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綱集 ·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

50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志共同看一部政治經濟學的書，其中論述太平天國政體事，有「太平天國在國家組織中把君主政體和農民民主主義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說法。他問我：「你看這個說法對不對呢？」我說：「我對太平天國政體沒有研究過。」太平天國政體問題第一次提到我面前來。 轉眼過了20多年，到1978年春天，《歷史研究》編輯部兩位同志帶一篇關於楊秀清逼迫洪秀全要稱萬歲的文章叫我審閱。這個問題，關鍵在於太平天國的政體。他們問了我。我說：「我對太平天國政體還不曾研究，記載上說的是君主專制。」過了兩個月，《歷史研究》要召開太平天國史座談會，這兩位同志把《通知》送給我。《通知》上提出四項研究項目，其中有一項是太平天國政權的研究。我對兩位同志說：「政權問題太大，我試對政體探索吧。」 我把有關史料都輯在一起，進行探索，首先，使我發現記載上所說太平天國政體是君主專制有了問題。於是把那些複雜矛盾的問題一一加以分析，看出太平天國的政體，是採取主與軍師這一組織形式，以「主」（天王）為國家元首，「軍師」為政府首腦，主臨朝而不理政，國家權力由軍師行使，惟仍承認君位天授，主對君位保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能這一事實。這種政體，農民民主主義的比重是超過了沿襲君主制的。所以，應該說這是一種在國家組織中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政體。回想我當初是把太平天國的政體看作為君主專制的，也不同意那部書上所說的話。而是經過了鑽研，才改變了我的認識，作出了今天的結論。 我在1979年5月，寫成一篇《太平天國政體考》，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同時在《歷史學》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發表。我請了幾位研究政治、經濟和中國古代史的同志指教。承他們在溽暑天氣，對一些關鍵性地方大力幫忙，使我得進一步向前探索，於這一年冬天，寫成《太平天國政體考再稿》（此文收在拙著《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內，三聯書店出版）。這篇《再考》寫成後，我據來在拙著《太平天國史》內，寫了一卷《政體志》。今年3月，欣逢廣東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太平天國史研究會聯合召開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周年學術討論會，我把這一卷志用《太平天國的虛君制》的標題，參加了大會的討論。 我這篇論文，經過討論，同志們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不同意的意見都是論太平天國不可能產生虛君制。雖然我說它可以稱為「虛君制」原是借用的名詞，並且聲明了與西方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實質不同。但是，顧名思義，究竟難以免除誤會，借用這一名詞是欠妥的。谷霽光同志遠路來信給我，說這是一個發現，「是從政權組織形式突破了太平天國政權研究中的關鍵」，他希望研究工作深入下去。他指出：「任何政體都有其微妙關係」，而「政權組織形式千差萬別」，「因此，引用『虛君制』這一名詞，值得商榷」。承茅家琦同志對拙著細細地審閱，他給我指示應改為「軍師負責制」，使我頓開茅塞。我現在接受谷霽光同志和同志們的意見，照茅家琦同志的指教，把太平天國這種政體改為軍師負責制，進行了一些修改。謹將問題的提出以及研討的經過縷陳於上，敬請同志們教正！ 1981年8月9日羅爾綱謹志於北京 一 緒言 政體就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各種類型的國家都是通過一定的國家形式來表現其階級本質的。它與國家的根本性質相適應。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體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 [1] 一般地說，國家的政體指的就是國家的權力機關，特別是最高權力機關的組織形式。通常它說明最高權力機關的結構、組織程序和職權分配等問題。 太平天國是在農民起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其政體必須與其國家政權相適應。金田起義後兩個月，太平天國在廣西武宣縣東鄉建國，以「主」（天王）為國家元首，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天王「臨朝而不理政」，國家最高權力由軍師行使，但天王對君位本身卻具有絕對的權力。這是一種在國家組織中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政體，我們不妨試用「軍師負責制」來稱它。 太平天國前期行使這種政體，在革命戰爭中，宣傳群眾，組織群眾，迅速擴大革命力量，迅速占領廣大地區，並施行其革命綱領政策，發揮了重大作用。經過天京事變，軍師負責制遭到破壞，天王專制獨裁，與其國家政權背道而馳，遂導致太平天國內部的分裂以至覆亡。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是一個一向掩蔽在錯綜複雜矛盾的事態當中的問題，曾經使人們發生了錯覺。本文所述，只是初步在那些矛盾的陳述中經過考證清理出來的歷史事實，還有待於作深入的細緻的探索。 二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 太平天國刻頒的《王長 次 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記天王洪秀全於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大病死去復甦事，其中有說： 天王有時預詔：「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今日應驗東王升天這幾年也。 這兩句話極重要，說洪秀全在丁酉年大病時就預詔，這固然是故神其說，但它卻明確地說明了太平天國的政體，是以「主」和「軍師」構成的，並且說明了這是起義前就已預定的，而建國以後，也一直在行使這種政體。 「主」，就是天王，為太平天國的元首。洪秀全在廣西永安州時，詔通軍大小兵將說：「繼自今，眾兵將呼稱朕為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軍師」，是太平天國「朝綱之首領」 [2] ，就是政府的首腦。 金田起義後兩個月，辛開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軍和革命群眾在廣西武宣縣東鄉擁戴洪秀全即天王位，立幼主，同時，立軍師，建立了太平天國。 在起義的時候和建國之初，正軍師楊秀清的威信還在培植的階段，所以軍令權由奉天命下凡救世威信最高的天王暫時執掌。到辛開元年十月在永安州封立五王，定西、南、北、翼四王都歸東王節制之後，始將軍令權交歸正軍師東王楊秀清 [3] 。 作為太平天國元首的天王，是具有無上的尊嚴的。太平天國所行的朝儀，正是漢高祖劉邦所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4] ，完全是承襲封建皇朝那一套朝儀，也正是太平天國政體中封建主義的組成部分。但是，天王卻沒有執掌實權。第一，太平天國起義伐暴救民的檄文沒有用天王名義頒布的。第二，中國封建皇朝，由皇帝降詔處理國家政務，稱為上諭，太平天國天王沒有上諭的頒布 [5] 。