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 第八章 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Les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politique et syndical 一、必要的提醒 這裡我們要著手討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它也更難以恰當的方式得到表達，也就是說，很難完全不引起誤會。 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在這裡重複我們在「告讀者」中的鄭重說明。在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涉及階級鬥爭，但是，注意：不是涉及整個的階級鬥爭，甚至不是涉及階級鬥爭所植根的那個領地。它涉及的是這樣一個領域，其中階級鬥爭穿著合法形式的外衣，而對這個領域的攻克本身，來自必然外在於那些合法形式的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贏得這些合法形式，階級鬥爭就會通過它們，並在這些形式的或多或少的限制下——總之，在它們嚴格限定的範圍內——進行，儘管在這些形式之外，階級鬥爭也大量地展開著。 不言而喻，對於政治的和工會的形式系統，統治階級要麼是通過自己的階級鬥爭把它們奪走；要麼不得不因無產階級和人民的階級鬥爭的征服而違心地把它們讓出來；要麼把它們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綜合進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中——因而在這些機器中首先得到實現的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同樣不言而喻的是，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有一部分實際上是圍繞這些機器並且就在這些機器當中展開的，所以強加到這些機器中的階級鬥爭，在這些機器的某些部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且尤其在這些機器的合法形式內部，給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某些機構（比如它的政治的階級鬥爭組織和工會的階級鬥爭組織）賦予了一個例外的[1]立場。例外的立場，也是對抗的立場。因為資產階級對於在我們將要談到的那些波折之後不得不承認各工人黨（從改良的到革命的工人黨）的存在，更不用說進行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工會組織的存在，並非心甘情願。資產階級知道，在這些組織的合法形式之下觸及的東西大大超出了這些合法形式本身。一旦某個稍微嚴重一點的危機把以下現實（這個現實既表明同時又掩蓋了那些組織的合法存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一點就會得到證明。這個現實就是：階級鬥爭並不限於（原因就不必說了）某個共產黨黨派的議會式反對，或限於某個總工會同僱主或政府之間的「協商」；相反，在生產實踐（當然也在超出它之外的地方）的每一刻，都在進行著持續不斷的最激烈的階級鬥爭，儘管因不被現有的合法性所認可，這種鬥爭在表面上看來無聲無息。因此，這個例外的立場表達、泄露了在原則上的對抗立場（除非所說的那些組織墮落成了階級合作的組織）。這讓我們面臨以下悖論。 在某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比如政治系統機器的內部，有可能存在無產階級政黨（到目前為止，許多國家確實是這樣的），雖然後者的意識形態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極端對抗的，但它的意識形態卻能在自己出現於其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實踐和形式中得到實現。無論如何，這種對抗表現在被國家的意識形態所強加的那些形式本身當中（比如，資產階級民主，其實是議會制或總統制民主機器形式下的資產階級專政），這使得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變得尤為複雜。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項複雜的任務並不因此就無法完成，但有一個絕對條件，那就是要滿足一些命令式的條件：首先，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墮落成「議會迷」或「資產階級民主迷」，更不能任由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即國家的意識形態來削弱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而是相反，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識形態的某些特定要素（比如某些民主口號），通過各種選舉以及資產階級議會這個高級講壇，來幫助發展就本質而言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合法形式之外展開的階級鬥爭。對於工人的工會行動來說，就更是如此。 如果事情在這方面已經講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著手對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分析。 為了立即給我的論點提供一個經典的方位標，我要引用列寧一段眾所周知的文本，這段文本摘錄自列寧1920年12月30日的演說《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2]。我們可以把它整個地重讀一遍，並用緊接下來的另一個文本，即寫於1921年1月25日的《再論工會》來對它進行補充（《列寧全集》法文版第32卷，莫斯科，1962年）[3]。 列寧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會，從而談到了它們在無產階級國家框架中的存在。這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國家，掌握在布爾什維克及其同盟手裡，裝備有任何國家都固有的鎮壓性機器和意識形態機器。列寧說： ……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過程中，工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作用呢？在進而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是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會包括了全體產業工人，把他們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它是一個掌權的、統治的、執政的階級的組織，是實現專政的階級組織，是實行國家強制的階級的組織。但是，工會卻不是國家的強制組織，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吸引和訓練的組織，它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這個學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學校，因為這裡沒有教員和學生，它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結合體，其中有資本主義遺留下來而且不能不遺留下來的東西，也有革命的先進部隊即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從自己隊伍中創造出來的東西。 在幾頁之後，列寧又加上了下面這段值得注意的聲明： 托洛茨基同志犯了一個錯誤。照他說來，保護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國家裡的工會的作用。……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組織起來的全體無產階級應當保護自己，而我們則應當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第17頁）[4] 我們要抓住列寧的核心提法，他在這裡以明確的措辭說：「工會是一個掌權的、統治的、執政的階級的組織，是實現專政的階級組織，是實行國家強制的階級的組織。但是，工會卻不是國家的強制組織……它是一個學校……」[5] 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工會有關的文本來閱讀，以便認清什麼是資產階級國家中現有工會組織的可能身份，我們就會發現，列寧的提法幾乎完全印證了我們的想法。因為這個提法對國家的強制行為和蘇維埃工會的非強制行為進行了區分。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工會負有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即要成為「共產主義學校」。相對而言，也就是說，考慮到把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明顯區別開來的那些差別，以及已經陳述過的那些高度的保留，我們可以把工會系統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並且可以在這同一個概念下來探討政治系統。 二、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由於接下來的理由，我們要從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開始。 共產黨與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人民的民主與社會主義革命 當然，這絕不是說，一個政黨，比如共產黨，因為銘刻進了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的地形學中，就註定會化為資產階級國家意志執行人的角色，或陛下的反對黨[6]的角色[7]。 這後一種角色的位置，被「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主管們」即社會民主黨，帶著合乎要求的全部老練，完美地占據了。他們在理解自己的「使命」時，並沒有想到萊昂·布魯姆的這個絕妙提法——當然是指「在人類的階梯上」[8]這個提法。「人類的階梯」這個著名提法確實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好處，它使得那些爬上了人類階梯上某些級別的人，即爬上了資產階級等級（或者甚至貴族階級等級，就像在大不列顛那樣：艾德禮[9]先生確實由不列顛非常和藹可親的陛下提到了勳爵「高位」上）的人，能夠真的「把自己提高到超出」「階級鬥爭」的「褊狹」觀點，以心安理得地實行一種徹底的階級合作（看看當前的威爾遜[10]先生）。 列寧對那些本身是共產黨員卻自甘被這些幻象——即不可能的、純議會民主行動（「議會迷」）的奇蹟——誘惑的人進行了相當無情的激烈鬥爭，因為這裡沒有模稜兩可的餘地。當大家都在思索向社會主義「過渡」（passage）的時候，必須提醒他們，不存在通往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干成革命的是群眾，而不是議員，哪怕共產黨及其盟友憑奇蹟而一時在議會中成為多數。 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絕不會任由450個赤手空拳的議員，即單純的議會多數，來掌握和摧毀（因為重要的是掌握國家，而不是「推翻政府」或僅僅「改變」「政體」）自己，哪怕他們來自波旁宮，身披著三色肩帶。除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形勢，除非當社會主義在全球六分之五的地方都取得了勝利，這才是可以想像的。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在短期甚至在中期時間內，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因為資產階級國家與單純的政府完全不同。這個國家除了自己政治的意識形態機器（政府寄身之地）之外，還擁有許多其他的意識形態機器，而前者畢竟只不過是其他眾多機器（教會、傳播、學校，等等）中的一種；此外，它還擁有自己日常的鎮壓性機器：警察、專門化的鎮壓部隊（CRS[11]，即共和國保安部隊、機動憲兵，等等），還有「終極的」[12]鎮壓機器：軍隊（這個組織把成千上萬人吸收或編入步兵、坦克兵、空軍、海軍中來），更不用說帝國主義「兄弟」國家的軍隊了，它們在適當的時候會跨過陸地上的或別的邊境線來助上一臂之力。 而且，就算最終沒有出現這些極端情況，單單1945年之後人民陣線和三黨聯合體制[13]的經驗也能證明，單純的、為人民的民主[14]政府，會受到單純財政手段（如資本的外逃敲響了人民陣線的喪鐘）或政治手段（如社會黨人拉馬迪埃[15]1947年對共產黨員部長們的驅逐）的擺布，除非人民群眾強有力地直接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以最終邁向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動，挫敗和粉碎資本家的階級鬥爭的詭計，迫使議會採取徹底的措施，改變歷史的進程，給現有的民主賦予某種階級特性，使其進入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 列寧說過，要通向革命，就必須懂得預見和接受過渡期（périodes de transition），並懂得進行過渡期實踐。他本人就在1917年1月和10月之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實踐」了這個理論。在此期間，先是1917年1月的行動「推翻」了沙皇制，雖然沒有推翻俄國封建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大大削弱了其國家機器，首先是軍隊；然後克倫斯基領導了由「民主」選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議會多數。在這個非常特殊的「民主的」過渡期，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議會中完全是少數，但由於他們正確的路線和正確的行動，他們懂得了並且已經能夠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說服、訓練和動員群眾：這是真正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期，它不同於在選舉獲得巨大成功之後，甚至在人民群眾的鬥爭取得巨大勝利（像1936年那樣）之後，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復辟的過渡期[16]，即以貝當的法西斯主義而告終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過渡期[17]。 