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 第一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浸昌浸熾，遂遍大陸。太古之事，
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為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
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為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憔悴，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遍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後。古代稱黃族為華夏，為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誣），皆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群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為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毗而生迷因也），文王系《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併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斯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為群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跡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為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陰騭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為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為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确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群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群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為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其為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人不必有所顧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屍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諡。《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寧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為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睹，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邃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尚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灶、中溜，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為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為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
婆羅門為首，剎利次之。剎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床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
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蓋以為祭禮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歷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歷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歷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
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為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群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偽托；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為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為真偽，今無暇置辨；
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為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為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輶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為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為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鑑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castes）（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為剎利，
其次為毗舍，最下者為首頭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estates）（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群之實權，
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
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
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睹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恆為士，
農之子恆為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為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庾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
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