第三，太平天國朝內官，屬於供職天朝宮殿以及左史、右史、掌朝儀、通贊、引贊等1621員，都是天王侍從儀衛的官，沒有一員是管理行政的 [6] 。第四，太平天國參仿《周禮》，雖設有六官丞相，卻是作為「位居極品」 [7] 的最高一級官階，而不是掌管全國政務的官職。所以，天王只是一位臨朝而不理政的國家元首，並沒有執掌國家的實權。 太平天國的權力在於軍師。作為革命綱領的《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國家政務，由下級層層核議，經軍師決定，然後由軍師啟天王取旨。天王這種「旨准」，實質是「畫諾」，實際已由軍師執行。 因此，常有「事過方奏，或竟不奏者」 [8] ，《天朝田畝制度》又規定凡經軍師奏請取旨的政事，「天王降旨，軍師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體遵行」，軍師總理國務，具有領導列王的權力。所以李秀成論軍師為「朝綱之首領」，洪仁玕也自述「身任軍師之重」 [9] 。太平天國軍師權位的崇高可見了。 就由於太平天國的權力由軍師執掌，所以才有這樣崇高的權位。太平天國的起義檄文是由軍師頒布天下的，那三篇後來編為《頒行詔書》的伐暴救民的著名起義檄文，《奉天誅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討胡檄》和《救天生天養中國人民諭》，就是由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頒布的。到癸好三年正月，大軍從武昌下江南，頒布的《四民各安常業誥諭》，也是由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頒布的。楊秀清、蕭朝貴在這些布告中，開口就自稱「本軍師」，儼然以代表國家的身份向天下宣告。太平天國給進貢的人民收執，以為「異日合符之憑」的貢單，也是由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代表政府發給的 [10] 。太平天國致外國的照會也同樣是以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的名義致送的 [11] 。可見太平天國是以軍師代表政府的。 再看太平天國國家權力的行使。太平天國「一切號令」 [12] ，自軍國大事，以至刑賞生殺，職官升遷降調，都由正軍師楊秀清裁決 [13] 。楊秀清的東殿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每部12員，共72員，主分掌國務，承宣24員，主發號施令 [14] 。全國國務，各方向正軍師楊秀清稟奏 [15] ，又從東殿發出誥諭指揮，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機器一樣運轉。曾於一天裡面頒發誥諭至三百件之多，使敵人感到驚奇 [16] 。凡鎮守各地的官員和出征的大將，當封授遣派時，必頒給正軍師楊秀清將憑一張，准在外先斬後奏 [17] 。正軍師楊秀清的將憑，代表了太平天國國家的權力，與中國歷史上所傳皇帝賜尚方劍授權誅奸具有同樣的意義。 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國侵略者都是不能理解太平天國這種軍師負責制的。清朝統治者和地主階級分子見天王臨朝而不理政，就指為「屍位而已」 [18] ，甚至說「洪秀全實無其人」 [19] ，「或雲系刻木偶偽之，實無其人」 [20] 。來天京探訪太平天國的外國侵略分子見天王沒有上諭，也向太平天國提出詢問 [21] ，回去又作了「以東王名義對我們的詢問所作的答覆，根本不能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對南京太平王這個人的存在和他是否在南京這樣疑問」的匯報 [22] 。至於對正軍師楊秀清行使權力，以《賊情彙纂》作者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反革命分子指為「一切專擅」，「自攬大權」 [23] 。英國侵略分子麥華陀（W.H.Medwrist）和鮑林（Lewis Bowing）也指為「東王極其狡猾地僭取這個位置，使他的主公成了一個純粹傀儡國王」 [24]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把太平天國這種政體指為楊秀清的篡奪行為。 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政體的歪曲，好似烏雲般一直遮蔽著後人的觀察，使人們發生了錯覺。今天必須予以掃除，然後方能顯示出真實的歷史事實。我已在《太平天國政體考再稿》中，專章詳加考謬釋惑，請讀者參看該文。 三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歷史淵源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是有它的源遠流長的淵源的。 在中國古代，本來有一種限制君主權力的丞相制度。丞相是秦代後為封建官僚組織中最高官職。《漢書·百官公卿表》記其執掌為「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注說：「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就是說秉承皇帝命，管理全國政務。漢初丞相位尊權重，所以近人有稱為責任丞相制度的說法。自漢以後，丞相一職，廢置不常。明朝初本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誅左丞相胡惟庸，遂廢丞相不設，析中書政務歸六部，以六部分掌全國政務，直接向皇帝負責，於是總攬權柄於皇帝一人之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復下敕諭，後世子孫不得議設丞相，臣下有請設立丞相的，處以極刑 [25] 。明代暴君迭出，殘虐人民。明末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總結明朝歷史，他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他在《明夷待訪錄》里，既痛斥「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大倡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的民主道理，復極力主張宰相制，以分君主權力；並主張皇帝沒有執行的事，宰相可代皇帝執行。黃宗羲的主張，曾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實行虛君共和制所取法。暴君嫉恨丞相制，哲人則主張用丞相制以分君主的權力，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由來已久了。 在農民階級方面說，自從秦朝的陳勝、吳廣起，農民為要求平等、平均，反對壓迫，打倒暴君，推翻虐政，進行過大小數百次的革命戰爭，更是史不絕書的。 編著於元末農民大起義後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便反映了一種防止暴君出現，限制君權的政治理想。這兩部書的著者羅貫中，是個「有志圖王者」。據傳他曾參加元末張士誠起義 [26] 。他抱負未能實現，只得見之空言，寄托在這兩部說書講史的小說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五記劉備進位漢中王，封「諸葛亮為軍師，總督軍馬一應事務」。《水滸傳》第二十回記梁山泊英雄立晁蓋「為山寨之主」，扶他「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後，推吳用為軍師說：「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 《三國志通俗演義》把歷史上劉備的謀臣諸葛亮，改造為小說上總督軍馬一應事務的漢軍師諸葛亮，並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預見未來的象徵，作者顯有寄託。