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 第十章 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與革命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révolution 關於這個宏大的主題，我們只有寥寥數語。希望大家原諒我們以這寥寥數語所作出的推斷，同時也原諒它極端的圖式化。[1] 一、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現在，我們已經以一種非常粗線條的方式，明白了什麼是生產方式。我們懂得了必須把自己提高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才能理解建立在生產方式這個下層建築或「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法—國家—意識形態）的存在和它的運行。 不久以前，我們曾在這方面追隨一些經典文本，重複並發展了其中一些觀點，但我們現在發現，與那些觀點相反，通過關於大廈的地形學的空間隱喻，來表述下層建築與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是不夠的，儘管這種將大廈分為不同「層面」或「層級」[2]的地形學表述可以帶來很大的好處，在某些情況下還是無法替代的好處。 我們深信，要領會上層建築的「功能」和它的「功能的發揮」[3]，就必須把自己提高到生產條件再生產的觀點上來。 事實上，只考慮經濟的下層建築的機制（我們這裡只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然能說明生產力（包括勞動力）的條件的再生產，卻完全無法說明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然而，我們知道，構成某種生產方式特徵的，歸根到底是「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4]」（馬克思語），而由於交換關係是生產關係的函數[5]，所以最終構成某種生產方式特徵的還是生產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提出以下這個非常簡單的命題：只有當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得到保障時，一種生產方式才能持續存在下去，而在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中，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又起決定作用[6]。 然而，是上層建築保障著這個再生產的條件（通過鎮壓性國家機器）和這個再生產本身（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由此，在我們看來，整個上層建築都被集合、集中到國家周圍，而國家在這裡以兩種面目出現：作為階級鎮壓的力量和作為階級意識形態化的力量。由此，同樣，在我們看來，要把意識形態（我們此前曾傾向於把它當作一個與法律—政治的「層級」截然不同的「層級」）本身和國家聯繫起來，並要在那個涵蓋了其複雜多樣性的統一中，把它思考為國家的意識形態。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由一定生產方式（在當前要考察的情況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著的某種社會形態的「延續」的難題，就取決於保障這個再生產的條件和這個再生產本身的上層建築的「延續」，也就是說，取決於作為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統一體的階級國家的延續。 二、什麼是革命？ 在這些條件下，一切生產關係方面的革命，要麼認可國家的解體（國家也會因蠻族入侵之類的「意外事件」而被推翻，但在這點上我提出了一個很不完整同時也很不牢靠甚至是可疑的假設），要麼是通過掌握國家政權而顛覆現有國家（即掌握其機器並替換它們）的後果，也就沒有什麼可驚訝的了。因此，政治鬥爭不可避免地圍繞國家而展開：這完全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框架內，就有資本家為了保持國家政權並鞏固（包括通過改革的方式來鞏固）國家機器的階級鬥爭，［以及］[7]無產者為了掌握國家政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下代之以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階級鬥爭。 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社會革命在於奪走統治階級手中的國家政權，即剝奪統治階級對保障現有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國家機器的處置權，以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並通過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建立新的國家機器（建立新機器既費時又費力）來保障新的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革命有：1789年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1949年）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 然而，也存在寬泛意義上的革命。它們不影響生產關係，因而也就不觸動國家政權和整個國家機器，而只是觸動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寬泛意義上的「革命」有：1830年和1848年法國的革命。 它們的作用在於對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革命」[8]，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在1830年用路易-菲利普的議會君主制代替查理十世的君主立憲制，在1848年又用議會共和制代替路易-菲利普的議會君主制。