因此，一旦將來有一天共產黨及其盟友獲得了議會選舉的多數，並且資產階級讓他們在現有資產階級合法性框架內擔任「政府」的負責人，我們必須明白： 1. 這樣一來，他們就打開了為人民的民主（人民民主或新的民主）的前景； 2. 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國家仍然沒有變，它的未被打碎的鎮壓性機器，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資產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沒有變，所以，以這種方式開創的過渡期的性質，取決於人民群眾的行動——前提是人民群眾得到訓練和動員，並投身於正確路線指導下的鬥爭； 3. 根據力量對比情況，根據共產黨用來動員人民群眾的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這個過渡期要麼（在幾次人民的勝利之後）通向資產階級獲勝的反動，要麼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4. 不掌握國家政權，不摧毀鎮壓性國家機器（即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18]），不經過打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長期鬥爭，革命就是不可想像的，或革命的勝利就只是暫時的，像我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歐所看到的那樣。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向社會主義的議會式「過渡」（passage）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因為它是不可能的。以為通過給「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或甚至確實希望是社會主義的）選舉多數的行動，補充上把從總體上「孤立資產階級」作為自己唯一目標的群眾政治行動，就能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passage），更是無法想像的。 如果我們認為，不奪取國家政權，不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僅僅通過「孤立資產階級」就可以戰勝資產階級專政，那麼，無論在台上的政府有何傾向，資產階級即便「被孤立」，也會知道怎麼利用現有的國家機器，首先是警察和軍隊，根據需要，通過一次類似於5月13日那樣的政變[19]，給自己找到一個有能力控制未被破壞的國家機器的國家元首。 如果群眾沒有決定性地進行干預——不是為了「孤立資產階級」，而是為了解除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武裝並粉碎它[20]——，這個由選舉勝利所開創的、允諾了為人民的民主的過渡期，就不會成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transition），而會成為向資產階級反動的「過渡」，這肯定會是最暴力的反動：公然專制、公然接近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於是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會在這種「反動」中毫不掩飾地通過必要的屠殺和習慣性的大規模逮捕，找到自己資產階級的「全職工作」。自其統治法國，超過一個半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完美地實行了這種反動（1815年熱月，1848年6月，公社，達拉第，拉瓦爾·貝當）。最終隨之發生的事情，顯然不會再僅僅屬於資產階級，因為我們知道，那些年能鎮壓群眾運動的，還有被人們稱為法西斯主義或新法西斯主義的大屠殺和公開的專政制度。 同樣，列寧以毫不含糊的措辭對所有那些純「政變主義者」甚至「暴動主義者」[21]進行了足夠的提醒：不利用所有的鬥爭形式——包括合法的形式，甚至還包括議會民主的形式即選舉的形式[22]——，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因為，共產黨的議會民主行動在資產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有可能不淪為階級合作。但這有一個絕對的條件，即它要作為各種鬥爭形式之一，從屬於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的階級鬥爭系統。 一旦我們根據此前在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作出的區分，來闡述列寧這些眾所周知的論點；一旦我們考慮到這個民主的系統（其中，在各黨之間的政治鬥爭中通過普選而產生的議會任命一個代表其多數的政府[23]）屬於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我認為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共產黨的議會—民主行動的真正的但也是有限的限度。 當黨屬於反對黨時，實際上永遠只是在民主的合法性框架內行動（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刻，這種民主的合法性會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占優勢）。它沒有直接——或者根本就沒有——對同一國家的其他意識形態機器產生影響。儘管提交了那麼多的法案，但它的行動在實際上對傳播機器（誰都不能聲稱「民主」擴展到了廣播、電視和出版制度方面）、出版機器、宗教機器、學校機器等並沒有造成什麼後果。[24]此外，它最嚴重的局限[25]，絕對的局限，是它顯然絲毫沒有動搖鎮壓性機器。一個有黨參與其中的「民主」政府，之所以會讓自己服從廣播—電視和某個行政部門，那是因為有許多保留，而且有一個條件，即不能超出一定的「政治」限度：至少要能保障對「民族貨幣」和其他「民族利益」的「保護」。這和警察的情形不一樣，更不用說軍隊了，它們在自己願意的時候會「服從」，但在判定資產階級統治到了可能被損害的危機時刻，又懂得進行制止。這時軍隊會直接進行干預，就像我們在阿爾及爾軍事政變時所見到的那樣，把戴高樂推上台[26]，何況在這次軍事政變中受到威脅的，只不過是被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分裂了的統治階級的統一、資產階級的統一，根本還沒有威脅到資產階級國家的生存！如果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本身受到法國人民群眾的威脅，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因此，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區分，以及議會民主鬥爭得以展開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屬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論點，奠定並闡明了列寧主義關於區分兩種行動的原則，這兩種行動就是：共產黨員在議會中乃至在議會制政府中的行動（不觸及國家），以及群眾為了奪得資產階級國家而採取的革命行動（先摧毀其鎮壓性國家機器，再摧毀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如果真的願意理解那些「細微差別」，我們就會承認： 1. 我們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概念下對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政治系統——包括它所包含的各個政黨乃至工人階級的黨[27]——所作的分類的有效性（儘管表面上這是悖論）。 2. 這種可能性：在政治的機器這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的「遊戲」中，一個革命的黨，如共產黨，可以並且應該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個銘刻在客觀的、當然也是非常有限的限度內的位置，並且在那裡對客觀上革命的政治進行領導。但有一個絕對條件，那就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內部的黨的議會政治，要服從黨的整體政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動員無產階級群眾和他們的天然盟友[28]，奪得資產階級國家政權，並把它改造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29] 工人階級的黨對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的「遊戲」進行革命性（而不是改良性）干預的可能性，取決於通過遵守法來規避法的可能性。 更確切地說，當在資產階級民主內部進行議會鬥爭時，對於工人階級的黨來說，關鍵的是依靠資產階級自身承認的政治權利[30]，來達到反對資產階級政治的公開鬥爭的鼓動和宣傳效果；因而，關鍵的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旗號，幫助（僅僅是幫助，因為必須預防一切形式的「議會迷」）越來越多的群眾，為了社會主義民主，投入到遲早要推翻資產階級民主的行動中去。在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社會主義民主則要實行工人階級及其盟友對階級敵人的專政。 史達林曾作過一次「歷史性的」演說，當時他說，各共產黨應該把「從資產階級手裡落掉了的」「民主自由的旗幟舉起來」。[31]這個結論作得未免過快了一些，因為歷史表明，即便像戴高樂這樣蔑視這些東西的人，也懂得在演說中巧妙地「揮舞」民主自由的旗幟，而選舉結果證明，這也造成了一定的效果。揮舞這面旗幟，他絕對後繼有人！這只不過表明，正如列寧所論證的那樣，各有各的民主，民主性質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 同樣的評論也適用於史達林就「被資產階級拋棄了的」「工人階級的黨」應該「舉起」的「民族獨立的旗幟」所說的另一句「歷史性的」話。[32]這裡結論也作得過快了一些，因為戴高樂（他絲毫也沒有蔑視這些東西）證明，並且選舉結果也證明了，他非常懂得如何隨著反美的音樂節奏「揮舞」「民族獨立的旗幟」。這只不過表明，正如列寧所論證的那樣，各有各的民族，民族性質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 在任何情況下——特別是當共產黨有權利引用它們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時——我們都不能忘記，關於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那些論點，首先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因此，請允許我，至少以得到了有力支持的假設的名義，把我在前文發揮中提出來的一個命題視為屬實，即我們可以認為，存在著一個專門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法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它是通過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這裡是自由—民主—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在選舉系統、政黨、議會等等構成的系統中的實現而建立起來的。 三、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用同樣的理論，可以對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作出同樣的證明，不過有一個重要的細微差別，會帶給我們一個新發現。 眾所周知，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從1791年開始）把嚴禁勞動者——從前的幫工，不久之後的新工人，總之無產者——結社的法令寫進了《謝普雷法》。《民法典》充分承認使用和濫用一切（物質）財產的自由，而對於結社這一屬於幫工和工人的「財產」[33]，卻需要一條專門的法律來禁止對它的自由使用！ 正是通過階級鬥爭，通過長期的激烈而頑強的血淋淋的鬥爭，工人階級才爭得了這個權利，並且不顧那個「個人主義的」《民法典》，把它寫入了最近為此目的而設的《勞動法》中。甚至來自行政部門或不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比如學校的或傳播的國家機器）的公務員，最後也看到自己的這個權利被寫進1946年的憲法。這讓人們意識到法[34]的這一個「分支」的「落後」…… 這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相應的現象，首先是制憲議會[35]形式下納稅選舉的議會民主，是在19世紀經歷了非常艱難的變遷之後，才以第三共和國宣言的「誤會」形式進入到風俗[36]中的，要不是麥克-馬洪[37]及其同僚們的愚蠢，有一段時間可能還會重新變回君主制。這證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由一種高度敏感的材料構成的，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要用新的去取代舊的，並在它們看起來起決定作用的功能方面將其固定下來，必須花費漫長的時間，經歷漫長的鬥爭；這還證明，一旦形勢使它們動搖，它們就會變得非常脆弱。而鎮壓性國家機器就不同，它有極大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為儘管它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它們都是階級性的），卻跨越了數個世紀依然未變。 因此，對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可以作同樣的證明。不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詳細說明。 說到政黨，事實上我們知道，從右翼到極左都有。存在著右翼黨、中間黨和「左翼」黨，它們不會錯過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任何重大歷史性約會，為的是把自己的軀體化作資產階級國家的擋箭牌；這一切清楚地表明，在政黨、議會民主系統和資產階級國家專政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只要往前再走一步，我們就會理解列寧的提法：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 但說到工會，事情就沒那麼顯而易見。