在《水滸傳》里，不把梁山泊的權力交給那四海馳名，「智勇足備」，為「山寨之主」的「托塔天王」晁蓋，而交給這個「村中學究」的「智多星吳用」執掌，其用意更為明顯。漢軍師諸葛亮和梁山泊軍師吳用都可說是著者的化身，也可說是著者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正是遠承《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這種政治理想而來的。兩相對勘：《三國志通俗演義》漢軍師諸葛亮「總督軍馬一應事務」，太平天國的軍師也「總理國務」。《水滸傳》立晁蓋「為山寨之主」，推吳用為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太平天國也以主為國家元首，軍師為政府首腦，執掌實權。《水滸傳》梁山泊英雄聚義，在聚義廳上同時推立「山寨之主」和軍師，太平天國也於建國時同時建立天王（主）和軍師。兩者完全是一模一樣。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成書後約三百年，於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創始的天地會 [27] ，在它的《反清復明根苗》第一里，就有在高溪廟起義時，拜朱洪英（一作朱洪竹）為盟主，拜陳近南先生為軍師的傳說 [28] 。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有一卷天地會人物繪像 [29] ，把這個傳說形象地繪了出來。這一卷繪像，繪的都是天地會傳說人物。第一幅是《朱洪竹小主繪像》。第二幅便是《明主朱洪竹和軍師陳近南先生繪像》。其他人物都是單人分幅繪於後（陳近南也有一幅在白鶴洞修道繪像列於後），這表明「主」為最高領袖。而明主朱洪竹和軍師陳近南合繪列第二幅，則意味著「主」和「軍師」為一體，也意味著天地會打算建立的政權是要採用以「主」和「軍師」構成的政體。再從第二幅看，明主朱洪竹和軍師陳近南並站在一起，明主站在右，軍師站在左，右高左下 [30] ，明主表現出一副至高無上的尊嚴，軍師面向明主，表現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則執在他的手中，這表明了「主」為元首，是第一位，「軍師」是第二位，但實權卻由「軍師」執掌。天地會這一幅繪像，把《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通過漢軍師諸葛亮和梁山泊軍師吳用而表現出來的以「主」和「軍師」所構成的政體的政治理想活現在紙上。我們看了這幅繪像，對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實質和精神面貌都會得到深切的體會。 《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是兩部著名的具有人民性的說書講史的小說，《水滸傳》寫的是宋代梁山泊農民起義，著者更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其中。這兩部書，都為人民所喜愛，都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願望。所以農民起義者在組織他們的會社和建立他們的政體時，往往向這兩部書吸取養料。上面已經說到天地會在傳說上就據《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有軍師陳近南這個人物。現在再來看它的組織和制度。考天地會便是取《水滸傳》「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義的誓詞，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異姓為一家的意義作為會名的 [31] 。天地會力求平等主義，會員間彼此都以兄弟稱呼，入會的一體看待，便是從《水滸傳》不分貴賤，無問親疏，並且打破天賦的不均與教養的不齊的「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鬥冤讎，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朴，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槍，或奔馳，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的梁山泊大聚義的理想而來的 [32] 。清末哥老會（即天地會後來的名稱）重要首領陶成章述天地會「力求平等主義」，「政體主共和」，也指出是取《三國志通俗演義》（桃園義氣）、《水滸傳》（梁山泊聚義）、《說唐》（瓦崗寨威風）三書貫通而來 [33] 。天地會的組織及其共和政體，取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也取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在14世紀後半期撰寫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中還是一種政治理想，到17世紀70年代創始的天地會就以這種理想來組織會社，並且預期以「主」和「軍師」為構成的體製作為將來建立政權的政體。到了19世紀50年代金田起義，太平天國建國，就把軍師定為制度，創立了軍師負責制，見之實行。從理想到預期，從預期到實現，其歷史源流，是明如觀火，昭然若揭的。 四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產生與性質 太平天國按它的階級本質來說是農民的國家，其使命首先是為封建社會中深受壓迫的農民和貧苦的階層謀利益，鎮壓敵對階級的力量。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史時期，當時的中國，已開始由封建社會變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宗法關係已趨向鬆弛化，歷史條件已起變化，另有其特殊內容。它不但把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平等、平均的農民民主，大大地向前推進，發展到農民起義的頂峰，並且，帶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屬性，開始具有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然而素樸的宗法制君主主義，對君主政體的觀念，還存在於當時的農民的思想意識中。因此，在這種條件下，他們起義建國，一面極力要求貫徹他們所追求的農民民主的理想，一面又沿襲了他們階級敵人那一種封建舊體制，這樣，在他們國家組織中就出現了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政體獨特地結合在一起的軍師負責制。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帶上特殊內容的太平天國革命，在它的政權建設上，產生了軍師負責制，以軍師為政府首腦，總理國務，君主臨朝不理政，不能隨他的意志去處理國家大事的政體，絕不是偶然的。這種政體，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理想和願望，包涵有豐富的農民民主性質的內容，從下面幾方面考察，可以具體地看出來。 首先從議政制度看。太平天國議政有三項原則：第一，民主，所有政務，「皆由下擬定」 [34] 。這就使下級得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擬議，發揮民主作用，而避免上級官僚主義，也就避免專制獨裁。