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算盤 · 第八章：實業與士道

士道即實業之道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這句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解讀武士道的精髓——正義、廉直、俠義的。孔子曾經說過一句話：「賢者居於貧賤而不易其道」。就好比是武士英勇地奔赴戰場，勇往直前那樣。也可以理解為，泰然處之地去做人，就算是面對富貴也一樣，這是最初的武士道精神所囊括的內容。雖然世人也難免會追求富貴，聖人也不免會這樣，但他們更看重的是道義和氣節。對他們來說，他們更看重道義與氣節，生活的優越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過去的那種舊的工商業者卻把它本末倒置，一味地追求高水平地生活，把道義和氣節棄之於地，這樣做真的是太過分了。 在我看來，武士道精神不僅應該在學者或武士這些群體中流行，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工商業者也必須具備這樣的精神，這是當今的立身之道！西方的工商業內的人，都相互之間有一種潛規則：就算是讓自己蒙受巨大的損失也不能失去信譽。遵守這種規則的前提是，圈子內的所有人都有著牢固的道德觀念。但是在我們日本，卻還存在著種種舊時的陋習。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不惜失去整個國家商人們的信譽。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痛心的現象。 一般而論，有些人迷失了為人處世的本旨，或以非法手段滿足私利私慾，或諂媚權勢以求得富貴的，凡此種種都是違背人類行為準則的。這樣得來的富貴與權勢是不可能長久的，所以我們應該抱著這樣一種心態面對生活：不論在哪個職位上工作，也不管職位的高低，只要勤勤懇懇地努力去做好它，堅持自己的原則。這樣的生活才算有價值，現在的日本實業界就是缺乏這樣一種武士道精神。如果業界內的朋友們能以此之道作為今後的行為準則，那麼，不久的將來，日本的商業就會像在戰爭中一樣，在世界上占據主導地位。 貪慾膨脹的後果 歐洲事變的走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認為，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斷不會出現如此暴戾之人的。原來這只是我的個人臆想罷了。 正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現在已經上演了這一幕。所以現在最令我擔憂的是，後人會不會繼續重蹈覆轍呢？如果真的出現了，那就只能怪我智力有限了。難道這僅僅是由於人類的貪慾過於膨脹所造成的嗎？ 對於這件事的後續發展會怎樣並不是我能說得清楚的。雖然我不能預測，但是猜測還是可以的。這場戰爭會使各大國元氣大傷，最終以休戰為結局？還是人們越戰越勇，最後拼得魚死網破？這終究還是無從得知。另外，有歷史學家斷言：百年之後，世界版圖顏色區域會有巨大的改變。對於這點，我覺得我們工商業的人士更應該看到的是，工商業勢力範圍的改變。未來的工商業將會朝什麼方向發展，我們又應該如何去面對這個形勢。下面就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了。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為了追求本國工商業的發展，或多或少都會向國外發展自己的勢力，為自己的產品打開銷路。人口增長了，不僅要想擴張領土，還要以各種策略以謀求增強自己的勢力，這也是為什麼歐洲列強雄霸五大洲的原因。他們占據了優越的地理位置，同時，也是基於這一點德國皇帝一手策劃了圖謀。看來皇帝對國力的生產發展和海外殖民是很在意的，如果有人稍微留意到這一點，就會發現這位皇帝對這方面的事情有多在意。就像在日俄戰爭後的事件一樣，英法一看到日本的雜貨在各地廣受歡迎，於是就立刻爭相模仿。總的來說，商業其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常常與政治、軍備是有聯繫的，國家銀行也應該儘可能地為其提供方便。由此可見，他們是如何上下齊心一致致力於國家富強的。此外，在學問上，如化學、發明、技術、精工等方面，無所不包。雖說這種擴張的本意是貪婪的，但是他們舉國上下齊心協力共謀富強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再來看看我們國家工商業發展的情況，大多數是分散的、混亂的，沒有一個有系統有秩序的市場。