大家首先都會想到各種工人工會[38]，還有更有戰鬥力的法國勞工總聯盟[39]，以及幾年前成立的法國勞工民主聯盟[40]。可是大家忘了，不僅存在各種工人工會，還存在著公務員工會，無論是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公務員（財政工會等，甚至有警察工會），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公務員（小學教師工會、中等和高等學校教育者工會等等）。[41] 而且還存在著管理人員工會，中小企業工會。尤其存在著非常強大的僱主「同行」工會，它們由其中最強大的法國全國僱主聯盟[42]領導著。 為了把我們的論點，即存在著一個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說得更清楚一點，有一個好辦法，就是把事情倒過來看：不是從進行階級鬥爭的工人工會（從其地位來看，只有法國勞工總聯盟符合這個定義）開始，而是從法國全國僱主聯盟開始，然後再一級一級往下，發現數量多得難以置信的、以「保護」同行「利益」為己任的僱主的或行會的工會組織。 這些組織的系統構成了一台機器，它使一種「保護」同行「利益」（!）的意識形態得以實現。當然，與之並行的還有另一種意識形態，認為上述同行為公眾和為民族利益提供了無法估量的服務。這樣一來，這台機器就實現了國家的意識形態的一個重大主題，這個主題就是：普遍利益和民族利益存在於企業的自由和對偉大道德價值的保護中。對大中型僱主工會來說，「保護同行」是他們階級目標的「遮羞布」。 一個進行著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工人工會，以一個多世紀的戰鬥為代價，終於使自己在同類團體中「得到承認」，從而能夠在最近的《勞動法》的法律合法性邊緣地帶[43]，特別是在支配著這個機器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進行真正的階級鬥爭——這要歸功於一種英雄氣概，更確切地說，歸功於工人階級的英雄氣概。 這個工會不斷地受到難以形容的壓制和鎮壓，遭到無恥的敲詐：它的戰士被解僱，它也成為赤裸裸的腐敗和收買的目標（大家現在正式知道了，F.[44]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45]出資創立的），成為相應的分化目標——還不用說始終存在的掉入1906年《亞眠憲章》[46]經濟主義（工會中不要有政治！）的誘惑，掉入無政府—工團主義（打倒政黨！全部政治都由工會來搞！）的誘惑。[47]歷史極其充分地證明了這一切。但是，這僅僅為我們關於存在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論點提供了一種經驗性的補充證明。 更準確地說，這使我們可以提出一點說明。對於尊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來說，這個說明可能看起來是相當悖論性的。 實際上我們經常會說，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看法，工人運動能夠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幫助而自己組織起工會鬥爭組織，能夠在學徒期的艱難考驗之後，進行超出單純地方水平或行會局限的戰鬥，達到全國水平。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會說，要使這種組織變成政治組織，有極大的困難。我們還會傾向於補充說，這很正常，因為同樣是那些工人，雖然作為受害者每天都在經受經濟剝削，但卻對政治的階級鬥爭機制沒有同樣的認識，因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壓迫和意識形態奴役沒有同樣的認識。 結果，人們——至少某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無產階級政治領袖，更不必說小資產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了——傾向於把經濟的鬥爭看成幾乎是「自然的」，但又是次要的，認為發動政治的鬥爭要困難得多。然而，現實是不是與這個判斷完全相符，還並不確定。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傾向在討論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前，先談談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謝普雷法》不可思議地倉促頒布，可以為我們指點迷津。 正是資產階級自己，從政治組織的自由中獲得了好處，從而很早就通過自己的階級鬥爭，將它自己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強加給了封建貴族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這場鬥爭中，它並沒有「唾棄」「人民」的支持（參考1789年到1793、1830年和1848年的情況）。也正是這同一個資產階級，從一開始（1791年）就費了最大的心思，通過法律，甚至通過暴力，來壓制它自己的被剝削者（即無產者）進行組織活動和經濟鬥爭的一切苗頭。 四、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以及在它之外）進行的人民的階級鬥爭 事實上應該看到，資產階級不可能阻止人民群眾在1789年到1793年間參與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政治的階級鬥爭，不可能阻止人民群眾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尤其是19世紀上半葉，參與資產階級反對地主貴族的政治的階級鬥爭。原因自不待言：資產階級離不開人民群眾！ 法國資產階級遭遇了「歷史厄運」，要面對冥頑不化、頭腦發昏、甚至「愚蠢透頂」的封建貴族和教會（1770年至1780年那場小貴族的……前布熱德分子的[48]「反抗」，確實把事情全搞砸了）。結果眾所周知：農民武裝起義（「給茅屋以和平，給宮殿以戰爭！」[49]），所謂的宮殿當然處處都有大火熊熊燃燒，因為農民們並不是赤手空拳而去的！革命日在城市再次上演，平民們湧上街頭並統治了巴黎，公安委員會和恐怖統治直接面臨著封建的兄弟國家應作為法國最高階層的貴族階級（在被處決之前，以國王和王后為首）的籲請而發動的反革命戰爭。 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決定性支持，包括馬迪厄[50]所說的危險可怕的「第四等級」[51]的決定性支持，作為第三等級的資產階級就不可能推翻「封建的」生產和交換關係，也不可能掌握政權，摧毀絕對君主制的封建國家，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行使權力以確立自己的生產關係和自己的法[52]。 恩格斯曾在某個地方說過，法國是這樣一個典型國家，在這裡階級鬥爭被貫徹到底，一切都表現得最為鮮明。[53]對無產階級來說誠然是典型，但對資產階級來說卻絕不是典型。從資產階級觀點來看，1789年的革命與英國革命[54]相比，是一場「骯髒的革命」，從政治上來說，它使資產階級付出了極高昂的代價。它好歹要在最壞的條件下對那些損失進行「補救」。首先是要讓那些該死的人民群眾（先是農民，然後是越來越多的城市平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誠然，資產階級曾經極為需要他們，但這些人卻過於堅信「自己的日子到了」（怎麼來阻止這件事呢？）。 幾次大屠殺，熱月政變，接著是白色恐怖，最後是救星波拿巴（那個時代的戴高樂），該死的皇帝，換來了《民法典》和法國資產階級橫掃歐洲的前帝國主義戰爭：然後事情就搞定了。但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呀！ 至少是雙重的代價。 首先，資產階級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波拿巴-拿破崙一世，並因此開啟了一個獨創的傳統，典型的法國波拿巴主義傳統。這種資產階級的解決辦法雖然令人不快，但為了讓平民大眾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這卻是深思熟慮後的必不可少的辦法（先是1798年，然後是1852年，直到1958年，這個傳統仍在繼續：戴高樂的5月13日）。[55]這誠然是個解決辦法，但卻代價昂貴，因為這個解決辦法把一個事實暴露在了所有人眼前：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主義」，為了資產階級自身的好處，會公開採用非民主或非議會的個人獨裁形式。一旦其階級統治受到威脅，它就會安然把1789年議會民主的偉大原則坐在屁股底下，顯示自己對它們有多麼蔑視。 其次，資產階級還要付出另一個代價，即它為人民群眾提供了一個「壞榜樣」，它會傳染，或者更糟糕，它會讓人起而效仿。因為，在與貴族階級的反動復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進行的階級鬥爭中，資產階級並沒有「唾棄」巴黎的工人和小民，後者與小資產階級一道，「製造」了1830年的「光榮的三日」[56]，即又一次的「革命日」：人民湧上街頭，築起了街壘，發明了街壘戰的藝術[57]。1848年，資產階級也沒有「唾棄」無產階級的幫助，後者第一次以無產階級的身份，通過自己的早期組織，與小資產階級一道，向奧爾良黨人的君主制發動了襲擊，並且甚至透過路易·布朗[58]的出爾反爾和「國家工場」[59]的欺騙，遠遠地隱約看見和期望著可以稱之為是「社會主義」的前景。 每一次資產階級都不得不聽任人民群眾的武裝參與，當然還有小資產階級的參與，在1848年，則是手工業者、幫工，以及無產者本身（通過自己早期的階級組織）的武裝參與。每一次資產階級都不得不聽任這樣一個悖論性的事實：資產階級在劇烈的、政治的階級鬥爭中，用自己的階級鬥爭教育和訓練了無產階級，而總有一天，無產階級會為自己進行這樣的鬥爭。 還有必要提到公社嗎？這次關係到的是帝國[60]，它不合時宜的專橫，它對外冒險主義兼併政策的災難性後果，都令資產階級感到不舒服。同樣，這一次，仍然需要（儘管這越來越令人不舒服）人民群眾的援助，需要越來越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雖然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分歧，有普魯東分子，有布朗基分子，等等）的援助，才能推翻帝國，宣告共和國[61]的成立。但其中同時也孕育著失敗。失敗？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的重要部件，民族主義又怎麼樣了呢？ 然而，法國資產階級正是在軍事上的失敗和人民革命的相遇中，發現了自己的十字架（讓人想起1917年的俄國！）。巴黎人民反普魯士占領的民族抵抗，向人民群眾發出擺脫外國武裝力量、獲得民族解放的號召，既不再是愛國小資產階級的功績，顯然也不是梯也爾先生的、與普魯士勝利者相勾結的凡爾賽大資產階級的功績，而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功績：是巴黎無產階級的功績，它有史以來第一次選擇了愛國抵抗和革命的方向。隨之而來的是公社：從反抗占領的人民的民族鬥爭，向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這次嘗試儘管失去理智、出奇出格、難以想像、近乎瘋狂，但卻是天才的，是前無古人的理論發現和實踐創造的源泉，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改變了世界工人運動的整個進程。 因為這一次危及的，不再是某個政府或資產階級國家的某種形式，而是存在於其種種機器中的資產階級國家本身。馬克思正是從巴黎公社中找到自己以下論點的無可辯駁的經驗性證明：必須奪取國家政權，打碎國家機器，在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配備了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國家的領導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62] 我們都知道資產階級是多麼懂得「報答」的：對於1830年巴黎小民的決定性幫助，他們的「報答」是把「光榮的三日」的果實沒收給了路易·菲利普[63]；對於1848年1月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幫助，他們的「報答」是1848年6月對無產者的大屠殺，然後又在12月2日通過各種定罪方式（死刑、監禁、大規模流放）繼之以鎮壓。我們都知道資產階級是怎麼回報巴黎公社的愛國抵抗和革命勇氣的：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將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殺害於社員牆前，讓那些親眼目睹了這場「令人寬慰的」大屠殺的貴夫人克服了她們「極度的」[64]恐懼——難以忘記、未曾忘記、至今仍未曾忘記的恐懼。 儘管有這些恐怖事件，但當資產階級在大體上獲得了對貴族階級的政治勝利，當它感到足夠強大，可以容忍，也就是說可以控制甚至消化工人政黨的存在時，它就不能夠阻止工人政黨的組建了（在德國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法國要晚一點，要到1880年左右），因為從形式上來說，後者的政治權利允許它這樣做。一個工人政黨，哪怕是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如果玩弄民主的遊戲，就不可能是危險的。以下事實就是證明：雖然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巨大成功，雖然還有那些真正的、只是稍微小一點的成功，即法國工人黨[65]、工人國際法國支部[66]的成功，但結果眾所周知，這些都在兩個神聖聯盟中玩完了：一個是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聯盟，一個是在饒勒斯被刺之後[67]，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聯盟（蓋德[68]，在戰時第一屆政府中擔任國務部長）。這證明，在列寧之後被稱作帝國主義的東西，總是在工人黨、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黨最驚人的選舉成功之後，仍然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資產階級非常善於通過自己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耍手段：不僅是利用恰如其分的選舉技巧（它在鄉村選票少）在議會中贏得更多議員席位，還尤其包括分裂工人的力量。比如法國在1914—1918年戰後雖然容忍共產黨，但卻讓它與社會黨並立，不斷利用社會黨去反對共產黨。它很懂得這一套，並不像居伊·莫勒先生[69]有一次大膽地所說的那麼蠢（大膽嗎？