第二，集中，下級必須層層轉達，不得越級白事，到了侯、相這一級，經過他們「商議停妥」，再由他們向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稟報，最後，由楊秀清審核，韋昌輝、石達開參議，作出了決定，把全部權力集中到正軍師 [35] 。第三，極度地限制了君權，所有政務，都由正軍師楊秀清決定。然後由楊秀清率領韋昌輝、石達開上奏天王取旨。凡「議定奏上」，天王「無不准者，每批准旨二字」，「從無駁者」，就是從來沒有否決過。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與政事無關的請安，賀喜謝恩得向天王上本章，就是這些，也必須楊秀清蓋印，經楊秀清審查過，否則天王不閱。君權限制到了這種地步 [36] 。這一種議政制度，極度地限制了君權，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質的。 從選任人才來看。《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全國每年選舉一次。從最低一級兩司馬管轄的二十五家選舉起，經過上一級層層考核，一直到軍師，然後啟奏天王任用。凡「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體現了民主的精神。《天朝田畝制度》沒有實行，這個每年一舉的制度也未能實行。但所行的鄉官制度，卻正是這種制度。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分兵克復各地，建立地方政權，設立鄉官治理。凡鄉官，由「鄉里公舉」，「為眾姓所共推」，施行民主選舉，深得人心 [37] 。江西、安徽人民之所以熱烈擁護太平天國在於此，太平天國政權之所以得打下基礎也在於此。基層行政人員，直接民選，人民當家作主，在中國歷史上這是首創。太平天國這一大改革，的確改變了封建體制，實現了農民民主。太平天國前期保舉官員也同樣是採取民主的措施。凡保舉官員，由丞相、檢點、指揮等各級保舉所屬，列名具稟，呈於韋昌輝、石達開，轉申於正軍師楊秀清，楊秀清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天王以取旨，榜示朝堂，使眾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其有戰功，也由本管官保奏。這正與《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相同，也具有民主性質，所以人才輩出，深得人心 [38] 。太平天國這種民主保舉，《李秀成自述》曾記石達開出走後，國中無人，朝臣把他和陳玉成、蒙得恩、李世賢選舉出來助國。不僅陳玉成、李秀成這班人物是「經朝臣查選」，「朝中議舉」，就是提理全國政務的石達開，也是「全朝同舉」的 [39] ，眾人不但舉石達開執政，還因「大家喜其義氣，推為義王」 [40] ，連王號也由群眾封給了！從這種種情況，特別是後兩件大事來看，可知太平天國的農民民主，究竟達到何種境地。 又從太平天國的臣民具有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來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前後（1861年12月20日左右），英國海軍提督何伯（JamesHope）、參贊巴夏禮（Harry S.Parkes）乘著這年秋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戰事失敗，安慶陷落的形勢，幻想用利誘、威脅的手段來天京向太平天國提出平分中國願幫助打倒清朝的談判。據《李秀成自述》記載，天王是經過與朝臣會議，然後召見他們予以拒絕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太平天國粉碎英國侵略者平分中國的陰謀，是一件特大的事，而決定在於朝臣會議。這可見太平天國的臣民是具有決定國家大事的民主權力的。英國侵略者由於這件陰謀見不得天日，所以他們在秘密談判被太平天國斷然拒絕而決裂後，就進行公開的挑釁。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27日），何伯命令停泊天京的狐狸號艦長賓漢（Henry M.Bingham）照會太平天國，提出四項強橫的要求。太平天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1862年1月1日），答覆賓漢照會，逐項駁斥，全部拒絕，其中有說：「我全國官兵上自諸王，下至兵士，勢必憤怒，不准此類協定繼續施行。」 [41] 太平天國的軍民有不准違反國家利益的條約繼續施行的權力，也可見他們具有對國家大事決定的民主權力。 再從太平天國臣民有一定反抗權力來看。天京事變後，全朝同舉石達開執政，眾心歡悅。天王洪秀全卻不歡悅，他封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專任兩人來挾制石達開，人心已經不服了。到石達開被迫出走，人心憤激，洪秀全竟不得不撤了兩兄的王爵，並順從群眾的推戴，鐫刻義王印，派專使去安慶送給石達開 [42] 。其後癸開十三年夏，雨花台要塞失守，天京危急，洪秀全受了臣民的壓力，又不得不封李秀成為軍師，並宣稱「禪位幼王，盡黜洪氏之黨」，以緩和臣民的激憤 [43] 。太平天國就是到了洪秀全已厲行君王專制的時候，臣民還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權力，迫使洪秀全不能不向臣民讓步，控制了洪秀全的專制獨裁的。 還可以從太平天國的登聞鼓制度來看。太平天國設有登聞鼓，從天朝宮殿和東王府以至各地首長衙門都設置大鼓，凡有冤抑不伸的人都可前來擊鼓，要求審斷曲直，平反冤獄。這種登聞鼓制度，不僅行使於法制方面，保護人民的利益，使民氣得伸，就是對國家大事也同樣可以擊鼓要求複議。戊午八年夏，天京被圍急，李秀成請求出京調兵解救，天王不准。過了幾天，李秀成見勢急，就到朝門擊鼓，請求天王登殿重議。李秀成擊鼓，侍臣鳴鐘之後，天王登殿傳奏。結果，李秀成取得旨准，出京調兵，解救了天京 [44] 。李秀成就是行使太平天國的登聞鼓制度，可見這種制度也是具有農民民主的性質的。 從以上種種方面考察，我們看到，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確實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說它是初步體現了我國農民階級所世世代代追求的農民民主的理想的。 但是，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產生於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因而具有它的特殊的性質。太平天國君主臨朝不理政，以軍師為政府首腦，總理國務，這是農民民主的一方面。太平天國宣布洪秀全是奉天命下凡救世，大講「君道」和「臣道」 [45] ，承認了「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46] ，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太平天國的君與臣，依然同封建君主制一樣嚴劃著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國封建社會，自東漢以後，「萬歲」為君主至尊的專稱 [47] 。太平天國定製，天王洪秀全稱萬歲，正軍師東王楊秀清稱九千歲。楊秀清為臣 [48] ，逼迫洪秀全答應他稱萬歲，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所以李秀成論為「君臣不別，東欲專尊」 [49] 。這正是太平天國全體臣民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不能混淆，正是他們共同的倫常道德。