所以這只是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方面發生一些改變，當然，與之配套的還有比如說在學校等其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方面的一些改變。顯然，這些「革命」只不過是兩個步驟的後果，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通過這兩個步驟，清除了土地貴族在國家領導層的政治代表：總之，這是統治階級大家庭內部的階級鬥爭。 相反，12月2日的政變[9]，雖然在形式上也是這種類型的「革命」，但它根本配不上革命之名，因為它是由少數個人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陰謀事件，而不是人民群眾行動的結果。在這方面，繼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弗朗哥之後，只有貝當厚顏無恥地把自己職業生涯結束時在納粹軍隊面前的軍事失利給他帶來的政治晉升稱為民族「革命」——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顯示了模仿者的奴顏婢膝（不能把這種模仿者當成概念意義上的模仿者）。相反，還是有文化修養且小心謹慎的戴高樂在政治上「老練」，沒有把自己1958年5月13日的政變說成是「革命」。然而，從形式上看，它也是一場「革命」，因為它像貝當的「革命」一樣，改變了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某些重要的東西：把議會貶低為橡皮圖章式的機關[10]，把普選貶低為全民公投。 但這些都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事務，因為（到目前為止）「個人權力」從來都只是不可觸犯的資本家階級的國家專政的變種，它適合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帝國主義。 因此，讓我們回到嚴格意義上的革命：通過摧毀國家並打碎其機器而改變現有生產關係的革命。 我們很容易理解：一種生產方式，如果只有當對其基礎（即生產關係）進行再生產（再生產=延續）的條件加以保障的國家機器系統得到延續時才能延續，那麼，要中斷這種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延續=存在）條件，並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就必須對這套國家機器系統發起進攻，並奪取國家政權。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的建立，是在保障著新的生產關係（換句話說即新的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延續=存在）的新國家和新國家機器的保護下完成的。當發生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時，這個新的國家就轉到掌握了國家政權即控制了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及其同盟的代表手裡，而這個國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 這個綱要簡單、清晰、有說服力，但它流於形式。因為我們知道，革命地掌握資產階級國家，消滅它，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取代它，不是單純的邏輯推理的後果，也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一舊體系單純衰竭的後果，而是群眾的階級鬥爭的後果。用毛澤東的正確提法（這個提法非常有力地概括了馬克思和列寧的一些論點）來說，這場鬥爭只能是一場階級的持久戰。不久前我們已經提到過保證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取得勝利（可持續的勝利）的絕對條件，但我現在想就這種階級鬥爭的特殊條件之一補充幾句。 三、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兩個對象 我們要再次提醒自己注意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區分，注意它們運行模式的差異（鎮壓性機器首要地通過暴力發揮功能，意識形態機器首要地通過意識形態發揮功能），並且注意這樣一種區分：只存在單獨一種鎮壓性國家機器，然而卻存在複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注意到這些區分和差異，小標題中的提法就是不可理解的。 通過這些不同的區分，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論點，它分為兩點： 1. 國家的堅硬果核是它的鎮壓性機器。理所當然，這個機器被賦予了「經受一切考驗」的實力和抵抗力。 這個果核的果核由實行鎮壓的準軍事部隊（警察、共和國保安部隊等）和軍隊構成（包括帝國主義兄弟國家的軍隊，他們一旦聽到求助的「呼喊」，很容易就會越過邊境）。這是終極果核，「最後的堡壘」，因為對於統治階級來說，這是它最後的論據，純暴力的終極理由[11]。 說它是果核，還因為它最結實，它本身服從於一個鐵的紀律（「軍隊的主要力量來自紀律」[12]），服從於最嚴酷的內部鎮壓（逃兵和反叛者要被槍斃）。每當這個果核本身失控、分裂、瓦解（就像1917年俄國在戰爭和失敗的極度痛苦的打擊下那樣），國家就會失去最後的依靠（只剩下兄弟國家的軍隊：見1917—1918年法國、英國、捷克和其他國家的軍隊對俄國的干預）[13]，變得岌岌可危，搖搖欲墜。 這個終極果核會被另一個完全是內在的弱點擊破：當它不是一支職業軍隊時（注意，戴高樂贊成要有一支職業軍隊，而反對饒勒斯1889年恢復的傳統[14]），它就由「入伍新兵」[15]組成，也就是說，由來自於人民的二等「士兵」組成。這些士兵可能會「拒絕開火」，就像「17團的勇敢戰士」[16]在14日戰爭之前面對南方葡萄種植者那樣；或者會「拒絕前進」[17]，就像阿爾及利亞軍隊中的那些「小伙子」一樣，在一些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時，把自己的軍官「關押起來」。但總體說來，警察、共和國保安部隊和軍隊都能經受得住考驗。