見的只是一大串紛亂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個作為太平天國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來做研究的中心環節，從而捨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羅列為：人口壓迫、豪富兼併、耶穌教與鴉片、災荒、政治隳廢、民族思想與會黨六個因素，平均對待各種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種支離破碎的孤立的問題。結果，沒有考據得出階級鬥爭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原因，卻一直向著各種支離破碎的問題去鑽牛角尖：從人口壓迫追溯到明代蕃薯、玉蜀黍的輸入及清代乾隆後的傳播；從長江水災追溯到長江水患的起源；從鴉片戰爭追溯到鴉片的輸入與對資本主義國家誣衊吸食鴉片始自中國人的訂謬。這樣，就對研究太平天國革命原因的目的離題十萬八千里！當時我在前社會研究所工作，寫成這本稿子，送給所長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說：「可惜花費了這樣大力，得來的結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嘆無能。一直到50年代，初步學習馬克思主義，才知道原來是舊考據方法和形上學的思維方法給我的局限，給我的束縛。
雖然我所以造成這種結果，一方面是由於我那時候錯誤的觀點和客觀主義的立場所決定，但是，同時也由於這種考據方法的局限性給我以局限。我這一個陷到困境的往事，充分說明了考據方法的局限性。
五 論考據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上所論，我們可以給考據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一個結論。
決定考據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是由於它所用方法。考據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邏輯，如上所論，這種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這種初等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可以處理的範圍，而對探求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卻根本沒有能力。因此，考據只能做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工作，它所擔負的任務就是考證史料的真偽，銓釋史料的內容，和考證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顯示史事的真實現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學工作中的第一步。至於「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從材料上升到理論的問題，從考據現象，到根據現象去探求本質和規律，那不是它所能擔負的。
在考據所能為力的範圍內，運用嚴謹的考據方法，是會得到一些正確的結果的，如乾嘉學派的王念孫、王引之所著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等書，不出名物訓詁校勘等的範圍，大都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所能解決的問題，他們嚴謹地運用這一個方法，因此就能夠做得比較嚴謹，比較正確的結果。即在今天說來，他們的成績有許多也還是有用的，值得吸收的。在乾嘉時代的考據家們，他們還知道把考據和經學中的「微言大義」分開，他們還比較知道考據真實作用。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的做些校勘古書本子、訓詁古書文義、考據古書時代等工作，較高級的也只做到考據古代史事和制度，把史事的現象和制度的內容弄清楚。他們把所謂「義理」、「考據」、「詞章」分為做學問的三種途徑。這說明當時的考據家還比較能知道考據的作用和限度。所以清代考據家的考據著作，雖然基本上還是為封建主義服務的（也就是為經學服務的），可是由於他們在考據中不亂談義理和詞章，他們的考據只是相當單純的考據，因此，他們的考據成績，到今天也還有值得採用的地方。
破壞了考據的嚴謹方法和以考據代替史學，那是資產階級裡面的一種所謂「史料學就是史學」的學派所給中國古代考據的毒害。這一派強調演繹法的作用，把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應用到它所不能解決的範圍去，這就破壞了中國古代考據老老實實的用歸納法的嚴謹。這一派又以考據代替史學，認為史料學就是史學，把限於整理資料的考據當作史學，因而掩蓋了社會科學的階級鬥爭的使命，使得許多歷史工作者只知有考據，而不知道考據在全部歷史科學中應該占的地位。這麼的一個資產階級歷史學派，必須狠狠地批判的。它的流毒，必須徹底地肅清的。
我們只有明確地認識了考據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後才能發揮它的真正作用，為歷史科學研究服務。
六 我的經驗說明了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最後我們要說一說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條每一個考據工作者都應該具有的認識。
考據用的方法是形式邏輯，這一種方法，只有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辯證法的指導下，才能夠正確地發揮它應有效能。因為「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虛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 [26] 。我們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從事於任何科學研究，必須從具體資料入手。擺在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去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對於資料首先要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夫，這正是考據的任務。這樣，考據才得到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指導下為歷史科學研究而服務，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指導下的考據才可以真正發揮它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科學效能。