尤其是受戰亂的影響，生絲的價格下落，棉紗、棉布的銷路不暢。所有的交易萎靡不振，一片蕭條。有價證券價格直線下跌，各種準備著手的新事業無從下手。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些困難只是暫時的，即便是這樣也夠令人難以忍受了。當前最重要的是從業者們能鼓起勇氣，重新振作起來。我認為，我們應該抓住機遇，在不景氣的戰爭時期克服怯懦的心理，找到目標，不停向前，在戰爭期間，進行充分的研究，以便日後能逐漸達到實際的效果。大家尤其要注意的一點是，一定要搞好與中國工商業的關係，雖然我們和歐美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一些，但是因為中日兩國人地理位置的關係，人情風俗上的相似都決定了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可事實上，和其他的西方列強相比，我們日本卻顯得太遜色了。所以我們必須以中國地區為重點，大力開發中國的資源，促進產業的發展，以擴大銷路，不斷地增加通商上的利益。可是我最近從我國公民在中國經營的工商業情況來看，他們往往是分散的、個別的，相互之間沒有絲毫聯繫。這種情況讓我想到了德國的經濟體制，他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機構是統一的，相互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我們是否應該從中借鑑呢？我們國家無論是在過去的歷史中，還是人種上都占有絕對的優勢。因此我們更不能落後於別的國家，一定要下定不甘落後的決心。尤其是當代的年輕人們，更要承擔起這份民族使命。 應以相愛忠恕之道交往 中日兩國自古以來就有非常深的淵源。無論是從地理位置上、古代歷史上、人民風俗上或是思想信仰上都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兩國之間也互相有著特殊的感情。談到通商合作更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可是要如何合作呢，如何合作才能收到實效呢？也不是什麼特別難的事情，無外乎就是互相理解，知道雙方的需求，也就是《論語》里說的以相愛忠恕之道來交往。 我一向主張的是，在商業上各取所需。而通商更要本著商業道德進行，這樣才能達到目的。所以我在處理我國和中國之間商業互利往來的時候，一直都是本著忠恕觀念進行的。也就是要對我國有利，同時也要對中國有利，而要做好這件事也並非難事。 可以這樣說，打開中國的市場等於進入了一個天然的資源寶庫，既能為國家增加收入，又能在兩國之間建立良好的商業關係。所以，我提倡的是在經營方面，能由兩國共同出資合辦最好。不單是在商業來往上合作，在其他領域也可以多採用這種中日合作互利的模式。這樣一來，中日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就會愈加緊密，進而實現兩國間真正的互利合作。與我有關的中日實業公司，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發起並成立的，它的成功之道也基於這一偉大構想。 熟悉史實的人都知道，中國自夏、商以來，到後世的殷周時代都是為人所景仰的，那個時候，華夏文明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關於科學知識，我們可以通過當時的一些天文記事了解到，雖然這些文化到現在並沒有被人們所認同。但是把這些拿來和今天的比，真有今不如昔的感覺。在那之後的西漢、東漢、六朝、唐、五代以至到宋、元、明、清，各朝都有二十一史的記載。歷朝歷代都有傑出偉大的人物湧現，例如北抗匈奴修築長城的秦始皇，開通京杭大運河的隋煬帝。我們先不說這些浩大工程的目的何在，但看這些在千秋萬代之後對人們所作出的貢獻，這也是當今無法比擬的。我的商業構想正是基於這些偉大燦爛的文化。 抱著這些美好的想像，大正三年的春天（1914年），我正式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到處考察民情。但是實際看到的卻令我非常失望，精緻巧妙的繪畫裡的美人、巧奪天工的景物都讓我深深地感到：期望太過高，失望的感覺也就更加強烈。更令我感到尷尬的是，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竟然在儒教的發源地——中國到處講述《論語》，甚至都讓我覺得有種班門弄斧的嫌疑。 