不，是合謀：讓人以為法國資產階級很蠢，是在它的實際力量方面又一次欺騙工人的一種方式，從而又一次有利於資產階級）。 分裂工人政黨，分裂工人工會組織，雙管齊下，這就是資產階級始終如一的戰術。 這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資產階級尤其害怕的是（其重要程度依次遞增）： 1. 各工人黨之間的政治的統一； 2. 各工人工會之間的工會的統一； 3. 重中之重是這兩種統一之間的統一，即工會的群眾行動與工人階級及其天然盟友的群眾的政治行動在一個統一的路線和領導下的融合。 我們可以把這幾個遞進的方面（1、2、3）當作絕對的界限和檢驗標準。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提出以下論點： 第一件事（各工人黨之間的政治的統一）發生時，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達到「警戒狀態」；第二件事（各工人工會之間的工會的統一）發生時，達到「緊急狀態」；第三件事（工人群眾及其盟友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統一）發生時，就要動用「軍事管制法」了。因為這時候，一步接一步，直接危及的是資產階級國家[70]本身。 資產階級雖然可以「容忍」許多事情，包括活躍的共產黨，包括總罷工（甚至像1968年5月那樣的相對具有政治色彩的總罷工），包括學校青年同時（在一部分學校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進行的意識形態造反。但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容忍對國家本身（國家政權、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機器、還有它們的硬核，即鎮壓性國家機器）的致命威脅。這種致命的威脅表現為不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它體現在各工人黨的統一，工人工會的統一，即城鄉人民群眾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真正融合中。1968年五月喚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致命威脅的高度警惕，儘管它離這種融合還差著好幾里約的距離[71]。 資產階級一點兒也不愚蠢。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防止這種致命的威脅。它還是個出色的笛卡兒主義者，知道通過「分解困難」來分而治之，也就是說，它耐心、堅韌而聰明地玩弄戰略政治：一方面分裂工人的政治運動，另一方面分裂工會運動，最後切斷這兩種運動之間的聯繫。要做到這一點，它只要依靠社會民主黨、依靠進行階級合作的工會，來反對共產黨、反對進行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工會就夠了。歷史從經驗上無可辯駁地驗證了這一點。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是無產階級及其天然盟友，要從這裡吸取教訓。這對於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期，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本身，都是生死攸關的教訓。 五、論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經濟的階級鬥爭 關於工人黨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框架內進行的鬥爭，有一些眾所周知的論點，以上就是我對它們的說明。現在是時候專門就工人組織在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框架內的鬥爭說上幾句了。 我之前指出過，既然占據前台的是政治，既然永遠是政治的鬥爭代表了比工會鬥爭更高的「意識」水平，那麼人們即便不會把工會的鬥爭看作次要的，甚至是幾乎可以忽略的，也會傾向於認為它更容易、更不那麼重要。 比如，只要查閱近些年來由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72]幾個「革命的」理論家、某些小團體，以及統一社會黨[73]及其宣傳喉舌（《新觀察家》）——更不用說賽爾日·馬勒[74]一類的意識形態家了——製造出來的「文獻」[75]，就足以從中得到巨大的「啟示」，認為應該把「量的」要求和「質的」要求區分開來。 第一類即「量的」要求，關係到「保護」僱傭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它契合或構成了工人工會組織（法國勞工總聯盟[76]）經濟的階級鬥爭的主要目標。這類要求被看作是卑俗物質主義的[77]，（用這些理論家的行話說）缺乏「全球革命的戰略」「視野」和「前景」，因而幾乎可以忽略。 相反，第二類「質的」要求則是高貴的，與普遍歷史相稱，值得這些理論家關心[78]，使他們有興趣去制定自己世界革命的「全球戰略」。在這個戰略中，無產階級只要待著別動，即待在人們為他們指定的位置上就行。 我之所以要提及這些錯誤或愚蠢，是因為它們有害，不僅在「知識分子」（年長的大學生或其他知識分子）當中造成危害，還在小資產階級的其他階層（管理人員、工程師，甚至進步分子）中造成危害，乃至在工人階級的某些人中間也造成危害。實際上法國勞工民主聯盟[79]的口號本身就常常重提「量的」要求和「質的」要求之間的區分，當然那是為了後者的利益，因為這種區分就是為此而發明的。 總之，唯有政治高貴，值得去實踐，因為只有它是革命的：工會的物質要求則是「卑俗」物質主義的和非革命的。這一切都對，只要不發展到對工人說，要「錢」給自己買冰箱、電視甚至汽車是一種恥辱就行。我們知道，在資產階級關於「消費社會」的絕妙理論看來，這些東西本身對於階級鬥爭來說是「使人異化的」，因為它們會「腐蝕」其占有者的「靈魂」。但反面的例子馬上就會跳到眼前：正如大家所知，被賜予這個啟示並慷慨地將其分享給我們的一些「理論家」（法國勞工民主聯盟、統一社會黨，或「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大學生），為了不被那些東西「異化」或「腐蝕」，為了還能繼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它的「純粹」領袖的話（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和「領袖」，因為他們自己宣布自己是），自己就放棄了冰箱、電視、汽車，更不用說去巴利阿里群島、希臘或藍色海岸度假了……[80] 然而，當我們從這些「理論家」的「世界」視野中跳出來，稍微關注一下工會的鬥爭，它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就會顯示出一個至關[81]重要的特性。我們已經闡述了迫使資產階級終究要承認（至少是暫時承認）各工人政黨乃至共產黨合法存在（當然隨時都有可能被禁止）的原因。但同樣是這些原因，卻在工人的工會鬥爭領域（它隸屬於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帶來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後果。 從事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工人組織，事實上無法像從事政治的階級鬥爭的工人組織那樣，從18和19世紀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漫長的、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事件中獲得好處，從而無法從進行政治的階級鬥爭的資產階級模範前輩和榜樣中獲得教益；也沒有因1789年以來就被固定在其大原則[82]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政治權利條款而獲得好處。因為資產階級非但完全不需要工人的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幫助，恰恰相反，它有充分的理由害怕這些鬥爭，因為經濟的階級鬥爭攻擊的是資本主義剝削，所以實際上直接攻擊了資本主義存在的物質基礎，即攻擊了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物質基礎。因此，面對受它剝削的工人的經濟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絕不會允許自己有任何政治上的妥協，因為它只有通過自己的剝削才能活下去。這完全合乎邏輯。 但最近的形勢要求我們在這裡把不清楚的部分挑明了說，因為有人正在向市場散布一些雖然很久之前就已經被駁斥、但依然危險的老錯誤。 必須重新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下面這個根本性的經典論點。 經濟剝削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存在的物質基礎（是馬克思所說的「下層建築」或「基礎」[83]）。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存在的物質基礎，是經濟剝削，而不是壓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尤其是在他們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激烈鬥爭中，總是小心地區分剝削和壓迫，即區分受資本主義剝削這一經濟生產關係所支配的經濟的下層建築和最終受資本主義國家鎮壓性政權所支配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而無政府主義卻主張相反的東西——其小資產階級「先鋒」（歷史地看來則是落後的）「理論家」一貫如此[84]。 正是在這裡，關於大廈的隱喻（基礎或下層建築，上層建築或建立在基礎之上的高層）會給工人戰士以絕對決定性的理論幫助和政治幫助。它甚至還會給許多人提供一個重要而有益的幫助，使他們不是被那幾個自命為「革命運動」理論家和領袖的知識分子的權威的意識形態「領導」方法所「嚇倒」，而是願意嚴肅、科學、冷靜、誠實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區分——以及上層建築、從而一切形式的壓迫（這些壓迫全都與國家機器掛鉤）歸根到底由下層建築所決定，由對處於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就是並且無非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中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工人進行的物質剝削所決定這個論點——，最終還原了事情的本來面目。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真理。今天重新質疑它的沒有別人，在這方面[85]進行質疑的，只有那些十足的修正主義者。 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即首要的，事實上是剝削，而不是壓迫。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被決定的，即第二位的，是壓迫：也就是國家。國家是壓迫的最終中心，由這個中心輻射出一切形式的壓迫：包括來自鎮壓性國家機器的鎮壓，即直接（通過警察、軍隊、法院等等）或間接（通過行政部門）的肉體鎮壓，以及來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切形式的意識形態奴役。 正如我們已經試圖表明（即便沒有證明）的那樣，如果上層建築的實際功能，是通過鎮壓和意識形態化這兩種雖然形式不同但都可以歸結為資本主義國家組成部分的體系來保障生產條件的再生產，那麼，這種再生產就只不過是使生產能夠繼續存在的條件。這也就是說，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剝削髮生在生產中，且只發生在生產中，而不是發生在再生產中。 如果國家如恩格斯所說，是社會的「集中表現」[86]，那也無非是根據它在再生產中的作用才如此，因為我們可以以這種名義在那裡發現政治的階級鬥爭的意義。國家是政治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和目標，但政治的階級鬥爭從物質上來說並不是以國家的存在為基礎的。 它以不可調和的各敵對階級的存在為基礎，而其中敵對階級的存在又以階級經濟剝削的物質條件為基礎，並被這個條件所決定。一方面是剝削者階級——他們成為剝削者，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被剝削者階級——他們成為被剝削者，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甚至在我們所謂的「消費社會」，也只能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普通「商品」來出賣。 本質的不同就在這裡，儘管是悖論的，但它把工人階級的經濟的階級鬥爭與各種形式（或多或少被承認或被容忍的形式）的政治的階級鬥爭區別了開來。 悖論的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階級關係，工人階級必須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摧毀國家機器，等等，因為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關鍵。因此，要顛覆剝削的下層建築，無產階級及其盟友就必須掌握國家政權並摧毀國家機器[87]。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戰爭的觀點來看，這個命題完全正確：必須在政治上對國家發起進攻，因為是國家保障著這個剝削體系再生產的條件，簡言之，是國家使資本主義體系屹立不倒，使它永遠延續下去。 但隨便哪個軍人都非常清楚，一個國家的最終軍事屏障（某個戰略要塞），不會是這個國家[88]本身，掃清這個最後屏障的戰鬥也不能總括此前的整個戰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戰爭也同樣如此。它取決於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權的保持和無產階級對國家政權的奪取。但奪取政權只是一場非常漫長的戰鬥的頂點：那是一場持續的、每天都要進行的極其艱難的戰鬥，一種沒完沒了的、不能放棄的壕塹戰，它常常被占據前台的壯觀的政治戰鬥所掩蓋。這場暗地裡無聲進行的沒完沒了的血淋淋的壕塹戰，就是經濟的階級鬥爭。 在這場戰爭中，資產階級原則上不會放過任何人。從1791年開始，它就搶在前面，通過《謝普雷法》禁止了幫工、手工業者和工人的一切「結社活動」。應該讀一讀正直的歷史學家們筆下從事經濟的階級鬥爭的工人社團令人瞠目結舌的歷史。[89]由於被禁止，這些社團首先要以看起來不像社團的方式（互助會、互救會、「通信」會，甚至戒酒會）自己組織起來。他們的實踐活動更經常地處在合法性的邊緣地帶，還沒有進入完全非法的範圍，就被資產階級鎮壓性的法[90]明確禁止了。