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 第七章 關於法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簡要說明[1]

Brèves remarques sur les AIE politique et syndical de la formation sociale capitaliste française 一 確實有必要作幾點說明，以便人們能理解我們的概念，並領會它們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用途。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先要避免一切誤解。 事實上，一上來就會有兩種誤解：一種誤解涉及AIE概念向政治「生活」和「工會生活」的擴展；此外，正如通過這些說明我們將發現，另一種誤解涉及對AIE概念的整個使用。因此，關鍵的是要從一開始就消除這兩種誤解。 我要直奔那種難免會在表面上給所有讀者造成「困難」的事實：我把無產階級的政治的階級鬥爭組織（黨）和經濟的階級鬥爭組織（工會）列入了資產階級國家的AIE名下。 要消除這種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困難」，就必須明確指出以下兩點： 1. 自從1920年以來，有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或工會確確實實出現在法國社會形態的AIE當中[2]：雖然有些年（在貝當治下）被禁止，並換來了持續的鎮壓措施（從1921年到1939年，三番五次對共產黨領導人進行監禁和判刑：比如里夫戰爭，以及後來的1929年[3]）。但它們現在是公開的，得到了承認，並享有各種相應的公開的「權利」。 它們是相應的法國AIE的一些「部件」。 然而，它們的意識形態，就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來說，不能被當作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實現」——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是在那些它們是其構成「部件」的AIE中實現的。這兩種意識形態在原則上是根本對抗的。 由此產生了這樣的悖論：AIE某一系統的一個「部件」，既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實現，怎麼會出現在資產階級的AIE系統中呢？ 道理很簡單，它與相應的AIE系統的「邏輯」無關，而是由於漫長的階級鬥爭的結果：這場鬥爭迫使從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黨和工會得到合法承認，並將它們銘刻進了上述AIE當中。 恰恰是作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這些組織才通過它們在法國社會形態歷史中的鬥爭，爭取到了這種承認並將其銘刻在上述AIE當中：因而它們得到承認，是由於力量。正是通過階級鬥爭，它們才能夠在上述AIE內部保留它們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 因此，在上述AIE中，無產階級的黨和工會占據了一個位置：它們因此合法地成為那些AIE的一部分，它們合法地應該享有由對它們的承認和它們在那些AIE中的銘刻為它們帶來的權利。事實上，在那些AIE中，人們總是用例外的措施來對待它們：在議會中「不考慮共產黨人的聲音」，宣稱共產黨是外國黨或「分離主義者」，把它限制在政治上的「階級隔離區」，限制在這架機器內部。對付無產階級工會也是同樣的戰術：除非別無選擇，人們拒絕把給予了別的機構的那些好處給它，人們只和別的機構「協商」。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這裡存在一個原則上對抗性的、難以消化的矛盾。它之所以「避不開」[4]這個矛盾，是因為它別無選擇：這是階級鬥爭發展的後果。 一個系統的「部件」之一，儘管出現在這個系統中，但並不會從根本上損害這個系統的性質，這樣說在形式上沒有矛盾。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沒有「贏得」政治的和工會的AIE系統，相反，那裡總是由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統治著。在某些情況下，這給資產階級政治的和工會的AIE的「運行」造成了一些「困難」，也是很顯然的。但資產階級擁有一整套經過考驗的技術來面對這個危險。我們將看到它們都是些什麼技術。 2. 作為在上述AIE外部進行的階級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的黨和工會在那些AIE的限度內，並且顯然是在那些AIE的合法形式下，展開自己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組織在資產階級AIE內部進行階級鬥爭的微妙實踐，顯然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我們可以把這些風險概括為一種風險，即落入階級合作的風險：對黨來說，就是「議會迷」[5]；對工會來說，就是「經濟主義」。它們是改良主義的兩種形式。 我們以後會談到它們。 無論如何，把無產階級的黨和工會強加給相應AIE的階級鬥爭，遠遠超出在那些AIE中能夠展開的非常有限的階級鬥爭。