在1954年春至1956年秋這兩年半里，我有一件工作是把解放前寫的和解放後已寫及打算要寫的考據編為七集。在這件工作當中，我以檢查解放前所做考據的缺點、和解放後所做的考據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改寫舊作和撰寫當前新問題的考據為主要任務。我經過這一次全面的檢查，並通過自己工作的實踐，深切地認識到了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27] 。茲分述於下：
甲 對歷史事實的考據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然後才能夠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
對歷史事實進行考據，如果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指導之下去做，勢必陷於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
例如我於40年代就曾經對《天朝田畝制度》進行考證。《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反封建綱領，包括有廢除地主階級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廢除私有財產的聖庫制度，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工業歸國營的諸匠營、百工衙制度，還有人民選舉鄉官的民主制度，和婦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則貫串著一個反封建的綱領。那時候，我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的指導下，把其中的土地法、聖庫制度、諸匠營與百工衙制度、鄉官制度、婦女解放等等割裂開來孤立地去看，結果只能考出一個個孤立的史事，而不可能看出它內部的聯繫，也就看不出正是從一個綱領出發的一系列的政綱。到解放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初步懂得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才看得出這是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從而對太平天國革命性質問題作得出是一個反封建的農民革命的科學說明出來。
不僅是考證《天朝田畝制度》那樣大的問題，就是以考證一個人物的問題來說吧，例如關於太平天國有沒有天德王洪大全這個人物的考據，必須從天地會的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一個代表全會勢力的大領袖，太平天國在廣西永安州時領導班子內並沒有一個代表天地會勢力的領袖參加，在所謂「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之後，太平天國也完全沒有排斥天地會、拒絕天地會加入的事等等方面去考察問題，才能夠給相信實有「天德王洪大全」的人的論斷予以根本的推翻。而我在1935年第一次寫《洪大全考》時和1946年第二次寫《天德王洪大全考》時，都僅僅是從《洪大全供》的真假上去稽考，直到1954年第三次寫《洪大全考》時，我初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才使我懂得這樣全面地去考察洪大全問題。
由此可見，對那些牽涉範圍較廣的史事，尤其是對那些內容複雜、錯綜的歷史事實進行考據，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然後才可能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
乙 對歷史事實的考據，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然後才能夠從本質看問題
從現象看問題，只能夠考出浮在表面的事物現象，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才能從本質去看問題，探求出史事的真象。
試舉關於太平天國壁畫看法的爭論為例作說明。在50年代的中期，藝術界曾發生過一次對太平天國壁畫問題的爭論。著名畫家傅抱石、陳之佛和我們對太平天國壁畫進行過多次的探討，我們根據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望樓壁畫，望樓高聳，江上戰船旌旗飄揚，反映了尖銳的軍事鬥爭現象的一面，同時，大江上民用船隻揚帆下駛，又反映了物資交流的一面。這一壁畫面，把當時革命首都——天京軍事鬥爭的時代特點和繁榮經濟的景象，安排在一塊兒，真實地反映出來，作出了是一壁採取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壁畫的看法。我們又從太平天國壁畫起宋、元、明、清四代之衰的情況，作出它是由於農民對壁畫「喜聞樂見」，所以太平天國才大力提倡，是有群眾基礎這一看法。我們的論文發表後，藝術界有同志著專文反對：否認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望樓壁畫為現實主義的作品，而認為是「一壁山水畫」。否認太平天國提倡壁畫有群眾基礎，而認為是壁畫發展的結果，只因為壁畫比較適宜於宮室裝飾，所以壁畫才得應運而生。這一次爭論，今天回想起來，實是從現象看問題呢還是從本質看問題的問題。
可見從現象看問題，只能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現象形態。考據一些比較複雜的歷史事實，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夠從本質看問題，探求得出掩蔽在現象後面的歷史真象。