這意味著一方面是默默無聞的英雄氣概、不斷奉獻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豐富的想像力和靈活狡猾，另一方面則是無情的處罰或乾脆就是群眾性的大屠殺（比如富米爾大屠殺[91]，只舉這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就夠了）。 為了認識這種差別的重要性，我們只要注意，工人工會要使自己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真正的合法存在和自己的各種「權利」獲得承認，比工人政黨獲得相應的承認要困難得多得多。它必須通過長時間的英勇鬥爭，把自己事實上的存在強加給資產階級最厚顏無恥的合法性和鎮壓，直到1884年才獲得形式上的承認。但直到1936年，它才通過人民陣線被真正承認！直到1946年，在抵抗運動之後，工會的權利才被法國的官員們所承認！直到1968年5月（!），在格勒納勒，工會支部在有200名工人以上的企業中的合法存在權利才得到承認。[92] 既然法就是法，既然其運用就在於通過規避它的方式來遵守它，那麼，資產階級沒有放棄、也永遠都不會放棄利用自己政權中的一切手段來反對工會戰士，懲罰他們或乾脆解僱他們；勞動監察員要麼與老闆們狼狽為奸，要麼被他們的手段完全解除武裝；許多老闆把用來支付勞資調解委員因他們對「脾氣不好」的人（這些人只不過是有點太政治化）「濫用解僱」而判處的罰金算入自己的普通經費中；——這些還有必要補充嗎？此外，資產階級懂得嫻熟地利用他們小心翼翼地維護著的各工會組織之間的分裂（法國勞工總聯盟、法國勞工民主聯盟、聯合勞工總聯盟、法國天主教工人聯合會、法國工人力量勞工總聯盟、企業幹部總聯盟等組織之間的分裂，更不用說西姆卡、雪鐵龍這類工廠的「工會之家」了），這一點還有必要再補充嗎？ 因此，無須驚訝，以1969年的法國本身為例，成為共產黨員常常更為容易。也就是說，對於一些戰士來說，在兜里揣張自己的證件，時不時在企業外面舉行聚會，通過郵局或以另一種謹慎的形式散發小冊子或黨支部的報紙，要比成為真正的工會戰士容易得多。因為工會的活動（當然是指集體的活動，同時也包括個體的活動）只有大白天在工程師、管理人員和工頭們時刻極其警惕的監視下，才能在企業裡面開展。而那些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僱主進行剝削和壓迫的直接當事人，他們有時候表現得粗暴，但有時候也表現得無比靈敏。 我通過這些經驗性的說明而提出來的論點很簡單，在工人運動中也算是經典論點。列寧和紅色工會國際以非常清楚的語言對它進行過界定。這個論點如下。 經濟的階級鬥爭，雖然光憑它自己並不能決定這場對社會主義革命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戰鬥，即奪取國家政權的戰鬥，但它既不是次要的鬥爭，也不是從屬性的鬥爭，它是政治的階級鬥爭本身的物質基礎。沒有每天持續不斷的頑強的經濟鬥爭，政治的階級鬥爭就是不可能的，或是徒然的。只有深深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並且唯有植根在它當中，才會有能夠帶來勝利的真正的政治的階級鬥爭。因為經濟的階級鬥爭，恕我大膽借用這個有點隱喻的詞語，是下層建築，它歸根到底決定著政治鬥爭本身，而又唯有政治鬥爭才能夠領導這場人民群眾的決定性戰鬥。所以，政治的階級鬥爭具有優先性，但如果政治的階級鬥爭的基礎，即經濟的階級鬥爭，沒有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每天堅持不懈地深入進行，這種優先性就仍然只是一句空話。 這個論點顯然把那些小資產階級「理論家」們所謂「質的」鬥爭對於「量的」鬥爭的優先性的論點化為了齏粉，同樣也把有人因為看得草率還來不及消化所以歸之於列寧的論點，即關於任其自便的工人的階級鬥爭具有「工聯主義」「局限」的偽馬克思主義論點，化為了齏粉。 因為列寧絕沒有說過任其自便的工人階級只能進行經濟的階級鬥爭。列寧的工聯主義說的是一種政治的鬥爭，一場由錯誤的政治路線、一條改良主義路線領導的政治鬥爭。它滿足於向資產階級國家和政府要求一些改革，卻從來不質疑資產階級國家本身的存在。工聯主義，就是為了改良主義政治路線即階級合作的政治路線，而利用、出賣工人工會組織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和黨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密切的關係，比如，要是沒有各工會聯盟，英國的工黨會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甚至得承認，工黨的根有一部分就扎在英國一些大的工會聯盟中，但我們必須立即補充說，那些偉大的工會領袖——比如貝文[93]、比萬[94]、威爾遜[95]等——一旦當權（即一旦成為帝國主義的親切陛下的政府首腦），很快就會從工會的鬥爭中「脫根」，然後對其進行「遏制」，直到公開反對它。只要他們是「政府的社會黨人」，也就是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僕人，情況就永遠會是這樣。 因此，把列寧關於「工聯主義」的那句話[96]，理解為是指出了工人運動憑其自身的力量所能達到的最終限度——仿佛它針對的是工人運動自發的經濟的階級鬥爭——，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針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它針對的是工人運動自發的政治的階級鬥爭（工聯主義使它掉進了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陷阱）的絕對限度。嚴格地說，工聯主義力圖贏得的是「政府」，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結果是，它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主管」。 六、政治的階級鬥爭必須深深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 因此，必須恢復事情的真相，因為這個論點現在被一些「先鋒理論家」所攻擊，或在實踐上被某些共產主義者當作是次要的，他們還因此對自己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得出了同樣錯誤的觀念。必須高度恢復工會鬥爭的地位，當它涉及一些大的工人（礦工、冶金工人、鐵路工人、建築工人等等）工會聯合會時，就具有直接的經濟的階級鬥爭的性質（而比如在各公務員工會中，與經濟的階級鬥爭的關係就不是直接的）。必須恢復事情的真相，必須明白為什麼如果沒有深深植根於群眾的經濟的階級鬥爭，如果沒有在經濟的階級鬥爭中（即在為了「各種具體物質要求」[97]而進行的鬥爭中）採取正確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行動，就不可能有共產主義的政治的階級鬥爭。 我們已經闡明了為這個論點辯護的最後原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歸根到底都建立在對工人階級和其他非工人僱傭勞動者的直接經濟剝削的基礎上。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對直接剝削的直接鬥爭來進行。這種鬥爭同時（但是次要地）也通過對非直接形式的剝削[98]的鬥爭來進行。 然而，這種鬥爭是由本質上不同於共產黨的各群眾組織來領導的（說不同，是從它們的地位、它們的運行規則即最廣泛的工會民主，以及它們的實踐來說的），因為它能夠被領導為一場群眾的鬥爭。它確實與群眾有關，因為剝削無一例外地涉及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剝削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每天都在直接經受剝削。因此，通過為了物質要求[99]而進行的鬥爭，人們可以把群眾團結到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客觀行動上來。群眾：不僅僅是指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僅僅是指無產階級，還指城市與鄉村中的非無產階級的僱傭勞動者、貧農、正在無產階級化的小農，還有所有資本主義剝削的客觀受害者，包括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許多公務員（比如教師），甚至某些鎮壓性國家機器中的公務員（比如從事行政管理的某些類型的公務員）。 如果創造歷史的是群眾，如果群眾只有通過政治的階級鬥爭，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先鋒隊政治組織的領導下，才能把歷史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麼毫無疑問，當群眾行動起來時，就只有當他們早就已經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為各種具體物質要求進行了長期艱苦、英勇、堅韌、默默無聞的工會鬥爭，從而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剝削的鬥爭中被動員並團結了起來，才會接受黨在政治上的領導。 這是一個可靠的信號。如果共產黨作為黨在企業中消失了，那就證明它沒有採取與其自身的政治功能相應的、與其自身在工會方面的功能相應的正確的路線和行動。如果在企業中，黨的支部「躲」在工會後面——更不必說完全消失——，讓（無論如何都無法承擔這種功能的）工會去為「占據黨的位置」而操心；如果黨只滿足於「支持工人的鬥爭」（即工會的鬥爭），而不是去領導這些鬥爭，把它當是自己的職責；一句話，如果在全國範圍內黨在非選舉實踐中發現自己在組織經濟的階級鬥爭的行動和主動性方面客觀地退縮了：如果發生上述任何情況，都是「有什麼方面出了問題」的信號。 因為黨必須走在群眾的前面，倒不是像我前文提到過的那些著名的「革命的」「先鋒理論家」所希望的那樣，（要求只存在於他們想像中的「組織」）比群眾多走十里約或一千里約，而是像列寧的提法那樣：多走一步，並且僅僅多走一步。對於全國範圍來說是這樣，就更不用說在每個企業範圍內了。這就意味著要有一個與企業中的工會部分相對應的關於共產主義政治的正確定義和實踐。為了與企業里的群眾聯繫起來，共產主義者必須關心工會的各種要求和問題，直至細節，但又不越俎代庖，而是去做他們自己的本職工作，即作政治上的解釋、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這必須以一個絕對條件為基礎，那就是黨要存在於企業中，真正在企業中（通過其自身的主動精神和支部的報刊等）作為名副其實的黨出現，它要在那裡通過正確的路線，通過自己對於（在工會中被組織起來的）群眾應當採取的立場——比群眾向前多走一步，因而比工會組織向前多走一步——而被所有人知曉，並得到所有人讚賞。 因為這種在政治上的革命的融合（為了回到我們就群眾的經濟的階級鬥爭和群眾的政治的階級鬥爭之間的統一所談過的東西，簡言之，為了再一次討論這種融合，即因在客觀上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存在造成了致命威脅而被視作致命危險物的融合），如果不預先提前很久就在企業內部得到鍛造，就永遠不會以保障其勝利的形式完成。而這種融合的物質基礎，就是政治的階級鬥爭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我要再重複一遍，經濟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用更具體的話來說就是：共產主義者即企業中支部成員的行動，要植根於企業中工會成員爭取具體物質條件的行動。 這是與工會相對應的共產主義政治實踐的根本原則。 那些在法國被聯合勞工總聯盟和莫里斯·多列士的列寧主義培養出來的老戰士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不得不把這一點教給許多正在或將要投身於法國勞工總聯盟、投身於黨的青年戰士。而且這不是他們個人的事情，這實際上是黨必須全部自己承擔、負起全責，必須最終完成的頭號政治教育任務。我非常清楚，我們都非常清楚，完成這項任務並不容易，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勢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由於它是、並將繼續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以總會影響到工人階級），不斷使工人運動呈現出兩種偏向，一方面是經濟主義偏向，另一方面是「革命主義的」（要麼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要麼是無政府主義的）政治過頭偏向；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勢下：帝國主義的垂危也使得在法國本國培養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戰士成為首要任務[100]；並且尤其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及作為其後果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衰退這種特別微妙的條件下[101]。儘管如此，這項教育任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須完成的頭號政治教育任務。 政治的階級鬥爭儘可能深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植根於群眾為了物質要求而進行的工會鬥爭，這就是革命鬥爭的金子般的準則。 工人運動在國際工人階級為之犧牲了許多無名戰士的鬥爭中，通過自己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融合，才學到了這條金子般的準則。正是由於遵守了這條金子般的準則，工人運動才在歷史上取得了自己的偉大勝利（1917年的俄國革命，1949年的中國革命）。正是由於忘記或輕視了這條金子般的準則，才導致了它在歷史上的巨大失敗（比如1914年前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20世紀20年代中歐革命的失敗等等）。[102] 實際上很顯然，忽略了這條金子般的準則，人民群眾確實也能利用這樣或那樣的危機形勢自己「行動起來」，甚至發起一次非常強有力的運動，乃至在出現「革命的」局勢時，能夠奪取國家政權。但儘管如此，如果黨出於偶然或出於其他原因，沒有通過將政治的階級鬥爭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的長期實踐而與同一群眾密切聯繫起來，那麼，人民群眾的運動就要麼不能成功奪取政權，要麼哪怕它由於好運而成功地奪取了國家政權，也要面臨沒有能力保持政權的危險。 事實上必須進行到這一步，才能給「創造歷史的是群眾」這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論點賦予具體的內容。既然我們所關心的歷史是革命史，那麼群眾就必須被動員和領導，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標。