出現在上述AIE當中的無產階級的各種組織，誕生於AIE外部的階級鬥爭，並得到這種階級鬥爭的支持，它們的任務是以一切合法手段來幫助和支持這種階級鬥爭。一旦這些組織把外部的階級鬥爭（它只能以非常有限的形式，反映到在AIE內部展開的階級鬥爭中）化約為AIE內部的那種階級鬥爭，它們就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各社會民主工人黨是資產階級AIE「部件」的完美典範，它們聽任自己由在AIE中實現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由那些AIE的「政治的和工會的遊戲」「規則」「消化」掉。它們的意識形態只是針對工人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副產品，即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意識形態。它們以發發脾氣或噘噘嘴巴換來的政治，是一種階級合作的政治。 如此一來，我們就理解了列寧那些反對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會）改良主義意識形態和階級合作政治的斷然警告。作為AIE的「部件」，它們完全聽任自己在AIE中被融合、被消化。當它們的「領導人」掌握「政權」，即成為政府首腦（不要把推翻政府和掌握國家政權混為一談）時，就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忠誠的管理人」（借用萊昂·布魯姆[6]的漂亮說法），他們沒有了絲毫真正「推翻」它的欲望——這一點即便沒有在他們的聲明中，至少也在他們的行為中表現了出來。我非常清楚，在某些形勢下，他們有時候會被「卷」得更遠，超出他們的意願，而這確實不是他們的錯…… 社會民主組織「有充分的權利」出現在資產階級AIE中，這並非偶然。從資產階級觀點看，它們在AIE中完全有自己的位置，而且沒有被AIE禁錮在任何政治的和工會的「隔離區」。更確切地說：它們是相應AIE的必要「部件」，資產階級巧妙地玩弄這些AIE，以「對抗」[7]那個非常龐大的「部件」，即無產階級的黨或工會。八十年來，整個資產階級的政治史都建立在這一戰術的基礎上：分裂工人的力量，在政治上分裂，在工會中分裂。多虧了這種技巧，資產階級在自己的AIE中事實上「取消」了無產階級組織的存在。 二、一些歷史材料 為了給我剛才非常圖式化地展開的兩點賦予充分的意義，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實材料，以便我們能理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是如何以及為何會出現在資產階級AIE中的。 首先，只要仔細考察在法國（或義大利）社會形態之外的其他社會形態中發生的事情，就足以理解，離開這些國家階級鬥爭的歷史，這種結果就是不可理解的。 先舉兩個通過簡單的對照就能讓人深受啟發的例子。 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無論是歐洲的還是南美洲的（只提這兩種情況），早就創造了效忠於它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是被完全納入法西斯主義國家AIE的部件：在法西斯德國和義大利有「勞工陣線」，正如在庇隆[8]的阿根廷有「國家工會」。庇隆甚至說過這樣的妙語：「資產階級應該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這是讓他們遠離馬克思主義的最好辦法……」今天，佛朗哥的國家工會，也算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如果佛朗哥的政治在那些工會中並非完全順利，那肯定不能歸咎於國家的意識形態，也不能歸咎於負責工人國家工會或大學生國家工會的部長…… 另一個例子：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組織被完全禁止。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尤其是在美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亞、非、拉國家，還沒能迫使人們承認這些組織。 最後一個例子：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比如在那些由「社會主義者」統治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或在英國，工人組織已經被強有力地納入到了資本主義AIE系統中。英國的階級鬥爭，以改良主義路線（工會中的工聯主義路線，工黨中的「工黨主義」[9]路線）的勝利而告終。雖然在底部必然會存在一些「逆流」，但工聯[10]和工黨的方向從根本上來說是攜手並進的，目前也還是這樣。結果是：工聯和工黨被完全納入了英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國家的工會和政治AIE系統中，成了它的部件。 對於美國的工會或德國的工會和社會民主黨，還有必要給出證明嗎？正如在英國、美國和德國那樣，改良主義的政治和工會組織，甚至會同時成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 那麼，在法國，「局勢」怎麼會有所不同呢？ 如果別的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別的條件下，能夠或者率先自己將那些組織「組織」起來，或者禁止它們，或者乾脆消化並收編它們，那麼，法國的資產階級怎麼就不得不甘心去承認它們，而沒有能力去削弱它們呢？