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 第九章 論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D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只有到這裡，只有到現在，我們才終於可以來回答那個讓我費了很長篇幅卻仍然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如果用地形學的語言（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我們可以說：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通過上層建築來保障的，通過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來保障的。 但是，既然我們此前認為必須超越這種依然是描述性的語言，我們可以說：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通過國家政權在國家機器——一方面是鎮壓性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運用來保障的。 我們要把前面所說的一切都考慮進來，並把它們歸納為以下三個特徵： 1. 所有國家機器都既通過鎮壓也通過意識形態發揮功能。區別在於鎮壓性國家機器大量並首要地通過鎮壓發揮功能，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大量並首要地通過意識形態發揮功能——在這兩種情況中，都必然包含各種各樣的細微差別。 2. 鎮壓性國家機器構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它的不同組成部分通過一個指揮上的統一而集中在一起，這個統一就是由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來實施的階級鬥爭的政治；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多樣的、彼此各異的、相對自主的，並且能夠給各種矛盾的展開提供一個客觀的場域，這些矛盾以有限的但有時候又極端的形式表現了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間衝突的後果，以及這些鬥爭的次要形式（例如19世紀中前期資產階級與土地貴族之間的鬥爭，例如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等等）。 3. 鎮壓性國家機器的統一是通過統一的、集中化的組織來保障的，這個組織由掌握政權的各階級中實行著這些階級的階級鬥爭政治的代表們領導著；而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統一是通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來保障的——為了說明這種意識形態的後果，我們必須稱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 一、論生產關係再生產中的某種「勞動分工」[1] 如果同意把這些特徵考慮進來，我們就能根據某種「勞動分工」，以如下方式來表述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鎮壓性國家機器的作用，就其作為鎮壓機器來說，本質在於用（肉體的或非肉體的）武力來保障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政治條件。國家機器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自身的再生產[2]，而且同時特別要通過鎮壓（從最野蠻的肉體施暴，到純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開和隱蔽的審查制度，等等）來保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運行的一般政治條件。 實際上，作為理所當然的結論，正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鎮壓性國家機器為它們提供的「盾牌」後面，保障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本身。也正是在這裡，國家的意識形態（即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得以大量地發揮作用。正是通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國家的意識形態這個中介，鎮壓性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以及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時有摩擦）的「和諧」才得到了保障。 因此，我們恰恰必須在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唯一的（因為是共同的）作用——即生產關係再生產的作用——中，根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多樣性，來考慮接下來的假設。 事實上，我們已經列舉了相當多的、存在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機器、學校機器、家庭機器、政治機器、工會機器、傳播機器、「文化」（包括體育）機器等等。 然而，在「農奴制的」（通常稱為封建的）生產方式的社會形態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存在著單一的鎮壓性國家機器，而且它從已知最早的古代國家起（更不要說絕對君主制了），就已經與我們今天熟悉的形式非常相似，但在那裡，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數量卻要少得多，而且它們的特性也與現在不同。 例如，我們看到，以前教會（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兼具了許多功能，這些功能今天已經轉交給了若干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我們剛才提到的過去相比是全新的。曾經與教會並列的還有家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扮演的角色與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教會和家庭並不是當時僅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還有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三級會議、最高法院、作為現代政黨前身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政治同盟，以及由自由的公社和隨後的市政機關構成的整個政治系統）。如果我們能冒昧地使用一個與當時時代不符的說法的話，那麼還有一種強大的「前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強大的商會和銀行行會以及幫工協會等等）。出版和傳播本身也獲得了無可爭議的發展，演出[3]也一樣，它們起初是作為教會的組成部分，隨後從它那裡越來越獨立了出來。 二、存在著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今天，它就是學校 在我們極其概括地考察的前資本主義歷史時期，最清楚不過的是，存在著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它不僅把宗教的功能，而且還把教育的功能，以及大部分傳播、「文化」和出版的功能集於一身[4]。