只有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才能做到這一點。 但黨，只有當它密切聯繫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才能擔負起這種領導作用（這意味著要向群眾進行解釋，對他們進行動員和組織）。但只有把政治的階級鬥爭深深地、不可逆轉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即「工會的具體物質要求」中，這種聯繫才能得到保障。 當有些人把工會鬥爭看作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人想把工會鬥爭變成純粹的政治鬥爭時，這個經典論點，如實恢復了工會鬥爭本身的真實地位：它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希望我這裡提到的那些意志堅定的戰士（在未加必要區分地被稱之為「左派分子」[103]的人當中，尤其在大學生、中學生和青年腦力勞動者中當，他們為數眾多），能好好思考一下這個經典論點的內容，好好思考一下這個事實：這個經典論點作為一個結果，經過了工人運動一個世紀以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階級鬥爭的考驗，這個結果，是成千上萬無名工人戰士流了無數鮮血，用忠誠和犧牲換來的。這些工人戰士當初在戰鬥中只是堅守了自己位置，但正因為有了這些前輩們（他們有的已經不在了，有的倖存了下來）有時是悲劇性的犧牲，此後年輕一代所面臨的戰鬥才遠沒有那麼嚴酷、危險和棘手。 七、鎮壓性國家機器是單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複數的 我們還是暫時回到我們關於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有區別的論點上來吧。 實際上，在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存在著（與鎮壓和意識形態化之間的差別不同的）另一種差別。那就是，鎮壓性國家機器是單數的，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複數的。這種差別很重要。 我們明確指出其性質是鎮壓性的那種國家機器，實際上表現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更準確地說，表現為一個集中化的實體[104]，它自覺地直接受一個單一的中心領導。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這種鎮壓性機器——當我們談到法的肉體（或其他）形式的懲罰時，曾從它那裡抽出了一個「專門化的部分」——包含了一種集中化的有機配置。這種配置在法國尤其明顯，因為法國的國家元首已經放棄了「虛君共和」[105]，這樣一來，在最頂頭的是國家的真正元首，政府[106]（包括當前的議會團[107]：必須保留「議會」制度的外表，因為1789年以來「民主主義者」就一心想要它）直接聽命於他，而行政部門、軍隊、警察、（表面上獨立的）法官、法院、監獄等又聽命於他和政府。 當然，這些不同的「實體」（它們只是一些成員）之間在鎮壓方面存在著勞動分工，它們在鎮壓的實施方面也有著不同的、甚至極為不同的形式。一個中央行政部門的公務員，哪怕他是收稅官，也不會動用和警察同樣的「方法」；一個海關職員，也不會動用和軍人同樣的方法。如此等等。 但事實上，所有這些成員都屬於同一個由鎮壓的執行者組成的實體，而鎮壓的執行者聽命於國家政權的掌握者，後者是統治階級（在當前的法國，是法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在實行自己的階級政治。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說鎮壓性國家機器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因為它們在一個單一的領導下，即在掌握了政權的階級的政治代表的領導下，被組織和統一了起來。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另一回事。它們是複數的，並且具有一種相對獨立的物質存在。 儘管教會保留了一些學校，儘管它在公共學校里有自己的布道牧師，儘管它在國家教育中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代表，但是在1969年，教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再也不能與學校混為一談了。這是以和教會結盟的土地貴族為一方，以從法國革命中誕生的、和小資產階級結盟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為另一方，在整個19世紀所進行的頑強的階級鬥爭的結果。贏得這個結果的代價是昂貴的，但從此以後，這個結果就銘刻進了一些事實中。 同樣，儘管教會有自己的出版物，有自己的「演出」（彌撒、迎神、進香等等），並且在其他機器中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代表，但也不能把教會等同於出版機器、文化機器（各種演出）和傳播機器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同樣，對於一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政治機器，都可以這麼說。儘管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相互影響，但它們在客觀上是彼此各異、相對獨立的，沒有在一個有意識的單一領導下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集中化的實體。比如說，在法國就再也沒有了宗教部長[108]。再比如，儘管戴高樂「位高權重」[109]，儘管他和馬蒂閣下[110]情投意合，他也不能像指揮埃德加·富爾[111]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指揮傳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多麥頌先生[112]以「完全的獨立性和客觀性」主持了傳播機器中最高效的部分，即法國廣播電視台）那樣，去指揮馬蒂閣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如果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相互分開、相對自主、多少有點彈性、多少與國家切斷了直接聯繫的（甚至就算它們有直接聯繫，比如學校和無線廣播電台，它們至少在一定的時期內也同樣是有彈性的，在有些時候它們甚至會「發出」非常「尖銳的摩擦聲」），如果是這樣，那麼是什麼把它們構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呢？首先，是在它們當中得到實現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即掌握了國家政權並強制性地直接指揮鎮壓性國家機器的那個階級的意識形態。 正是在這裡，為了重新發現並理解它們的重要性，必須回到馬克思和列寧就國家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提出的那些論點上來。 簡而言之，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認為： 1.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統治的「集中表現」[113]和「機器」[114]，用專有術語來說，這意味著一切上層建築作為階級的上層建築，都是中心化的，即以國家為中心。因此，這個論點可以讓我們修正那些雖然有用但又帶有過多「地形學」色彩的區分。我們前不久還強調過這些區分，特別是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之間的區分。這個區分仍然是正確的，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今後要明確，這個區分在且只有在一個絕對起決定作用的統一體（unité）的統治之下，即在國家的統治之下，在國家政權及其鎮壓性機器和意識形態機器的統治之下才存在。 2. 作為結果，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儘管它內部很多樣，儘管它所寄身於其中的機器千差萬別——，本身也以掌握著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即以一種意識形態的統一的形式而得到集合和集中。儘管內部有一些矛盾，但這個意識形態的統一，可以並且必須被稱之為統治階級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因此，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所以得到統一，在於它們在各自的領域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實現了同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儘管有內部的差異甚至內部的矛盾）就是國家的意識形態。 定義：所以國家，在國家政權下面，一方面是鎮壓性國家機器，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國家機器[115]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統一是由國家政權掌握者的階級政治來保障的。在階級鬥爭中，這種階級政治直接地通過鎮壓性國家機器起作用，間接地通過國家的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實現起作用。 什麼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呢？我們將在本書第二卷中對它進行更詳細的討論。目前只要知道下面一點就夠了：掌握了國家政權的階級要進行統治，就要「使」被剝削者以及進行剝削和壓迫的當事人、甚至從事意識形態化工作的當事人「運轉起來」[116]，以保障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而這需要一些基本的「價值」，國家的意識形態就是在一個總括了那些基本「價值」的體系中，集合了一些從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等領域）借來的重要主題。就資產階級國家來說，國家的意識形態集合的基本主題有下面這些： 1. 民族主義：關於法蘭西，關於法蘭西的世界地位，關於法蘭西的使命和偉大的主題。因為法蘭西是「教會的長女」[117]。 2. 自由主義：首先是關於企業的自由的主題，還有關於自由一般[118]的主題，關於在世界上保護自由的主題，自由世界的主題，等等。 3. 經濟主義：關於利益的主題，不僅是民族利益（見前文）[119]，還有通過科學、技術和民族經濟的「總體進步」，保護所有人和每一個人……的利益的主題。見附屬部分：「關於勞動的意識形態」[120]。 4. 人文主義[121]：這是經濟利益主題的必然對位，它對民族主義、法蘭西的使命和人的自由等進行了綜合。 每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以自己的方式「效勞於」上述所有或部分主題，包括它們的組成部分和它們的各種回聲。 * * * [1]「例外的」原文為「d'exception」，也可譯為「特別的」。——譯註 [2]參見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前引，第367-391頁。——譯註 [3]參見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1921年1月25日）》，《列寧選集》第四卷，前引，第392-433頁。——譯註 [4]同上，第372-373頁。譯文有改動。——譯註 [5]參見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前引，第368頁。根據阿爾都塞的引文，這裡把中文版中的「但是，工會卻不是國家組織，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這句話，改為了「但是，工會卻不是國家的強制組織」。——譯註 [6]「陛下的反對黨」（opposition de sa Majesté），本指英國的「輝格黨」，代表商人和製造業者，這裡指表面上反對統治階級，本質上與統治階級合作的在野黨。——譯註 [7]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階級鬥爭遠遠超出了它銘刻在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後果。這裡，我們只想分析它最終的那些後果。 [8]萊昂·布魯姆，見第211頁譯註。1940年維希政府將他逮捕，監禁到1945年才獲釋。「在人類的階梯上」（à l'échelle humaine）是萊昂·布魯姆被俘後在獄中所寫的一部著作的名字，1945年出版，其中「échelle」既有「階梯」的意思，也有「階層」「比例」的意思，從而「à l'échelle de」也有「在……範圍（規模）內」的意思。——譯註 [9]克萊門特·理察·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國工黨領袖。1940年任丘吉爾政府掌璽大臣，為戰時內閣成員和實際上的副首相。1942年任英國副首相（先後兼任自治領事務大臣和樞密院院長），1945年因工黨在大選中獲勝而出任英國首相，取代丘吉爾。任內參加波茨坦會議。1955年12月退休，被封為伯爵。——譯註 [10]威爾遜（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國政治家，工黨領袖，曾分別於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當選英國首相。——譯註 [11]「CRS」即「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共和國保安部隊）首字母縮寫。——譯註 [12]這裡「終極的」原文為「de «dernière instance»」，其中的「instance」在有的地方也譯為「層級」，所以「dernière instance」直譯也即「終審」或「最後層級」。另一個相關的短語「en dernière instance」，則譯為「歸根到底」。——譯註 [13]「三黨聯合體制」（Tripartisme）特指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法國由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共同執政的政治局面。——譯註 [14]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只能用其階級性質來描繪民主的特徵：要麼是資產階級民主，要麼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它的「闌尾」和「遮羞布」），要麼是人民民主，為人民的民主。