原因在於法國的階級鬥爭的歷史。 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由一個它「搞砸了的」重大事件即法國大革命統治著。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這確實是一場「骯髒的」革命。本來，為了讓事情像在英國那樣乾乾淨淨地[11]發生，就應該在領導階級即封建貴族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之間達成一個「君子協定」。不幸的是，由於破產的鄉村小貴族的愚蠢——在18世紀80年代，這些小貴族有一種「壞脾氣」，即當大家（見杜爾哥[12]）正在以溫和的方式（當然，也是出於別的理由）廢除「封建權利」的時候，他們卻不惜一切代價要求自己的「封建權利」——，事情發生了不妙的轉變：人民登上了舞台，而人民來時並非兩手空空。在鄉村，農民揭竿而起，火燒城堡；在城市，尤其是在巴黎，雖然有「8月4日之夜」[13]，雖然有吉倫特的改良主義政治，但在「革命日」，最「難以控制的」平民很快湧向巴黎街頭，指定了自己的革命委員會，並把羅伯斯庇爾和公安委員會推上了權力舞台。反革命戰爭（那些封建的兄弟國家，應國王和王后以及流亡貴族們的干預請求，跑去救助他們）使階級鬥爭變得越發嚴酷越發激進了。有一段時間，革命，以及人民群眾的愛國精神，藉助於資產階級稱之為恐怖的公安措施，在這些資產階級面前展示了與「它的」革命完全不一樣的威脅，即對它來說不祥的前景：由無套褲漢[14]和一切生活悲慘的小民組成的「第四等級」，要求建立一個一定會讓商業、工業資本主義感到害怕的平等的社會共和國。透過馬拉和其他鼓動者以及平等宣傳者的小冊子和演說，可以看到，有一些東西，在比如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的「共產主義」這個提法中，在一些雖然還有點粗糙[15]但卻毫不含糊的形式中，得到了表達。 法國資產階級沒有忘記恐怖（公社激起了它同樣的恐怖，它用同樣的白色恐怖來對付這種恐怖）。法國資產階級必須採取一些緊急措施，讓人民群眾回到他們自己的位置上去[16]：不是掌握政權，而是回去工作，回到它的剝削和統治之下。幾個階段：熱月政變，執政府時期，然後是波拿巴和拿破崙。 面對由1789年「不幸的革命」在法國激起的階級鬥爭風格，典型的法國式解決辦法是波拿巴主義。這是資產階級的解決辦法，為的是使人民群眾回到［他們自己的位置上去］。統治階級之間的衝突不但沒有妨礙這個辦法的實行，更糟的是，那些衝突的存在，要求在公開的階級鬥爭舞台上進行直接的軍事干預。每當統治階級之間發生分裂，人民群眾的參與威脅到資產階級的統治之時，資產階級就會把政權交給一個湊巧是「波拿巴主義者」的人，這並不是什麼偶然：這種情況出現在1789年革命之後——為的是讓人民回到他們的位置上，為的是裝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法（《民法典》）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大學以及商會……法蘭西劇院，更不必說政教協議了）；出現在對1848年6月無產階級出現在街壘上的情形極度惶恐之後；也出現在造成了法國資產階級分裂的雙重危機（1940年的失敗，以及隨後的阿爾及利亞暴動[17]）之後。拿破崙一世、拿破崙三世、戴高樂，都是法國資產階級因自己的階級鬥爭的歷史，曾經必須付出且現在仍然要付出的「代價」。為了使自己的目標獲勝，法國資產階級不得不在階級鬥爭中聽任小民和無產階級湧現在自己的街頭。資產階級不但為自己獨占的利益而改變了人民鬥爭的結果（1789年，1830年，1848年），它還讓人民群眾為「協助」它自己的階級鬥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流血（白色恐怖，1848年大屠殺）、逮捕，［1851年］12月2日對群眾的判決和流放。波拿巴主義和野蠻的鎮壓是「它的」解決辦法。 對法國資產階級來說，不幸的是，先是小民，然後很快是無產階級，投入了革命日的鬥爭，他們學會了建造街壘的藝術，並依靠它與軍隊作戰；不幸的是，在某種程度上，資產階級被迫用自己的歷史教育了人民群眾和無產階級。後者由此隱約感覺到，有一天也完全可以拿起武器「為自己」而戰鬥，因為根據一個著名的提法：「無產階級的解放將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18]。 這句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進了歷史。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864年，共產國際成立。法國無產階級沒有錯過這堂課。隨之而來的是巴黎公社。 對資產階級自己來說，「波拿巴主義」解決辦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不穩定。它的結局總是不妙。不同的原因：「個人權力」的專橫最終變得讓人不舒服（這個湊巧上台的人還真把自己當作「法蘭西」了），並且這種專橫只有通過軍事討伐才能維持長久（拿破崙一世、拿破崙三世），而這種遭到被占地人民抵抗的軍事討伐，由於純粹「冒險的」軍事活動（西班牙、墨西哥等等），終於也變得不妙了，最後在色當對抗普魯士時變得非常不妙。 這時突然發生了史無前例的事件：巴黎公社成立了。它給人類歷史，社會主義歷史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記。