除非戰爭失利或者發生革命，它們雖說未必不可動搖，確也極難對付。 2. 相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要脆弱得多。 由於它們實現了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存在，但卻是以分散的序列（每一個序列都是相對自主的）實現這種存在；由於它們通過意識形態發揮功能：所以，那場持久戰，即最終能夠推翻統治階級的階級鬥爭，也就是把國家政權從掌握著它的統治階級手裡奪取過來的階級鬥爭，有很大一部分要在它們的內部並在它們的形式的制約下展開。[18] 眾所周知，「正常」時期，要在鎮壓性國家機器即警察、軍隊乃至行政部門中展開階級鬥爭，即便不是幾乎沒有希望，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限制。相反，在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階級鬥爭，既有可能，又很重要，而且能走得更遠，因為戰士和群眾正是首先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獲得自己的政治經驗，然後再把它「貫徹到底」的。人們正是在意識形態中獲得對自己利益的意識，並將自己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底的——馬克思這麼說並非出於偶然。[19]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只不過是用稍微明確一點的語言，把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人的這個天才的直覺表達出來。 確切地說，我希望就這種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進行的階級鬥爭展開幾點說明。但是，為了不給讀者在思想上造成混亂，必須提醒大家注意幾個基本的事實。 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 我們已經談論過工人組織在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階級鬥爭。我們捍衛了這個經典論點：政治的階級鬥爭應該深深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即「為了各種具體物質要求」而進行的鬥爭中。關於這一點，我們談到了一些企業，在那種情況下，也就是談到了一些資本主義企業。 那麼，讓我們從1969年法國企業中所發生的事情出發，以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了要給某些事情以科學的解釋，是如何考慮到這些事情的所有複雜性的。 1969年的法國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這個事實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法國以占統治地位的方式發揮功能，因而（發生在企業中的）生產，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統治和支配著。這些生產關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 這一點以經驗的方式具體表現在以下事實中：建築物（比如工廠）、在企業里被加工的原料（它們可能已經是半成品等）、機器工具等等，總之，上述企業的生產資料，都屬於它們的資本家所有者，資本家可以通過自己本人，也可以請一個僱傭的經理，來管理企業的生產。 這一點同時還表現在以下事實中（說同時，是因為這完全是一碼事，只不過這次是從無產者的角度來說的）：企業按天、按星期、按月（這種情況更少見）「招募」一些工人（以及其他非工人勞動者：打字員、會計、工程師、管理人員等等）作為僱傭勞動者。而僱傭勞動者就是這樣的個體，他不占有生產資料，僅憑「自己固有的資料」（自己的雙手）什麼也生產不了，因而只能把自己雙手的使用出賣給正好擁有生產資料的企業所有者。 一旦理解清楚了這種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造成的基本狀況，剩下來的就是要理解，為什麼它們同時又是剝削關係。 說它們是生產關係是因為，如果這些「自由的」勞動者不與生產資料「發生關係」，就根本不會有生產。對我們或他們來說不幸的是，生產資料不會自動發揮功能，它們（就像上帝一樣）需要人，但不是隨便什麼人：它們需要合格的[20]人（特種工、專業工人、P1、P2、P3[21]；「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工程師等等，包括組織生產的「樂隊指揮」[22]，這個指揮可以是資本家本人，也可以是他的首席「經理」）。 但這些生產關係同時也是剝削關係，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特殊的剝削關係，它以剩餘價值的形式榨取剩餘勞動。 這些生產關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當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過程同時也是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時[23]，他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基礎」，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物質條件，而且就是這種生產方式的物質存在本身。剝削過程就是在生產過程本身中發生的。沒有這個剝削的物質基礎，沒有這個等同於剝削關係的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沒有資本主義。這一點必須重複再重複：因為有一陣子，有些異想天開的人從我們這裡得出一些無政府主義的陳腐觀點，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化約為壓迫，或者更糟糕的是，化約為……「權威」！ 我剛才談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存在本身。