［「遮羞布」原文「feuille de vigne」，原義是「（裸體畫或雕塑中的）遮蓋性器官的葡萄葉」。——譯註］ [15]拉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法蘭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國時期左翼法國社會黨的著名政治人物。1947年1月至11月任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理，1952—1955年任國際勞工局局長。1947年1月拉馬迪埃當選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組成中左聯合政府，內閣中包括5名法國共產黨人，5月法共在議會投票中反對拉馬迪埃政府的工資政策，拉馬迪埃以法共的行為違反了政府團結一致的規則為藉口，把法共的部長逐出了政府，從而結束了三黨蜜月期。——譯註 [16]「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復辟的過渡期」原文為「un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在「période de transition」（過渡期）和「la restauration」（復辟）之間，漏了一個「vers」（通向）。「反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與前文「為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pour le peuple）相對應。——譯註 [17]正確的路線並不總能在六個月內取得勝利。過渡期可能很長，可能像階梯一樣是一級一級的。全球的力量對比會阻礙它們的進程。但是，沒有正確的群眾路線，乞靈於過渡的必然性也是徒勞：因為這樣一來它們就成了空話。 [18]這裡的「機器」原文為「machine」。關於「appareil」與「machine」的區別，參見頁邊碼第106頁譯註。——譯註 [19]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軍發動軍事政變，最終導致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結束，戴高樂上台。——譯註 [20]這裡的「解除……武裝並粉碎……」原文為「désarmerdémanteler」。——譯註 [21]「政變主義者」和「暴動主義者」原文分別為「putschistes」和「insurrectionnalistes」。——譯註 [22]我要提醒大家注意，1908年，在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的危機時刻，列寧曾支持社會民主派議員留在杜馬中，反對想退出杜馬的「形左實右的」召回派布爾什維克團體。 [23]這個政府，雖然是由作為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部分的議會選出來的，但仍然是鎮壓性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很正常。參見本版第169頁。（「參見本版第169頁」應為法文版編者的話。——譯註） [24]只要想想由共產黨提交的所有那些關於教育改革法的提案。它們都沒有得到實現。這很正常。 [25]這裡的「局限」與上文及下文中的「限度」為同一個詞「limite」。——譯註 [26]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軍發動軍事政變，最終導致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結束，戴高樂上台。——譯註 [27]在始終被當作「外國黨」或「分離主義者」的不公正待遇下，它只有通過漫長的階級鬥爭才能使自己得到承認。 [28]這些天然盟友，可以根據政治優先性的順序來排列如下：（1）農民無產者、貧農、小農；（2）部分鄉村小資產階級——某些中農——城市居民——手工業者、小商人、職員、腦力勞動者、大學生、中學生等等。 [29]［被刪除的段落］：通過這種可能性，我們會認出資產階級的法（這裡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政治權利）的存在的必然後果中的一個，我們曾順便指出過這個後果，它既不會讓法學家驚訝，也不會讓政治家驚訝，因為我們說過，法的特性就是被應用，即被遵守和規避。 [30]注意，這裡的「權利」與上文中的「法」，原文都是「Droit」。關於這個詞的譯法，具體參見第140頁譯註。——譯註 [31]參見史達林《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52年10月14日）》，《史達林文選》（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53頁：「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旗幟被拋棄了。我認為你們，共產主義的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圍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阿爾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譯註 [32]參見史達林《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52年10月14日）》，前引，第654頁：「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的旗幟已經被拋棄了。毫無疑問，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成為本國的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想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阿爾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譯註 [33]注意，此處的「財產」原文是「bien」（單數），前文的「財產」原文是「biens」（複數），同時單數的「bien」也有「善」「好處」「福利」的意思，所以這句話也可譯為「而對於結社這一屬於行會會員和工人的『善』」。——譯註 [34]注意，這裡「法」（包括前面《勞動法》中的「法」）的原文為「Droit」（首字母大寫），前文「權利」的原文為「droit」（首字母小寫），作者在這裡利用了「droit」這個詞的多重含義，並且指出了「各種權利」（這裡是指結社的權利）是「法」的「分支」，而工人結社的權利作為法的分支，一直落後於其他的權利。關於這個詞的譯法，具體參見第140頁譯註。——譯註 [35]「制憲議會」（la Constituante），即「國民制憲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指成立於法國大革命第一時期的制憲議會。——譯註 [36]「風俗」原文為「mœurs」，以往也譯為「道德風俗」或「風俗習慣」。從啟蒙運動以來，這個詞在理解不同民族國家的文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伏爾泰的《風俗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都藉助了這個概念進行思考。在阿爾都塞的思考中，這個詞與「教育」和「意識形態」有某種對應關係。另參見第310頁譯註。——譯註 [37]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國政治家，曾擔任過凡爾賽軍隊總司令，1871年率兵鎮壓巴黎公社。1873年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上台後試圖復辟君主制未果，但他上台後國民議會由君主主義者統治著。——譯註 [38]「工人工會」原文為「syndicats ouvriers」，關於「syndicat」的譯法，參見第206頁譯註。——譯註 [39]原文為「CGT」，系「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也譯為「法國總工會」）的縮寫，成立於1895年，是法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為了不混淆「Confédération」（聯盟）「Union」（聯合會）和「syndica」（工會），我們將所有以「Confédération」「Union」命名的組織都譯為「……聯盟」「聯合會」，並在注釋中標出以往通行的其他譯名。——譯註 [40]原文為「CFDT」，系「The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也譯為「法國民主工會」）的縮寫，成立於1964年，是僅次於法國勞工總聯盟的第二大工會組織，1966年至1970年間，這兩大工會曾有過合作。——譯註 [41]與此相反，在軍隊里既沒有工會，也沒政黨。軍隊是個大犬舍（原文「la Grande Muette」，其中「muette」既有「獵舍、獵犬犬舍」的意思，也有「啞的、不會說話的」的意思，所以英譯者把它譯為「大沉默組織」。——譯註），在那裡只有將軍們根據各軍部長的授權才有權利發言。順便提一下，在6月18日、5月13日或在發生阿爾及爾式的軍事政變等等情況下除外。（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發表廣播演說，否定法國政府終止對軸心國的敵對行動。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軍發動軍事政變，最終導致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結束，戴高樂上台。——譯註） [42]「法國全國僱主聯盟」原文為「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譯為「法國僱主聯合會」），其縮寫為「CNPF」，成立於1936年。其中「Nationde」（全國的）也譯為「民族的」。——譯註 [43]這給法學家關於法的系統性、形式性和普遍性的要求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邏輯」「難題」！ [44]原文如此，只有一個「F.」，指「法國工人力量勞工總聯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Force ouvrière，簡稱CGT-FO或FO，也譯為「法國工人力量總工會」），是僅次於法國勞工總聯盟和法國勞工民主聯盟的第三大工會組織。1947年，法國勞工總聯盟領導了全國大罷工，迫使右翼改良派退出法國勞工總聯盟，此後這批改良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國工人力量勞工總聯盟」。——譯註 [45]原文為「CIA」，系「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縮寫。——譯註 [46]《亞眠憲章》（Charte d'Amiens），1906年10月8—16日法國勞工總聯盟亞眠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綱領。該綱領否認和拒絕無產階級政黨對工會的領導，認為工會運動獨立於一切政黨，反對政治鬥爭，主張只有工會才是工人的組織，試圖通過純經濟手段提高工人福利，用總罷工方式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譯註 [47]「非政治主義」（apolitisme）是在工會的意識形態機器中實現的國家的意識形態主題之一，它聲稱「『以非政治的』方式保衛民族利益中的……同行利益！」因此，反對工會的非政治主義的鬥爭，是工人工會組織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試金石。法國勞工總聯盟的歷史表明了這一點：創立的時候是非政治的，結果被聯合勞工總聯盟（CGTU為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Unitaire的縮寫，也譯為「聯合勞工總工會」。——譯註）擊敗，然後才在拋棄非政治主義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 [48]「前布熱德分子的」原文為「prépoujadiste」。布熱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法國政治家，1953年創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業者聯盟（UD-CA），20世紀50年代發起保障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利益的右翼運動，被稱之為「布熱德主義」（poujadisme）。——譯註 [49]語出德國劇作家畢希納（1813—1837）的《黑森林報》。——譯註 [50]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法國歷史學家，法國大革命專家，著有三卷本《法國革命史》（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譯註 [51]他們是城市平民中最「平民的」一部分，受到了馬拉（Marat）、迪謝納（Duchêne）等無數精力充沛、勇敢無畏的人民鼓動者的鼓動。巴貝夫（Baboeuf）和邦納羅蒂（Buonarotti）的共產主義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但還在尋找自己的理論和政治立場，還在尋找自己的組織形式和行動形式。 [52]「法」原文為「Droit」，也有「權利」「正當」等意思，具體參見第140頁譯註。——譯註 [53]參見恩格斯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寫的「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頁：「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正在上升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注意，這裡的「典型」原文為「exemplaire」（典型的），也有「榜樣的」的意思，下文提到法國資產階級為人民群眾樹立了一個「壞榜樣」中的「榜樣」一詞，原文就是這個詞的名詞形式「exemple」。——譯註 [54]這裡指英國資產階級的「光榮革命」。——譯註 [55]貝當是另一回事。目標相同，但手段不一樣。不能混淆波拿巴主義的解決辦法和法西斯主義的解決辦法。直到目前，戴高樂還沒有採取法西斯主義的解決辦法，而是採取了波拿巴主義的解決辦法，而且是「自由的」波拿巴主義。因為這種戴高樂式的波拿巴主義「解決辦法」顯示了這樣一種特殊性：（像在1945年一樣）「重新凝聚」了受到極度威脅的資產階級本身的統一性。法國資產階級先是在1940年到1945年之間面對納粹入侵被非常危險地一分為二，然後又在1958年面對阿爾及利亞軍事政變時產生分裂。在這兩個時刻，戴高樂的歷史作用都在於把這些被分裂的部分「重新凝聚」起來，即「重新凝聚」起法國資產階級的統一性。