洪秀全之所以得有權力以篡位大逆下詔誅楊秀清，而誅楊秀清後，萬眾無聲，這都由於太平天國這種政體所決定。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把國家實權歸軍師執掌，天王洪秀全不可能認為「朕即國家」，不可能隨他的意志處理任何國事。這是與君主專制最不同的所在。但天王洪秀全卻能夠把「君位」作為私有，有誰要奪取時，他就得有絕對的權力而誅之，保留了君主制君權天授的權能。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也不同於西方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兩者形式上是很相像的，而實質卻是不同的。西方內閣制，是資產階級戰勝封建階級的產物，其君主是封建階級的象徵，首相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這種象徵性，表示封建階級屈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也象徵著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的妥協。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是中國農民階級的創製，它的主（天王）和軍師是相輔相成的制度，他們都是農民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一個為國家元首，一個總理國務，只是革命內部的分工，而不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利益。 總之，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以主（天王）為國家元首，臨朝而不理政，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執掌實權，既包含有農民民主的內容，又沿襲了封建主義的舊體制。它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它不同於我國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專制，也不同於西方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而是具有它的獨特的性質。這種政體，是和太平天國的國體，即政權的階級性質相適應的。 五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破壞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破壞，先起於軍師楊秀清，而毀於天王洪秀全。 楊秀清雖然身任軍師，掌握了太平天國的實權，但他朝見天王時，還要站在陛下，他所決定的政事，還要在形式上奏請天王取旨。天王是國家元首，他究竟還是臣。對於這個正在日益滋長著農民消極方面的狹隘性和自私性的缺點，而又受著封建思想嚴重侵蝕的楊秀清說來，是不甘心的。因此，他就要把太平天國君主的寶座奪而取之。丙辰六年（1856年）五月，他就假託天父下凡逼洪秀全承認他稱萬歲，企圖把太平天國的主（天王）和軍師的權位都歸於他一人之身。楊秀清必須擔負首先破壞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罪責。但是，楊秀清逼稱萬歲事件，以他本人被殺而告終，他還不曾把軍師負責制破壞。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破壞，毀於天王洪秀全之手。洪秀全是一個偉大的農民革命領袖。但他中封建思想的毒很深，他不但要父子公孫江山萬年，他還要做一個專制的君王。他在辛開元年即天王位那一年，就頒布《幼學詩》 [50] 。其《朝廷》一章道：「天朝嚴肅地，咫尺凜天威。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逞。」其《君道》一章道：「一人首出正，萬國定咸寧。王獨操威柄，讒邪遁九淵。」在後來另一部《天父詩》里，他又有一首說教的詩道：「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 [51] 在這部《天父詩》中，還有「一句半字都是旨，認真遵旨萬萬年」 [52] ，「遵旨得救逆旨刀」 [53] 等句，充分流露了他的君主專制的思想。 以抱有這種君主專制思想的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前期行軍師負責制的時候，他不得不受著政體的限制，做一個臨朝而不理政，只擁有君主的尊嚴，而沒有實權的元首。但到經過天京事變，他殺了楊秀清，誅了韋昌輝後，便不同了。那時候，合朝同舉石達開執政，要石達開繼任楊秀清軍師的地位，繼續軍師負責制。「眾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洪秀全沒有把軍師的權位給石達開，他封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專任兩兄，挾制石達開 [54] 。洪秀全除用兩兄來挾制石達開外，他還「詔旨頻降仍，重重生疑忌」 [55] ，親自來控制石達開。結果，石達開被迫出走了。洪秀全就把軍師職權抓歸手中。於是正如他自己所說「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作為一個專制的君主，破壞了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以前，我們對這件大事，都認為群眾擁護石達開，洪秀全則猜忌石達開，是人事問題。今天，考明了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才知道人事只是表面現象，而本質實是群眾擁護軍師負責制，洪秀全則要破壞軍師負責制，是太平天國一場對政體的帶有根本性的大鬥爭。 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洪仁玕從香港到天京，封為干王，「晉位軍師」。洪秀全是把軍師的「名」交出來了，但軍師的「實」，他卻是緊緊地抓住不放。洪仁玕這個作為「朝綱之首領」，外國人也稱為「總理國務」 [56] 的軍師，只是一個空架子，已經沒有權力了。有一個英國翻譯官富禮賜（R.J.Forrest）和洪仁玕很熟，常在干王府吃飯閒談，還在府住過。他記洪仁玕和他閒談說：「席間，他便告訴你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難，天王如何不聽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權。」 [57] 在太平天國前期行軍師負責制時，權力在軍師，天王只有「旨准」，「從無駁者」，能不聽從軍師嗎？各王能不聽軍師的命令嗎？這寥寥兩句話，道盡了太平天國後期軍師有名無實的真情。富禮賜又記干王府六部處理政務事，說辦理國務的只有三個書手，常在那裡寫字於黃紙上，大約這幾個人即是該六部的全部人員。戶部作了堆煤炭之用。禮部的用處更為卑下。六部在樓下，而一個外國牧師羅孝全（I.J.Roberts）卻高居整個六部的樓上作為寓所 [58] 。這種種情況，只能說是笑話，哪裡還是堂堂國家的政府！當年正軍師楊秀清東王府好似川流不息地處理國務，而今作為軍師的洪仁玕干王府卻荒涼穢蕪到了這種境地，其權力已不在軍師，是不言而喻的了。 到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五月，天京危急，天王受了臣民的壓力，不得不封李秀成為軍師。但李秀成有沒有得到軍師的權力呢？據《李秀成自述》說，當時敵人兵臨蘇、杭，李秀成請前往指揮。那時候，要守天京，必須依靠蘇、杭物資的支持，沒有蘇、杭，天京就不能守。李秀成要去蘇、杭，是從全局出發的。乃再三奏請，洪秀全都不准。蘇、杭守將日日飛文告急，李秀成再力奏，洪秀全才准他前去。限40日回京，如過期不回，以國法從事。