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中國的兩極分化現象。這裡有上流社會群體，底層生活的人民，卻很少見到人格卓越的中流社會人士。這個國家的人利己主義和個人意識太過強烈，他們沒有集體觀念，甚至家國意識也非常淡薄。不得不說，這是中國現今最大的弊病之一。 「命長福多」 隨著人類文明的日漸進步，今天的人類依靠智慧已經擁有了足以與大自然抗衡的力量。在海上，陸地上，已經開闢了種種便利的交通，各地間的距離也縮短了，這實在是一個足以令我們自豪的成就。在中國的古代有天圓地方的說法，不僅把我們居住的大地想成是方形的，而且在本國之外，幾乎不承認有他國的存在，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國也受到了這種褊狹見解的影響，所有的認知只存在於本國以外的中國、印度等。那時候還沒有世界格局的概念，更別說四大洲五大洋之類的了。想起小時候的童話：大鵬振翅而飛，長度三千里……也許是受這些的影響，我們才不曾看到世界的邊涯。 既然世界這樣的廣大無邊，那麼要用我們人類的智慧是不容易窮其究竟的。然而世界的距離因為文明的發展而日趨縮小，在最近的半個世紀中這種進步讓人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1867年拿破崙三世還在位的時候，曾舉辦過萬國博覽會，德川幕府派了將軍的弟弟德川民部大輔親自前往參加，當時同行的還有我。我們一行從橫濱乘法國郵輪，經過印度洋和紅海，到了蘇伊士海峽，路過蘇伊士海峽的時候，那裡正在進行一場浩大工程。是法國人雷賽布經營的開鑿大工程，因為還沒有竣工，所以我們不得不棄船登陸。後來我們乘鐵路橫穿埃及，經過開羅，接著抵達亞歷山大，然後再乘船在地中海航行，從橫濱出發經過55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法國的馬賽。 參加完了萬國博覽會之後，第二年冬季我們又啟程回國，又途經蘇伊士海峽，那邊的工程還是沒有竣工。直到1869年，這條運河才最終通航。由此，在歐亞海上交通上開闢了一個全新局面，兩者之間的貿易，航海，軍事和外交等方面，也隨而迎來了新一輪的一大變革。 在這之後，各國的艦船越造越大，同時也在加快速度。大西洋就不用說了，太平洋上各國的距離在這之後也終於縮短了。而這個時候，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也竣工了，終於歐亞的交通、東西的海上聯絡上又開闢了一個新紀元，跨時代的偉大變革終於讓天涯若比鄰的夢想成為現實了。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美洲大陸的腹地有一條像帶子一樣的海峽，因為它的存在使得大西洋、太平洋始終不能相連。為了去掉這個障礙，雷賽布飽嘗辛酸，不料最後還是沒能成功。正當大家以為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的時候，在我國東鄰的友邦展現出了他們雄偉的力量，一舉完成了在巴拿馬地區開鑿的大工程，使得南北之水得以相通交融，東西兩半球的海域完全成了比鄰的相連。 中國素來有句諺語說「命長恥多」，現在我對這句話有了越來越多的感慨。 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格局的偉大變革讓我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再來看看當今的太平盛世，我認為這句話應該改成命長福多。 支持國貨 現在國內存在一種現象。國民偏愛舶來品，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要是海外進口的都是好東西。這種觀念已經在全國上下開始流行了，對這種現象我感到非常惋惜。由於日本文明最近的發展，非常多的元素是從歐美諸國移植過來的，所以大多數人已經完全接受了歐化主義的流行，雖說這是件好事，但也有著非常多的弊端。維新運動以來的半個世紀，日本不但成了東方新崛起的盟主、世界的一等大國，然而醉心歐美的夢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輕蔑本國的短見還準備延續到哪個時候？這種現象實在是令人心寒。如果一種世界聞名的名酒不去嘗一口，就會被周圍的人認為是鄉巴佬，土包子；貼上了外國的「商標」，一塊肥皂再貴也會讓人搶購一空。如果再這樣下去，大國尊嚴怎麼維護？民族自豪感丟到哪裡去了？日本國民們一定要好好反省一下。