丙 形上學思維方法是「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才能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
歷史事實往往是複雜錯綜的，在發展的過程中有著矛盾存在的。用形上學思維方法「是則是，否則否」地去看問題，是不可能解決此種問題的。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才能夠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探尋得出史事的真象。試舉浙江紹興太平天國壁畫的考據為例。
紹興市內現在相傳有二十多處太平天國繪的壁畫。這些壁畫，繪有龍、鳳、獅、象、虎，繪有戰爭故事，還繪有神怪故事。龍、鳳等壁畫，十分殘破，但戰爭故事和神怪故事壁畫卻保存得完整。我們經過調查、研究，根據許多方面已經肯定的事實，肯定了龍、鳳、獅、象、虎等壁畫確是太平天國的壁畫，而對那些存在著種種疑問的人物神怪壁畫，則提出了是由於紹興地主階級誣衊太平天國用人血繪壁畫，誣衊太平天國在房子裡殺人埋死屍，所以在太平天國退出紹興後，有些地主階級的家，便在太平天國繪過壁畫的牆壁上，另繪上與太平天國信仰對立的東西為他們所崇奉並且認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來加以「厭勝」。因為這些壁畫，是當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就在太平天國繪過的壁上繪的，所以一代代傳下來便誤傳是太平天國的壁畫這一個假設性的解釋。我們處理這個複雜、矛盾的問題，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於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繪的，所以才把假的誤傳為真的。這是必須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才看得出的。可是，我在1953年初研究這問題的時候，還受著形上學思維方法「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的束縛，我那時候看來，認為這些壁畫應該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還是從真的遺蹟上重繪誤傳下來的這一個事實。後來經過一年多長的時間，極力掙破舊思想方法的束縛，不斷地苦思，才在複雜矛盾的問題之中，逐漸地看得出來。在這裡，我應該奉告讀者，當我提出這一個假設性的解釋時，還不曾得到地主階級這類勾當的例證。後來我讀到《水滸全傳》，在第一百十九回記平方臘事後，宋朝統治者的措施道：
御筆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地，各帶反文字體。
這是真的歷史事實，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九十四、《宋紀》九十四、徽宗宣和三年平方臘後記道：
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歙州為徽州。
紹興地主階級於太平天國失敗後，在太平天國壁畫的舊跡上，另繪上與太平天國信仰對立的神佛故事來加以「厭勝」，正是與宋朝統治者於方臘起義失敗後，取「反文字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同一勾當。
我考證紹興太平天國壁畫的經驗，說明了形上學「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的思維方法的無能為力，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才能夠在矛盾對立之中探尋得出歷史的真象。
丁 形上學思維方法是靜止地看問題，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夠發展地看問題
形上學思維方法靜止地看問題，不可能了解史事的產生、發展和變化。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夠發展地看問題，探求得出史事的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真象。
例如研究太平天國思想有兩部主要文獻，一部是《太平詔書》，另一部是《天條書》。這兩部書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話；另一種版本把這些話都刪去了。蕭一山在1933年做《太平詔書》和《天條書》跋，憑他的主觀臆斷硬說太平天國原來是宗教性很濃厚的，「當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為事，舉中國一切之聖經賢傳胥毀棄之」，後來曾國藩起湘軍以名教奇變為號召對抗太平天國，所以太平天國「積數年之經驗，因社會之情形，不得不翻然變計」，就在這兩部作為教育宣傳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國典訓名言」，「故為佐證」，付之重刻，以遷就人心 [28] 。蕭一山這一種說法完全是主觀臆斷。我於40年代從《太平詔書》和《天條書》兩種版本的校勘，從太平天國所行的舊喪禮和新喪禮的制度，再參以太平天國刊刻的《舊遺詔聖書》的初刻本和改正重刊本的校勘，考出蕭一山說法的謬誤，證實了《太平詔書》和《天條書》授引儒家經典的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經典的為改正重刻本。但是，當時的考據到此為止，而未能解釋其原因。到50年代重寫這篇考據時，初步學習馬克思主義，懂得了從發展看問題，才能夠提得出：「洪秀全雖利用基督教發動革命，但他本是儒生，久受中國傳統思想的薰陶，因此，那時候他寫的翁育宣傳文件就多援引儒家思想與術語，不能出其範圍。到癸好三年建都天京後，草創漸定，『萬樣更新』，於是乃有刪書之舉，以謀思想上的統一」這一個解釋出來。從這一個例子，可見做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然後才能解釋歷史事實發生的底蘊。
戊 資產階級標榜的客觀主義是掩蓋階級鬥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揭露階級鬥爭