但通過這種分析步驟更細緻地去觀察這些東西，就會發現：所謂存在，就是延續，也就是通過時間而持續存在，因而也就是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並且首先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一切，正如我們知道，恰恰是在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個層面，國家機器（鎮壓性機器和意識形態機器）干預了進來。 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階級鬥爭 這樣一來，我們終於可以談論我們當前的主題[24]，即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階級鬥爭的種種形式的性質，並嚴肅對待馬克思的那個簡短的句子。馬克思那句話說的是：人們正是在意識形態中獲得了階級鬥爭的意識並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的。[25] 首先請注意，馬克思所說的是意識形態，而我們所說的是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詞語上的這個差別，只有對於那些對意識形態的性質抱有一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念（啟蒙哲學之類的觀念）的人來說，才會成為難題。 因為意識形態並非存在於觀念之中，儘管表面上相反，也就是說，儘管存在著關於意識形態和各種觀念的意識形態偏見。意識形態能夠以被當作「觀念」載體的書面話語（書本）或口頭話語（布道、講課、演講等等）的形式存在。但恰恰是人們就那些「觀念」而形成的「觀念」，支配著那些話語中所發生的事情。為了對我們以後將會作出的那些證明進行預支，讓我們先假定，那些「觀念」所具有的絕對不是一種理想的、觀念的或精神的存在——就像關於觀念的意識形態試圖要人們相信的那樣——，而是一種物質的存在。要在這裡給出關於這一點的全面證明，要花費太大的篇幅，但如果大家願意接受我們下面這個命題（它本身是非常籠統的），就可以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例子來對它進行驗證。 意識形態不存在於被設想為是「精神世界」的「觀念世界」中。意識形態存在於一些機構和這些機構的實踐中。我們甚至恨不得更明確地說：意識形態存在於一些機器和這些機器的實踐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此前才能夠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每一套機器的物質配置中，在這些機器的實踐中，實現了一種外在於它們自己的意識形態，我們當時把它稱作初級意識形態，而現在我們可以用它自己的名字來稱呼它：國家的意識形態——某個或某幾個統治階級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主題的統一。 當然，這些機器及其實踐的對象和目標，是那些在生產和再生產中占據著勞動的社會—技術分工崗位的個人，所以，意識形態通過意識形態機器和它們的實踐，存在於這些個人的實踐本身當中。我說的就是他們的實踐：這種實踐一方面包括被人們稱為他們的「觀念」或「觀點」——包括對由勞動分工分配給他們的實踐（生產實踐、科學實踐、意識形態實踐、政治實踐等等）所抱的「自發的」「觀念」——的東西；另一方面也包括他們的「風俗」或「習慣」，從而包括他們「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現實行為。[26] 正因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樣進入了個人自身最深層的「意識」中，進入了他們最私密或最公開的「行為」中，所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才能夠甚至在個人意識（職業良知、道德良知、做父親的良知、做母親的良知[27]、宗教意識、政治意識、哲學意識等等）最「隱秘」的地方，保障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在接下來的一章，我們將會看到，它依據的是什麼樣的總機制。 當然，既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國家的統一將其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統一賦予了它）的實現，所以一旦我們談論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肯定意味著，也存在著某種總是與被統治的意識形態有關的、因而也就是與被統治階級有關的東西。 由此我們猜想，是意識形態、從而是作為意識形態存在場所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使各社會階級「登上舞台」的。所謂各社會階級，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還有我們要暫時稱之為「中間階級」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即資本家階級（及其盟友）和無產者階級（及其盟友）。 我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在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的階級鬥爭，大大超出了這些機器的範圍。 六、圍繞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並在它裡面進行的階級鬥爭 所有的人都知道階級鬥爭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政黨之間的鬥爭等等）。所有的人：不。因為只有一小部分人承認，大家[28]所說的「政治」，事實上是階級鬥爭在政治系統中所採用的外在形式。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我們把這個政治系統叫作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相反，只有那些最成熟的戰士才懂得，階級鬥爭同時以經濟的階級鬥爭形式在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這裡還是同樣的評註：有多少人懂得「爭取具體物質要求的鬥爭」是階級鬥爭的經濟形式呢？