如果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那麼從現在起，大家就要拋棄以前的觀念，努力鑄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民族品牌。 這和我前面所說的鼓勵與外商合作並不矛盾，也絕沒有鼓吹抵制別國商品的意思。我在這裡只是想強調，國人應該大力支持國貨的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掌握主導權。 前幾年，天皇頒布了戊申詔書，當時有很多人認為只是不合理的極端主義思想。更有人對這個法令完全否認。他們把這種獎勵國產的宣傳視為極端的消極主義，排外主義，不僅讓發起人感到很為難，並且極有可能進一步招致國家大受損失。有無相通是數千年前就已被公認的經濟上的原則，違背這一大原則，當然不能指望經濟方面有所發展。舉個例子來說，佐渡出金，越後產米。也就是每個地區都有它不同的特產，台灣出砂糖，日本關東產絲。我們再來看看國際上的各地知名產品，比如美國的小麥，印度的棉花等，由於各地地理環境不盡相同，所以也就有各自不同的特產。我們可以食用他們的麥粉，購買他們的棉花，同時，我們又把生絲和棉紗賣給他們。不過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一定要買適合我們國家的東西才行，那些用不上的就沒必要去買了。 其次，我們有必要設置獎勵會。獎勵不能只是走形式的口號，一定要落實，否則就沒有什麼效果了。現在我們應該努力著手於實際的事業獎勵，雖然現在只是發行了會報，除了這個還沒有什麼具體的獎勵。 我們正在著手於根據這個規則來實施民族企業的調查研究、辦產品聽證會、演講宣傳會等。這件事可以說是千秋大業，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為它出力。 我打算向有關當局提出建議，把這件事納入國家鼓勵工商業的政策里。獎勵制度是一定會落實的，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也是會發生逆效果的。甚至有可能會把保護變成了干預、束縛。我呼籲，大家在對待這個事情上一定要拋棄個人私情私利，要為國家和民族振興大業著想。不要拋棄誠實和信譽。我也知道，還是會有一些人利用日貨風靡的形勢，趁機粗製濫造的產品傾銷，牟取暴利。要知道，這樣只會讓國民對我們失望，嚴重阻礙本國的經濟發展。 提高效率的方法 一提到效率的問題，我就會感到非常慚愧，可能大家也常常有這樣感覺。一件事要是處理不當的話，不但浪費了時間還達不到預期效果，這就是一種浪費。我們在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通常會有這樣的感覺。我這裡說的不僅限於職工，還包括處理普通事務的人，如果能充分利用時間的話，在有限的時間裡能做出高於預期效果的成績，並且省時省力，那就是一種效率高的體現了，只是很多人不得此法。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都是按鐘錶來計算的，當然在有效率的人看來，卻並非如此。我們只要在一件事情上用對人，同時進行合理的調配，那麼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曾經在美國費城，受到了沃納梅克的接待，通過他對時間的安排使用，著實讓我學到了不少。我想，如果我能像他那樣合理安排時間的話，就能在很少的時間內做很多的事，當天的工作當天能做完。一個叫泰勒的人，曾經詳細地提到如何提高效率的問題。並且池田藤四郎也在一本雜誌上講過如何提高效率。一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會和我談一些有關工廠工人的事，但是卻不是這樣的，我們只是在一起待了一整天。從泰勒接待我的情形看，我也沒發現什麼很特別的。他對我的安排是，乘匹茲堡五點四十分的火車到達費城，一到就乘汽車，六點之前到他的商店，先不要到旅館，而要直接去他的商店。我就按他的安排，火車一到贊城，就沒有先找旅館，而是立即乘汽車前往，六點兩分或三分到達，他已在店中等我，馬上陪我參觀，先大略看了看商店的情況，那真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商店，入口處樹立著很大的兩國國旗，裝飾有漂亮的彩燈。而且，這一天大部分的顧客還沒有離開，都在那裡等著，真像是偶然碰上了什麼大劇院散戲的場面，聚集了一大堆人。我就在主人的陪同下一面走一面先看了看下面的陳列場，然後乘電梯上二樓，首先看到的是廚房，都打掃得十分整潔、乾淨，這是為貴客做菜的地方，挨著是為普通客人做菜的地方。還參觀了一下廚師的情況，緊接著的一個房間，說是秘密室，是店內進行秘密商議的地方，但其大小差不多能召開四五千人會議那麼大。