當梯也爾先生的上層資產階級在凡爾賽與普魯士占領者媾和之時，巴黎無產階級卻領導了愛國抵抗運動，歷史上第一次把保衛國家[19]的事業從資產階級手裡奪了過來。而由於階級的原因，這種爆發通向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在這次不可思議、聞所未聞、絕望然而又天才的嘗試中，工人和人民群眾首創了理論只能預感到的東西，即國家及其機器的消亡……這次嘗試引起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注意，並且在世界的另一邊，仍然被中國所援引。我們都知道得到普魯士占領者支持的法國資產階級是如何讓「人民」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的：在讓他們回到自己在生產、剝削中的工作崗位之前，在那個重大的日子，成千上萬男女被屠殺在社員牆下。 我化繁為簡，為的是要說，所有這些階級鬥爭——對無產階級和法國人民來說，而不是對資產階級來說，它們是「典型」（恩格斯語[20]）——的教訓就是這樣的，以至於資產階級不得不承認它們：因為儘管遭遇了巨大困難，付出了無數犧牲，這些鬥爭最終［迫使人們承認］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即政治和工會組織。法國資產階級由於受制於自己過去的口號——不僅有它18世紀意識形態家和作家們的鬥爭口號，還有它的「民主」傳統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由於受制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受到了工人群眾的協助，無論是在1830年、在1848年1月，還是在反對貴族的階級鬥爭的最後爆發中（比如在19世紀末反教會的鬥爭中），它都沒有唾棄這些協助；總之，由於先後被人民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力量壓得喘不過氣來，資產階級決定在自己的AIE中承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即政治和工會組織。資產階級這樣做，是希望在AIE中戰勝它們，克服它們，如有必要的話，使它們墮落，或通過一些社會民主組織的反對而抵消它們的力量：這是肯定的。理性也好，狡計也罷；無能好也，靈活也罷；事實就擺在這裡。 在別的國家，事情可能不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這最終取決於一場歷史性的階級鬥爭中的力量對比。無論如何，我剛才所說的與法國有關的這些事情，證明了階級鬥爭的真實性質所在。它只能作為後果，通過在上述AIE中占支配地位的法所規定的那些形式，作為另一場完全不同的階級鬥爭的接續（relais）而展現出來。那另一場完全不同的階級鬥爭，遠遠超出一切合法形式，但最終也能表現在那些合法形式中。 * * * [1]法語中的「syndicat」（形容詞為「syndical」），比英語中的「trade union」所指要更廣泛，即不僅僅指作為工人組織的「工會」，還指所有因共同利益而聯合起來的同行組織，所以後文中會有「教師工會」「公務員工會」「警察工會」等說法，這些地方本可以譯為「……聯合會」或「……協會」，但為了保持譯名的一致，我們把文中的「syndicat」「syndical」都統一譯為「工會」和「工會的」。——譯註 [2]法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譯註 [3]里夫戰爭（guerre du Rif）:1921年至1926年摩洛哥里夫地區人民反抗西班牙和法國殖民統治的戰爭。1929年，法國當局大量逮捕共產黨領導人，並一度沒收了法共機關報《人道報》。——譯註 [4]原文為「a dûen «passer par là»」，意思是「不可避免」，直譯為「必須『從這裡經過』」。——譯註 [5]「le crétinisme parlementaire」通譯為「議會迷」，其中「crétinisme」原意為「呆小病」，引申義為「痴呆」，所以也可譯為「議會呆子」。——譯註 [6]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國政治家和作家，社會黨人的領袖。1936—1937年當上人民陣線聯合政府的首腦，成為法國第一位社會黨籍總理。——譯註 [7]「對抗」原文為「«faire pièce»à」（其中「pièce」與上下文中的「部件」是同一個詞），意為「反對某人或某事，對某人或某事搗亂；對抗……」——譯註 [8]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1895—1974），阿根廷軍人，1943年軍事政變中脫穎而出，於1946—1955年和1973—1974年兩度擔任阿根廷總統。——譯註 [9]「工黨」原文為英文「Labour-Party」，「工黨主義（的）」原文為「travailliste」。——譯註 [10]這裡的「工聯」原文為英文「Trade-Unions」，特指英國的「工會」，上文中的「工聯主義」（trade-unioniste）一詞即由此變化而來。——譯註 [11]「乾乾淨淨地」原文為「proprement」，也有「正確地」「恰當地」等義。——譯註 [12]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著有《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1766）。