從16世紀到18世紀，從宗教改革的最初動盪開始，全部的意識形態鬥爭，之所以都集中於反教權和反宗教的鬥爭，恰恰取決於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占據的絕對統治地位。 法國大革命首要的目標和結果，不僅在於把國家政權從封建貴族手中轉移到商業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手中，打碎了一部分以前的鎮壓性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如國民衛隊），而且在於打擊了頭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因此才出現了世俗的教士機構，沒收了教會財產，創造了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取代宗教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占統治地位的作用。 當然，這些事都不是自動發生的：政教協議、王朝復辟，以及貴族與工業資產階級在整個19世紀進行的長期的階級鬥爭，就是證明。這場鬥爭是為了確立資產階級對以往由教會履行的各種功能的領導權。資產階級在大革命最初幾年就建立了新的（即議會民主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後來又經過長期激烈的鬥爭，在1848年的幾個月和第二帝國垮台後的數十年重建了它。可以說，資產階級正是依靠這架新機器展開了反對教會的鬥爭，並剝奪了它的意識形態功能：簡言之，不僅保障了自己的政治領導權，而且保障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所必需的意識形態領導權。 正因為如此，我們自信有理由提出以下的論點（冒著它將帶來的一切風險）。我們認為，經過同舊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之後，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建立起來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學校的意識形態機器。 這個論點可能看起來是悖論性的，因為在大家看來，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想要給自己和被剝削階級提供的意識形態表述中，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似乎的確不是學校，而是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與普選和黨派鬥爭相匹配的議會民主政體。 然而，歷史（甚至是最近的歷史）表明，資產階級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完全有能力適應不同於議會民主制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各種形式：單就法國來說，就有過第一和第二帝國、君主立憲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議會君主制（路易·菲利普）和總統民主制（戴高樂）。在英國，事情就更為明顯。從資產階級觀點看，那裡的革命尤其「成功」，因為不像在法國，資產階級（部分地由於小貴族的愚蠢）不得不聽任農民和平民在「革命日」把自己擁上權力的寶座，並不得不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英國資產階級則能夠與貴族「妥協」，並能長期與之「分享」國家政權以及國家機器（統治階級中所有心懷善念的人們共享太平！）。而在德國，事情更令人吃驚。因為那裡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委身於那種非常「民族」、非常「社會主義」但……很少「民主的」政治機器即納粹主義之前，是躲在由帝國的容克（以俾斯麥為代表）及其軍隊、警察提供庇護和領袖人物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背後，支離破碎地進入到歷史裡來的。 因此我們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資產階級自己進行著政治鬥爭，並把政治鬥爭的折磨強加給人民群眾，但在這些政治鬥爭的「舞台」背後，資產階級建立起來的頭號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學校機器，它實際上已經在功能上取代了先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即教會。我們甚至可以補充說：學校—家庭這個對子已經取代了教會—家庭這個對子。 為什麼說學校機器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呢？它又是怎樣發揮功能的呢？我們將在最近一部著作中闡明這些問題。[5]目前只說以下幾點就夠了： 1. 所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無論它們是哪一種，都服務於同樣的結果：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即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再生產。 2. 每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務於這個唯一的結果。政治機器的方式是，使個人臣服於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臣服於間接的（議會制的）或直接的（全民公投的或法西斯主義的）「民主的」意識形態。傳播機器的方式，則是利用出版物、廣播和電視，每天用一定劑量向每個「公民」灌輸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和道德主義等等。文化機器等等也是一樣的（在沙文主義中，體育的作用占首位）。宗教機器的方式，則是在布道和其他有關出生、結婚和死亡的重大典禮中提醒人們：人只是塵土，除非他懂得愛他的同類，愛到有人打他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6]。學校機器的方式，我們馬上會詳細討論。家庭機器等等也就沒有必要再說下去了。 3. 這台音樂會由一個唯一的總譜統治著，但在其中人們能聽到一些「走調的音符」（無產者及其組織的極不和諧的音符，對立的或同時也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音符，等等）。這個總譜就是現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即國家的意識形態，它把——在基督教之前就創造了希臘奇蹟、以後又創造了不朽之城羅馬的榮耀的——偉大先輩的那些人文主義[7]的偉大主題，以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等等主題，理所當然地統統融合到它的音樂當中。民族主義、道德主義和經濟主義。貝當曾說得更厚顏無恥：勞動、家庭、祖國[8]。 4. 不過，在這台音樂會上，有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確確實實地起著占統治地位的作用，儘管沒有人，或幾乎沒有人留意它的聲音：它是如此沉默！這就是學校。 從幼兒園開始，學校接納了各個社會階級的兒童，並且從幼兒園開始，在以後的若干年裡（這是兒童在家庭國家機器和學校國家機器的雙重擠壓下最「脆弱的」幾年），使用各種或新或舊的方法，反覆向他們灌輸一些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包裹著的「本領」（法文、算術、自然史、科學、文學），或者乾脆就是純粹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倫理、公民教育和哲學）。