緊接著去的是進行教育的場所，這裡主要為商店裡的人提供當前最需要的教育。我們參觀這些地方的時間大約是一小時。等到參現結束的時候，是七點左右。我回旅館之後得到口信，他明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會來拜會我。第二天他果真如約而至，他還問我吃早飯了沒有，我說吃過了。接著我們又談了很多，從他創辦星期日學校開始，漸漸談到了我的出身等問題，話越來越多，氣氛也慢慢地變得融洽起來。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愉快，比預想的時間要長一個多小時。聊完之後他站起來說：「快到午飯時間了，我先回去了，下午兩點鐘我再過來。在我來之前，您最好先準備一下。」果然，剛到下午兩點，他就到了，他說這次陪我去參觀星期日學校的禮堂。至於這個禮堂是不是他出資修建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這確實是一個很壯觀的禮堂，能容納接近兩千人。而且那裡已有很多的會員。他跟我開玩笑說：「一般情況下，這裡都是這樣的，並不是因為您要來，特意召集的。」然後牧師講完了聖書，接著就是集體唱讚美歌。在這些結束之後，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接著我談了一些對星期日學校的感想。後來他鄭重地邀請我加入基督教，放棄儒教。這就使我有些為難了，一時間讓我不知所措。 等到這邊的事情結束後，我又立刻去了旁邊的一家婦女聖書研究會。這個會所離這有一二里路遠，很多人在那裡研究聖書。他向工人們介紹說：「這位老人是從東方來的，千萬不要失禮了。」接著四百多個人上來和我一一握手。對方都是勞動者，握手的時候都很用力，沒一會兒我的手握得有些疼了。大約到了五點半左右，因為他跟別人約定六點到鄉下去，所以我們一起回到旅館前面才告別。那時，他說，以後還會有機會再見面的，祝旅途平安。他問我幾號到紐約，我說30號到，滯留到下個月的4號，他說：「啊，這樣的話，我2號的時候有事去紐約，到時再見一面吧。」他還說了幾點到，我必須回到這裡。我說，既然這樣，就約定兩點到三點之間，我去你在紐約的商店吧，2號的兩點半快到三點的時候，我想糟了，可能有些晚了，就要耽誤，所以趕緊前去。一到了那裡他說：「您能來實在是太好了，這下子，實在是太令我高興了」。我說，「我也很高興。」他說，本來想宴請您的，可現在不行了，只好送幾本書給您。」他送給我的是《林肯傳記》、《格蘭特傳記》以及其他的書，他還簡單地談了一下兩人的崇高人格，還說要去是歡迎格蘭特將軍的委員長，後來我們就分別了。他安排得如此緊湊、巧妙，沒有絲毫浪費，話也講得很得體，我實在敬佩。如果都能像這樣合理安排時間，那麼，一般的事都能很快很好地去完成，不浪費別人的時間，也不浪費他人的時間。 究其根由 很多人經常會指責明治維新的改革，說在改革之後道德不僅沒有進步，還衰退了不少。我由此產生了一個疑問，那是什麼使道德衰退了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喜歡追究原因的人。為此，如果把以往的工商業者和現今的工商業者相比，誰的道德觀念更強，誰更重視信譽呢？我敢斷言，今日的工商業者遠遠比以往的工商業者在處理事務上的能力要強很多，但是，今日道德的進步卻沒有和其他事物達到共同進步的程度，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所以，我沒有必要駁斥世人的說法。只是，我們處在這個世界上，要探索這種輿論產生的原因，使道德能儘快發展，達到與物質文明並駕齊驅的程度。這樣，在上述的那種方法下講求道德就成了先決問題，但是，這並不需要特別的工夫和方法，只要在日常經營中稍加注意就足夠了，所以道德並不是那麼高不可攀的東西。 維新以來，物質文明得到了快速發展，可是道德的進步卻沒有與之相適應。因此，一般人對這種不相稱的情況都很在意。認為是商業使道德退步了，從這一見解出發，他們認為眼下的急務無疑是加強仁義道德的修養，使之發展到同物質的進步不相上下的程度。這種想法雖然不錯，但從另一方面來考察，如果只看到外國的風俗習慣，並把它直接應用到我國，這也難免可悲。國家不同，道義觀念自然也各異，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要仔細地觀察社會組織的特點，體會祖先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培養適合於這社會、國家的道德觀念。舉一個例子來說：「父召諾，君命不待駕而行」這是日本人對於君父的道德觀念，也就是說，父親有所召喚，為人子的就必須立刻應聲而起；如果君王頒下了詔令，作為臣民的我們就應該立刻去做到。