有多少人懂得僱主的工會，比如法國全國僱主聯盟[29]，也從他們那一方面通過其經濟形式進行著他們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呢？） 當我說階級鬥爭同樣也在所有其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比如學校、教會、傳播、出版、演出，乃至於家庭）中展開時，我怕是讓許多讀者感到震驚了。當然，這些鬥爭是在每種意識形態機器所固有的形式中展開的。 而既然我們認為可以肯定，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30]中，是學校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是學校，更準確地說是學校—家庭這個對子占據著統治地位，那麼我想，要向我們的同時代人表明階級鬥爭也在這些地方展開，就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證明了。1968年5月的「事件」，以及隨後的所有事件，都從經驗上驗證了我們的論點。或更確切地說，這些事件除了在這場階級鬥爭中帶來了絕大多數人都意想不到的全新的東西，還表明階級鬥爭從來就存在（當然是以特定的形式存在）於學校、家庭、教會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唯一不同的是，這場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在五月以戲劇性的方式發生了逆轉，這即便沒有表明，至少也讓人猜想得到，從前在學校—家庭這個對子中，甚至在教會中進行的階級鬥爭，以壓倒性的方式，是資產者階級「代表們」（小學教師，在他們旁邊有督學、神父、教士等等）的階級鬥爭。 要說服自己相信這一點，只要看看各大報紙就夠了：強硬的學生家長團體為「支援」遭到侮辱的反動教授和陷於絕境的中學校長而對學校本身的「強行侵入」，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上流社會要對學生造反的「醜聞」，對他們自己孩子的造反行為進行報復。這場將要來臨的報復，以及這次造反，清楚地表明：在大學生和中學生的意識形態造反之前，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或代表們在這些機器中進行的階級鬥爭，曾在學校機器和家庭機器中以壓倒性的方式占上風。它以如此壓倒性的方式占上風，以至於人們以前甚至都沒有想到，在各院系和中學[31]「安寧」的沉默和秩序背後，存在著某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它確乎是很特殊的，但仍然是階級鬥爭的形式。 家長、教授，很快還有小學老師們，會得到安慰，尤其如果他們是「政教分離」的戰士的話。因為並非只有他們最終要在各自的機器中公開嘗試階級鬥爭，同樣的現象也在教會發生：不僅在信徒和教士之間「醜陋的」「糾紛」中，不僅在低級教士和高級教士某些成員之間，甚至在某些主教（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主教）和梵蒂岡之間（甚至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發生，而且（真可怕！）在那些神學院自身中發生。教會的政治領袖們（他們進行過長期的傳播實踐）通過教會的嚴守秘密（它適用於一切與神聖的事物和聖事有關的事），掩蓋了這些現象。在神學院裡也發生了「該死的」[32]、本身不可逆轉的歷史。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由於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在頭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了逆轉（或這種逆轉至少出現在這個機器的某個部分，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最不危險的部分：因為初級學校，它生死攸關的部分——說生死攸關是因為這個部分培養工人——還沒有被這場造反運動所感染），而這個機器尤其擔負著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任務（說尤其，是因為它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機器），所以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是一種時代的徵兆。 什麼徵兆呢？正如列寧所說，是革命提上議事日程的徵兆，雖然它並不意味著——這是首要的細微差別——局勢已經是革命性的（我們離此還遠）。 七、為什麼「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領先於」其他的階級鬥爭？ 現在，讓我們從這些與自己非常切近的事件中稍稍後撤一步，以便能真正對它們作出評估。讓我們這樣後撤一步，以便注意到如下事實。 並非偶然的是，在所有那些我們足夠深入細節地詳細認識了的重大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之前，都有漫長的階級鬥爭不但圍繞已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且就在這些意識形態機器內部展開。而根據馬克思主義導師們的經典區分，階級鬥爭既包括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又包括經濟的和政治的階級鬥爭。 只要想想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俄國，想想1949年革命之前半個世紀的中國就夠了。 我們觀察到，1789年和1917年革命之前，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發生了極為激烈的鬥爭：首先是圍繞教會甚至在教會中展開的鬥爭，然後還有圍繞政治的機器並在政治的機器中展開的鬥爭，然後是在出版和傳播領域展開的鬥爭。