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第二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 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樸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為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嘆之曰：「周監於二代，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 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 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並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余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眾，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 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掛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 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 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今從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遊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 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昔群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鴟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為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遊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 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併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 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盪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為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揅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遍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為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 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群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遍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為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為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鰌，三墨瞿、宋鈃，四慎到、田駢， 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己而六： 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鈃、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鮮。《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秉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鄒忌、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荀子，北派之巨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四方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鈃、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為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制一「先秦學派大_勢表」如下：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 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厄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揶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棲棲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後見）。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鄒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鄒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鄒子之徒導之也。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焰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荊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飛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荊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及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為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socilaism）（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為群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幹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俾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為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墨主幹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論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遝，其文句之連犿俶詭，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征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為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側；及其末流，則互相辯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為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余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為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為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為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 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為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為怪也。故禽滑厘，子夏弟子也，而為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為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為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為農家前驅。自余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 非如後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 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髠、奭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贍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遊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並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臟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崙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于越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彩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為解經之書，如《公羊傳》《榖梁傳》；或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焰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遍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戰國時人纂集）、《晏子》（戰國時人纂集，《漢·志》列於儒家）、《孟子》《荀卿》《關尹子》《列子》（或雲依託）、《莊子》《慎子》《文子》（採集本或雲依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其書今採集本或雲依託）、《商君》《韓非子》《公孫龍子》《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申子》（採集本）、《鬼谷子》（或雲依託）、《鄧析子》（採集本）、《尹文子》、《惠子》（採集本）、《楚辭》、《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景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芊子》十八篇（名嬰）、《寧越》一篇、《公孫固》一篇、《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以上儒家者流。《蜎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原註：「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廿五篇公（名駢）、《老萊子》十四篇（楚人）、《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以上道家者流。《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原註：「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公孫發》二十二篇（原註：「六國時。」）、《乘丘子》五篇（原註：「六國時。」）、《杜文公》五篇（原註：「六國時。」劉向《別錄》云：「韓人也。」）、《黃帝泰素》二十篇（原註：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南公》三十一篇（原註：「六國時。」）、《鄒奭子》十二篇（原註：「齊人。」）、《公孫檮終始》十四篇（原註：「傳鄒奭《始終》書。」）、《閭丘子》十三篇（原註：「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馮促》十三篇（原註：「鄭人。」）、《將鉅子》五篇（原註：「六國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以上陰陽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原註：「名悝，相魏文侯。」）、《處子》九篇，以上法家者流。《毛公》九篇（原註：「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以上名家者流。《田俅子》一篇（原註：「先韓子。」）、《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原注並云： 「墨翟弟子。」），以上墨家者流。《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龐煖》二篇（原註：「為燕將。」），以上縱橫家者流。《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以上雜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疲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農。」）、《野老》十七篇（原注云：「六國時。」），以上農家者流。《齊孫子》八十九篇（原註：「圖四卷。」顏《注》：「孫臏也。」）、《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李子》十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六國時）、《王孫》十六篇（原註：「圖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原註：「圖十卷，名無忌。」），以上「兵書略」。《扁鵲內經》九卷、《扁鵲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白氏外經》三十六卷，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囂（見《荀子·非十二子篇》）、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即是人）、陳仲（同上。又見《孟子》）、史鰌（同上。《論語》作史魚）、宋鈃（同上。又見《莊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牼）、彭蒙（見《莊子·天下篇》）、許行（見《孟子》）、告子（見《孟子》，蓋儒家也）、楊朱（屢見《孟子》《莊子》。《列子》有《楊朱篇》，載其學說）、子莫（見《孟子》。執楊、墨之中者）、淳于髠（見《孟子》。《史記》云：「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接子（見《史記》。齊人）、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或雲即《漢·志》之蜎子也）、劇子（見《史記》）、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即《漢·志》之芊子也）、秉（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而五。」秉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秉也。待考）、白圭、計然（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群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賾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為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愧未能，尚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爾操觚也，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 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全盛時代而已，蓋征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尚矣。試征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按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你尼之聲論哲學，為婆羅門教中興巨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為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闍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更征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hales）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anaximandros），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xenophanes），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herakleitos），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demokritos），倡阿屯論（即莫破質點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k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plato），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antisthune），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r），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epikuro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kesilaos），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為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淆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泄，如銅山崩而洛鍾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為東洋學派，而希臘為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為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為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為世間學派，而印度為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群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群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economy）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為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即前論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 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為螺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為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累累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併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 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為主，與群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為益為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胄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法），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 屢用辯證法，至亞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 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為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土[試舉一二為例。《孟子》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夫為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一以論理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雲「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望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遍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廓而不定，他無論矣]。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為之借，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為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為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亞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恆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為梭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賾高遠而置之， 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鬯，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為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 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為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術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 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 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 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 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淆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群言淆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群言淆亂衷諸聖」，此讕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 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群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 群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 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併名氏亦無睹也）。凡為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征諸遠而征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屍其咎。吾故曰： 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為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 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 非與其人為爭為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為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偽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偽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毋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為私仇；其毋乃濫用強權，而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耶？梭格拉底被僇於雅典，僇之者群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僇於聖人，吾實為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摭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為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謾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坑之禍，豈待秦皇？彀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慚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鏟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為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為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腳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為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托諸古。孔子托諸堯、舜，墨翟托諸大禹，老子托諸黃帝，許行托諸神農，自余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為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柏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 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為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缽相傳，為希學之正統者， 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 守一先生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 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曰吾保守之而已，則群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為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澌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 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 著者附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