資產階級標榜的客觀主義是掩蓋階級鬥爭，為資本主義服務。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揭露階級鬥爭，發掘出階級鬥爭的歷史事實，看出歷史的真象。
例如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天京之所以不能保守，是由於生產遭到了徹底的破壞。當時安徽、江蘇、浙江三省幾乎到處都是「村市平毀，農田全荒，白骨荊榛，絕無居人」 [29] 的可怖現象。這三省是給誰破壞了呢？地主階級口口聲聲說是太平天國破壞。我在1944年寫了一篇《世傳太平軍姦淫殺戮考謬》 [30] ，雖然極力在替太平天國辨誣，但是，我那時候由於中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大毒，不懂得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理解問題。到1954年重寫這篇考證的時候，我再看曾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31] ，才恍然大悟，大殺、大燒正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反革命軍隊進攻太平天國的一個極毒辣的手段。據曾國藩說，在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反革命發動進攻以前，太平天國的情況是「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安之若素」。但是，為什麼一到反革命進攻之後，就會造成「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呢？不管曾國藩如何地歪曲事實，如何地誣衊太平天國，而這一種燒殺的罪行都完全是反革命分子乾的，因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要使太平天國軍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 [32] ，太平天國政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 [33] ，所以就用殺光、搶光、燒光的毒辣手段把安徽、江蘇、浙江三省的生產徹底破壞了。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粉碎了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的誣衊，而且可以明確地斷定這一件殘民以逞的大罪惡正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地主階級乾的。但是，如果不是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看問題，就不可能剝開曾國藩的誣衊，而從誣衊的言辭裡面看出事實的真象。
又如王韜，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同情太平天國的人，所以他才向太平天國上書論攻上海事。我在1934年寫《上太平軍書的黃畹考》的時候，只考得出「黃畹」就是後來辦《申報》的「王韜」為止，至於王韜為什麼要向太平天國獻策卻無法考得出來。到1954年重寫《黃畹考》便不同了，我能夠初步從階級鬥爭觀點去看問題，把那些隱蔽的事實看出來了。首先是從王韜向太平天國獻策前就在上海吃了英國侵略者的先鋒隊傳教士的飯共十二年之久，他跟英國侵略者有過長期的關係。就在獻策那一年，他又跟英國海軍提督何伯（J.Hope）、參贊巴夏禮（H.S.Parkes）做隨員到天京去窺探太平天國，又到漢口去與清朝統治者勾結。據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記》說，美國侵略分子華爾（F.T.Ward）統率的洋槍隊便是清朝的蘇松太道吳煦採納王韜的建議來建立的。根據王韜這樣的歷史與行動來分析，他斷不會替太平天國打算而向太平天國獻策的。又據英國公使卜魯斯（Bruce）所說，知道王韜所以向太平天國獻策是因為當時王韜全家從外國侵略者霸占的上海搬回他的家鄉——太平天國治下的蘇州去，為了避免太平天國對他的懷疑，故獻此策假作與太平天國「同心之論」。而王韜之所以全家從上海搬回蘇州，是由於太平天國大軍進攻上海，英國侵略軍的增援軍隊還沒有趕到，上海情況慌亂，故搬回蘇州來。再根據英國增援軍到滬後，王韜就返上海，與後來清政府因王韜上書太平天國要逮捕他時，英國公使對王韜極力保護等事看來，王韜向太平天國獻這一個主張用兵上游不攻上海的策略，很可能是受英國侵略者的指使，企圖太平天國延緩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爭取時間，等候增援的。這一件事，對太平天國反侵略戰爭是有關係的，應該作為這一篇考證的主要問題。可是，我在1934年考證這一個問題，卻不可能接觸得到這一個問題的核心，只有懂得用階級鬥爭觀點看問題時才能夠把事實發掘出來。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是掩蓋階級鬥爭，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揭露階級鬥爭，發掘得出階級鬥爭的歷史事實，看出歷史的真象。
己 唯心史觀是無視或蔑視群眾，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會有群眾觀點和走群眾路線
唯心史觀無視或蔑視群眾，看不出人民群眾的力量，也就難免導引到錯誤的結論，更不知道走群眾路線去解決問題。只有馬克思主義才具有人民群眾的觀點，才知道依靠群眾。