所有這些鬥爭都相互摻雜、相互糾結、相互支援著，並模模糊糊地對準一個大多數參戰人員自己都不明了的最終目標：打碎那些保障著現有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並在它的保護下建立新的生產關係，通過新的國家機器保障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經濟的鬥爭總是停留在暗處，這是它的宿命，因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鬥爭最終會在光天化日之下爆發，它集結起一切力量來保障自己最終戰鬥（即為國家政權而進行的戰鬥）的方向：這是它的宿命，因為這就是它的功能。意識形態的（上述意識形態的）鬥爭，即在傳播和出版機器中展開的階級鬥爭（為自由思想、自由表達，以及自由出版和傳播進步的革命觀念而進行的鬥爭），通常領先於政治鬥爭的公開形式，甚至是遙遙領先於它們。 希望大家想想法國大革命之前幾個世紀的歷史。也希望大家確實能記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在它成為前革命的之前完全是進步的），在當時（正如在任何時候一樣），只有根據統治階級在那些相同領域中的鬥爭來判斷，才有意義。希望大家想想由封建制度及其國家機器所領導的「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的難以置信的激烈程度。在那些國家機器中，為首的是教會：隨它而來的不但有各種禁令和對各種主張的發誓棄絕，還有拷問、折磨和火刑。想想伽利略和喬爾丹諾·布魯諾，只列舉這兩個人的名字就夠了，還不算無數在宗教戰爭（在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進行的、異教徒反對正統教徒的尖銳階級鬥爭）中犧牲的人、大量「魔鬼附了身的」人、「中了巫術的」人，以及大量被施以肉刑或被關進巨型瘋人院的「瘋子」。在法國，米歇爾·福柯是第一個有勇氣提出一種關於「瘋子」的思想的人。[33]希望大家想想斯賓諾莎死前所遭受的全方位的排斥（被他的教會排斥，被哲學排斥，他是必須被燒死或活埋的魔鬼：而因為無法再燒死他，人們就只好把他「埋葬」）。以上只是三個世紀內發生的事。 必須把資產階級前革命的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的可怖歷史描繪出來，以便讓啟蒙的18世紀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它誠然是輝煌的，但絕談不上英勇。在當時，人們可以通過法國或外國出版的、私下裡傳播的署名或不署名的著作，甚至通過某個有「知識」[34]的部長的共謀，不但在書籍和報刊中，而且在劇場和歌劇院，展開對教會和專制主義的公開鬥爭，哪怕是「開明的」專制主義（絕對君主制的專制主義有許多右派的反對者——孟德斯鳩是典型；很少有左派的反對者——梅利耶或盧梭是典型；還有眾多的捍衛者，其中有些是真信，有些是出於戰術上的考慮，比如狄德羅）。 但還是讓我們擱下這些歷史上的例子，回到我們的論點吧。這個論點似乎即便不能讓我們理解，但至少能讓我們更好地「整理」一切社會革命的「預兆」現象——儘管是用一種完全暫時的形式來整理（因為我是第一個意識到這些東西的人）。 我們可以說，這些現象集中了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以每種機器固有的方式而展開的階級鬥爭的所有形式。我們可以說，在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正是在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成為（或正常來說應該成為）階級鬥爭的頭號對象。這解釋了為什麼幾個世紀以來漫長的階級鬥爭會圍繞教會和教會所捍衛的陣地而展開：這是一場持久戰，伴隨著大規模的屠殺、暴力手段、恐怖、鎮壓、不可想像的敲詐和恫嚇，它為1789年到1793年針對封建國家及其機器的最後一擊，即政治上的進攻，作好了準備。 資產階級通過攻擊專門負責生產關係再生產的那些機器，而從內部動搖了國家機器中最脆弱的部分（最脆弱，不但是因為它們是多樣化的，還因為它們與人民群眾有日常的直接聯繫）。一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動搖了，剩下的就是攻克國家最後的堡壘：由最後的軍隊即皇家衛隊保衛著的國家政權。 在我看來，相對而言，對1917年的革命可以進行同樣的分析；而對1949年的中國革命，則要考慮到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別（因為在中國沒有教會，至少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教會）。 如果我們的解釋是對的，那麼就應該把自己提高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以便不但理解上層建築的功能和它的運行，而且掌握一些讓我們能夠在具體的歷史中對革命看得更清楚一點的概念（以最終建立關於革命史的科學，因為目前的革命史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更接近於編年史），包括完成了的革命和有待完成的革命；以便在有待實現的條件下，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即向國家及所有國家機器消亡的過渡作切實的準備，而不是在多多少少由「被審查過的」稱呼所掩蓋了的「矛盾」中裹足不前——當代歷史給我們提供了太多這樣的例子。 八、注意！下層建築的優先性 本章結束之前的最後一個說明，同時也是一個警告。我們剛才提出的絕不是一篇關於革命實踐的、可以表達為以下幾條規則的小論文： 1. 首先要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激起階級鬥爭，同時務必使鬥爭的「矛頭」對準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今天就是學校）； 2. 把在所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一切階級鬥爭的形式結合起來，以動搖這些機器，直到它們無法再發揮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功能，然後， 3. 以在革命的政黨領導下聯合起來的人民的全部力量，即革命階級的全部力量，對國家政權發起猛攻，粉碎它最後的機器：它的鎮壓性機器（警察、共和國保安部隊等等，還有軍隊）。 