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第三章 儒學統一時代~第四章 老學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
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
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征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敘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雲者，他學銷沉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賾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棼亂暗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併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卷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
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為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為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不大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
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為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為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為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為利也隱而長，其流憋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眾狙喜，且笞且飴則群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殆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為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為不復可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製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為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為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途徑，未嘗有藉助於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為目的，以格君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為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借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舍，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百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早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詬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譁，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焰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遊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匯抄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為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為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竇後（《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按：竇後為文帝後，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庭，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老徒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於帝前。竇後怒，使轅固入圈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雲「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於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雲），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晁錯用事（史稱：錯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詰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
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為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焰驟揚，而詆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御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後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後崩，蚡復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鉗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製作偽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毀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眾。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秘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
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秘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為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莒人滅鄫，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真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諸民間者，學必盛。泰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窪丹徒眾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即絕，內競斯起；於群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
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睹。其條葉跗萼，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差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表例說明：
一 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
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為子游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
一 列仲弓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統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
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拔亂，謂之昇平。拔亂、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亂，太平之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巨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拔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專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仆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二、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說明：
一 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
二 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
三 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下施「·」為識；立於學官者，下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 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
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采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
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偽師之改竄附托，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
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托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群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之子聖智，寧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鷁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齗齗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
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
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及於末流，浸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為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尚，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啟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贗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托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群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遊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策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遍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遍矣），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於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雲。揚子云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信（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覘當時文明之跡者，則詞賦為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歷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制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犖犖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為進退士類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
莫尚於東京，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真心與否？吾不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為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康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尚名。沿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顧亭林亦云：「名之所在，
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
廢錮於學。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猶使之以名為利。」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為「以名為利」之一念所驅，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風俗，
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
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同《左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弒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
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幹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為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為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
則以壓制暴威為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其為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
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采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
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
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鉗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議政，亦為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之義，聞誅一夫、未聞斌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於革命，
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跡者；
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誡虎狼勿噬汝，
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 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
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為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
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為本權，即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為責任，
以清君側為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為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 其又安能無愧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沉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賾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
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
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征諸古今萬國之歷史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蜂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
為護耶教者之功耶？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
此一切群法，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為此言，讀者勿以為吾欲攻孔子以為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
末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為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摭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為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為大所以為聖，而吾所頂禮讚嘆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四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為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汩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
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
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為董、袁所襲，亦無孑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豬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溪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為清談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為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為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雲「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閣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揅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寧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其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巨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為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群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為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黠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為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概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游。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欒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焰益播（後蜀彭曉序《參同契》雲，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真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遊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殼，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殼，以享飛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為軀殼所迷縛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重視軀殼所致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冢中復生，其為軀殼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責焉）。此為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籙派。籙符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琅琊，宮崇所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初，琅琊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後為孫策所殺，順帝時距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同時張道陵亦托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為真人，奉為天師（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為漢寧太守。」此張陵始末見於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於是六朝以來，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真教，冊贈天師為太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沖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為二品，沿襲以至於今，幾與孔氏之衍聖公、耶氏之教皇等矣，豈不異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即張陵教派之名）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雲「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興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於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
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獻之，思誼益厚。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逾甚。陳武世國吳興，故亦奉焉）。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眾。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年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為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揚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方術列傳》注，恕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
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青囊》（此書今佚），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珞琭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為本經，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台秘苑》（皆北周人），為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經》，為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之說，汩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為魏、晉、六朝間，為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楊朱「奚遑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為尤甚焉。曾無雄奇進取之氣，
惟余靡靡頹惰之音，老、楊之毒焰使然也。
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
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為儒學最銷沉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為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為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為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