這哪裡還有軍師的權力。 洪秀全剝奪了軍師的權力，他就設立吏部天官、戶部地官、禮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六部，把國務分歸六部掌管，而由六部向他和他的兒子幼主直接負責。這與朱元璋廢丞相，設六部的用意、作法和目的完全相同，都是為要把大權收歸己手，以厲行君主專制。所以，庚申十年（1860年）十月，英國教士楊篤信到天京訪問，他記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當的六個部。」 [59] 辛酉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自吳淞率艦西上，調查長江開埠事宜，他特派步兵中校吳士禮（G.L.Wolseley）入天京，調查太平天國實情。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里，記太平天國的政制也說：「各王分管各部政事。他們分設各『部』衙門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權柄集中於天王。如不經其裁可，一切要務俱不得執行。」楊篤信所說「六個部」和吳士禮所說「分設各『部』衙門」，就是本文上面說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據楊篤信說太平天國的六部衙門的職掌，「相當」於清朝的六部，吳士禮說「一如清廷」。清承明制。太平天國政權既分歸六部掌管，那勢必「權柄集中於天王」了。 在太平天國前期，天王不理政務，不發上諭，到了後期，卻完全相反。調遣軍隊作戰由天王下詔命令了 [60] 。派官鎮守要地由天王降詔任命了 [61] 。安民由天王派官前來了 [62] 。減征錢糧由天王頒詔宣布了 [63] 。給外國專使的文書也由天王頒給了 [64] 。總之，在太平天國後期，不論軍事、民政、外交等等，無不由天王詔旨施行。因此，在太平天國前期，清朝欽差大臣向榮從金田起義就與太平軍作戰，一直跟追到天京，駐軍在天京東門外孝陵衛兩年半之久，並且對從天京逃出來的人「詳加訪問」，竟以「洪秀全實無其人」復奏皇帝的詢問 [65] 。再經過一年多，卻得楊秀清等本章稿本，見有「旨准」二字後，還以「似有其人」向皇帝奏報 [66] 。而到了後期，上面說的那個英國軍官吳士禮，到天京只住了一個星期，根據他親眼所見，對洪秀全就作出了「專制的天王」的論述 [67] 。天王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前後兩期兩種絕然不同的形象，正是深刻地反映了前期行使軍師負責制與後期軍師負責制遭到破壞後的截然不同。 洪秀全破壞了軍師負責制，大權獨攬，從他個人說來確是做到了「如不經其裁可，一切要務俱木得執行」，把所有權柄都集中在他一人之手。舉一事來說，辛酉十一年正月，洪秀全准許了英國海軍提督何伯要求在天京停泊一軍艦照料商務。這是一件大事，當然必須要經過洪秀全的決定的。但到三月，英艦請求在江邊借地三丈，蓋屋貯煤，以供燃燒，既准其停泊，這便是連帶而起的事了。而負責處理國務的贊嗣君蒙時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卻無權處理，必須「登朝面奏」，取得「旨准」，然後遵旨執行 [68] 。從這一事件看來，可知吳士禮所說的話，確是不錯的。但是，對太平天國卻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洪秀全既成了一個「專制的天王」，全權在手，他就任人唯親。他第一重用的是他的外甥幼西王蕭有和。第二重用的是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第三重用的是族弟干王洪仁矸。第四重用的是女婿金王鍾萬信、凱王黃棟樑、捷王黃文勝 [69] 。這班人都是他的親屬。庚申十年，蕭有和還是十二三歲的時候，就兼任齎奏官的重職。三年後，權力達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 [70] 的地步。黃棟樑、黃文勝也都是小孩子 [71] 。其中除洪仁玕通曉西洋政治、盡忠太平天國當別論外，這班親貴們，都各擅權利，洪仁發、洪仁達尤其兇橫殘暴，禍國殃民，把太平天國攪得烏煙瘴氣，無法無天，人人切齒。 洪秀全掌握大權，又「立政無章」 [72] ，就是說制度紊亂。洪秀全既採取政歸六部直接向他負責的制度，那就應該所掌各有專責，不是任何人所得干預的。但實際情況，卻不如此。以掌銓選的吏部來說，今所見庚申、辛酉兩年保官的本章共十五封，計由幼西王蕭有和、勇王洪仁達、侍王李世賢、賴冠英奏請的各一封，由干王洪仁玕、贊王蒙得恩、章王林紹璋會奏的一封，由干王洪仁玕奏請的五封，由英王陳玉成奏請的三封，而由吏部奏請的只有兩封 [73] 。這樣，吏部的職權便給他人所奪了。《李秀成自述》記有天京各王府各衙門打算買米糧存儲以防敵人圍困，洪仁發、洪仁達等出令：「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如果說買糧要發票的話，那是戶部的職權，而不是任何人所得發給。這樣，洪仁發、洪仁達等又把戶部的職權攫奪去了。因此，六部的地位就被壓得很低。據天王和幼主詔旨所列，在六部之上，王親國戚和諸王不算了，只算官職，就有天將、掌率、統管、儘管、神策朝將、神使七級。六部地位只比主佐將一級高 [74] ，以掌全國政務直接向天王負責的六部竟壓在如此低級，如何能行使職權，其權力怎能不被攫奪！不僅如此，洪秀全既設六部分掌全國政務，又以洪仁玕、蒙得恩（得恩死後，由其子蒙時雍繼任）、林紹璋總理國務。這就必須把六部隸屬於其下，行政方能統一。今竟不然，吏部依然直接向幼主保官，而總理國務的洪仁玕、蒙得恩、林紹璋也向幼主保官，這就亂了，還成什麼政體！再看賴冠英既有權力攫奪吏部的職權來向幼主奏請封李秀成子李容發為忠二殿下，而到三個月後，他本人卻要由吏部奏保為忠靖朝將 [75] ，這簡直是笑話。不但是李秀成所說「政事不一」 [76] ，實如反革命頭子曾國藩所說「大綱紊亂」 [77] 了。 任人唯親，則「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 [78] 。立政無章，則政事不一，大綱紊亂。這都是必亡之道。 由於任人唯親和立政無章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還有亂封王爵一事。洪秀全在天京事變後，打算不再封異姓為王了。到己未九年，族弟洪仁玕來天京，封為干王。洪秀全自知對不住功臣，他要倚靠陳玉成、李秀成保國，不得不封他們為王。自此之後，日封日多。洪秀全把王親國戚和從廣東跟出來的同鄉都封了王，而汗馬功勞的人卻不得封，人心不服。後來封多了，不給名號，一律叫做列王。到列王又封多了，把封的王都寫作「 」。這個 字，作小王解，是太平天國因避王字諱而改的避諱字。今用來封人，人心更不服了。於是未得封王的功臣感到憤憤不平，而受封為列王的人則感到不光彩，尤其是受到坐字所封的人則認為被侮辱，於是便把人心喪盡了。李秀成把這件大錯誤列為天朝十誤里的一件大錯誤。他在《自述》里痛論其事道：「無功偷閒之人，各又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分（忿），力少從戎，人心之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言（然）後封王具（俱）為列王者，因此之來由也。然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為 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無涯也。」 六 結論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是採取那兩部為人民所喜愛的說書講史的名著《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里的政治理想，注入了一些19世紀40年代後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內容，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而創製成的政體。 