這是自古在日本人中自然而然養成的習慣，這個觀念和西方所推崇的個人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西方人注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承諾，以及個人信譽。 日本是個提倡忠君愛國的國家，國民都彼此重視這種觀念，即使在父君面前犧牲也在所不惜。但與此同時，日本人也遭到批評，不遵守個人之間的承諾。可以說是差異使然。因此，不究其所由來的原因，就對我國所有國民一概而論，認定日本人必是商業道德敗壞，毫無誠信可言，這實在是毫無道理可言的。 我雖這樣說，但我並不覺得日本人現在的商業道德已經很高了，對於近來的工商業者來說，有些人的道德觀念確實非常淡薄，但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因為極個別的幾個人，讓民族，讓國家蒙羞，造成如此之大的損失，難道還不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嗎？ 必須摒棄功利主義 素來以日本魂、武士道而自豪的我國的工商業者被說成是缺乏道德觀念，這實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如果探尋其由來，我覺得這是因襲教育的弊病所致。雖然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學者，更沒有深遠地究其根源。但在我看來，就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派的儒教主義，被在維新之前掌握著文教大權的林家一派的學說賦予了濃厚的色彩。他們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去接受道義的約束。林家學派的宗師朱子，只是一個大學者，是口說實踐躬行仁義道德，而並不躬親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學風也產生了說和行的區別，即儒者是講述聖人學說的，而俗人則是應忠實地履行的人，到頭來仁義道德都是統治者們的事，百姓只需要服從就可以了。百姓只要耕種政府所給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撥動算盤珠，就是盡到了責任。這種結果成了習慣，因此就缺乏愛國家，重道德的觀念。 正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數百年所養成的壞風氣，已經薰染成入廁而志其臭的地步。在這環境中，要做一個有道的君子，本來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歐美的新文明，又乘道義觀念缺乏之機輸入，翕然使人們趨向功利主義，更助長了這種壞風氣的發展。 在歐美，倫理學很發達，修養品性的呼聲也很高，不過，他們的出發點是宗教，與我國的國民性有不相同之處，所以其中最受歡迎而形成最大勢力的並不是那種觀念，而是在生產致富方面有立竿見影效果的科學知識，也就是有關功利的學說，富貴可以說是人類的欲望，可是對缺乏道義觀念的人，一開始就教以功利的學說，就是火上澆油，煽動其欲望，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不少人，出身於低級生產者，以驚人的毅力，立身頭家，從而躍上顯赫的地位，這些人果真都是一直立足於仁義道德，循正路、守公德，以俯仰天地毫無愧色至今的嗎？為了使與自己有關的公司、銀行等事業興旺發達，晝夜不斷地盡心盡力，作為實業家而論，的確是卓越的，對其股東來說，也不可謂不忠。但是，如果為公司、銀行盡心盡力的精神，仍停留在為自己牟私利這一觀念上，增加股東的紅利也只是為了充實自己的金庫，那麼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使公司、銀行破產，使股東虧損的。孟子所說的「不奪不厭」就是指此。 另外，像那種為富豪巨商工作的人，如果單從其事跡來看，可以說是忠於職守者。但是，這種忠義的行為，完全是從自己得失的考慮出發的，原因是富了主家自己也會富。雖然說，被人看作掌柜的下手，並不光榮，但如果其實際收入而遠遠優於一般企業家的話，那麼也可以不顧聲名身份而去從事的，這時，他的忠義實際上是在於利益問題這四個字上，毫無疑問，同樣是在道德準則之外的。 但是，世人把這種人物稱為成功者，大加尊重和羨慕，青年後進之輩也把這當作目標，費盡心機，設法達到與之相同的地步。因此，壞風氣盛行，永無止境。