這樣將既荒謬又幼稚，因為這是唯意志論的、冒險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我們不能這樣來操縱事件。而如果我們偶然能這樣操縱它們，那么正該是在這裡，我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們剛才所描繪過的一切：我們要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階級鬥爭，關係到的只是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是被決定的、第二位的，而不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下層建築。因此，上層建築中所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事情，歸根到底取決於在下層建築中、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發生的（或沒發生的）事情：那裡才是階級鬥爭的植根所在。這樣一來，我們就會懂得，階級鬥爭遠遠超出了使它變得可見的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有人說，上層建築對下層建築有「反作用」，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說得太簡單。我們嘗試著對這個「反作用」作了一點點闡明。就本質而言，它根本不是反作用，因為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係：它再生產了下層建築的運行條件。可能應該根據這個概念和階級鬥爭的各種後果，來重新研究由「反作用」這個描述性的詞語所指的各種情況。 但這完全沒有給我們提供理解在下層建築自身中發生的事情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沒有提供理解在下層建築中（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統一體中）發生的、能夠激起並發動階級鬥爭的事情的關鍵。而在上層建築中，階級鬥爭以攻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開始，進而向鎮壓性國家機器進攻，最終由革命的階級掌握國家政權。 所幸的是，關於在決定性的下層建築中發生的事情如何在上層建築中啟動革命的階級鬥爭並獲得勝利，我們可以在《資本論》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找到某些線索。但必須指出，這個理論還遠遠沒有完成。嚴肅地說，我們不能指望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適合或不適合這類描述性的、同義反覆的概念來得出這個理論。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這一點。 因此，在這個明確的點上，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一定要爭取有朝一日給它個答案。 * * * [1]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一直採用的是再生產一般的觀點。我撇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再生產總是擴大再生產。後面這一點是決定性的，我們將在第二卷中探討它。 [2]「層級」原文為「instances」，詳見第126頁譯註。——譯註 [3]「功能的發揮」原文為「fonctionnement」，在其他地方也譯為「運行」「發揮功能」。——譯註 [4]阿爾都塞的引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sont les siens」（「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而經馬克思審定的法文版原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lui correspondent」（「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參見《資本論》第一版序言，前引，第8頁：「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譯註 [5]「函數」原文為「fonction」，在本書中更多地譯為「功能」。這裡的意思是交換關係隨著生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譯註 [6]由於這種敘述的一些局限，我在這裡要撇開生產力的再生產不談。不排除歷史上有某些社會形態，因一些「意外事件」——它們使得連生產力的簡單再生產都變得不可能，或使得那些在當時對生產力起決定作用的要素的再生產變得不可能——而消失了（當然要非常仔細地去進行研究，因為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意外事件」）。這個假設或許可以解釋被某些歷史意識形態家稱之為「文明」的東西的消失，感謝瓦萊里（Valéry），我們知道了這些「文明」是「必死的」……因為它們已經死了。 [7]中括號中的「以及」（et），是原編者的補充。——譯註 [8]「進行革命」一詞原文為「révolutionner」，系「革命」（révolution）的動詞形式。——譯註 [9]指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發動的政變。——譯註 [10]「橡皮圖章式的機關」原文為「chambre d'enregistrement」，直譯為「進行登記的房間」。——譯註 [11]「終極理由」原文為「ultima ratio」，系拉丁文，其中「ratio」有計算、事務、理由、方式等多種含義。——譯註 [12]這句話出自1933—1966年的「法國軍紀通則」（Le règlement de discipline générale des armées）：「La discipline fait la force principale des armées」（紀律構成軍隊的主要力量）。——譯註 [13]但這些兄弟國家的軍隊並非總是可靠的，比如1918年法國干預艦隊中的「黑海的反叛者」：安德烈·馬蒂、夏爾·狄戎和其他數百人。