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 附錄　論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優先性

Du prima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su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這個論點是絕對根本性的，它可能是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某一部分的關鍵所在，因此必須讓事情儘可能清楚。 為什麼是儘可能清楚而不是完全清楚？為什麼要有這個限制，要有這種保留？因為： 1. 事情本身並不清楚，而且由於他們親身經歷了的那段歷史，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戰士很難在自己頭腦中把它搞清楚。 2. 除了這段歷史所造成的迷亂之外，還因為他們受到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本質上是「經濟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停地向他們灌輸（甚至強加）虛假的顯而易見性，即一切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力，特別是取決於「科學和技術的迅猛發展」，取決於我們將要見證的「奇蹟般的突變」［原文如此］。 3. 因為，說來遺憾，馬克思的有些文本極其含糊不清，其中（不用過多列舉）首推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這個文本一直以來都是第二國際和史達林的聖經。 4. 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很難通過一種得到精心設計的完美形式陳述出來，因為這樣做需要努力和時間。 作出這些說明之後，我要以明確的形式將這個論點表述如下：「在構成了某種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特定統一體中，是生產關係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並在它規定的客觀限度內起決定作用。」 這馬上就會遭到口誅筆伐。所以還是讓我自己來展開這場論戰吧。 確實，馬上就會有人用馬克思的著作來反對這個論點。首先是用《哲學的貧困》（1847）中那句眾所周知的話。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與水推磨相應的是封建制度，與蒸汽機相應的是資本主義[1]。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生產力依照其「發展水平」為自己生產出其生產關係，即與那些生產力完全一致的生產關係。一切生產力的革命，都會造成與先前生產關係的不相適合，從而會引起生產關係的革命，以使新的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之間獲得新的（完全一致的）相適合。 這些都清清楚楚地寫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該「序言」於1859年由馬克思本人發表，因此可以認為其中的觀點為他本人所認可）。我以狄茨（Dietz）出版社（《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3-14頁）的德文文本為基礎，將「序言」中最重要的段落翻譯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2] 一個細節：文中的斜體[3]不是馬克思所為，而是我本人所為，大家稍後就會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個說明：問題不在於對這個如此簡短的、必然是極其濃縮的文本進行不合時宜的指責。可是，我們會注意到，這個文本既沒有明確地提到國家，也沒有明確地提到各社會階級，甚至沒有哪怕隱含地提到階級鬥爭。然而《共產黨宣言》早就斷言過，階級鬥爭在全部人類歷史中，特別是在「社會革命」中起著「火車頭」[4]的作用。但「社會革命」在這裡只是在論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時被提及。不能將這種奇怪的沉默僅僅歸之於表達上簡潔的需要。 另一個說明：這個文本實際上是馬克思闡釋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唯一文本，正因為如此，它才成為經典。史達林在其《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幾乎逐字逐句地重複了它。而與此相反，據我（有限的）了解，列寧在其思考和行動中，從來沒有把這個文本置於核心位置，也從來沒有把它當成歷史唯物主義的聖經（哪怕是極其簡要的聖經）來推薦。他只引用過其中一些無可爭辯的段落。 最後一個說明：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中我們得知，出於偶然，馬克思曾在1858年帶著驚嘆「重讀」了黑格爾的《大邏輯》[5]。在我看來，《大綱》[6]（其註明的寫作時期是1857—1859年）中表現出來的黑格爾的影響，在這篇「序言」中是非常明顯的。我想提醒大家，八年之後，《資本論》發出了完全不同的聲音。 以下就是我的論證。 我用斜體標出來的那些說法總體上屬於黑格爾的哲學，任何人只要稍微讀過一點黑格爾（特別是他的《歷史哲學》，尤其是其「緒論」），就會清楚地注意到這一點，並且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我要明確指出：這不僅是對黑格爾術語的借用，而且就是對黑格爾的觀念的重複，除了一個重要的差別之外，實際上沒有任何不同。那些黑格爾的術語總體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在馬克思的文本中正是按照黑格爾的觀念起作用的。 這個觀念就是異化的觀念，它通過形式與內容之間相適合和不相適合（或「矛盾」「對抗」）的辯證法表現出來。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不矛盾（「相適合」）和矛盾（「不相適合」）的辯證法，以及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在黑格爾那裡，是理念的發展環節）的辯證法，不折不扣地是黑格爾式的。 