到大約16歲左右，大批孩子就掉「到生產中去」，成為工人和小農。另一部分可培養的年輕人繼續學業，好歹多學幾年，直到中途落伍，充當中小管理人員、僱傭勞動者、中小行政人員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者。最後一部分達到頂點，或者成為不完全就業（或半失業）的知識分子，或者充當剝削的當事人和鎮壓的當事人，職業的意識形態家（各式各樣的僧侶，可以確信其中大多數都是「俗人」），以及科學實踐的當事人。 沿途掉隊的每一批人，撇開或多或少的失誤或失敗不說，實際上大致都被提供了與他們在階級社會必須充當的角色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被剝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發達的」「職業的」「道德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識；剝削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種向工人發號施令和對他們講話的能力；鎮壓的當事人的角色需要有發號施令和強迫人們「無條件」服從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領袖的修辭術進行煽動的能力；而職業的意識形態家的角色則需要一種帶著尊重（即帶著恰如其分的輕蔑、敲詐和煽動）去影響人們意識的能力，以大談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蘭西的世界地位之類的論調。 當然，許多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謙遜節制、聽天由命、溫良順從，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輕蔑傲慢、狂妄自負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詐），也會在家庭、教會、軍隊、各種美書[9]和電影裡，甚至體育場上傳授。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沒有任何別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能在這麼多年的時期里，有全體兒童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時來充當義務的（並且最不值一提的，還是免費的）聽眾。 然而，正是通過在這個學徒期學習的東西——它們最終可以歸結為由大量灌輸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包裹起來的一些確定的本領——，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即被剝削者對剝削者和剝削者對被剝削者的關係）才真正被再生產出來。在這裡，我要對我們即將提供的論證進行預支，我要說，造成這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生死攸關的結果的機制，自然被一種普遍盛行的關於學校的意識形態掩蓋和隱瞞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為它就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根本形式之一：這種意識形態把學校表述為沒有意識形態的中立環境（因為它是……世俗的）。在學校里，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師們，面對「家長」（即孩子們的所有者，那些同樣自由的人）滿懷信任所託付的孩子，以自身為榜樣，運用知識、文學，以及文學的或科學的人文主義廣為人知的「解放」能力[10]，為孩子們開闢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責任感的道路。 我要請另一些教師原諒，因為他們在不可能的、甚至惡劣的條件下，仍然試圖利用他們從歷史上、從他們所「教授」的學問中所能找到的科學的和政治的武器，來反對自己所陷入的意識形態、體系和實踐。他們算得上是一類英雄。但是他們人數很少，而且有多少人（絕大多數！）甚至還從沒有懷疑過這個體系（比他們要強大並且會把他們壓垮的體系）所強加給他們的這項「工作」，更糟糕的是，他們用最先進的意識，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聰明才智（各種著名的新方法！）來完成這項「工作」，就像我們在幼兒園、小學、中學和技術學校的「試點」班所見到的那樣。 他們對這項「工作」的懷疑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他們用自己的忠誠本身維護和滋養了對學校的意識形態表述，這種表述使今天的學校對於我們當代人來說，顯得那樣「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幾個世紀前，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教會也是那樣的「自然」、必要、慷慨大度。事實上，學校今天已經取代了教會：學校繼教會之後，占據了後者占統治地位的領域，雖然這個領域有所縮小（因為有非義務的教會，以及像學校一樣既義務又免費的軍隊，細心地從側翼掩護著它）。確實，學校可以指望家庭的幫助——儘管從《共產黨宣言》宣告了家庭的「解體」之後，家庭會發出一些「尖銳的摩擦聲」，擾亂學校先前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功能的發揮（它的功能的發揮在過去是非常穩當的）。但從今往後，情況將有所不同：五月之後，最上層的資產階級家庭本身明白了一些道理，這些道理不可改變地動搖了他們，甚至經常使他們「顫抖」。 * * * [1]關於「勞動分工」一詞的譯法，詳見第87頁譯註。——譯註 [2]和從前存在一些世襲的君主家族完全一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著一些政客家族、軍人家族。比如以傳統方式招募海軍軍官，就和古代從貴族階層中選拔外交團體完全一樣。 [3]「演出」原文為「spectacles」，詳見第175頁譯註。——譯註 [4]另外，我們可以說，因為教會曾是封建剝削的直接相關方，它擁有巨額的「教會財產」，因此它也是一股強大的經濟勢力。 [5]《學校》（Écoles），將於1969年秋出版（馬斯佩羅出版社）［原編者按：實際上，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參見書前艾蒂安·巴利巴爾的「法文版序」］ （參見第6頁及該頁注釋，另參見第110頁及該頁注釋。——譯註）。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要注意使資本主義教育系統和封建教會區別開來的那個巨大差別：與封建教會相反，資本主義教育系統不是一種「經濟勢力」，也不參與資本主義剝削。然而，對於某些科學研究部門，我們卻不能說同樣的話，哪怕進行了必要的細微修正。 [6]語出《新約·馬太福音》5:39：「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譯註 [7]「人文主義」原文為「Humanisme」，也譯為「人道主義」。詳見第278-279頁相關論述。——譯註 [8]1940年法國戰敗後，貝當建立了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維希政府，制定了新憲法，新憲法用「法蘭西國家」代替了「法蘭西共和國」，用「勞動、家庭、祖國」代替了自1789年繼承下來的「自由、平等、博愛」。——譯註 [9]「美書」原文為「Beaux Livres」，指開本較大、裝幀精美、包含大量圖片的「插圖書」，一般用於普及性地介紹各種主題知識或藝術作品。——譯註 [10]「能力」一詞原文為「vertu」，也譯為「德性」「效能」。——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