例如人們研究太平天國採用明白易曉的語文的問題，得出來的是洪秀全個人提倡的結論。而我們用群眾觀點看問題，才看出洪秀全原來是一個深受古典文體束縛的知識分子，他在最初圖謀革命的時候寫的幾篇文章還不曾打破封建古典文體的束縛，特別是《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故連篇。這些文章，當然不是人民群眾所能領會的，但當時洪秀全是關門寫作，他沒有認識到群眾的要求。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他到廣西桂平縣平在山設立拜上帝會機關，分送他所撰的文件到附近各縣農村進行宣傳之後，他接觸到群眾的面一天比一天廣，一天比一天深了，才深切地認識到他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文體不是群眾所能領會的，群眾所要求的是聽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話的文體。因此，他就打破封建古典文體，寫作明白如話的文章以符合群眾的要求。洪秀全通過他的革命實踐，明確了群眾的要求，到了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建都天京後，就提出反對封建文學提倡白話體文學的革命政策。這就可知太平天國反對封建文學的主張，並不是洪秀全個人想出來的，而是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34] 。又如中國古代盛行壁畫，宋代以後，由於地主階級提倡捲軸畫，只繪於廟宇寺院的壁上，為勞動人民所「喜聞樂見」。在宋、元、明、清四代衰落了的壁畫所以還能保存不墜，實由於為勞動人民所愛好。因此，太平天國到建都天京後，就在一些新建築和廣大的舊建築上普遍地繪製壁畫起來，它剔除了與革命鬥爭牴觸的佛道人物畫和封建人物畫的舊內容，而發揚了有利於革命鬥爭和美化生活的山水花鳥畫和富於鬥爭性的飛禽走獸畫的新內容，從牆壁棟樑以至門扇，無一不繪。天京以外，各地也普遍地繪製壁畫，只以天京一地而論，在失陷之後，經過清軍的焚燒毀壞，還有一千多處，真可以稱為壁畫城。當時壁畫的盛況可以想見。這就可知，太平天國的提倡壁畫，不是主觀盲目的，而是反映人民的愛好，站在人民群眾的基礎上的，太平天國壁畫所以得到蓬勃的發展，就是建築在這一個群眾的基礎上。可是，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用群眾觀點去看問題，才能得出這個正確的結論。
唯心史觀更不知走群眾路線，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知道依靠群眾去解決問題。我們所做浙江紹興太平天國壁畫的調查，南京如意里太平天國壁畫的調查等，都是依靠群眾解決了問題。而最突出的一件事例，是南京普渡庵的調查。原來南京市民魏伯和在1950年提出一個所謂「天王元妃」——興義尼出家普渡庵的事件，他自己以興義尼歸依弟子的身份向政府報告，他糾約了幾個生存的人作證，他舉出了幾個過去的實有其人的人或虛捏的人作證，他還舉出了一些無可追尋的文件和捏造了一些文件作證。他建議政府在普渡庵建碑紀念，保護革命遺蹟，並申請政府照顧他個人的生活和他兩個堂妹的就業問題。政府把他的意見交我們研究，我們從歷史考證指出他所說的事件的虛假。他不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上書，我們也一次又一次地根據歷史事實指出他的虛假。他仍不服，最後一直上書到毛主席。政府為慎重對待革命傳說及人民意見起見，交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大家研究這問題，認為魏伯和所提出的事件，是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經過歷史的考據完全證實他的虛假的了。但是，魏伯和是生存的人，他捏造這一樣事跡被揭穿了，他還可以再捏造另一樣事跡；他可以糾約活人作證，他也可以捏造死人作證，他還可以捏造假文件來作證，總之，歷史考據可以否定他的種種虛假，但歷史考證卻遏止不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作偽。要遏止他再也不敢作偽，必須把他作偽的根由揭穿出來。在這一事件來說，要把他作偽的根由追尋到水落石出，只有走群眾路線，依靠群眾，才能夠徹底地解決問題。因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決定組織人力，深入到當地群眾中去進行調查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詳細地訪問了具有極大的代表性的人物，結果，揭穿了魏伯和捏造所謂「天王元妃」的動機的秘密，就是曾經一度給魏伯和作證的果修也不敢再在群眾面前再作「假見證」。這一件事，終於依靠群眾徹底地解決了問題。
由此可見，唯心史觀無視群眾，看不出人民群眾的力量，也就難免導引到錯誤的結論，更不知道走群眾路線去解決問題。只有馬克思主義才具有人民群眾的觀點，探求得出歷史的真象，才知道依靠群眾，去解決難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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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六項，只是就我個人實踐中的體會舉出來說的，當然不只這些。但是，只就這六項看來，就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了形上學思維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是從現象看問題，是「是則是，否則否」地看問題，是靜止地看問題，是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是無視或蔑視群眾，它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全面地、聯繫地看問題，才能夠從本質看問題，才能夠從矛盾對立之中去看問題，才能夠發展地看問題，才能夠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才會有群眾觀點和走群眾路線，它具有極大的正確性和優越性。
我從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前與解放後兩相對比，使我深切認識到了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然後才能作出正確的結論，為歷史科學研究服務，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考據才可以真正發揮它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科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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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光明日報》1981年4月20日。