這樣來說，好像我們商業者全都是不遵守道德的可恥之徒了。當然不這樣，孟子說「人性，善也」。善惡之心人皆有之，其中也有不少君子深感商業道德的頹廢，而努力去拯救的。不過因為已往數百年的積弊流傳下來，形成了功利學說，再加上壞的智巧，就很難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能輕易地了解其所以。儘管如此，如仍放任自流的話，則等於要使無根之枝上葉繁，使無本的樹上開花那樣，無論是培養國本還是擴張商權，都是無可指望的。商業道德的精髓對國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響，因此，必須闡揚信的威力，使我國所有的商業工作者都把信作為萬事之本，理解一信能敵萬事的力量，以此作為經營界的基本而加以鞏固，這是緊要中的緊要事。 人們對競爭的誤解 我們都知道，競爭向來都是伴隨著其他東西的。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賽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來也有競爭，讀書也有競爭，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這也是競爭。不過，在後面的那些競爭中成為了所謂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情形。激烈程度並不太受人重視，可是，像賽馬、划船比賽，幾乎是拚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財產這點上也是這樣，一旦產生了激烈競爭的念頭，就會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財產。其極端就是把道義觀念忘得一乾二淨，成為所謂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說，貽誤同事，毀壞他人，或者大大腐敗了自己。古語所說的「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針對此而發。據說亞里士多德講過「所有的商業皆罪惡」，但由於當時是人文尚未開化的時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學家講的，也沒有被人們真正理解。孟子說的「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也是相同意義的話。 我認為，造成這種誤解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一般的習慣所造成的結果。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豐臣氏滅亡，德川家康統一了天下，偃武息兵。從此以後，政治方針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國或者西方國家雖有一定的接觸，但日本人當時對耶穌會教徒似乎抱有一種怕他們加害自己的恐懼心理，可能是因為從荷蘭方面有信來說，有人想利用宗教來征服日本國。所以，當時對外面的接觸是完全斷絕的，僅允許在長崎這一局部貿易地區來往。至於對內，則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國者，他們所遵奉的就是孔教。因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這種治國的原則就成了幕府的方針。所以，當武士的必須修習所謂仁義之道。他們是以仁義道德治理人的人，則同生產謀利不發生關係。也就是根據「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而使之見諸於實際。治人者一方是消費者，不從事生產，而從事生產致富的則與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發，一般認為，武士必須保持有不飲盜泉之水的高風，治人者被人所養。所以，食他人之食者為他人而死，樂他人之樂者也憂他人之憂，這就是他們的本分。由於生產謀利被認為是與仁義道德無關係的人所承擔的，所以，結果恰恰就成了與過去「所有的商業皆罪惡」那種相同的狀態。這幾乎成了300年間的風氣。這在開始時用簡單的方法，還可以扭轉，但以後知識逐漸落後，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終武士的精神頹廢了，商人卑屈，社會上虛偽橫行。