這種政體，具有它的獨特的性質，既包涵有農民民主的一面，又沿襲了封建主義的另一面。因此，它不同於我國自秦迄清2100多年的君主專制，也不同於近代西方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它是太平天國的光輝創造。 太平天國是農民政權。它的軍師負責制是與它的政權的階級性質相適應的。在太平天國前期行使這種政體，發揚了農民民主，取得了革命飛躍發展，國勢興隆昌盛。《李秀成自述》記這時期的盛事，有兩句很扼要的話說「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又說「立法安民」，「嚴嚴整整，民心佩服」。到天京事變後，軍師負責制遭破壞了，洪秀全厲行君主專制，造成了人心離散的嚴重後果，卒至覆亡。 在太平天國行使軍師負責制的時候，越民主，就越集中，越「嚴嚴整整」。到軍師負責制遭破壞後，越專制，就越紊亂，越離散。歷史確是這樣嗎？千真萬確的太平天國歷史事實的確如此。 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雖然遭洪秀全破壞了，但臣民仍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權力，國家大事洪秀全要聽取臣民的意見來作處理，他違反民意的措施，還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臣民作了讓步，歷史事實，還是昭然共見的。可是，由於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與國家的根本性質背道而馳，內部矛盾重重，離心離德，太平天國就不得不敗亡了。 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產生、行使與破壞，反映了太平天國革命的興亡，也留給後人以一些深刻的歷史教訓。 * * * [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52年北京第二版，第670頁。 [2] 李秀成：《復英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論軍師地位的話。 [3] 考證見我寫的《太平天國政體考再稿》。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 [4] 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5] 據太平天國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軍師楊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條並質問五十條誥諭》，《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誥諭》，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賊偽示》。 [6] 據《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偽朝內官》。 [7] 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諭天官副丞相林鳳祥等的話，見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命林鳳祥等速急統兵起行誥諭》。 [8] 據《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誥諭》。 [9] 洪仁玕：《致英 譯官富禮賜書》。 [10] 《賊情彙纂》卷八《偽文告下·偽貢單式》。 [11] 據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給英國公使文翰誥諭》。 [12] 據《賊情彙纂》卷一《楊秀清傳》。 [13] 據《賊情彙纂》卷一《楊秀清傳》，卷三《偽官制·偽朝內官》。 [14] 據《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偽朝內官》。 [15] 「稟奏」，是太平天國規定凡官員具稟正軍師楊秀清的稱謂，見《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本章》。 [16] 據《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誥諭》。 [17] 據《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誥諭》及所附《偽將憑式》。 [18] 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楊秀清傳》。 [19] 清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欽差大臣向榮《復奏洪秀全楊秀清形貌片》，見《向榮奏稿》卷四。 [20] 清咸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臣向榮《封呈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會奏稿本片》，見《向榮奏稿》卷七。 [21] 據太平天國甲寅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正軍師楊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條並質問五十條誥諭》。 [22] 見黃光域、梁昆元譯1854年6月《麥華陀和鮑林對南京的訪問》（近代研究所翻譯組未刊稿）。 [23] 《賊情彙纂》卷一《楊秀清傳》。 [24] 見黃光域、梁昆元譯1854年6月《麥華陀和鮑林對南京的訪問》。 [25] 據《明史》卷二《太祖本紀》及卷七十二《職官志》。 [26] 考證詳拙著《水滸真義考》。 [27] 天地會創始年代，洪門相傳始自清康熙甲寅，見《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收在我編的《天地會文獻錄》內。 [28] 據《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 [29] 編號為Oriental 8207D。 [30]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第十「右賢左戚」句，韋昭注說：「右猶高，左猶下也。」 [31] 案《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在《詩篇及拜會互答》第三里，《拜天地會詩》道：「拜請五祖奉我君，天降真龍我主人，地產洪兒兄弟眾，會聚洪英去滅清。」《祭五祖詩》首兩句又道：「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這兩首拜會的詩，都說明了天地會取名的意義，而其來源則出自《水滸傳》金聖歎批改本第七十回「昔分異地，今聚一堂，準星辰為兄弟，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義的誓詞來的。 [32] 見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七十一回。 [33] 陶成章：《教會源流考》。案日本人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記陶成章在清末與沈英、張恭等倡議於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哥老會首領開一大會，打作一團，名龍華會。可見陶成章在哥老會地位的重要。