此外，自1958年以來，他為法國帝國主義提供了一個全民公投的民主國家，而不是各壟斷集團所要求的議會民主國家。 [56]「光榮的三日」（les Trois Glorieuses）指1830年7月27、28、29日巴黎勞動人民發動的起義。這次起義推翻了復辟的波旁君主政權，但被資產階級篡奪了勝利果實，建立了以將路易·菲利浦為首的新君主政體，即「七月王朝」。——譯註 [57]街道可以屬於人民，1968年五月，人民想起了這一點。他們沒有忘記。他們今後也不會忘記。 [58]路易·布朗（Louis Jean Joseph Blanc，1811—1882），法國記者和歷史學家，著有《勞動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提出建立「國家工廠」設想，並在1848年任臨時政府成員期間致力於相關實踐。——譯註 [59]「國家工場」（Ateliers Nationaux），1848年2月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設立的工場，聲稱要為失業工人提供工作，但各種苛刻條件激怒了工人，引起騷亂，政府在6月即關閉了工場，並對起義工人進行了鎮壓，造成5000多人死亡，並有4000多人被流放。——譯註 [60]這裡的「帝國」（Empire）指法蘭西第二帝國。——譯註 [61]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譯註 [62]希望大家重讀一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只要一涉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問題，就會提到公社的例子，它的榜樣作用和它在實踐上的政治創造。 [63]參見第249頁譯註。——譯註 [64]「極度的」原文為「horrible」，與下文「恐怖（的）」是同一個詞。——譯註 [65]原文為「POF」，系「法國工人黨」（Parti Ouvrière Française）的縮寫。——譯註 [66]原文為「SFIO」，系「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的縮寫。——譯註 [67]1914年7月31日，饒勒斯被刺。——譯註 [68]朱爾斯·蓋德（Jules Guesde，1845—1922），法國工人黨創始人之一，1870年起在《人權報》工作，後因反對普法戰爭被判刑。1901年同保羅·拉法格創立法蘭西社會黨。一戰後成為民族主義者。1914年，在第三共和國政府中任國務部長，後辭職。——譯註 [69]居伊·莫勒（Guy Mollet，1905—1975），法國社會黨政治家，早年在中學任英語教師，1921年加入社會黨，1939年當選為社會黨教師工會總書記，1946年到1969年任社會黨總書記，1956年到1957年曾任法國總理。——譯註 [70]注意，「狀態」（état）首字母大寫就是「國家」（État）——譯註 [71]「里約」（lieue）為法國古代長度單位，「一里約」約等於現在的四公里。——譯註 [72]原文「UNEF」，系「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的縮寫。——譯註 [73]原文「PSU」，系「統一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縮寫。——譯註 [74]賽爾日·馬勒（Serge Mallet，1927—1973），法國當代社會學家、記者，參加過抵抗運動，並加入法國共產黨，後退出法共，參與創建統一社會黨，是《法蘭西觀察》《新觀察家》團隊成員之一，著有《新工人階級》（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Seuil，1963）、《工人的權力》（Le pouvoir ouvrier，Éditions Anthropos，1971）等，在20世紀60年代被認為是重要理論家。——譯註 [75]這裡「文獻」原文為「littérature」，也有「文學」「書本知識」「官樣文章」等意思。——譯註 [76]即「法國總工會」，具體參見第241頁譯註。——譯註 [77]這裡「物質主義的」原文為「matérialiste」，也譯為「唯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但這裡指「追求物質享受的」，所以譯為「物質主義的」。——譯註 [78]此處「關心」原文為「intérêt」，與前文的「利益」和下文中的「興趣」是同一個詞。——譯註 [79]即「法國民主工會」，具體參見第242頁譯註。——譯註 [80]被提供了所有這些消費社會好處的那些知識分子或「大學生」，是通過什麼奇蹟才躲過了消費社會出於同樣的原因會在工人身上引起的「異化」呢？答案是：因為他們本人對自己的異化有「意識」。然而，不是意識決定著存在，而是存在決定著意識（馬克思語）。這個真理遭遇了一個例外，並且是唯一的例外：那就知識分子。他們需要相信，在他們身上，並且只有在他們身上，是意識決定著存在……（馬克思的話參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頁：「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譯註） [81]「至關（的）」的原文為「capital」，有「主要的」「致命的」等意思。——譯註 [82]「大原則」原文為「Grands Principes」，指1789年體現在《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中的原則。——譯註 [83]關於「下層建築」和「基礎」的譯法，參見第56頁譯註。——譯註 [84]「先鋒（的）」一詞原文為「d'avant-garde」，也譯為「前衛的」，與括號中的「落後的」（d'arrière-garde）一詞相對。——譯註 [85]我說的是：在這方面，並且僅限於這方面。因為，比如說，青年群眾並沒有捲入為數不多的幾個「領袖」的錯誤宣言。尤其是學校青年和工人青年的意識形態造反，從其實質和其規模來說，完全是進步的。這次造反必須根據推動它的客觀趨勢，通過一國的和國際的階級鬥爭來評判，而不是根據幾個風雲一時的人物高喊的簡單錯誤的提法來評判。對於無產階級和法國勞工民主聯盟中的其他僱傭工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適用。 [86]參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頁：「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譯註 [87]這裡的「機器」原文為「machine」。關於「appareil」與「machine」的區別，參見第165頁譯註。——譯註 [88]注意，這裡兩個「國家」的原文都是「pays」（地區、國家、祖國、家鄉），與前文的「國家」（État）不是同一個詞。這個詞作為「國家」來講，更多地指政治地理上的「地區」。——譯註 [89]參考讓·布律阿（Jean Bruhat），《19世紀初法國工人運動和舊制度的殘留》（«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au début du Ⅺ Ⅹe siècle et les survivances de l'Ancien Régime»），《思想》（Pensée）雜誌，1968年12月，第142期。 [90]注意，這裡的「法」原文為「Droit」，與上下文中的「權利」為同一個詞，具體參見第140頁譯註。——譯註 [91]富米爾（Fourmies）是法國北部一個市鎮，1891年5月1日，軍隊向富米爾罷工者開槍，造成9人死亡，至少35人受傷，是為富米爾大屠殺。——譯註 [92]格勒納勒（Grenelle），巴黎塞納河左岸的街道名，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會和資方代表三方在格勒納勒簽署了「格勒納勒協議」，正式將工人的一系列權利制度化。——譯註 [93]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國工黨和職工大會領袖。最初從事工會運動，1937年任職工大會總委員會主席，參與組織和領導英國1926年大罷工。1940年起先後任勞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積極推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譯註 [94]比萬（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國政治家，早年當過礦工，積極的工會活動分子。1929—1960年為議會工黨議員，是工黨左派領袖。1945—1951年任工黨政府衛生大臣期間，創建了國民保健署。1940—1945年任《論壇報》主編。——譯註 [95]威爾遜（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國政治家，工黨領袖，曾分別在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當選英國首相。——譯註 [96]列寧對「工聯主義」的批評可參考《怎麼辦？》第三部分「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381頁。阿爾都塞這裡所說的「那句話」可能是指第368頁的「工人階級的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政治。」——譯註 [97]「各種具體物質要求」原文為「revendications」，這個詞本意為「要求收回」「追還」，又譯為「請願」「要求」，這裡指工人或工會在與政治的階級鬥爭相對的經濟的階級鬥爭中提出的「各種具體物質要求」。——譯註 [98]比如對「非無產階級的僱傭勞動者」、職員、不同國家機器中的公務員等的剝削。 [99]這裡的「物質要求」原文為「revendications matérielles」。——譯註 [100]這種培養，不僅是通過一些正確的口號如「越南人民必勝！」「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必勝！」等等進行，還通過一些實際的鬥爭進行：這讓我們想起碼頭工人拒絕為印度支那遠征部隊裝載戰爭物資，想起這個時代工人階級採取的各種行動，想起亨利·馬丁，等等。［亨利·馬丁（Henri Martin，1927—2015），法國共產黨員，1950年因鼓動軍隊反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而被捕入獄，1953年被釋。——譯註］ [101]在這方面，就我們已經談到的來說，很清楚，我們必須客觀地考慮到由這種分裂在兩方面帶來的現實「阻礙」及其後果，並且必須在這些後果自身的範圍內，不過高估計所謂的分裂（那將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直接有利於帝國主義），為了真正地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從而為了世界革命，行動起來。 [102]顯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導致了這些失敗，我姑且撇開那些原因不談。 [103]「左派分子」原文為「«gauchistes»」，這個詞在法國共產黨圈子裡是一個帶有負面色彩的詞，當時用來泛指形形色色的激進左派分子。——譯註 [104]這裡的「實體」原文為「corps」，本義是「身體」「軀體」。——譯註 [105]原文為「inaugurer les chrysanthèmes」，直譯過來是「為菊花舉行典禮」，它由「舉行典禮」「獻上菊花」兩個短語合成。因為法國總統經常要去參加典禮，一般典禮會有菊花，而菊花不容易凋謝，時間久了，看上去似乎就成了為菊花舉行典禮。戴高樂在1965年9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詞，諷刺以前的總統只會參加一些儀式性的活動。相反，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之後，總統的權力得到了加強。——譯註 [106]政府實際上屬於鎮壓性國家機器，儘管在議會民主制中，它由於是由議會「選出來」的，形式上又屬於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但是這種「形式的」外表只能欺騙那些認為「選出來」的政府高於國家政權和國家機器的「議會迷」。 [107]「議會團」原文「comédie du Parlement」（直譯為「議會劇團」），是對「議會」的諷刺性說法。——譯註 [108]「宗教部長」原文為「Ministre des Cultes」（「宗教部長」或「宗教大臣」），1905年之後，法國實行「政教分離」政策，此後政府部門不再設這種「部長」，宗教事務由內政部長負責。——譯註 [109]「位高權重」原文為「«hauteur»」，這個詞既可以指「個子高」，也可以指「地位高」，阿爾都塞在這裡加上雙引號，是為了玩了一個文字遊戲，指戴高樂既「個子高」又「位高權重」。——譯註 [110]弗朗索瓦·馬蒂（François Marty，1904—1994），法國天主教教徒，1968年3月成為巴黎大主教。1970年戴高樂去世後，他在巴黎聖母院為死者舉行彌撒。——譯註 [111]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1908—1988），法國政治家，第五共和國出名的戴高樂派，曾於1952年和1955年兩度出任法國政府總理，1968年五月運動後，被戴高樂任命為教育部長。——譯註 [112]讓·多麥頌（Jean d'Ormesson，1925—2017），法國著名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畢業於高等師範學校，曾於1950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與人文國際理事會秘書長，1964年被任命執掌法國國家廣播電視台。——譯註 [113]參見第260頁譯註。——譯註 [114]這裡的「機器」原文為「machine」。關於「appareil」與「machine」的區別，詳見第165頁譯註。——譯註。 [115]根據上下文，這裡的「國家機器」之前省略了「鎮壓性」一詞。——譯註 [116]「使……運轉起來」原文為「«faire marcher»」，這個詞也有「讓……上當」的意思。——譯註 [117]公元496年，法蘭克國王克洛維（Clovis，約466—511）由聖雷米施洗加入羅馬天主教，法蘭克由此成為西歐第一個皈依羅馬教會的王國，所以被稱為「羅馬教會的長女」。人們因此有時用「教會的長女」（Fils aînéde l'Église）來指代法國。——譯註 [118]「自由一般」（la Libertéen général）這個提法是阿爾都塞仿照馬克思的「生產一般」而提出來的，本文中還有「意識形態一般」「哲學一般」等提法，也是如此。——譯註 [119]參見第242-243頁相關論述。——譯註 [120]［這個計劃好的附屬部分沒有出現在手稿當中。］ [121]「人文主義」原文為「Humanisme」，在不同的語境中，也譯為「人道主義」（如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解釋」，以及阿爾都塞提出的「理論的反人道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