［安德烈·馬蒂（André Marty，1886—1956），法國政治家，曾為法國共產黨領導人，1935—1943年間曾任共產國際書記。1918年被派往黑海參與干預俄國革命的戰爭，1919年領導水兵起義，被稱為「黑海的反叛者」；夏爾·狄戎（Charles Tillon，1897—1993），法國政治家，曾為法國共產黨領導人，1919年參與領導黑海水兵起義。——譯註］ [14]1901年，饒勒斯還出版了《新軍隊》（L'Armée nouvelle）一書，作為向議會提出的一項改革軍隊的法案的論據，這項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為基礎。——譯註 [15]「入伍新兵」一詞原文都為「«contingent»」，這個詞還有「偶然的」的意思。——譯註 [16]「17團的勇敢戰士」（Braves soldats du 17 ème）一詞來自法國著名歌曲「榮耀歸於17團」（Gloire au 17ème），該歌曲歌頌的是，1907年6月被調去鎮壓南方葡萄種植區農民和農業工人「抗稅罷工」的貝濟埃第十七步兵團舉行起義，拒絕向罷工者開火。後來這首歌也象徵著「入伍新兵」的造反。——譯註 [17]「前進」原文為「marcher」，這個詞既有「行走」「前進」的意思，也有「（機器）運轉」的意思。「意識形態」使主體自己「運轉起來」中的「運轉」一詞原文也是「marcher」。——譯註 [18]我們將在第二卷中看到，階級鬥爭大大超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邊界。必須留心注意這個經典論點的精神實質，以便充分理解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的階級鬥爭的限度——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19]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3頁：「……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譯註 [20]不合格也是一定程度的合格。. [21]這裡的「P」代表「professionnels」（職業的、專業的），「P1、P2、P3」分別指工人「專業水平等級」的「一級、二級、三級」，等級越高，專業水平越高。——譯註 [22]「樂隊指揮」的比喻來自馬克思，詳見第97頁譯註。——譯註 [23]參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前引，第229-230頁：「我們看到，以前我們分析商品時所得出的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同一個勞動之間的區別，現在表現為生產過程的不同方面的區別了。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譯註 [24]「主題」原文為「objet」（對象、客體），應為「sujet」（主題、主體）之誤。——譯註 [25]參見第305頁譯註。——譯註 [26]18世紀的一些哲學家在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的「理論」上走得相當遠，他們早已領會到，在他們所謂的「輿論」和「風俗」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實踐關係。他們甚至隱約地感覺到，「風俗」比「輿論」更重要，因為「風俗」抵制著「輿論」。他們甚至發現，沒有得到「風俗」「贊同」的「法律」，往往是無力的。必須成為右翼的反對派（孟德斯鳩）或左翼的反對派（盧梭），才會注意到這些現實。（注釋中的「輿論」原文為「opinions」，即「觀點」（opinion）的複數形式。阿爾都塞對18世紀政治哲學家關於「風俗」「法律」等論述的分析，可詳見他早年在巴黎高師的哲學講稿《政治與歷史：從馬基雅維利到馬克思》，以及他第一本公開出版的著作《孟德斯鳩：政治與歷史》。這兩本著作均已經收入中文版「阿爾都塞著作集」。另參見第240頁譯註。——譯註） [27]注意，本書中被譯為「良知」和「意識」的詞，在原文中是同一個詞：「conscience」。——譯註 [28]這裡的「大家」和上文中的「所有的人」原文都是「tout le monde」（直譯為「整個世界」）。——譯註 [29]「法國全國僱主聯盟」原文為「CNPF」，系「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譯為「法國僱主聯合會」）的縮寫，成立於1936年。——譯註 [30]「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原文為「les formations socialistes capitalistes」（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形態），其中「socialistes」（社會主義的）應為「sociale」（社會的）之誤。——譯註 [31]我敢補充說，還有家庭。 [32]「該死的」原文為「«sacrées»」（神聖的），阿爾都塞在這裡採用了雙關手法。——譯註 [33]《瘋癲史》（Histoire de la Folie），布隆出版社（Plon）。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對一樣東西保持沉默，我們認為，在我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我們有權把它叫作「醫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值得對它做單獨的研究。在這方面，福柯的傑出著作儘管被我們的醫學權威所瞧不起（還好，他們再也不能燒死他了），卻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要素的譜系。因為「瘋癲」的歷史即壓迫的歷史，雖然因皮內爾（Pinel）的人道主義和德萊（Delay）的藥理學而變得溫和了，但仍在繼續。瘋癲大大超出了許多醫生出於自己的方便而稱之為「瘋癲」的東西。 [34]這裡的「有『知識』的」原文為「ayant «des Lumières»」，其中「lumière」意為「光」，其複數形式「lumières」意為「知識」，作為專有名詞也譯為「啟蒙」。——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