這個文本中屬於馬克思的概念，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基礎和上層建築，以及社會形態。這些概念占據了黑格爾下列概念[7]的位置：理念的環節的內容、內在性—對象化、內容的發展形式、「民族」。新的馬克思主義概念簡單地替代了黑格爾的那些概念。它們都通過內容與形式之間由不矛盾到矛盾的異化這一黑格爾的辯證法而起作用，因此它們的理論基礎就是黑格爾的觀念。 黑格爾的這種觀念想用「歷史上的每個民族」代表理念的每一個發展環節，而各環節的內容在舊「民族」得到發展的舊環節內部成長起來，正如一個果仁的果核，在特定的環節，新的內容（果仁）與舊的形式（果殼）發生了矛盾，於是就使果殼爆裂，從而為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形式（新的果殼）。[8]黑格爾把這個過程思考為內容在其自身形式中的外化—異化：在這些形式的內部，一個新的果核、一個新的果仁（理念「發展」的新的「更高的階段」）在重新形成，先是胚芽，然後越來越堅硬，接著它會與現存形式（果殼）發生矛盾，於是這個過程不斷繼續下去，直到歷史終結，最後的矛盾得以解決（對黑格爾來說，這種解決是通過將法國大革命與德國的宗教感情——這種宗教感情因他本人的哲學而變得神聖——統一起來而實現的）。 回到馬克思的這個文本，我們會發現完全相同的圖式，物質生產力循序漸進的、向「更高」階段的發展，取代了理念發展的各「階段」或各「環節」的發展。我們在這裡還會發現這樣的論點：生產力（發展）的每個階段必須在現存生產關係留給它的空間內發揮出其全部的潛能，直到出現了對於這些生產關係來說致命的矛盾，即作為形式，這些生產關係不再有「足夠的空間」去容納新的內容，等等。此外，我們在這裡還發現這樣一種合目的性，它使社會形態中的每一個時刻[9]都孕育著將要取代過去的未來，它引出了下面這個著名的論點：「人類（奇怪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仿佛天意一般，他們解決任務的手段每次都已經準備停當，唾手可得。最後，我們在這裡還發現這樣一種合目的性：生產方式「循序漸進的」直線演替，會導致階級社會走向終結。第二國際的進化論（史達林重複了它）將從這種合目的性中獲得其莫大的樂趣。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經通過內容（生產力）與形式（生產關係）之間先「相適合」然後又相矛盾的遊戲得到了解決，那麼，全然不提階級鬥爭又有什麼可驚訝的呢？ 再重申一遍，問題不在於［指責］馬克思寫下了幾行特別含糊不清的文字，甚至還出版了它們（然而他卻沒有出版其他更可疑的文本，比如《1844年手稿》[10]或甚至《德意志意識形態》）。因為，《資本論》雖然在字面上還有一些（但為數不多）不當的提法，但在其精神實質的最深處，它是徹頭徹尾反黑格爾主義的。事實上，在《資本論》中：（1）馬克思完全不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思考為內容與形式的關係；（2）得到強調的是生產關係，其優先性得到了無可爭辯的確認。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為工人運動的歷史記下一個特別重要的歷史事實。我在這裡提供的僅僅是一個要素，它最終只不過是一個症狀，但我認為它相當重要，值得思考。 我們看到，在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史上，1859年這篇著名而又不幸的「序言」，對某些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真理[11]，但卻被另一些人完全擱在一邊。換言之，我們可以通過仔細考察對如下問題所作出的回答，來書寫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史，這個問題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體中，究竟應該給哪個要素以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優先性？ 有些人（通過他們的文本和行動）回答說：應該給生產力以優先性。他們大多數是第二國際的領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為首，後來則有史達林。 另一些人則（通過他們的文本和行動）回答說：應該給生產關係以優先性。他們是列寧和毛。列寧和毛領導他們的共產黨取得革命的勝利，絕非出於偶然。 我只想提出下面這個問題。如果列寧和毛真的照字面意思接受了「序言」中的核心論點：「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如果列寧和毛真的接受了這個論點，他們怎麼可能最後成為黨和群眾的領袖並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呢？ 考茨基正是用這個論點來反對列寧，指責他在一個落後的國家「過早地發動革命」，而這個國家的生產力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還「不宜」（通過列寧這個可惡的唯意志論的政變者）接受顯然「早熟的」生產關係……考茨基甚至可以補充說（或許他真說過，應該去查查看），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剛擺脫了尼古拉二世的束縛，還遠沒有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發揮其全部的潛能，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沙皇制度崩潰之前就已經非常發達了。 那麼中國呢？1949年革命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低於1917年俄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該怎麼說呢？如果考茨基當時還活著的話，他可能會更嚴厲地斥責毛為「唯意志論的政變者」……讓我們擱下這個仍然棘手的問題吧，這不僅是因為我們能遠距離地感覺到，在大躍進[12]中、在隨後毛的被排擠中、在毛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新掌握權力的過程中，有些東西在中國變得有爭議了。在我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誰具有優先性這個問題，必定在其中又一次發揮了某種作用。 