[2] 據1983年1月5日《光明日報》副刊《史學》第276期蘇雙碧《一年來史學理論的探討》一文。
[3] 詳見拙著《一部太平天國的禁書》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內。
[4] 詳見拙著《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調查記》一文的考證。
[5] 詳見拙著《李大明柴大妹合揮翟合義祝大妹合揮跋》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國文物圖錄》一書內。
[6] 詳見拙著《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錕北伐報告跋》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內。
[7] 詳見拙著《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證》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箋證》一書內。
[8] 詳見拙著《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係考實》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事考》一書內。
[9] 關於這個問題，我從前寫的《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訌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事考》一書內），觀點錯誤，已在拙著《太平天國史·序論》內予以更正，那篇考證，也預備重寫。
[10] 詳見拙著《〈褒忠崇祀圖〉無恥地歪曲歷史》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內。
[11] 請參看拙著《石達開假詩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內。
[12] 詳見拙著《太平天國史料里的第一部大偽書——〈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一書內。
[13] 據曾國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折》，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14] 案同治二年曾國藩《致彭杏南》述忠王李秀成說他的軍隊「全不能戰」，他自己也低頭承認說：「昨夜接廬江吳長慶稟，並鈔寄偽忠王文書，……稱曾某之兵，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實忠酋確有所見之言。」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一。
[15] 案同治三年曾國藩復他的朋友郭嵩燾信說：「金陵儲蓄之奏，措辭誠多未善」（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四《復郭筠仙中丞》），這就是說他捏報的話不能欺騙清廷。
[16] 請參看拙著《曾國藩奏報攻陷天京事考謬》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一書內。
[17] 詳細考證見拙著《天曆考及天曆與陰陽曆日對照表》一書。案此處說的積累五十多條證據，是截至1954年8月寫這部書時為止，其後陸續發現新史料，到今天已遠遠不止此數了。
[18] 詳見《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調查記》一文的考證。
[19] 《庚辛泣杭錄》。
[20] 見《歷史研究》1956年第七期《關於太平天國文獻中「揮」字意義的解釋》。
[21] 詳細考證見拙著《金田起義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事考》一書內。
[22] 詳見拙著《天曆考及天曆與陰陽曆日對照表》一書內。
[23] 請參看《蘇州忠王府小考》一文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內。
[24] 恩格斯：《反杜林論》，吳黎平譯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頁。
[25] 列寧：《哲學筆記》，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頁。
[26] 列寧：《哲學筆記》，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頁。
[27] 關於這一次工作，我寫了一篇長《跋》，刊於《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太平天國史論文集第七集》）後。在那篇跋文中，我把我從工作實踐中得到考據工作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認識強調地告訴讀者那是必要的。但對考據作出舊考據方法和新考據方法的提法卻不對了。固然，近人利用現代歐美傳來的各種科學知識和比較精密的邏輯觀念來做考據是比乾嘉學派有所發展的，而今天，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指導下進行考據又是與50年代以前的考據大大不同的。但是，考據本身都同是用形式邏輯的方法，所不同者只是指導思想而已。所以對考據作出新舊兩種考據的提法是不對的。特在此對舊作更正。
[28] 見蕭一山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第一冊《太平詔書跋》。
[29] 見《平定粵匪方略》卷三百七十一李鴻章奏。
[30] 此文收在1948年出版的拙著《太平天國史考證集》內。
[31]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32] 都見曾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33] 同上。
[34] 請參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編《太平天國文選》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