他以天地會中重要人物，而記述天地會的制度，與我們研究的結果，是完全相同的。 [34] 據《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本章》。 [35] 據《賊情匯寨》卷七《偽文告上·偽本章》同卷《偽誥諭》，及同書卷一《楊秀清傳》、《韋昌輝傳》。 [36] 據《賊情彙纂》卷一《楊秀清傳》，同書卷七《偽文告上·偽本章》。 [37] 據《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偽守土鄉官》。 [38] 據《賊情彙纂》卷三《偽官制·偽品級銓選》。 [39] 據《李秀成自述》。 [40] 據《李秀成答辭手卷》。 [41] 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幼贊王蒙時雍、章王林紹璋、順王李春發《復英國海軍艦長賓漢照會》。案這封照會原件今尚未發現，此處系據王維周譯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第十四章回譯文。 [42] 據清咸豐七年七月初一日兩江總督何桂清《通籌各路軍情片》，並參考同年閏五月十五日安徽巡撫福濟片（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初四日到《常州坐探委員曹飛鴻稟》（吳煦檔案）。 [43] 據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李鴻章《致曾沅師》，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 [44] 據《李秀成自述》。 [45] 太平天國明確地劃分「君道」和「臣道」，見《幼學詩》。以楊秀清名義頒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樣以「出仕事君，臣道須存」教人。在那本為宣揚楊秀清而頒布的《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里，還特地記有楊秀清向天王啟奏「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的話。 [46] 《禮記》卷四《曾子問》。 [47] 中國古代，萬歲本是上下通用的慶賀詞，到了東漢，認為「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此後始為君主至尊的專稱，詳見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一《萬歲》條考證。太平天國定製，天王稱萬歲，便是沿襲東漢以後封建君主的稱呼禮制。 [48] 案《賊情彙纂》卷七《偽文告上·偽本章》所錄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上天王本章的題名稱弟不稱臣。這是由於他們假託為天父子而來，而不是屬於政體的體制。楊秀清對洪秀全說「我二兄為君，我們小弟為臣」（見《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可以為證。 [49] 《李秀成自述》。 [50] 據1955年3月，在山西省臨汾縣北劉村發現的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新刻《幼學詩》封面刻板，知此書為辛開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即天王位那一年所刻。 [51] 《天父詩》第378首。 [52] 《天父詩》第417首。 [53] 《天父詩》第418首。 [54] 據《李秀成自述》。 [55] 見太平天國丁已七年五月《翼王石達開出走布告》。 [56] 據簡又文譯吳士禮《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見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記》。 [57] 據簡又文譯富禮賜《天京遊記》，見卜拉克斯同（Thomas W.Blakiston）著《五月揚子》（Five Mouths on the Yang-Jsze）第三章。 [58] 據簡又文譯富禮賜《天京遊記》，見卜拉克斯同（Thomas W.Blakiston）著《五月揚子》（Five Mouths on the Yang-Jsze）第三章。 [59] 據塞克斯（Sykes Wiliam Harry）編著、梁從誡譯《太平天國問題通訊》塞克斯致《亞伯丁自由報》編輯第五封信引文。 [60] 例如《李秀成自述》記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四月，天王詔命他領兵取常州、蘇州，壬戌十二年四月天王一日三詔追他救天京。清咸豐十年正月甲申，清朝欽差大臣和春也有天王詔調上游軍隊的奏報（見王先謙《咸豐朝東華續錄》卷九十）。 [61] 據太平天國戊午八年天王《命薛之元鎮守天浦省詔》。 [62] 據《襄天軍主將黃里天安張陳天安□布告》說：「指日安民官到，諭詔減征錢糧」，知安民官是奉天王詔旨前來的。這道布告，年代已破損，但從布告者的官銜爵位看，知是太平天國後期布告，約在辛酉十一年間。 [63] 據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天王《諭蘇省及所屬郡縣四民詔》。 [64] 例如太平天國戊午八年十一月天王《賜英國特使額爾金詔》。 [65] 據清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朝欽差大臣向榮《復奏洪秀全楊秀清形貌片》。 [66] 據清咸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向榮《封呈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會奏稿本片》。 [67] 據簡又文譯吳士禮《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 [68] 據贊嗣君蒙時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復斂天安梁溉天安蕭書》。 [69] 據《李秀成自述》。 [70] 同上。 [71] 據《李秀成答辭手卷》。 [72] 李秀成天朝十誤第十誤，見《李秀成自述》。 [73] 英國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藏有關太平天國史料，原編號為7420。 [74] 據天王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詔旨，幼主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旨。案其後一份《天朝爵職稱謂》所載，在神使之下，六部之上，還有護京中軍、京都水司（師）三主將兩級，六部之上竟有九級，六部越壓越低了。 [75] 據三十一日幼主《建造九重天廷並封李容發為忠二殿下詔》，及正月二十六日幼主《升授賴冠英職並追封劉長發詔》。據內容及編排次第考，前者為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詔，後者為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詔，故知賴冠英保奏李容發為忠二殿下在前，而他本人由吏部保升忠靖朝將則在其後三個月。 [76] 據《李秀成自述》。 [77] 曾國藩清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致沅浦九弟》說：「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見《曾文正公家書》卷五） [78] 據《李秀成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