杜爾哥主張廢除封建貴族的免稅特權，實現國民平等納稅，被馬克思稱為「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大臣」。——譯註 [13]1789年8月4日晚，制憲會議為放棄封建權利討論了一個通宵，史稱「8月4日之夜」。根據夜間提出的各項動議，制憲會議陸續通過了一系列廢除封建權利的法令，總稱《八月法令》。——譯註 [14]「無套褲漢」原文為「sans-culottes」，指不穿長及膝蓋緊身「套褲」的平民，曾因誤解而被譯為「短褲黨」。——譯註 [15]「粗糙」的原文為「frustres」（剝奪），應為「fruste」（粗糙的）之誤。——譯註 [16]「讓人民群眾回到他們自己的位置上去」原文為「remettre les masses populaires à leur place」，意譯即為「使人民群眾安分守己」。——譯註 [17]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軍發動軍事政變，最終導致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結束，戴高樂上台。——譯註 [18]這句話原文為「la libération des prolétaires sera l'œuvre des prolétaires eux-mêmes」，暫未找到與它完全對應的句子，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在不同場合都說過同樣意思的話。相近的提法較早出現在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共同章程和組織條例》中，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5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又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9-190頁：「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槓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新的黨報將採取適合於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如果它將是資產階級的報紙，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報紙，那麼很遺憾，我們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並結束我們一向在國外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也可參見恩格斯1890年給德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共產黨宣言》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0頁：「在1847年，社會主義是意味著資產階級的運動，共產主義則意味著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當時已經十分堅決地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一刻也不懷疑究竟應該在這兩個名稱中間選定哪一個名稱。而且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另參見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0頁：「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不言而喻，工人階級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業委託給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敵人和剝削者，也不可能委託給小資產者和小農，小資產者和小農自己被大剝削者的競爭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剝削者一邊或站到工人一邊以外，別無其他選擇。」（粗體均為譯者所加）--譯註 [19]這裡「國家」原文為「Nation」，首字母小寫即為「民族」，但「Nation」作為「國家」與「État」（國家）不同，前者強調的是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民族」（nation）意義上的「國家」，後者強調的是「政權」意義上的「國家」。——譯註 [20]參見恩格斯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所寫的「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頁：「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正在上升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注意，這裡「典型（的）」原文為「exemplaire」，也譯為「榜樣的」。關於這些階級鬥爭的典型性問題的進一步論述，參見第247頁正文。——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