還是談談離我們更近的、我們更了解的事情吧。不是談「個人崇拜」，而是談談史達林的政策，它大約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並在後來被毫無保留地頑固遵循著。我並不認為史達林在1938年逐字逐句地重複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那些論點是出於一種偶然。 毋庸置疑，我們可以這樣來描繪史達林的政策（因為從1930年到1932年的「轉折時期」開始，史達林是唯一能最終作出決策的人）的特徵，說它是生產力對於生產關係的優先性的政治後果。從這個方面來同時考察史達林的計劃化政策、農民政策（他曾通過農民給黨施加影響），乃至一些令人驚愕的提法，會非常有意思。那些提法，比如把「人」稱為「最寶貴的資本」[13]，顯然僅僅是從勞動力方面來看待人，也就是說，把人完全只當作生產力的要素（由此我們想到與此相關的斯達漢諾夫運動[14]）。 當然，我們可以為這個政策辯護，說有絕對迫切的需要，讓受到帝國主義包圍和侵略威脅的蘇維埃俄國發展生產力和重工業，使它能夠應對可預見（因為幾乎不可避免）的戰爭的考驗。當然，我們還可以說，在這種緊急關頭，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只能由農民階級來負擔，而且是幾乎「不擇手段」才能完成，等等。當然，我們還可以補充說，當年參加1917年革命的工人階級的最主要的部分，已經在公開的和隱蔽的內戰中犧牲了，在那些年裡，農村到處都是隱蔽的內戰，許多工人戰士就在農村被直接殺死了，而在經過這些大屠殺和多年的饑荒之後，史達林的黨不可能還是列寧的黨。我同意這些說法。 但我還是禁不住要提出那個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因為它也一直困擾著我們所有的人，這個問題就是：難道史達林（正如他1938年的文章所證明的那樣）不是回到了列寧之前的政治，回到了第二國際的政治傳統——即認為生產力優先於生產關係的政治傳統——中去了嗎？儘管存在著所有的客觀困難，難道另一種政治是不可能的，在很長時間都一直是不可能的，直到預定的政治邏輯強過所有的東西，並引發了我們後來所知道的一切嗎？即在戰勝納粹主義的同時，又產生了在方法上和規模上都駭人聽聞的系統性大屠殺（其他的就不說了）。 既然我已經進行到了這一步，即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自己就那些仍然超出我們理解能力的事件所提出的解釋多麼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風險是什麼；那麼，為了回到蘇共二十大之後的蘇聯，為了重新思考在計劃化問題、計劃化的「自由化」等問題名義下討論過的全部棘手難題，我要問的是：從這方面看，當今的蘇聯，一旦不再有史達林政策中的對警察的濫用，難道就不會沿著同樣的強調生產力的優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嗎？一切來自蘇聯的可讀材料，一切我們可獲得的與蘇聯人進行的談話，還有赫魯曉夫提出的未必確實（後來沒有遭到否認）的論點——其中一個論點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被超越了，蘇聯正在進入共產主義……建設時期；另一個論點是，與美國進行的經濟競賽會決定社會主義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運（著名的「土豆燒牛肉的社會主義」的故事：只要「他們」看見我們所生產的東西，「他們」就會被社會主義爭取過來！）——，所有這一切都發人深思，我們禁不住要問：蘇聯要往哪裡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嗎？ 我要回到我關於生產關係優先於生產力的命題。要對這個問題表態，需要進行大量的理論加工工作：要知道——不僅就某種特定的生產方式而言，而且就一種社會形態而言（因為在一種社會形態中，存在著多種生產方式，其中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占據著統治地位）——什麼是生產力，什麼是生產關係；還要知道處於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體發生了什麼變化，因為帝國主義階段給這個「統一體」的問題補充了一些額外但並非次要而是本質的規定性。比如說，為什麼不這樣來看：1917年俄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之所以在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最薄弱的環節」爆發，恰恰是因為那些最薄弱的環節正是被稱之為帝國主義的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為什麼不這樣來看：在技術落後的國家裡取得了勝利的那些革命，之所以一直能、並且現在依然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縮小它們生產力的差距，恰恰取決於全球生產力的狀況，特別是全球在技術方面非常先進的狀況？ 正因為如此，在仔細考慮了這一切之後，為了不讓人認為我在向唯意志論的冒險主義理論傾向讓步，我曾寫下並且現在要重申：不能無條件地，而只能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並在它規定的客觀限度內援引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優先性。這是因為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的限度本身也是具體的，也就是說取決於具體的條件）：現代生產力的最重要的部分，即處於最高發展水平的技術，今後將供所有國家使用，這些國家一旦革命勝利，就可以利用那些技術在從前不可想像的條件下縮小自己在生產力方面的差距。在1917年到1941年間，蘇聯已經對此作出了證明。中國也對此作出了證明，原子彈只是一個代表性的標誌。 關於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革命之間的差異，還有許多其他要考慮的地方有待在理論層面上展開討論。1789年大革命之前，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僅已經發展了自己的生產力，而且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高度發達的生產關係。 俄國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前也是這樣。對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可以說同樣的話。但無論是俄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資產階級革命都只有通過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才有可能，而後者馬上就使無產階級革命超越了資產階級革命。同樣的事情不會在我們這裡上演，因為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發生過了。從前，在「封建社會形態的內部」實際上「長出了」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關係的強大要素，而與在封建社會形態中所發生的情況相反，在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部，沒有任何地方發展出了有絲毫重要性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要素（原因就不必說了）。無論與俄國還是與中國相比，那種要素都沒有更多地出現。因此，在我們這裡，革命必將以一種不同的形式發生，它得不到資產階級的絲毫協助和贊同，而只能得到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資產階級的受害者的協助。 * * * [1]參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602頁：「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裡阿爾都塞把「手推磨」寫成了「水推磨」，把「蒸汽磨」寫成了「蒸汽機」。——譯註 [2]參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413頁。——譯註 [3]根據本書體例，除非是著作名，其他作為強調形式的斜體在中譯時一律改為黑體。——譯註 [4]「火車頭」原文為「moteur」，也譯為「原動力」，參見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前引，第161頁：「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譯註 [5]即《邏輯學》。——譯註 [6]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這部手稿於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原文發表時，編者加上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標題，從此它就以《大綱》聞名於世。阿爾都塞說它註明的寫作時間是「1857—1859年」，可能是把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也包括了進去。——譯註 [7]談到馬克思的概念時，「概念」原文是「concepts」，談到黑格爾的概念時，「概念」原文是「notions」，關於這兩種「概念」之間的區別，參見第77頁譯註。——譯註 [8]這個形象化的比喻出自黑格爾。［關於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辯證法中黑格爾觀念殘餘的批判性分析，還可參考阿爾都塞《矛盾與過度決定》（以往被譯為《矛盾與多元決定》）一文。關於黑格爾果核果仁的比喻，也可參見這篇文章的注釋，見《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78頁注釋：「關於果核，參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緒論》。他說：對於偉人們，『應該稱他們是英雄，因為他們的目的和志向不僅來自於平靜的、安定的、為現行制度所接受的那些事件的進展，而且導源於人們還不知其內容的、尚未達到現實存在的內在精神，這種隱藏的內在精神衝擊著和打破著外部世界，因為它不是同這一果核相適應的果仁』。這是關於果核、果肉、果仁的長篇故事中的另一種有趣的說法。這裡，果核起著包裹果仁的『外殼』作用，果核在外面，果仁在裡面。果仁（新的原則）最終要衝破舊果核，因為舊果核對它已不再適應（這是舊果仁的果核……）；果仁要求有自己的果核，即新的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等等。」譯文有修改。另外，黑格爾的那段話，參見《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27-28頁。另外也要注意，這裡所講的「果仁」「果核」「果殼」的關係，與《矛盾與過度決定》一文中的表述稍有不同。--譯註］ [9]「時刻」原文為「moment」，與前文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環節」為同一個詞。——譯註 [10]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譯註 [11]「天經地義的真理」原文為「la Loi et les Prophètes」，源自希伯來聖經，直譯即「律法和先知」（指「摩西津法」即「摩西五經」和「先知書」即希伯來聖經的第二部分）。——譯註 [12]「大躍進」原文為「le Grand Bon en avant」，其中「Bon」（好的）為「Bond」（躍進）之誤。——譯註 [13]參見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史達林文選（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6頁：「最後，應該了解，人才、幹部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譯註 [14]指蘇聯早期以斯達漢諾夫命名的社會主義群眾競賽運動。頓涅茨礦區採煤工人斯達漢諾夫在1935年8月30日創造了一班工作時間內用風鎬採煤102噸的記錄，超過定額13倍。這一事跡，在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得到廣泛傳播，形成了「斯達漢諾夫運動」。——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